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国家力挺普京，俄军又取得重大战果，乌驻德大使呼吁和谈》两个国家力挺普京，俄军又取得重大战果，乌驻德大使呼吁和谈https://t.cn/A6XobzIJ —————正义，永远都不会缺席！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多行不义，必自毙！美国的霸权快到头了！只是时间问题………。[微笑][微笑][微笑][摊手][摊手][摊手][害羞][害羞][害羞][拳头][拳头][拳头][拳头][拳头][拳头][拳头][拳头][拳头]
【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话筒][话筒][话筒]【中国裁军大使李松在2022年裁谈会首次全会上的发言】（2022年1月25日于万国宫）
现在，我以裁谈会主席和中国裁军大使的名义发言。
首先，我荣幸地宣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阁下致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2022年第一期会全会信函。
“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开启2022年年度会议之际，我谨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致以良好的祝愿！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共振，国际关系和全球战略安全形势正经历复杂深刻调整，传统安全威胁与新兴安全挑战相互交织，国际军控、裁军与防扩散体系处在重要的十字路口。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国际社会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坚决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不断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改革和国际军控、裁军与防扩散进程，携手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裁谈会曾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等重要成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裁谈会作为全球安全治理重要平台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国际社会对裁谈会工作充满期待。中国呼吁裁谈会所有成员国本着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的原则，就裁谈会传统议题和新兴挑战开展深入讨论，努力激发裁谈会活力，在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基础上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案，努力实现全球普遍、持久、共同安全。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致力于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作为今年裁谈会首任轮值主席，中国将积极履职尽责，努力发挥建设性作用，与其他轮值主席和各成员国加强协作，为振兴裁谈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以上是信函的全部内容。
各位同事，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的信函充分体现了中国对裁谈会的信心和支持。作为今年裁谈会首任轮值主席，我将与其他轮值主席（P6+2）通力协作，为推进裁谈会工作做出积极努力。我愿在此重点与大家分享三点想法：
首先，裁谈会工作应全面综合反映国际安全现实，与时俱进，守正创新。裁谈会肩负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赋予的历史使命。四十多年来，国际形势经历一系列重要和深刻变化，其中很多方面与裁谈会工作息息相关。新形势下，成员国应站在更高层面、以更宽广的战略视野审视裁谈会工作，使裁谈会围绕传统议题的工作与新的国际安全现实和发展前景有机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裁谈会也肩负时代赋予的新使命。面对新兴科技发展给国际安全带来的新课题、新挑战，成员国有必要探讨预防性军控外交方案和举措。裁谈会现有议程为我们从事这样前瞻性、开放性、创新性工作提供了充分空间。
作为轮值主席，我积极鼓励成员国充分利用全会平台，就上述问题展开深入交流和讨论，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共同推动形成真正符合成员国普遍安全利益的共识和思路。
第二，裁谈会工作应全面回归健康、专业轨道。裁谈会既不是大国竞争对抗的场所，也不是大国整治小国的工具，而是践行真正多边主义、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促进共同安全的重要平台。裁谈会成员国无论国家大小一律平等，必须相互尊重，各国正当安全关切和利益诉求均应得到充分重视、合理解决，“各国安全不受减损”原则必须落到实处。
近年来，裁谈会受到“政治化”的严重干扰和冲击，成员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严重受损，这是导致裁谈会工作停滞的重要原因。我衷心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能够推动裁谈会“去政治化”，全面回归健康、专业的工作正轨，以和谐工作氛围和崭新工作姿态，担负起应尽的职责。
第三，裁谈会应继续致力于制定全面平衡的工作计划，就各项重要议题开展实质性工作。多年来，裁谈会未能启动新条约谈判，深层原因在于全球战略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这是国际安全现实在裁谈会的深刻体现，不能归咎于议事规则和工作方式本身，进一步凸显“全面平衡”原则的价值和意义。这一重要原则尊重各成员国立场主张、安全关切和利益诉求，是指导裁谈会开展工作的重要保证。
2018年，裁谈会成功设立有关附属机构，就各项重要议题开展实质性工作。过去3年来，在裁谈会初始阶段，各位轮值主席遵循“全面平衡”原则，为推动达成工作计划进行了锲而不舍的努力。他们所做的工作值得大家高度赞赏和肯定，也应成为我们启动今年工作的重要基础。
我希望，成员国在今年初始阶段重点围绕工作计划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我也将积极致力于与每一位成员的双边磋商，认真听取各方建议。在此基础上，我将与其他轮值主席共同研拟有关具体方案，供成员国讨论决定。
各位同事，
每一年都是新的一年。形势是新的，裁谈会和我们自己，也都是新的。新年伊始，中、俄、美、英、法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申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重申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其他任何国家，承诺维护和遵守双多边军控协议，强调五国应避免军事对抗、防止军备竞赛。法国大使将以五核国机制协调员身份，在本次全会上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
中国一直积极倡导“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理念，为五核国采取上述共同行动发挥了积极引领和推动作用。五国领导人首次就核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体现了五国防止核战争的政治意愿，发出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减少核冲突风险的共同声音，对于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也具有积极意义。中方希望五国不断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沟通与合作，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发挥积极作用。
各位同事，
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不是重复过去，而是开启未来。今年裁谈会启动工作正值中国农历“虎年”新年。“虎年”是个好年头，“虎”寓示祈福、驱邪，象征勇气和力量。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今年人类能够更加团结一心，以更大的勇气和力量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也将给世界带来新的活力和希望。我希望并相信，裁谈会成员国也能以更加团结向前的姿态，展现更大的勇气和力量，推动裁谈会的激活和振兴，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推进多边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我和我的团队愿为此作出新的努力，期待大家的倾力支持。
谢谢大家。
现在，我以裁谈会主席和中国裁军大使的名义发言。
首先，我荣幸地宣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阁下致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2022年第一期会全会信函。
“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开启2022年年度会议之际，我谨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致以良好的祝愿！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共振，国际关系和全球战略安全形势正经历复杂深刻调整，传统安全威胁与新兴安全挑战相互交织，国际军控、裁军与防扩散体系处在重要的十字路口。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国际社会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坚决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不断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改革和国际军控、裁军与防扩散进程，携手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裁谈会曾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等重要成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裁谈会作为全球安全治理重要平台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国际社会对裁谈会工作充满期待。中国呼吁裁谈会所有成员国本着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的原则，就裁谈会传统议题和新兴挑战开展深入讨论，努力激发裁谈会活力，在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基础上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案，努力实现全球普遍、持久、共同安全。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致力于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作为今年裁谈会首任轮值主席，中国将积极履职尽责，努力发挥建设性作用，与其他轮值主席和各成员国加强协作，为振兴裁谈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以上是信函的全部内容。
各位同事，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的信函充分体现了中国对裁谈会的信心和支持。作为今年裁谈会首任轮值主席，我将与其他轮值主席（P6+2）通力协作，为推进裁谈会工作做出积极努力。我愿在此重点与大家分享三点想法：
首先，裁谈会工作应全面综合反映国际安全现实，与时俱进，守正创新。裁谈会肩负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赋予的历史使命。四十多年来，国际形势经历一系列重要和深刻变化，其中很多方面与裁谈会工作息息相关。新形势下，成员国应站在更高层面、以更宽广的战略视野审视裁谈会工作，使裁谈会围绕传统议题的工作与新的国际安全现实和发展前景有机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裁谈会也肩负时代赋予的新使命。面对新兴科技发展给国际安全带来的新课题、新挑战，成员国有必要探讨预防性军控外交方案和举措。裁谈会现有议程为我们从事这样前瞻性、开放性、创新性工作提供了充分空间。
作为轮值主席，我积极鼓励成员国充分利用全会平台，就上述问题展开深入交流和讨论，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共同推动形成真正符合成员国普遍安全利益的共识和思路。
第二，裁谈会工作应全面回归健康、专业轨道。裁谈会既不是大国竞争对抗的场所，也不是大国整治小国的工具，而是践行真正多边主义、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促进共同安全的重要平台。裁谈会成员国无论国家大小一律平等，必须相互尊重，各国正当安全关切和利益诉求均应得到充分重视、合理解决，“各国安全不受减损”原则必须落到实处。
近年来，裁谈会受到“政治化”的严重干扰和冲击，成员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严重受损，这是导致裁谈会工作停滞的重要原因。我衷心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能够推动裁谈会“去政治化”，全面回归健康、专业的工作正轨，以和谐工作氛围和崭新工作姿态，担负起应尽的职责。
第三，裁谈会应继续致力于制定全面平衡的工作计划，就各项重要议题开展实质性工作。多年来，裁谈会未能启动新条约谈判，深层原因在于全球战略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这是国际安全现实在裁谈会的深刻体现，不能归咎于议事规则和工作方式本身，进一步凸显“全面平衡”原则的价值和意义。这一重要原则尊重各成员国立场主张、安全关切和利益诉求，是指导裁谈会开展工作的重要保证。
2018年，裁谈会成功设立有关附属机构，就各项重要议题开展实质性工作。过去3年来，在裁谈会初始阶段，各位轮值主席遵循“全面平衡”原则，为推动达成工作计划进行了锲而不舍的努力。他们所做的工作值得大家高度赞赏和肯定，也应成为我们启动今年工作的重要基础。
我希望，成员国在今年初始阶段重点围绕工作计划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我也将积极致力于与每一位成员的双边磋商，认真听取各方建议。在此基础上，我将与其他轮值主席共同研拟有关具体方案，供成员国讨论决定。
各位同事，
每一年都是新的一年。形势是新的，裁谈会和我们自己，也都是新的。新年伊始，中、俄、美、英、法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申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重申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其他任何国家，承诺维护和遵守双多边军控协议，强调五国应避免军事对抗、防止军备竞赛。法国大使将以五核国机制协调员身份，在本次全会上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
中国一直积极倡导“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理念，为五核国采取上述共同行动发挥了积极引领和推动作用。五国领导人首次就核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体现了五国防止核战争的政治意愿，发出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减少核冲突风险的共同声音，对于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也具有积极意义。中方希望五国不断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沟通与合作，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发挥积极作用。
各位同事，
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不是重复过去，而是开启未来。今年裁谈会启动工作正值中国农历“虎年”新年。“虎年”是个好年头，“虎”寓示祈福、驱邪，象征勇气和力量。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今年人类能够更加团结一心，以更大的勇气和力量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也将给世界带来新的活力和希望。我希望并相信，裁谈会成员国也能以更加团结向前的姿态，展现更大的勇气和力量，推动裁谈会的激活和振兴，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推进多边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我和我的团队愿为此作出新的努力，期待大家的倾力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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