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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草堂位于成都市西门外的浣花溪畔，是唐代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杜甫为了躲避“安史之乱”，携家弃官从长安流落到成都，在成都西郊浣花溪小村里搭一个草棚而居，这就是被人们称为的“成都草堂”。

杜甫当年居住过的草堂早已不存在了，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便因风雨侵袭，无人修葺而荒芜破败，损毁不存，后人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又经历代的整修，最终发展成为现在规模宏伟的祠宇园林。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在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修葺扩建，已演变成一处集纪念祠堂格局和诗人旧居风貌为一体，建筑古朴典雅、园林清幽秀丽的著名文化圣地。草堂完整保留着清代嘉庆重建时的格局，总面积近三百亩。

此处园林是非常独特的“混合式”中国古典园林，来成都，一定要去走走看看杜甫草堂。 https://t.cn/RJZoI8E

@记者白云怡：那些年，有关香港历史与现实的几个常见误读

毫不意外，在香港回归25周年当天，英美等国反应强烈。但无论是约翰逊还是布林肯，他们的表态实际上都是基于如下几个多年来被广泛传播的、有关香港历史和现实的曲解和误读，而这些错误叙事在港内甚至内地也有不小的市场：

1. 一个最常见的曲解是，把《中英联合声明》当成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法律基础和认受性来源，进而认为英国、美国等国“有资格”过问回归后香港的事务，并且可以以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为由向中国“追究违反国际协议”的责任。

但事实上这没有法律依据。原基本法起草委员、我国基本法权威专家萧蔚云教授早在回归前就说过，“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法律依据是国家宪法。第一，中央根据宪法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中央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换一个角度，从常理上来推想，在当年整个中英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一直把维护国家主权放在最高地位，怎么可能会和英国签订协议，容许英国在香港回归后还继续拥有法律依据来插手香港事务？英国根本没有援引《中英联合声明》向中国发难的法律依据，更不要提美国和其他国家。

2. 另一个非常普遍的错误认知是，认为回归后的香港应继续是一个受西方“特殊照顾和保护”的地方。

这点从1992年出台的《美国-香港政策法》和最近几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一系列声称意在维护香港的自治、人权等的法律就可见一斑。

这一叙事从本质上来说源于西方长期将香港当作一个中国之外的“独立政治实体”，并认为这个实体应继续为西方世界服务，而西方世界则可以香港“保护人”的姿态质疑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

但“香港是独立政治实体”这一前提显然就不成立。从法律上来说，香港的自治权来自于中央授予，而“高度自治”也不是“完全自治”。

3. 英美的所有论述其实也都隐含了这样一种观点：香港此前取得的所有成功“是英国人带给香港的”，是源于英国人当年放任主义、不干预主义的管治方式。

这一叙事在香港内部也非常普遍，但实际上非常偏颇：它刻意忽略了殖民管治中种族压迫、民族歧视和暴力统治的本质，本质上是殖民者对自己的一种美化。

4. 第四个非常对香港非常常见的误读是：民主发展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最重要的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在这一误读的基础上，香港内部一些势力打着“争取民主”“违法达义”等口号，暴力冲击香港政治体制，却能得到西方的包庇和吹捧。

事实上，香港政治体制的首要目的是要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安全、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民主发展也是“一国两制”的目标，但这不能妨碍其他更重要目标的实现。而香港的选制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国两制”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