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山西方言喜剧的新阶段——评太原莲花落轻喜剧《合浪浪许家》】
“七一”前夕,《合浪浪许家》这部优秀的话剧又要在青年宫剧场演出了,而且即将连演五场。我想,作为文艺工作者,用这样的作品迎接党的生日,实际上就是为党和人民奉献的最好的精神礼物。我还想,在全市人民迎接“二十大”召开的喜庆日子里,这部作品,肯定还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
《合浪浪许家》是什么?它是“胡同巷子”的太原方言说法,是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变迁史的一段提炼,是用“太原莲花落”串联的一台轻喜剧,是由本省笑星、歌星组合而成的精粹创作班底共同推出的话剧作品,当然,它更是本剧的三位核心人物——导演柴京云、主演柴京海与编剧兼主演王名乐的师徒友爱结晶,是山西太原、大同两大城市曲艺家们的凝聚和结合,是本土编创力量象征性的崛起,是对古城民俗的一次亲切的叩问,是对“非遗”文化元素的一次深度挖掘,是对地域题材蕴含的无尽宝藏的一次快乐的提醒,是对先辈名师的一次致敬巡礼,是对三晋风情的一次艺术再现,是对本乡本土过去时代的一次乡愁回顾——当然,方言话剧《合浪浪许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由文化积淀所带来的艺术创作力的喷发:它的创作是自觉的,表演团队的合力是自觉的,呈现出的感人魅力是自觉且自然的。我认为,本剧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都给予了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一、巧妙的民俗切入以及方言的原生魅力体现。在本剧中,编导们展现出了特别珍贵的展示民俗文化的自觉性,将太原古城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景象——沉淀较长的生活景象自然地成为了当地的民俗——一一呈现。诸如:一号人物许有福靠修自行车为生的职业,既说明了这位主人公在太原“合浪浪”(胡同)的阶层角色,又将过去时代标志性手工业修理的职业给予了亮相,虽然这一职业目前已有所衰微;还有许家养的鹦鹉,也将那个时代流行于市民中的玩鸟——一种准风俗给予了展示。还有,大杂院内各个家庭的纷乱关系与纠葛,以及太原酒厂“高粱白”、“宁化府的陈醋”、“认一力的饺子馅”等等元素的渗入,特别是太原莲花落曲艺形式的贯彻串联,将地域特色一览无余地灌输给了观众。太原莲花落是已故的曹强先生在60年前发掘、整理、创立的一个独特的曲艺品种,它以纯正的(其实亦是按照汉语拼音发声)太原话为基调,融合了说、唱于快板中,亦说亦唱、快说慢唱,与表演中保存与发展了诸多的地方性语言,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民族语言、地域方言迅速消失的时代,太原方言在这样一种形式的寄托之下生存繁衍,并且能够寄生于像王名乐这样的“90后一代”,堪称幸事一件。这也使我们想到:语言的承载与延续,其实就是民俗文化的承载与延续,而城市的记忆,既在固定的建筑中,也在流动的语汇里。珍惜每一种含有记忆的方言,不仅应该是“非遗保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曲艺家们特别是方言曲艺家们的责任。是的,本剧最重要的对太原民俗的展现,主要体现在了语言上——除了太原莲花落的曲艺元素之外,还包涵了太原话、五台话,同时也为了体现工业城市外地人多的特点,还加入了老师身份的标准普通话和调侃逗笑待业青年的山东话。舞台之上,语言的特别往往引发观众的笑点,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一台运用“晋方言”创作的好剧——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对“晋方言”话剧给予如此的关注与重视,是因为,它是山西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代表形式,是“晋商”先辈卧冰饮雪、艰难拓殖的文化沉淀,它也是晋剧、二人台、晋陕蒙黄河三角州民歌等艺术形式的最重要的语言基础。商路即戏路,商路即歌路,商路即艺路,这其中,太原方言,因了省城所在地的缘故,成为或应当成为“晋语区”的核心。事实上,细心人可以发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方言,与太原的方言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从太原北上,在跨越了忻州、雁北地区等地的方言鸿沟之后,太原方言与呼和浩特方言近乎神奇地重叠了——而这,实际上是晋中一带晋商,用几百年“走西口”的血汗经历所开发与渗透的历史结果。我们想说的是,通过对太原方言的溯源、挖掘、推广、研究与比较,以及通过对《合浪浪许家》这样的方言话剧的宣传和介绍,我们应该捡回山西与陕北、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与张家口等区域的文化纽带,迎回飘泊在如上区域的晋商之魂,重新开通与这些区域的文化艺术交流,进而加强全面的经济贸易联系,找回历史的亲情与商情。
二、雄厚的创作班底以及集体创作组合的自发性。前面说了,《合浪浪许家》是太原、大同曲艺形式的融汇贯通,还是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经验的交流与碰撞。如果我们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颇多:一、二者都是本地艺术家创新的结果;二、二者皆用当地方言表演;三、最大的共同点,二者之所以在本地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都有过硬的作品,而在过硬的作品背后,是因为太原莲花落的创始人曹强与大同数来宝的创始人柴京云,本身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曲艺作家。当观众欣赏并且喜爱这两种快板形式的地方艺术时,常常因为看到他们本人的精彩表演而忽略了他们的创作实力,而当我们在仔细分析二者的成功因素时,也才透过表演研究文本时感叹:曹强与柴京云两人的创作功力之深厚、提炼生活现象之精准。很难想像,假如不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创作,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有如此深远的吸引力。曹强创作的太原莲花落小段,如《卖花生》《看车祸》《立竿见影》等等,柴京云创作的大同数来宝《工钱》《隔辈亲》《望子成龙》等等,无论从取材的角度上看,还是从内容的鲜活度上看,更或从语言的精彩度上看,都比一般的曲艺作家水平要高。对普通市民阶层平凡生活的深切的观察,以及独具匠心、巧妙构思的提纯和提炼,使得曹强与柴京云为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的诸多作品,饱含着城市的烟火气,接续着世间的地息气,散发着乡土的草根气,也抒发着人生的七情六欲,表达着大千世界的变化多端,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上能获奖,下有市场——实际上,是生活基础和创作的视角一直站在群众的角度使然,更是超功利创作的意外收获。令人惊喜的是,相当年轻的“90后”编剧王名乐,在师从了曹强与柴京云之后,真正站在了艺术大家的肩膀上,承继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以上的优秀基因,用回顾的眼光,为我们送上了《合浪浪许家》这盘民俗大菜,将太原古城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用喜剧的一角,给予了透视和表现。它的曲艺语言手法的运用,娴熟而轻巧;它的悲喜剧的揉合,贴切而无痕;它的人物身份的设置,照顾了各个层面;它的情节的回环、悬念的解扣,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创作的悟性。
三、省城文艺演出团体的内生动力及潜力挥发。《合浪浪许家》的出品单位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本身并不是常规性的演出话剧的剧团,但这个单位确实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在它的上级单位——太原广播电视台的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跨界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换言之,这个剧团没有因为主业是歌舞和杂技,而排斥作为“非遗”元素的太原莲花落。相反,该团的领导充分地重视和发挥了王名乐的作用,大胆起用这位在曲艺界崭露头角的“90后”人才,并且使金辉等名演员适当转型,在本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辅助或配合王名乐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而歌舞及杂技的元素在全剧收尾时给予了体现,也使我们看到了该团综合性的表演实力。实际上,歌舞及杂技在本剧中出现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团体,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起用,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无论那一个行业,人才的竞争才是终极的竞争。用对一个人才,振兴一项事业,而这,也是我看《合浪浪许家》之后,最想发出的呼喊。
(作者:王 辉,为文旅部优秀专家,省政协委员,省文旅厅艺委会秘书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一级编剧)
“七一”前夕,《合浪浪许家》这部优秀的话剧又要在青年宫剧场演出了,而且即将连演五场。我想,作为文艺工作者,用这样的作品迎接党的生日,实际上就是为党和人民奉献的最好的精神礼物。我还想,在全市人民迎接“二十大”召开的喜庆日子里,这部作品,肯定还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
《合浪浪许家》是什么?它是“胡同巷子”的太原方言说法,是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变迁史的一段提炼,是用“太原莲花落”串联的一台轻喜剧,是由本省笑星、歌星组合而成的精粹创作班底共同推出的话剧作品,当然,它更是本剧的三位核心人物——导演柴京云、主演柴京海与编剧兼主演王名乐的师徒友爱结晶,是山西太原、大同两大城市曲艺家们的凝聚和结合,是本土编创力量象征性的崛起,是对古城民俗的一次亲切的叩问,是对“非遗”文化元素的一次深度挖掘,是对地域题材蕴含的无尽宝藏的一次快乐的提醒,是对先辈名师的一次致敬巡礼,是对三晋风情的一次艺术再现,是对本乡本土过去时代的一次乡愁回顾——当然,方言话剧《合浪浪许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由文化积淀所带来的艺术创作力的喷发:它的创作是自觉的,表演团队的合力是自觉的,呈现出的感人魅力是自觉且自然的。我认为,本剧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都给予了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一、巧妙的民俗切入以及方言的原生魅力体现。在本剧中,编导们展现出了特别珍贵的展示民俗文化的自觉性,将太原古城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景象——沉淀较长的生活景象自然地成为了当地的民俗——一一呈现。诸如:一号人物许有福靠修自行车为生的职业,既说明了这位主人公在太原“合浪浪”(胡同)的阶层角色,又将过去时代标志性手工业修理的职业给予了亮相,虽然这一职业目前已有所衰微;还有许家养的鹦鹉,也将那个时代流行于市民中的玩鸟——一种准风俗给予了展示。还有,大杂院内各个家庭的纷乱关系与纠葛,以及太原酒厂“高粱白”、“宁化府的陈醋”、“认一力的饺子馅”等等元素的渗入,特别是太原莲花落曲艺形式的贯彻串联,将地域特色一览无余地灌输给了观众。太原莲花落是已故的曹强先生在60年前发掘、整理、创立的一个独特的曲艺品种,它以纯正的(其实亦是按照汉语拼音发声)太原话为基调,融合了说、唱于快板中,亦说亦唱、快说慢唱,与表演中保存与发展了诸多的地方性语言,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民族语言、地域方言迅速消失的时代,太原方言在这样一种形式的寄托之下生存繁衍,并且能够寄生于像王名乐这样的“90后一代”,堪称幸事一件。这也使我们想到:语言的承载与延续,其实就是民俗文化的承载与延续,而城市的记忆,既在固定的建筑中,也在流动的语汇里。珍惜每一种含有记忆的方言,不仅应该是“非遗保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曲艺家们特别是方言曲艺家们的责任。是的,本剧最重要的对太原民俗的展现,主要体现在了语言上——除了太原莲花落的曲艺元素之外,还包涵了太原话、五台话,同时也为了体现工业城市外地人多的特点,还加入了老师身份的标准普通话和调侃逗笑待业青年的山东话。舞台之上,语言的特别往往引发观众的笑点,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一台运用“晋方言”创作的好剧——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对“晋方言”话剧给予如此的关注与重视,是因为,它是山西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代表形式,是“晋商”先辈卧冰饮雪、艰难拓殖的文化沉淀,它也是晋剧、二人台、晋陕蒙黄河三角州民歌等艺术形式的最重要的语言基础。商路即戏路,商路即歌路,商路即艺路,这其中,太原方言,因了省城所在地的缘故,成为或应当成为“晋语区”的核心。事实上,细心人可以发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方言,与太原的方言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从太原北上,在跨越了忻州、雁北地区等地的方言鸿沟之后,太原方言与呼和浩特方言近乎神奇地重叠了——而这,实际上是晋中一带晋商,用几百年“走西口”的血汗经历所开发与渗透的历史结果。我们想说的是,通过对太原方言的溯源、挖掘、推广、研究与比较,以及通过对《合浪浪许家》这样的方言话剧的宣传和介绍,我们应该捡回山西与陕北、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与张家口等区域的文化纽带,迎回飘泊在如上区域的晋商之魂,重新开通与这些区域的文化艺术交流,进而加强全面的经济贸易联系,找回历史的亲情与商情。
二、雄厚的创作班底以及集体创作组合的自发性。前面说了,《合浪浪许家》是太原、大同曲艺形式的融汇贯通,还是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经验的交流与碰撞。如果我们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颇多:一、二者都是本地艺术家创新的结果;二、二者皆用当地方言表演;三、最大的共同点,二者之所以在本地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都有过硬的作品,而在过硬的作品背后,是因为太原莲花落的创始人曹强与大同数来宝的创始人柴京云,本身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曲艺作家。当观众欣赏并且喜爱这两种快板形式的地方艺术时,常常因为看到他们本人的精彩表演而忽略了他们的创作实力,而当我们在仔细分析二者的成功因素时,也才透过表演研究文本时感叹:曹强与柴京云两人的创作功力之深厚、提炼生活现象之精准。很难想像,假如不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创作,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有如此深远的吸引力。曹强创作的太原莲花落小段,如《卖花生》《看车祸》《立竿见影》等等,柴京云创作的大同数来宝《工钱》《隔辈亲》《望子成龙》等等,无论从取材的角度上看,还是从内容的鲜活度上看,更或从语言的精彩度上看,都比一般的曲艺作家水平要高。对普通市民阶层平凡生活的深切的观察,以及独具匠心、巧妙构思的提纯和提炼,使得曹强与柴京云为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的诸多作品,饱含着城市的烟火气,接续着世间的地息气,散发着乡土的草根气,也抒发着人生的七情六欲,表达着大千世界的变化多端,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上能获奖,下有市场——实际上,是生活基础和创作的视角一直站在群众的角度使然,更是超功利创作的意外收获。令人惊喜的是,相当年轻的“90后”编剧王名乐,在师从了曹强与柴京云之后,真正站在了艺术大家的肩膀上,承继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以上的优秀基因,用回顾的眼光,为我们送上了《合浪浪许家》这盘民俗大菜,将太原古城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用喜剧的一角,给予了透视和表现。它的曲艺语言手法的运用,娴熟而轻巧;它的悲喜剧的揉合,贴切而无痕;它的人物身份的设置,照顾了各个层面;它的情节的回环、悬念的解扣,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创作的悟性。
三、省城文艺演出团体的内生动力及潜力挥发。《合浪浪许家》的出品单位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本身并不是常规性的演出话剧的剧团,但这个单位确实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在它的上级单位——太原广播电视台的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跨界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换言之,这个剧团没有因为主业是歌舞和杂技,而排斥作为“非遗”元素的太原莲花落。相反,该团的领导充分地重视和发挥了王名乐的作用,大胆起用这位在曲艺界崭露头角的“90后”人才,并且使金辉等名演员适当转型,在本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辅助或配合王名乐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而歌舞及杂技的元素在全剧收尾时给予了体现,也使我们看到了该团综合性的表演实力。实际上,歌舞及杂技在本剧中出现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团体,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起用,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无论那一个行业,人才的竞争才是终极的竞争。用对一个人才,振兴一项事业,而这,也是我看《合浪浪许家》之后,最想发出的呼喊。
(作者:王 辉,为文旅部优秀专家,省政协委员,省文旅厅艺委会秘书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一级编剧)
【开启山西方言喜剧的新阶段——评太原莲花落轻喜剧《合浪浪许家》】
“七一”前夕,《合浪浪许家》这部优秀的话剧又要在青年宫剧场演出了,而且即将连演五场。我想,作为文艺工作者,用这样的作品迎接党的生日,实际上就是为党和人民奉献的最好的精神礼物。我还想,在全市人民迎接“二十大”召开的喜庆日子里,这部作品,肯定还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
《合浪浪许家》是什么?它是“胡同巷子”的太原方言说法,是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变迁史的一段提炼,是用“太原莲花落”串联的一台轻喜剧,是由本省笑星、歌星组合而成的精粹创作班底共同推出的话剧作品,当然,它更是本剧的三位核心人物——导演柴京云、主演柴京海与编剧兼主演王名乐的师徒友爱结晶,是山西太原、大同两大城市曲艺家们的凝聚和结合,是本土编创力量象征性的崛起,是对古城民俗的一次亲切的叩问,是对“非遗”文化元素的一次深度挖掘,是对地域题材蕴含的无尽宝藏的一次快乐的提醒,是对先辈名师的一次致敬巡礼,是对三晋风情的一次艺术再现,是对本乡本土过去时代的一次乡愁回顾——当然,方言话剧《合浪浪许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由文化积淀所带来的艺术创作力的喷发:它的创作是自觉的,表演团队的合力是自觉的,呈现出的感人魅力是自觉且自然的。我认为,本剧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都给予了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一、巧妙的民俗切入以及方言的原生魅力体现。在本剧中,编导们展现出了特别珍贵的展示民俗文化的自觉性,将太原古城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景象——沉淀较长的生活景象自然地成为了当地的民俗——一一呈现。诸如:一号人物许有福靠修自行车为生的职业,既说明了这位主人公在太原“合浪浪”(胡同)的阶层角色,又将过去时代标志性手工业修理的职业给予了亮相,虽然这一职业目前已有所衰微;还有许家养的鹦鹉,也将那个时代流行于市民中的玩鸟——一种准风俗给予了展示。还有,大杂院内各个家庭的纷乱关系与纠葛,以及太原酒厂“高粱白”、“宁化府的陈醋”、“认一力的饺子馅”等等元素的渗入,特别是太原莲花落曲艺形式的贯彻串联,将地域特色一览无余地灌输给了观众。太原莲花落是已故的曹强先生在60年前发掘、整理、创立的一个独特的曲艺品种,它以纯正的(其实亦是按照汉语拼音发声)太原话为基调,融合了说、唱于快板中,亦说亦唱、快说慢唱,与表演中保存与发展了诸多的地方性语言,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民族语言、地域方言迅速消失的时代,太原方言在这样一种形式的寄托之下生存繁衍,并且能够寄生于像王名乐这样的“90后一代”,堪称幸事一件。这也使我们想到:语言的承载与延续,其实就是民俗文化的承载与延续,而城市的记忆,既在固定的建筑中,也在流动的语汇里。珍惜每一种含有记忆的方言,不仅应该是“非遗保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曲艺家们特别是方言曲艺家们的责任。是的,本剧最重要的对太原民俗的展现,主要体现在了语言上——除了太原莲花落的曲艺元素之外,还包涵了太原话、五台话,同时也为了体现工业城市外地人多的特点,还加入了老师身份的标准普通话和调侃逗笑待业青年的山东话。舞台之上,语言的特别往往引发观众的笑点,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一台运用“晋方言”创作的好剧——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对“晋方言”话剧给予如此的关注与重视,是因为,它是山西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代表形式,是“晋商”先辈卧冰饮雪、艰难拓殖的文化沉淀,它也是晋剧、二人台、晋陕蒙黄河三角州民歌等艺术形式的最重要的语言基础。商路即戏路,商路即歌路,商路即艺路,这其中,太原方言,因了省城所在地的缘故,成为或应当成为“晋语区”的核心。事实上,细心人可以发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方言,与太原的方言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从太原北上,在跨越了忻州、雁北地区等地的方言鸿沟之后,太原方言与呼和浩特方言近乎神奇地重叠了——而这,实际上是晋中一带晋商,用几百年“走西口”的血汗经历所开发与渗透的历史结果。我们想说的是,通过对太原方言的溯源、挖掘、推广、研究与比较,以及通过对《合浪浪许家》这样的方言话剧的宣传和介绍,我们应该捡回山西与陕北、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与张家口等区域的文化纽带,迎回飘泊在如上区域的晋商之魂,重新开通与这些区域的文化艺术交流,进而加强全面的经济贸易联系,找回历史的亲情与商情。
二、雄厚的创作班底以及集体创作组合的自发性。前面说了,《合浪浪许家》是太原、大同曲艺形式的融汇贯通,还是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经验的交流与碰撞。如果我们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颇多:一、二者都是本地艺术家创新的结果;二、二者皆用当地方言表演;三、最大的共同点,二者之所以在本地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都有过硬的作品,而在过硬的作品背后,是因为太原莲花落的创始人曹强与大同数来宝的创始人柴京云,本身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曲艺作家。当观众欣赏并且喜爱这两种快板形式的地方艺术时,常常因为看到他们本人的精彩表演而忽略了他们的创作实力,而当我们在仔细分析二者的成功因素时,也才透过表演研究文本时感叹:曹强与柴京云两人的创作功力之深厚、提炼生活现象之精准。很难想像,假如不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创作,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有如此深远的吸引力。曹强创作的太原莲花落小段,如《卖花生》《看车祸》《立竿见影》等等,柴京云创作的大同数来宝《工钱》《隔辈亲》《望子成龙》等等,无论从取材的角度上看,还是从内容的鲜活度上看,更或从语言的精彩度上看,都比一般的曲艺作家水平要高。对普通市民阶层平凡生活的深切的观察,以及独具匠心、巧妙构思的提纯和提炼,使得曹强与柴京云为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的诸多作品,饱含着城市的烟火气,接续着世间的地息气,散发着乡土的草根气,也抒发着人生的七情六欲,表达着大千世界的变化多端,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上能获奖,下有市场——实际上,是生活基础和创作的视角一直站在群众的角度使然,更是超功利创作的意外收获。令人惊喜的是,相当年轻的“90后”编剧王名乐,在师从了曹强与柴京云之后,真正站在了艺术大家的肩膀上,承继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以上的优秀基因,用回顾的眼光,为我们送上了《合浪浪许家》这盘民俗大菜,将太原古城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用喜剧的一角,给予了透视和表现。它的曲艺语言手法的运用,娴熟而轻巧;它的悲喜剧的揉合,贴切而无痕;它的人物身份的设置,照顾了各个层面;它的情节的回环、悬念的解扣,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创作的悟性。
三、省城文艺演出团体的内生动力及潜力挥发。《合浪浪许家》的出品单位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本身并不是常规性的演出话剧的剧团,但这个单位确实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在它的上级单位——太原广播电视台的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跨界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换言之,这个剧团没有因为主业是歌舞和杂技,而排斥作为“非遗”元素的太原莲花落。相反,该团的领导充分地重视和发挥了王名乐的作用,大胆起用这位在曲艺界崭露头角的“90后”人才,并且使金辉等名演员适当转型,在本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辅助或配合王名乐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而歌舞及杂技的元素在全剧收尾时给予了体现,也使我们看到了该团综合性的表演实力。实际上,歌舞及杂技在本剧中出现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团体,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起用,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无论那一个行业,人才的竞争才是终极的竞争。用对一个人才,振兴一项事业,而这,也是我看《合浪浪许家》之后,最想发出的呼喊。
(作者:王 辉,为文旅部优秀专家,省政协委员,省文旅厅艺委会秘书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一级编剧)
“七一”前夕,《合浪浪许家》这部优秀的话剧又要在青年宫剧场演出了,而且即将连演五场。我想,作为文艺工作者,用这样的作品迎接党的生日,实际上就是为党和人民奉献的最好的精神礼物。我还想,在全市人民迎接“二十大”召开的喜庆日子里,这部作品,肯定还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
《合浪浪许家》是什么?它是“胡同巷子”的太原方言说法,是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变迁史的一段提炼,是用“太原莲花落”串联的一台轻喜剧,是由本省笑星、歌星组合而成的精粹创作班底共同推出的话剧作品,当然,它更是本剧的三位核心人物——导演柴京云、主演柴京海与编剧兼主演王名乐的师徒友爱结晶,是山西太原、大同两大城市曲艺家们的凝聚和结合,是本土编创力量象征性的崛起,是对古城民俗的一次亲切的叩问,是对“非遗”文化元素的一次深度挖掘,是对地域题材蕴含的无尽宝藏的一次快乐的提醒,是对先辈名师的一次致敬巡礼,是对三晋风情的一次艺术再现,是对本乡本土过去时代的一次乡愁回顾——当然,方言话剧《合浪浪许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由文化积淀所带来的艺术创作力的喷发:它的创作是自觉的,表演团队的合力是自觉的,呈现出的感人魅力是自觉且自然的。我认为,本剧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都给予了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一、巧妙的民俗切入以及方言的原生魅力体现。在本剧中,编导们展现出了特别珍贵的展示民俗文化的自觉性,将太原古城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景象——沉淀较长的生活景象自然地成为了当地的民俗——一一呈现。诸如:一号人物许有福靠修自行车为生的职业,既说明了这位主人公在太原“合浪浪”(胡同)的阶层角色,又将过去时代标志性手工业修理的职业给予了亮相,虽然这一职业目前已有所衰微;还有许家养的鹦鹉,也将那个时代流行于市民中的玩鸟——一种准风俗给予了展示。还有,大杂院内各个家庭的纷乱关系与纠葛,以及太原酒厂“高粱白”、“宁化府的陈醋”、“认一力的饺子馅”等等元素的渗入,特别是太原莲花落曲艺形式的贯彻串联,将地域特色一览无余地灌输给了观众。太原莲花落是已故的曹强先生在60年前发掘、整理、创立的一个独特的曲艺品种,它以纯正的(其实亦是按照汉语拼音发声)太原话为基调,融合了说、唱于快板中,亦说亦唱、快说慢唱,与表演中保存与发展了诸多的地方性语言,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民族语言、地域方言迅速消失的时代,太原方言在这样一种形式的寄托之下生存繁衍,并且能够寄生于像王名乐这样的“90后一代”,堪称幸事一件。这也使我们想到:语言的承载与延续,其实就是民俗文化的承载与延续,而城市的记忆,既在固定的建筑中,也在流动的语汇里。珍惜每一种含有记忆的方言,不仅应该是“非遗保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曲艺家们特别是方言曲艺家们的责任。是的,本剧最重要的对太原民俗的展现,主要体现在了语言上——除了太原莲花落的曲艺元素之外,还包涵了太原话、五台话,同时也为了体现工业城市外地人多的特点,还加入了老师身份的标准普通话和调侃逗笑待业青年的山东话。舞台之上,语言的特别往往引发观众的笑点,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一台运用“晋方言”创作的好剧——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对“晋方言”话剧给予如此的关注与重视,是因为,它是山西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代表形式,是“晋商”先辈卧冰饮雪、艰难拓殖的文化沉淀,它也是晋剧、二人台、晋陕蒙黄河三角州民歌等艺术形式的最重要的语言基础。商路即戏路,商路即歌路,商路即艺路,这其中,太原方言,因了省城所在地的缘故,成为或应当成为“晋语区”的核心。事实上,细心人可以发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方言,与太原的方言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从太原北上,在跨越了忻州、雁北地区等地的方言鸿沟之后,太原方言与呼和浩特方言近乎神奇地重叠了——而这,实际上是晋中一带晋商,用几百年“走西口”的血汗经历所开发与渗透的历史结果。我们想说的是,通过对太原方言的溯源、挖掘、推广、研究与比较,以及通过对《合浪浪许家》这样的方言话剧的宣传和介绍,我们应该捡回山西与陕北、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与张家口等区域的文化纽带,迎回飘泊在如上区域的晋商之魂,重新开通与这些区域的文化艺术交流,进而加强全面的经济贸易联系,找回历史的亲情与商情。
二、雄厚的创作班底以及集体创作组合的自发性。前面说了,《合浪浪许家》是太原、大同曲艺形式的融汇贯通,还是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经验的交流与碰撞。如果我们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颇多:一、二者都是本地艺术家创新的结果;二、二者皆用当地方言表演;三、最大的共同点,二者之所以在本地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都有过硬的作品,而在过硬的作品背后,是因为太原莲花落的创始人曹强与大同数来宝的创始人柴京云,本身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曲艺作家。当观众欣赏并且喜爱这两种快板形式的地方艺术时,常常因为看到他们本人的精彩表演而忽略了他们的创作实力,而当我们在仔细分析二者的成功因素时,也才透过表演研究文本时感叹:曹强与柴京云两人的创作功力之深厚、提炼生活现象之精准。很难想像,假如不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创作,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有如此深远的吸引力。曹强创作的太原莲花落小段,如《卖花生》《看车祸》《立竿见影》等等,柴京云创作的大同数来宝《工钱》《隔辈亲》《望子成龙》等等,无论从取材的角度上看,还是从内容的鲜活度上看,更或从语言的精彩度上看,都比一般的曲艺作家水平要高。对普通市民阶层平凡生活的深切的观察,以及独具匠心、巧妙构思的提纯和提炼,使得曹强与柴京云为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的诸多作品,饱含着城市的烟火气,接续着世间的地息气,散发着乡土的草根气,也抒发着人生的七情六欲,表达着大千世界的变化多端,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上能获奖,下有市场——实际上,是生活基础和创作的视角一直站在群众的角度使然,更是超功利创作的意外收获。令人惊喜的是,相当年轻的“90后”编剧王名乐,在师从了曹强与柴京云之后,真正站在了艺术大家的肩膀上,承继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以上的优秀基因,用回顾的眼光,为我们送上了《合浪浪许家》这盘民俗大菜,将太原古城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用喜剧的一角,给予了透视和表现。它的曲艺语言手法的运用,娴熟而轻巧;它的悲喜剧的揉合,贴切而无痕;它的人物身份的设置,照顾了各个层面;它的情节的回环、悬念的解扣,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创作的悟性。
三、省城文艺演出团体的内生动力及潜力挥发。《合浪浪许家》的出品单位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本身并不是常规性的演出话剧的剧团,但这个单位确实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在它的上级单位——太原广播电视台的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跨界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换言之,这个剧团没有因为主业是歌舞和杂技,而排斥作为“非遗”元素的太原莲花落。相反,该团的领导充分地重视和发挥了王名乐的作用,大胆起用这位在曲艺界崭露头角的“90后”人才,并且使金辉等名演员适当转型,在本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辅助或配合王名乐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而歌舞及杂技的元素在全剧收尾时给予了体现,也使我们看到了该团综合性的表演实力。实际上,歌舞及杂技在本剧中出现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团体,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起用,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无论那一个行业,人才的竞争才是终极的竞争。用对一个人才,振兴一项事业,而这,也是我看《合浪浪许家》之后,最想发出的呼喊。
(作者:王 辉,为文旅部优秀专家,省政协委员,省文旅厅艺委会秘书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一级编剧)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很久了,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那些在世俗意义上成功的人,都用的有什么方法或者说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随时时间的推移基本把乔布斯,两位马姓大佬,东哥,贝佐斯,马斯克等人的演讲都过了一遍。然后发现看了个寂寞,因为他们从来不谈我到底怎么成功的,到底如何能让我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的位置,或者我没找到在每一步做选择的时候,他们是怎么选择的,到底怎么选择才是对的,这也是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
后来自己开始慢慢去做一些小生意,去淘宝买电脑配件组装起来卖给同学,赚点儿差价。淘点儿二手电子产品,转手卖个高价。又或者帮别人写写代码,赚点儿零花钱。但其实也都没太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或者也没得到什么很深的感悟。
晚上加班跟Abby聊天儿的时候,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大概的想法是差不多的,我们都认可每个人达到”成功”的位置的表象的外在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一定是不可复制的,但是内在的那些个个体所具有的能力其实是有共性的。我们很难把这些能力抽象输出出来,这也是我们并没有到那个位置原因,然后就是目标感,当然这个目标感我觉着不是对于成功的渴望,而是对于要做成一些事情的渴望,可以认为是自我实现或者是可持续获得的成就感,至于最终在哪个领域取得了成功,这个是无法在事先决定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执行力?热爱?偏执?说不好,但一定是一个可以支撑你一直走下去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只是醉心于去寻找外在的表象的成功的方法(这个方法是落地的,可以类比面向过程编程变成的自己写一个方法的方法),那么一定会迷茫,因为这个东西是个性化的且无法复制。
同时,成功需要两个条件,1:运气,2:内在的能力和修养。
当然这里我俩也存在不同,这个不同是我们对这两点的重视程度不一样,她更看重运气成分,而我更看重后者。虽然看似相同,但本质上或者说态度上即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同的。
这里的感受不是那么清晰,或者说我现在还没体会到这么深吧。
有时候觉着自己的性格可能更适合做研究,但是内心又耐不住对于自我实现的冲动,这个冲动真的是我自己想要的?还是包装着自我实现外表的对于世俗成功的憧憬?
这里大概有三种答案吧,第一,本质上我就期望自我实现,而对于世俗成功其实只是自我实现路上的果实罢了。第二,自我实现是自己用于对于世俗成功追求的自我麻痹的幌子罢了。第三,对于自我实现和对于世俗成功的追求,在我这儿没有任何区别,也就是说,我的自我实现就是去追求世俗上的成功。
那对于世俗成功的定义是什么?赚多少钱?豪车?别墅?有面儿?有权利?还是美色?大概是这样吧!
仔细思考了一会儿,这些对我而言,重要吗?某种角度来说重要,但是又不重要❗️我不喜欢炫耀,我想要这些东西,好像不是为了自己,是不想让我爱的人为了生计而奔波,仅此而已。想干什么,喜欢什么就去做就好了,当然并不是任意挥霍自己的喜欢,大概就是这样。而不重要是因为,我对于豪宅豪车美女或者是权利好像都并不热衷,我更喜欢有内涵有价值有意义且充满真情实感的东西。
比如,姐姐为我包的包子饺子炒的菜焖的大虾,可能没有饭店的好吃,但是这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小时候姑姑给我织的毛衣毛裤,虽然穿不了了,但是每次偶然看到的时候就会从心底涌出暖意。叔叔每次没好语气的关心,不经过你同意就给你买的东西,不考虑你感受就塞给你的钱。每次回农村奶奶都要在书包里装满她认为是好吃的的坚持,每次等我睡着偷偷的把儿女给她的钱塞到我书包里的小心翼翼。
小时候,我分别问过爸爸和妈妈,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都可以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而我只能跟奶奶在一起。好像在长大的路上我缺少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又好像什么东西都没少。然而回过头再看,正是因为缺少的东西,让我过早的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挫折,一个人成长真的很难很累很苦。但是正是因为那些好像什么都没少的东西,在时刻警醒着自己,要努力朝上生长,不能走偏了或者停下,进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或许这里只有我自己能懂吧……扯远了……
所以,回到刚才世俗成功对我是否重要,十分确信的就是我并不在意这些。那么我的冲动,就不是来自于对于名利地位这些世俗成功的追求,而一定另有原因。
就一定是自我实现吗?好像也不一定。那还能有什么?
那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呢?对我而言什么是自我实现?创立一个伟大的公司?创造一个很完美的产品?还是为这个社会做出一些什么?我也不确定,但是确定的是,我想做点儿什么,留在这个世界上。王小波在完成时代三部曲之后,说过类似的话:好的小说就像洪钟大吕,我们应该尽自己最大努力让他产生,因为他的产生一定是意义重大的,当产生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有一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就叫做洪钟大吕。
所以我好像很喜欢追求一些宏大的东西,我不确认,但是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感觉还挺强烈的,受长期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的影响,导致我喜欢追求那些有价值有意义,但是又很难完成的事情,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坚信一定会伴随着痛苦,要和苦难相伴,最后得到的一定是久旱逢甘霖的满足。然而,这确实反人性的。所以,就导致一直在压抑自己,不断的制造矛盾和焦虑,一直在长期主义和享乐主义之间徘徊不定。叔本华说,人生就像钟摆,在无聊和痛苦之间摇摆,而这种矛盾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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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加班跟Abby聊天儿的时候,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大概的想法是差不多的,我们都认可每个人达到”成功”的位置的表象的外在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一定是不可复制的,但是内在的那些个个体所具有的能力其实是有共性的。我们很难把这些能力抽象输出出来,这也是我们并没有到那个位置原因,然后就是目标感,当然这个目标感我觉着不是对于成功的渴望,而是对于要做成一些事情的渴望,可以认为是自我实现或者是可持续获得的成就感,至于最终在哪个领域取得了成功,这个是无法在事先决定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执行力?热爱?偏执?说不好,但一定是一个可以支撑你一直走下去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只是醉心于去寻找外在的表象的成功的方法(这个方法是落地的,可以类比面向过程编程变成的自己写一个方法的方法),那么一定会迷茫,因为这个东西是个性化的且无法复制。
同时,成功需要两个条件,1:运气,2:内在的能力和修养。
当然这里我俩也存在不同,这个不同是我们对这两点的重视程度不一样,她更看重运气成分,而我更看重后者。虽然看似相同,但本质上或者说态度上即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同的。
这里的感受不是那么清晰,或者说我现在还没体会到这么深吧。
有时候觉着自己的性格可能更适合做研究,但是内心又耐不住对于自我实现的冲动,这个冲动真的是我自己想要的?还是包装着自我实现外表的对于世俗成功的憧憬?
这里大概有三种答案吧,第一,本质上我就期望自我实现,而对于世俗成功其实只是自我实现路上的果实罢了。第二,自我实现是自己用于对于世俗成功追求的自我麻痹的幌子罢了。第三,对于自我实现和对于世俗成功的追求,在我这儿没有任何区别,也就是说,我的自我实现就是去追求世俗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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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思考了一会儿,这些对我而言,重要吗?某种角度来说重要,但是又不重要❗️我不喜欢炫耀,我想要这些东西,好像不是为了自己,是不想让我爱的人为了生计而奔波,仅此而已。想干什么,喜欢什么就去做就好了,当然并不是任意挥霍自己的喜欢,大概就是这样。而不重要是因为,我对于豪宅豪车美女或者是权利好像都并不热衷,我更喜欢有内涵有价值有意义且充满真情实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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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分别问过爸爸和妈妈,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都可以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而我只能跟奶奶在一起。好像在长大的路上我缺少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又好像什么东西都没少。然而回过头再看,正是因为缺少的东西,让我过早的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挫折,一个人成长真的很难很累很苦。但是正是因为那些好像什么都没少的东西,在时刻警醒着自己,要努力朝上生长,不能走偏了或者停下,进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或许这里只有我自己能懂吧……扯远了……
所以,回到刚才世俗成功对我是否重要,十分确信的就是我并不在意这些。那么我的冲动,就不是来自于对于名利地位这些世俗成功的追求,而一定另有原因。
就一定是自我实现吗?好像也不一定。那还能有什么?
那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呢?对我而言什么是自我实现?创立一个伟大的公司?创造一个很完美的产品?还是为这个社会做出一些什么?我也不确定,但是确定的是,我想做点儿什么,留在这个世界上。王小波在完成时代三部曲之后,说过类似的话:好的小说就像洪钟大吕,我们应该尽自己最大努力让他产生,因为他的产生一定是意义重大的,当产生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有一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就叫做洪钟大吕。
所以我好像很喜欢追求一些宏大的东西,我不确认,但是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感觉还挺强烈的,受长期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的影响,导致我喜欢追求那些有价值有意义,但是又很难完成的事情,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坚信一定会伴随着痛苦,要和苦难相伴,最后得到的一定是久旱逢甘霖的满足。然而,这确实反人性的。所以,就导致一直在压抑自己,不断的制造矛盾和焦虑,一直在长期主义和享乐主义之间徘徊不定。叔本华说,人生就像钟摆,在无聊和痛苦之间摇摆,而这种矛盾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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