丘吉尔说过一句话：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
每一次危机，都隐藏着机会，危机越大，机会也就越大！危机，对于很多人来说，却是脱颖而出的机会。
真正的聪明人，决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危机！

其实，一个人只有在静下来的时候，才能深度思考问题。
决定一个人最终高度的，往往并非起点，而是转折点，机遇都在拐点。大家都知道，跑步的时候只有在弯道才容易赶超别人，弯道就是转折，人生的逆袭都发生在拐点。

我们应该抓住这几个月的时机，深度反省自己的问题，认识自己的不足。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能彻底认识自己，是每个人/企业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爱情##情感##儋州微资讯[超话]#人生在世，会经历很多起起落落的事，很多人就是承受不住生活的重负，变得越来越颓废，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对于生活，你笑它就对你笑，你哭它就对你哭，取决于你的生活态度。

一个人的福气也跟后天的生活态度有很大的关系，老天会眷顾积极努力生活的你。通常情况下，当福报来临前，会有这几个迹象，那就要恭喜你了。

新冠疫情必然会让基于固定薪酬的雇佣制体系彻底崩溃
由政府来拯救中小企业，以应对此轮新冠疫情的冲击，这更多是人为扰乱市场的无知行为，于事无补，凭空添乱
文\丁彦皓-可信财商
一、自救是中小企业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唯一出路
4天前我写过一篇题为《破产是现代人必须面临的人生劫难》的文章，在该文中为了顾及社会情绪，非常含蓄地表达了中小企业受此轮新冠疫情冲击的损失除了靠自身死磕之外，再无任何外力可以依靠。最近媒体对中小企业所受此轮新冠疫情的冲击甚是同情，其实大可不必，企业经营的前提是必然要承受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各类风险的冲击，这是正常的市场出清行为。一家企业的可持续运行更多是要靠自身对风险的免疫力，而非天真的依赖政府的救助，经过危机冲击后活下来的企业才算企业，否则充其量也算个形象工程。
政府对经济因新冠疫情所受损伤的挽救只能在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只能基于宏观行情逆转后间接受益，而非直接干涉小中小企业的运营。中国是具有大政府传统的国家，遇到困难社会的潜意识是找政府，事实政府也能够在关键时期发挥关键性的救助作用，但是，最有效的政府与社会关系也必然是双方的边界异常清晰，如果政府在企业遇到困境时干预过多更多是扰乱市场运行的不公平行为。
一家成熟且可持续的企业必然是经历各种风险冲击与洗礼后涅槃再生的强者。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家企业都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孤立无援且默默无闻的“困难期”，在中国社会也不例外。媒体对中小企业所面临新冠疫情冲击现实的报道具有“个人喜好筛选”与“人为盲目放大”的煽动效果，对部分小概率的个别案例会持续放大，让社会潜意识的认为这是主流，但事实是此轮新冠疫情对固定薪酬的雇佣制体系冲击是致命的，而部分受此轮疫情冲击的中小企业最差的结局也是裁员、降薪与缩减经营规模，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行为实施有效的缓冲，而非政府的救助。
二、固定薪酬雇佣制体系的弊端
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并且持续壮大无非是市场将弱者无情淘汰，强者持续变异，且逐步适应新环境的涅槃结果，而非取决于外部救助。此轮新冠疫情也恰恰是一轮新的洗礼，经过筛选与洗礼之后，让涅槃后的中小企业更能够适应新的生态环境，成为市场博弈中更强的强者。
随着社会变迁的步伐加速，基于固定薪酬的雇佣制体系事实正在走向崩溃。雇佣制是一个古老的商业组织形态，企业主给打工者兜底，定期发放固定的薪酬，打工者向企业主出卖时间，借助企业主的平台创造价值，打工者定期获得固定的薪酬，而企业主获取更大的剩余价值。
但这一商业组织模式有三大缺陷，即
1、企业主根本无实力为打工者的收入稳定兜底，过度兜底只会让企业主个人更易破产，所以，打工者收入的兜底、固定与定期都不存在；
2、打工者对无法获取剩余价值极其不满意，以致于企业主与打工者之间形成了相互不信任的雇佣“道德风险”；
3、雇佣制对打工者的积极性调动不足，毕竟理论上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是那么多钱，让企业主与打工者双方无法利益一致；
尤其是随着社会变迁的步伐加快，行业更替与企业蜕变的频率越来越高与力度越来越大，一旦因经营不善或者商业模式被淘汰导致企业入不敷出，雇佣制极易让企业主破产，打工者也会沦为失业。但是，雇佣制的潜在本质缺陷就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让企业主承担的多一点，而打工者为了获取稳定的收入，只能够选择收入“有限”，但是，在雇佣制的潜意识中，企业主必须兜底，而事实是企业主根本无力与没意愿兜底，一旦社会变迁与市场颠覆的节奏加快，雇佣制的杠杆效应会让企业主瞬间将前期的盈利回吐，而打工者收益稳定的权益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其实，最后是个双输的过程。
三、商业组织形态变更是中小企业应对此轮新冠疫情最佳的方式
经过各种风险冲击后还能够活下来的中小企业必然会生命力极其顽强，在任何不利困境下都能够找到突破口，且能够急速适应新的商业环境。新冠疫情对中小企业最大的伤害是无法营业，没有现金流出，但是员工工资、各类税费以及房租依然需要支付，现实逼迫企业主回吐前期的“超额收益”，而企业主为了自身能够活下来，最理性选择必然是通过裁员、缩小经营规模等方式，降低经营杠杆的成本支出，试图最小化新冠疫情的冲击。但是，以固定薪酬为生的打工者必然会成为此轮新冠疫情最大的牺牲品，而非中小企业企业主，这是现实。
在现实中，雇佣制确实已经进入尾声，“企业主无力独自承担企业经营的风险”与“员工也不满意固定的少量薪酬”成为企业主与打工者共同无法接受的现实，然而新冠疫情却加剧了这一矛盾的激化。可以肯定的是新冠疫情对企业组织形态的冲击不是简单的居家办公，而是在企业经营中企业主与打工者权责利再分配的模式变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基于固定薪酬的雇佣制体系会彻底的崩溃。“计件工资”可能会成为企业组织形态的主流，即干多少活，拿多少钱，不干活，企业不会多掏一分钱。
在我们的法律体系的潜意识认为，企业主属于强者，打工者属于弱者，更多倾向于“偏袒”打工者，诸如即使假期打工者不干活，企业主依然要给员工发放固定薪酬，缴纳各类税费。问题是“地主家也没有多少余粮，只有过年才吃鸡”，打工者不创造价值，企业主拿什么发钱，以致于当前基于固定薪酬的雇佣制体系导致企业出现了不必要的破产与倒闭，抑制了社会整体的创新与价值创造。
企业组织形态的根本是大家合力做事赚钱，一起承担风险，一起分配剩余价值，而非仅仅是传统的企业主为员工获得稳定与固定的薪酬兜底，企业主获得未来的超额剩余价值。但是，事实是运气好的企业在一段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是能够覆盖对员工的各类成本开支，这一企业组织形态还能够得以暂时维系，而实力弱小或因商业变革入不敷出的企业主很有可能会因此而破产倒闭，打工者所谓的稳定与固定的薪酬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成为最大的悖论。
最近媒体一直呼吁由政府来拯救中小企业，以应对此轮新冠疫情的冲击，这更多是人为扰乱市场的无知行为，于事无补，凭空添乱。诸如让房东减免房租，那房东的房贷谁来偿还，增加信贷投放，银行的坏账风险谁来承担，即使政府减免税费，问题是中小企业已经面临死亡，没有缴纳税费的机会，减免税费意义不大，财政补贴就更搞笑了，扣除是不是经过纳税人的同意不谈，补给谁与补多少很难界定，最后留足了寻租空间。现实是中小企业主解燃眉之急的最佳方法无非是通过裁员、降薪与缩减经营规模来降低经营成本，以时间换空间，静待疫情过后再谋出路，但这是以大量失业与宏观经济下滑为代价的。
如果当前的企业组织形态能够改变，员工不干活就不拿薪酬，企业也不用为员工缴纳各类税费，一旦疫情过后，企业有实力继续经营，打工者也具有继续获得收入的途径，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又能够最小化。所以，从长期来看，降低企业的固定开支与提升打工者的浮动收益将是中小企业应对此轮新冠疫情最佳的选择，也是未来商业组织变迁的主要方向。如果以“计件工资”来支付打工者的薪酬，公司也不用对员工承担不必要的固定支出，降低经营风险与财务压力，打工者也有动力与意愿全力主动做事，则居家办公就无障碍。
对于必须要亲临职场的工作可以进行相应的收入补偿，但企业也必须实施干一天活，发一天钱，不干活绝不发钱的基本原则。取消企业必须为员工缴纳社保与公积金这类东施效颦的落后政策，选择以税收的方式回馈社保，对于住房公积金这种穷人补贴有钱人，但有钱人又不需要的垃圾政策的最佳选择就是扔到垃圾桶里，永不启用。这样一来企业主轻松了，员工的可支配收益高了，做事的积极性与动力强劲了，还能够挪出更多的时间去做别的事，甚至是生二胎，尤其是能够让南郭先生出局。
四、结论
新冠疫情对中小企业主的伤害不会太大，当然肯定要放血，承担一定的损失，系统性风险本就是企业市场博弈必须的经历，无需杞人忧天，逆改生态法则，坦然面对。中小企业主有极强的生存能力，也会顺势改变企业经营的组织模式，使其能够更适应企业的长远发展。但是，政府也应该反思相关法律条款的合理性与时代性，及时进行相应的改革。
只是这一变革苦了整天混固定工资，却又不创造价值的南郭先生，这类群体将是此轮新冠疫情永久且最大的受害者。所以，任何人从一开始就必须尽全力构建属于自己的赚钱机制，试图靠体制或组织混悠闲日子的时代还是趁早主动扔到垃圾桶里，否则必然会面临持续的破产与被社会永久性抛弃，这绝非危言耸听，新冠疫情已经加剧了这一历史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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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彦皓 博士、博士后，专注资本市场，聚焦权益投资、资本运作、大宗期货、期权以及宏观经济等领域的研究与投资，关注国际关系、历史、哲学与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