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人自有天收，当一个人作恶多端，而人间的道德和法律无法制裁他时，就是老天出面的时候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天，就是因果，是善恶有报。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有些人作恶，未见恶报，反而看起来更加风光，是福报未尽，正在迅速消耗福报而已，当福报尽的时候，恶报就来了。近报在自身，远报在儿孙。福报耗尽时，不足以载物，所以诸多不顺，失去更多。
不明白因果的人，当有权有势，目光短浅，权势就成了造恶的工具，明白因果的人，目光长远，权势成为培福的工具。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有些人作恶，未见恶报，反而看起来更加风光，是福报未尽，正在迅速消耗福报而已，当福报尽的时候，恶报就来了。近报在自身，远报在儿孙。福报耗尽时，不足以载物，所以诸多不顺，失去更多。
不明白因果的人，当有权有势，目光短浅，权势就成了造恶的工具，明白因果的人，目光长远，权势成为培福的工具。
虽千万人 吾往矣。
韩非子写过一篇《说难》，是表达游说之艰难与危险。其中有这样一段，也被司马迁记录在史记里：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大凡游说的困难，不在于我不知道自己要怎么说，也不在于我不知道怎么辩论，更不是因为我不敢去说，最难的部分在于如何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然后调整我的表达方式去适应他。也就是说，韩非子觉得游说最困难的部分在： 如何知道对方心里的想法需求 然后按照对方的思维逻辑进行说服。他认为，如果不知道对方的想法就冒然去说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很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司马迁引用这段后感慨到，韩非子对人心之难测如此了解 最终还是没有免于困于秦国 被毒身亡。
时过境迁 两千多年后的我们，社会生活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科学技术再先进发达 生活环境再改变，它依然是人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诸多烦恼忧虑的源头，依然是引发各种困境与危险的潜在隐患。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对自己的想法有多谨慎小心、花多少心血准备，检查多少次认为万无一失，你面对的世界、面对的任何一个他人，都是你无法确定的变量，这个变量可能带来一拍即合，也可能导致冲突矛盾，可能双方满意达成共识，也可能不欢而散。就像韩非子说的，即使像龙这样的存在，也可以与你相安无事的共处，甚至可以乘在它的身上；可是它有一处逆鳞，如果你不小心碰到他的逆鳞，就可能导致杀身之祸。这个逆鳞，就是不确定性带来的危险的极致版，无论如何，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场冒险。
很多时候当结果出现的时候，就结果本身来说一点都不难。令人感到艰难困恼的是，在做的过程中，你无法知道结果会怎那样，你面向的是一个敞开式的未知的方向，好比走路本身并不会令人恐惧，令人恐惧的是你无法确定这条路的那一端是什么在等你。这或许才是让人感到心累紧张焦虑烦忧的所在。如果每个人的行为可以在发出前就知道产生怎样的结果，大概人也就没了烦恼，不会犯错、人人都成了圣人。可惜没有如果。人生的危险、冒险之处就在于，我们所面对的，始终是各种不确定性。
那该怎么办呢？面对结果的不确定性 是否有判断依据衡量标准呢？
“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似乎提供了一个依据：如果反省自己扪心自问，感到良心难安、有违背伦理道德，那么即使没有任何人阻拦，我也会感到害怕而不敢去做；而如果扪心自问，能心里坦荡、对得起良心、符合道义，那么即使千万人阻拦，我也一定要去做。
显然他的衡量标准，不是这件事的可能性结果是什么：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功名利益，大家怎么看怎么说，而是良心，是道义。良心与道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天理。良心是人心对天道的感知；道义，则是符合天道、应当奉行。
孟子又说：大丈夫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义是什么？就是合理应当。合理应当，何必天理 则为应当；所以应当不应当，衡量标准就是天理，没有那么多纠结算计。孔子说，一以贯之。一也指是天理，孟子作为儒家思想继承者，换了个表达方式 底层逻辑仍与孔子一脉相承。
西方道德哲学里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关于道德形而上学提出的观点是：撒谎是不道德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撒谎。后来有哲学家康斯坦反对他，提出的假设情景是：可是有一天你的朋友急匆匆敲门，说有人追杀他，想要在你这儿躲一下，你让他藏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杀手追来，问你刚才有没有人进来躲。你会怎么办？告诉杀手实话，里面的人没命了；不告诉杀手实话，你撒谎了。你会怎么办。康德给出的答案是 如果有例外，道德律令就被破坏了，所以即使这种情况下 仍然不能说谎。这个问题如果是孟子，或许想都不用想：惟义所在。此时的义、此时应当做的，就是保护被追杀的人免于杀戮，不管杀手与被追杀人之间有什么是非恩怨，当你面对一个生命的求救，尽力相救就是义之所在。
可是万一他俩之前有恩怨怎么算？可是万一之后他们又遇到怎么办？他俩之前即使有恩怨也不由你来判；他俩之后的因果转折也并非你能决定的。你能做的，是选择眼前怎么做，是否做应当做的事。显然，当孟子在说惟义之所在的时候，他确信的是，天道本身负责所有因果关系的展现，自己遇到的每件事每个人都有他与其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不管过去怎样，此时的应对方法以天道为标准就不会再出错；而至于每件事每个人他们各自的因果 也自有天意安排，不需要自己操心 也不是自己能掌控的。
韩非子写过一篇《说难》，是表达游说之艰难与危险。其中有这样一段，也被司马迁记录在史记里：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大凡游说的困难，不在于我不知道自己要怎么说，也不在于我不知道怎么辩论，更不是因为我不敢去说，最难的部分在于如何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然后调整我的表达方式去适应他。也就是说，韩非子觉得游说最困难的部分在： 如何知道对方心里的想法需求 然后按照对方的思维逻辑进行说服。他认为，如果不知道对方的想法就冒然去说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很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司马迁引用这段后感慨到，韩非子对人心之难测如此了解 最终还是没有免于困于秦国 被毒身亡。
时过境迁 两千多年后的我们，社会生活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科学技术再先进发达 生活环境再改变，它依然是人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诸多烦恼忧虑的源头，依然是引发各种困境与危险的潜在隐患。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对自己的想法有多谨慎小心、花多少心血准备，检查多少次认为万无一失，你面对的世界、面对的任何一个他人，都是你无法确定的变量，这个变量可能带来一拍即合，也可能导致冲突矛盾，可能双方满意达成共识，也可能不欢而散。就像韩非子说的，即使像龙这样的存在，也可以与你相安无事的共处，甚至可以乘在它的身上；可是它有一处逆鳞，如果你不小心碰到他的逆鳞，就可能导致杀身之祸。这个逆鳞，就是不确定性带来的危险的极致版，无论如何，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场冒险。
很多时候当结果出现的时候，就结果本身来说一点都不难。令人感到艰难困恼的是，在做的过程中，你无法知道结果会怎那样，你面向的是一个敞开式的未知的方向，好比走路本身并不会令人恐惧，令人恐惧的是你无法确定这条路的那一端是什么在等你。这或许才是让人感到心累紧张焦虑烦忧的所在。如果每个人的行为可以在发出前就知道产生怎样的结果，大概人也就没了烦恼，不会犯错、人人都成了圣人。可惜没有如果。人生的危险、冒险之处就在于，我们所面对的，始终是各种不确定性。
那该怎么办呢？面对结果的不确定性 是否有判断依据衡量标准呢？
“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似乎提供了一个依据：如果反省自己扪心自问，感到良心难安、有违背伦理道德，那么即使没有任何人阻拦，我也会感到害怕而不敢去做；而如果扪心自问，能心里坦荡、对得起良心、符合道义，那么即使千万人阻拦，我也一定要去做。
显然他的衡量标准，不是这件事的可能性结果是什么：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功名利益，大家怎么看怎么说，而是良心，是道义。良心与道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天理。良心是人心对天道的感知；道义，则是符合天道、应当奉行。
孟子又说：大丈夫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义是什么？就是合理应当。合理应当，何必天理 则为应当；所以应当不应当，衡量标准就是天理，没有那么多纠结算计。孔子说，一以贯之。一也指是天理，孟子作为儒家思想继承者，换了个表达方式 底层逻辑仍与孔子一脉相承。
西方道德哲学里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关于道德形而上学提出的观点是：撒谎是不道德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撒谎。后来有哲学家康斯坦反对他，提出的假设情景是：可是有一天你的朋友急匆匆敲门，说有人追杀他，想要在你这儿躲一下，你让他藏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杀手追来，问你刚才有没有人进来躲。你会怎么办？告诉杀手实话，里面的人没命了；不告诉杀手实话，你撒谎了。你会怎么办。康德给出的答案是 如果有例外，道德律令就被破坏了，所以即使这种情况下 仍然不能说谎。这个问题如果是孟子，或许想都不用想：惟义所在。此时的义、此时应当做的，就是保护被追杀的人免于杀戮，不管杀手与被追杀人之间有什么是非恩怨，当你面对一个生命的求救，尽力相救就是义之所在。
可是万一他俩之前有恩怨怎么算？可是万一之后他们又遇到怎么办？他俩之前即使有恩怨也不由你来判；他俩之后的因果转折也并非你能决定的。你能做的，是选择眼前怎么做，是否做应当做的事。显然，当孟子在说惟义之所在的时候，他确信的是，天道本身负责所有因果关系的展现，自己遇到的每件事每个人都有他与其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不管过去怎样，此时的应对方法以天道为标准就不会再出错；而至于每件事每个人他们各自的因果 也自有天意安排，不需要自己操心 也不是自己能掌控的。
#刑事辩护[超话]##诈骗犯罪# 诈骗犯罪的“口袋化”
诈骗犯罪，应警惕其滑向“口袋罪”的危险。这既非博人眼球的制造“震惊”文，也并未言之过甚。
近期引人关注的航空延误险涉诈骗案，犹如当年的“许霆案”般，在法学界、律师界及媒体上引发热议。围绕着罪与非罪的争议，延伸出诸多问题。从纷杂的观点中抽离，又不得不说，诈骗犯罪（主要以诈骗罪为主）在司法实务中，着实存在认定上的诸多争议。甚至在此前出现的很多类型案件中，仍有此起彼伏的争论。
也有很多人问我，对南京航空延误险涉诈骗案的看法，其实我早就在第一时间发表过意见，具体详见我的知乎（知乎门牌号：刑事律师朋礼松）。虽仅是作了“有限度”的简短解读，但我的观点也很鲜明，不能认定李某构成保险诈骗罪或诈骗罪。
南京航空延误险涉诈骗案，的确只是个案，笔者如下细数的几个典型类案，你就能发现，诈骗罪的入罪“太简单”了，也太“随便”了。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假结（离）婚获取拆迁补偿款的诈骗案。
这类案子估计全国各地也都有发生，而距笔者最近的就是杭州地区2017年发生的多起案件，历经公安的诈骗罪立案，后也是以法院判处诈骗罪结束。现在想想，这类案件以诈骗罪定罪仍是“不可理喻”，只要动机不纯的行为，其他罪名没办法适配的时候，总想着诉诸诈骗，还真有点口袋大，啥都想装。关于假结（离）婚而获取拆迁补偿款涉诈骗案，为啥不能以诈骗罪定性，笔者也曾撰文评述，此处不赘述。
只是需要指出，在这类案件中为啥很多人坚持认为属于诈骗，其实就是诈骗罪“口袋化”的路径误区之一：只要动机不纯，又使用了“欺诈手段”，那就是诈骗。这与一开始大家讨论南京航空延误险涉诈骗案时，一些人的入罪路径是相似的。
一方面，假结（离）婚的双方，通过“并非真的要结（离）婚”这种欺诈手段（或隐瞒真相），使得相关部门受骗，多给了钱；另一方面，他们之所以结（离）婚，主观上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多获取拆迁补偿款（非法目的），结（离）婚的动机非常不纯。所以，很多人便得出结论：这就是骗子！
而回归到诈骗犯罪的构成，上述案件中除了动机不纯外，你还真就找不出他们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在哪里。很多人说，“他们根本就没有真的结（离）婚，都是假的”。那你当结婚证和离婚证是闹着玩的？那是民政局被骗而颁发的么？你们结婚的时候，民政局让你们签“我们俩是真要结婚”的保证书了么？离婚的时候，让你们签“我们俩是真的要离婚”的保证书了？不管是从逻辑上，还是从常识上来说，都说不通。
但诈骗罪，最后还是装下了！
第二个要说的，那自然是“套路贷”涉诈骗案。
“套路贷”诈骗案，倒是最近这两年时兴的犯罪类型。之所以兴起，也是基于国家一以贯之的严打政策。笔者并非否定对“套路贷”的打击，只是对于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及人员，将“套路贷”一股脑地认定为诈骗罪的做法，感到困惑和无奈而已。
在“套路贷”案件中，只要有“套路”，就可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只要有“套路”，那就是存在“欺诈手段”。这种“一有···则有”的认定逻辑，并非偶然而存。甚至，还存在直接以非刑法概念取代刑法规定的现象，就“套路贷=诈骗”的逻辑范式。
是的，“套路贷”着实可恶，它害了很多人，也让一些人家财尽失，甚至是家破人亡，这是真真切切的“套路贷”，是其背后诈骗行为、敲诈勒索行为、非法拘禁行为带来的可恶，但它并不是全貌。比如张三给李四、王五、孙六等十多人放贷，约定借1000，月利息100，借三个月。但实际上每人就借得800元，扣除了一期利息和手续费100元，李四、王五、孙六等十多人，均对此知情且同意。后十多人均未如期还款，张三开始逐人催收。我想很不幸的是，张三在后来的打击“套路贷”专项斗争中，以涉嫌诈骗罪被刑拘了。按照前述“套路贷”认定诈骗的逻辑，张三的诈骗罪估计逃不掉了，而实务中这样的“张三”还真的不少。
可是，这里的“诈骗”，到底骗在哪里了呢？出借人扣除砍头息和手续费，借款人知不知道，知道！借款人自己实际能拿到多少钱知不知道？知道！借款人自己该如何还钱，知不知道，知道！逾期未还后该还多少钱，知不知道，也知道！
那到底谁骗谁了呢？不知道！
第三个要说的，那就是诱导投资类诈骗案。
作为一名刑事律师，也不得不感慨：欺骗手法千千万，大多离刑都不远。但是，不是存在欺骗手段，就一定属于诈骗犯罪。在诱导投资类案件中，大多存在虚构身份的情形，比如使用冒充美女身份，还有虚构自己投资盈利的事实，诱导客户进入所谓的“炒期货”、“炒原油”等平台进行投资，而后赚取相应的手续费。媒体报道频繁提及的“杀猪盘”中，就多存在这种情形。那是不是虚构身份、虚构并非平台真实投资客户的事实，甚至是虚构盈利事实等行为，就可以归属于诈骗犯罪呢？单从逻辑上讲，二者之间根本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使用欺诈手法诱导投资与使用欺诈手法诱导消费，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浅层逻辑。
好比，我说我这店里的杨梅很快就要断货了，都卖了上万斤了，买的人都说好，你快来买呀。而实际上，还没断货，也没卖上万斤，就卖了几百斤，买的人也有说不好的。但你就是在我这买了好几百斤，涉及金额近万元，你也没觉得“特别好”，那我确实“骗”你了，但我是不是涉嫌诈骗罪？显然，光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而在实务中，则是绝大多数向诈骗罪倾斜。笔者所办的多起类案，不管是一审还是二审，未有扭转成功之例，多有无奈。
第四个、第五个···实际上还有很多，比如保健品类诈骗案、艺术藏品类诈骗案等，而民事欺诈与诈骗的区分，仍会是一个争议极大的焦点。
在法治社会，我们不应该看到具体罪名的“口袋化”，不管是一直被诟病的寻衅滋事罪，抑或是非法经营罪。而诈骗罪泛化适用的“乱象”背后，更需要我们所有法律人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彻底坚守，严防概念化的认定犯罪。
一通胡言乱语，聊当牢骚吧···
作者：朋礼松律师 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
本文首发于“刑辩之道”公众号
诈骗犯罪，应警惕其滑向“口袋罪”的危险。这既非博人眼球的制造“震惊”文，也并未言之过甚。
近期引人关注的航空延误险涉诈骗案，犹如当年的“许霆案”般，在法学界、律师界及媒体上引发热议。围绕着罪与非罪的争议，延伸出诸多问题。从纷杂的观点中抽离，又不得不说，诈骗犯罪（主要以诈骗罪为主）在司法实务中，着实存在认定上的诸多争议。甚至在此前出现的很多类型案件中，仍有此起彼伏的争论。
也有很多人问我，对南京航空延误险涉诈骗案的看法，其实我早就在第一时间发表过意见，具体详见我的知乎（知乎门牌号：刑事律师朋礼松）。虽仅是作了“有限度”的简短解读，但我的观点也很鲜明，不能认定李某构成保险诈骗罪或诈骗罪。
南京航空延误险涉诈骗案，的确只是个案，笔者如下细数的几个典型类案，你就能发现，诈骗罪的入罪“太简单”了，也太“随便”了。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假结（离）婚获取拆迁补偿款的诈骗案。
这类案子估计全国各地也都有发生，而距笔者最近的就是杭州地区2017年发生的多起案件，历经公安的诈骗罪立案，后也是以法院判处诈骗罪结束。现在想想，这类案件以诈骗罪定罪仍是“不可理喻”，只要动机不纯的行为，其他罪名没办法适配的时候，总想着诉诸诈骗，还真有点口袋大，啥都想装。关于假结（离）婚而获取拆迁补偿款涉诈骗案，为啥不能以诈骗罪定性，笔者也曾撰文评述，此处不赘述。
只是需要指出，在这类案件中为啥很多人坚持认为属于诈骗，其实就是诈骗罪“口袋化”的路径误区之一：只要动机不纯，又使用了“欺诈手段”，那就是诈骗。这与一开始大家讨论南京航空延误险涉诈骗案时，一些人的入罪路径是相似的。
一方面，假结（离）婚的双方，通过“并非真的要结（离）婚”这种欺诈手段（或隐瞒真相），使得相关部门受骗，多给了钱；另一方面，他们之所以结（离）婚，主观上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多获取拆迁补偿款（非法目的），结（离）婚的动机非常不纯。所以，很多人便得出结论：这就是骗子！
而回归到诈骗犯罪的构成，上述案件中除了动机不纯外，你还真就找不出他们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在哪里。很多人说，“他们根本就没有真的结（离）婚，都是假的”。那你当结婚证和离婚证是闹着玩的？那是民政局被骗而颁发的么？你们结婚的时候，民政局让你们签“我们俩是真要结婚”的保证书了么？离婚的时候，让你们签“我们俩是真的要离婚”的保证书了？不管是从逻辑上，还是从常识上来说，都说不通。
但诈骗罪，最后还是装下了！
第二个要说的，那自然是“套路贷”涉诈骗案。
“套路贷”诈骗案，倒是最近这两年时兴的犯罪类型。之所以兴起，也是基于国家一以贯之的严打政策。笔者并非否定对“套路贷”的打击，只是对于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及人员，将“套路贷”一股脑地认定为诈骗罪的做法，感到困惑和无奈而已。
在“套路贷”案件中，只要有“套路”，就可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只要有“套路”，那就是存在“欺诈手段”。这种“一有···则有”的认定逻辑，并非偶然而存。甚至，还存在直接以非刑法概念取代刑法规定的现象，就“套路贷=诈骗”的逻辑范式。
是的，“套路贷”着实可恶，它害了很多人，也让一些人家财尽失，甚至是家破人亡，这是真真切切的“套路贷”，是其背后诈骗行为、敲诈勒索行为、非法拘禁行为带来的可恶，但它并不是全貌。比如张三给李四、王五、孙六等十多人放贷，约定借1000，月利息100，借三个月。但实际上每人就借得800元，扣除了一期利息和手续费100元，李四、王五、孙六等十多人，均对此知情且同意。后十多人均未如期还款，张三开始逐人催收。我想很不幸的是，张三在后来的打击“套路贷”专项斗争中，以涉嫌诈骗罪被刑拘了。按照前述“套路贷”认定诈骗的逻辑，张三的诈骗罪估计逃不掉了，而实务中这样的“张三”还真的不少。
可是，这里的“诈骗”，到底骗在哪里了呢？出借人扣除砍头息和手续费，借款人知不知道，知道！借款人自己实际能拿到多少钱知不知道？知道！借款人自己该如何还钱，知不知道，知道！逾期未还后该还多少钱，知不知道，也知道！
那到底谁骗谁了呢？不知道！
第三个要说的，那就是诱导投资类诈骗案。
作为一名刑事律师，也不得不感慨：欺骗手法千千万，大多离刑都不远。但是，不是存在欺骗手段，就一定属于诈骗犯罪。在诱导投资类案件中，大多存在虚构身份的情形，比如使用冒充美女身份，还有虚构自己投资盈利的事实，诱导客户进入所谓的“炒期货”、“炒原油”等平台进行投资，而后赚取相应的手续费。媒体报道频繁提及的“杀猪盘”中，就多存在这种情形。那是不是虚构身份、虚构并非平台真实投资客户的事实，甚至是虚构盈利事实等行为，就可以归属于诈骗犯罪呢？单从逻辑上讲，二者之间根本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使用欺诈手法诱导投资与使用欺诈手法诱导消费，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浅层逻辑。
好比，我说我这店里的杨梅很快就要断货了，都卖了上万斤了，买的人都说好，你快来买呀。而实际上，还没断货，也没卖上万斤，就卖了几百斤，买的人也有说不好的。但你就是在我这买了好几百斤，涉及金额近万元，你也没觉得“特别好”，那我确实“骗”你了，但我是不是涉嫌诈骗罪？显然，光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而在实务中，则是绝大多数向诈骗罪倾斜。笔者所办的多起类案，不管是一审还是二审，未有扭转成功之例，多有无奈。
第四个、第五个···实际上还有很多，比如保健品类诈骗案、艺术藏品类诈骗案等，而民事欺诈与诈骗的区分，仍会是一个争议极大的焦点。
在法治社会，我们不应该看到具体罪名的“口袋化”，不管是一直被诟病的寻衅滋事罪，抑或是非法经营罪。而诈骗罪泛化适用的“乱象”背后，更需要我们所有法律人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彻底坚守，严防概念化的认定犯罪。
一通胡言乱语，聊当牢骚吧···
作者：朋礼松律师 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
本文首发于“刑辩之道”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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