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一场不愉快的沟通始终是影响心情的，回家地铁上仍是掩不住的失落感……我并不想再跟吃相这样难看的人打照面，想来这些年跟他一直保持着不算亲近的关系总是有缘由的。
如果不想项目拖延，就还是要考虑按他想要的签好协议，他要看到这些确认的信息才肯协助下一阶段进程，他掌握着前期项目进展的主动权……按说我不喜受制于人，即使白纸黑字成立，也要在合理范围底线里约束他的行为……自私，真的是一个极其自私自我的人，我本无意再跟他有任何交集，此生都不想，别说睡一觉醒来就没事了……我甚至不想再去吃饭，能不见面就不要见面了
如果不想项目拖延，就还是要考虑按他想要的签好协议，他要看到这些确认的信息才肯协助下一阶段进程，他掌握着前期项目进展的主动权……按说我不喜受制于人，即使白纸黑字成立，也要在合理范围底线里约束他的行为……自私，真的是一个极其自私自我的人，我本无意再跟他有任何交集，此生都不想，别说睡一觉醒来就没事了……我甚至不想再去吃饭，能不见面就不要见面了
孕36周发现孩子有肿瘤，爸爸的选择是…父母和孩子之间，都是生死之交
生孩子，就是一场冒险。
小生命的降生，总是伴随各种美好的词汇：喜悦，惊叹，娇嫩，怜爱…
然而，并不是每个生命的诞生，都是一帆风顺。
网上曾经有这样一个提问：
如果你在产检时发现孩子有严重的病，你会留下他还是打掉？
这个问题难以想象 ，又何其残忍。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爸爸的真实经历。
我儿子，在产检的时候一直很顺利，每次 B 超、彩超，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在预产期前 20 多天，B 超发现腹部有一肿块，大小 41mm × 38 mm × 44 mm，对于一个未出生的宝宝来说，是相当大一坨了。
对于这个突发情况，我感觉毫无真实感，甚至觉得是梦里的情景。
毕竟长达 10 个月的孕检，什么问题都没有，最后半个月才出现这么大一块东西，实在是毫无心理准备。
像所有的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医生问我：孩子留不留？这个话题太沉重了！
要知道，那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全家人都倾向等孩子出生后再处理，大家都抱着最好的希望。
孩子不会有事的。
十四天后，孩子出生了，3.3 公斤，看上去非常可爱。
出生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肿瘤，第三天就做了 B 超。
结果非常不理想，甚至比预想中最坏的情况还要坏。
结果显示，孩子左下腹有一包块，实性，大小约 62 mm × 42 mm × 42 mm，考虑为神经母细胞瘤，部分侵袭椎管内。
那种晴天霹雳的心情我怎么能够写得出来？
曾想过各种可能，设想就算是肿瘤，就算治疗费用昂贵，无论如何艰难，总能够拿掉的。
但看到「侵袭椎管内」这几个字，即使没有专业医疗知识，我们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整个家庭像掉进冰水里了。
难以理解，命运为何如此不公？
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
哭，喊，嗟叹，各种哀嚎，这都默默地在我心中进行，并不能表现出来，不能让家里陷入更坏的情况。
既然决定留下孩子，就一定要尽力到底。
家里没有出现任何埋怨，大家都很积极面对。
照顾好产妇和 baby，搜集各种医学资料，联系每个想到的能帮忙朋友亲戚，联系医院医生等等，都决心要打一场硬仗。
儿子在出生后 20 天，做了人生中第一次 MR。
机器太吵了，打桩机一样，小家伙不可能睡着静静地做检查，必须用镇静剂。
刚出生十多天的孩子，早上 5 点多就从家里出发，去大医院排队，又吃镇静药又打镇静针，结果还是不肯乖乖睡好，让第一次检查失败。
排队一个星期后再去，这次一早就不让他睡，不让他吃，到了临做检查的时候才一次让他吃，吃饱好入睡，同时还要加镇静剂，想到都让人心疼。
耗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在外面等真是心焦，很担心门忽然打开护士出来说又失败了。
检查结果比原来的更坏了：
左中下腹膜后有一软组织肿块，大小约 58mm × 42mm × 49mm，考虑为恶性肿瘤。
累及左侧腰部分椎间孔及沿扩大的椎间孔到达椎管硬膜外区，硬膜囊及左肾和左腰大肌明显受压移位。
一个月后又在另一间医院做了一次 MR，结果显示：
左侧脊柱旁及背部肌间隙内多发不规则肿块，最大约 50mm × 43mm，肿块部分经椎间孔进入椎管内，相应椎间孔扩大；左肾明显受压移位，且与肿块相贴
腹主动脉及双侧髂总、髂内外动脉也相应移位并部分被包绕。结论考虑腹膜后神经源性恶性肿瘤性病变。
坏消息真是一个接着一个，虽然很伤心，还是默默把眼泪往肚子里咽了。
拿着检查结果，把这方面有名气的医生都跑了遍，凌晨就起床去医院排队，围在病房门口等个把小时就为了和医生谈上几句话，几百块挂一个专家号还得抢等等，都是常态。
然而，每去一次医院，我们的心就变冷一点。
神经母细胞瘤是比较常见的婴儿肿瘤，在婴儿肿瘤致死原因排前几名。
我孩子的情况除了肿瘤外，最麻烦的是肿瘤还入侵了椎管，包饶脊髓马尾丛，任由肿瘤继续增大或者处理不当。
损伤了神经的话，瘫痪是分分钟的事。
最后听说某个医院最出名的两个医生，一个主攻手术，一个主攻化疗，让我们去找找。
最后我们决定先去找主攻手术的，因为觉得化疗对这么小的孩子伤害太大了。
他看了结果，说非常难办，因为这个肿瘤不仅仅是肿瘤那么简单，入侵了椎管，就涉及到神经外科的事。
他擅长儿科手术，但神经外科的事情要别的医生解决。
在我们哀求下，他答应把我们排进每周一次的专家会诊。
苦等一个星期，终于到了专家会诊，一大早去到门口，已经聚了不少人。
一群医生在一个小房间里拿着一堆案子在讨论。
大家在外面眼巴巴地等，没人说一句话。
终于出来了，所有人争着挤过去，都想争取尽量多的时间跟医生交流，我们也一样，但听到的回复只有简单几句。
神经外专家说：「这个孩子的脚现在应该已经不能动了。」
我们的主治医生说：「这个案子没有办法处理。」
没聊几句就阻止了我们的追问，因为还有很多人缠着他。
没可能啊，我的孩子的腿现在正常得很，一点瘫痪的迹象都没有。
除了有时有点不自然的颤抖。
我们当然继续不停挂号，不停求他想办法。
最后主攻手术的医生说：「外面的肿瘤他可以处理，但你要先去找神经外的主任，问他能不能搞椎管里面的，可以我才能做外面的，只做外面不做里面没意义。」
没办法，我们又排一个星期队去找神经外。
神经外的主任说，要搞里面的：「先叫儿科的把外面的清除掉，才能想办法。」
后来他不忍心看我们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花了不少时间跟我们说明手术的难度。
首先处理腹腔内的肿瘤并不是特别难，但也是一台大型手术。
这么小的孩子，风险已经非常大，更麻烦的是椎管内的手术。
这要把脊柱两块壁板切除，才能把工具伸进去很小心很小心地清理。
这个过程风险很大，毕竟这么小的婴儿。
一不小心伤到神经，谁也不能保证会不会瘫痪；而且要把肿瘤清理干净，也是非常不容易。
清理干净后，因为两块受力壁板已经去掉了，脊柱撑不起来，只能打钢钉。
成人打钢钉还好，但婴儿是不断生长的，钢钉不会生长，很快就会把脊柱弄变形，只能每隔一段时间重新打一次，每次都是一个难度巨大的手术，这个过程一直维持到他长大。
这两台手术做下来，不是一般人能撑得住的。
即使这样，也没有人能保证，这个肿瘤不会复发。
最后他还说，每天那么多病人求医，儿科那边专家肯定找把握较大的来处理了，我们案子风险太大，没人想接的。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吓唬我，但他说的也是老实话，做手术的风险，我自己心里也有数，即使医生肯做，我也很纠结要不要冒险。
手术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就去了找做化疗的。
几百块挂了个号，全过程不超过 5 分钟。
医生说，「孩子太小了，不能化疗，去找做手术的吧」，把我们赶了出来。
继续去找名气没那么大的医院，也回到普通医院看，还咨询了国外的医院，意见都一致。
名气没那么大的医生，反而跃跃欲试，化疗也可以，手术也可以，都有医院愿意做。
但是，即使化疗了，也只是把肿瘤缩小，方便手术而已，手术一定不能免的。
这回轮到我们犹豫了，毕竟孩子只有几个月大，治疗的风险比不治疗还要大啊…
到这个阶段，路基本上走绝了。
我们能做的，就是每个月坚持做 B 超，观察肿瘤的长势。
从开始的 4CM，3 个月就长到了 8CM。
8CM，一个成年人的拳头那么大，塞在一个 3 个月大的孩子肚里。
这情形我都不敢想象。
不过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他这个病的存在了，每天和他开开心心的生活，和正常人一样。
与其冒巨大风险在可怕的手术下挣扎，苟延残喘，没有尊严地活着，不如面对现实，接纳肿瘤的存在。
无论他生命长与短，都希望他过得快快乐乐。
所以我给他起的名字，单名一个瑜字，意思是他出生就带着一块玉在肚子里，并且要接纳它的存在。
希望他们能和睦相处，好好活下去。
然后，事情开始出现了转机。
8cm 的下一个月，并没有长到 9cm，而是变成了 7cm。
再下一个月，7cm 变成了 6cm。
肿瘤的血流信号，从开始的丰富，到稍丰富，到稀疏。
到 6 个月大的时候，再做了一次 MR，已经变成了 39mm × 30mm。
此时肿瘤还有填充椎间孔，但椎管内已经看不到肿瘤了。
肿瘤在缩小！！肿瘤在缩小！！肿瘤在缩小！！
这种快乐，同样不能用语言去表达，那么多的压力，那么多的焦虑，这个时候终于得到了一点点放松。
拿到检查结果的这天正好是我生日，真是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日礼物了！
谢天谢地，更感谢小 baby 他自己，是他自己赢得了这场战斗，是他坚强地为自己争取到了人生。
我真是感动得无法言语，是他给我们整个家庭重获新生。
希望他以后能一路走好，坚强地活好自己的人生。
之后我们就放松了对肿瘤的监控，3 个月才检查一次，每次检查我都感到很紧张，担心死灰复燃。幸好，肿瘤慢慢地消失了。
一年后，我们给孩子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包括 B 超，验血。
结果显示各种指标正常，B 超反复扫描已经找不到一丝肿瘤的影子了。
一个 8 cm 大的包块，已经完完全全被他身体吸收了。
医生说，神经母细胞瘤 4S 期是有自愈的可能性，是唯一一种可以出现自愈的肿瘤。
文献记载几率大概为 1%，但医生也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肿瘤也能够完全吸收。
我的孩子，他就是我的英雄。
现在，小家伙现在天天上兴趣班好忙，9 月就升中班了。
他还有了一个两岁的弟弟。
两兄弟感情不错，他会给弟弟讲故事，喂弟弟吃饭，过马路保护弟弟。
当然，还会抢弟弟的玩具，跟弟弟吵架。
我们现在，忙乱，并快乐着。
我们这个例子属于小概率事件，没有参考价值。
希望不会给大家带来误导。
一般问题产检应该都能检出，正如其它回答说的那样，问题严重就应该打掉，道理大家都懂，产检本身就是这个目的。
像我们这种到临出生才爆出来的问题，我真的无法回答。
试想怀胎十月，天天盼望着TA的到来，到可能第二天就要见面了，才忽然要做这种残酷的抉择…
我们是下不了手…
而且信息量也不够，只有生出来才知道是好是坏，难不难处理。
这种情况只能看各家情况自行判断了，很考验判断力和运气。
希望没有人再需要面对这种困境了。
真的，无论做了什么决定，都要考虑最坏的情况，自己能不能承受，然后就积极面对，负责到底。
尽人事听天命。
有很多事情很无奈，真不是一句道理那么简单。
建议还是着重参考其它回答，小概率事件真不能作为参考。
再次祝愿所有宝宝都健康，不要再遇到我们这样的难题了。
生孩子，就是一场冒险。
小生命的降生，总是伴随各种美好的词汇：喜悦，惊叹，娇嫩，怜爱…
然而，并不是每个生命的诞生，都是一帆风顺。
网上曾经有这样一个提问：
如果你在产检时发现孩子有严重的病，你会留下他还是打掉？
这个问题难以想象 ，又何其残忍。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爸爸的真实经历。
我儿子，在产检的时候一直很顺利，每次 B 超、彩超，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在预产期前 20 多天，B 超发现腹部有一肿块，大小 41mm × 38 mm × 44 mm，对于一个未出生的宝宝来说，是相当大一坨了。
对于这个突发情况，我感觉毫无真实感，甚至觉得是梦里的情景。
毕竟长达 10 个月的孕检，什么问题都没有，最后半个月才出现这么大一块东西，实在是毫无心理准备。
像所有的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医生问我：孩子留不留？这个话题太沉重了！
要知道，那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全家人都倾向等孩子出生后再处理，大家都抱着最好的希望。
孩子不会有事的。
十四天后，孩子出生了，3.3 公斤，看上去非常可爱。
出生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肿瘤，第三天就做了 B 超。
结果非常不理想，甚至比预想中最坏的情况还要坏。
结果显示，孩子左下腹有一包块，实性，大小约 62 mm × 42 mm × 42 mm，考虑为神经母细胞瘤，部分侵袭椎管内。
那种晴天霹雳的心情我怎么能够写得出来？
曾想过各种可能，设想就算是肿瘤，就算治疗费用昂贵，无论如何艰难，总能够拿掉的。
但看到「侵袭椎管内」这几个字，即使没有专业医疗知识，我们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整个家庭像掉进冰水里了。
难以理解，命运为何如此不公？
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
哭，喊，嗟叹，各种哀嚎，这都默默地在我心中进行，并不能表现出来，不能让家里陷入更坏的情况。
既然决定留下孩子，就一定要尽力到底。
家里没有出现任何埋怨，大家都很积极面对。
照顾好产妇和 baby，搜集各种医学资料，联系每个想到的能帮忙朋友亲戚，联系医院医生等等，都决心要打一场硬仗。
儿子在出生后 20 天，做了人生中第一次 MR。
机器太吵了，打桩机一样，小家伙不可能睡着静静地做检查，必须用镇静剂。
刚出生十多天的孩子，早上 5 点多就从家里出发，去大医院排队，又吃镇静药又打镇静针，结果还是不肯乖乖睡好，让第一次检查失败。
排队一个星期后再去，这次一早就不让他睡，不让他吃，到了临做检查的时候才一次让他吃，吃饱好入睡，同时还要加镇静剂，想到都让人心疼。
耗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在外面等真是心焦，很担心门忽然打开护士出来说又失败了。
检查结果比原来的更坏了：
左中下腹膜后有一软组织肿块，大小约 58mm × 42mm × 49mm，考虑为恶性肿瘤。
累及左侧腰部分椎间孔及沿扩大的椎间孔到达椎管硬膜外区，硬膜囊及左肾和左腰大肌明显受压移位。
一个月后又在另一间医院做了一次 MR，结果显示：
左侧脊柱旁及背部肌间隙内多发不规则肿块，最大约 50mm × 43mm，肿块部分经椎间孔进入椎管内，相应椎间孔扩大；左肾明显受压移位，且与肿块相贴
腹主动脉及双侧髂总、髂内外动脉也相应移位并部分被包绕。结论考虑腹膜后神经源性恶性肿瘤性病变。
坏消息真是一个接着一个，虽然很伤心，还是默默把眼泪往肚子里咽了。
拿着检查结果，把这方面有名气的医生都跑了遍，凌晨就起床去医院排队，围在病房门口等个把小时就为了和医生谈上几句话，几百块挂一个专家号还得抢等等，都是常态。
然而，每去一次医院，我们的心就变冷一点。
神经母细胞瘤是比较常见的婴儿肿瘤，在婴儿肿瘤致死原因排前几名。
我孩子的情况除了肿瘤外，最麻烦的是肿瘤还入侵了椎管，包饶脊髓马尾丛，任由肿瘤继续增大或者处理不当。
损伤了神经的话，瘫痪是分分钟的事。
最后听说某个医院最出名的两个医生，一个主攻手术，一个主攻化疗，让我们去找找。
最后我们决定先去找主攻手术的，因为觉得化疗对这么小的孩子伤害太大了。
他看了结果，说非常难办，因为这个肿瘤不仅仅是肿瘤那么简单，入侵了椎管，就涉及到神经外科的事。
他擅长儿科手术，但神经外科的事情要别的医生解决。
在我们哀求下，他答应把我们排进每周一次的专家会诊。
苦等一个星期，终于到了专家会诊，一大早去到门口，已经聚了不少人。
一群医生在一个小房间里拿着一堆案子在讨论。
大家在外面眼巴巴地等，没人说一句话。
终于出来了，所有人争着挤过去，都想争取尽量多的时间跟医生交流，我们也一样，但听到的回复只有简单几句。
神经外专家说：「这个孩子的脚现在应该已经不能动了。」
我们的主治医生说：「这个案子没有办法处理。」
没聊几句就阻止了我们的追问，因为还有很多人缠着他。
没可能啊，我的孩子的腿现在正常得很，一点瘫痪的迹象都没有。
除了有时有点不自然的颤抖。
我们当然继续不停挂号，不停求他想办法。
最后主攻手术的医生说：「外面的肿瘤他可以处理，但你要先去找神经外的主任，问他能不能搞椎管里面的，可以我才能做外面的，只做外面不做里面没意义。」
没办法，我们又排一个星期队去找神经外。
神经外的主任说，要搞里面的：「先叫儿科的把外面的清除掉，才能想办法。」
后来他不忍心看我们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花了不少时间跟我们说明手术的难度。
首先处理腹腔内的肿瘤并不是特别难，但也是一台大型手术。
这么小的孩子，风险已经非常大，更麻烦的是椎管内的手术。
这要把脊柱两块壁板切除，才能把工具伸进去很小心很小心地清理。
这个过程风险很大，毕竟这么小的婴儿。
一不小心伤到神经，谁也不能保证会不会瘫痪；而且要把肿瘤清理干净，也是非常不容易。
清理干净后，因为两块受力壁板已经去掉了，脊柱撑不起来，只能打钢钉。
成人打钢钉还好，但婴儿是不断生长的，钢钉不会生长，很快就会把脊柱弄变形，只能每隔一段时间重新打一次，每次都是一个难度巨大的手术，这个过程一直维持到他长大。
这两台手术做下来，不是一般人能撑得住的。
即使这样，也没有人能保证，这个肿瘤不会复发。
最后他还说，每天那么多病人求医，儿科那边专家肯定找把握较大的来处理了，我们案子风险太大，没人想接的。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吓唬我，但他说的也是老实话，做手术的风险，我自己心里也有数，即使医生肯做，我也很纠结要不要冒险。
手术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就去了找做化疗的。
几百块挂了个号，全过程不超过 5 分钟。
医生说，「孩子太小了，不能化疗，去找做手术的吧」，把我们赶了出来。
继续去找名气没那么大的医院，也回到普通医院看，还咨询了国外的医院，意见都一致。
名气没那么大的医生，反而跃跃欲试，化疗也可以，手术也可以，都有医院愿意做。
但是，即使化疗了，也只是把肿瘤缩小，方便手术而已，手术一定不能免的。
这回轮到我们犹豫了，毕竟孩子只有几个月大，治疗的风险比不治疗还要大啊…
到这个阶段，路基本上走绝了。
我们能做的，就是每个月坚持做 B 超，观察肿瘤的长势。
从开始的 4CM，3 个月就长到了 8CM。
8CM，一个成年人的拳头那么大，塞在一个 3 个月大的孩子肚里。
这情形我都不敢想象。
不过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他这个病的存在了，每天和他开开心心的生活，和正常人一样。
与其冒巨大风险在可怕的手术下挣扎，苟延残喘，没有尊严地活着，不如面对现实，接纳肿瘤的存在。
无论他生命长与短，都希望他过得快快乐乐。
所以我给他起的名字，单名一个瑜字，意思是他出生就带着一块玉在肚子里，并且要接纳它的存在。
希望他们能和睦相处，好好活下去。
然后，事情开始出现了转机。
8cm 的下一个月，并没有长到 9cm，而是变成了 7cm。
再下一个月，7cm 变成了 6cm。
肿瘤的血流信号，从开始的丰富，到稍丰富，到稀疏。
到 6 个月大的时候，再做了一次 MR，已经变成了 39mm × 30mm。
此时肿瘤还有填充椎间孔，但椎管内已经看不到肿瘤了。
肿瘤在缩小！！肿瘤在缩小！！肿瘤在缩小！！
这种快乐，同样不能用语言去表达，那么多的压力，那么多的焦虑，这个时候终于得到了一点点放松。
拿到检查结果的这天正好是我生日，真是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日礼物了！
谢天谢地，更感谢小 baby 他自己，是他自己赢得了这场战斗，是他坚强地为自己争取到了人生。
我真是感动得无法言语，是他给我们整个家庭重获新生。
希望他以后能一路走好，坚强地活好自己的人生。
之后我们就放松了对肿瘤的监控，3 个月才检查一次，每次检查我都感到很紧张，担心死灰复燃。幸好，肿瘤慢慢地消失了。
一年后，我们给孩子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包括 B 超，验血。
结果显示各种指标正常，B 超反复扫描已经找不到一丝肿瘤的影子了。
一个 8 cm 大的包块，已经完完全全被他身体吸收了。
医生说，神经母细胞瘤 4S 期是有自愈的可能性，是唯一一种可以出现自愈的肿瘤。
文献记载几率大概为 1%，但医生也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肿瘤也能够完全吸收。
我的孩子，他就是我的英雄。
现在，小家伙现在天天上兴趣班好忙，9 月就升中班了。
他还有了一个两岁的弟弟。
两兄弟感情不错，他会给弟弟讲故事，喂弟弟吃饭，过马路保护弟弟。
当然，还会抢弟弟的玩具，跟弟弟吵架。
我们现在，忙乱，并快乐着。
我们这个例子属于小概率事件，没有参考价值。
希望不会给大家带来误导。
一般问题产检应该都能检出，正如其它回答说的那样，问题严重就应该打掉，道理大家都懂，产检本身就是这个目的。
像我们这种到临出生才爆出来的问题，我真的无法回答。
试想怀胎十月，天天盼望着TA的到来，到可能第二天就要见面了，才忽然要做这种残酷的抉择…
我们是下不了手…
而且信息量也不够，只有生出来才知道是好是坏，难不难处理。
这种情况只能看各家情况自行判断了，很考验判断力和运气。
希望没有人再需要面对这种困境了。
真的，无论做了什么决定，都要考虑最坏的情况，自己能不能承受，然后就积极面对，负责到底。
尽人事听天命。
有很多事情很无奈，真不是一句道理那么简单。
建议还是着重参考其它回答，小概率事件真不能作为参考。
再次祝愿所有宝宝都健康，不要再遇到我们这样的难题了。
【我和我的父辈——两代联通人的薪火相传】
编者按：
“你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 这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推广曲《如愿》中的歌词。继《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后，“我和我的”系列影片《我和我的父辈》也在今年国庆档如期而至。电影以“父辈与传承”为切入点，让我们能从中找到自己和父辈的身影。
在中国联通，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朋友，也是亲人。他们或在前台为客户答疑解惑，或在后方织密信息通信网……自今日起，中国联通将推出系列报道，讲述两代联通人传承与坚守的故事。
上阵父子兵，能参与建党百年通信保障是我的荣幸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通信保障规模大、任务艰巨。为交出一份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充分发挥新老员工优势，以老带新传授业务知识和实战经验。而在通信保障队伍中，就有这么一对父子——穆长江、穆博文。
穆长江作为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老同志，工作已经快30个年头了，参与各类重保任务数百次，如全国两会、2008年汶川地震抢险应急通信保障等，曾创造并保持着机动通信局安全行车无事故的记录，可以称得上是一名通信老兵。穆博文，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一名新青年，虽然参加工作才刚满4年，但别小看他，因为他已经经历了大大小小十余次重保。在局里，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们“老穆、小穆”。
为了能够参与建党百年通信保障工作，父子二人在年初北京刚发布新冠疫苗接种的消息时，就赶去接种，是机动通信局最早一批接种的人，成了防疫战线上的急先锋；在上报的建党百年通信保障人员名单中，他们均承担了重要保障任务。这对父子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应急通信人的传承与忠诚。
保障准备工作漫长而复杂。父亲嘱咐儿子要把东西准备全、设备测试好、技术磨炼精，儿子关心父亲要劳逸结合、注意休息。
进入六月，各项保障任务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但父亲的身体却出现了状况，不得不暂停参与保障工作。治疗期间，他仍不断叮嘱儿子“要细致、要沉着”。
穆博文是鸟巢区域应急通信保障的接口人，负责现场三个点位应急车的定点协调、场地踏勘、光电路由等，同时还要在自己值守的点位上自主开通应急基站。他所在的保障区域十分开阔，各个保障点距离非常远。在前期勘察过程中，他作为唯一制证人员，要冒着烈日奔波于各个保障点，仔细检查停放位置、核对资源数据。在保证各项问题得以解决后，他还要去医院照顾父亲，在与父亲聊天时，为了遵守保密要求，也只是谈谈家长里短的轻松话题。
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穆博文始终保持着他父亲身上的那份从容与认真，“做就要做好”。
经过了反复的保障演练，当鸟巢夜空中燃起璀璨的烟火，当天安门广场数万人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时，父子俩也为本次重保任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工作之余谈到本次重保，穆博文说道：“这是党的百年生日，能够参与其中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父亲的心愿。虽然他正在接受治疗，不能参与现场保障任务，但是我参与了，也算是满足了他的心愿。”
你就要参加北京冬奥会保障了，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我叫李兴强，是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一名员工。我父亲是一名军队转业的线务员，在河北省易县五零通讯总站刚成立的时候，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背着行囊来到易县，同祖国一起见证了五零通讯总站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
1976年唐山大地震通信救援，他虽然没去现场，但却在五零通信总站参与了后勤保障工作。也是那一年，我出生了。记事后我常问母亲，父亲为什么总不回家。母亲告诉我，父亲在做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们要做他的支撑。
那时的我太小了，对父亲的职业根本没有任何概念。随着年龄增长，父亲会偶尔带我去他的工作单位，而我也逐渐明白了他工作的意义，理解了他长久不回家的原因。从此，我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后和父亲一样，加入应急通信队伍，成为一名应急通信人。
上世纪80年代，五零通信总站的人陆续撤回北京，北京机动通信局也在此时正式成立。1996年，我父亲退休，我参加工作进入北京机动通信局，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这个时候我父亲对我说：“踏踏实实工作就行，我们做你的后盾，你要把应急通信的事业延续下去，把艰苦奋斗的传统传承下去。”
工作后，我经常走南闯北执行各种通信任务。2001年，我负责北京申奥莫斯科之行的通信保障，在这期间我父亲天天打电话，嘱托我注意安全，把工作做好。2002年，我去韩国执行韩日世界杯通信保障，父亲在我临走前说：“你代表的是一个中国人，在外面要注意形象，把工作做好。”2003年，非典型肺炎暴发，我正在重庆直播阿迪力走钢丝节目，父亲打来电话说：“兴强啊，做好个人防护时也要把通信工作做好。” 2008年，我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通信保障，父亲打电话跟我说：“国家强大了，你们真棒！”
在我印象中，父亲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把工作做好”。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是2021年了，而我的父亲也已经八十多岁。前段时间回家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就要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通信保障了，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还是那句话，可是此时看着他，我的眼泪已止不住地流了出来。他从未给自己争取过任何利益，却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好、把孩子培养好。
我愿不负老一辈的嘱托，不负祖国和党对我的培养，不负全国人民对应急通信人的信任，不负青春不辱使命砥砺前行。
50后的担当 80后的追随 10后的传承
库房中整齐堆放的电缆、大院里停放的应急通信车、爬电线杆的脚扣、拨盘式的电话机、机架上排列有序的布线，这是我对通信行业的最初记忆。经常会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这么了解通信？那还要从我的母亲说起。
我叫刘阳，我母亲退休前是中国联通的一名员工。小时候，我常常跟着母亲去单位加班，去的次数多了，不仅熟悉了这些通信设备，也自然而然地跟妈妈的同事们打成了一片。在我印象中，母亲和这些叔叔阿姨，就跟众多通信人一样，默默无闻，他们立足于本职工作，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几十年如一日地为通信事业奋斗，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毕业后，怀揣着憧憬与梦想，带着母亲的教导与叮嘱，我也成为了一名通信人，至今已经在中国联通工作15年了。通过公司的新闻报道、先进生产者表彰、优秀党员公示，我看到了年少时在母亲单位相识的叔叔阿姨的名字，深刻感受到通信人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以及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正是这些平凡的通信人，他们或在前方守护，或在后方保障，才让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享受到5G的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而我刚刚步入小学的女儿，就是5G高速建设后的一名10后受益者。疫情期间，她不仅可以线上听课，还可以与老师进行实时在线交流。
时代在变，我们都在变，但通信人务实肯干的精神不会变。不知以后我的女儿会不会成为通信三代，但通信人一脉相承的精神会深深影响一代又一代，激励着他们不断前行。
编者按：
“你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 这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推广曲《如愿》中的歌词。继《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后，“我和我的”系列影片《我和我的父辈》也在今年国庆档如期而至。电影以“父辈与传承”为切入点，让我们能从中找到自己和父辈的身影。
在中国联通，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朋友，也是亲人。他们或在前台为客户答疑解惑，或在后方织密信息通信网……自今日起，中国联通将推出系列报道，讲述两代联通人传承与坚守的故事。
上阵父子兵，能参与建党百年通信保障是我的荣幸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通信保障规模大、任务艰巨。为交出一份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充分发挥新老员工优势，以老带新传授业务知识和实战经验。而在通信保障队伍中，就有这么一对父子——穆长江、穆博文。
穆长江作为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老同志，工作已经快30个年头了，参与各类重保任务数百次，如全国两会、2008年汶川地震抢险应急通信保障等，曾创造并保持着机动通信局安全行车无事故的记录，可以称得上是一名通信老兵。穆博文，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一名新青年，虽然参加工作才刚满4年，但别小看他，因为他已经经历了大大小小十余次重保。在局里，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们“老穆、小穆”。
为了能够参与建党百年通信保障工作，父子二人在年初北京刚发布新冠疫苗接种的消息时，就赶去接种，是机动通信局最早一批接种的人，成了防疫战线上的急先锋；在上报的建党百年通信保障人员名单中，他们均承担了重要保障任务。这对父子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应急通信人的传承与忠诚。
保障准备工作漫长而复杂。父亲嘱咐儿子要把东西准备全、设备测试好、技术磨炼精，儿子关心父亲要劳逸结合、注意休息。
进入六月，各项保障任务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但父亲的身体却出现了状况，不得不暂停参与保障工作。治疗期间，他仍不断叮嘱儿子“要细致、要沉着”。
穆博文是鸟巢区域应急通信保障的接口人，负责现场三个点位应急车的定点协调、场地踏勘、光电路由等，同时还要在自己值守的点位上自主开通应急基站。他所在的保障区域十分开阔，各个保障点距离非常远。在前期勘察过程中，他作为唯一制证人员，要冒着烈日奔波于各个保障点，仔细检查停放位置、核对资源数据。在保证各项问题得以解决后，他还要去医院照顾父亲，在与父亲聊天时，为了遵守保密要求，也只是谈谈家长里短的轻松话题。
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穆博文始终保持着他父亲身上的那份从容与认真，“做就要做好”。
经过了反复的保障演练，当鸟巢夜空中燃起璀璨的烟火，当天安门广场数万人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时，父子俩也为本次重保任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工作之余谈到本次重保，穆博文说道：“这是党的百年生日，能够参与其中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父亲的心愿。虽然他正在接受治疗，不能参与现场保障任务，但是我参与了，也算是满足了他的心愿。”
你就要参加北京冬奥会保障了，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我叫李兴强，是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一名员工。我父亲是一名军队转业的线务员，在河北省易县五零通讯总站刚成立的时候，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背着行囊来到易县，同祖国一起见证了五零通讯总站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
1976年唐山大地震通信救援，他虽然没去现场，但却在五零通信总站参与了后勤保障工作。也是那一年，我出生了。记事后我常问母亲，父亲为什么总不回家。母亲告诉我，父亲在做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们要做他的支撑。
那时的我太小了，对父亲的职业根本没有任何概念。随着年龄增长，父亲会偶尔带我去他的工作单位，而我也逐渐明白了他工作的意义，理解了他长久不回家的原因。从此，我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后和父亲一样，加入应急通信队伍，成为一名应急通信人。
上世纪80年代，五零通信总站的人陆续撤回北京，北京机动通信局也在此时正式成立。1996年，我父亲退休，我参加工作进入北京机动通信局，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这个时候我父亲对我说：“踏踏实实工作就行，我们做你的后盾，你要把应急通信的事业延续下去，把艰苦奋斗的传统传承下去。”
工作后，我经常走南闯北执行各种通信任务。2001年，我负责北京申奥莫斯科之行的通信保障，在这期间我父亲天天打电话，嘱托我注意安全，把工作做好。2002年，我去韩国执行韩日世界杯通信保障，父亲在我临走前说：“你代表的是一个中国人，在外面要注意形象，把工作做好。”2003年，非典型肺炎暴发，我正在重庆直播阿迪力走钢丝节目，父亲打来电话说：“兴强啊，做好个人防护时也要把通信工作做好。” 2008年，我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通信保障，父亲打电话跟我说：“国家强大了，你们真棒！”
在我印象中，父亲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把工作做好”。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是2021年了，而我的父亲也已经八十多岁。前段时间回家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就要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通信保障了，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还是那句话，可是此时看着他，我的眼泪已止不住地流了出来。他从未给自己争取过任何利益，却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好、把孩子培养好。
我愿不负老一辈的嘱托，不负祖国和党对我的培养，不负全国人民对应急通信人的信任，不负青春不辱使命砥砺前行。
50后的担当 80后的追随 10后的传承
库房中整齐堆放的电缆、大院里停放的应急通信车、爬电线杆的脚扣、拨盘式的电话机、机架上排列有序的布线，这是我对通信行业的最初记忆。经常会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这么了解通信？那还要从我的母亲说起。
我叫刘阳，我母亲退休前是中国联通的一名员工。小时候，我常常跟着母亲去单位加班，去的次数多了，不仅熟悉了这些通信设备，也自然而然地跟妈妈的同事们打成了一片。在我印象中，母亲和这些叔叔阿姨，就跟众多通信人一样，默默无闻，他们立足于本职工作，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几十年如一日地为通信事业奋斗，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毕业后，怀揣着憧憬与梦想，带着母亲的教导与叮嘱，我也成为了一名通信人，至今已经在中国联通工作15年了。通过公司的新闻报道、先进生产者表彰、优秀党员公示，我看到了年少时在母亲单位相识的叔叔阿姨的名字，深刻感受到通信人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以及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正是这些平凡的通信人，他们或在前方守护，或在后方保障，才让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享受到5G的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而我刚刚步入小学的女儿，就是5G高速建设后的一名10后受益者。疫情期间，她不仅可以线上听课，还可以与老师进行实时在线交流。
时代在变，我们都在变，但通信人务实肯干的精神不会变。不知以后我的女儿会不会成为通信三代，但通信人一脉相承的精神会深深影响一代又一代，激励着他们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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