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山西方言喜剧的新阶段——评太原莲花落轻喜剧《合浪浪许家》】
“七一”前夕，《合浪浪许家》这部优秀的话剧又要在青年宫剧场演出了，而且即将连演五场。我想，作为文艺工作者，用这样的作品迎接党的生日，实际上就是为党和人民奉献的最好的精神礼物。我还想，在全市人民迎接“二十大”召开的喜庆日子里，这部作品，肯定还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
《合浪浪许家》是什么？它是“胡同巷子”的太原方言说法，是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变迁史的一段提炼，是用“太原莲花落”串联的一台轻喜剧，是由本省笑星、歌星组合而成的精粹创作班底共同推出的话剧作品，当然，它更是本剧的三位核心人物——导演柴京云、主演柴京海与编剧兼主演王名乐的师徒友爱结晶，是山西太原、大同两大城市曲艺家们的凝聚和结合，是本土编创力量象征性的崛起，是对古城民俗的一次亲切的叩问，是对“非遗”文化元素的一次深度挖掘，是对地域题材蕴含的无尽宝藏的一次快乐的提醒，是对先辈名师的一次致敬巡礼，是对三晋风情的一次艺术再现，是对本乡本土过去时代的一次乡愁回顾——当然，方言话剧《合浪浪许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由文化积淀所带来的艺术创作力的喷发：它的创作是自觉的，表演团队的合力是自觉的，呈现出的感人魅力是自觉且自然的。我认为，本剧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都给予了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一、巧妙的民俗切入以及方言的原生魅力体现。在本剧中，编导们展现出了特别珍贵的展示民俗文化的自觉性，将太原古城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景象——沉淀较长的生活景象自然地成为了当地的民俗——一一呈现。诸如：一号人物许有福靠修自行车为生的职业，既说明了这位主人公在太原“合浪浪”（胡同）的阶层角色，又将过去时代标志性手工业修理的职业给予了亮相，虽然这一职业目前已有所衰微；还有许家养的鹦鹉，也将那个时代流行于市民中的玩鸟——一种准风俗给予了展示。还有，大杂院内各个家庭的纷乱关系与纠葛，以及太原酒厂“高粱白”、“宁化府的陈醋”、“认一力的饺子馅”等等元素的渗入，特别是太原莲花落曲艺形式的贯彻串联，将地域特色一览无余地灌输给了观众。太原莲花落是已故的曹强先生在60年前发掘、整理、创立的一个独特的曲艺品种，它以纯正的（其实亦是按照汉语拼音发声）太原话为基调，融合了说、唱于快板中，亦说亦唱、快说慢唱，与表演中保存与发展了诸多的地方性语言，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民族语言、地域方言迅速消失的时代，太原方言在这样一种形式的寄托之下生存繁衍，并且能够寄生于像王名乐这样的“90后一代”，堪称幸事一件。这也使我们想到：语言的承载与延续，其实就是民俗文化的承载与延续，而城市的记忆，既在固定的建筑中，也在流动的语汇里。珍惜每一种含有记忆的方言，不仅应该是“非遗保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曲艺家们特别是方言曲艺家们的责任。是的，本剧最重要的对太原民俗的展现，主要体现在了语言上——除了太原莲花落的曲艺元素之外，还包涵了太原话、五台话，同时也为了体现工业城市外地人多的特点，还加入了老师身份的标准普通话和调侃逗笑待业青年的山东话。舞台之上，语言的特别往往引发观众的笑点，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一台运用“晋方言”创作的好剧——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对“晋方言”话剧给予如此的关注与重视，是因为，它是山西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代表形式，是“晋商”先辈卧冰饮雪、艰难拓殖的文化沉淀，它也是晋剧、二人台、晋陕蒙黄河三角州民歌等艺术形式的最重要的语言基础。商路即戏路，商路即歌路，商路即艺路，这其中，太原方言，因了省城所在地的缘故，成为或应当成为“晋语区”的核心。事实上，细心人可以发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方言，与太原的方言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从太原北上，在跨越了忻州、雁北地区等地的方言鸿沟之后，太原方言与呼和浩特方言近乎神奇地重叠了——而这，实际上是晋中一带晋商，用几百年“走西口”的血汗经历所开发与渗透的历史结果。我们想说的是，通过对太原方言的溯源、挖掘、推广、研究与比较，以及通过对《合浪浪许家》这样的方言话剧的宣传和介绍，我们应该捡回山西与陕北、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与张家口等区域的文化纽带，迎回飘泊在如上区域的晋商之魂，重新开通与这些区域的文化艺术交流，进而加强全面的经济贸易联系，找回历史的亲情与商情。
二、雄厚的创作班底以及集体创作组合的自发性。前面说了，《合浪浪许家》是太原、大同曲艺形式的融汇贯通，还是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经验的交流与碰撞。如果我们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颇多：一、二者都是本地艺术家创新的结果；二、二者皆用当地方言表演；三、最大的共同点，二者之所以在本地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都有过硬的作品，而在过硬的作品背后，是因为太原莲花落的创始人曹强与大同数来宝的创始人柴京云，本身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曲艺作家。当观众欣赏并且喜爱这两种快板形式的地方艺术时，常常因为看到他们本人的精彩表演而忽略了他们的创作实力，而当我们在仔细分析二者的成功因素时，也才透过表演研究文本时感叹：曹强与柴京云两人的创作功力之深厚、提炼生活现象之精准。很难想像，假如不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创作，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有如此深远的吸引力。曹强创作的太原莲花落小段，如《卖花生》《看车祸》《立竿见影》等等，柴京云创作的大同数来宝《工钱》《隔辈亲》《望子成龙》等等，无论从取材的角度上看，还是从内容的鲜活度上看，更或从语言的精彩度上看，都比一般的曲艺作家水平要高。对普通市民阶层平凡生活的深切的观察，以及独具匠心、巧妙构思的提纯和提炼，使得曹强与柴京云为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的诸多作品，饱含着城市的烟火气，接续着世间的地息气，散发着乡土的草根气，也抒发着人生的七情六欲，表达着大千世界的变化多端，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上能获奖，下有市场——实际上，是生活基础和创作的视角一直站在群众的角度使然，更是超功利创作的意外收获。令人惊喜的是，相当年轻的“90后”编剧王名乐，在师从了曹强与柴京云之后，真正站在了艺术大家的肩膀上，承继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以上的优秀基因，用回顾的眼光，为我们送上了《合浪浪许家》这盘民俗大菜，将太原古城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用喜剧的一角，给予了透视和表现。它的曲艺语言手法的运用，娴熟而轻巧；它的悲喜剧的揉合，贴切而无痕；它的人物身份的设置，照顾了各个层面；它的情节的回环、悬念的解扣，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创作的悟性。
三、省城文艺演出团体的内生动力及潜力挥发。《合浪浪许家》的出品单位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本身并不是常规性的演出话剧的剧团，但这个单位确实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在它的上级单位——太原广播电视台的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跨界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换言之，这个剧团没有因为主业是歌舞和杂技，而排斥作为“非遗”元素的太原莲花落。相反，该团的领导充分地重视和发挥了王名乐的作用，大胆起用这位在曲艺界崭露头角的“90后”人才，并且使金辉等名演员适当转型，在本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辅助或配合王名乐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而歌舞及杂技的元素在全剧收尾时给予了体现，也使我们看到了该团综合性的表演实力。实际上，歌舞及杂技在本剧中出现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团体，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起用，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无论那一个行业，人才的竞争才是终极的竞争。用对一个人才，振兴一项事业，而这，也是我看《合浪浪许家》之后，最想发出的呼喊。
（作者：王 辉，为文旅部优秀专家，省政协委员，省文旅厅艺委会秘书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一级编剧）
“七一”前夕，《合浪浪许家》这部优秀的话剧又要在青年宫剧场演出了，而且即将连演五场。我想，作为文艺工作者，用这样的作品迎接党的生日，实际上就是为党和人民奉献的最好的精神礼物。我还想，在全市人民迎接“二十大”召开的喜庆日子里，这部作品，肯定还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
《合浪浪许家》是什么？它是“胡同巷子”的太原方言说法，是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变迁史的一段提炼，是用“太原莲花落”串联的一台轻喜剧，是由本省笑星、歌星组合而成的精粹创作班底共同推出的话剧作品，当然，它更是本剧的三位核心人物——导演柴京云、主演柴京海与编剧兼主演王名乐的师徒友爱结晶，是山西太原、大同两大城市曲艺家们的凝聚和结合，是本土编创力量象征性的崛起，是对古城民俗的一次亲切的叩问，是对“非遗”文化元素的一次深度挖掘，是对地域题材蕴含的无尽宝藏的一次快乐的提醒，是对先辈名师的一次致敬巡礼，是对三晋风情的一次艺术再现，是对本乡本土过去时代的一次乡愁回顾——当然，方言话剧《合浪浪许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由文化积淀所带来的艺术创作力的喷发：它的创作是自觉的，表演团队的合力是自觉的，呈现出的感人魅力是自觉且自然的。我认为，本剧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都给予了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一、巧妙的民俗切入以及方言的原生魅力体现。在本剧中，编导们展现出了特别珍贵的展示民俗文化的自觉性，将太原古城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景象——沉淀较长的生活景象自然地成为了当地的民俗——一一呈现。诸如：一号人物许有福靠修自行车为生的职业，既说明了这位主人公在太原“合浪浪”（胡同）的阶层角色，又将过去时代标志性手工业修理的职业给予了亮相，虽然这一职业目前已有所衰微；还有许家养的鹦鹉，也将那个时代流行于市民中的玩鸟——一种准风俗给予了展示。还有，大杂院内各个家庭的纷乱关系与纠葛，以及太原酒厂“高粱白”、“宁化府的陈醋”、“认一力的饺子馅”等等元素的渗入，特别是太原莲花落曲艺形式的贯彻串联，将地域特色一览无余地灌输给了观众。太原莲花落是已故的曹强先生在60年前发掘、整理、创立的一个独特的曲艺品种，它以纯正的（其实亦是按照汉语拼音发声）太原话为基调，融合了说、唱于快板中，亦说亦唱、快说慢唱，与表演中保存与发展了诸多的地方性语言，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民族语言、地域方言迅速消失的时代，太原方言在这样一种形式的寄托之下生存繁衍，并且能够寄生于像王名乐这样的“90后一代”，堪称幸事一件。这也使我们想到：语言的承载与延续，其实就是民俗文化的承载与延续，而城市的记忆，既在固定的建筑中，也在流动的语汇里。珍惜每一种含有记忆的方言，不仅应该是“非遗保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曲艺家们特别是方言曲艺家们的责任。是的，本剧最重要的对太原民俗的展现，主要体现在了语言上——除了太原莲花落的曲艺元素之外，还包涵了太原话、五台话，同时也为了体现工业城市外地人多的特点，还加入了老师身份的标准普通话和调侃逗笑待业青年的山东话。舞台之上，语言的特别往往引发观众的笑点，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一台运用“晋方言”创作的好剧——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对“晋方言”话剧给予如此的关注与重视，是因为，它是山西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代表形式，是“晋商”先辈卧冰饮雪、艰难拓殖的文化沉淀，它也是晋剧、二人台、晋陕蒙黄河三角州民歌等艺术形式的最重要的语言基础。商路即戏路，商路即歌路，商路即艺路，这其中，太原方言，因了省城所在地的缘故，成为或应当成为“晋语区”的核心。事实上，细心人可以发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方言，与太原的方言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从太原北上，在跨越了忻州、雁北地区等地的方言鸿沟之后，太原方言与呼和浩特方言近乎神奇地重叠了——而这，实际上是晋中一带晋商，用几百年“走西口”的血汗经历所开发与渗透的历史结果。我们想说的是，通过对太原方言的溯源、挖掘、推广、研究与比较，以及通过对《合浪浪许家》这样的方言话剧的宣传和介绍，我们应该捡回山西与陕北、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与张家口等区域的文化纽带，迎回飘泊在如上区域的晋商之魂，重新开通与这些区域的文化艺术交流，进而加强全面的经济贸易联系，找回历史的亲情与商情。
二、雄厚的创作班底以及集体创作组合的自发性。前面说了，《合浪浪许家》是太原、大同曲艺形式的融汇贯通，还是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经验的交流与碰撞。如果我们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颇多：一、二者都是本地艺术家创新的结果；二、二者皆用当地方言表演；三、最大的共同点，二者之所以在本地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都有过硬的作品，而在过硬的作品背后，是因为太原莲花落的创始人曹强与大同数来宝的创始人柴京云，本身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曲艺作家。当观众欣赏并且喜爱这两种快板形式的地方艺术时，常常因为看到他们本人的精彩表演而忽略了他们的创作实力，而当我们在仔细分析二者的成功因素时，也才透过表演研究文本时感叹：曹强与柴京云两人的创作功力之深厚、提炼生活现象之精准。很难想像，假如不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创作，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有如此深远的吸引力。曹强创作的太原莲花落小段，如《卖花生》《看车祸》《立竿见影》等等，柴京云创作的大同数来宝《工钱》《隔辈亲》《望子成龙》等等，无论从取材的角度上看，还是从内容的鲜活度上看，更或从语言的精彩度上看，都比一般的曲艺作家水平要高。对普通市民阶层平凡生活的深切的观察，以及独具匠心、巧妙构思的提纯和提炼，使得曹强与柴京云为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的诸多作品，饱含着城市的烟火气，接续着世间的地息气，散发着乡土的草根气，也抒发着人生的七情六欲，表达着大千世界的变化多端，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上能获奖，下有市场——实际上，是生活基础和创作的视角一直站在群众的角度使然，更是超功利创作的意外收获。令人惊喜的是，相当年轻的“90后”编剧王名乐，在师从了曹强与柴京云之后，真正站在了艺术大家的肩膀上，承继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以上的优秀基因，用回顾的眼光，为我们送上了《合浪浪许家》这盘民俗大菜，将太原古城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用喜剧的一角，给予了透视和表现。它的曲艺语言手法的运用，娴熟而轻巧；它的悲喜剧的揉合，贴切而无痕；它的人物身份的设置，照顾了各个层面；它的情节的回环、悬念的解扣，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创作的悟性。
三、省城文艺演出团体的内生动力及潜力挥发。《合浪浪许家》的出品单位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本身并不是常规性的演出话剧的剧团，但这个单位确实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在它的上级单位——太原广播电视台的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跨界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换言之，这个剧团没有因为主业是歌舞和杂技，而排斥作为“非遗”元素的太原莲花落。相反，该团的领导充分地重视和发挥了王名乐的作用，大胆起用这位在曲艺界崭露头角的“90后”人才，并且使金辉等名演员适当转型，在本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辅助或配合王名乐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而歌舞及杂技的元素在全剧收尾时给予了体现，也使我们看到了该团综合性的表演实力。实际上，歌舞及杂技在本剧中出现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团体，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起用，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无论那一个行业，人才的竞争才是终极的竞争。用对一个人才，振兴一项事业，而这，也是我看《合浪浪许家》之后，最想发出的呼喊。
（作者：王 辉，为文旅部优秀专家，省政协委员，省文旅厅艺委会秘书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一级编剧）
【开启山西方言喜剧的新阶段——评太原莲花落轻喜剧《合浪浪许家》】
“七一”前夕，《合浪浪许家》这部优秀的话剧又要在青年宫剧场演出了，而且即将连演五场。我想，作为文艺工作者，用这样的作品迎接党的生日，实际上就是为党和人民奉献的最好的精神礼物。我还想，在全市人民迎接“二十大”召开的喜庆日子里，这部作品，肯定还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
《合浪浪许家》是什么？它是“胡同巷子”的太原方言说法，是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变迁史的一段提炼，是用“太原莲花落”串联的一台轻喜剧，是由本省笑星、歌星组合而成的精粹创作班底共同推出的话剧作品，当然，它更是本剧的三位核心人物——导演柴京云、主演柴京海与编剧兼主演王名乐的师徒友爱结晶，是山西太原、大同两大城市曲艺家们的凝聚和结合，是本土编创力量象征性的崛起，是对古城民俗的一次亲切的叩问，是对“非遗”文化元素的一次深度挖掘，是对地域题材蕴含的无尽宝藏的一次快乐的提醒，是对先辈名师的一次致敬巡礼，是对三晋风情的一次艺术再现，是对本乡本土过去时代的一次乡愁回顾——当然，方言话剧《合浪浪许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由文化积淀所带来的艺术创作力的喷发：它的创作是自觉的，表演团队的合力是自觉的，呈现出的感人魅力是自觉且自然的。我认为，本剧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都给予了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一、巧妙的民俗切入以及方言的原生魅力体现。在本剧中，编导们展现出了特别珍贵的展示民俗文化的自觉性，将太原古城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景象——沉淀较长的生活景象自然地成为了当地的民俗——一一呈现。诸如：一号人物许有福靠修自行车为生的职业，既说明了这位主人公在太原“合浪浪”（胡同）的阶层角色，又将过去时代标志性手工业修理的职业给予了亮相，虽然这一职业目前已有所衰微；还有许家养的鹦鹉，也将那个时代流行于市民中的玩鸟——一种准风俗给予了展示。还有，大杂院内各个家庭的纷乱关系与纠葛，以及太原酒厂“高粱白”、“宁化府的陈醋”、“认一力的饺子馅”等等元素的渗入，特别是太原莲花落曲艺形式的贯彻串联，将地域特色一览无余地灌输给了观众。太原莲花落是已故的曹强先生在60年前发掘、整理、创立的一个独特的曲艺品种，它以纯正的（其实亦是按照汉语拼音发声）太原话为基调，融合了说、唱于快板中，亦说亦唱、快说慢唱，与表演中保存与发展了诸多的地方性语言，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民族语言、地域方言迅速消失的时代，太原方言在这样一种形式的寄托之下生存繁衍，并且能够寄生于像王名乐这样的“90后一代”，堪称幸事一件。这也使我们想到：语言的承载与延续，其实就是民俗文化的承载与延续，而城市的记忆，既在固定的建筑中，也在流动的语汇里。珍惜每一种含有记忆的方言，不仅应该是“非遗保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曲艺家们特别是方言曲艺家们的责任。是的，本剧最重要的对太原民俗的展现，主要体现在了语言上——除了太原莲花落的曲艺元素之外，还包涵了太原话、五台话，同时也为了体现工业城市外地人多的特点，还加入了老师身份的标准普通话和调侃逗笑待业青年的山东话。舞台之上，语言的特别往往引发观众的笑点，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一台运用“晋方言”创作的好剧——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对“晋方言”话剧给予如此的关注与重视，是因为，它是山西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代表形式，是“晋商”先辈卧冰饮雪、艰难拓殖的文化沉淀，它也是晋剧、二人台、晋陕蒙黄河三角州民歌等艺术形式的最重要的语言基础。商路即戏路，商路即歌路，商路即艺路，这其中，太原方言，因了省城所在地的缘故，成为或应当成为“晋语区”的核心。事实上，细心人可以发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方言，与太原的方言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从太原北上，在跨越了忻州、雁北地区等地的方言鸿沟之后，太原方言与呼和浩特方言近乎神奇地重叠了——而这，实际上是晋中一带晋商，用几百年“走西口”的血汗经历所开发与渗透的历史结果。我们想说的是，通过对太原方言的溯源、挖掘、推广、研究与比较，以及通过对《合浪浪许家》这样的方言话剧的宣传和介绍，我们应该捡回山西与陕北、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与张家口等区域的文化纽带，迎回飘泊在如上区域的晋商之魂，重新开通与这些区域的文化艺术交流，进而加强全面的经济贸易联系，找回历史的亲情与商情。
二、雄厚的创作班底以及集体创作组合的自发性。前面说了，《合浪浪许家》是太原、大同曲艺形式的融汇贯通，还是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经验的交流与碰撞。如果我们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颇多：一、二者都是本地艺术家创新的结果；二、二者皆用当地方言表演；三、最大的共同点，二者之所以在本地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都有过硬的作品，而在过硬的作品背后，是因为太原莲花落的创始人曹强与大同数来宝的创始人柴京云，本身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曲艺作家。当观众欣赏并且喜爱这两种快板形式的地方艺术时，常常因为看到他们本人的精彩表演而忽略了他们的创作实力，而当我们在仔细分析二者的成功因素时，也才透过表演研究文本时感叹：曹强与柴京云两人的创作功力之深厚、提炼生活现象之精准。很难想像，假如不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创作，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有如此深远的吸引力。曹强创作的太原莲花落小段，如《卖花生》《看车祸》《立竿见影》等等，柴京云创作的大同数来宝《工钱》《隔辈亲》《望子成龙》等等，无论从取材的角度上看，还是从内容的鲜活度上看，更或从语言的精彩度上看，都比一般的曲艺作家水平要高。对普通市民阶层平凡生活的深切的观察，以及独具匠心、巧妙构思的提纯和提炼，使得曹强与柴京云为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的诸多作品，饱含着城市的烟火气，接续着世间的地息气，散发着乡土的草根气，也抒发着人生的七情六欲，表达着大千世界的变化多端，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上能获奖，下有市场——实际上，是生活基础和创作的视角一直站在群众的角度使然，更是超功利创作的意外收获。令人惊喜的是，相当年轻的“90后”编剧王名乐，在师从了曹强与柴京云之后，真正站在了艺术大家的肩膀上，承继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以上的优秀基因，用回顾的眼光，为我们送上了《合浪浪许家》这盘民俗大菜，将太原古城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用喜剧的一角，给予了透视和表现。它的曲艺语言手法的运用，娴熟而轻巧；它的悲喜剧的揉合，贴切而无痕；它的人物身份的设置，照顾了各个层面；它的情节的回环、悬念的解扣，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创作的悟性。
三、省城文艺演出团体的内生动力及潜力挥发。《合浪浪许家》的出品单位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本身并不是常规性的演出话剧的剧团，但这个单位确实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在它的上级单位——太原广播电视台的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跨界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换言之，这个剧团没有因为主业是歌舞和杂技，而排斥作为“非遗”元素的太原莲花落。相反，该团的领导充分地重视和发挥了王名乐的作用，大胆起用这位在曲艺界崭露头角的“90后”人才，并且使金辉等名演员适当转型，在本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辅助或配合王名乐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而歌舞及杂技的元素在全剧收尾时给予了体现，也使我们看到了该团综合性的表演实力。实际上，歌舞及杂技在本剧中出现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团体，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起用，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无论那一个行业，人才的竞争才是终极的竞争。用对一个人才，振兴一项事业，而这，也是我看《合浪浪许家》之后，最想发出的呼喊。
（作者：王 辉，为文旅部优秀专家，省政协委员，省文旅厅艺委会秘书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一级编剧）
“七一”前夕，《合浪浪许家》这部优秀的话剧又要在青年宫剧场演出了，而且即将连演五场。我想，作为文艺工作者，用这样的作品迎接党的生日，实际上就是为党和人民奉献的最好的精神礼物。我还想，在全市人民迎接“二十大”召开的喜庆日子里，这部作品，肯定还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
《合浪浪许家》是什么？它是“胡同巷子”的太原方言说法，是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变迁史的一段提炼，是用“太原莲花落”串联的一台轻喜剧，是由本省笑星、歌星组合而成的精粹创作班底共同推出的话剧作品，当然，它更是本剧的三位核心人物——导演柴京云、主演柴京海与编剧兼主演王名乐的师徒友爱结晶，是山西太原、大同两大城市曲艺家们的凝聚和结合，是本土编创力量象征性的崛起，是对古城民俗的一次亲切的叩问，是对“非遗”文化元素的一次深度挖掘，是对地域题材蕴含的无尽宝藏的一次快乐的提醒，是对先辈名师的一次致敬巡礼，是对三晋风情的一次艺术再现，是对本乡本土过去时代的一次乡愁回顾——当然，方言话剧《合浪浪许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由文化积淀所带来的艺术创作力的喷发：它的创作是自觉的，表演团队的合力是自觉的，呈现出的感人魅力是自觉且自然的。我认为，本剧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都给予了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一、巧妙的民俗切入以及方言的原生魅力体现。在本剧中，编导们展现出了特别珍贵的展示民俗文化的自觉性，将太原古城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景象——沉淀较长的生活景象自然地成为了当地的民俗——一一呈现。诸如：一号人物许有福靠修自行车为生的职业，既说明了这位主人公在太原“合浪浪”（胡同）的阶层角色，又将过去时代标志性手工业修理的职业给予了亮相，虽然这一职业目前已有所衰微；还有许家养的鹦鹉，也将那个时代流行于市民中的玩鸟——一种准风俗给予了展示。还有，大杂院内各个家庭的纷乱关系与纠葛，以及太原酒厂“高粱白”、“宁化府的陈醋”、“认一力的饺子馅”等等元素的渗入，特别是太原莲花落曲艺形式的贯彻串联，将地域特色一览无余地灌输给了观众。太原莲花落是已故的曹强先生在60年前发掘、整理、创立的一个独特的曲艺品种，它以纯正的（其实亦是按照汉语拼音发声）太原话为基调，融合了说、唱于快板中，亦说亦唱、快说慢唱，与表演中保存与发展了诸多的地方性语言，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民族语言、地域方言迅速消失的时代，太原方言在这样一种形式的寄托之下生存繁衍，并且能够寄生于像王名乐这样的“90后一代”，堪称幸事一件。这也使我们想到：语言的承载与延续，其实就是民俗文化的承载与延续，而城市的记忆，既在固定的建筑中，也在流动的语汇里。珍惜每一种含有记忆的方言，不仅应该是“非遗保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曲艺家们特别是方言曲艺家们的责任。是的，本剧最重要的对太原民俗的展现，主要体现在了语言上——除了太原莲花落的曲艺元素之外，还包涵了太原话、五台话，同时也为了体现工业城市外地人多的特点，还加入了老师身份的标准普通话和调侃逗笑待业青年的山东话。舞台之上，语言的特别往往引发观众的笑点，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一台运用“晋方言”创作的好剧——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对“晋方言”话剧给予如此的关注与重视，是因为，它是山西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代表形式，是“晋商”先辈卧冰饮雪、艰难拓殖的文化沉淀，它也是晋剧、二人台、晋陕蒙黄河三角州民歌等艺术形式的最重要的语言基础。商路即戏路，商路即歌路，商路即艺路，这其中，太原方言，因了省城所在地的缘故，成为或应当成为“晋语区”的核心。事实上，细心人可以发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方言，与太原的方言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从太原北上，在跨越了忻州、雁北地区等地的方言鸿沟之后，太原方言与呼和浩特方言近乎神奇地重叠了——而这，实际上是晋中一带晋商，用几百年“走西口”的血汗经历所开发与渗透的历史结果。我们想说的是，通过对太原方言的溯源、挖掘、推广、研究与比较，以及通过对《合浪浪许家》这样的方言话剧的宣传和介绍，我们应该捡回山西与陕北、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与张家口等区域的文化纽带，迎回飘泊在如上区域的晋商之魂，重新开通与这些区域的文化艺术交流，进而加强全面的经济贸易联系，找回历史的亲情与商情。
二、雄厚的创作班底以及集体创作组合的自发性。前面说了，《合浪浪许家》是太原、大同曲艺形式的融汇贯通，还是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经验的交流与碰撞。如果我们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颇多：一、二者都是本地艺术家创新的结果；二、二者皆用当地方言表演；三、最大的共同点，二者之所以在本地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都有过硬的作品，而在过硬的作品背后，是因为太原莲花落的创始人曹强与大同数来宝的创始人柴京云，本身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曲艺作家。当观众欣赏并且喜爱这两种快板形式的地方艺术时，常常因为看到他们本人的精彩表演而忽略了他们的创作实力，而当我们在仔细分析二者的成功因素时，也才透过表演研究文本时感叹：曹强与柴京云两人的创作功力之深厚、提炼生活现象之精准。很难想像，假如不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创作，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有如此深远的吸引力。曹强创作的太原莲花落小段，如《卖花生》《看车祸》《立竿见影》等等，柴京云创作的大同数来宝《工钱》《隔辈亲》《望子成龙》等等，无论从取材的角度上看，还是从内容的鲜活度上看，更或从语言的精彩度上看，都比一般的曲艺作家水平要高。对普通市民阶层平凡生活的深切的观察，以及独具匠心、巧妙构思的提纯和提炼，使得曹强与柴京云为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的诸多作品，饱含着城市的烟火气，接续着世间的地息气，散发着乡土的草根气，也抒发着人生的七情六欲，表达着大千世界的变化多端，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上能获奖，下有市场——实际上，是生活基础和创作的视角一直站在群众的角度使然，更是超功利创作的意外收获。令人惊喜的是，相当年轻的“90后”编剧王名乐，在师从了曹强与柴京云之后，真正站在了艺术大家的肩膀上，承继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以上的优秀基因，用回顾的眼光，为我们送上了《合浪浪许家》这盘民俗大菜，将太原古城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用喜剧的一角，给予了透视和表现。它的曲艺语言手法的运用，娴熟而轻巧；它的悲喜剧的揉合，贴切而无痕；它的人物身份的设置，照顾了各个层面；它的情节的回环、悬念的解扣，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创作的悟性。
三、省城文艺演出团体的内生动力及潜力挥发。《合浪浪许家》的出品单位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本身并不是常规性的演出话剧的剧团，但这个单位确实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在它的上级单位——太原广播电视台的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跨界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换言之，这个剧团没有因为主业是歌舞和杂技，而排斥作为“非遗”元素的太原莲花落。相反，该团的领导充分地重视和发挥了王名乐的作用，大胆起用这位在曲艺界崭露头角的“90后”人才，并且使金辉等名演员适当转型，在本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辅助或配合王名乐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而歌舞及杂技的元素在全剧收尾时给予了体现，也使我们看到了该团综合性的表演实力。实际上，歌舞及杂技在本剧中出现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团体，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起用，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无论那一个行业，人才的竞争才是终极的竞争。用对一个人才，振兴一项事业，而这，也是我看《合浪浪许家》之后，最想发出的呼喊。
（作者：王 辉，为文旅部优秀专家，省政协委员，省文旅厅艺委会秘书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一级编剧）
【《草河湾扶贫纪事》为何感人至深】杨益军根据千余篇《扶贫日志》创作的《草河湾扶贫纪事》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受到读者喜爱，成为网上热销读物，被推荐参评2022年6月“中国好书榜”，目前已通过初选。作者在书中娓娓道来的扶贫故事感动了众多读者。
安徽省委统战部副巡视员、望江县司阁村原第一书记李传玺表示：“这本书让扶贫干部找到了共同的感受和记忆。”
没有接触过脱贫攻坚的读者说：“被这本书感动得热泪盈框，没想到贫困村脱贫的背后会有这么多精彩故事!”
阜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燕少红感叹：“我满含热泪一口气读完这本书，感觉这不仅是一份鲜活的贫困村脱贫档案，更是一本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活教材，工作队在草河湾展现的朴实情怀及扶贫智慧堪称开展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经典案例。”
农业农村部中国农村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夏树认为，这本脱贫攻坚题材的精品之作感人至深，我们有责任向广大读者推介!
97岁的绿色美学开拓者、著名美学大家郭因用放大镜看完这部20多万字作品，称赞这是一本感人至深的纪实作品，为“讲好扶贫故事”做出了生动的诠释。
一本鲜活的贫困村脱贫档案
“这些充满时代气息的文字 ，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犹如草河湾大地成熟的庄稼，颗粒圆润，浆汁饱满，有劲道，耐咀嚼，为中国扶贫脱贫的伟大事业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留下了一份鲜活的档案。”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在题为《一份鲜活的贫困村脱贫档案》的序言中指出：“经过岁月的磨洗，这部图文并茂的大许村脱贫档案，也许就会像其他许多留存下来的案例一样，将成为一块追忆、解读中国扶贫脱贫历史的活化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草河湾的故事，不仅是西湖的，颍州的，也是阜阳、安徽的，更是中国的。”
在杨益军看来，作品出来后起码要让全国25.5万个驻村工作队或多或少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他以众多小人物的命运为切入点，把草河湾多姿多彩的人物群体客观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力图全方位立体化呈现贫困村在不同时期的原生态情景，诸如：贫困村和贫困户当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工作队吃住在村是通过什么办法对症下药精准帮扶的?工作队为帮助贫困户就业增收因地制宜采取了哪些措施?工作队在扶贫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难题、经历了哪些酸甜苦辣?工作队用什么办法促进了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工作队是如何抓党建促脱贫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的?工作队是如何让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危房改造、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扶贫政策落地生根的?贫困村脱贫验收接受省第三方评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等等，这些脱贫攻坚过程中的关键词和重要节点从这部作品中都能看到更加形象和具体的场景。
李忠杰在序言中写道：“大实践是由小细节构成的。当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之所以一直为我们所称道，就是因为他们都深入解剖了一只麻雀，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典型。纪录和反映中国扶贫脱贫的伟大事业，既需要有史诗般的宏大叙事，也需要有鲜活的具体案例。《草河湾扶贫纪事》正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大许村是全国12.8万个贫困村的缩影，作者把大许村放在全国脱贫攻坚的背景下深度解剖，写深、写透、写活草河湾，生动解读中国扶贫脱贫最真实的农村图景。
一本思想政治工作的活教材
燕少红撰文称：这部20多万字作品，一明一暗两条主线贯穿始末，一条明线即：通过169张红彤彤脱贫光荣证背后的故事，立体化呈现共青团安徽省委驻大许村扶贫工作队带领草河湾人民摆脱贫困的全过程;另一条暗线即：工作队在草河湾运用思想政治工作金钥匙激活了脱贫攻坚的一池春水。打开这部作品，思想政治工作在草河湾大地散发的阵阵清香，沁人心脾!
首篇万余字《谁说老朱“头难剃”》，作者在文中一开始就把老朱和包片村干部陈继芬激烈的正面冲突推到了读者面前。为侄子建房的补助款老朱坚信村干部要么没尽力要么从中做了手脚，对村干部太深的成见致他和村妇联主席发生尖锐冲突，因怀疑陈继芬有意少了他一袋化肥，于是在陈继芬主持的评议会上故意找茬，导致评议贫困户脱贫的村民小组会议被老朱搅得不欢而散。在老朱眼里，草河湾干部大都吃拿卡要，没几个形象光彩的，就是这个村干部见了绕着走的“头难剃”，经工作队循循善诱居然变身为正能量满满的“颍州好人”。在燕少红看来《草河湾扶贫纪事》中随处可见的原生态扶贫案例对开展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产生一定的启迪：刘寨自然庄修路的事因宅基地纠纷像一团乱麻，扯不断还越理越乱，面对“烫手山芋”，第一书记第12次前往调解的时候，皆大欢喜，他究竟采用什么招法化解了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多年前外出打工意外被截掉一只胳膊的贫困户明恒星，长期走不出失去左臂的阴霾，就是这个萎靡不振的贫困户，居然浴火重生，实现了由贫困户到颍州区劳动模范的华丽转身，这个跌入人生谷底的贫困户是如何被工作队转变为当地党报头版报道的典型的?贫困户宋金军妻子瘫痪多年且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但他一有空就不由自主的往村头牌场跑，第一书记是如何激发其脱贫斗志，助力他成为脱贫标兵的?贫困户许国芳丈夫去世后整日愁眉苦脸，出门遇见村人她老远就低着头，工作队如何出招，让这个精神抑郁的农家妇女转身为神情开朗的最美脱贫户的?在大学校园读书的许国芳女儿为何在千里之外第一时间向家乡的第一书记报告入党喜讯?向工作队诉说儿女不给赡养费的村民刘研宏，为当贫困户差点让儿女背上了不孝的黑锅，这位故意夸大贫困的村民为何反而托人向工作队求情不当贫困户了?伴随朴实无华的文字，这些来自草河湾现场的扶贫情景，原汁原味再现了团省委工作队这个安徽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精彩画面。
一些“三农”问题专家表示：农民问题是我党始终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做实做活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事关执政党根基问题，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无法绕过的一个时代课题。在乡村振兴的征途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镇、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如何避免“干部忙了一身汗，群众还是不点赞”的尴尬，《草河湾扶贫纪事》会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在前沿阵地“现场直播”
在杨益军看来，和专业作家相比，文学性、艺术性是自己的短板，但自己四年多吃住在村，有缘拥有千余篇《扶贫日志》，有缘在脱贫攻坚的前沿阵地向读者“现场直播”自己的扶贫亲历;与此同时，和众多想写扶贫生活作品的驻村工作队员相比，杨益军“扶贫工作队副队长”“主任记者”的双重身份，又多了点职业优势。作为草河湾摆脱贫困的参与者、见证者、记录者，杨益军认为这部作品是他面对草河湾大地必须完成的答卷!
杨益军始终坚信越是真实的东西越有持久的生命力，在他看来，无须为写出惊世骇俗的文章而故弄玄虚，客观真实记录草河湾脱贫攻坚进程中的原生态情景是他在内心深处坚守的创作底线。在与草河湾乡亲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深深感到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中华大地十四亿有血有肉的人，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了不起的自己。
让作者多次落泪的第一书记
作者杨益军曾荣获安徽省选派干部标兵称号，他所在的共青团安徽省委驻阜阳市颍州区西湖镇大许村工作队被评为安徽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这个业绩不凡的工作队自然为这部作品增添了不少感动读者的元素。正因如此，草河湾大地方才传颂着那么多富有时代韵律的扶贫故事;正因如此，回荡在草河湾大地的时代音符更加悦耳目动听;正因如此，作者才更加自信地向读者传递来自草河湾大地的时代足音!
作者在草河湾曾多次被第一书记陈永刚触动得泪流满面。一次是他的老毛病肾结石发作，隔壁房间深夜突然传来痛苦不堪的呻吟声，此刻他脸色苍白，坐卧还安，痛不欲声，刀割般的疼痛把他折磨得不停地在床上翻滚，他双目紧闭，咬着牙，面部已扭曲变形，这作者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病人在疼痛时如此痛苦的情景，看到每天形影不离的队友如此痛苦，他当即眼泪就下来了，赶忙和队友许明连夜把他送到了二百多公里外的合肥市滨湖医院。从医生口中得知，陈永刚已是第四次到这里就诊了，前三回每次医生都要他住下做手术，但陈永刚每次都嫌做手术要花很多时间，村里还有很多事等着他，病情缓解后硬是不顾医生劝阻任性地离开了医院。医生警告，再这样过没规律生活，如果再次突发得不到及时救治，后果不堪设想。经省委组织部批准，陈永刚无奈地离开草河湾，村干部听说他突然间就这样离开了，心中特别难受，大家一时无法接受。陈永刚在发表离任感言时，说着说着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作者和在场村干部禁不住泪如泉涌，村支书马若付也无法控制离别的情感，捂着脸泣不成声，干脆离开会议室到外面的走廊上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陈永刚离任的消息传开后，大许村一时笼罩在沉重的气氛中，许多村民伤心得以泪洗面，工作队房东许辉的母亲李秀英，伤心得一天多吃不下饭，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一辈子没舍得到饭店奢侈过，她破天荒从百味农庄要来一桌丰盛的菜肴，拉着永刚的手泪眼婆娑地说：“好人呀，俺们舍不得你呀。”作者和坐在老太太身边的陈永刚一样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在离开草河湾的那天，陈永刚动情地对作者和许明说：“三年前我们仨一同来到草河湾，但最终我没能和你俩共同迎来贫困户全部脱贫的那一天，虽然169个贫困户剩下的10户脱贫已成定局，但我毕竟没能看到他们的脱贫光荣证，我现在就这样走了，心里难受呀!”说着说着仨个大男人眼泪都出来了。陈永刚离开大许村，不同版本的“顺口溜”在草河湾不胫而走：“扶贫队长陈永刚，吃住都在大许庄，迎烈日呀顶风霜，好事干了一箩筐……”
中国乡村振兴杂志社社长助理高永伟在给作者的短信中写道：“‘含泪离开草河湾’收尾几段，大气磅礴，细腻婉约，美啊，美啊，美啊，不被感动，不在乡村生活的人，没有对乡村生活的热爱，是写不出的。”
真实的力量直抵人心
皖籍著名新闻人、范长江新闻奖得主朱海燕称赞《草河湾扶贫纪事》说真话、吐真情，有一股直抵人心的力量。
朱海燕认为缺陷美也是一种美，十全十美的人，不真实，也不现实，作者在书中呈现的虽不是高大全形象，但这种形象往往比高大全人物更能打动人。
对一些看上去可能影响作者形象的文字作者并不回避。比如：“从明天开始记者生活骤然按下暂停键，整天在贫困村和贫困户泡在一起，我一时陷入了困惑。更让我纳闷的是，年过八旬的小舅得知我要去贫困村扶贫，十分关切地给我打来电话：‘外甥，你是不是犯啥错误，给贬到农村了?”“有段时间，几桩烦心事搞得我和永刚心力交瘁，那天晚上我跟永刚说：‘其实扶贫的事和我这个当记者的本来没有一毛钱关系，但现在扶贫把我弄得疲惫不堪，我真的后悔当初到这个地方来!’”
因为真实，往往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新华社）
安徽省委统战部副巡视员、望江县司阁村原第一书记李传玺表示：“这本书让扶贫干部找到了共同的感受和记忆。”
没有接触过脱贫攻坚的读者说：“被这本书感动得热泪盈框，没想到贫困村脱贫的背后会有这么多精彩故事!”
阜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燕少红感叹：“我满含热泪一口气读完这本书，感觉这不仅是一份鲜活的贫困村脱贫档案，更是一本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活教材，工作队在草河湾展现的朴实情怀及扶贫智慧堪称开展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经典案例。”
农业农村部中国农村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夏树认为，这本脱贫攻坚题材的精品之作感人至深，我们有责任向广大读者推介!
97岁的绿色美学开拓者、著名美学大家郭因用放大镜看完这部20多万字作品，称赞这是一本感人至深的纪实作品，为“讲好扶贫故事”做出了生动的诠释。
一本鲜活的贫困村脱贫档案
“这些充满时代气息的文字 ，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犹如草河湾大地成熟的庄稼，颗粒圆润，浆汁饱满，有劲道，耐咀嚼，为中国扶贫脱贫的伟大事业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留下了一份鲜活的档案。”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在题为《一份鲜活的贫困村脱贫档案》的序言中指出：“经过岁月的磨洗，这部图文并茂的大许村脱贫档案，也许就会像其他许多留存下来的案例一样，将成为一块追忆、解读中国扶贫脱贫历史的活化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草河湾的故事，不仅是西湖的，颍州的，也是阜阳、安徽的，更是中国的。”
在杨益军看来，作品出来后起码要让全国25.5万个驻村工作队或多或少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他以众多小人物的命运为切入点，把草河湾多姿多彩的人物群体客观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力图全方位立体化呈现贫困村在不同时期的原生态情景，诸如：贫困村和贫困户当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工作队吃住在村是通过什么办法对症下药精准帮扶的?工作队为帮助贫困户就业增收因地制宜采取了哪些措施?工作队在扶贫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难题、经历了哪些酸甜苦辣?工作队用什么办法促进了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工作队是如何抓党建促脱贫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的?工作队是如何让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危房改造、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扶贫政策落地生根的?贫困村脱贫验收接受省第三方评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等等，这些脱贫攻坚过程中的关键词和重要节点从这部作品中都能看到更加形象和具体的场景。
李忠杰在序言中写道：“大实践是由小细节构成的。当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之所以一直为我们所称道，就是因为他们都深入解剖了一只麻雀，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典型。纪录和反映中国扶贫脱贫的伟大事业，既需要有史诗般的宏大叙事，也需要有鲜活的具体案例。《草河湾扶贫纪事》正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大许村是全国12.8万个贫困村的缩影，作者把大许村放在全国脱贫攻坚的背景下深度解剖，写深、写透、写活草河湾，生动解读中国扶贫脱贫最真实的农村图景。
一本思想政治工作的活教材
燕少红撰文称：这部20多万字作品，一明一暗两条主线贯穿始末，一条明线即：通过169张红彤彤脱贫光荣证背后的故事，立体化呈现共青团安徽省委驻大许村扶贫工作队带领草河湾人民摆脱贫困的全过程;另一条暗线即：工作队在草河湾运用思想政治工作金钥匙激活了脱贫攻坚的一池春水。打开这部作品，思想政治工作在草河湾大地散发的阵阵清香，沁人心脾!
首篇万余字《谁说老朱“头难剃”》，作者在文中一开始就把老朱和包片村干部陈继芬激烈的正面冲突推到了读者面前。为侄子建房的补助款老朱坚信村干部要么没尽力要么从中做了手脚，对村干部太深的成见致他和村妇联主席发生尖锐冲突，因怀疑陈继芬有意少了他一袋化肥，于是在陈继芬主持的评议会上故意找茬，导致评议贫困户脱贫的村民小组会议被老朱搅得不欢而散。在老朱眼里，草河湾干部大都吃拿卡要，没几个形象光彩的，就是这个村干部见了绕着走的“头难剃”，经工作队循循善诱居然变身为正能量满满的“颍州好人”。在燕少红看来《草河湾扶贫纪事》中随处可见的原生态扶贫案例对开展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产生一定的启迪：刘寨自然庄修路的事因宅基地纠纷像一团乱麻，扯不断还越理越乱，面对“烫手山芋”，第一书记第12次前往调解的时候，皆大欢喜，他究竟采用什么招法化解了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多年前外出打工意外被截掉一只胳膊的贫困户明恒星，长期走不出失去左臂的阴霾，就是这个萎靡不振的贫困户，居然浴火重生，实现了由贫困户到颍州区劳动模范的华丽转身，这个跌入人生谷底的贫困户是如何被工作队转变为当地党报头版报道的典型的?贫困户宋金军妻子瘫痪多年且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但他一有空就不由自主的往村头牌场跑，第一书记是如何激发其脱贫斗志，助力他成为脱贫标兵的?贫困户许国芳丈夫去世后整日愁眉苦脸，出门遇见村人她老远就低着头，工作队如何出招，让这个精神抑郁的农家妇女转身为神情开朗的最美脱贫户的?在大学校园读书的许国芳女儿为何在千里之外第一时间向家乡的第一书记报告入党喜讯?向工作队诉说儿女不给赡养费的村民刘研宏，为当贫困户差点让儿女背上了不孝的黑锅，这位故意夸大贫困的村民为何反而托人向工作队求情不当贫困户了?伴随朴实无华的文字，这些来自草河湾现场的扶贫情景，原汁原味再现了团省委工作队这个安徽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精彩画面。
一些“三农”问题专家表示：农民问题是我党始终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做实做活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事关执政党根基问题，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无法绕过的一个时代课题。在乡村振兴的征途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镇、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如何避免“干部忙了一身汗，群众还是不点赞”的尴尬，《草河湾扶贫纪事》会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在前沿阵地“现场直播”
在杨益军看来，和专业作家相比，文学性、艺术性是自己的短板，但自己四年多吃住在村，有缘拥有千余篇《扶贫日志》，有缘在脱贫攻坚的前沿阵地向读者“现场直播”自己的扶贫亲历;与此同时，和众多想写扶贫生活作品的驻村工作队员相比，杨益军“扶贫工作队副队长”“主任记者”的双重身份，又多了点职业优势。作为草河湾摆脱贫困的参与者、见证者、记录者，杨益军认为这部作品是他面对草河湾大地必须完成的答卷!
杨益军始终坚信越是真实的东西越有持久的生命力，在他看来，无须为写出惊世骇俗的文章而故弄玄虚，客观真实记录草河湾脱贫攻坚进程中的原生态情景是他在内心深处坚守的创作底线。在与草河湾乡亲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深深感到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中华大地十四亿有血有肉的人，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了不起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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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益军曾荣获安徽省选派干部标兵称号，他所在的共青团安徽省委驻阜阳市颍州区西湖镇大许村工作队被评为安徽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这个业绩不凡的工作队自然为这部作品增添了不少感动读者的元素。正因如此，草河湾大地方才传颂着那么多富有时代韵律的扶贫故事;正因如此，回荡在草河湾大地的时代音符更加悦耳目动听;正因如此，作者才更加自信地向读者传递来自草河湾大地的时代足音!
作者在草河湾曾多次被第一书记陈永刚触动得泪流满面。一次是他的老毛病肾结石发作，隔壁房间深夜突然传来痛苦不堪的呻吟声，此刻他脸色苍白，坐卧还安，痛不欲声，刀割般的疼痛把他折磨得不停地在床上翻滚，他双目紧闭，咬着牙，面部已扭曲变形，这作者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病人在疼痛时如此痛苦的情景，看到每天形影不离的队友如此痛苦，他当即眼泪就下来了，赶忙和队友许明连夜把他送到了二百多公里外的合肥市滨湖医院。从医生口中得知，陈永刚已是第四次到这里就诊了，前三回每次医生都要他住下做手术，但陈永刚每次都嫌做手术要花很多时间，村里还有很多事等着他，病情缓解后硬是不顾医生劝阻任性地离开了医院。医生警告，再这样过没规律生活，如果再次突发得不到及时救治，后果不堪设想。经省委组织部批准，陈永刚无奈地离开草河湾，村干部听说他突然间就这样离开了，心中特别难受，大家一时无法接受。陈永刚在发表离任感言时，说着说着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作者和在场村干部禁不住泪如泉涌，村支书马若付也无法控制离别的情感，捂着脸泣不成声，干脆离开会议室到外面的走廊上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陈永刚离任的消息传开后，大许村一时笼罩在沉重的气氛中，许多村民伤心得以泪洗面，工作队房东许辉的母亲李秀英，伤心得一天多吃不下饭，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一辈子没舍得到饭店奢侈过，她破天荒从百味农庄要来一桌丰盛的菜肴，拉着永刚的手泪眼婆娑地说：“好人呀，俺们舍不得你呀。”作者和坐在老太太身边的陈永刚一样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在离开草河湾的那天，陈永刚动情地对作者和许明说：“三年前我们仨一同来到草河湾，但最终我没能和你俩共同迎来贫困户全部脱贫的那一天，虽然169个贫困户剩下的10户脱贫已成定局，但我毕竟没能看到他们的脱贫光荣证，我现在就这样走了，心里难受呀!”说着说着仨个大男人眼泪都出来了。陈永刚离开大许村，不同版本的“顺口溜”在草河湾不胫而走：“扶贫队长陈永刚，吃住都在大许庄，迎烈日呀顶风霜，好事干了一箩筐……”
中国乡村振兴杂志社社长助理高永伟在给作者的短信中写道：“‘含泪离开草河湾’收尾几段，大气磅礴，细腻婉约，美啊，美啊，美啊，不被感动，不在乡村生活的人，没有对乡村生活的热爱，是写不出的。”
真实的力量直抵人心
皖籍著名新闻人、范长江新闻奖得主朱海燕称赞《草河湾扶贫纪事》说真话、吐真情，有一股直抵人心的力量。
朱海燕认为缺陷美也是一种美，十全十美的人，不真实，也不现实，作者在书中呈现的虽不是高大全形象，但这种形象往往比高大全人物更能打动人。
对一些看上去可能影响作者形象的文字作者并不回避。比如：“从明天开始记者生活骤然按下暂停键，整天在贫困村和贫困户泡在一起，我一时陷入了困惑。更让我纳闷的是，年过八旬的小舅得知我要去贫困村扶贫，十分关切地给我打来电话：‘外甥，你是不是犯啥错误，给贬到农村了?”“有段时间，几桩烦心事搞得我和永刚心力交瘁，那天晚上我跟永刚说：‘其实扶贫的事和我这个当记者的本来没有一毛钱关系，但现在扶贫把我弄得疲惫不堪，我真的后悔当初到这个地方来!’”
因为真实，往往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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