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报名了碎碎念的樱桃小丸子活动，跑完11㎞奖牌就在路上啦，在keep记录的里程正好1000㎞了，奖励了自己一瓶快乐水一双鞋。
晚上路过海事大学的门口，想到当年高考提前批的三个志愿里就有一个是大连海事，只是最后被另一个志愿录取了，如果当时去的是这里生活的轨迹是不是又完全不一样了，但是生活没有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是为了遇见那些人，经历人生独一无二的事，怀着感恩的心一路前行。
晚上路过海事大学的门口，想到当年高考提前批的三个志愿里就有一个是大连海事，只是最后被另一个志愿录取了，如果当时去的是这里生活的轨迹是不是又完全不一样了，但是生活没有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是为了遇见那些人，经历人生独一无二的事，怀着感恩的心一路前行。
中国去年新增城镇人口创26年新低，乡村人口70年来首次低于5亿
第一财经
2022-06-10 14:10第一财经官方帐号,优质财经领域创作者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历史阶段，我国城镇化进程面临增速换挡。截至2021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提升至64.72%。
第一财经记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与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梳理发现，2021年我国新增城镇人口1205万人，创下26年来新低。2021年我国城镇化率提升0.81个百分点，提升幅度26年来首次低于1个百分点。另外，中国乡村人口70年来首次低于5亿人。
新增城镇人口创26年新低 乡村人口70年来首次低于5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快速提升。
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17.92%，1981年该数据首次突破20%，到1996年首都突破30%，达到了30.48%。也就是说，我国城镇化率从20%到30%，用了15年时间。1996年后，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2003年城镇化率超过了40%，城镇化率从30%到40%，仅用了7年时间。
到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也就是说，我国城镇人口历史上首次超过了乡村人口，城镇化率从40%到50%，用了8年时间。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60%，城镇化从50%到60%，仅用了6年时间。
从城镇人口数量来看，我国城镇人口仅为17245万人，彼时我国乡村人口数为79014万人。1981年我国城镇人口首次突破2亿大关，1990年城镇人口首次突破3亿大关，1998年超过4亿人，2002年超过5亿，2007年超过6亿，2012年超过7亿，2016年超过8亿，2020年超过9亿。
从乡村人口总量来看，1978年为7.9亿人，其后一段时间，虽然大量乡村人口流入到城市，乡村人口占比在不断下降，但由于出生人口总量较大，总人口增长较多，因此除了在个别年份有所下降外，一直到1995年，乡村总人口仍处于缓慢增长过程中。数据显示，1995年乡村人口达到了85947万人。
1996年后，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以及总人口增速放缓，乡村人口规模处于不断下降的态势。至2000年，我国乡村人口跌破8亿大关，2009年跌破7亿大关，到2015年跌破6亿大关。2021年我国乡村人口为49835万人。第一财经记者查阅历年数据发现，这也是我国乡村人口70年来首次跌破5亿大关。
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伴随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大批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工作，成为在城市里生活工作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快速提升。1978~1995年之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每年的提升幅度，大多数时间都在0.5~1个百分点之间；1996~2006年，每年的提升幅度都在1.2~1.5个百分点之间；2007年以来提升幅度加速，每年的提升幅度大多数时间都在1.5个百分点以上，2011年达到了1.88个百分点，为史上最高；但2017年以来，每年提升幅度都在下降，及至2021年跌破了1个百分点，为0.81个百分点。
“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董玉整告诉记者，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进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基数大，年增长率也必然会出现放缓。从全球发展实践来看，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100%城镇化。
其次，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人口就地就业发展，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特别是在全国实现脱贫目标之后，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城乡差距、工农业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农民进城务工的动力相对减弱。
此外，新冠疫情也有影响。董玉整说，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暴发，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向城市流动，客观上减少了基于人口流动的常住人口的规模。
董玉整说，从常住总人口变化来看，近年来，常住人口总数的年增加幅度在逐年缩小。全国总人口在2017年达到14亿以来，到2021年才达到14.13亿，4年才增加1249万，平均每年才增加312万人，实际上2021年净增人口才48万人。总人口增长放缓，新增的城镇人口也会放缓。
在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全省城镇化率增幅自2019年达到1.77个百分点后，2020年和2021年连续两年增速放缓。河南省统计局的分析指出，影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三个主要因素为：城镇地域扩张、城乡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人口自然增长。2021年河南这三方面的增长因素都在减缓。
其中，在城乡之间人口迁移流动方面，河南省统计局的分析指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乡村人口的减少，乡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城增量逐渐下降。同时，县域经济的发展、产业集聚区的持续壮大也吸引了当地乡村人口就近就业创业，另外，2021年河南新冠疫情多轮、多地爆发也影响了经济发展，尤其是住宿餐饮等服务业用工减少，这些都造成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速度放缓。
表：1978年以来历年城乡人口变化
（数据来源：第一财经记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2021年人口数据整理）
未来走势如何？对楼市有何影响？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历史阶段，城镇化进程面临增速换挡，城镇化将从快速发展后期转向平台发展期。那么，未来我国的城镇走势如何？未来城镇化的侧重点在哪里？
城市化专家、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冯奎对第一财经分析，在未来二十年，城镇化率仍会提升，但总的来说，速度越来越慢。在此过程中，反映城镇化率质量内涵的指标越来越重要。因此未来要更加关注进城农民工在大城市直接落户的比例、人口在不同城市之间流动的顺畅程度、城镇人口在乡村长期居住就业的权利等方面。
冯奎认为，人口流动能产生活力、产生更高的效率，同时自由流动迁徙就是人口的一项权利。在这些方面，城镇化都有巨大的潜力空间。
董玉整认为，经过了较长时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快速增长之后，城市发展的重点将不再是单纯的人口规模扩展，而是要更多关注城市的生活品质、舒适度、产城的融合度等，要投入更多精力建设高品质的城市和乡村。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当前，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都已经很高了，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未来要加快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业领域补短板，加大公共产品供给，让外来务工人员加快市民化，更好地融入城市，这样也有利于当地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在人口的区域流动方面，未来将呈现哪些变化？冯奎分析，未来我国人口流动将呈现几个重要趋势，一是人口继续向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区域流动；二是外出农民工返回家乡所在省会、地级市和县城，就近就地城镇化的比例有所增加；三是县城的重要载体作用得到一定显现，部分县城发展壮大成为中等城市；四是因各种原因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城市人口将稳步增加。
“一定程度上，人口流动原先是较为单一的乡-城之间、小城镇向小城市、中大城市方向流动，未来则是多种方向的流动。”冯奎分析。
图：广州珠江新城（第一财经 林小昭/摄）
随着城镇化增速的换挡，广受关注的楼市也会发生变化。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城镇化率达到了64.7%后再往上提升，本身的提升速度会放缓，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对于我国楼市来说，城镇化率不断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只是相比于以往来说，这个红利体现得没有那么明显。
另一方面，城镇化率代表着总需求变化，而人口流动关系到各地实际需求变化。张波说，今年以来，很多城市放松了楼市调控政策，但放松后效果不尽相同，其本身与人口变化流动有关。人口流动的变化代表需求，因此整体来看，在城镇化率上升幅度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人口净流入常年位居前列的城市，房地产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第一财经
2022-06-10 14:10第一财经官方帐号,优质财经领域创作者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历史阶段，我国城镇化进程面临增速换挡。截至2021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提升至64.72%。
第一财经记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与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梳理发现，2021年我国新增城镇人口1205万人，创下26年来新低。2021年我国城镇化率提升0.81个百分点，提升幅度26年来首次低于1个百分点。另外，中国乡村人口70年来首次低于5亿人。
新增城镇人口创26年新低 乡村人口70年来首次低于5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快速提升。
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17.92%，1981年该数据首次突破20%，到1996年首都突破30%，达到了30.48%。也就是说，我国城镇化率从20%到30%，用了15年时间。1996年后，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2003年城镇化率超过了40%，城镇化率从30%到40%，仅用了7年时间。
到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也就是说，我国城镇人口历史上首次超过了乡村人口，城镇化率从40%到50%，用了8年时间。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60%，城镇化从50%到60%，仅用了6年时间。
从城镇人口数量来看，我国城镇人口仅为17245万人，彼时我国乡村人口数为79014万人。1981年我国城镇人口首次突破2亿大关，1990年城镇人口首次突破3亿大关，1998年超过4亿人，2002年超过5亿，2007年超过6亿，2012年超过7亿，2016年超过8亿，2020年超过9亿。
从乡村人口总量来看，1978年为7.9亿人，其后一段时间，虽然大量乡村人口流入到城市，乡村人口占比在不断下降，但由于出生人口总量较大，总人口增长较多，因此除了在个别年份有所下降外，一直到1995年，乡村总人口仍处于缓慢增长过程中。数据显示，1995年乡村人口达到了85947万人。
1996年后，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以及总人口增速放缓，乡村人口规模处于不断下降的态势。至2000年，我国乡村人口跌破8亿大关，2009年跌破7亿大关，到2015年跌破6亿大关。2021年我国乡村人口为49835万人。第一财经记者查阅历年数据发现，这也是我国乡村人口70年来首次跌破5亿大关。
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伴随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大批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工作，成为在城市里生活工作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快速提升。1978~1995年之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每年的提升幅度，大多数时间都在0.5~1个百分点之间；1996~2006年，每年的提升幅度都在1.2~1.5个百分点之间；2007年以来提升幅度加速，每年的提升幅度大多数时间都在1.5个百分点以上，2011年达到了1.88个百分点，为史上最高；但2017年以来，每年提升幅度都在下降，及至2021年跌破了1个百分点，为0.81个百分点。
“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董玉整告诉记者，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进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基数大，年增长率也必然会出现放缓。从全球发展实践来看，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100%城镇化。
其次，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人口就地就业发展，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特别是在全国实现脱贫目标之后，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城乡差距、工农业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农民进城务工的动力相对减弱。
此外，新冠疫情也有影响。董玉整说，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暴发，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向城市流动，客观上减少了基于人口流动的常住人口的规模。
董玉整说，从常住总人口变化来看，近年来，常住人口总数的年增加幅度在逐年缩小。全国总人口在2017年达到14亿以来，到2021年才达到14.13亿，4年才增加1249万，平均每年才增加312万人，实际上2021年净增人口才48万人。总人口增长放缓，新增的城镇人口也会放缓。
在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全省城镇化率增幅自2019年达到1.77个百分点后，2020年和2021年连续两年增速放缓。河南省统计局的分析指出，影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三个主要因素为：城镇地域扩张、城乡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人口自然增长。2021年河南这三方面的增长因素都在减缓。
其中，在城乡之间人口迁移流动方面，河南省统计局的分析指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乡村人口的减少，乡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城增量逐渐下降。同时，县域经济的发展、产业集聚区的持续壮大也吸引了当地乡村人口就近就业创业，另外，2021年河南新冠疫情多轮、多地爆发也影响了经济发展，尤其是住宿餐饮等服务业用工减少，这些都造成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速度放缓。
表：1978年以来历年城乡人口变化
（数据来源：第一财经记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2021年人口数据整理）
未来走势如何？对楼市有何影响？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历史阶段，城镇化进程面临增速换挡，城镇化将从快速发展后期转向平台发展期。那么，未来我国的城镇走势如何？未来城镇化的侧重点在哪里？
城市化专家、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冯奎对第一财经分析，在未来二十年，城镇化率仍会提升，但总的来说，速度越来越慢。在此过程中，反映城镇化率质量内涵的指标越来越重要。因此未来要更加关注进城农民工在大城市直接落户的比例、人口在不同城市之间流动的顺畅程度、城镇人口在乡村长期居住就业的权利等方面。
冯奎认为，人口流动能产生活力、产生更高的效率，同时自由流动迁徙就是人口的一项权利。在这些方面，城镇化都有巨大的潜力空间。
董玉整认为，经过了较长时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快速增长之后，城市发展的重点将不再是单纯的人口规模扩展，而是要更多关注城市的生活品质、舒适度、产城的融合度等，要投入更多精力建设高品质的城市和乡村。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当前，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都已经很高了，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未来要加快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业领域补短板，加大公共产品供给，让外来务工人员加快市民化，更好地融入城市，这样也有利于当地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在人口的区域流动方面，未来将呈现哪些变化？冯奎分析，未来我国人口流动将呈现几个重要趋势，一是人口继续向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区域流动；二是外出农民工返回家乡所在省会、地级市和县城，就近就地城镇化的比例有所增加；三是县城的重要载体作用得到一定显现，部分县城发展壮大成为中等城市；四是因各种原因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城市人口将稳步增加。
“一定程度上，人口流动原先是较为单一的乡-城之间、小城镇向小城市、中大城市方向流动，未来则是多种方向的流动。”冯奎分析。
图：广州珠江新城（第一财经 林小昭/摄）
随着城镇化增速的换挡，广受关注的楼市也会发生变化。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城镇化率达到了64.7%后再往上提升，本身的提升速度会放缓，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对于我国楼市来说，城镇化率不断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只是相比于以往来说，这个红利体现得没有那么明显。
另一方面，城镇化率代表着总需求变化，而人口流动关系到各地实际需求变化。张波说，今年以来，很多城市放松了楼市调控政策，但放松后效果不尽相同，其本身与人口变化流动有关。人口流动的变化代表需求，因此整体来看，在城镇化率上升幅度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人口净流入常年位居前列的城市，房地产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从Spacex公司的兴起看世界航天格局演变（三）
航天发射的国家队
从航天时代开始之后各国的航天竞赛以及火箭发动机的演变，可知人类航天发展到21世纪初基本进入了一个火箭技术总体上停滞而卫星技术利用各学科的发展而进步更明显的状态，但由于火箭的发射成本始终居高不下，不得不把每一颗卫星都做得又大又强，当然也就越贵。显然用一枚一亿美元的火箭把只有几千万美元的卫星或者深空探测器送上太空不是可以持续的做法，但一颗几亿美元的卫星加上一枚一亿美元的火箭，这种生意又不是一般的公司或者小国能随便做的——直到现在还有些小国和穷国在为自己的第一颗卫星而努力。长期以来航天这个圈子都很小，参与者只有寥寥几个，在部分程度上可以说，这种局面的瓶颈就是因为火箭发射费用的高昂。直到马斯克之前，各国普遍都对解决这个问题不抱太大希望，因而也就没有明确的计划和时间表。
在SpaceX公司之前，世界上能提供航天发射服务的只有这么几个：首屈一指的是欧洲阿里亚娜公司，这实际上是欧空局的一个商业手套，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趁着美国航天飞机失事以及随后的一连串火箭事故，欧洲人趁机以“阿里亚娜”4型火箭席卷世界商业航天发射市场，除了美国自己被集中爆发的事故搞得焦头烂额外，最主要原因一个是其价格比美国火箭便宜，按理说欧洲的人均生活水平和美国差别不大，但欧洲人一向善于利用各种政府补贴加强重要产业的竞争力，再加上法国正好在南美洲赤道附近有一个海外省也就是法属圭亚那，在这里建设的发射场最大限度地靠近赤道，从而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带来的初始速度去执行GTO卫星任务。相比之下，俄国人从拜克努尔发射场执行GTO轨道发射任务就面对很大的困难，既不能充分利用地球的自转速度，还需要具备多次点火变轨以改变轨道面的能力，在为“质子”火箭研发了成熟的上面级后，苏联人才最终在1974年用“质子”火箭发射通信卫星进入了GTO轨道，距离其发射人类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已经过去了17年，比美国也晚了10年。可以说苏联在发射卫星方面虽然起了个大早，但是在通信卫星方面却赶了个晚集。欧洲人在尝到市场甜头后自然不肯放弃，投入大笔资源开发了“阿里亚娜”5型火箭以巩固其市场地位，这款芯级火箭采用液氢液氧发动机，而助推器是固体火箭的模式，从之前的分析可知，这种构型在技术上属于较好的组合，固体助推火箭比冲低推力大，最适合干助推的活，而液氢液氧发动机的比冲最高，在地面就点火还可以增加可靠性，这款火箭的市场目标就是定位在GTO轨道上进行优化，早期型可以将6吨载荷送入GTO，而后期的ECA改型提高到了10吨，从而可以采取将2枚5吨以下的卫星“拼车”的模式发射入轨，从而更加提高了市场竞争力。而在实际运营中“阿里亚娜”5火箭展示了另一个强悍的竞争力要素，那就是高可靠性，在火箭试射初期的几次失败后，这款重型火箭实现了连续80多次发射成功的成绩，成功率只有美国肩负国防卫星发射重任的两款重型火箭“德尔塔”4和“宇宙神”5可与之相比。成功率高则保险公司的保险费就会低，从而更加强化其竞争优势。
欧洲人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竞争对手，运载火箭发射能力的技术和资金成本太高，在20世纪70年代就形成了美、苏、欧、中、日五个主要玩家的格局，到80年代这个圈子又增加了一个印度，参与者依然很少，这其中苏联作为和美国对标的航天大国无疑在运载火箭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此时冷战正酣，苏联东欧阵营以外的国家不可能把从美国订购的卫星运到苏联去发射，而在卫星技术上美国拥有比火箭更大的技术优势。因此苏联直到1991年冷战结束之前还不能入场。再往下数的话就只有中国和日本了，中国的“长征”2号和3号火箭经过十几年低频度发射的摸索已经相对成熟，可以参与到国际发射服务中去，而且此时中国和西方关系较为亲密，并不排斥中国加入竞争。因此中国也借着美国人暂时退出航天商业发射的机会进入到这个市场，从1990年以发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开始，逐步接单这类发射合同。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定价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不过要注意的是，此时中国火箭的发射能力仍然只能涵盖部分市场，比如一开始接GTO发射合同的“长征”3号火箭的运力当时只有1.6吨。不过随着中国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个能力在迅速增强，到现在的主力“长征”3号乙时，已经提高到了5.5吨。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禁止所有采用美国零部件的卫星由中国火箭发射，这看上去只是美国的问题，但美国长期积淀的技术优势使得世界上不采用美国技术的先进卫星少之又少，这就基本把中国的“长征”火箭摒除在国际发射市场之外了。
相反，西方世界曾经的敌人苏联在解体后，继承其衣钵的俄罗斯拿出了可以发射GTO的“质子”火箭加入到这一市场的争夺，这款火箭的GTO发射能力超过5吨，已经可以直接将比较重的通信卫星送入轨道。不过其成功率不是很理想，保险费高还是其次，关键在于总是稳定在十射一炸的水平上，让客户实在有些提心吊胆，因此其只能瓜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无法占据优势。至于苏联发射数量最多也最可靠的“联盟”火箭，因为运载能力太小，再从苏联高纬度发射场发射根本吃不下GTO商用卫星的发射任务，在早期反倒是比较边缘化。直到后来俄罗斯加入国际空间站计划后，“联盟”火箭才有了用武之地，被用来发射载人和货运飞船。值得一提的是，俄国人为了克服自身发射场纬度高的问题，还曾经与乌克兰及美国联手，搞了一个海上发射公司，将一座石油钻井平台改造为火箭发射平台，在一条支援船的配合下，跑到赤道海洋上用“天顶”火箭来发射商业载荷，也曾经拿下了不少的发射订单。“天顶”火箭其实就是用当年大名鼎鼎的“能源”号运载火箭的助推器改造的，装有一台高压补燃的RD-170液氧煤油发动机，不过这个公司经营不善，破产过一次，虽然后来重组，但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至于日本和印度，虽然也具备火箭发射能力，但日本的这类产品太贵，印度的火箭则太弱，很长时间里都成不了气候。所以在十几年的时间内，世界商业发射市场基本就是俄国和欧洲的竞争。其它国家属于第二梯队，相对有些成绩的反而是印度，其依靠大数量搭载小微卫星的模式占据了一定的市场。
航天发射的国家队
从航天时代开始之后各国的航天竞赛以及火箭发动机的演变，可知人类航天发展到21世纪初基本进入了一个火箭技术总体上停滞而卫星技术利用各学科的发展而进步更明显的状态，但由于火箭的发射成本始终居高不下，不得不把每一颗卫星都做得又大又强，当然也就越贵。显然用一枚一亿美元的火箭把只有几千万美元的卫星或者深空探测器送上太空不是可以持续的做法，但一颗几亿美元的卫星加上一枚一亿美元的火箭，这种生意又不是一般的公司或者小国能随便做的——直到现在还有些小国和穷国在为自己的第一颗卫星而努力。长期以来航天这个圈子都很小，参与者只有寥寥几个，在部分程度上可以说，这种局面的瓶颈就是因为火箭发射费用的高昂。直到马斯克之前，各国普遍都对解决这个问题不抱太大希望，因而也就没有明确的计划和时间表。
在SpaceX公司之前，世界上能提供航天发射服务的只有这么几个：首屈一指的是欧洲阿里亚娜公司，这实际上是欧空局的一个商业手套，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趁着美国航天飞机失事以及随后的一连串火箭事故，欧洲人趁机以“阿里亚娜”4型火箭席卷世界商业航天发射市场，除了美国自己被集中爆发的事故搞得焦头烂额外，最主要原因一个是其价格比美国火箭便宜，按理说欧洲的人均生活水平和美国差别不大，但欧洲人一向善于利用各种政府补贴加强重要产业的竞争力，再加上法国正好在南美洲赤道附近有一个海外省也就是法属圭亚那，在这里建设的发射场最大限度地靠近赤道，从而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带来的初始速度去执行GTO卫星任务。相比之下，俄国人从拜克努尔发射场执行GTO轨道发射任务就面对很大的困难，既不能充分利用地球的自转速度，还需要具备多次点火变轨以改变轨道面的能力，在为“质子”火箭研发了成熟的上面级后，苏联人才最终在1974年用“质子”火箭发射通信卫星进入了GTO轨道，距离其发射人类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已经过去了17年，比美国也晚了10年。可以说苏联在发射卫星方面虽然起了个大早，但是在通信卫星方面却赶了个晚集。欧洲人在尝到市场甜头后自然不肯放弃，投入大笔资源开发了“阿里亚娜”5型火箭以巩固其市场地位，这款芯级火箭采用液氢液氧发动机，而助推器是固体火箭的模式，从之前的分析可知，这种构型在技术上属于较好的组合，固体助推火箭比冲低推力大，最适合干助推的活，而液氢液氧发动机的比冲最高，在地面就点火还可以增加可靠性，这款火箭的市场目标就是定位在GTO轨道上进行优化，早期型可以将6吨载荷送入GTO，而后期的ECA改型提高到了10吨，从而可以采取将2枚5吨以下的卫星“拼车”的模式发射入轨，从而更加提高了市场竞争力。而在实际运营中“阿里亚娜”5火箭展示了另一个强悍的竞争力要素，那就是高可靠性，在火箭试射初期的几次失败后，这款重型火箭实现了连续80多次发射成功的成绩，成功率只有美国肩负国防卫星发射重任的两款重型火箭“德尔塔”4和“宇宙神”5可与之相比。成功率高则保险公司的保险费就会低，从而更加强化其竞争优势。
欧洲人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竞争对手，运载火箭发射能力的技术和资金成本太高，在20世纪70年代就形成了美、苏、欧、中、日五个主要玩家的格局，到80年代这个圈子又增加了一个印度，参与者依然很少，这其中苏联作为和美国对标的航天大国无疑在运载火箭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此时冷战正酣，苏联东欧阵营以外的国家不可能把从美国订购的卫星运到苏联去发射，而在卫星技术上美国拥有比火箭更大的技术优势。因此苏联直到1991年冷战结束之前还不能入场。再往下数的话就只有中国和日本了，中国的“长征”2号和3号火箭经过十几年低频度发射的摸索已经相对成熟，可以参与到国际发射服务中去，而且此时中国和西方关系较为亲密，并不排斥中国加入竞争。因此中国也借着美国人暂时退出航天商业发射的机会进入到这个市场，从1990年以发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开始，逐步接单这类发射合同。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定价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不过要注意的是，此时中国火箭的发射能力仍然只能涵盖部分市场，比如一开始接GTO发射合同的“长征”3号火箭的运力当时只有1.6吨。不过随着中国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个能力在迅速增强，到现在的主力“长征”3号乙时，已经提高到了5.5吨。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禁止所有采用美国零部件的卫星由中国火箭发射，这看上去只是美国的问题，但美国长期积淀的技术优势使得世界上不采用美国技术的先进卫星少之又少，这就基本把中国的“长征”火箭摒除在国际发射市场之外了。
相反，西方世界曾经的敌人苏联在解体后，继承其衣钵的俄罗斯拿出了可以发射GTO的“质子”火箭加入到这一市场的争夺，这款火箭的GTO发射能力超过5吨，已经可以直接将比较重的通信卫星送入轨道。不过其成功率不是很理想，保险费高还是其次，关键在于总是稳定在十射一炸的水平上，让客户实在有些提心吊胆，因此其只能瓜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无法占据优势。至于苏联发射数量最多也最可靠的“联盟”火箭，因为运载能力太小，再从苏联高纬度发射场发射根本吃不下GTO商用卫星的发射任务，在早期反倒是比较边缘化。直到后来俄罗斯加入国际空间站计划后，“联盟”火箭才有了用武之地，被用来发射载人和货运飞船。值得一提的是，俄国人为了克服自身发射场纬度高的问题，还曾经与乌克兰及美国联手，搞了一个海上发射公司，将一座石油钻井平台改造为火箭发射平台，在一条支援船的配合下，跑到赤道海洋上用“天顶”火箭来发射商业载荷，也曾经拿下了不少的发射订单。“天顶”火箭其实就是用当年大名鼎鼎的“能源”号运载火箭的助推器改造的，装有一台高压补燃的RD-170液氧煤油发动机，不过这个公司经营不善，破产过一次，虽然后来重组，但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至于日本和印度，虽然也具备火箭发射能力，但日本的这类产品太贵，印度的火箭则太弱，很长时间里都成不了气候。所以在十几年的时间内，世界商业发射市场基本就是俄国和欧洲的竞争。其它国家属于第二梯队，相对有些成绩的反而是印度，其依靠大数量搭载小微卫星的模式占据了一定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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