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数据如何安全“激活” 浙江给出解法】#象山政务#3月1日，全国首部公共数据领域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开始施行。从2020年2月至今，在2年多的时间里，条例经历了酝酿、起草、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等环节。护航公共数据共享开放和安全利用，浙江给出了具有全国引领性的解法。
到底什么是公共数据？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公共数据为何要共享、开放？如何保护公共数据安全？我们试图通过全方位解读，给出答案。
海量公共数据 就在身边
何为公共数据？《条例》给出了明确界定——是本省国家机关、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运营单位，在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收集、产生的数据。此外，根据本省应用需求，税务、海关、金融监督管理等国家有关部门派驻浙江管理机构提供的数据，亦在其中。
严谨的概念界定背后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公共数据的概念对群众其实是‘可感’的，并非远离生活。”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相关处室负责人用一系列例子进行了说明，“比如汇集在省人社部门的社会保险个人参保信息，汇集在红十字会的捐赠物资信息，公共服务运营单位掌握的水电燃气使用信息，金融监管部门掌握的个人征信报告，电商平台根据规定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数据等等都是公共数据。”
浙江在线记者从省大数据局了解到，截至2021年底，浙江已累计编制公共数据目录190多万项，省级平台归集公共数据800多亿条，数据共享累计调用700多亿次，开放数据超59亿条，走在全国前列。如此规模体量且不断滚动增长的数据，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管理好、利用好？浙江走入了立法阶段——
为公共数据立法 恰逢其时
时间轴拉回去年2月18日，春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浙江以一场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开启牛年新局。从2003年数字浙江，2014年四张清单一张网，2017年最多跑一次改革，2018年政府数字化转型，至此，浙江进入了一个数字化改革的新阶段。
“《条例》构建了公共数据领域的基础性制度，为纵深推进我省数字化改革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浙江省司法厅司法一处处长邬呈辉表示，对浙江而言《条例》的诞生“恰逢其时”。
从国家层面看，除了现行的《网络安全法》之外，《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于去年正式施行，这为地方制定法规奠定了上位法基础；从省域层面看，浙江在近20年的数据实践中，已形成了不少制度成果。2017年发布的《浙江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侧重数据的采集、归集、共享，2020年发布的《浙江省公共数据开放与安全管理暂行办法》更关注开放和安全，这两个地方政府规章为公共数据的全过程管理打下了基础。
邬呈辉表示，《条例》制定过程中，贯彻落实了数字化改革有关一体化、制度重塑等要求，将我省行之有效的成果和经验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对公共数据范围进行了拓展，赋予了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以法律地位，致力于推进公共数据的充分共享、有序开放和安全利用。同时，以问题为导向，明确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服务外包的权利与义务。
作为要素的公共数据 等待“激活”
数据的共享、开放与利用，不仅事关改革，也是撬动群众和企业享受更好公共服务的底层力量。《条例》共分八章五十一条，其中对公共数据的共享、开放与利用都分设了章节。“公共数据应当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第四章公共数据共享的首条如是写道。
去年，众多最佳应用在数字化改革中涌现，已经对“共享”进行了充分实践。通过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数据共享，越来越多民生实事更加便利。以去年第二批最佳应用中的“浙里办票”为例，该应用打破了各部门数据“孤岛”，单位或个人认证后，就能自动归集名下财政电子票据和税务电子发票，享受全省电子发票一站式归集、下载、查验、存储等服务。
此外，共享、开放与利用更是公共数据流通与高效配置的关键。此前国务院文件中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并列。“公共数据是支撑党建统领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数字法治的重要基础资源，是推动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生产要素。”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
“最初我们对于条例名称是否要加上‘管理’二字有过深度探讨。”参与草案撰写的浙江（浙大）立法研究院执行院长郑春燕提起了立法过程中的一个细节，“如果公共数据只是政府用于管理，而不用来发展是非常可惜的。”而开放与利用，正是《条例》着重强调的内容，“提升公共数据质量，要有市场力量参与，但完全放开又会涉及许多问题，那么市场力量怎么进来呢？为了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我们在条款上做了一些制度设计，比如第三十五条的授权模式，可以授权符合规定安全条件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运营公共数据。”郑春燕建议，相关部门要积极吸引企业加入公共数据的资源开发利用大潮中，让企业利用公共数据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划定公共数据的安全线 势在必行
当公共数据面向社会开放，随之而来的担忧便是安全。划定公共数据的安全线，亦是《条例》所向。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规处处长吴恩玉表示，《条例》制定过程中着重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改革与立法的关系、公共数据充分流通与个人信息有效保护的关系、公共数据高效利用与保障数据安全的关系。
“条例开宗明义就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在推动公共数据创新应用的同时，要对公共数据管理过程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作出细化补充规定。”吴恩玉表示。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收集数据时，不得强制要求个人采用多种方式重复验证；数据有异议或不准确时，可以提出校核申请；自然人认为开放的公共数据侵犯合法权益时，可以提出撤回数据的要求……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见诸条例各处。
此外，吴恩玉表示，立法过程中将保障数据安全贯穿制度设计始终，还设置了公共数据安全专章，为的就是确保在严守数据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释放公共数据的价值。“基于此，《条例》在安全方面设定了制度规范体系、技术防护体系与运行管理体系。“谁收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运行谁负责。”通过落实数据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对服务外包方式开展数据活动的安全管理，可以有效防范公共数据非法获取、篡改、泄露或者不当利用，保护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等。
“公共数据关乎你我，我们要依法利用，依法管理。”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
到底什么是公共数据？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公共数据为何要共享、开放？如何保护公共数据安全？我们试图通过全方位解读，给出答案。
海量公共数据 就在身边
何为公共数据？《条例》给出了明确界定——是本省国家机关、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运营单位，在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收集、产生的数据。此外，根据本省应用需求，税务、海关、金融监督管理等国家有关部门派驻浙江管理机构提供的数据，亦在其中。
严谨的概念界定背后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公共数据的概念对群众其实是‘可感’的，并非远离生活。”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相关处室负责人用一系列例子进行了说明，“比如汇集在省人社部门的社会保险个人参保信息，汇集在红十字会的捐赠物资信息，公共服务运营单位掌握的水电燃气使用信息，金融监管部门掌握的个人征信报告，电商平台根据规定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数据等等都是公共数据。”
浙江在线记者从省大数据局了解到，截至2021年底，浙江已累计编制公共数据目录190多万项，省级平台归集公共数据800多亿条，数据共享累计调用700多亿次，开放数据超59亿条，走在全国前列。如此规模体量且不断滚动增长的数据，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管理好、利用好？浙江走入了立法阶段——
为公共数据立法 恰逢其时
时间轴拉回去年2月18日，春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浙江以一场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开启牛年新局。从2003年数字浙江，2014年四张清单一张网，2017年最多跑一次改革，2018年政府数字化转型，至此，浙江进入了一个数字化改革的新阶段。
“《条例》构建了公共数据领域的基础性制度，为纵深推进我省数字化改革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浙江省司法厅司法一处处长邬呈辉表示，对浙江而言《条例》的诞生“恰逢其时”。
从国家层面看，除了现行的《网络安全法》之外，《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于去年正式施行，这为地方制定法规奠定了上位法基础；从省域层面看，浙江在近20年的数据实践中，已形成了不少制度成果。2017年发布的《浙江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侧重数据的采集、归集、共享，2020年发布的《浙江省公共数据开放与安全管理暂行办法》更关注开放和安全，这两个地方政府规章为公共数据的全过程管理打下了基础。
邬呈辉表示，《条例》制定过程中，贯彻落实了数字化改革有关一体化、制度重塑等要求，将我省行之有效的成果和经验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对公共数据范围进行了拓展，赋予了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以法律地位，致力于推进公共数据的充分共享、有序开放和安全利用。同时，以问题为导向，明确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服务外包的权利与义务。
作为要素的公共数据 等待“激活”
数据的共享、开放与利用，不仅事关改革，也是撬动群众和企业享受更好公共服务的底层力量。《条例》共分八章五十一条，其中对公共数据的共享、开放与利用都分设了章节。“公共数据应当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第四章公共数据共享的首条如是写道。
去年，众多最佳应用在数字化改革中涌现，已经对“共享”进行了充分实践。通过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数据共享，越来越多民生实事更加便利。以去年第二批最佳应用中的“浙里办票”为例，该应用打破了各部门数据“孤岛”，单位或个人认证后，就能自动归集名下财政电子票据和税务电子发票，享受全省电子发票一站式归集、下载、查验、存储等服务。
此外，共享、开放与利用更是公共数据流通与高效配置的关键。此前国务院文件中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并列。“公共数据是支撑党建统领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数字法治的重要基础资源，是推动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生产要素。”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
“最初我们对于条例名称是否要加上‘管理’二字有过深度探讨。”参与草案撰写的浙江（浙大）立法研究院执行院长郑春燕提起了立法过程中的一个细节，“如果公共数据只是政府用于管理，而不用来发展是非常可惜的。”而开放与利用，正是《条例》着重强调的内容，“提升公共数据质量，要有市场力量参与，但完全放开又会涉及许多问题，那么市场力量怎么进来呢？为了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我们在条款上做了一些制度设计，比如第三十五条的授权模式，可以授权符合规定安全条件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运营公共数据。”郑春燕建议，相关部门要积极吸引企业加入公共数据的资源开发利用大潮中，让企业利用公共数据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划定公共数据的安全线 势在必行
当公共数据面向社会开放，随之而来的担忧便是安全。划定公共数据的安全线，亦是《条例》所向。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规处处长吴恩玉表示，《条例》制定过程中着重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改革与立法的关系、公共数据充分流通与个人信息有效保护的关系、公共数据高效利用与保障数据安全的关系。
“条例开宗明义就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在推动公共数据创新应用的同时，要对公共数据管理过程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作出细化补充规定。”吴恩玉表示。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收集数据时，不得强制要求个人采用多种方式重复验证；数据有异议或不准确时，可以提出校核申请；自然人认为开放的公共数据侵犯合法权益时，可以提出撤回数据的要求……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见诸条例各处。
此外，吴恩玉表示，立法过程中将保障数据安全贯穿制度设计始终，还设置了公共数据安全专章，为的就是确保在严守数据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释放公共数据的价值。“基于此，《条例》在安全方面设定了制度规范体系、技术防护体系与运行管理体系。“谁收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运行谁负责。”通过落实数据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对服务外包方式开展数据活动的安全管理，可以有效防范公共数据非法获取、篡改、泄露或者不当利用，保护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等。
“公共数据关乎你我，我们要依法利用，依法管理。”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看到@宁思潇潇 在微博上说起5A/4A景点的事情，我去查了一下上海到底有多少5A和4A景点。结果发现，上海的这些景点收录的似乎不太靠谱，有些上海非常热门的景点比如迪士尼、外滩等并不在名列之中，而一些极为冷门连我这个本地土著都没有听说过的景点却赫然列在其中。尽管最近上海因为疫情关系一切都停顿下来，但我还是想根据个人经验为外地朋友们点评/介绍下这些5A/4A景点。 希望这篇小博客能在各地朋友以后来上海旅游时发挥一点作用。[可怜]
上海5A级景区名单(4个)
1、上海科技馆
有三大部分：位于浦东新区世纪广场的本馆、位于上海静安区的自然博物馆、位于上海滴水湖畔的天文馆。本馆和自然博物馆比较适合带孩子玩+增长知识，而天文馆可能更加适合大龄一点的孩子或成年人打卡拍照？不过，前两者都在市中心，交通比较方便；而天文馆远离市区交通比较麻烦，最好能自驾去；
2、上海野生动物园
虽远且贵，但从观赏动物生态的角度来看，确实要比上海动物园更精彩。另外，由于面积广大，需要做好游玩一整天的身心准备；
3、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如果单论登高观景，东方明珠就不如旁边的环球金融中心或者上海中心的观景层视野好，高度也比不上。但东方明珠底下有一些附属的设施比如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啥的，带孩子参观会很有教育意义，这是其他几座高楼所不具备的优势。
4、一大、二大、四大纪念馆
这个不用说了。我觉得带学龄孩子来上海旅游的话，无论如何黄陂南路374号的“一大纪念馆”是一定要去一次的！
————————————————————
上海4A级景区名单（共68）
上海的4A级景区就特别多了，足足有68个！考虑到外地朋友来上海旅游，所以我就不给大家推荐那些郊野公园和大型绿地之类的景点了，毕竟这些地方的景色在上海之外也到处可见。而类似欢乐谷、海昌海洋公园这种在许多城市都落户的乐园也不做推荐了。所以，我觉得其中必须要去的几个景点是：
1、上海博物馆
号称是国内青铜器收藏的半壁江山，而雕塑、瓷器等收藏也水平很高。另外经常会有非常精彩的临时展览，加之博物馆本身就在市中心的中心，交通极为便利且还是免费的——总归是要去一下的。。。不过听说最近上海博物馆要准备大修了，去之前最好能确认下。另外，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博物馆即将于22年底开幕，据说会定位在“中国古代艺术”，值得期待下；
2、上海豫园
即著名的“豫园城隍庙”景区，是体验上海老城厢/近代历史，品尝上海特色小吃的好去处。每到春节前后，这里的建筑就会被精美的彩灯装饰所妆点，即为“豫园灯会”，最为值得一看！
3、上海小陆家嘴风景区
其实就是陆家嘴建筑群了，既然来了上海总归要去浦东看看是吧？而浦东无非也就是世博园区域、陆家嘴区域和上海迪士尼最值得一去了。其实，同为4A景区内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观光厅、上海之巅（上海中心大厦）观光厅、 金茂大厦88层观光厅这几个陆家嘴登高景点和5A景区里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也都位于小陆家嘴区域，大家都在同一块区域内。这几个观光厅里，最高的是上海之巅（上海中心大厦），视角最好的是环球金融中心，游客人最少的是金茂大厦，大家可以各取所需选个风和日丽能见度高的日子上楼——建议选择傍晚登临，这样可以同时观赏到白天和都市夜景。
除了以上三个必去景点外，其他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有：
上海动物园：
原名“西郊公园”（上海中老年人还一直用这个称呼），方便大家在上海市区内就能看到熊猫、大象、老虎等动物。据说在国内城市动物园里算是排名挺高的，我个人常常去那边拍摄鸟类（测试相机./镜头）。如果你的城市没有大型动物园，那带孩子去这里逛逛应该不错；
上海海洋水族馆、长风公园水族馆：
位于浦东新区陆家嘴，上海市中心最大的水族馆，如果你所在城市没有大型水族馆，我觉得也是值得带孩子来这里玩玩的——毕竟当年这也是能排进全球前十的水族馆之一。但我觉得现在有海昌海洋公园啊、珠海长隆海洋度假区啊啥的，它的排名是不是也该下来了？长风海洋世界景区 可以看作是小号的“上海海洋水族馆”，建设的还是挺精致用心的，但确实体量很小，可能对外地游客吸引力不大；
朱家角古镇、七宝古镇、召稼楼古镇：
这些都是 典型江南水乡景致，感受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风物。由于距离上海市区比较近，所以外地游客在江浙沪旅行但来不及去乌镇、同里或者锦溪的话，去这几个上海古镇看看也不是不行。坦率的说，上海周边这些古镇什么朱家角、周庄、枫泾、召稼楼之类的景致都是差不多的，想要体验江南水乡去其中任何一个都行。其中距离市区最近最方便的就是“七宝古镇”；另外，如果喜欢古典园林的话，松江的上海广富林文化遗址和方塔园、醉白池，嘉定的南翔景区和古漪园也都是不错的目的地——缺憾同样是距离市区比较远，更适合自驾；
在博物馆方面，中国航海博物馆、上海汽车博览公园（嘉定汽车博物馆）虽然都很专业且值得一看，但由于都处于郊区，交通不是很方便。倒是相对靠近市区的上海玻璃博物馆作为新进网红博物馆颇为值得一去。我曾经不止一次去那边拍摄样片，测试相机的近摄特写能力以及色彩还原，感觉倒是满值得特地为它去打一次卡的。
此外，我觉得上海影视乐园（车墩影视基地）和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可能也是值得喜爱摄影的朋友去逛逛的：前者可以拍出那种“民国风”的上海十里洋场风情照片，后者则是可以方便地和自己喜爱的名人合影，反正是大家各取所需了。
最后，在这批68个4A景区中，我自己还没有去过上海闻道园与泰会生活文化园。闻道园是一个将各地古典建筑从原址拆除再运送到上海宝山重建起来的“集锦式”古典园林——你说它只是仿古吧，人家里面收藏的确是真正的古建；你说它是古典园林吧，人家这个园子却又是完全新建的...嗯，这个园子看起来和我去过几次的横滨“三溪园”比较接近（园内收集了许多日本古建），应该很值得一看；
泰会生活文化园好像是一个民间博物馆性质的场所，里面收集了许多“来路不明”或真或假的古董，据说场面很是壮观。我原本前几年就想去看看了，但由于受疫情影响，拜访计划一直被耽搁至今。这两个所在虽然看其阿里都不太值得外地朋友特地去看看，但我作为上海土著还是很想去开开眼界的啊！[笑cry]
上海5A级景区名单(4个)
1、上海科技馆
有三大部分：位于浦东新区世纪广场的本馆、位于上海静安区的自然博物馆、位于上海滴水湖畔的天文馆。本馆和自然博物馆比较适合带孩子玩+增长知识，而天文馆可能更加适合大龄一点的孩子或成年人打卡拍照？不过，前两者都在市中心，交通比较方便；而天文馆远离市区交通比较麻烦，最好能自驾去；
2、上海野生动物园
虽远且贵，但从观赏动物生态的角度来看，确实要比上海动物园更精彩。另外，由于面积广大，需要做好游玩一整天的身心准备；
3、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如果单论登高观景，东方明珠就不如旁边的环球金融中心或者上海中心的观景层视野好，高度也比不上。但东方明珠底下有一些附属的设施比如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啥的，带孩子参观会很有教育意义，这是其他几座高楼所不具备的优势。
4、一大、二大、四大纪念馆
这个不用说了。我觉得带学龄孩子来上海旅游的话，无论如何黄陂南路374号的“一大纪念馆”是一定要去一次的！
————————————————————
上海4A级景区名单（共68）
上海的4A级景区就特别多了，足足有68个！考虑到外地朋友来上海旅游，所以我就不给大家推荐那些郊野公园和大型绿地之类的景点了，毕竟这些地方的景色在上海之外也到处可见。而类似欢乐谷、海昌海洋公园这种在许多城市都落户的乐园也不做推荐了。所以，我觉得其中必须要去的几个景点是：
1、上海博物馆
号称是国内青铜器收藏的半壁江山，而雕塑、瓷器等收藏也水平很高。另外经常会有非常精彩的临时展览，加之博物馆本身就在市中心的中心，交通极为便利且还是免费的——总归是要去一下的。。。不过听说最近上海博物馆要准备大修了，去之前最好能确认下。另外，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博物馆即将于22年底开幕，据说会定位在“中国古代艺术”，值得期待下；
2、上海豫园
即著名的“豫园城隍庙”景区，是体验上海老城厢/近代历史，品尝上海特色小吃的好去处。每到春节前后，这里的建筑就会被精美的彩灯装饰所妆点，即为“豫园灯会”，最为值得一看！
3、上海小陆家嘴风景区
其实就是陆家嘴建筑群了，既然来了上海总归要去浦东看看是吧？而浦东无非也就是世博园区域、陆家嘴区域和上海迪士尼最值得一去了。其实，同为4A景区内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观光厅、上海之巅（上海中心大厦）观光厅、 金茂大厦88层观光厅这几个陆家嘴登高景点和5A景区里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也都位于小陆家嘴区域，大家都在同一块区域内。这几个观光厅里，最高的是上海之巅（上海中心大厦），视角最好的是环球金融中心，游客人最少的是金茂大厦，大家可以各取所需选个风和日丽能见度高的日子上楼——建议选择傍晚登临，这样可以同时观赏到白天和都市夜景。
除了以上三个必去景点外，其他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有：
上海动物园：
原名“西郊公园”（上海中老年人还一直用这个称呼），方便大家在上海市区内就能看到熊猫、大象、老虎等动物。据说在国内城市动物园里算是排名挺高的，我个人常常去那边拍摄鸟类（测试相机./镜头）。如果你的城市没有大型动物园，那带孩子去这里逛逛应该不错；
上海海洋水族馆、长风公园水族馆：
位于浦东新区陆家嘴，上海市中心最大的水族馆，如果你所在城市没有大型水族馆，我觉得也是值得带孩子来这里玩玩的——毕竟当年这也是能排进全球前十的水族馆之一。但我觉得现在有海昌海洋公园啊、珠海长隆海洋度假区啊啥的，它的排名是不是也该下来了？长风海洋世界景区 可以看作是小号的“上海海洋水族馆”，建设的还是挺精致用心的，但确实体量很小，可能对外地游客吸引力不大；
朱家角古镇、七宝古镇、召稼楼古镇：
这些都是 典型江南水乡景致，感受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风物。由于距离上海市区比较近，所以外地游客在江浙沪旅行但来不及去乌镇、同里或者锦溪的话，去这几个上海古镇看看也不是不行。坦率的说，上海周边这些古镇什么朱家角、周庄、枫泾、召稼楼之类的景致都是差不多的，想要体验江南水乡去其中任何一个都行。其中距离市区最近最方便的就是“七宝古镇”；另外，如果喜欢古典园林的话，松江的上海广富林文化遗址和方塔园、醉白池，嘉定的南翔景区和古漪园也都是不错的目的地——缺憾同样是距离市区比较远，更适合自驾；
在博物馆方面，中国航海博物馆、上海汽车博览公园（嘉定汽车博物馆）虽然都很专业且值得一看，但由于都处于郊区，交通不是很方便。倒是相对靠近市区的上海玻璃博物馆作为新进网红博物馆颇为值得一去。我曾经不止一次去那边拍摄样片，测试相机的近摄特写能力以及色彩还原，感觉倒是满值得特地为它去打一次卡的。
此外，我觉得上海影视乐园（车墩影视基地）和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可能也是值得喜爱摄影的朋友去逛逛的：前者可以拍出那种“民国风”的上海十里洋场风情照片，后者则是可以方便地和自己喜爱的名人合影，反正是大家各取所需了。
最后，在这批68个4A景区中，我自己还没有去过上海闻道园与泰会生活文化园。闻道园是一个将各地古典建筑从原址拆除再运送到上海宝山重建起来的“集锦式”古典园林——你说它只是仿古吧，人家里面收藏的确是真正的古建；你说它是古典园林吧，人家这个园子却又是完全新建的...嗯，这个园子看起来和我去过几次的横滨“三溪园”比较接近（园内收集了许多日本古建），应该很值得一看；
泰会生活文化园好像是一个民间博物馆性质的场所，里面收集了许多“来路不明”或真或假的古董，据说场面很是壮观。我原本前几年就想去看看了，但由于受疫情影响，拜访计划一直被耽搁至今。这两个所在虽然看其阿里都不太值得外地朋友特地去看看，但我作为上海土著还是很想去开开眼界的啊！[笑cry]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