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省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召开】
楼阳生在全省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强调
坚定信心 保持定力
奋战二季度实现“双过半”
王凯出席
4月22日，全省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召开，总结一季度经济工作，分析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对二季度经济工作作出部署。省委书记楼阳生出席并讲话，省长王凯作具体部署。
楼阳生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经济发展保持稳中向好态势，总体实现“开门红”的预期目标，成绩来之不易、弥足珍贵。当前经济形势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面临诸多挑战，要坚定信心、坚定决心，保持清醒、保持定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以拼抢姿态、有力举措、务实作风，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创新主体的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努力在不确定因素中坚持系统思维、谋求动态平衡，在风险挑战中化危为机、掌握主动，在百舸争流中奋勇争先、抢占先机。
一要加强对防疫防汛工作的领导。切实把疫情防控摆在各项工作之首，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在常备常态上下功夫，立足于防、立足于早，抓早抓小、以快制快，以最短时间、最小代价实现最佳防控效果。切实做好防大汛、抗大灾、抢大险的充分准备，未雨绸缪、查漏补短，在主汛期前全面完成水毁工程修复，完善指挥体系，细化避险抢险预案，坚决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事故的金标准。要积极探索有效措施、管用办法，尽最大努力保证企业正常生产、工地正常施工，最大限度降低影响、减少损失。
二要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监测调度。着力抓好分析调度，把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具体到行业、到企业、到项目，准确把握经济运行态势，及时研究政策措施，增强监测调度的精准性、科学性、有效性。着力保障物流通畅，压实生产企业、物流企业的责任，实行流调前置、有防护装卸等，实现疫断其路、货畅其流，确保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着力统筹要素保障，严控“两高一危”项目，对好项目、新项目加大全省统筹力度，确保生产要素优化配置、高效供给。着力强化政策落地，推动纾困惠企政策直达市场主体，让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着力加强企业管理，深化“万人助万企”活动，引导企业开展精细化管理，促进企业提质降本增效。着力落实“四个拉动”，深化研究谋划，制定具体方案，加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促进供需衔接，实现优势再造。
三要加强产业集群培育力度。以头部企业、领军企业为龙头，以关键技术、关键产品、关键材料、关键团队为牵引，发挥交通枢纽优势，围绕细分市场定位，大力招引上下游企业、相关企业、偏好型企业、同类企业，打造产业集群，形成块状经济，深入推进“五链耦合”，提升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中高端、关键环。
四要加强项目建设进度。滚动实施“三个一批”项目建设，做好项目规划、做深项目前期、做实项目储备，着眼早上快上，强化服务保障，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达效。在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同时，加快推进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基建项目建设，加速复制推广智慧岛标准体系，持续在培育新动能、抢跑新赛道、搭建新平台上抢滩发力。
五要加强营商环境系统性改革。以省级政务服务大厅建成运行为牵引，全面推进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深化放权赋能改革，加快复制推广自贸区创设创新制度，加强信用河南建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最优营商环境。
楼阳生强调，要不断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深化对经济工作规律、科技创新规律的认识，准确把握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内在逻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地方政策工具箱同国家政策体系相互协同、同向发力，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重大风险，以“人一之、我十之”的精神状态，躬身入局、只争朝夕、真抓实干，确保二季度实现“双过半”，为经济发展“全年红”打下坚实基础。
王凯安排部署二季度经济工作，指出要准确把控形势，抓住关键环节，保持经济持续向上向好态势。要以更大力度保市场主体。抓好助企纾困政策落实，聚焦复工复产、降低成本、减税降费、金融支持等方面，再研究推出一批惠企助企政策，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要以更大力度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加强统一指挥调度，保障运输通道畅通，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步伐，确保“民生托底、货运畅通、产业循环”。要以更大力度扩大有效投资。保持工业投资强劲增长势头，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尽快回升，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以更大力度保粮食增产丰产。抢抓农时开展春管春播，做好夏收准备，落实好支农惠农政策，确保全年粮食播种面积1.61亿亩以上，产量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要以更大力度促进消费回补。制定更加精准的消费补贴政策，强化对服务业企业帮扶，大力发展平台经济，释放消费潜力。要以更大力度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精准调度。建立经济运行监测、研判、调度机制，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要以更大力度防风险守底线。积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扎实抓好安全生产，统筹做好疫情防控、防汛备汛、灾后重建等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通报并分析了全省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平顶山市、南阳市、三门峡市作交流发言，许昌市、周口市、安阳市作表态发言。
周霁、孙守刚、费东斌、陈星、戴柏华在主会场出席。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和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楼阳生在全省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强调
坚定信心 保持定力
奋战二季度实现“双过半”
王凯出席
4月22日，全省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召开，总结一季度经济工作，分析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对二季度经济工作作出部署。省委书记楼阳生出席并讲话，省长王凯作具体部署。
楼阳生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经济发展保持稳中向好态势，总体实现“开门红”的预期目标，成绩来之不易、弥足珍贵。当前经济形势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面临诸多挑战，要坚定信心、坚定决心，保持清醒、保持定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以拼抢姿态、有力举措、务实作风，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创新主体的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努力在不确定因素中坚持系统思维、谋求动态平衡，在风险挑战中化危为机、掌握主动，在百舸争流中奋勇争先、抢占先机。
一要加强对防疫防汛工作的领导。切实把疫情防控摆在各项工作之首，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在常备常态上下功夫，立足于防、立足于早，抓早抓小、以快制快，以最短时间、最小代价实现最佳防控效果。切实做好防大汛、抗大灾、抢大险的充分准备，未雨绸缪、查漏补短，在主汛期前全面完成水毁工程修复，完善指挥体系，细化避险抢险预案，坚决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事故的金标准。要积极探索有效措施、管用办法，尽最大努力保证企业正常生产、工地正常施工，最大限度降低影响、减少损失。
二要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监测调度。着力抓好分析调度，把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具体到行业、到企业、到项目，准确把握经济运行态势，及时研究政策措施，增强监测调度的精准性、科学性、有效性。着力保障物流通畅，压实生产企业、物流企业的责任，实行流调前置、有防护装卸等，实现疫断其路、货畅其流，确保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着力统筹要素保障，严控“两高一危”项目，对好项目、新项目加大全省统筹力度，确保生产要素优化配置、高效供给。着力强化政策落地，推动纾困惠企政策直达市场主体，让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着力加强企业管理，深化“万人助万企”活动，引导企业开展精细化管理，促进企业提质降本增效。着力落实“四个拉动”，深化研究谋划，制定具体方案，加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促进供需衔接，实现优势再造。
三要加强产业集群培育力度。以头部企业、领军企业为龙头，以关键技术、关键产品、关键材料、关键团队为牵引，发挥交通枢纽优势，围绕细分市场定位，大力招引上下游企业、相关企业、偏好型企业、同类企业，打造产业集群，形成块状经济，深入推进“五链耦合”，提升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中高端、关键环。
四要加强项目建设进度。滚动实施“三个一批”项目建设，做好项目规划、做深项目前期、做实项目储备，着眼早上快上，强化服务保障，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达效。在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同时，加快推进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基建项目建设，加速复制推广智慧岛标准体系，持续在培育新动能、抢跑新赛道、搭建新平台上抢滩发力。
五要加强营商环境系统性改革。以省级政务服务大厅建成运行为牵引，全面推进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深化放权赋能改革，加快复制推广自贸区创设创新制度，加强信用河南建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最优营商环境。
楼阳生强调，要不断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深化对经济工作规律、科技创新规律的认识，准确把握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内在逻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地方政策工具箱同国家政策体系相互协同、同向发力，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重大风险，以“人一之、我十之”的精神状态，躬身入局、只争朝夕、真抓实干，确保二季度实现“双过半”，为经济发展“全年红”打下坚实基础。
王凯安排部署二季度经济工作，指出要准确把控形势，抓住关键环节，保持经济持续向上向好态势。要以更大力度保市场主体。抓好助企纾困政策落实，聚焦复工复产、降低成本、减税降费、金融支持等方面，再研究推出一批惠企助企政策，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要以更大力度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加强统一指挥调度，保障运输通道畅通，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步伐，确保“民生托底、货运畅通、产业循环”。要以更大力度扩大有效投资。保持工业投资强劲增长势头，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尽快回升，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以更大力度保粮食增产丰产。抢抓农时开展春管春播，做好夏收准备，落实好支农惠农政策，确保全年粮食播种面积1.61亿亩以上，产量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要以更大力度促进消费回补。制定更加精准的消费补贴政策，强化对服务业企业帮扶，大力发展平台经济，释放消费潜力。要以更大力度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精准调度。建立经济运行监测、研判、调度机制，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要以更大力度防风险守底线。积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扎实抓好安全生产，统筹做好疫情防控、防汛备汛、灾后重建等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通报并分析了全省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平顶山市、南阳市、三门峡市作交流发言，许昌市、周口市、安阳市作表态发言。
周霁、孙守刚、费东斌、陈星、戴柏华在主会场出席。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和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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