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到底该追求什么#
想要知道自己到底追求的是什么，你得先搞清楚自己的精神世界处理哪个阶段。因为，不同阶段，你追求的东西是不同的。哲学家尼采将一个人一生中可能会发生的精神变化归纳为三个阶段，分别是︰骆驼、狮子、孩子。
☆ 第一阶段：骆驼
什么是骆驼阶段？在我们的印象中，骆驼一直都处于被动状态，总是听命于外界，总是在遵从，尤其是传统和权威。
所以，当精神处于骆驼这一阶段时，就意味着你一直是处于“我应该”的状态。这时，你会被动的、不知不觉的接受各种来自外界的要求，包括传统道德观、主流价值观、父母的命令、师长的要求、周围人的建议，并被这些外在要求牢牢的绑住。比如︰你会常常听到身边人说“你已经三十岁了，你应该结婚了”；或者“你的同学们都有小孩了，你应该生娃了。”于是，在你三十岁时，就匆忙嫁给了刚刚约会两次的相亲对象，而在你看到周围同学都生娃后，你也决定马上备孕。这些决定，似乎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做的，但其实，在它们背后都有一个“我应该”。 在这种“我应该”的魔法式语句中，你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决定，在不知不觉间做出了依从于外界声音的选择。因为，对骆驼来说，它是感受不到“自我”存在的。“自我”只是一个词，只是一个模模糊糊、或有或无的东西。可是，一个人究竟为什么会陷入这种“我应该”的思维呢?
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原因一︰“人之所以会陷入应该思维，是因为我们不断在外在世界中寻找被别人喜爱的‘自我’标准，来妄图根据这个标准创造一个理想的自我。”这是心理学家霍尼给出的解释。这种从外在世界中寻找到的被别人喜欢的“自我”标准，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安全感。但是，一旦想要根据外在标准来创造一个理想自我，我们就可能会跟自己内在的真实自我失去联系。殊不知，那个真实自我正是我们生命力的源泉。所以，与内在真实自我的失联就意味着我们生命力的源泉被切断了。而这也是导致现代人陷入各种精神问题以及持续痛苦的原因之一。
原因二：我们逃避选择的自由，是因为从潜意识来说，我们并不想为自己负责任。哲学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这本书中说：“给我自由吗?千万不要给我自由！因为随着自由而来的是要负责任啊！我一有自由之后就自己做选择，选择之后就做我自己，但是我做不起啊!”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可能，我很想要自由啊。但事实却是，这种逃避选择自由以及不想负责任的想法，大多都不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而是存在于我们潜意识中。在没有意识到这种“逃避”潜意识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在这么做了。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大多数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甚至一辈子，都一直处于骆驼的精神状态中。所以下次，当你在用“我应该”这个语句时，就要提醒一下自己：我是不是正处于第一个“骆驼阶段”呢?如果是这样，你就需要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所谓的“应该”到底是我在不知不觉间受到了外在的影响呢？还是我自己的真实渴望呢？我想，从这个问题开始，“骆驼”就要开始慢慢蜕变了。
☆ 第二阶段：狮子
随着意识水平以及自我认知程度的逐步提升，骆驼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终于有一天，它从骆驼变成了狮子。这时，它已不再是一个能被外在力量驱使，心甘情愿在沙漠上负重行走的骆驼了。它成为了万兽之王，它有着强大的渴望，它不但不想被人束缚，还想反抗，还想斗争。
所以，狮子代表的就是一种具有主动精神的力量，它想突破所有的困难。这时，传统和信仰已经破灭，它要展现自由的精神。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些困惑：曾经的骆驼是那么的顺从，如今的狮子却是这样的凶猛，这种精神上的转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骆驼究竟是如何变成狮子的？关于这一点，尼采在书中用了一个隐喻-如果想要从骆驼蜕变成狮子，就得跟巨龙进行战斗。这条巨龙的名字就叫“你应该”。其实，这条巨龙代表的正是“你自己”，那个你要去超越的自己。在书里，尼采将这条巨龙描绘成一个金光闪闪的有麟动物，每片鳞甲上都闪烁着金光灿灿的“你应该”，但这条巨龙正是骆驼本质的化身。骆驼如想实现超越和改变，就得战胜这条巨龙，克服自身“你应该”的特性。只有这样，骆驼才能变为一头狮子，才能实现“我要”的状态。从表面看，这是一场两个对象间的战斗，但实际却是骆驼与自己的战斗。所以，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自我超越。我们建构人生意义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自我超越”。自我超越的起点往往是问题或痛苦。而当我们明确了困扰自己的问题，并能解决它的时候，就实现了一次“自我超越”。而我们的人生就是围绕着一次次的自我超越而展开的。每一次，我们超越的都是自己，不是别人。
从骆驼到狮子的超越也是如此。当骆驼成功战胜巨龙的时候，就会进入到狮子的精神阶段，也就是“我要”的阶段。“我要”意味着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索要的状态。这就意味着，我不再去听命于以往的主流价值观、顺从于别人的要求，我要把那套隐形枷锁击得粉碎，我要去争取我想要的。我之前辅导过一位女士，虽然她已结婚生子，但依然属于“骆驼”阶段，辅导结束时她跟我说：“一直以来，我都随波逐流的活着，大学毕业了就找工作，谈恋爱了就结婚，结婚了就生孩子。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不能再这么随大流的活着，我要去过我想过的生活。”从这段话中，你可以看到，这位女士之前一直处于“我应该”的骆驼阶段，但现在已经有了“我要”的意识和决心，开始了从“骆驼”到“狮子”的蜕变之旅。当然，接下来的蜕变不会容易，就像“骆驼”跟“巨龙”战斗一样。但只要这种意识一旦生根发芽，假以时日，相信就会有打败巨龙的一天。
☆第三阶段：婴儿精神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婴儿阶段，即“我是”阶段。为什么尼采会将精神发展的第三阶段比为“婴儿”?尼采说：孩子是纯洁，是遗忘，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车轮，一个肇始的运动，一个神圣的肯定。这代表着：婴儿永远是一个新的开始，有新的希望，意味着肯定当下一切永远可以重新开始，也意味着新的自我的诞生。
虽然尼采有给解释，但对他的解释大家众说纷纭，而我也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理解。后来，随着我人生经历越来越多，思考越来越深，我觉得也许已经找到了我的思想。为了更深入的理解尼采所说的第三个精神阶段，我想参照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的“复归于婴儿”。什么是“复归于婴儿”?它说的是一种不为名利、知识、欲望所累的状态，很像哲学家海德格尔说的“本己之人”，也就是达到本真的人。所以，在“复归于婴儿”的状态中，人会拥有一种超越“欲”和“知”的状态，会进入一种空灵的状态。而空灵代表的是自我界限的消亡，自我是由过去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搭建起来的，一旦归零，没有了知识和经验的支撑，人就会变得天真。但恰恰是这种天真，让人充满智慧。如果说知识是自我，智慧代表的就是自我的消失。
知识使我们充满信息，智慧使我们成为绝对的虚空，但那虚空又是一种新的充满。当我们放弃幻想，不再总是跟随欲望；当我们放下执念，不再认为自己能够掌控一切，这种空灵的智慧就会到来。庄子、陶渊明，肯定都是活出了尼采第三境界的人，他们都是活在一种本真的、空灵的、智慧的、“我是”状态中。另外，“复归于婴儿”可能还代表了一种内涵。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婴儿是活在原始合一中的，自己与世界完全合而为一。但大多数人的一生实际都处在内心与头脑冲突、自我与外界冲突等种种冲突里，永远都达不到婴儿那种“合一”的状态。而当达到“合一”状态时，就是“我是”，这就是一种Being Myself的状态，我真正成为了我，成为了那个最为本真的我。这就是结合了老子的“复归于婴儿”后，我对尼采精神第三阶段“婴儿”阶段的理解 - 空灵的智慧，以及合一。
最后的话这就是尼采的“精神三变”理论：骆驼阶段是“我应该”，这时肯定传统；狮子阶段是“我要”，这时怀疑一切、破坏一切，会反抗和斗争；最后的婴儿阶段，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变化的过程，隐含着极强的自我超越性，这也是尼采对人类发展的一种期盼 - 人只有不断超越自我，才能发现未知的自己，挖掘自身的潜能，达到更高一层的境界。这是一个从遵从到探索，再到自知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无”到“有”，再到“超越有”的过程。也是一个从Doing (做) 状态到Being (存在)状态的过程。
想要知道自己到底追求的是什么，你得先搞清楚自己的精神世界处理哪个阶段。因为，不同阶段，你追求的东西是不同的。哲学家尼采将一个人一生中可能会发生的精神变化归纳为三个阶段，分别是︰骆驼、狮子、孩子。
☆ 第一阶段：骆驼
什么是骆驼阶段？在我们的印象中，骆驼一直都处于被动状态，总是听命于外界，总是在遵从，尤其是传统和权威。
所以，当精神处于骆驼这一阶段时，就意味着你一直是处于“我应该”的状态。这时，你会被动的、不知不觉的接受各种来自外界的要求，包括传统道德观、主流价值观、父母的命令、师长的要求、周围人的建议，并被这些外在要求牢牢的绑住。比如︰你会常常听到身边人说“你已经三十岁了，你应该结婚了”；或者“你的同学们都有小孩了，你应该生娃了。”于是，在你三十岁时，就匆忙嫁给了刚刚约会两次的相亲对象，而在你看到周围同学都生娃后，你也决定马上备孕。这些决定，似乎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做的，但其实，在它们背后都有一个“我应该”。 在这种“我应该”的魔法式语句中，你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决定，在不知不觉间做出了依从于外界声音的选择。因为，对骆驼来说，它是感受不到“自我”存在的。“自我”只是一个词，只是一个模模糊糊、或有或无的东西。可是，一个人究竟为什么会陷入这种“我应该”的思维呢?
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原因一︰“人之所以会陷入应该思维，是因为我们不断在外在世界中寻找被别人喜爱的‘自我’标准，来妄图根据这个标准创造一个理想的自我。”这是心理学家霍尼给出的解释。这种从外在世界中寻找到的被别人喜欢的“自我”标准，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安全感。但是，一旦想要根据外在标准来创造一个理想自我，我们就可能会跟自己内在的真实自我失去联系。殊不知，那个真实自我正是我们生命力的源泉。所以，与内在真实自我的失联就意味着我们生命力的源泉被切断了。而这也是导致现代人陷入各种精神问题以及持续痛苦的原因之一。
原因二：我们逃避选择的自由，是因为从潜意识来说，我们并不想为自己负责任。哲学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这本书中说：“给我自由吗?千万不要给我自由！因为随着自由而来的是要负责任啊！我一有自由之后就自己做选择，选择之后就做我自己，但是我做不起啊!”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可能，我很想要自由啊。但事实却是，这种逃避选择自由以及不想负责任的想法，大多都不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而是存在于我们潜意识中。在没有意识到这种“逃避”潜意识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在这么做了。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大多数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甚至一辈子，都一直处于骆驼的精神状态中。所以下次，当你在用“我应该”这个语句时，就要提醒一下自己：我是不是正处于第一个“骆驼阶段”呢?如果是这样，你就需要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所谓的“应该”到底是我在不知不觉间受到了外在的影响呢？还是我自己的真实渴望呢？我想，从这个问题开始，“骆驼”就要开始慢慢蜕变了。
☆ 第二阶段：狮子
随着意识水平以及自我认知程度的逐步提升，骆驼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终于有一天，它从骆驼变成了狮子。这时，它已不再是一个能被外在力量驱使，心甘情愿在沙漠上负重行走的骆驼了。它成为了万兽之王，它有着强大的渴望，它不但不想被人束缚，还想反抗，还想斗争。
所以，狮子代表的就是一种具有主动精神的力量，它想突破所有的困难。这时，传统和信仰已经破灭，它要展现自由的精神。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些困惑：曾经的骆驼是那么的顺从，如今的狮子却是这样的凶猛，这种精神上的转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骆驼究竟是如何变成狮子的？关于这一点，尼采在书中用了一个隐喻-如果想要从骆驼蜕变成狮子，就得跟巨龙进行战斗。这条巨龙的名字就叫“你应该”。其实，这条巨龙代表的正是“你自己”，那个你要去超越的自己。在书里，尼采将这条巨龙描绘成一个金光闪闪的有麟动物，每片鳞甲上都闪烁着金光灿灿的“你应该”，但这条巨龙正是骆驼本质的化身。骆驼如想实现超越和改变，就得战胜这条巨龙，克服自身“你应该”的特性。只有这样，骆驼才能变为一头狮子，才能实现“我要”的状态。从表面看，这是一场两个对象间的战斗，但实际却是骆驼与自己的战斗。所以，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自我超越。我们建构人生意义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自我超越”。自我超越的起点往往是问题或痛苦。而当我们明确了困扰自己的问题，并能解决它的时候，就实现了一次“自我超越”。而我们的人生就是围绕着一次次的自我超越而展开的。每一次，我们超越的都是自己，不是别人。
从骆驼到狮子的超越也是如此。当骆驼成功战胜巨龙的时候，就会进入到狮子的精神阶段，也就是“我要”的阶段。“我要”意味着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索要的状态。这就意味着，我不再去听命于以往的主流价值观、顺从于别人的要求，我要把那套隐形枷锁击得粉碎，我要去争取我想要的。我之前辅导过一位女士，虽然她已结婚生子，但依然属于“骆驼”阶段，辅导结束时她跟我说：“一直以来，我都随波逐流的活着，大学毕业了就找工作，谈恋爱了就结婚，结婚了就生孩子。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不能再这么随大流的活着，我要去过我想过的生活。”从这段话中，你可以看到，这位女士之前一直处于“我应该”的骆驼阶段，但现在已经有了“我要”的意识和决心，开始了从“骆驼”到“狮子”的蜕变之旅。当然，接下来的蜕变不会容易，就像“骆驼”跟“巨龙”战斗一样。但只要这种意识一旦生根发芽，假以时日，相信就会有打败巨龙的一天。
☆第三阶段：婴儿精神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婴儿阶段，即“我是”阶段。为什么尼采会将精神发展的第三阶段比为“婴儿”?尼采说：孩子是纯洁，是遗忘，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车轮，一个肇始的运动，一个神圣的肯定。这代表着：婴儿永远是一个新的开始，有新的希望，意味着肯定当下一切永远可以重新开始，也意味着新的自我的诞生。
虽然尼采有给解释，但对他的解释大家众说纷纭，而我也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理解。后来，随着我人生经历越来越多，思考越来越深，我觉得也许已经找到了我的思想。为了更深入的理解尼采所说的第三个精神阶段，我想参照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的“复归于婴儿”。什么是“复归于婴儿”?它说的是一种不为名利、知识、欲望所累的状态，很像哲学家海德格尔说的“本己之人”，也就是达到本真的人。所以，在“复归于婴儿”的状态中，人会拥有一种超越“欲”和“知”的状态，会进入一种空灵的状态。而空灵代表的是自我界限的消亡，自我是由过去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搭建起来的，一旦归零，没有了知识和经验的支撑，人就会变得天真。但恰恰是这种天真，让人充满智慧。如果说知识是自我，智慧代表的就是自我的消失。
知识使我们充满信息，智慧使我们成为绝对的虚空，但那虚空又是一种新的充满。当我们放弃幻想，不再总是跟随欲望；当我们放下执念，不再认为自己能够掌控一切，这种空灵的智慧就会到来。庄子、陶渊明，肯定都是活出了尼采第三境界的人，他们都是活在一种本真的、空灵的、智慧的、“我是”状态中。另外，“复归于婴儿”可能还代表了一种内涵。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婴儿是活在原始合一中的，自己与世界完全合而为一。但大多数人的一生实际都处在内心与头脑冲突、自我与外界冲突等种种冲突里，永远都达不到婴儿那种“合一”的状态。而当达到“合一”状态时，就是“我是”，这就是一种Being Myself的状态，我真正成为了我，成为了那个最为本真的我。这就是结合了老子的“复归于婴儿”后，我对尼采精神第三阶段“婴儿”阶段的理解 - 空灵的智慧，以及合一。
最后的话这就是尼采的“精神三变”理论：骆驼阶段是“我应该”，这时肯定传统；狮子阶段是“我要”，这时怀疑一切、破坏一切，会反抗和斗争；最后的婴儿阶段，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变化的过程，隐含着极强的自我超越性，这也是尼采对人类发展的一种期盼 - 人只有不断超越自我，才能发现未知的自己，挖掘自身的潜能，达到更高一层的境界。这是一个从遵从到探索，再到自知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无”到“有”，再到“超越有”的过程。也是一个从Doing (做) 状态到Being (存在)状态的过程。
#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人生老病死，一切皆为生命轮回，自然规律，
只是看着父母半头白发，
突然发觉自己也真的长大了，
父母也真的老了。
回头去看他们的人生，
也已经走了一半了，
突然有种恐惧和迷茫。
而且以前不觉得送行有什么好伤心的，
又不是不回来了，
也可能是因为我也很少让父母送行，
都是自己来去匆匆，
但是今天和妈妈在高铁站分别时。
妈妈眼里的泪光和送我进站的目光，
让我觉得原来送行也是一种分别，
也会很难过。
也让我突然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
每次分别都不一定下次什么时候再见，
也不知道会以何种方式再见，
所以呀，
能尽量多陪陪父母还是多陪陪父母，
遗憾总会有，只是尽量缩短遗憾的大小。
（翻了好久，照片竟然还是拍摄于2018年和2019年）
只是看着父母半头白发，
突然发觉自己也真的长大了，
父母也真的老了。
回头去看他们的人生，
也已经走了一半了，
突然有种恐惧和迷茫。
而且以前不觉得送行有什么好伤心的，
又不是不回来了，
也可能是因为我也很少让父母送行，
都是自己来去匆匆，
但是今天和妈妈在高铁站分别时。
妈妈眼里的泪光和送我进站的目光，
让我觉得原来送行也是一种分别，
也会很难过。
也让我突然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
每次分别都不一定下次什么时候再见，
也不知道会以何种方式再见，
所以呀，
能尽量多陪陪父母还是多陪陪父母，
遗憾总会有，只是尽量缩短遗憾的大小。
（翻了好久，照片竟然还是拍摄于2018年和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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