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园区50人|郗龙飞：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园区的生态变革
从新冠疫情肆虐到防控常态化，中国在防疫抗疫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有了非常亮眼的表现。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对写字楼产业园市场的冲击减弱，重点城市租赁需求进一步复苏；大宗交易投资额稳步回升，机构投资者对商办物业表现出长期的信心。
那么，疫情常态化下，经过疫情冲击之后的商业地产行业发生了哪些未有变局？出现了哪些破局之道？展现了哪些未来趋势？
11月8日，针对疫情常态化下产业地产，包括产业园、城市片区开发运营的变局与破局，房讯网采访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智能制造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郗龙飞。
1、疫情反复冲击与防控常态化下，商业地产（写字楼、产业园）行业发生了哪些前所未有的全新变局和全新变化？
此次疫情危机之下，不仅对政府、企业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园区运营者来说，也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硬仗。
在这段时间我们对园区的调研过程中，可以看到国内园区在疫情排查效率、政策响应、行政审批绿色通道建设以及产业链的协调同步上呈现出了较大的差距，而这种“速度”和“力度”则得益于园区前期扎实的产业服务基础和高效的园区治理水平。
在疫情下，社会普遍认识到借助科技赋能疫情防控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数字信息等新技术和新模式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数据采集、信息传达、动态监控、远程联动、跨区域资源调配等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支撑和保障。各园区虽然都花巨资建设了强大的硬件平台，但加强公共数据的应用才是管理的根本。如何将采集的数据演化成态势判断的依据，将市场验证过的好技术、好产品赋能到园区企业，将成为以后解决类似大型公共事件问题的关键。
除了园区的管理之外，我们看到企业在疫情之下也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国内主流科技公司因为业务的边际成本的有效降低，在不断的拓展新的领域和新的场景，商办空间的扩张也纳入了执行清单，但因为政策的不稳定和德国化模式发展，显然国家未来发展的重点已经不是扶持巨头企业，而是转向赋能中小企业。对于中小企业发展来看，政策赋能、科技赋能、品牌赋能的运营效率提升是帮助中小企业渡过艰难期的最有效的扶持。从商办空间考虑，中小企业更需要灵活多变的、服务力高效的办公空间。从场景来看，中小企业分为接待型办公空间、分布式办公空间、研发型办公空间等场景。从服务力来看，主要是品牌服务力、政策服务力、运营服务力、销售服务力、科技服务力等支撑产品。以上这些都是现有商办空间很难短时间内补足的短板。
2、面对新变局和新变化，商业地产（写字楼、产业园）行业出现了哪些影响深远的破局之道和创新案例？
因国内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居世界前列，从技术到运营已经成为数据生态数据能源态势，通过数字改造后，需求与供给与之前的业务关系大相径庭，未来商办空间信息扁平化的发展中介服务慢慢会成为历史。对于园区招商而言已经不是简单的信息对称可以解决的，重点在于园区运营服务力的厚积薄发。
企业入驻园区除了传统给予的政策、引导基金及人才的存量服务的扶持，更多的是通过入驻企业的数字化对企业发展阶段的理解所匹配的精准服务。一个企业入驻园区，选址的条件是否符合企业发展，它可以享受什么政策，符合哪个政策项目申报条件、品牌上有哪些工具、解决方案可以赋能等等，让企业把精力都专注在核心业务上。如果园区目前不具备服务能力是否可以选择合作引进。
例如深谷就园区为企业赋能价值的创新型企业品牌。它们不仅提供政府项目代理申报服务、税筹优化设计服务和企业选址服务等企业服务，而且在数字化品牌管理上也有创新的应用和解决方案，让企业可以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高品牌、高性价比的服务。
深谷的数字化品牌管理解决方案里面的一个小程序的应用在产业地产行业招商和企业产品销售上有很多好的结合点，也是创新的亮点。这个应用不仅可以管理企业员工的名片、营销资料、活动海报的查看频次、转发次数等多维度数据，还具备了SCRM的客户管理能力。最关键的是因为是高品质的画面，让企业释放的颜值变成了有效的生产力。对于推广而言是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3、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商业地产（写字楼、产业园）行业展现了哪些未来十年的未来趋势和未来生态？
数字经济促进服务业发展，数字经济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各行各业，围绕在我们身边，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国数字经济的的产业数字化部分所占比重由2005年的49%提升至2020年的81.3%。
数字科技的发展重塑商业地产发展模式。随着5G、大数据应用的快速发展，以人为本的数据化的互联互通，赋能商业地产设施、空间、运营服务等多环节，通过智慧集成提供更具人性化的关怀，为人们创造舒适生态、极具体验感的消费和办公空间环境。
数字时代，新模式新业态创新层出不穷。只有转型速度够快、转型效果够好，企业才能在人才、品牌和资本的竞争中保持优势。企业战略要数字化，市场营销要数字化，比如建设数字品牌；重视社交网络营销；提升线上与线下的一致性和便利性。
未来十年，中国地产市场将进入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响应式”时代，并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将成为亚太地区可投资商业地产总量最大的市场。在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和科技创新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升级转型最重要的引擎，这也将成为下一阶段商业地产发展的主要脉络。
在中国商业地产市场中，写字楼、购物中心、仓储物流等主流商业地产的需求仍将持续增长，同时和科创相关的数据中心、科技园区，受消费升级推动的长租公寓、冷链等新兴商业地产都将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投资价值。
展望未来，“健康中国、绿色中国、智慧中国”的理念将在包括房地产行业在内的诸多领域得以践行，更多的楼宇将实现绿色健康、节能零碳的标准。调查显示，疫情后有超过半数的中国租户表示他们更偏好绿色和健康建筑。
灵活性将成为租户对于未来办公场所和办公模式的重要诉求之一。疫情的爆发不仅在短期内改变了企业的工作模式，也让灵活和弹性制度成为未来办公的长期议题。越来越多的企业也考虑将灵活办公模式（包括远程办公、无固定工位、轮班制、弹性工作制等）作为长期租赁策略的一部分。据调查显示73%在中国的企业租户将增加采用灵活办公，并有70%的企业将会增加科技投入以支持远程工作。
随着灵活办公模式被更广泛地采用，年轻世代和智能设备源源不断地加入工作场所，房地产租赁策略也将迎来的新的变革。除了共享办公、居家办公等弹性办公模式，无人驾驶技术的逐步成熟和大规模运用，车上办公也将真正加入到新的办公场景中来。
从新冠疫情肆虐到防控常态化，中国在防疫抗疫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有了非常亮眼的表现。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对写字楼产业园市场的冲击减弱，重点城市租赁需求进一步复苏；大宗交易投资额稳步回升，机构投资者对商办物业表现出长期的信心。
那么，疫情常态化下，经过疫情冲击之后的商业地产行业发生了哪些未有变局？出现了哪些破局之道？展现了哪些未来趋势？
11月8日，针对疫情常态化下产业地产，包括产业园、城市片区开发运营的变局与破局，房讯网采访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智能制造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郗龙飞。
1、疫情反复冲击与防控常态化下，商业地产（写字楼、产业园）行业发生了哪些前所未有的全新变局和全新变化？
此次疫情危机之下，不仅对政府、企业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园区运营者来说，也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硬仗。
在这段时间我们对园区的调研过程中，可以看到国内园区在疫情排查效率、政策响应、行政审批绿色通道建设以及产业链的协调同步上呈现出了较大的差距，而这种“速度”和“力度”则得益于园区前期扎实的产业服务基础和高效的园区治理水平。
在疫情下，社会普遍认识到借助科技赋能疫情防控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数字信息等新技术和新模式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数据采集、信息传达、动态监控、远程联动、跨区域资源调配等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支撑和保障。各园区虽然都花巨资建设了强大的硬件平台，但加强公共数据的应用才是管理的根本。如何将采集的数据演化成态势判断的依据，将市场验证过的好技术、好产品赋能到园区企业，将成为以后解决类似大型公共事件问题的关键。
除了园区的管理之外，我们看到企业在疫情之下也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国内主流科技公司因为业务的边际成本的有效降低，在不断的拓展新的领域和新的场景，商办空间的扩张也纳入了执行清单，但因为政策的不稳定和德国化模式发展，显然国家未来发展的重点已经不是扶持巨头企业，而是转向赋能中小企业。对于中小企业发展来看，政策赋能、科技赋能、品牌赋能的运营效率提升是帮助中小企业渡过艰难期的最有效的扶持。从商办空间考虑，中小企业更需要灵活多变的、服务力高效的办公空间。从场景来看，中小企业分为接待型办公空间、分布式办公空间、研发型办公空间等场景。从服务力来看，主要是品牌服务力、政策服务力、运营服务力、销售服务力、科技服务力等支撑产品。以上这些都是现有商办空间很难短时间内补足的短板。
2、面对新变局和新变化，商业地产（写字楼、产业园）行业出现了哪些影响深远的破局之道和创新案例？
因国内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居世界前列，从技术到运营已经成为数据生态数据能源态势，通过数字改造后，需求与供给与之前的业务关系大相径庭，未来商办空间信息扁平化的发展中介服务慢慢会成为历史。对于园区招商而言已经不是简单的信息对称可以解决的，重点在于园区运营服务力的厚积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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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谷的数字化品牌管理解决方案里面的一个小程序的应用在产业地产行业招商和企业产品销售上有很多好的结合点，也是创新的亮点。这个应用不仅可以管理企业员工的名片、营销资料、活动海报的查看频次、转发次数等多维度数据，还具备了SCRM的客户管理能力。最关键的是因为是高品质的画面，让企业释放的颜值变成了有效的生产力。对于推广而言是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3、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商业地产（写字楼、产业园）行业展现了哪些未来十年的未来趋势和未来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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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科技的发展重塑商业地产发展模式。随着5G、大数据应用的快速发展，以人为本的数据化的互联互通，赋能商业地产设施、空间、运营服务等多环节，通过智慧集成提供更具人性化的关怀，为人们创造舒适生态、极具体验感的消费和办公空间环境。
数字时代，新模式新业态创新层出不穷。只有转型速度够快、转型效果够好，企业才能在人才、品牌和资本的竞争中保持优势。企业战略要数字化，市场营销要数字化，比如建设数字品牌；重视社交网络营销；提升线上与线下的一致性和便利性。
未来十年，中国地产市场将进入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响应式”时代，并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将成为亚太地区可投资商业地产总量最大的市场。在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和科技创新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升级转型最重要的引擎，这也将成为下一阶段商业地产发展的主要脉络。
在中国商业地产市场中，写字楼、购物中心、仓储物流等主流商业地产的需求仍将持续增长，同时和科创相关的数据中心、科技园区，受消费升级推动的长租公寓、冷链等新兴商业地产都将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投资价值。
展望未来，“健康中国、绿色中国、智慧中国”的理念将在包括房地产行业在内的诸多领域得以践行，更多的楼宇将实现绿色健康、节能零碳的标准。调查显示，疫情后有超过半数的中国租户表示他们更偏好绿色和健康建筑。
灵活性将成为租户对于未来办公场所和办公模式的重要诉求之一。疫情的爆发不仅在短期内改变了企业的工作模式，也让灵活和弹性制度成为未来办公的长期议题。越来越多的企业也考虑将灵活办公模式（包括远程办公、无固定工位、轮班制、弹性工作制等）作为长期租赁策略的一部分。据调查显示73%在中国的企业租户将增加采用灵活办公，并有70%的企业将会增加科技投入以支持远程工作。
随着灵活办公模式被更广泛地采用，年轻世代和智能设备源源不断地加入工作场所，房地产租赁策略也将迎来的新的变革。除了共享办公、居家办公等弹性办公模式，无人驾驶技术的逐步成熟和大规模运用，车上办公也将真正加入到新的办公场景中来。
顽疾得靠猛药治
“课上不讲课下讲”、“有偿补课捞块钱”……这是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社会反响大、家长意见多的问题，严重违背了教书育人的要义。学校看见当未见，家长敢怒不敢言。苦了家长，累了学生，坏了风气。社会盼整治、家长盼清流、学生盼回归。民有所呼终有应。据报道，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发出“关于开展中小学有偿补课和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剑指“课堂不讲课外讲，组织校外培训班，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和同家长搞利益交换”等顽瘴固疾，可以说整治抓到了家长急难愁盼的问题，抓住了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的关键，很有必要大快人心。
客观地说，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成绩不小、隐忧不少，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少数学校少数教师，校纪不严、教风不正、师德不纯，人在教室心在钱，以教谋私，因礼而教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影响十分恶劣。个别教师对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以利益为取舍，讲什么不讲什么创收是标尺，把当期当堂应讲必讲的内容不讲少讲浅讲，明示或暗示家长交费补课。有的教师串通亲属或好友办校外培训班，自己成为利益攸关方，学生成了薅羊毛的唐僧肉。有的老师索性因“礼”施教，礼重多教多导，无“礼”少管不顾，把学堂演化成金钱交换的场所……上述这些问题虽然有一定的典型性，但影响很坏毒害很深，对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都是伤害，已经到了不治无以平民怨的地步。今次教育部发出专项整治通知，可谓是切中时弊的动真碰硬之举，刀刃向内革除毒瘤的正风肃纪之策，一定会深得民心。只不过对顽瘴固疾要有清醒认识，问题形成非一日整治决非靠一时，一定要有专常结合、标本兼治、猛药去疴的系列举措。突出抓好师德师风教育，完善制度建设，实施常态化治理。坚持打露头抓现行，查隐藏搞变通，久久为功持续用力，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落实到中小学教学教法的各个方面，还纯洁清朗学堂于青少年。(积量致远)
“课上不讲课下讲”、“有偿补课捞块钱”……这是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社会反响大、家长意见多的问题，严重违背了教书育人的要义。学校看见当未见，家长敢怒不敢言。苦了家长，累了学生，坏了风气。社会盼整治、家长盼清流、学生盼回归。民有所呼终有应。据报道，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发出“关于开展中小学有偿补课和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剑指“课堂不讲课外讲，组织校外培训班，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和同家长搞利益交换”等顽瘴固疾，可以说整治抓到了家长急难愁盼的问题，抓住了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的关键，很有必要大快人心。
客观地说，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成绩不小、隐忧不少，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少数学校少数教师，校纪不严、教风不正、师德不纯，人在教室心在钱，以教谋私，因礼而教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影响十分恶劣。个别教师对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以利益为取舍，讲什么不讲什么创收是标尺，把当期当堂应讲必讲的内容不讲少讲浅讲，明示或暗示家长交费补课。有的教师串通亲属或好友办校外培训班，自己成为利益攸关方，学生成了薅羊毛的唐僧肉。有的老师索性因“礼”施教，礼重多教多导，无“礼”少管不顾，把学堂演化成金钱交换的场所……上述这些问题虽然有一定的典型性，但影响很坏毒害很深，对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都是伤害，已经到了不治无以平民怨的地步。今次教育部发出专项整治通知，可谓是切中时弊的动真碰硬之举，刀刃向内革除毒瘤的正风肃纪之策，一定会深得民心。只不过对顽瘴固疾要有清醒认识，问题形成非一日整治决非靠一时，一定要有专常结合、标本兼治、猛药去疴的系列举措。突出抓好师德师风教育，完善制度建设，实施常态化治理。坚持打露头抓现行，查隐藏搞变通，久久为功持续用力，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落实到中小学教学教法的各个方面，还纯洁清朗学堂于青少年。(积量致远)
【多个实锤证明新冠病毒来源自然 驳斥“实验室泄露”阴谋论】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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