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丨考古知今·透过文物看河南之二 车驾里的河南
引子：从一车一马到通达天下
在安阳殷墟博物苑车马坑展厅内，六辆商代“马车”完整有序地排列着，这是截至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车马坑遗迹。
车马坑的最南边，是一条8.35米宽、两边设有1.8米宽辅路的大道，其上，4条车辙痕迹清晰可见。仿佛带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商王朝的王公贵族驾着“香车宝马”，浩浩荡荡出行的场景。
3000多年后，2022年6月20日，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河南“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在全国率先成形，“横”贯东西、“竖”连南北、“点”通晋鲁、“撇”向川府、“捺”指江南，进一步厚植和巩固河南的全国交通重要枢纽地位。
联八方，通九州。目前，河南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7216公里，位列全国第一方阵；郑州机场国际（地区）通航城市增至42个，全货机航线增至48条，形成横跨欧美亚三大经济区、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多点支撑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钢铁驼队”来往奔忙，中欧班列畅行欧亚。河南，一个内畅外联、协同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正加速成形。
从前车马很慢，路途遥远。而今车轮滚滚，一日千里。
奚仲制舆
任重材惟美，多工制不僭。七香参鹤驾，五色间鸾轩。
——宋·丁谓《车》
《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可见夏代已出现了适应不同用途的交通工具。
古代文献中，记载有黄帝、伏羲氏、奚仲等造车传说，也记述夏启曾动用战车征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时曾动用不少战车，说明夏代造车及用车制度已相当发达。
关于“奚仲造车”，《左传》《荀子》《墨子》《说文解字》等均有记载。管仲《管子·形势解》一文中，盛赞奚仲的造车水平，“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认为，奚仲所造的“车”应该是具有一定技术标准、具有重大创新的马车。
有史料记述奚仲因造车有功，被夏王禹封为“车正”封地为薛国，在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
奚仲造车之地在今驻马店平舆县。平舆历史悠久，夏商时期为挚国。
平舆县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相传挚国国君奚仲看到族人拖曳重物靠肩扛手抬，很吃力。他观察后发现，把东西放滚木上移动会省力很多。他选择当地盛产的质地坚硬的槐木，做出圆木轮子，轮子中间掏孔，两轮孔中间穿一根横木，世界上第一辆靠两个轮子转动的木制车辆就这样诞生了，他命名为“舆”。他的这一发明创造，是人类解决交通问题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奚仲，堪称“大国工匠”。
因车称“舆”，又因当地地势平坦，后人以“平”字冠名，这也成为“平舆”地名之由来。平舆成为“中国车辆发源地”，名传古今。2008年1月，平舆县被中国民协公布为“中国车舆文化之乡”。
车舆无语，历史有痕。
穿行平舆县城，车舆文化元素满满。奚仲公园内，由著名画家、雕塑家娄家本设计的巨大雕塑“车舆创世”，令人印象深刻。
挚都民俗文化博物馆里，数十辆古老太平车引人注目。太平车由车厢、轸木、车轱辘、车轴等组成，古朴实用又足见巧思匠心。
“奚仲在平舆发明的车辆，经两千多年改进，宋代演变为太平车，一直沿用到近代。”我省多年来致力于研究车舆文化的专家张振立说，太平车是中国古代造车工艺成熟的标志，因其保留夏代“车辀”雏形，有“中国车辆活化石”之誉。
太平车，中原一带称“轱辘头车”，亦称“牛车”，坚固耐用、行驶平稳，故曰“太平”。这是我国特别是中原地区古代最重要的农业生产、生活交通工具，农耕、播种、收获时，处处可见其身影。它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堪称我国古代造车史上的瑰宝。
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太平车逐渐被胶轮马车、架子车、拖拉机、汽车等交通工具取代。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其造车技艺被保留了下来。2006年，平舆县“太平车手工制作工艺”，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平舆地方政府加大经费投入，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组建工匠队伍复制太平车，对太平车制作技艺抢救和保护。当地还规划了车舆文化园、奚仲宫、舆侯祠、古车舆博物馆等项目，全力打造“车舆文化”品牌。平舆，正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诗和远方”。
车辙重现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先秦·《车邻》
史料记载夏代发明了车辆，却至今未发现夏代车的遗存。截至目前，中国最早的马车见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其结构牢固，工艺复杂，距发明时间很久远了。但中国车辆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处？具体什么模样？至今仍有许多不解之谜。
真相也在一点点揭开。
周口淮阳平粮台遗址，继20世纪80年代发现中国最早的排水管道后，2019年又有了重要发现。考古人员在遗址南城门附近早期道路路面上，发现有车辙痕迹。其中一段车辙双条并进，间距0.8米，被专家推测为“双轮车”车辙印迹。
“经碳14测年，其绝对年代距今4200年。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双轮车车辙痕迹，对研究中国车轮的发明、车的起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这一发现，让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淮阳平粮台遗址项目负责人曹艳朋兴奋不已。
这表明，中原先民4000多年前就有了使用双轮车的传统，这为商代车马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此前，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车辙，将中国用车历史上推至距今3700年左右。淮阳平粮台遗址车辙的发现，将中国用车的起源至少提前了500年。
走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上，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清晰可见。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最近又新发掘出超过5米的车辙，两辙间的轨距为1米左右。目前的车辙主要在宫殿区附近，可见双轮车只有最高贵族才能使用。
相较于安阳殷墟遗址发现的马车轨距为2.2米至2.4米，无论是平粮台遗址还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轨距显然窄得多。考古专家许宏认为，这基本上可以肯定它不是马车，而是有某种特殊功用的车子，至于它是用人力还是畜力拉动，目前不得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皂角树遗址出土了二里头文化陶盆残片上的“车”字形契刻符号——两个类似车轮的圆圈，中间由“十”字交叉直线串联，上方连接一个椭圆，从上往下看，类似车厢、两只车轮的样子。
这个刻符与甲骨文、金文中的“车”字颇相似，同样也有两个类似车轮的圆圈，以及类似车轴和车辀的交叉直线。有学者认为，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已发现了双轮车留下的车辙痕，刻符出现应非偶然，它应当是二里头时代的“车”字。
车辚辚马萧萧
天子乃驾雕轸，六骏驳。戴翠帽，倚金较。——东汉·张衡《西京赋》
殷墟车马坑、洛阳天子六驾车马坑、三门峡虢国车马坑、郑韩故城车马坑、徐阳墓地车马坑、南阳夏庄墓地车马坑……河南考古屡屡发现不同年代的陪葬车马坑，令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社会等级分化、礼仪制度，更为世人揭开一段由畜力车开启的漫长交通史。
自1928年殷墟发掘以来，曾多次发现过商代车马坑。这是华夏考古发现的畜力车最早的实物标本。
很早以来，我们的先祖们就开始驯化动物为人类交通效劳了。古文献中多有商人先祖“乘马”、“服牛”的记载。《管子·轻重戊》曰：“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据专家考证，帛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服是驯服。善迁徙和经商的商人，很早驯服牛、马等牲畜驾车。这一创举，对商人大规模迁徙和频繁的经商活动如虎添翼。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在商朝，马车主要是贵族出行代步工具。到了周朝，马车是王公贵族权力的象征。到春秋战国时期，马车成为战争中最重要的武器。当时国力计算以“乘”为单位，有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区分。
这一切，在河南皆“有迹可循”。
虢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展厅内，原地陈列虢国国君虢季墓、虢季夫人墓和虢国太子墓三座陪葬车马坑，这是目前中国最大、最早的地下车马军阵，规模庞大、气势恢宏。这让前来参观的游客们惊叹，如置身军阵，仿佛能听到战马嘶鸣。
随着车之结构形式逐渐固定，古人开始发挥“创新创造力”，比如加装伞盖、帷幔、防雨防晒等装置，不断提升体验感、舒适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历经战争洗礼后，车辆结构和性能日臻成熟。有的车，可立、可坐、可卧，乘用舒适，装饰奢华……
2017年7月，2400年前春秋时期郑国国君出行的“豪华房车”，呈现在新郑市郑国车马坑景区3号车马坑内。新发掘出的1号车，车长2.56米、宽1.66米，车舆顶部有防雨防晒设施，顶部周边装饰管状铜器、骨器，车篷上有彩席遗痕，车轮辐条多达26根，足见墓主人身份的尊贵。
主持发掘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俊才说：“这是迄今为止郑韩故城内所见形制最大、装饰最奢华的马车，为郑国国君出行的‘一号公车’”。
“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时礼制森严，出门坐马车要讲究礼仪规矩的。天子到底有没有“驾六”？天子如何“驾六”？自汉代以来，因缺乏实物佐证，夏商周三代天子是“驾六”还是“驾四”，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2002年，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解开了这一历史谜团。
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馆长贾中宝说，当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周王城广场，发现397座东周墓葬和18个车马坑，震惊世界。这支“豪华车队”由北向南摆放，其中一辆马车车辕两旁成排对称摆放6匹马尸骨，正是天子之乘。
汉朝时，“贵者乘车，贱者徒行”，在南阳汉画馆，展厅有一幅极为壮观的车骑出行图像：图中心位置为两驾装饰华贵的马车，车前有七人骑马先导，车后又有八人骑马随行，再现了汉代贵族出则连车列骑的气派场景。
蒲轮辟四门，双縠似雷奔。唐宋明清的漫长历史时期中，马车成了出行、货运的主要交通工具。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多处太平车身影。
车辚辚，马萧萧。“马车”驰骋中原数千年，催生了璀璨的文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它见证了交通方式重大变革，为现代交通大发展大繁荣埋下了重要伏笔。
通九州联天下
大道南北出，车轮无停日。
——南宋·陆游《路傍曲》
晚清以后，随着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马车功能进一步弱化。
清朝末年，一条贯穿南北的铁路——京汉铁路应运而生，为中原腹地增添了便捷大通道。据《郑县志》记载：“郑州为古东里，自铁路开通后，粉华靡丽，不亚金陵六朝。”此后，随着陇海铁路通车，郑州成为全国铁路枢纽，商业日渐繁荣，快速发展成大城市。
“奚仲造车”数千年后，随着新中国成立，河南交通运输事业迎来历史性变革。1959年，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在洛阳诞生，至今它仍是中国农田耕作的主力军。
进入21世纪，河南的交通运输业更是走入蓬勃发展新时代。河南顶尖“王牌”宇通客车，全国市场占有率30%，是全球最大的商用客车生产基地。今年4月，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上，宇通客车再次担纲重任，连续17年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实力与民族品牌魅力。
无独有偶，上汽集团郑州发动机分公司一期项目4月份在郑投产。该项目年产能60万台，年产值超过50亿元，郑州成为上汽集团全国最大的发动机制造基地。
郑州日产主销车型皮卡，多年稳居国内皮卡市场前三位；比亚迪去年落户郑州，主要生产新能源整车和零部件。
目前，河南有整车生产企业17家，产能145万辆左右。对于汽车产业发展前景，河南“志存高远”。到“十四五”末，河南乘用车产量达到300万辆，新能源汽车占比30%以上，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今年我省计划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800公里以上，通车总里程将突破8000公里。
6月16日，郑州东站迎来了“复兴号”家族中技术最前沿的新成员——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它们已伴随全国铁路新列车运行图的实施，投入到京广高铁京武段常态化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中。
6月20日，随着济郑高铁濮郑段的开通，河南“米”字形高铁最后一画终于完成，河南也率先在全国将“米”字画成。
车行天下，路通八方。构筑立体交通大格局，河南，将为交通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策划：魏剑
统筹：陈茁孙勇
（成员：温小娟张体义张冬云刘春香胡春娜）
图①郑州航空港站。王玮 摄
图②2003年，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双轮车辙印。本报资料图
图③游客在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内的车马坑参观（2018年10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来源：河南日报
引子：从一车一马到通达天下
在安阳殷墟博物苑车马坑展厅内，六辆商代“马车”完整有序地排列着，这是截至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车马坑遗迹。
车马坑的最南边，是一条8.35米宽、两边设有1.8米宽辅路的大道，其上，4条车辙痕迹清晰可见。仿佛带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商王朝的王公贵族驾着“香车宝马”，浩浩荡荡出行的场景。
3000多年后，2022年6月20日，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河南“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在全国率先成形，“横”贯东西、“竖”连南北、“点”通晋鲁、“撇”向川府、“捺”指江南，进一步厚植和巩固河南的全国交通重要枢纽地位。
联八方，通九州。目前，河南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7216公里，位列全国第一方阵；郑州机场国际（地区）通航城市增至42个，全货机航线增至48条，形成横跨欧美亚三大经济区、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多点支撑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钢铁驼队”来往奔忙，中欧班列畅行欧亚。河南，一个内畅外联、协同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正加速成形。
从前车马很慢，路途遥远。而今车轮滚滚，一日千里。
奚仲制舆
任重材惟美，多工制不僭。七香参鹤驾，五色间鸾轩。
——宋·丁谓《车》
《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可见夏代已出现了适应不同用途的交通工具。
古代文献中，记载有黄帝、伏羲氏、奚仲等造车传说，也记述夏启曾动用战车征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时曾动用不少战车，说明夏代造车及用车制度已相当发达。
关于“奚仲造车”，《左传》《荀子》《墨子》《说文解字》等均有记载。管仲《管子·形势解》一文中，盛赞奚仲的造车水平，“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认为，奚仲所造的“车”应该是具有一定技术标准、具有重大创新的马车。
有史料记述奚仲因造车有功，被夏王禹封为“车正”封地为薛国，在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
奚仲造车之地在今驻马店平舆县。平舆历史悠久，夏商时期为挚国。
平舆县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相传挚国国君奚仲看到族人拖曳重物靠肩扛手抬，很吃力。他观察后发现，把东西放滚木上移动会省力很多。他选择当地盛产的质地坚硬的槐木，做出圆木轮子，轮子中间掏孔，两轮孔中间穿一根横木，世界上第一辆靠两个轮子转动的木制车辆就这样诞生了，他命名为“舆”。他的这一发明创造，是人类解决交通问题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奚仲，堪称“大国工匠”。
因车称“舆”，又因当地地势平坦，后人以“平”字冠名，这也成为“平舆”地名之由来。平舆成为“中国车辆发源地”，名传古今。2008年1月，平舆县被中国民协公布为“中国车舆文化之乡”。
车舆无语，历史有痕。
穿行平舆县城，车舆文化元素满满。奚仲公园内，由著名画家、雕塑家娄家本设计的巨大雕塑“车舆创世”，令人印象深刻。
挚都民俗文化博物馆里，数十辆古老太平车引人注目。太平车由车厢、轸木、车轱辘、车轴等组成，古朴实用又足见巧思匠心。
“奚仲在平舆发明的车辆，经两千多年改进，宋代演变为太平车，一直沿用到近代。”我省多年来致力于研究车舆文化的专家张振立说，太平车是中国古代造车工艺成熟的标志，因其保留夏代“车辀”雏形，有“中国车辆活化石”之誉。
太平车，中原一带称“轱辘头车”，亦称“牛车”，坚固耐用、行驶平稳，故曰“太平”。这是我国特别是中原地区古代最重要的农业生产、生活交通工具，农耕、播种、收获时，处处可见其身影。它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堪称我国古代造车史上的瑰宝。
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太平车逐渐被胶轮马车、架子车、拖拉机、汽车等交通工具取代。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其造车技艺被保留了下来。2006年，平舆县“太平车手工制作工艺”，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平舆地方政府加大经费投入，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组建工匠队伍复制太平车，对太平车制作技艺抢救和保护。当地还规划了车舆文化园、奚仲宫、舆侯祠、古车舆博物馆等项目，全力打造“车舆文化”品牌。平舆，正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诗和远方”。
车辙重现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先秦·《车邻》
史料记载夏代发明了车辆，却至今未发现夏代车的遗存。截至目前，中国最早的马车见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其结构牢固，工艺复杂，距发明时间很久远了。但中国车辆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处？具体什么模样？至今仍有许多不解之谜。
真相也在一点点揭开。
周口淮阳平粮台遗址，继20世纪80年代发现中国最早的排水管道后，2019年又有了重要发现。考古人员在遗址南城门附近早期道路路面上，发现有车辙痕迹。其中一段车辙双条并进，间距0.8米，被专家推测为“双轮车”车辙印迹。
“经碳14测年，其绝对年代距今4200年。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双轮车车辙痕迹，对研究中国车轮的发明、车的起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这一发现，让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淮阳平粮台遗址项目负责人曹艳朋兴奋不已。
这表明，中原先民4000多年前就有了使用双轮车的传统，这为商代车马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此前，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车辙，将中国用车历史上推至距今3700年左右。淮阳平粮台遗址车辙的发现，将中国用车的起源至少提前了500年。
走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上，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清晰可见。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最近又新发掘出超过5米的车辙，两辙间的轨距为1米左右。目前的车辙主要在宫殿区附近，可见双轮车只有最高贵族才能使用。
相较于安阳殷墟遗址发现的马车轨距为2.2米至2.4米，无论是平粮台遗址还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轨距显然窄得多。考古专家许宏认为，这基本上可以肯定它不是马车，而是有某种特殊功用的车子，至于它是用人力还是畜力拉动，目前不得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皂角树遗址出土了二里头文化陶盆残片上的“车”字形契刻符号——两个类似车轮的圆圈，中间由“十”字交叉直线串联，上方连接一个椭圆，从上往下看，类似车厢、两只车轮的样子。
这个刻符与甲骨文、金文中的“车”字颇相似，同样也有两个类似车轮的圆圈，以及类似车轴和车辀的交叉直线。有学者认为，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已发现了双轮车留下的车辙痕，刻符出现应非偶然，它应当是二里头时代的“车”字。
车辚辚马萧萧
天子乃驾雕轸，六骏驳。戴翠帽，倚金较。——东汉·张衡《西京赋》
殷墟车马坑、洛阳天子六驾车马坑、三门峡虢国车马坑、郑韩故城车马坑、徐阳墓地车马坑、南阳夏庄墓地车马坑……河南考古屡屡发现不同年代的陪葬车马坑，令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社会等级分化、礼仪制度，更为世人揭开一段由畜力车开启的漫长交通史。
自1928年殷墟发掘以来，曾多次发现过商代车马坑。这是华夏考古发现的畜力车最早的实物标本。
很早以来，我们的先祖们就开始驯化动物为人类交通效劳了。古文献中多有商人先祖“乘马”、“服牛”的记载。《管子·轻重戊》曰：“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据专家考证，帛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服是驯服。善迁徙和经商的商人，很早驯服牛、马等牲畜驾车。这一创举，对商人大规模迁徙和频繁的经商活动如虎添翼。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在商朝，马车主要是贵族出行代步工具。到了周朝，马车是王公贵族权力的象征。到春秋战国时期，马车成为战争中最重要的武器。当时国力计算以“乘”为单位，有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区分。
这一切，在河南皆“有迹可循”。
虢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展厅内，原地陈列虢国国君虢季墓、虢季夫人墓和虢国太子墓三座陪葬车马坑，这是目前中国最大、最早的地下车马军阵，规模庞大、气势恢宏。这让前来参观的游客们惊叹，如置身军阵，仿佛能听到战马嘶鸣。
随着车之结构形式逐渐固定，古人开始发挥“创新创造力”，比如加装伞盖、帷幔、防雨防晒等装置，不断提升体验感、舒适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历经战争洗礼后，车辆结构和性能日臻成熟。有的车，可立、可坐、可卧，乘用舒适，装饰奢华……
2017年7月，2400年前春秋时期郑国国君出行的“豪华房车”，呈现在新郑市郑国车马坑景区3号车马坑内。新发掘出的1号车，车长2.56米、宽1.66米，车舆顶部有防雨防晒设施，顶部周边装饰管状铜器、骨器，车篷上有彩席遗痕，车轮辐条多达26根，足见墓主人身份的尊贵。
主持发掘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俊才说：“这是迄今为止郑韩故城内所见形制最大、装饰最奢华的马车，为郑国国君出行的‘一号公车’”。
“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时礼制森严，出门坐马车要讲究礼仪规矩的。天子到底有没有“驾六”？天子如何“驾六”？自汉代以来，因缺乏实物佐证，夏商周三代天子是“驾六”还是“驾四”，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2002年，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解开了这一历史谜团。
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馆长贾中宝说，当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周王城广场，发现397座东周墓葬和18个车马坑，震惊世界。这支“豪华车队”由北向南摆放，其中一辆马车车辕两旁成排对称摆放6匹马尸骨，正是天子之乘。
汉朝时，“贵者乘车，贱者徒行”，在南阳汉画馆，展厅有一幅极为壮观的车骑出行图像：图中心位置为两驾装饰华贵的马车，车前有七人骑马先导，车后又有八人骑马随行，再现了汉代贵族出则连车列骑的气派场景。
蒲轮辟四门，双縠似雷奔。唐宋明清的漫长历史时期中，马车成了出行、货运的主要交通工具。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多处太平车身影。
车辚辚，马萧萧。“马车”驰骋中原数千年，催生了璀璨的文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它见证了交通方式重大变革，为现代交通大发展大繁荣埋下了重要伏笔。
通九州联天下
大道南北出，车轮无停日。
——南宋·陆游《路傍曲》
晚清以后，随着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马车功能进一步弱化。
清朝末年，一条贯穿南北的铁路——京汉铁路应运而生，为中原腹地增添了便捷大通道。据《郑县志》记载：“郑州为古东里，自铁路开通后，粉华靡丽，不亚金陵六朝。”此后，随着陇海铁路通车，郑州成为全国铁路枢纽，商业日渐繁荣，快速发展成大城市。
“奚仲造车”数千年后，随着新中国成立，河南交通运输事业迎来历史性变革。1959年，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在洛阳诞生，至今它仍是中国农田耕作的主力军。
进入21世纪，河南的交通运输业更是走入蓬勃发展新时代。河南顶尖“王牌”宇通客车，全国市场占有率30%，是全球最大的商用客车生产基地。今年4月，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上，宇通客车再次担纲重任，连续17年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实力与民族品牌魅力。
无独有偶，上汽集团郑州发动机分公司一期项目4月份在郑投产。该项目年产能60万台，年产值超过50亿元，郑州成为上汽集团全国最大的发动机制造基地。
郑州日产主销车型皮卡，多年稳居国内皮卡市场前三位；比亚迪去年落户郑州，主要生产新能源整车和零部件。
目前，河南有整车生产企业17家，产能145万辆左右。对于汽车产业发展前景，河南“志存高远”。到“十四五”末，河南乘用车产量达到300万辆，新能源汽车占比30%以上，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今年我省计划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800公里以上，通车总里程将突破8000公里。
6月16日，郑州东站迎来了“复兴号”家族中技术最前沿的新成员——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它们已伴随全国铁路新列车运行图的实施，投入到京广高铁京武段常态化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中。
6月20日，随着济郑高铁濮郑段的开通，河南“米”字形高铁最后一画终于完成，河南也率先在全国将“米”字画成。
车行天下，路通八方。构筑立体交通大格局，河南，将为交通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策划：魏剑
统筹：陈茁孙勇
（成员：温小娟张体义张冬云刘春香胡春娜）
图①郑州航空港站。王玮 摄
图②2003年，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双轮车辙印。本报资料图
图③游客在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内的车马坑参观（2018年10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来源：河南日报
#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华夏文明根在中原#咆哮万里的滔滔黄河，穿越晋陕高原后，突然折而向东，冲出豫西大峡谷，流入古老的中原腹地——郑州。这里一向被誉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今5万至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5万年至3.5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化涉及面很广，厚达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其重要发现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年至9000年，以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命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4800年，城垣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距陈庄遗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至7000年，是黄河流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1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突破。
新密新砦城址是河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都邑之一，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夏启之居”。夏传子家天下，禹直接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而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郑韩故城南距郑州40公里，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遗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390年，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所灭。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而后延续130多年，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影响远非一般。
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出土时为一对，被誉为“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莲鹤方壶设计奇特，铸造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之感。
列鼎制度是西周时期确立的贵族等级的体现。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贵族身份分为五等，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云扰幅裂。郑国曾用“九鼎八簋”向天下宣告自己的强盛，也向后人揭开了“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
中华5000年，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原居民四处播迁的历史过程。华夏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洒向大江以南、闽粤之地，随后走向世界。
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犹如一株巨大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而这棵大树的根就在中原，其冠犹如繁星布满天际。（网信郑州）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今5万至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5万年至3.5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化涉及面很广，厚达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其重要发现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年至9000年，以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命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4800年，城垣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距陈庄遗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至7000年，是黄河流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1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突破。
新密新砦城址是河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都邑之一，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夏启之居”。夏传子家天下，禹直接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而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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