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睡醒，莫名其妙变成一只腹大腿短，奇丑无比的大甲虫。
这个骇人听闻的情节，不是出自恐怖电影，而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传世名作——《变形记》。
小时候读到这里，只觉得恶心又可怖。
走上社会以后才发现，真正可怖的，是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虫以后的遭遇——被老板开除，被社会遗弃，让自己和家人陷入无尽的痛苦。
因为这不再是幻想，而是很多人正在经历的现实。
凌晨四点钟起床，匆匆洗漱后去赶五点钟的火车上班，然后奔赴全国各地开展业务。
每天在各类交通工具的转换间疲于奔命，不规律的饮食、糟糕的睡眠都是家常便饭。
这样的日子，格里高尔连续过了五年，没请过一天病假，没误过一次事情。
甚至当他生了怪病变成虫子的时候，格里高尔的第一反应，都不是自己遭遇了什么，亦或怎样才能变回人。
而是他睡过了头，赶不上五点钟的火车，会耽误公司的运转。
可一心为公司着想的格里高尔，并没有被公司厚待。
他破天荒迟到了一次，等来的并不是老板关切的问候。
而是全权代表上门指责他装病，并在发现格里高尔变形的真相后，冷酷地开除了他。
一百年后，格里高尔式的悲剧，依然在一遍遍上演。
某会计事务所女员工连续大半年加班到半夜12点，脖子肿到说不出话都没有请假。
直到积劳成疾，查出了癌症。公司立刻翻脸无情，赶她离职，连额外延长半个月的医保都不肯。
另一位互联网大厂员工工作五年，累积加班超过4000个小时，对公司鞠躬尽瘁。
可一朝确诊绝症，公司就想方设法将其辞退。
他两手空空，不但回报不了父母的辛苦养育，还要靠老人筹钱，以支付巨额医药费。
在刚踏入社会的时候，谁不是雄心万丈，期待有努力就有奇迹。
直到摸爬滚打过数年后，才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都很普通，大多数工作也只是为了谋生。
即使现在拼尽全力，能拼个短暂好看的业绩，和眼下丰厚的薪资。
可一旦年纪大了，身体垮了，很快就会被这飞速运转的车轮抛下，再无翻身余地。
公司离了谁都能运转，可把自己输掉了就无法挽回。
这世上所有以谋生为目标的工作，其实都不值得用命去拼。
过去的几年里，格里高尔主动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父亲早年创业失败，欠下了一身债务。
格里高尔拼命工作，替父亲一点点还清了欠债，让父亲得以早早退休，安享晚年。
母亲多年操持家务，十分辛苦。
格里高尔雇来女仆和厨娘，替母亲分担掉大部分家务。
妹妹热爱音乐，还颇有几分天赋。
格里高尔明知道读音乐学院的开销，远远超过了家庭的承受能力。却宁可自己更加辛苦，也要满足妹妹的愿望。
在他的努力下，小家庭的日子虽说不上富裕，却还算体面。
可惜一夕之间，祸从天降。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被公司开除，家里瞬间失去了经济来源。
为了糊口，一向养尊处优的家人们只能走出家门打工。
父亲以前虽然当过老板，可如今已经老迈，只能应聘最底层的侍者。
母亲被迫辞掉了厨娘，自己一面重新操持起家务，一面打零工补贴家用。
妹妹不得已放弃梦想，辍学去做与音乐毫无关系的售货员。
一家人每日工作如此辛苦，却依然入不敷出，父母只好把房屋分租出去，赚取一点点房租。
为此，他们不得不忍受日常起居中的很多处不便。还要想方设法瞒住租客的眼睛，偷偷喂养格里高尔。
因为这个秘密一旦泄露出去，整个家庭很可能就被周遭社会所厌弃。
此时的格里高尔，已经不再是家庭的支柱和家人的庇护伞，而是成了所有亲人的累赘，所有灾难的根源。
这就是最悲哀的现实。
一场大病，就能掏空一个人所有的积蓄；一次意外，就能破灭一家人所有的希望。
一旦自己倒下，就一切归零。
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还与家人的幸福息息相关。
好好爱自己，才是成年人首要的责任。
格里高尔的悲惨遭遇，其实源自作者卡夫卡本人的人生映射。
一样为了谋生，不得不拼死拼活做一份不喜欢的工作。
一样深爱家人，却没能与家人和睦相处，直到死，卡夫卡都没能与自己那位严厉的父亲和解。
他三次订婚，而又三次退婚，一生都没能拥有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人生。
然而，与书中那个一心为家人和公司奉献，被抛弃后觉得自己失去了价值，甘愿用死亡求解脱的格里高尔不同。
书外的卡夫卡过得虽然辛苦，每一天都活得充实而饱满。
他出生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强势而专制，一心期望卡夫卡成为一个优秀的商人。
可卡夫卡志不在此。他从小就热爱文学。
虽然长大后迫于谋生，他不得不从事枯燥无味的保险业职员工作。
可是在枯燥的工作之外，卡夫卡把大量的精力和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来。
短短十几年里，这个从不以职业作家自居，也不把写作当成事业的男人，潜心写出了百余万字，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
相恋、失爱、疲累、病痛，求不得，放不下……
所有生活中的苦痛，和情感上的磨折，到头来都成了滋养卡夫卡文字的养料。
他用冷峻的笔触，击开心灵的冰湖，通过一部部著作深入思考人生，也不断找寻着自我价值。
卡夫卡在日记中痛快淋漓地写道：
“我的幸福、我的能力和所作所为的每一种可能，从来都存在于文学之中。”
即使家人不认可，即使工作不顺心又如何？
扰扰红尘中，卡夫卡一直能立定本心，成就自己。
大千世界，世事繁杂，又有几人能称心如意。
谁还不是在烦闷的尘世间拼命挣扎，一面心怀不甘，一面挣脱无力。
大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彻底改变困境，完全掌控命运。
但至少我们可以像卡夫卡那样，在贫瘠的生活中，找到可以润泽灵魂的东西。
在不确定的现实中，学着努力爱自己。
日子再忙，也尽力偷出半日浮闲；世事再烦，总想办法找到出路寄托情怀。
物随心转，境由心造。
努力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早晚能把人生活成想要的模样。
《变形记》里的人变成虫，不过是个荒诞的幻想。
但格里高尔变成虫后的困境，却隐喻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
每日慌慌张张，只为碎银几两。可生活如此艰辛，即使殚精竭虑，依然举步维艰。
人人都在属于自己的冬天里孤军奋战，却一无所靠。
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
往后岁月，愿你好好爱自己，努力活余生。
这个骇人听闻的情节，不是出自恐怖电影，而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传世名作——《变形记》。
小时候读到这里，只觉得恶心又可怖。
走上社会以后才发现，真正可怖的，是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虫以后的遭遇——被老板开除，被社会遗弃，让自己和家人陷入无尽的痛苦。
因为这不再是幻想，而是很多人正在经历的现实。
凌晨四点钟起床，匆匆洗漱后去赶五点钟的火车上班，然后奔赴全国各地开展业务。
每天在各类交通工具的转换间疲于奔命，不规律的饮食、糟糕的睡眠都是家常便饭。
这样的日子，格里高尔连续过了五年，没请过一天病假，没误过一次事情。
甚至当他生了怪病变成虫子的时候，格里高尔的第一反应，都不是自己遭遇了什么，亦或怎样才能变回人。
而是他睡过了头，赶不上五点钟的火车，会耽误公司的运转。
可一心为公司着想的格里高尔，并没有被公司厚待。
他破天荒迟到了一次，等来的并不是老板关切的问候。
而是全权代表上门指责他装病，并在发现格里高尔变形的真相后，冷酷地开除了他。
一百年后，格里高尔式的悲剧，依然在一遍遍上演。
某会计事务所女员工连续大半年加班到半夜12点，脖子肿到说不出话都没有请假。
直到积劳成疾，查出了癌症。公司立刻翻脸无情，赶她离职，连额外延长半个月的医保都不肯。
另一位互联网大厂员工工作五年，累积加班超过4000个小时，对公司鞠躬尽瘁。
可一朝确诊绝症，公司就想方设法将其辞退。
他两手空空，不但回报不了父母的辛苦养育，还要靠老人筹钱，以支付巨额医药费。
在刚踏入社会的时候，谁不是雄心万丈，期待有努力就有奇迹。
直到摸爬滚打过数年后，才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都很普通，大多数工作也只是为了谋生。
即使现在拼尽全力，能拼个短暂好看的业绩，和眼下丰厚的薪资。
可一旦年纪大了，身体垮了，很快就会被这飞速运转的车轮抛下，再无翻身余地。
公司离了谁都能运转，可把自己输掉了就无法挽回。
这世上所有以谋生为目标的工作，其实都不值得用命去拼。
过去的几年里，格里高尔主动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父亲早年创业失败，欠下了一身债务。
格里高尔拼命工作，替父亲一点点还清了欠债，让父亲得以早早退休，安享晚年。
母亲多年操持家务，十分辛苦。
格里高尔雇来女仆和厨娘，替母亲分担掉大部分家务。
妹妹热爱音乐，还颇有几分天赋。
格里高尔明知道读音乐学院的开销，远远超过了家庭的承受能力。却宁可自己更加辛苦，也要满足妹妹的愿望。
在他的努力下，小家庭的日子虽说不上富裕，却还算体面。
可惜一夕之间，祸从天降。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被公司开除，家里瞬间失去了经济来源。
为了糊口，一向养尊处优的家人们只能走出家门打工。
父亲以前虽然当过老板，可如今已经老迈，只能应聘最底层的侍者。
母亲被迫辞掉了厨娘，自己一面重新操持起家务，一面打零工补贴家用。
妹妹不得已放弃梦想，辍学去做与音乐毫无关系的售货员。
一家人每日工作如此辛苦，却依然入不敷出，父母只好把房屋分租出去，赚取一点点房租。
为此，他们不得不忍受日常起居中的很多处不便。还要想方设法瞒住租客的眼睛，偷偷喂养格里高尔。
因为这个秘密一旦泄露出去，整个家庭很可能就被周遭社会所厌弃。
此时的格里高尔，已经不再是家庭的支柱和家人的庇护伞，而是成了所有亲人的累赘，所有灾难的根源。
这就是最悲哀的现实。
一场大病，就能掏空一个人所有的积蓄；一次意外，就能破灭一家人所有的希望。
一旦自己倒下，就一切归零。
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还与家人的幸福息息相关。
好好爱自己，才是成年人首要的责任。
格里高尔的悲惨遭遇，其实源自作者卡夫卡本人的人生映射。
一样为了谋生，不得不拼死拼活做一份不喜欢的工作。
一样深爱家人，却没能与家人和睦相处，直到死，卡夫卡都没能与自己那位严厉的父亲和解。
他三次订婚，而又三次退婚，一生都没能拥有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人生。
然而，与书中那个一心为家人和公司奉献，被抛弃后觉得自己失去了价值，甘愿用死亡求解脱的格里高尔不同。
书外的卡夫卡过得虽然辛苦，每一天都活得充实而饱满。
他出生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强势而专制，一心期望卡夫卡成为一个优秀的商人。
可卡夫卡志不在此。他从小就热爱文学。
虽然长大后迫于谋生，他不得不从事枯燥无味的保险业职员工作。
可是在枯燥的工作之外，卡夫卡把大量的精力和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来。
短短十几年里，这个从不以职业作家自居，也不把写作当成事业的男人，潜心写出了百余万字，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
相恋、失爱、疲累、病痛，求不得，放不下……
所有生活中的苦痛，和情感上的磨折，到头来都成了滋养卡夫卡文字的养料。
他用冷峻的笔触，击开心灵的冰湖，通过一部部著作深入思考人生，也不断找寻着自我价值。
卡夫卡在日记中痛快淋漓地写道：
“我的幸福、我的能力和所作所为的每一种可能，从来都存在于文学之中。”
即使家人不认可，即使工作不顺心又如何？
扰扰红尘中，卡夫卡一直能立定本心，成就自己。
大千世界，世事繁杂，又有几人能称心如意。
谁还不是在烦闷的尘世间拼命挣扎，一面心怀不甘，一面挣脱无力。
大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彻底改变困境，完全掌控命运。
但至少我们可以像卡夫卡那样，在贫瘠的生活中，找到可以润泽灵魂的东西。
在不确定的现实中，学着努力爱自己。
日子再忙，也尽力偷出半日浮闲；世事再烦，总想办法找到出路寄托情怀。
物随心转，境由心造。
努力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早晚能把人生活成想要的模样。
《变形记》里的人变成虫，不过是个荒诞的幻想。
但格里高尔变成虫后的困境，却隐喻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
每日慌慌张张，只为碎银几两。可生活如此艰辛，即使殚精竭虑，依然举步维艰。
人人都在属于自己的冬天里孤军奋战，却一无所靠。
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
往后岁月，愿你好好爱自己，努力活余生。
【民营企业家告赢公安局后，被以"寻衅滋事"获刑入狱】在广东佛山经商、办厂多年的民营企业家杨刚，没有想到：2016年12月，发生在自己公司大门外一起轻微交通事故引发的打斗，会导致他在2017年7月被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处以15天的行政拘留。
行政拘留期间，他不服这一处罚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历一审、二审之后，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年3月，二审宣判，确认南海区公安局对他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违法”。杨刚胜诉。
但是2个月后，即2019年5月，南海区公安局基于2016年12月发生的同一事实，又以杨刚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将他刑事拘留，后移送检察院起诉。
此案随后延宕两年多。2021年8月19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院一审宣判，杨刚犯寻衅滋事罪，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
杨刚不服，向佛山中院提起上诉。杨刚的辩护律师也就此案向佛山中院申请二审公开开庭审理。
不过，杨刚之妻户兰芬对记者称，佛山中院法官在2021年11月30日口头答复他们，二审该院将不会就此案公开开庭审理。
与此同时，2021年12月1日，辩护律师称，在与佛山中院法官的面谈中，再一次请求就此案二审公开开庭审理，但暂未获法院的明确回复。为什么这样一起看似简单的案件，能经历5年之久而未了，其发展经过又如此一波三折？
（原文链接 https://t.cn/A6xC78fU）
公司门口两车轻微碰撞，双方起冲突
杨刚，1975年7月，生于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他的妻子户兰芬告诉记者，在2001年左右，杨刚就来到佛山打拼。2006年，他与户兰芬在佛山南海，注册成立了佛山市新思维机电研发有限公司；2012年，又在南海注册成立了广东天一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户兰芬介绍说，这两家公司主要是研发、生产超硬材料、金刚石制品等产品，其中天一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95%左右的产品是对外出口。在2016年以前，两家公司发展得颇为不错，每年的营收加起来有5000万元左右。
然而，2016年12月3日发生的一起突发事件，改变了杨刚的命运。
这一天上午11时许，当地村民梁汝昌驾驶着一辆小面包车，经过天一公司的门口。此时，天一公司负责人之一、工厂的厂长李钢兵正在这个区域开着叉车装运货物，两车发生轻微碰撞，当时没有人受伤，只是小面包车略有受损。
双方为赔偿问题起了争执。司法材料显示：此时，梁汝昌电话叫来了同村的梁国斌，梁国斌又叫来了梁兆康等人。此外，蒋海兵、王宏海等人也来到现场。
事后，被南海公检法三部门列为“被害人”之一的梁兆康承认，“在理论过程中，我们双方（梁汝昌、梁兆康等人与天一公司等人）都用手推拉过”。李钢兵称，梁汝昌、梁国斌等人要他赔偿5万元，而他当场回应，梁汝昌的那辆小面包车都值不了5万块。
李钢兵把这些情况，电话告诉了彼时人在新思维机电公司的老板杨刚。杨刚第一时间也向南海区公安局的警官王绍威报告了这一情况。王绍威后来作证称，当时杨刚或者杨刚的妻子的确打电话向他报警，电话中杨刚或其妻称，面包车一方要赔偿5万元，他们觉得纯粹就是勒索。
梁兆康的证词里，否认有向天一公司索赔5万元之事。梁汝昌的证词则说，派出所警察和交警来了后，确认叉车司机负全责，经核价要赔偿他700多元。最终李钢兵赔偿了梁汝昌900元。梁汝昌还表示，“事后我没有因此事再向工厂（即天一公司）索要赔偿。”
在警方到天一公司现场之前，杨刚带着他的几个下属周珍勇、乐春明、陈爱军，已经从新思维机电公司驱车赶到天一公司门口。他们的到来，使得冲突进一步升级。
南海区公安局在后来的《起诉意见书》中提到：“（2016年12月3日）杨刚下车后向李钢兵了解情况，周珍勇、乐春明、陈爱军在车上见到梁兆康等人在杨刚身旁纠缠，三人从车上下车持铁棒、木板追打梁兆康及围观的蒋海兵、王宏海等人”。
因为天一公司一方的人更多，并且周珍勇等人还带着铁棍、木板，很快就在争斗中占了上风。梁兆康一方逃跑，蒋海兵一度还跳进了附近的鱼塘以躲避追打。
事发8个多月后
南海区公安局行政拘留杨刚15天
事后，梁兆康、蒋海兵、王宏海三人均被南海区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轻微伤”。天一公司一方，南海区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提到，李钢兵“被人撞了一下肝部”，但“初步鉴定为‘未见明显损伤’”。
李钢兵患有肝癌，并曾做过肝部切除的大手术。杨刚在2020年1月11日，取保候审期间，自己撰写的文章写到，“员工都知道李钢兵曾患肝癌，肝切除了一半，这时（2016年12月3日）周珍勇、乐春明、陈爱军自发上前保护他制止对方行凶”。天一公司还有一位当时在现场遭受对方击打的司机向绪明，则被鉴定为“没有受伤”。
南海区公安局接警到现场后，当天对当事双方和证人进行了询问。次日，又口头传唤杨刚到派出所进行询问，但当时没有做进一步的处罚。
在后来杨刚对南海区公安局提起行政诉讼案时，南海区公安局解释说：“鉴于本案（即2016年12月3日冲突一事）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案件，办案单位本着化解矛盾的原则，12月4日传唤原告（即杨刚）对其询问后暂未对其作出处罚，而是双方协商，调解或和解解决问题。但双方一直不配合调解，达不成和解协议。”
为什么达不成和解协议？
户兰芬提到，在2017年1月21日左右，天一公司的员工在工厂侧门附近看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警告赔付五万不然烧你工厂！”公司员工马上报警，并把原件交给了警方。警方也出具了这一报警受理证明。
杨刚夫妻在这一年的农历春节前，也就是2017年1月下旬，还委托了当地人麦显维，与梁国斌等人协商。结果，“对方（梁国斌）要价从5万元，一路涨到了12万，所以没有谈成。”户兰芬表示。
2020年4月11日，杨刚委托的律师也向麦显维取证。证人调查笔录显示，麦显维介绍，他参与了2次调解，12万元的赔偿要求是梁国斌等人提出来的，并且“阿斌（梁国斌）他们跟派出所很熟的”。
在双方协商期间，南海区公安局在2017年1月2以“案情复杂”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将此案的办案期限延长三十日。”同年1月18日，南海区公安局再次发出《传唤证》，传唤杨刚等人到派出所接受询问。
不过彼时，杨刚等人均不在自己的公司。南海区公安局因此认为，“原告等四名嫌疑人（即杨刚、周珍勇、乐春明、陈爱军）一直拒不接受传唤，逃避公安机关的处罚”。
杨刚的证词称，自己在2016年12月3日第一次接受警方询问时，就告知了自己的家庭地址、电话号码等信息，并且自己一直在公司上班，没有逃跑。杨刚的妻子户兰芬也对记者表示，他们的公司就在南海本地，杨刚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的，如果警方要联系传唤他，怎么可能找不到，又何来“逃避公安机关的处罚”一说？
事情又过了五六个月，2017年7月10日，南海区公安局“发现原告（杨刚）的活动轨迹，再次出具《传唤证》”，并于次日，即2017年7月11日早8时，将杨刚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询问。
2017年7月12日，南海区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佛公南行罚决字【2017】12587号），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称：2016年12月3日11时许，李钢兵驾驶的叉车与梁汝昌驾驶的面包车发生碰撞，双方因赔偿问题产生纠纷。
杨刚接到情况后，开车载乐春明、陈爱军、周珍勇赶到现场，继后杨刚带领厂里的工人参与打架。打架过程中，对方的蒋海兵、王宏海、梁兆康三人受伤。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决定对杨刚处以行政拘留15天，并罚款人民币500元。
起诉南海区公安局
杨刚二审终获胜
杨刚被行政拘留的时间是2017年7月12日至7月27日。他在2017年7月19日，即被拘留期间，提出不服南海区公安局作出的这一《行政处罚决定书》，而向佛山市南海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杨刚的理由包括：在双方冲突中，他本人自始至终没有参与殴斗，而梁汝昌等人参与了打斗，警方不但没有处罚梁汝昌等人，反而在7个月多后，对他进行行政拘留。他认为“（南海区公安局）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选择性执法，显失偏颇”等等。
2017年11月14日，南海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南海法院认为，梁兆康、蒋海兵、王宏海、乐春明、周珍勇、陈爱军这6人，“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故通知他们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是，无论是梁兆康一方的3人，还是乐春明等3人，都“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
2018年3月19日，南海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杨刚败诉。对于杨刚提出梁汝昌一方也参与了打斗，南海区公安局却未对他们进行处罚，属于“选择性执法”一事，南海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为：这与南海区公安局对他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无关联，不属于案件的审理范围，在此不作评判。”杨刚不服，向佛山市中院提起上诉。
2019年1月3日，佛山中院就此案二审开庭。杨刚提出，南海区公安局在对他的行政处罚案中，还制造了一份关于他的假的《辨认笔录》。这一主张获得了二审法院的支持，佛山中院确认，对南海区公安局制造的这份假的《辨认笔录》，“不予采信”。2019年3月8日，佛山中院判决，南海区公安局对杨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属于“行为违法”。这场行政官司，南海区公安局输了。（原文链接https://t.cn/A6xC78fU）
行政拘留期间，他不服这一处罚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历一审、二审之后，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年3月，二审宣判，确认南海区公安局对他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违法”。杨刚胜诉。
但是2个月后，即2019年5月，南海区公安局基于2016年12月发生的同一事实，又以杨刚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将他刑事拘留，后移送检察院起诉。
此案随后延宕两年多。2021年8月19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院一审宣判，杨刚犯寻衅滋事罪，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
杨刚不服，向佛山中院提起上诉。杨刚的辩护律师也就此案向佛山中院申请二审公开开庭审理。
不过，杨刚之妻户兰芬对记者称，佛山中院法官在2021年11月30日口头答复他们，二审该院将不会就此案公开开庭审理。
与此同时，2021年12月1日，辩护律师称，在与佛山中院法官的面谈中，再一次请求就此案二审公开开庭审理，但暂未获法院的明确回复。为什么这样一起看似简单的案件，能经历5年之久而未了，其发展经过又如此一波三折？
（原文链接 https://t.cn/A6xC78fU）
公司门口两车轻微碰撞，双方起冲突
杨刚，1975年7月，生于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他的妻子户兰芬告诉记者，在2001年左右，杨刚就来到佛山打拼。2006年，他与户兰芬在佛山南海，注册成立了佛山市新思维机电研发有限公司；2012年，又在南海注册成立了广东天一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户兰芬介绍说，这两家公司主要是研发、生产超硬材料、金刚石制品等产品，其中天一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95%左右的产品是对外出口。在2016年以前，两家公司发展得颇为不错，每年的营收加起来有5000万元左右。
然而，2016年12月3日发生的一起突发事件，改变了杨刚的命运。
这一天上午11时许，当地村民梁汝昌驾驶着一辆小面包车，经过天一公司的门口。此时，天一公司负责人之一、工厂的厂长李钢兵正在这个区域开着叉车装运货物，两车发生轻微碰撞，当时没有人受伤，只是小面包车略有受损。
双方为赔偿问题起了争执。司法材料显示：此时，梁汝昌电话叫来了同村的梁国斌，梁国斌又叫来了梁兆康等人。此外，蒋海兵、王宏海等人也来到现场。
事后，被南海公检法三部门列为“被害人”之一的梁兆康承认，“在理论过程中，我们双方（梁汝昌、梁兆康等人与天一公司等人）都用手推拉过”。李钢兵称，梁汝昌、梁国斌等人要他赔偿5万元，而他当场回应，梁汝昌的那辆小面包车都值不了5万块。
李钢兵把这些情况，电话告诉了彼时人在新思维机电公司的老板杨刚。杨刚第一时间也向南海区公安局的警官王绍威报告了这一情况。王绍威后来作证称，当时杨刚或者杨刚的妻子的确打电话向他报警，电话中杨刚或其妻称，面包车一方要赔偿5万元，他们觉得纯粹就是勒索。
梁兆康的证词里，否认有向天一公司索赔5万元之事。梁汝昌的证词则说，派出所警察和交警来了后，确认叉车司机负全责，经核价要赔偿他700多元。最终李钢兵赔偿了梁汝昌900元。梁汝昌还表示，“事后我没有因此事再向工厂（即天一公司）索要赔偿。”
在警方到天一公司现场之前，杨刚带着他的几个下属周珍勇、乐春明、陈爱军，已经从新思维机电公司驱车赶到天一公司门口。他们的到来，使得冲突进一步升级。
南海区公安局在后来的《起诉意见书》中提到：“（2016年12月3日）杨刚下车后向李钢兵了解情况，周珍勇、乐春明、陈爱军在车上见到梁兆康等人在杨刚身旁纠缠，三人从车上下车持铁棒、木板追打梁兆康及围观的蒋海兵、王宏海等人”。
因为天一公司一方的人更多，并且周珍勇等人还带着铁棍、木板，很快就在争斗中占了上风。梁兆康一方逃跑，蒋海兵一度还跳进了附近的鱼塘以躲避追打。
事发8个多月后
南海区公安局行政拘留杨刚15天
事后，梁兆康、蒋海兵、王宏海三人均被南海区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轻微伤”。天一公司一方，南海区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提到，李钢兵“被人撞了一下肝部”，但“初步鉴定为‘未见明显损伤’”。
李钢兵患有肝癌，并曾做过肝部切除的大手术。杨刚在2020年1月11日，取保候审期间，自己撰写的文章写到，“员工都知道李钢兵曾患肝癌，肝切除了一半，这时（2016年12月3日）周珍勇、乐春明、陈爱军自发上前保护他制止对方行凶”。天一公司还有一位当时在现场遭受对方击打的司机向绪明，则被鉴定为“没有受伤”。
南海区公安局接警到现场后，当天对当事双方和证人进行了询问。次日，又口头传唤杨刚到派出所进行询问，但当时没有做进一步的处罚。
在后来杨刚对南海区公安局提起行政诉讼案时，南海区公安局解释说：“鉴于本案（即2016年12月3日冲突一事）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案件，办案单位本着化解矛盾的原则，12月4日传唤原告（即杨刚）对其询问后暂未对其作出处罚，而是双方协商，调解或和解解决问题。但双方一直不配合调解，达不成和解协议。”
为什么达不成和解协议？
户兰芬提到，在2017年1月21日左右，天一公司的员工在工厂侧门附近看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警告赔付五万不然烧你工厂！”公司员工马上报警，并把原件交给了警方。警方也出具了这一报警受理证明。
杨刚夫妻在这一年的农历春节前，也就是2017年1月下旬，还委托了当地人麦显维，与梁国斌等人协商。结果，“对方（梁国斌）要价从5万元，一路涨到了12万，所以没有谈成。”户兰芬表示。
2020年4月11日，杨刚委托的律师也向麦显维取证。证人调查笔录显示，麦显维介绍，他参与了2次调解，12万元的赔偿要求是梁国斌等人提出来的，并且“阿斌（梁国斌）他们跟派出所很熟的”。
在双方协商期间，南海区公安局在2017年1月2以“案情复杂”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将此案的办案期限延长三十日。”同年1月18日，南海区公安局再次发出《传唤证》，传唤杨刚等人到派出所接受询问。
不过彼时，杨刚等人均不在自己的公司。南海区公安局因此认为，“原告等四名嫌疑人（即杨刚、周珍勇、乐春明、陈爱军）一直拒不接受传唤，逃避公安机关的处罚”。
杨刚的证词称，自己在2016年12月3日第一次接受警方询问时，就告知了自己的家庭地址、电话号码等信息，并且自己一直在公司上班，没有逃跑。杨刚的妻子户兰芬也对记者表示，他们的公司就在南海本地，杨刚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的，如果警方要联系传唤他，怎么可能找不到，又何来“逃避公安机关的处罚”一说？
事情又过了五六个月，2017年7月10日，南海区公安局“发现原告（杨刚）的活动轨迹，再次出具《传唤证》”，并于次日，即2017年7月11日早8时，将杨刚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询问。
2017年7月12日，南海区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佛公南行罚决字【2017】12587号），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称：2016年12月3日11时许，李钢兵驾驶的叉车与梁汝昌驾驶的面包车发生碰撞，双方因赔偿问题产生纠纷。
杨刚接到情况后，开车载乐春明、陈爱军、周珍勇赶到现场，继后杨刚带领厂里的工人参与打架。打架过程中，对方的蒋海兵、王宏海、梁兆康三人受伤。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决定对杨刚处以行政拘留15天，并罚款人民币500元。
起诉南海区公安局
杨刚二审终获胜
杨刚被行政拘留的时间是2017年7月12日至7月27日。他在2017年7月19日，即被拘留期间，提出不服南海区公安局作出的这一《行政处罚决定书》，而向佛山市南海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杨刚的理由包括：在双方冲突中，他本人自始至终没有参与殴斗，而梁汝昌等人参与了打斗，警方不但没有处罚梁汝昌等人，反而在7个月多后，对他进行行政拘留。他认为“（南海区公安局）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选择性执法，显失偏颇”等等。
2017年11月14日，南海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南海法院认为，梁兆康、蒋海兵、王宏海、乐春明、周珍勇、陈爱军这6人，“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故通知他们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是，无论是梁兆康一方的3人，还是乐春明等3人，都“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
2018年3月19日，南海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杨刚败诉。对于杨刚提出梁汝昌一方也参与了打斗，南海区公安局却未对他们进行处罚，属于“选择性执法”一事，南海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为：这与南海区公安局对他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无关联，不属于案件的审理范围，在此不作评判。”杨刚不服，向佛山市中院提起上诉。
2019年1月3日，佛山中院就此案二审开庭。杨刚提出，南海区公安局在对他的行政处罚案中，还制造了一份关于他的假的《辨认笔录》。这一主张获得了二审法院的支持，佛山中院确认，对南海区公安局制造的这份假的《辨认笔录》，“不予采信”。2019年3月8日，佛山中院判决，南海区公安局对杨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属于“行为违法”。这场行政官司，南海区公安局输了。（原文链接https://t.cn/A6xC78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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