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坊新闻# 【我市构筑京津协同创新链 吸纳3000余项科技成果落地】近年来，我市准确把握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功能定位，多层面、多领域、多渠道推进区域协同创新，围绕全市“1+5”主导产业和“7+6”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需求，持续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环境、夯实科技成果承接平台、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下大力引进域外特别是京津的高科技成果到我市孵化转化产业化，全面提升高端高新成果转化承载能力，构建与京津深度协同创新链。
刻蚀、蒸镀、封装……在云谷（固安）科技有限公司的全柔六代AMOLED生产线，高度自动化的各个生产流程有序衔接。该条生产线是我国首条全柔六代AMOLED生产线，AMOLED技术水平居产业前列，成功实现科技成果从基础研究到中试再到量产的转化，顺利投产并实现批量交付。
随着产线产能的释放，全球OLED产业的最新科技成果开始在固安加速转化。入驻京南·固安高新区以来，云谷（固安）已申请2200余件OLED核心专利。京南·固安高新区拥有科技企业孵化器3个、众创空间3个、星创天地7家，其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个、国家级众创空间1个，引进的项目八成以上来自北京、天津。
在京津冀深度协同发展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像云谷（固安）一样，在廊坊生根发芽并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京津研发、廊坊孵化转化产业化”的生动实践。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我市已吸纳京津科技成果3000余项。
■优化环境培育转化沃土
一项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价值，要经过技术研发、中试熟化、企业孵化等诸多阶段，在这一漫长且复杂的过程中，离不开优质软环境支撑。我市通过搭建政策体系、实施专项行动、开展科技金融合作，全力构建科技成果转化良好环境。2021年，我市吸纳京津科技成果393项，位居河北省前列。
位于三河市的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具有“产品种类多、规格齐，技术参数和制造水平国内领先，产品全面替代进口，货源提供及时，服务快捷彻底”等特点，已经成为国内工业制冷行业中的新标杆。该企业的成长，离不开科技部门提供的支持。2021年，经市科技局积极推荐，其与天津大学、北京广宇大成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等6家单位共建的研究院被认定为河北省工业制冷装备产业技术研究院。同年，在市县两级科技管理部门的“一企一策”对标培育下，同飞制冷成为省级科技领军企业。此外，该企业还相继承担了多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获得省、市科技经费支持100多万元。
近几年，我市先后制定出台了30多项、200余条政策措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涉及科研院所、企业主体、研发投入、平台建设、服务体系、人才评价等各个环节。这些措施富有力度、导向鲜明、可操作性强，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到廊坊提供了有力支撑。仅2021年，我市财政安排科技奖补资金1.29亿元，惠及企业756家。
同时，我市还通过设立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和科技金融专项资金，与建行合作设立“科技助保贷”，与担保公司合作设立“科技担保贷”等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资金支持。
■搭建平台提升承载能力
“近些年，我们准确把握廊坊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功能定位，把创新平台建设作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协同创新承载力。”市科技局科技平台与合作科科长田德利说，重点通过科技园区平台、科技研发平台、科技孵化平台等平台建设，全面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承载能力。
据介绍，我市现有国家级高新区1家、省级高新区5家，总量居河北全省第一；农业科技园区37家，其中国家级3家。这些科技园区汇聚了全市40%以上的科技平台和科技型企业，成为全市科技成果转化的聚集地。同时，我市还拥有以企业为主体的各类研发平台926家，其中国家级研发平台2家、省级研发平台122家，这些研发平台共开展科技项目7525项，形成创新成果8094项，申请专利1.15万余件，成果转化约1.5万项，其中京津科技成果占比超过30%，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
记者了解到，我市孵化器和众创空间也已发展到106家，全市各类孵化平台在孵企业和创业团队2000多个、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00多家、在孵企业知识产权申请量千余件，成为加速中小微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载体。
■畅通渠道加速成果转化
为促进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我市建设了北三县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与京津的北京技术市场协会、首都创新大联盟、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43家科技服务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积极组织开展京津创新资源与廊坊特别是北三县的科技成果项目对接。目前，北京龙讯旷腾科技有限公司与香河昆仑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电解液技术合作测试”等2项目已经签约；大城新时代化工建材“玻璃发泡装自动搬运码垛系统”等3项目正在对接过程中。
作为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创新了“科技管家+创新顾问”，建成科技大市场——市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中心，集科技企业大数据服务平台、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平台、知识产权服务平台等于一体，可提供政策解读、项目咨询、技术转移等22项全方位、一站式、高效率服务。
“高水平的技术转移科技服务机构，可以提供专业化的发明评估、市场分析、商业推广、谈判签约等系列服务，实现科技成果转化链条良性循环。”市科技局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科科长刘欣介绍，我市采取政府自办、企业自办、域外引进、合作共建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张协同创新交流网，已引进培育省级技术转移机构17家，其中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2家。
此外，我市还充分利用中国技术交易所、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技术交易机构资源，通过组织“双百互进行动”，召开“科技促进香河智慧家居产业引领与提升对接交流会”“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专场成果对接会”等一系列精准对接活动，与通州、武清科技部门共建三地政策库、专家库、项目库，实现科技资源互联互通、共享共用。目前，全市90%以上的科技型企业与京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建立了稳定、紧密的技术合作关系。
廊坊市科技局二级调研员任占刚表示，科技系统将坚持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重大战略这一主线，充分利用廊坊毗邻京津的优势，继续深耕京津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持续激发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力，加速京津高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做好建链延链补链强链大文章，努力把京津创新资源优势转化为廊坊的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
来源：廊坊日报
刻蚀、蒸镀、封装……在云谷（固安）科技有限公司的全柔六代AMOLED生产线，高度自动化的各个生产流程有序衔接。该条生产线是我国首条全柔六代AMOLED生产线，AMOLED技术水平居产业前列，成功实现科技成果从基础研究到中试再到量产的转化，顺利投产并实现批量交付。
随着产线产能的释放，全球OLED产业的最新科技成果开始在固安加速转化。入驻京南·固安高新区以来，云谷（固安）已申请2200余件OLED核心专利。京南·固安高新区拥有科技企业孵化器3个、众创空间3个、星创天地7家，其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个、国家级众创空间1个，引进的项目八成以上来自北京、天津。
在京津冀深度协同发展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像云谷（固安）一样，在廊坊生根发芽并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京津研发、廊坊孵化转化产业化”的生动实践。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我市已吸纳京津科技成果3000余项。
■优化环境培育转化沃土
一项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价值，要经过技术研发、中试熟化、企业孵化等诸多阶段，在这一漫长且复杂的过程中，离不开优质软环境支撑。我市通过搭建政策体系、实施专项行动、开展科技金融合作，全力构建科技成果转化良好环境。2021年，我市吸纳京津科技成果393项，位居河北省前列。
位于三河市的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具有“产品种类多、规格齐，技术参数和制造水平国内领先，产品全面替代进口，货源提供及时，服务快捷彻底”等特点，已经成为国内工业制冷行业中的新标杆。该企业的成长，离不开科技部门提供的支持。2021年，经市科技局积极推荐，其与天津大学、北京广宇大成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等6家单位共建的研究院被认定为河北省工业制冷装备产业技术研究院。同年，在市县两级科技管理部门的“一企一策”对标培育下，同飞制冷成为省级科技领军企业。此外，该企业还相继承担了多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获得省、市科技经费支持100多万元。
近几年，我市先后制定出台了30多项、200余条政策措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涉及科研院所、企业主体、研发投入、平台建设、服务体系、人才评价等各个环节。这些措施富有力度、导向鲜明、可操作性强，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到廊坊提供了有力支撑。仅2021年，我市财政安排科技奖补资金1.29亿元，惠及企业756家。
同时，我市还通过设立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和科技金融专项资金，与建行合作设立“科技助保贷”，与担保公司合作设立“科技担保贷”等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资金支持。
■搭建平台提升承载能力
“近些年，我们准确把握廊坊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功能定位，把创新平台建设作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协同创新承载力。”市科技局科技平台与合作科科长田德利说，重点通过科技园区平台、科技研发平台、科技孵化平台等平台建设，全面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承载能力。
据介绍，我市现有国家级高新区1家、省级高新区5家，总量居河北全省第一；农业科技园区37家，其中国家级3家。这些科技园区汇聚了全市40%以上的科技平台和科技型企业，成为全市科技成果转化的聚集地。同时，我市还拥有以企业为主体的各类研发平台926家，其中国家级研发平台2家、省级研发平台122家，这些研发平台共开展科技项目7525项，形成创新成果8094项，申请专利1.15万余件，成果转化约1.5万项，其中京津科技成果占比超过30%，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
记者了解到，我市孵化器和众创空间也已发展到106家，全市各类孵化平台在孵企业和创业团队2000多个、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00多家、在孵企业知识产权申请量千余件，成为加速中小微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载体。
■畅通渠道加速成果转化
为促进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我市建设了北三县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与京津的北京技术市场协会、首都创新大联盟、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43家科技服务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积极组织开展京津创新资源与廊坊特别是北三县的科技成果项目对接。目前，北京龙讯旷腾科技有限公司与香河昆仑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电解液技术合作测试”等2项目已经签约；大城新时代化工建材“玻璃发泡装自动搬运码垛系统”等3项目正在对接过程中。
作为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创新了“科技管家+创新顾问”，建成科技大市场——市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中心，集科技企业大数据服务平台、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平台、知识产权服务平台等于一体，可提供政策解读、项目咨询、技术转移等22项全方位、一站式、高效率服务。
“高水平的技术转移科技服务机构，可以提供专业化的发明评估、市场分析、商业推广、谈判签约等系列服务，实现科技成果转化链条良性循环。”市科技局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科科长刘欣介绍，我市采取政府自办、企业自办、域外引进、合作共建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张协同创新交流网，已引进培育省级技术转移机构17家，其中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2家。
此外，我市还充分利用中国技术交易所、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技术交易机构资源，通过组织“双百互进行动”，召开“科技促进香河智慧家居产业引领与提升对接交流会”“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专场成果对接会”等一系列精准对接活动，与通州、武清科技部门共建三地政策库、专家库、项目库，实现科技资源互联互通、共享共用。目前，全市90%以上的科技型企业与京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建立了稳定、紧密的技术合作关系。
廊坊市科技局二级调研员任占刚表示，科技系统将坚持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重大战略这一主线，充分利用廊坊毗邻京津的优势，继续深耕京津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持续激发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力，加速京津高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做好建链延链补链强链大文章，努力把京津创新资源优势转化为廊坊的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
来源：廊坊日报
#廊坊播报# 【廊坊市构筑京津协同创新链 吸纳3000余项科技成果落地】近年来，廊坊市准确把握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功能定位，多层面、多领域、多渠道推进区域协同创新，围绕全市“1+5”主导产业和“7+6”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需求，持续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环境、夯实科技成果承接平台、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下大力引进域外特别是京津的高科技成果到廊坊市孵化转化产业化，全面提升高端高新成果转化承载能力，构建与京津深度协同创新链。
刻蚀、蒸镀、封装……在云谷（固安）科技有限公司的全柔六代AMOLED生产线，高度自动化的各个生产流程有序衔接。该条生产线是我国首条全柔六代AMOLED生产线，AMOLED技术水平居产业前列，成功实现科技成果从基础研究到中试再到量产的转化，顺利投产并实现批量交付。
随着产线产能的释放，全球OLED产业的最新科技成果开始在固安加速转化。入驻京南·固安高新区以来，云谷（固安）已申请2200余件OLED核心专利。京南·固安高新区拥有科技企业孵化器3个、众创空间3个、星创天地7家，其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个、国家级众创空间1个，引进的项目八成以上来自北京、天津。
在京津冀深度协同发展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像云谷（固安）一样，在廊坊生根发芽并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京津研发、廊坊孵化转化产业化”的生动实践。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廊坊市已吸纳京津科技成果3000余项。
■优化环境培育转化沃土
一项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价值，要经过技术研发、中试熟化、企业孵化等诸多阶段，在这一漫长且复杂的过程中，离不开优质软环境支撑。廊坊市通过搭建政策体系、实施专项行动、开展科技金融合作，全力构建科技成果转化良好环境。2021年，廊坊市吸纳京津科技成果393项，位居河北省前列。
位于三河市的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具有“产品种类多、规格齐，技术参数和制造水平国内领先，产品全面替代进口，货源提供及时，服务快捷彻底”等特点，已经成为国内工业制冷行业中的新标杆。该企业的成长，离不开科技部门提供的支持。2021年，经市科技局积极推荐，其与天津大学、北京广宇大成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等6家单位共建的研究院被认定为河北省工业制冷装备产业技术研究院。同年，在市县两级科技管理部门的“一企一策”对标培育下，同飞制冷成为省级科技领军企业。此外，该企业还相继承担了多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获得省、市科技经费支持100多万元。
近几年，廊坊市先后制定出台了30多项、200余条政策措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涉及科研院所、企业主体、研发投入、平台建设、服务体系、人才评价等各个环节。这些措施富有力度、导向鲜明、可操作性强，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到廊坊提供了有力支撑。仅2021年，廊坊市财政安排科技奖补资金1.29亿元，惠及企业756家。
同时，廊坊市还通过设立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和科技金融专项资金，与建行合作设立“科技助保贷”，与担保公司合作设立“科技担保贷”等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资金支持。
■搭建平台提升承载能力
“近些年，我们准确把握廊坊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功能定位，把创新平台建设作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协同创新承载力。”市科技局科技平台与合作科科长田德利说，重点通过科技园区平台、科技研发平台、科技孵化平台等平台建设，全面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承载能力。
据介绍，廊坊市现有国家级高新区1家、省级高新区5家，总量居河北全省第一；农业科技园区37家，其中国家级3家。这些科技园区汇聚了全市40%以上的科技平台和科技型企业，成为全市科技成果转化的聚集地。同时，廊坊市还拥有以企业为主体的各类研发平台926家，其中国家级研发平台2家、省级研发平台122家，这些研发平台共开展科技项目7525项，形成创新成果8094项，申请专利1.15万余件，成果转化约1.5万项，其中京津科技成果占比超过30%，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
记者了解到，廊坊市孵化器和众创空间也已发展到106家，全市各类孵化平台在孵企业和创业团队2000多个、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00多家、在孵企业知识产权申请量千余件，成为加速中小微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载体。
■畅通渠道加速成果转化
为促进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廊坊市建设了北三县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与京津的北京技术市场协会、首都创新大联盟、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43家科技服务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积极组织开展京津创新资源与廊坊特别是北三县的科技成果项目对接。目前，北京龙讯旷腾科技有限公司与香河昆仑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电解液技术合作测试”等2项目已经签约；大城新时代化工建材“玻璃发泡装自动搬运码垛系统”等3项目正在对接过程中。
作为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创新了“科技管家+创新顾问”，建成科技大市场——市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中心，集科技企业大数据服务平台、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平台、知识产权服务平台等于一体，可提供政策解读、项目咨询、技术转移等22项全方位、一站式、高效率服务。
“高水平的技术转移科技服务机构，可以提供专业化的发明评估、市场分析、商业推广、谈判签约等系列服务，实现科技成果转化链条良性循环。”市科技局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科科长刘欣介绍，廊坊市采取政府自办、企业自办、域外引进、合作共建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张协同创新交流网，已引进培育省级技术转移机构17家，其中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2家。
此外，廊坊市还充分利用中国技术交易所、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技术交易机构资源，通过组织“双百互进行动”，召开“科技促进香河智慧家居产业引领与提升对接交流会”“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专场成果对接会”等一系列精准对接活动，与通州、武清科技部门共建三地政策库、专家库、项目库，实现科技资源互联互通、共享共用。目前，全市90%以上的科技型企业与京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建立了稳定、紧密的技术合作关系。
廊坊市科技局二级调研员任占刚表示，科技系统将坚持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重大战略这一主线，充分利用廊坊毗邻京津的优势，继续深耕京津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持续激发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力，加速京津高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做好建链延链补链强链大文章，努力把京津创新资源优势转化为廊坊的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
刻蚀、蒸镀、封装……在云谷（固安）科技有限公司的全柔六代AMOLED生产线，高度自动化的各个生产流程有序衔接。该条生产线是我国首条全柔六代AMOLED生产线，AMOLED技术水平居产业前列，成功实现科技成果从基础研究到中试再到量产的转化，顺利投产并实现批量交付。
随着产线产能的释放，全球OLED产业的最新科技成果开始在固安加速转化。入驻京南·固安高新区以来，云谷（固安）已申请2200余件OLED核心专利。京南·固安高新区拥有科技企业孵化器3个、众创空间3个、星创天地7家，其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个、国家级众创空间1个，引进的项目八成以上来自北京、天津。
在京津冀深度协同发展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像云谷（固安）一样，在廊坊生根发芽并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京津研发、廊坊孵化转化产业化”的生动实践。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廊坊市已吸纳京津科技成果3000余项。
■优化环境培育转化沃土
一项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价值，要经过技术研发、中试熟化、企业孵化等诸多阶段，在这一漫长且复杂的过程中，离不开优质软环境支撑。廊坊市通过搭建政策体系、实施专项行动、开展科技金融合作，全力构建科技成果转化良好环境。2021年，廊坊市吸纳京津科技成果393项，位居河北省前列。
位于三河市的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具有“产品种类多、规格齐，技术参数和制造水平国内领先，产品全面替代进口，货源提供及时，服务快捷彻底”等特点，已经成为国内工业制冷行业中的新标杆。该企业的成长，离不开科技部门提供的支持。2021年，经市科技局积极推荐，其与天津大学、北京广宇大成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等6家单位共建的研究院被认定为河北省工业制冷装备产业技术研究院。同年，在市县两级科技管理部门的“一企一策”对标培育下，同飞制冷成为省级科技领军企业。此外，该企业还相继承担了多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获得省、市科技经费支持100多万元。
近几年，廊坊市先后制定出台了30多项、200余条政策措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涉及科研院所、企业主体、研发投入、平台建设、服务体系、人才评价等各个环节。这些措施富有力度、导向鲜明、可操作性强，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到廊坊提供了有力支撑。仅2021年，廊坊市财政安排科技奖补资金1.29亿元，惠及企业756家。
同时，廊坊市还通过设立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和科技金融专项资金，与建行合作设立“科技助保贷”，与担保公司合作设立“科技担保贷”等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资金支持。
■搭建平台提升承载能力
“近些年，我们准确把握廊坊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功能定位，把创新平台建设作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协同创新承载力。”市科技局科技平台与合作科科长田德利说，重点通过科技园区平台、科技研发平台、科技孵化平台等平台建设，全面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承载能力。
据介绍，廊坊市现有国家级高新区1家、省级高新区5家，总量居河北全省第一；农业科技园区37家，其中国家级3家。这些科技园区汇聚了全市40%以上的科技平台和科技型企业，成为全市科技成果转化的聚集地。同时，廊坊市还拥有以企业为主体的各类研发平台926家，其中国家级研发平台2家、省级研发平台122家，这些研发平台共开展科技项目7525项，形成创新成果8094项，申请专利1.15万余件，成果转化约1.5万项，其中京津科技成果占比超过30%，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
记者了解到，廊坊市孵化器和众创空间也已发展到106家，全市各类孵化平台在孵企业和创业团队2000多个、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00多家、在孵企业知识产权申请量千余件，成为加速中小微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载体。
■畅通渠道加速成果转化
为促进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廊坊市建设了北三县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与京津的北京技术市场协会、首都创新大联盟、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43家科技服务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积极组织开展京津创新资源与廊坊特别是北三县的科技成果项目对接。目前，北京龙讯旷腾科技有限公司与香河昆仑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电解液技术合作测试”等2项目已经签约；大城新时代化工建材“玻璃发泡装自动搬运码垛系统”等3项目正在对接过程中。
作为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创新了“科技管家+创新顾问”，建成科技大市场——市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中心，集科技企业大数据服务平台、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平台、知识产权服务平台等于一体，可提供政策解读、项目咨询、技术转移等22项全方位、一站式、高效率服务。
“高水平的技术转移科技服务机构，可以提供专业化的发明评估、市场分析、商业推广、谈判签约等系列服务，实现科技成果转化链条良性循环。”市科技局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科科长刘欣介绍，廊坊市采取政府自办、企业自办、域外引进、合作共建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张协同创新交流网，已引进培育省级技术转移机构17家，其中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2家。
此外，廊坊市还充分利用中国技术交易所、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技术交易机构资源，通过组织“双百互进行动”，召开“科技促进香河智慧家居产业引领与提升对接交流会”“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专场成果对接会”等一系列精准对接活动，与通州、武清科技部门共建三地政策库、专家库、项目库，实现科技资源互联互通、共享共用。目前，全市90%以上的科技型企业与京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建立了稳定、紧密的技术合作关系。
廊坊市科技局二级调研员任占刚表示，科技系统将坚持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重大战略这一主线，充分利用廊坊毗邻京津的优势，继续深耕京津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持续激发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力，加速京津高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做好建链延链补链强链大文章，努力把京津创新资源优势转化为廊坊的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
胡偉星：香港要從施政層面實現有效治理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特聘教授胡偉星日前出席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回顧與展望”並發言表示，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多方面，不僅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還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香港的管治體制也終於有突破。在總結香港發展成就的同時，胡偉星也指出了在解決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和治理問題上值得反思之處。他認為，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為此，他還就香港有效治理體系以及行政官僚系統改革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回歸二十五年香港取得三大發展成就
胡偉星表示，回歸二十五年來，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是多方面的。主要概況為三點：第一，過去25年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香港過去25年經歷了多次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依然保持住她的繁榮穩定，保持著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金融系統穩健、資本自由流動、人才資源豐富、法治環境良好，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當然，這都得益於祖國的強有力支持，每當困難時刻香港都會得到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使香港能夠挺過難關，繼續前進。
第二，過去25年香港終於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胡偉星指出，香港經濟曾經是“亞洲四小龍”，靠著上個世紀70、80年代亞洲經濟起飛的帶動，崛起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樞紐。但是幾十年過去，地區和全球經濟環境早就時過境遷，香港的優勢不再，需要重新定位。過去25年香港有迷茫的時候，有悲觀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向何處行。最近十幾年，香港逐漸找到自己定位，這就是要背靠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香港才能保持自己發展的動力和可持續性。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出台後，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加速推進，香港與內地聯繫越來越緊密，公路鐵路網、通關設施更方便，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一小時生活圈”初步形成，服務貿易自由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使“軟聯通”進一步深化，香港今後發展前景更美好。
第三，香港的管治體制終於有突破，政治上撥亂反正，香港開啟了良政善治新局面。胡偉星認為，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這是回歸以來最嚴重挑戰。中央審時度勢，採取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舉措，止暴制亂，使香港局面得到控制，現在三個選舉完成，落實了愛國者治港，香港重回正軌。這項工作很了不起，香港經受了考驗，古人說祗有大亂才能達到大治。一個好的制度是無法設計安裝的，祗有經過風風雨雨才能脫穎而出。
三大問題值得反思：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治理問題
同時，胡偉星也認為，回歸二十五年來有三大問題值得反思：第一，過去25年雖然經濟繁榮穩定，也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包括住房問題、貧富懸殊、青年向上流動受限、公共衛生問題等等。說了很多年了，至今依然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平方米，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嚴重不符。
第二，是國家認同問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回歸”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胡偉星認為，這是香港近些年來不斷發生社會運動的根本原因，從反對23條立法，到2014年佔中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一國兩制“的“一國”根基受到挑戰和衝擊。
第三，是治理問題。胡偉星表示，回歸前，香港被看作是治理的模範，行政效率高、政府廉潔、公務員素質好、城市管理先進。但是，近些年香港治理越來越被人詬病，前面說的房屋問題、公共衛生、青年問題以及施政效率等問題，香港落後了，過去這麼多年沒有進步，其他城市和地方都在進步。香港為什麼新冠疫情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遲遲不能與內地通關？值得深思。
胡偉星表示，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政制和治理的爭論長期陷入“普選迷思”，嚴重偏離了有效治理的軌道。反中亂港分子通過散布各類“雙普選”和“港獨”言論，混謠視聽，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不滿情緒，嚴重干擾了政府施政。他們通過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各級管治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讓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此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沒有得到真正落實，香港沒有真正形成“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局面，嚴重影響了回歸以來香港的有效治理。《基本法》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過去相當長時間行政受到立法會，反對派干擾政府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名存實亡。
胡偉星表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落實，香港的重要管治力量（選委會、立法會）得到重建，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局面，有了一個新管治架構。但是，他認為這只是朝著良政善治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未來還任重道遠。我們要看到香港管治架構和治理效能上仍有很多短板。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政府如何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與其他地方比較，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這次疫情讓我們認識到香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治理能力還存在很多深層次問題。他指出，香港行政管治團隊還沒有真正“升級換代”，這個體系還有制度性弊端和規範性失缺。所以，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
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
胡偉星也就香港今後的治理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認為，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治理三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從國家層面對特區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制度進行了修改，在大的制度層面上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解決了治理主體問題，即“誰治理”的問題。但是，在治理體系運行層面上並沒有完全解決“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樣”的問題。香港的治理問題和缺失有大有小，既有制度性問題，也有操作性和人事問題，特區政府行政管治團隊應當自行對未來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政策決策機制、行政執行力、政府的施政效能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全面改革。
胡偉星認為，香港治理體系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治理效能、領導能力、社會信任幾方面，改革的關鍵是要克服治理體系中的一些制度性弊端。這些弊端造成政府治理效果不彰、政府治理能力弱、領導力不強以及社會信任度低。當選行政長官人李家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要改革政府管治文化和改革公務員體制，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過去很多制度上問題導致公務員能力未充分發揮，施政效能大大打折扣。
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從三方面入手
胡偉星建議，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特區政府要與中央在治理過程中形成合力。回歸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沒有完全捋順，機制整合也不完全，運作上也不暢順。特區政府要設置政策研究和溝通的機制，可以考慮重啟“中央政策組”，承擔政府政策研究和把握民意功能，幫助特首及主要官員把握國家大政方針、國內外政治大事和社會輿情，強化戰略謀劃和整體統籌能力。
第二，行政管治團隊除了社會上愛國愛港力量穩定可靠的支持外，要與社會各界形成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擴大自己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這不光需要管治班子具備相應的政治才能，也需要制度上有所完善。
第三，要改造管治文化和公務員體制中的弊病。胡偉星認為，權力間的互相制衡導致香港目前的官僚系統效率低下，管治班子難以落實有效領導。2002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之後，3位司長和13位局長均為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官員，不再是公務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治任命官員脫離公務員系統，不再是所在局政務職系首長，政務職系之首變為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如果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不咬弦”，會影響政策決策和實施，也會導致部門之間統籌和配合問題。按照目前制度安排，人事權和財政權落入常任秘書長手中，局長無權參與公務員的評核、升遷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決定財政的使用權。按照《公務員守則》規定，公務員與副局長、局長政治助理之間工作配合是基於“伙伴合作精神”進行，不構成從屬關係，這使得管治班子領導公務員工作時，常出現不協助、不配合或者不得力的情況。加上公務員“政治中立”立場，施政的效率和效果很難保障。改革香港行政官僚體制需要完善公務員隊伍的問責制度，完善與其配套的考核與激勵機制。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特聘教授胡偉星日前出席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回顧與展望”並發言表示，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多方面，不僅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還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香港的管治體制也終於有突破。在總結香港發展成就的同時，胡偉星也指出了在解決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和治理問題上值得反思之處。他認為，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為此，他還就香港有效治理體系以及行政官僚系統改革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回歸二十五年香港取得三大發展成就
胡偉星表示，回歸二十五年來，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是多方面的。主要概況為三點：第一，過去25年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香港過去25年經歷了多次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依然保持住她的繁榮穩定，保持著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金融系統穩健、資本自由流動、人才資源豐富、法治環境良好，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當然，這都得益於祖國的強有力支持，每當困難時刻香港都會得到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使香港能夠挺過難關，繼續前進。
第二，過去25年香港終於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胡偉星指出，香港經濟曾經是“亞洲四小龍”，靠著上個世紀70、80年代亞洲經濟起飛的帶動，崛起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樞紐。但是幾十年過去，地區和全球經濟環境早就時過境遷，香港的優勢不再，需要重新定位。過去25年香港有迷茫的時候，有悲觀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向何處行。最近十幾年，香港逐漸找到自己定位，這就是要背靠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香港才能保持自己發展的動力和可持續性。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出台後，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加速推進，香港與內地聯繫越來越緊密，公路鐵路網、通關設施更方便，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一小時生活圈”初步形成，服務貿易自由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使“軟聯通”進一步深化，香港今後發展前景更美好。
第三，香港的管治體制終於有突破，政治上撥亂反正，香港開啟了良政善治新局面。胡偉星認為，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這是回歸以來最嚴重挑戰。中央審時度勢，採取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舉措，止暴制亂，使香港局面得到控制，現在三個選舉完成，落實了愛國者治港，香港重回正軌。這項工作很了不起，香港經受了考驗，古人說祗有大亂才能達到大治。一個好的制度是無法設計安裝的，祗有經過風風雨雨才能脫穎而出。
三大問題值得反思：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治理問題
同時，胡偉星也認為，回歸二十五年來有三大問題值得反思：第一，過去25年雖然經濟繁榮穩定，也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包括住房問題、貧富懸殊、青年向上流動受限、公共衛生問題等等。說了很多年了，至今依然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平方米，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嚴重不符。
第二，是國家認同問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回歸”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胡偉星認為，這是香港近些年來不斷發生社會運動的根本原因，從反對23條立法，到2014年佔中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一國兩制“的“一國”根基受到挑戰和衝擊。
第三，是治理問題。胡偉星表示，回歸前，香港被看作是治理的模範，行政效率高、政府廉潔、公務員素質好、城市管理先進。但是，近些年香港治理越來越被人詬病，前面說的房屋問題、公共衛生、青年問題以及施政效率等問題，香港落後了，過去這麼多年沒有進步，其他城市和地方都在進步。香港為什麼新冠疫情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遲遲不能與內地通關？值得深思。
胡偉星表示，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政制和治理的爭論長期陷入“普選迷思”，嚴重偏離了有效治理的軌道。反中亂港分子通過散布各類“雙普選”和“港獨”言論，混謠視聽，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不滿情緒，嚴重干擾了政府施政。他們通過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各級管治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讓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此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沒有得到真正落實，香港沒有真正形成“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局面，嚴重影響了回歸以來香港的有效治理。《基本法》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過去相當長時間行政受到立法會，反對派干擾政府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名存實亡。
胡偉星表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落實，香港的重要管治力量（選委會、立法會）得到重建，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局面，有了一個新管治架構。但是，他認為這只是朝著良政善治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未來還任重道遠。我們要看到香港管治架構和治理效能上仍有很多短板。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政府如何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與其他地方比較，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這次疫情讓我們認識到香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治理能力還存在很多深層次問題。他指出，香港行政管治團隊還沒有真正“升級換代”，這個體系還有制度性弊端和規範性失缺。所以，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
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
胡偉星也就香港今後的治理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認為，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治理三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從國家層面對特區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制度進行了修改，在大的制度層面上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解決了治理主體問題，即“誰治理”的問題。但是，在治理體系運行層面上並沒有完全解決“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樣”的問題。香港的治理問題和缺失有大有小，既有制度性問題，也有操作性和人事問題，特區政府行政管治團隊應當自行對未來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政策決策機制、行政執行力、政府的施政效能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全面改革。
胡偉星認為，香港治理體系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治理效能、領導能力、社會信任幾方面，改革的關鍵是要克服治理體系中的一些制度性弊端。這些弊端造成政府治理效果不彰、政府治理能力弱、領導力不強以及社會信任度低。當選行政長官人李家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要改革政府管治文化和改革公務員體制，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過去很多制度上問題導致公務員能力未充分發揮，施政效能大大打折扣。
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從三方面入手
胡偉星建議，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特區政府要與中央在治理過程中形成合力。回歸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沒有完全捋順，機制整合也不完全，運作上也不暢順。特區政府要設置政策研究和溝通的機制，可以考慮重啟“中央政策組”，承擔政府政策研究和把握民意功能，幫助特首及主要官員把握國家大政方針、國內外政治大事和社會輿情，強化戰略謀劃和整體統籌能力。
第二，行政管治團隊除了社會上愛國愛港力量穩定可靠的支持外，要與社會各界形成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擴大自己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這不光需要管治班子具備相應的政治才能，也需要制度上有所完善。
第三，要改造管治文化和公務員體制中的弊病。胡偉星認為，權力間的互相制衡導致香港目前的官僚系統效率低下，管治班子難以落實有效領導。2002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之後，3位司長和13位局長均為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官員，不再是公務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治任命官員脫離公務員系統，不再是所在局政務職系首長，政務職系之首變為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如果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不咬弦”，會影響政策決策和實施，也會導致部門之間統籌和配合問題。按照目前制度安排，人事權和財政權落入常任秘書長手中，局長無權參與公務員的評核、升遷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決定財政的使用權。按照《公務員守則》規定，公務員與副局長、局長政治助理之間工作配合是基於“伙伴合作精神”進行，不構成從屬關係，這使得管治班子領導公務員工作時，常出現不協助、不配合或者不得力的情況。加上公務員“政治中立”立場，施政的效率和效果很難保障。改革香港行政官僚體制需要完善公務員隊伍的問責制度，完善與其配套的考核與激勵機制。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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