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千秋伟业 恰是百年风华# #铿锵奋进的脚步 续写春天的故事# 看新区丨金华仙山文化园“旅游+文化”绽放新活力
“五一”期间，位于赤松镇的金华仙山文化园人头攒动，首届民俗文化节在这里举办。玉器、铜器、石器等展品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众多古玩爱好者聚在这里休闲、交流、淘宝，满满的人间烟火气，5天共吸引游客2万多人次。
金华仙山文化园，是在原仙桥花木城占地600余亩的建筑群基础上，依托仙山福地文旅产业和金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大规模翻修打造的集民俗文化、古玩收藏、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园区。园区内的“金华山民俗馆”，面积达8000平方米，收藏着上百张千工床和五花八门的老物件；重点打造的古玩街，设有商铺近百个，目前商户入驻率超60%；上百幢独立别墅，风格各异，有望晋升网红打卡点。“仙山文化园环境好、占地广、交通便利，我们对后续的招商很有信心。”金华仙山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邢小平表示，金华仙山文化园将深化“旅游+”产业发展，为全域旅游发展注入新动能。
蜕变
说起金华仙山文化园的前身——仙桥花木城，大多数金华人并不陌生。这里曾经举办过多届中国苗木交易会，在行业内影响力颇为广泛。而随着时间发展，产业中心转移，仙桥花木城的花木交易功能被市场自然淘汰，城内百余家营业店面房被闲置，成为周边居民的杂物间。
如何让曾经的“集市”焕发新的生机？去年5月，金华仙山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成立，专门负责谋划此事。“我们第一时间开展摸底调研，梳理现有资产，多次开会研究今后的发展定位。”邢小平说，那时，仙桥花木城内乱堆乱放现象严重，环境卫生状况不好，曾经繁华一时的商业街上，91间营业房均被人占用，成为私人库房。
当务之急是腾空营业房。邢小平明确首要任务，组织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拜访仙桥花木城住户，明确国有资产不容侵犯的底线，劝导居民尽快搬移，腾空营业房。
“很多住户对此没有概念，对劝导工作十分抵触，还有的情绪激烈。但是我们必须坚持政策底线，绝不开任何口子，做到公平公正。”邢小平回忆，腾空工作推进十分困难，他们充分调动一切力量，放弃休息时间，反复上门做思想工作，最多的时候一户人家要跑十多趟。
虽然不少住户情绪激动，但是邢小平耐心十足，倾听住户们的各种“埋怨”。无论冷眼以对，还是恶言相向，他始终微笑有序面对。他总结了一套工作经验：“做腾空工作，最重要是耐心细致。那段时间，天天和住户打交道，有时候被他们围住，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都不得空，凌晨一两点回家是经常的事。做工作时，笑脸相迎，和风细雨才能赢得他们的理解。”
“你太有耐心了，我佩服你。”金先生在仙桥花木城占用了11间营业房，用于堆放工程材料。但在邢小平一次又一次的拜访下，金先生最终妥协，主动腾空了营业房。“他后来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涉及绿化方面的工作找他帮忙，也很热心给予帮助。”邢小平说。
营业房腾空了，环境整治和绿化养护工作也提上了日程。金华仙山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组织开展了一次大型环境整治活动，通过绿地维护清理、公共区域杂物清理、人行道报废车辆清理、花坛杂草整治等行动，大大改善了杂物乱堆放问题。据统计，此次环境整治行动，共完成绿地、树枝的修剪维护清理1.5万平方米；清理占用人行道、公共区域堆放的杂物、苗木、报废车辆，恢复绿植600平方米；搬运物品约800多吨，共用工160人次，清运垃圾120余车；排除大门口立柱、保安室、展馆广场广告牌、雨水井、营业房、水塘等安全隐患点8处。
重生
注入了民俗、文化、文旅、影视、康养等新元素后，仙桥花木城蝶变为金华仙山文化园，重获新生，形式、内容均有提升。
走进金华仙山文化园崭新的商业街，曾经的萧条景象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韵味十足的新型古玩一条街。一家家古玩店，给街道带来了生机。“选择古玩这一民俗文化作为园区主题，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邢小平说，最初想以“影视基地”作为主打内容，但考虑到横店影视城已经颇为成熟，金东这边氛围不足，最终放弃这一想法。而赤松镇这边，本身有古玩的传统，原先103省道沿线就有一批古玩店，在周边有一定知名度。金华仙山文化园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适合大型摆件运输，将其定位为古玩一条街，有一定优势。
金华仙山文化园商业街招商活动一拉开序幕，看房下单的人每天络绎不绝。一位来自广西的观赏石经销商看了场地后当即付了全款，连夜赶回家乡组织发货；原在仙桥国道上做老物件的玩家放弃马路边的店铺，合伙在商业街租了六间店面；北山书院在探索现代商业社会和国粹文化结合的实践中，租下4间营业房；一些艺术家则将此作为“结境在人庐，而无车马喧”的最佳选择，创作、接待朋友……
一期招商计划，仅仅10余天时间便提前完成。“初始招商，有点忐忑，现在看来是多虑了。”招商负责人周新跃感慨，管理层的市场转型定位正确，随着一期招商顺利完成，他们对后续要求进场的商家提高了条件和要求。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入驻商家服务管理，完善市场管理制度。
5月8日，在古玩一条街，一家名为“磊逸堂”的店铺内，店主陈锋刚刚将自家的藏品搬到店里，老石雕、茶园石等大型摆件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我原先在市区开店，这里店面更大，交通更方便。”陈锋对金华仙山文化园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不仅自己搬过来，还邀请了一名经营老式家具的朋友一起入驻。
现如今，金华仙山文化园的前后广场、主街、商业街几万平方米的空间得到统一规划，一个全新的文旅、古玩收藏品新园冉冉升起。“我们还将深度挖掘研学游产品，通过打造红色展馆等形式，树立金华山研学游品牌。”邢小平说，目前园区引进了南国旅行社，建立旅游集散中心，争取在3—5年形成文化产业规模，在行业内达到一定的知名度及影响力。
“五一”期间，位于赤松镇的金华仙山文化园人头攒动，首届民俗文化节在这里举办。玉器、铜器、石器等展品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众多古玩爱好者聚在这里休闲、交流、淘宝，满满的人间烟火气，5天共吸引游客2万多人次。
金华仙山文化园，是在原仙桥花木城占地600余亩的建筑群基础上，依托仙山福地文旅产业和金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大规模翻修打造的集民俗文化、古玩收藏、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园区。园区内的“金华山民俗馆”，面积达8000平方米，收藏着上百张千工床和五花八门的老物件；重点打造的古玩街，设有商铺近百个，目前商户入驻率超60%；上百幢独立别墅，风格各异，有望晋升网红打卡点。“仙山文化园环境好、占地广、交通便利，我们对后续的招商很有信心。”金华仙山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邢小平表示，金华仙山文化园将深化“旅游+”产业发展，为全域旅游发展注入新动能。
蜕变
说起金华仙山文化园的前身——仙桥花木城，大多数金华人并不陌生。这里曾经举办过多届中国苗木交易会，在行业内影响力颇为广泛。而随着时间发展，产业中心转移，仙桥花木城的花木交易功能被市场自然淘汰，城内百余家营业店面房被闲置，成为周边居民的杂物间。
如何让曾经的“集市”焕发新的生机？去年5月，金华仙山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成立，专门负责谋划此事。“我们第一时间开展摸底调研，梳理现有资产，多次开会研究今后的发展定位。”邢小平说，那时，仙桥花木城内乱堆乱放现象严重，环境卫生状况不好，曾经繁华一时的商业街上，91间营业房均被人占用，成为私人库房。
当务之急是腾空营业房。邢小平明确首要任务，组织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拜访仙桥花木城住户，明确国有资产不容侵犯的底线，劝导居民尽快搬移，腾空营业房。
“很多住户对此没有概念，对劝导工作十分抵触，还有的情绪激烈。但是我们必须坚持政策底线，绝不开任何口子，做到公平公正。”邢小平回忆，腾空工作推进十分困难，他们充分调动一切力量，放弃休息时间，反复上门做思想工作，最多的时候一户人家要跑十多趟。
虽然不少住户情绪激动，但是邢小平耐心十足，倾听住户们的各种“埋怨”。无论冷眼以对，还是恶言相向，他始终微笑有序面对。他总结了一套工作经验：“做腾空工作，最重要是耐心细致。那段时间，天天和住户打交道，有时候被他们围住，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都不得空，凌晨一两点回家是经常的事。做工作时，笑脸相迎，和风细雨才能赢得他们的理解。”
“你太有耐心了，我佩服你。”金先生在仙桥花木城占用了11间营业房，用于堆放工程材料。但在邢小平一次又一次的拜访下，金先生最终妥协，主动腾空了营业房。“他后来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涉及绿化方面的工作找他帮忙，也很热心给予帮助。”邢小平说。
营业房腾空了，环境整治和绿化养护工作也提上了日程。金华仙山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组织开展了一次大型环境整治活动，通过绿地维护清理、公共区域杂物清理、人行道报废车辆清理、花坛杂草整治等行动，大大改善了杂物乱堆放问题。据统计，此次环境整治行动，共完成绿地、树枝的修剪维护清理1.5万平方米；清理占用人行道、公共区域堆放的杂物、苗木、报废车辆，恢复绿植600平方米；搬运物品约800多吨，共用工160人次，清运垃圾120余车；排除大门口立柱、保安室、展馆广场广告牌、雨水井、营业房、水塘等安全隐患点8处。
重生
注入了民俗、文化、文旅、影视、康养等新元素后，仙桥花木城蝶变为金华仙山文化园，重获新生，形式、内容均有提升。
走进金华仙山文化园崭新的商业街，曾经的萧条景象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韵味十足的新型古玩一条街。一家家古玩店，给街道带来了生机。“选择古玩这一民俗文化作为园区主题，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邢小平说，最初想以“影视基地”作为主打内容，但考虑到横店影视城已经颇为成熟，金东这边氛围不足，最终放弃这一想法。而赤松镇这边，本身有古玩的传统，原先103省道沿线就有一批古玩店，在周边有一定知名度。金华仙山文化园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适合大型摆件运输，将其定位为古玩一条街，有一定优势。
金华仙山文化园商业街招商活动一拉开序幕，看房下单的人每天络绎不绝。一位来自广西的观赏石经销商看了场地后当即付了全款，连夜赶回家乡组织发货；原在仙桥国道上做老物件的玩家放弃马路边的店铺，合伙在商业街租了六间店面；北山书院在探索现代商业社会和国粹文化结合的实践中，租下4间营业房；一些艺术家则将此作为“结境在人庐，而无车马喧”的最佳选择，创作、接待朋友……
一期招商计划，仅仅10余天时间便提前完成。“初始招商，有点忐忑，现在看来是多虑了。”招商负责人周新跃感慨，管理层的市场转型定位正确，随着一期招商顺利完成，他们对后续要求进场的商家提高了条件和要求。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入驻商家服务管理，完善市场管理制度。
5月8日，在古玩一条街，一家名为“磊逸堂”的店铺内，店主陈锋刚刚将自家的藏品搬到店里，老石雕、茶园石等大型摆件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我原先在市区开店，这里店面更大，交通更方便。”陈锋对金华仙山文化园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不仅自己搬过来，还邀请了一名经营老式家具的朋友一起入驻。
现如今，金华仙山文化园的前后广场、主街、商业街几万平方米的空间得到统一规划，一个全新的文旅、古玩收藏品新园冉冉升起。“我们还将深度挖掘研学游产品，通过打造红色展馆等形式，树立金华山研学游品牌。”邢小平说，目前园区引进了南国旅行社，建立旅游集散中心，争取在3—5年形成文化产业规模，在行业内达到一定的知名度及影响力。
【经济日报赞洛阳 | 一个乡镇的治污行动——河南洛阳市栾川县栾川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调查】当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仍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短板。尤其随着乡村游发展、游客量骤增，一些生态资源丰富地区该如何彻底解决农村生活污水问题，让群众可持续享受“生态红利”？经济日报记者近日走访洛阳市栾川县栾川乡发现，当地成功实现散落在16道沟岔的15个行政村村民生活污水全域长效治理。
阳春三月，走进河南洛阳栾川县，山绿、水清、花繁，随意选择一个村落都可欣赏到春意盎然的美景——栾川正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位于豫西伏牛山腹地的栾川县生态资源富集，森林覆盖率达83.51%，拥有20家自然生态景区、51个旅游专业村。随着乡村旅游业不断发展壮大，农村生活污水“出口”问题成为一道“难题”，如何将刚刚吃进嘴里的“生态饭”变成令乡村百姓致富的“长久饭”？这成为栾川不断探索、研究的课题。
农村污水治理如何科学布局，选择哪种方式建、怎样建设、如何运营？位于栾川县的栾川乡在尊重群众意愿基础上，因地制宜、科学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连日来，记者深入栾川乡，近距离观察一个乡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生动样本”。
告别污水直流
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村民的“生态饭”才能吃得更长久
记者驱车来到栾川乡养子沟，远远地就看见小桥、流水、人家，在春树掩映下一派生机勃勃……作为黄河重要支流，伊河横穿栾川乡而过，南北两山的溪涧都是它的支流。养子沟河便是其中之一。
养子沟长4公里，从沟里顺流而下，沿线养子沟村、养子口村两个村农家宾馆鳞次栉比。沿汩汩流淌的养子沟河而走，记者见到16号宾馆的老板杨文可。他正忙着自家民宿“梨花庄园”的升级收尾工作，满心欢喜地准备迎接旅游旺季到来。
栾川最早一批吃上“生态旅游饭”的就是养子沟的老百姓，但随着名气增大、游客量增加，养子沟河的水变了质、也变了味。
“2016年之前，我这里有14个房间，每间房每天也就收入五六十元。”站在院子里，杨文可回忆道，那时，上的是旱厕，生活污水直接排到沟里；后来厕所改了水冲，三天两头得挑粪。“没办法，村里辟出一块空地，建了化粪池，由于处理标准不高，夏天还是臭烘烘的。”
令杨文可高兴的是，经过一年建设，整条沟的生活污水都在养子沟口污水处理站得到净化，全沟实现了雨污分流。“门前清澈的河水与清新的空气又回来了！”杨文可告诉记者，自己家是离河最近的，今年游客量一定会创新高。
旱厕、三格化粪池、水冲式厕所，这变化背后反映的是污水处理能力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杨文可坦言，“现在每月需要多支付几十元污水处理费，但对于缴费这件事，我满是赞同”。
“虽然要交一些污水处理费，我挣得却更多了。”对于这笔账，杨文可算得很清，不用缴费的时候，污水乱排，环境破坏了，房间不仅价格低，客人还不愿意住。缴点污水处理费，环境保护好了，客人不仅愿意来，房间价格也能提上去。
因为厕所排污问题好转，杨文可经营的民宿房间价格已经从一天50元涨到238元，收入也翻了好几番。“现在，大伙儿缴费都很积极。”杨文可说，大家都明白，只有让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子子孙孙才能都吃到“生态饭”。
如今，杨文可与村里各家各户的生活污水最终都流入了养子沟口污水处理站。这座污水处理站日处理能力500吨，可满足1万人使用。
“你看，这分别是进水口和出水口的水。出水水质稳定达到一级A类标准。”承建该污水处理站的河南科创清源环保科技公司负责人孙风俭拿起两个矿泉水瓶：一瓶浑黄，一瓶清澈，对比极其鲜明。循着哗哗的水流声，一泓清水从出水口径直流入养子沟河，并在下游不远处与伊河交汇。孙风俭告诉记者，“这一处理站依托生物技术与膜技术的联合应用，创新多级回流工艺，实现了水质达标与降本增效的双赢”。
分类施策治污
乡村聚落布局零散，污水治理不能“一刀切”
与养子沟的处理模式不同，雷湾村选择的是大型三格化粪池模式。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村，雷湾村人口规模不大，群众居住相对分散，污水成分也比较单一，三格化粪池既可以满足群众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运行成本。”雷湾村党支部书记郭红彦告诉记者。
乡村聚落布局零散，污水治理不能“一刀切”。栾川乡从规划入手，坚持整乡推进，打破乡村行政区域界限，统筹考虑人口规模、产业布局和未来发展，科学确定污水处理类型、服务半径和覆盖区域。其中，在集中居住点建设污水处理站并预留扩容空间，在分散山区选择建设三格化粪池，形成了精准到村到户的“作战图”。
“有的多村一座，有的一村多座，还有跨村布局的。”栾川乡党委书记高健力告诉记者，经过两年努力，全乡15个行政村共建成11座污水处理站与6个三格化粪池，初步实现了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全覆盖。
4月8日，记者跟随栾川乡西河社区党支部书记陈建伟来到该社区前村组，刚一进村，就被一大片盛开的玉兰花所吸引。“这就是我们的污水处理站。”陈建伟说。记者深感意外，这里面看不到污水，闻不到一丝臭味，也无人在里面管理，从外表看更像是一座花园。
陈建伟解释，栾川乡在各村修建了10多座这样的污水处理站，养子沟口污水处理站是总站，通过操控系统统一管理其他分站，因而无需再设专人管理。而且，这个污水处理站的所有管道均埋置于地下，因此看不到污水处理痕迹。
“真不赖！”提及这个“花园式”污水处理站，大伙儿都知道它的好处。村民潘红霞就是受益人之一。以前，她家用的是旱厕，雨污不分离，臭烘烘的，三天两头得往外担粪，让人头疼不已。后来，在村委号召下，潘红霞加入了改厕的行列，将旱厕变成了水冲式厕所，污水统一流入村里面的污水处理站处理。
“你看这多干净，再也闻不到臭味了。”她指着家里刚翻新过的水冲式厕所笑着告诉记者。
潘红霞家的污水流入西河污水处理站。这一污水处理站日处理能力达300吨，能解决800人的日常生活污水处理。这样一来，不仅每家每户的居住环境变好了，整个村的生态环境也变好了，村民们越过越舒心。
如今在栾川乡，规模大小各异的污水处理站日处理污水能力从30吨到500吨不等，但都采取了统一的技术路线，由企业统一建设并提供技术服务。
科学运营管理
运用信息化技术打造智慧污水管理平台
栾川乡管理这些污水处理站与三格化粪池需要多少人手呢？答案是4个人。精简高效的模式离不开栾川乡一次次考察实验。
“好用、不贵、可持续，才更有生命力。”高健力说，栾川乡考察过很多地方，有的处理成本高，建成不久便开始“晒太阳”；有的是“一锤子买卖”，建成交付村庄管理，由于缺乏技术故障频发，也是“中看不中用”。
“现在主要依靠的是信息化技术打造的智慧污水管理平台。”高健力告诉记者，作为“运维中枢”，该智能管理平台实现对全乡污水处理站的远程控制和问题在线预警，最大限度压缩了人力成本。
数据显示，目前栾川乡11个污水处理站总处理规模为1660吨，总投资1300余万元，平均每吨投资约8000元。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入大，如何缩减运营成本？
记者获悉，作为公共服务设施，栾川乡工程建设资金以财政投入为主，在管护运营方面，他们按照城镇综合水价（基本水价+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的模式，从供水端收取适量水费，充实集体经济账户，以补充污水处理运营成本，以及维护排水管网设施。
目前，栾川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综合水价为每吨2.75元。考虑农民收入水平，栾川乡水价普遍按每吨1.5元收取。同时，根据栾川乡与河南科创清源环保科技公司签订的《栾川乡污水处理托管运营合同》，污水处理站整体运转率低于60%时，包括电费、药剂费、人工费、设备维修费在内的运营费为0.95元/吨；运转率高于60%时，运营费按每吨0.85元收取。
对于河南科创清源环保科技公司来说，既建设又管理，承担了很多事务，利润并不高。那企业图的是什么？孙风俭告诉记者，“我们更看重的是在栾川乡探索一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产业化道路，打造一条‘环境产业链’，以便将来参与更大范围市场竞争”。
“水费不贵，大家都承担的起。更关键的是，污水有了去处，环境变好了，游客更多，乡亲们不愁没有好日子过！”高健力道出了乡亲们的共同心声：守好一方绿水青山，就一定能收获金山银山。（来源：经济日报）
阳春三月，走进河南洛阳栾川县，山绿、水清、花繁，随意选择一个村落都可欣赏到春意盎然的美景——栾川正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位于豫西伏牛山腹地的栾川县生态资源富集，森林覆盖率达83.51%，拥有20家自然生态景区、51个旅游专业村。随着乡村旅游业不断发展壮大，农村生活污水“出口”问题成为一道“难题”，如何将刚刚吃进嘴里的“生态饭”变成令乡村百姓致富的“长久饭”？这成为栾川不断探索、研究的课题。
农村污水治理如何科学布局，选择哪种方式建、怎样建设、如何运营？位于栾川县的栾川乡在尊重群众意愿基础上，因地制宜、科学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连日来，记者深入栾川乡，近距离观察一个乡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生动样本”。
告别污水直流
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村民的“生态饭”才能吃得更长久
记者驱车来到栾川乡养子沟，远远地就看见小桥、流水、人家，在春树掩映下一派生机勃勃……作为黄河重要支流，伊河横穿栾川乡而过，南北两山的溪涧都是它的支流。养子沟河便是其中之一。
养子沟长4公里，从沟里顺流而下，沿线养子沟村、养子口村两个村农家宾馆鳞次栉比。沿汩汩流淌的养子沟河而走，记者见到16号宾馆的老板杨文可。他正忙着自家民宿“梨花庄园”的升级收尾工作，满心欢喜地准备迎接旅游旺季到来。
栾川最早一批吃上“生态旅游饭”的就是养子沟的老百姓，但随着名气增大、游客量增加，养子沟河的水变了质、也变了味。
“2016年之前，我这里有14个房间，每间房每天也就收入五六十元。”站在院子里，杨文可回忆道，那时，上的是旱厕，生活污水直接排到沟里；后来厕所改了水冲，三天两头得挑粪。“没办法，村里辟出一块空地，建了化粪池，由于处理标准不高，夏天还是臭烘烘的。”
令杨文可高兴的是，经过一年建设，整条沟的生活污水都在养子沟口污水处理站得到净化，全沟实现了雨污分流。“门前清澈的河水与清新的空气又回来了！”杨文可告诉记者，自己家是离河最近的，今年游客量一定会创新高。
旱厕、三格化粪池、水冲式厕所，这变化背后反映的是污水处理能力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杨文可坦言，“现在每月需要多支付几十元污水处理费，但对于缴费这件事，我满是赞同”。
“虽然要交一些污水处理费，我挣得却更多了。”对于这笔账，杨文可算得很清，不用缴费的时候，污水乱排，环境破坏了，房间不仅价格低，客人还不愿意住。缴点污水处理费，环境保护好了，客人不仅愿意来，房间价格也能提上去。
因为厕所排污问题好转，杨文可经营的民宿房间价格已经从一天50元涨到238元，收入也翻了好几番。“现在，大伙儿缴费都很积极。”杨文可说，大家都明白，只有让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子子孙孙才能都吃到“生态饭”。
如今，杨文可与村里各家各户的生活污水最终都流入了养子沟口污水处理站。这座污水处理站日处理能力500吨，可满足1万人使用。
“你看，这分别是进水口和出水口的水。出水水质稳定达到一级A类标准。”承建该污水处理站的河南科创清源环保科技公司负责人孙风俭拿起两个矿泉水瓶：一瓶浑黄，一瓶清澈，对比极其鲜明。循着哗哗的水流声，一泓清水从出水口径直流入养子沟河，并在下游不远处与伊河交汇。孙风俭告诉记者，“这一处理站依托生物技术与膜技术的联合应用，创新多级回流工艺，实现了水质达标与降本增效的双赢”。
分类施策治污
乡村聚落布局零散，污水治理不能“一刀切”
与养子沟的处理模式不同，雷湾村选择的是大型三格化粪池模式。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村，雷湾村人口规模不大，群众居住相对分散，污水成分也比较单一，三格化粪池既可以满足群众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运行成本。”雷湾村党支部书记郭红彦告诉记者。
乡村聚落布局零散，污水治理不能“一刀切”。栾川乡从规划入手，坚持整乡推进，打破乡村行政区域界限，统筹考虑人口规模、产业布局和未来发展，科学确定污水处理类型、服务半径和覆盖区域。其中，在集中居住点建设污水处理站并预留扩容空间，在分散山区选择建设三格化粪池，形成了精准到村到户的“作战图”。
“有的多村一座，有的一村多座，还有跨村布局的。”栾川乡党委书记高健力告诉记者，经过两年努力，全乡15个行政村共建成11座污水处理站与6个三格化粪池，初步实现了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全覆盖。
4月8日，记者跟随栾川乡西河社区党支部书记陈建伟来到该社区前村组，刚一进村，就被一大片盛开的玉兰花所吸引。“这就是我们的污水处理站。”陈建伟说。记者深感意外，这里面看不到污水，闻不到一丝臭味，也无人在里面管理，从外表看更像是一座花园。
陈建伟解释，栾川乡在各村修建了10多座这样的污水处理站，养子沟口污水处理站是总站，通过操控系统统一管理其他分站，因而无需再设专人管理。而且，这个污水处理站的所有管道均埋置于地下，因此看不到污水处理痕迹。
“真不赖！”提及这个“花园式”污水处理站，大伙儿都知道它的好处。村民潘红霞就是受益人之一。以前，她家用的是旱厕，雨污不分离，臭烘烘的，三天两头得往外担粪，让人头疼不已。后来，在村委号召下，潘红霞加入了改厕的行列，将旱厕变成了水冲式厕所，污水统一流入村里面的污水处理站处理。
“你看这多干净，再也闻不到臭味了。”她指着家里刚翻新过的水冲式厕所笑着告诉记者。
潘红霞家的污水流入西河污水处理站。这一污水处理站日处理能力达300吨，能解决800人的日常生活污水处理。这样一来，不仅每家每户的居住环境变好了，整个村的生态环境也变好了，村民们越过越舒心。
如今在栾川乡，规模大小各异的污水处理站日处理污水能力从30吨到500吨不等，但都采取了统一的技术路线，由企业统一建设并提供技术服务。
科学运营管理
运用信息化技术打造智慧污水管理平台
栾川乡管理这些污水处理站与三格化粪池需要多少人手呢？答案是4个人。精简高效的模式离不开栾川乡一次次考察实验。
“好用、不贵、可持续，才更有生命力。”高健力说，栾川乡考察过很多地方，有的处理成本高，建成不久便开始“晒太阳”；有的是“一锤子买卖”，建成交付村庄管理，由于缺乏技术故障频发，也是“中看不中用”。
“现在主要依靠的是信息化技术打造的智慧污水管理平台。”高健力告诉记者，作为“运维中枢”，该智能管理平台实现对全乡污水处理站的远程控制和问题在线预警，最大限度压缩了人力成本。
数据显示，目前栾川乡11个污水处理站总处理规模为1660吨，总投资1300余万元，平均每吨投资约8000元。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入大，如何缩减运营成本？
记者获悉，作为公共服务设施，栾川乡工程建设资金以财政投入为主，在管护运营方面，他们按照城镇综合水价（基本水价+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的模式，从供水端收取适量水费，充实集体经济账户，以补充污水处理运营成本，以及维护排水管网设施。
目前，栾川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综合水价为每吨2.75元。考虑农民收入水平，栾川乡水价普遍按每吨1.5元收取。同时，根据栾川乡与河南科创清源环保科技公司签订的《栾川乡污水处理托管运营合同》，污水处理站整体运转率低于60%时，包括电费、药剂费、人工费、设备维修费在内的运营费为0.95元/吨；运转率高于60%时，运营费按每吨0.85元收取。
对于河南科创清源环保科技公司来说，既建设又管理，承担了很多事务，利润并不高。那企业图的是什么？孙风俭告诉记者，“我们更看重的是在栾川乡探索一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产业化道路，打造一条‘环境产业链’，以便将来参与更大范围市场竞争”。
“水费不贵，大家都承担的起。更关键的是，污水有了去处，环境变好了，游客更多，乡亲们不愁没有好日子过！”高健力道出了乡亲们的共同心声：守好一方绿水青山，就一定能收获金山银山。（来源：经济日报）
#重点实验室巡礼# 【逐“智”多谋——走进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世纪，人类理解自我的终极疆域在脑科学。
它不仅关乎着人类的健康与福祉，而且关乎着生命存在形态的巨大颠覆。所以，脑科学已经成为了大国的“必争之地”。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从蹒跚学步的“孩童”，成长为意气风发的“少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诞生在那关键的转折之中……
从“可遇”到“有求”
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脑的10年”，在此之前，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已取得一系列成果。为了探索人脑奥秘，攻克各种脑疾病，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欧美国家纷纷开始制订脑科学研究的长远战略计划，并宣布21世纪将是“脑科学时代”。
然而，神经科学在中国起步晚、体量小，成长之路颇为艰难。1999年，国际著名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回国创建了一个全新体制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神经所），我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2000~2005年是神经所的“起步期”。在这个阶段，研究所建立了7个高水平课题组。他们连续独立承担国家“973”计划的基础前沿项目，“神经发育与可塑性研究”团队还荣获2011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集体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杜久林表示，神经所在当时国内生物学研究领域起到了标杆性的作用。
接下来的十年，是神经所关键的“成长期”。2007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随之诞生，并与研究所同成长、互支撑。
有了神经所打下的基础，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很快确立了神经发育与可塑性领域的优势地位，并大幅度吸纳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组长，也由此拓展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
杜久林介绍，目前，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一半的科研力量聚焦在神经信息处理，另一个重要分支则是神经疾病机理。前者以研究脑功能的神经基础为主要任务，后者则为脑疾病诊断与治疗提供机理研究。
随着研究方向的拓展，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正一步步实现成为国际主要神经生物学研究基地之一的目标。
过去，基础科学的创新发现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但实验室要想获得更多重大突破，就必须“有求才可遇”。
“当年神经所最先把PI制带到国内，是因为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整体实力还很薄弱。一个个小而精的课题组自由探索、百花齐放，让星星之火得以燎原。”在杜久林看来，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国内脑科学研究水平有了质的突破，“这时候，我们需要调整研究模式，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脑疾病研究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最新出口是类脑智能研究。神经科学与智能技术的交叉融合，将是人类社会未来几十年发展中最重要的学科方向之一，也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点培育方向。
2012年起，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员作为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力量，承担了中科院首批启动的5个B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之一的“脑功能联结图谱”，并在此基础上作为主要力量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杜久林认为，正是这种“有求”的模式让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更注重顶层设计和前瞻布局，通过聚集多个实验室、多学科的力量，以团队模式来攻克脑科学领域的重大难题。
从“小动物”到“非人灵长类”
在生物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模式动物实验平台起着重要作用。
“不同于其他领域，脑科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模式动物的物种跨度极大，从线虫、果蝇、斑马鱼，到小鼠、大鼠，再到非人灵长类，包括狨猴、食蟹猴和恒河猴。”杜久林介绍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模式动物平台“应有尽有”，尤其是非人灵长类模式动物平台十年磨一剑的努力，为实验室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8年，神经所所长蒲慕明做了一个十分冒险的决定——开展以非人灵长类为主要模式动物的研究。
一直以来，研发脑疾病药物用的是传统小鼠模型，但小鼠和人种间距离相差甚远。创建灵长类研究这一平台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生理和大脑结构都与人更接近的猕猴成为理想的模式动物。
不久之后，蒲慕明又提出要攻克克隆猴技术。体细胞克隆猴技术，即利用猴的体细胞复制出相同个体。只有产生了遗传基因完全一致的大批猴群，才能避免个体间差异对实验的干扰。
蒲慕明认定，这一平台的打造会是中国脑科学研究在国际上抢占领先地位的关键环节。
可是，灵长类实验的成本高得惊人。为了让这个没钱、没地、没人的“三无”平台得以起步，在没有任何国家项目支持的情况下，蒲慕明动用了当时几乎全部的所长基金来支持猴场建设。他还大胆起用了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讲师孙强来担任平台主任，负责灵长类动物生殖与发育和模式动物构建研究。
2009年，蒲慕明召集孙强与刚刚回国的仇子龙开始讨论用非人灵长类模型专门研究脑疾病，经过团队反复论证，他们确定了用MECP2转基因的方法建立第一个自闭症的非人灵长类模型。
仇子龙表示，此前，科学家虽然通过在小鼠中引入与人类自闭症相关的突变，在研究自闭症基因突变如何影响大脑发育方面已经有很多重要发现，但是，像自闭症这种复杂的精神疾病，用小鼠的类自闭症状模型能否模拟人类的自闭症情况仍令人困惑。因此，在非人灵长类中建立自闭症模型对脑科学与脑疾病的研究非常重要。
直到2016年，他们成功构建了世界首个在神经系统中特异性过表达MeCP2基因的转基因食蟹猴模型，并进行了长期的体征观察和大量行为学测试，发现转基因猴与MeCP2倍增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表型非常相似。这为实验室此后深入研究自闭症病理及探索治疗干预方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成果获得了当年科技部评选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2017年11月，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成功诞生，被誉为“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它也正式开启了以体细胞克隆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而这一关键转折使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迎来了另一项重磅成果。
神经所研究员张洪钧长期从事生物节律与衰老疾病研究。2016年，团队通过敲除节律基因BMAL1，得到了5只生物节律紊乱的疾病猴。但由于它们睡眠紊乱、抑郁等症状严重程度不一，首批节律紊乱猴不适合作为成熟的动物模型用于疾病干预。随着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诞生，张洪钧与孙强第一时间启动了生物节律紊乱猴的克隆工作。
仅过了一年，他们便应用高难度的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成功建立了世界首批遗传背景一致且无嵌合现象的生物节律紊乱体细胞克隆猴模型。
在蒲慕明看来，实现批量化、标准化创建疾病克隆猴模型，可以为脑认知功能研究、重大疾病早期诊断与干预及药物研发提供最为理想的动物模型。这也意味着，它将有助于实验室缩短攻克脑疾病诊断与治疗的研究进程。
从制度延续到“软环境”创新
2020年5月28日至31日，蒲慕明、杜久林等连着熬了4天的夜，从每晚9点到次日凌晨1点，进行跨4个时区的视频会议。参会的有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德国马普神经科学研究所、法兰西公学院、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10位院士。这是研究组长接受的定期的国际学术评估。
这一国际化的科研评估体系，是2003年神经所在全国科研院所中率先引入的。由国际一流的神经生物学家组成国际评估组，结合匿名同行通讯评审意见、研究组长现场汇报考评、研究生座谈等提出评审意见。评审委员会针对每一位组长的进展，向神经所递交书面评审报告。对新晋的研究员4年评审一次，第一次为中期评审。通过两次评审后晋升为高级研究员，但仍需每6年评审一次。
对此，已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的仇子龙曾不由得感叹：“再好的实验条件和启动资金，都不抵评价机制能够给出的时间与空间的自由。”
神经所党委书记王燕表示，神经所成立之初的目标，不仅仅是做一流的科研，还要做一块改革的“试验田”，要实施与国际接轨的运行管理机制，从而创造出不同于国内传统科研机构的制度环境与学术氛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时，也全面吸收了研究所的体制机制。除了国际评审制度，实验室还坚持研究生轮转制、年度考核制和双导师制等。
有延续，也有创新。
“在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的一系列青年人才培养政策中，2016年起专设的青年创新激励基金就在年轻人当中建立了很好的口碑。”仇子龙介绍说。
对于实验室的助研、在站博士后或者在读研究生来说，个人项目6万~10万元/年，团队项目10万~20万元/年，连续两年，这样的支持力度已属于高级别的资助项目。而且，为了鼓励自主创新和自由探索，申请的课题内容可以不在实验室原有方向之内。这在调动年轻科研人员的原创积极性方面作用显著。
同时，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推出了颇具特色的青年神经科学工作者论坛。论坛邀请实验室和非实验室的青年科研人员，以主题报告或海报的形式展示自己的工作。为调动青年科研人员参与的积极性，论坛工作委员会从去年开始还建立了“理事会”制度，藉此丰富论坛活动的形式，培养理事人员的工作组织能力，构建自己的科研网络。
该论坛的初衷是为了给成长中的科研人员营造一个自由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软环境。“交叉合作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更是神经所的文化基因。”仇子龙笑言，“‘合作’这两个字，听了十几年，都快听出茧来了。”
从接受教诲到感同身受，“不合作就出不了好工作”已经成为神经所和实验室成员心中的学术信仰。
https://t.cn/A6bo0Swo
本世纪，人类理解自我的终极疆域在脑科学。
它不仅关乎着人类的健康与福祉，而且关乎着生命存在形态的巨大颠覆。所以，脑科学已经成为了大国的“必争之地”。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从蹒跚学步的“孩童”，成长为意气风发的“少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诞生在那关键的转折之中……
从“可遇”到“有求”
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脑的10年”，在此之前，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已取得一系列成果。为了探索人脑奥秘，攻克各种脑疾病，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欧美国家纷纷开始制订脑科学研究的长远战略计划，并宣布21世纪将是“脑科学时代”。
然而，神经科学在中国起步晚、体量小，成长之路颇为艰难。1999年，国际著名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回国创建了一个全新体制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神经所），我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2000~2005年是神经所的“起步期”。在这个阶段，研究所建立了7个高水平课题组。他们连续独立承担国家“973”计划的基础前沿项目，“神经发育与可塑性研究”团队还荣获2011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集体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杜久林表示，神经所在当时国内生物学研究领域起到了标杆性的作用。
接下来的十年，是神经所关键的“成长期”。2007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随之诞生，并与研究所同成长、互支撑。
有了神经所打下的基础，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很快确立了神经发育与可塑性领域的优势地位，并大幅度吸纳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组长，也由此拓展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
杜久林介绍，目前，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一半的科研力量聚焦在神经信息处理，另一个重要分支则是神经疾病机理。前者以研究脑功能的神经基础为主要任务，后者则为脑疾病诊断与治疗提供机理研究。
随着研究方向的拓展，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正一步步实现成为国际主要神经生物学研究基地之一的目标。
过去，基础科学的创新发现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但实验室要想获得更多重大突破，就必须“有求才可遇”。
“当年神经所最先把PI制带到国内，是因为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整体实力还很薄弱。一个个小而精的课题组自由探索、百花齐放，让星星之火得以燎原。”在杜久林看来，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国内脑科学研究水平有了质的突破，“这时候，我们需要调整研究模式，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脑疾病研究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最新出口是类脑智能研究。神经科学与智能技术的交叉融合，将是人类社会未来几十年发展中最重要的学科方向之一，也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点培育方向。
2012年起，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员作为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力量，承担了中科院首批启动的5个B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之一的“脑功能联结图谱”，并在此基础上作为主要力量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杜久林认为，正是这种“有求”的模式让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更注重顶层设计和前瞻布局，通过聚集多个实验室、多学科的力量，以团队模式来攻克脑科学领域的重大难题。
从“小动物”到“非人灵长类”
在生物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模式动物实验平台起着重要作用。
“不同于其他领域，脑科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模式动物的物种跨度极大，从线虫、果蝇、斑马鱼，到小鼠、大鼠，再到非人灵长类，包括狨猴、食蟹猴和恒河猴。”杜久林介绍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模式动物平台“应有尽有”，尤其是非人灵长类模式动物平台十年磨一剑的努力，为实验室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8年，神经所所长蒲慕明做了一个十分冒险的决定——开展以非人灵长类为主要模式动物的研究。
一直以来，研发脑疾病药物用的是传统小鼠模型，但小鼠和人种间距离相差甚远。创建灵长类研究这一平台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生理和大脑结构都与人更接近的猕猴成为理想的模式动物。
不久之后，蒲慕明又提出要攻克克隆猴技术。体细胞克隆猴技术，即利用猴的体细胞复制出相同个体。只有产生了遗传基因完全一致的大批猴群，才能避免个体间差异对实验的干扰。
蒲慕明认定，这一平台的打造会是中国脑科学研究在国际上抢占领先地位的关键环节。
可是，灵长类实验的成本高得惊人。为了让这个没钱、没地、没人的“三无”平台得以起步，在没有任何国家项目支持的情况下，蒲慕明动用了当时几乎全部的所长基金来支持猴场建设。他还大胆起用了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讲师孙强来担任平台主任，负责灵长类动物生殖与发育和模式动物构建研究。
2009年，蒲慕明召集孙强与刚刚回国的仇子龙开始讨论用非人灵长类模型专门研究脑疾病，经过团队反复论证，他们确定了用MECP2转基因的方法建立第一个自闭症的非人灵长类模型。
仇子龙表示，此前，科学家虽然通过在小鼠中引入与人类自闭症相关的突变，在研究自闭症基因突变如何影响大脑发育方面已经有很多重要发现，但是，像自闭症这种复杂的精神疾病，用小鼠的类自闭症状模型能否模拟人类的自闭症情况仍令人困惑。因此，在非人灵长类中建立自闭症模型对脑科学与脑疾病的研究非常重要。
直到2016年，他们成功构建了世界首个在神经系统中特异性过表达MeCP2基因的转基因食蟹猴模型，并进行了长期的体征观察和大量行为学测试，发现转基因猴与MeCP2倍增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表型非常相似。这为实验室此后深入研究自闭症病理及探索治疗干预方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成果获得了当年科技部评选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2017年11月，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成功诞生，被誉为“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它也正式开启了以体细胞克隆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而这一关键转折使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迎来了另一项重磅成果。
神经所研究员张洪钧长期从事生物节律与衰老疾病研究。2016年，团队通过敲除节律基因BMAL1，得到了5只生物节律紊乱的疾病猴。但由于它们睡眠紊乱、抑郁等症状严重程度不一，首批节律紊乱猴不适合作为成熟的动物模型用于疾病干预。随着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诞生，张洪钧与孙强第一时间启动了生物节律紊乱猴的克隆工作。
仅过了一年，他们便应用高难度的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成功建立了世界首批遗传背景一致且无嵌合现象的生物节律紊乱体细胞克隆猴模型。
在蒲慕明看来，实现批量化、标准化创建疾病克隆猴模型，可以为脑认知功能研究、重大疾病早期诊断与干预及药物研发提供最为理想的动物模型。这也意味着，它将有助于实验室缩短攻克脑疾病诊断与治疗的研究进程。
从制度延续到“软环境”创新
2020年5月28日至31日，蒲慕明、杜久林等连着熬了4天的夜，从每晚9点到次日凌晨1点，进行跨4个时区的视频会议。参会的有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德国马普神经科学研究所、法兰西公学院、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10位院士。这是研究组长接受的定期的国际学术评估。
这一国际化的科研评估体系，是2003年神经所在全国科研院所中率先引入的。由国际一流的神经生物学家组成国际评估组，结合匿名同行通讯评审意见、研究组长现场汇报考评、研究生座谈等提出评审意见。评审委员会针对每一位组长的进展，向神经所递交书面评审报告。对新晋的研究员4年评审一次，第一次为中期评审。通过两次评审后晋升为高级研究员，但仍需每6年评审一次。
对此，已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的仇子龙曾不由得感叹：“再好的实验条件和启动资金，都不抵评价机制能够给出的时间与空间的自由。”
神经所党委书记王燕表示，神经所成立之初的目标，不仅仅是做一流的科研，还要做一块改革的“试验田”，要实施与国际接轨的运行管理机制，从而创造出不同于国内传统科研机构的制度环境与学术氛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时，也全面吸收了研究所的体制机制。除了国际评审制度，实验室还坚持研究生轮转制、年度考核制和双导师制等。
有延续，也有创新。
“在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的一系列青年人才培养政策中，2016年起专设的青年创新激励基金就在年轻人当中建立了很好的口碑。”仇子龙介绍说。
对于实验室的助研、在站博士后或者在读研究生来说，个人项目6万~10万元/年，团队项目10万~20万元/年，连续两年，这样的支持力度已属于高级别的资助项目。而且，为了鼓励自主创新和自由探索，申请的课题内容可以不在实验室原有方向之内。这在调动年轻科研人员的原创积极性方面作用显著。
同时，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推出了颇具特色的青年神经科学工作者论坛。论坛邀请实验室和非实验室的青年科研人员，以主题报告或海报的形式展示自己的工作。为调动青年科研人员参与的积极性，论坛工作委员会从去年开始还建立了“理事会”制度，藉此丰富论坛活动的形式，培养理事人员的工作组织能力，构建自己的科研网络。
该论坛的初衷是为了给成长中的科研人员营造一个自由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软环境。“交叉合作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更是神经所的文化基因。”仇子龙笑言，“‘合作’这两个字，听了十几年，都快听出茧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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