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2600余件文物！#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入选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3月18日，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出土的2600余件套文物再一次为世人揭开了“越文化”的神秘面纱。国字山战国墓葬能否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提供新思路？又何以刷新中外对“越文化”的认识？东周时期的“吴头楚尾”曾上演怎样纵横捭阖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江西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2019年度、2020年度发掘领队徐良高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王意乐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从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对重新认识越文化的意义、国字山墓葬出土文物中的多元文化因素等角度，讲述了“越文化”一个新的历史面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能否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提供新思路？
徐良高：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当然可以为国外学者及学术界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提供新的材料和思路。过去中外学者对中国北方历史认识较多，尤其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历史与文化了解较多。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古代是蛮荒之地，这些地方没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并结合过去对江西这一带吴城文化的发现，可以证明中国古代的东南地区，实际上很早就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而且也与中原文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正因为江西有这样一个发达的文化基础和与中原文化悠久的联系，所以到秦汉以后才会成为华夏文化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成了秦汉以后的“豫章郡”，这都是早期已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给中外学者认识东南地区早期文化面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于先秦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江西地区的记载是很不充分的。在《左传》和《战国策》等书中只有只言片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记载吴越历史的也没有多少内容，且成书较晚。因此，对以江西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地区先秦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材料来源主要是不断的考古发现。比如湖北随州曾国墓地，它的考古发掘几乎还原了一个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曾国历史。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也提供了深入认识南中国这一段历史很好的材料。
国字山墓葬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墓，它与筑卫城关系密切。筑卫城聚落群是由筑卫城城址、六七座小型城址、五座以上大型墓葬及六十多个同时期小型聚落组成。若将国字山墓葬本身及出土文物，与江浙、湖南湖北、两广的类似材料做类比，会发现有特别多联系。一些器物的来源、制作工艺和原材料，如出土的一些琉璃制品和香料，甚至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这些都给理解东周时期江西和中国南方地区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中新社记者：国字山墓葬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的文物有何特点？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因素？是否会刷新中外对于“越文化”的认识？
徐良高：首先，国字山墓葬出土的文物等级很高。包括漆器、青铜器、原始瓷等非常精美的文物，体现了当时很高的工艺制作水平，也反映了江西樟树这一带当时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再者，这些文物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以越文化为主，也包括楚文化、中原文化及江淮地区群舒文化的一些因素，这跟该区域处于一个多元文化交汇地有关；另外，可以看到该墓葬主人是当地地位非常高的一位统治者，他跟当时周边很多地区有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这种多元文化的特点，体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工艺水平、政治关系、文化交流等。
在可以看到的多元文化里，越文化因素是该墓葬多元文化中的主流因素，这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个地域应该是传统意义东南地区，属于百越文化区域。国字山墓葬并结合筑卫城城址可以发现，当时这个地方是越文化西部地区的一个区域政治中心，并且等级地位非常高。所以该墓葬的发掘对我们认识越文化的范围、楚越关系、越文化如何控制它的西部区域、如何面对楚文化，以及越文化如何往南经营，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早期虽被严重盗扰，但仍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特点一是“全”。材质全，包含金属、玉石、陶瓷、漆木等；器类全，礼器、乐器、兵器、日常用品、装饰物等基本都有。二是规格高。该墓葬是带兆沟的中字形多室墓，墓室面积230平方米，不管是放在吴越贵族墓还是同时期楚墓里都首屈一指。随葬品数量多，体量大，制作工艺复杂，体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三是文化因素多样，越文化、楚文化、江淮一带的群舒文化、本地文化甚至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因素在同一座墓葬里共存。但主要还是越文化因素，墓葬形制和结构有很多越国贵族墓特征。大部分青铜器如跪坐人镦、铜镇、铜盘，原始瓷盂、瓷杯，玉器等都是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器物。
江西自古就是百越之地，对于“百越”的理解也是多样。这次在樟树这个远离越国中心的地区发现国字山这样一个与越国王室有密切关系的越文化贵族墓，对于研究越国的政治结构、统治方式、历史演变都是很好的资料。而且樟树所在清江盆地在江西中部、赣江中游，正是沟通江浙和两广、湖南等百越地区的要道，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可以将整个百越地区串联起来研究，所以说它对于越文化和百越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新社记者：东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将为探索江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提供怎样的证据？国字山墓葬何以形成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格局？
徐良高：东周时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关键时期。秦帝国大一统的出现有历史基础，是东周时期各区域国家之间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交流互动的结果，这种交流互动奠定了秦大一统帝国的基础。东周时期的各地域文化中就包括了东南地区的吴越文化，如“吴越争霸”，以及吴越与中原诸国之间密切的互动交往。正因为“吴越”这个阶段，东南吴越文化与周边楚、中原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才将东南文化彻底融入华夏文化之中，成为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文化、历史阶段奠定了后来作为秦汉帝国的“豫章郡”的历史基础。所以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提供了这段历史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和考古学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存的发现。
为什么国字山墓葬中会出现多元文化融合的格局?这跟它特定的环境有关。因为樟树所在的清江盆地东边是越文化核心区，西边是到春秋以后形成的楚文化区，北边是中原文化区和江淮群舒文化区，南边是广东、广西、福建一带的百越文化区，清江盆地处于这几大文化区的交汇地带。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和地理位置，它自然就形成国字山墓葬多元文化因素交融共存、兼容并蓄的局面。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的时代是战国中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前期。“统一”在这个时期已是大势所趋，各诸侯国为占得先机，都采取不同措施。像秦国商鞅变法、赵国胡服骑射、楚国任用吴起等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人员物资的流动和思想的交流在这个时期特别频繁，哪个诸侯国文化包容性强，哪个诸侯国就会有更大优势，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也为文化融合提供了条件。
国字山墓葬所在的清江盆地是楚越分界区，筑卫城是本区域越文化的中心城市，周边考古发现了大量越、楚、徐等文化的分布，这些文化因素必然在筑卫城遗址及其统治者的墓葬中体现。国字山墓葬之后，楚越兼并战争就爆发。随着秦汉建立，江西地区从一个具有独特考古学文化地域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豫章郡”。国字山墓葬的时代正处于这一过程的关键节点，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最好实证。
中新社记者：在称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发现了国字山战国墓葬，将为探索“吴头楚尾”的文化变迁提供怎样的全新视角？
徐良高：所谓“吴头楚尾”，就是吴越文化区与楚文化区的交汇地带。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越文化、越统治的一个区域范围，还可以看到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到，越文化或越的统治者是如何面对楚文化和楚国的，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加强自己的区域控制，如何对“吴头楚尾”这个区域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国字山墓葬的发现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这个资料是过去在文献里完全没有记载的。
过去我们所有对越文化的研究，对于越文化的文献记载，从文献角度看，主要都是从北方地区、淮河流域等看楚、越之间的来往，看越文化跟北方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在南方地区，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国字山墓葬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视角，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越楚关系。
王意乐：从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吴头楚尾”是概括先秦时期江西历史状况的标志性称呼，但人们对“吴头楚尾”的认知有限，其时空背景和变化过程不是很清楚，甚至有错误。实际上，江西很早就有吴越青铜器出土，发现的楚文化遗址和墓葬也有不少。以往，对这些考古发现都是孤立的观察，没有深入探讨其中的历史背景。
现在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现，让我们知道，继吴楚之后，越楚成为东周时期江西地区的主要势力，筑卫城是越楚对峙的前沿，越国为加强这一带的控制，派出了重量级人物在此处。同时从国字山墓葬出发，将以往考古发现联系起来，可以考察吴楚越等各方势力进入江西各地的时间及其消长过程，动态地还原“吴头楚尾”这一概念的形成。（中新社，图为国字山战国墓葬以及受访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江西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2019年度、2020年度发掘领队徐良高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王意乐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从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对重新认识越文化的意义、国字山墓葬出土文物中的多元文化因素等角度，讲述了“越文化”一个新的历史面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能否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提供新思路？
徐良高：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当然可以为国外学者及学术界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提供新的材料和思路。过去中外学者对中国北方历史认识较多，尤其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历史与文化了解较多。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古代是蛮荒之地，这些地方没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并结合过去对江西这一带吴城文化的发现，可以证明中国古代的东南地区，实际上很早就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而且也与中原文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正因为江西有这样一个发达的文化基础和与中原文化悠久的联系，所以到秦汉以后才会成为华夏文化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成了秦汉以后的“豫章郡”，这都是早期已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给中外学者认识东南地区早期文化面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于先秦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江西地区的记载是很不充分的。在《左传》和《战国策》等书中只有只言片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记载吴越历史的也没有多少内容，且成书较晚。因此，对以江西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地区先秦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材料来源主要是不断的考古发现。比如湖北随州曾国墓地，它的考古发掘几乎还原了一个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曾国历史。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也提供了深入认识南中国这一段历史很好的材料。
国字山墓葬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墓，它与筑卫城关系密切。筑卫城聚落群是由筑卫城城址、六七座小型城址、五座以上大型墓葬及六十多个同时期小型聚落组成。若将国字山墓葬本身及出土文物，与江浙、湖南湖北、两广的类似材料做类比，会发现有特别多联系。一些器物的来源、制作工艺和原材料，如出土的一些琉璃制品和香料，甚至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这些都给理解东周时期江西和中国南方地区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中新社记者：国字山墓葬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的文物有何特点？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因素？是否会刷新中外对于“越文化”的认识？
徐良高：首先，国字山墓葬出土的文物等级很高。包括漆器、青铜器、原始瓷等非常精美的文物，体现了当时很高的工艺制作水平，也反映了江西樟树这一带当时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再者，这些文物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以越文化为主，也包括楚文化、中原文化及江淮地区群舒文化的一些因素，这跟该区域处于一个多元文化交汇地有关；另外，可以看到该墓葬主人是当地地位非常高的一位统治者，他跟当时周边很多地区有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这种多元文化的特点，体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工艺水平、政治关系、文化交流等。
在可以看到的多元文化里，越文化因素是该墓葬多元文化中的主流因素，这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个地域应该是传统意义东南地区，属于百越文化区域。国字山墓葬并结合筑卫城城址可以发现，当时这个地方是越文化西部地区的一个区域政治中心，并且等级地位非常高。所以该墓葬的发掘对我们认识越文化的范围、楚越关系、越文化如何控制它的西部区域、如何面对楚文化，以及越文化如何往南经营，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早期虽被严重盗扰，但仍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特点一是“全”。材质全，包含金属、玉石、陶瓷、漆木等；器类全，礼器、乐器、兵器、日常用品、装饰物等基本都有。二是规格高。该墓葬是带兆沟的中字形多室墓，墓室面积230平方米，不管是放在吴越贵族墓还是同时期楚墓里都首屈一指。随葬品数量多，体量大，制作工艺复杂，体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三是文化因素多样，越文化、楚文化、江淮一带的群舒文化、本地文化甚至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因素在同一座墓葬里共存。但主要还是越文化因素，墓葬形制和结构有很多越国贵族墓特征。大部分青铜器如跪坐人镦、铜镇、铜盘，原始瓷盂、瓷杯，玉器等都是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器物。
江西自古就是百越之地，对于“百越”的理解也是多样。这次在樟树这个远离越国中心的地区发现国字山这样一个与越国王室有密切关系的越文化贵族墓，对于研究越国的政治结构、统治方式、历史演变都是很好的资料。而且樟树所在清江盆地在江西中部、赣江中游，正是沟通江浙和两广、湖南等百越地区的要道，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可以将整个百越地区串联起来研究，所以说它对于越文化和百越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新社记者：东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将为探索江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提供怎样的证据？国字山墓葬何以形成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格局？
徐良高：东周时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关键时期。秦帝国大一统的出现有历史基础，是东周时期各区域国家之间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交流互动的结果，这种交流互动奠定了秦大一统帝国的基础。东周时期的各地域文化中就包括了东南地区的吴越文化，如“吴越争霸”，以及吴越与中原诸国之间密切的互动交往。正因为“吴越”这个阶段，东南吴越文化与周边楚、中原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才将东南文化彻底融入华夏文化之中，成为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文化、历史阶段奠定了后来作为秦汉帝国的“豫章郡”的历史基础。所以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提供了这段历史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和考古学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存的发现。
为什么国字山墓葬中会出现多元文化融合的格局?这跟它特定的环境有关。因为樟树所在的清江盆地东边是越文化核心区，西边是到春秋以后形成的楚文化区，北边是中原文化区和江淮群舒文化区，南边是广东、广西、福建一带的百越文化区，清江盆地处于这几大文化区的交汇地带。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和地理位置，它自然就形成国字山墓葬多元文化因素交融共存、兼容并蓄的局面。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的时代是战国中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前期。“统一”在这个时期已是大势所趋，各诸侯国为占得先机，都采取不同措施。像秦国商鞅变法、赵国胡服骑射、楚国任用吴起等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人员物资的流动和思想的交流在这个时期特别频繁，哪个诸侯国文化包容性强，哪个诸侯国就会有更大优势，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也为文化融合提供了条件。
国字山墓葬所在的清江盆地是楚越分界区，筑卫城是本区域越文化的中心城市，周边考古发现了大量越、楚、徐等文化的分布，这些文化因素必然在筑卫城遗址及其统治者的墓葬中体现。国字山墓葬之后，楚越兼并战争就爆发。随着秦汉建立，江西地区从一个具有独特考古学文化地域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豫章郡”。国字山墓葬的时代正处于这一过程的关键节点，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最好实证。
中新社记者：在称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发现了国字山战国墓葬，将为探索“吴头楚尾”的文化变迁提供怎样的全新视角？
徐良高：所谓“吴头楚尾”，就是吴越文化区与楚文化区的交汇地带。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越文化、越统治的一个区域范围，还可以看到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到，越文化或越的统治者是如何面对楚文化和楚国的，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加强自己的区域控制，如何对“吴头楚尾”这个区域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国字山墓葬的发现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这个资料是过去在文献里完全没有记载的。
过去我们所有对越文化的研究，对于越文化的文献记载，从文献角度看，主要都是从北方地区、淮河流域等看楚、越之间的来往，看越文化跟北方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在南方地区，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国字山墓葬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视角，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越楚关系。
王意乐：从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吴头楚尾”是概括先秦时期江西历史状况的标志性称呼，但人们对“吴头楚尾”的认知有限，其时空背景和变化过程不是很清楚，甚至有错误。实际上，江西很早就有吴越青铜器出土，发现的楚文化遗址和墓葬也有不少。以往，对这些考古发现都是孤立的观察，没有深入探讨其中的历史背景。
现在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现，让我们知道，继吴楚之后，越楚成为东周时期江西地区的主要势力，筑卫城是越楚对峙的前沿，越国为加强这一带的控制，派出了重量级人物在此处。同时从国字山墓葬出发，将以往考古发现联系起来，可以考察吴楚越等各方势力进入江西各地的时间及其消长过程，动态地还原“吴头楚尾”这一概念的形成。（中新社，图为国字山战国墓葬以及受访者）
茅台被撤销“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资格，白酒到底有没有“科技”
近日，一则“贵州茅台被撤销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资格”的消息引发关注。
根据国家发改委日前公布的《关于印发2021年(第28批)新认定及全部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名单的通知》，作为酱香白酒“老大”和行业“一哥”，贵州茅台由于评价得分低于60分，被撤销“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资格。
近年来，白酒行业掀起了一波投资热潮，尤其是酱酒备受追捧，加上白酒上市公司的股价大涨，一度超过一些科技板块，其白酒科技、酱香科技的含金量常常被拿来与科技行业相比。
那么，茅台为何被撤销“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资格？白酒行业到底需不需要科技创新？
茅台的“科技”争议
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印发国家企业技术中心2021年评价结果的通知》，公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2021年评价结果：全国1744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中，有142家因评价得分低于60分，被评定为不合格。其中，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评价得分只有50.7分，被撤销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资格。
公开资料显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是我国企业技术中心评定中的最高等级，也是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技术创新平台之一。被评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将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享受支持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及地方政府的奖励政策，但是申报流程极为严苛，是由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五部委共同审核认定，其评审标准涉及创新经费、创新人才、技术积累、创新平台、技术产出和创新效益等指标体系的量化评价。
截至2021年年末，获得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的有1636家、分中心108家。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此次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参评企业中，酒类相关企业共11家参评，其中白酒相关企业6家，啤酒相关企业3家，葡萄酒相关企业2家，贵州茅台的成绩在参评酒类企业中垫底。事实上，在2019年（第26批）评选中，贵州茅台也只是以61.9分勉强过及格线。
中国新闻周刊就被撤销原因采访贵州茅台，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回复。
被撤销后，能否再度回归呢？根据《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对评价为基本合格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提出警告，督促所在企业抓紧进行整改；对评价为不合格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及分中心，撤销其资格，两年内不得再次推荐申报。
实际上，茅台在科技创新方面此前已有争议。
2021年2月17日，茅台集团总工程师、首席质量官王莉入围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名单引发舆论关注。
有媒体发文指出，在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今天，有限的院士名额应该更多地向“卡脖子”关键技术领域的科技专家倾斜，应当授予真正在科技领域默默耕耘且做出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
2021年4月23日，中国工程院官网公布2021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王莉并未入选。
那么茅台为何会被评定为不合格呢？
茅台研发费用持续下降
据《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评价工作指南（试行）》显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的评定与创新投入、创新条件、创新绩效等多方面进行评估，对创新经费的投入、创新人才的引用，包括技术产出、创新效益等多方面环节进行打分。
其中，考虑到不同规模企业在研发投入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对“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这一指标的基本要求按照企业规模划分为4 档：主营业务收入500亿元及以上的企业为1.0%，主营业务收入100-500亿元（含100亿元）的企业为1.5%，主营业务收入10-100 亿元（含10 亿元）的企业为2.0%，主营业务收入10亿元以下的企业为3.0%。
数据显示，2017至2020年，贵州茅台研发支出总额分别为4.35亿元、3.86亿元、2.21亿元、1.32亿元，同期营收占比分别为0.75%、0.52%、0.26%、0.14%，支出额及占比均持续下降。
研发人员数量方面，2017至2020年，贵州茅台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为1679人、551人、495人和513人，占总员工比例分别为6.99%、2.07%、1.83%和1.77%。
如果与同行相比，这种下滑趋势更加明显。2017至2020年，五粮液研发费用分别为0.78亿元、0.84亿元、1.26亿元、1.31亿元，洋河研发费用分别为0.26亿元、0.28亿元、1.60亿元、2.60亿元，均呈上升趋势。
对此，酒水分析师蔡学飞则表示，茅台过去的工作重心主要在市场与渠道层面的调整与优化，并且主要注意力放在价格管理方面，这可能也是导致其在研发层面有所欠缺的原因。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也认为，近年来酒业崇古严重，以酱香型白酒尤甚，所以在相关科研方面重视力度减弱。
从数据上看，贵州茅台确实在销售和管理方面投入要更多。2017至2020年，贵州茅台销售费用分别为29.86亿元、25.72亿元、32.79亿元和25.48亿元，管理费用分别为47.02亿元、53.26亿元、61.68亿元和67.90亿元。
此外，专利数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企业的科技创新实力。根据企查查大数据研究院推出的《白酒专利20强企业榜单》显示，市值上万亿的贵州茅台专利数量仅位列第十。
事实上，不仅仅是茅台，我国白酒产业在科技含量方面恐怕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早在2015年，业界就曾以古井贡酒为例探讨过中国白酒企业专利存在的问题，合肥工业大学田培沛等发表文章指出，我国白酒企业专利的质量不高，数量也有待于提高，专利的利用率低。
佰腾网、智研咨询2020年发布的报告中提到，2011年至2016年，国内白酒专利申请量由过渡阶段走向高速发展阶段，并且在2016年到达顶峰4380件；但2016年之后，白酒产业专利申请数量出现下滑，整个白酒行业的专利发展到达了瓶颈期。数据显示，2020年1-11月，白酒产业专利申请数量仅为973件，已连续4年下滑。
那么科技之于白酒到底重不重要？
科技同样是白酒的生产力
答案是肯定。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曾表示，中国白酒是中华传统文化和科技传承的载体，而进一步提升白酒品质，提高生产的效率，带动消费的国际化和年轻化，都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进一步依靠科技力量。
回顾茅台发展史，也离不开科技二字。1964-1966年的两期“茅台试点”，由轻工业部食品局高级工程师周恒刚带队，第一次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究分析传统白酒生产工艺的科学机理，推动传统酿造工艺步入科学化发展时代。
科技创新首先体现在白酒酿造的技改环节。北京看懂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程宇表示，白酒酿造，过去是凭经验，现在则必须是严谨科学的工程化过程。“白酒的发酵受到很多种因素的影响，要达到预期的品质和口感就必须对生产过程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并严控各种预期中和预期外的干扰因素。这个探索过程必须是基于生产过程中各种工艺数据的分析，数据掌握的越多，分析能力越强，才有可能掌握更多规律，进而实现更高工艺层次。而且，生产所积累的数据和规律也可以反过来提升研发的效率。”
五粮液集团原党委书记、原董事长李曙光曾举例说明，浓香型白酒的名酒率一般在20%左右，因此具有稀缺性。如果名酒率能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增加五粮液每年1000吨的优质酒供给，增加20多亿元的收入；如果增加10个百分点，可以增加两三百亿元的销售收入。但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要通过创新来提高成品率。
此外，白酒行业在营销管理上普遍参照快速消费品，要求快速高效及时的响应，因此对营销管理数字化要求更加迫切，尤其是疫情之后，“新营销”“新零售”“云销售”“线上酒展”，一系列新手段给这个传统酒业带来巨大变革。
从白酒企业发布的财报来看，洋河股份、古井贡酒、今世缘等企业近年均加大科研方面的投入，引入现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科学技术，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助推产业优化升级。
在欧阳千里看来，对于茅台而言，科技创新依旧重要，通过对原粮、微生物、贮存等方面的研究，可以有效提升产品质量，从而增加企业营收。
程宇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越是生产高端酒，就应该越注重研发，因为技术是品质的保证。$通威股份SH600438$#财经[超话]##财经# #投资#
近日，一则“贵州茅台被撤销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资格”的消息引发关注。
根据国家发改委日前公布的《关于印发2021年(第28批)新认定及全部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名单的通知》，作为酱香白酒“老大”和行业“一哥”，贵州茅台由于评价得分低于60分，被撤销“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资格。
近年来，白酒行业掀起了一波投资热潮，尤其是酱酒备受追捧，加上白酒上市公司的股价大涨，一度超过一些科技板块，其白酒科技、酱香科技的含金量常常被拿来与科技行业相比。
那么，茅台为何被撤销“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资格？白酒行业到底需不需要科技创新？
茅台的“科技”争议
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印发国家企业技术中心2021年评价结果的通知》，公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2021年评价结果：全国1744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中，有142家因评价得分低于60分，被评定为不合格。其中，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评价得分只有50.7分，被撤销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资格。
公开资料显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是我国企业技术中心评定中的最高等级，也是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技术创新平台之一。被评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将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享受支持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及地方政府的奖励政策，但是申报流程极为严苛，是由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五部委共同审核认定，其评审标准涉及创新经费、创新人才、技术积累、创新平台、技术产出和创新效益等指标体系的量化评价。
截至2021年年末，获得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的有1636家、分中心108家。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此次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参评企业中，酒类相关企业共11家参评，其中白酒相关企业6家，啤酒相关企业3家，葡萄酒相关企业2家，贵州茅台的成绩在参评酒类企业中垫底。事实上，在2019年（第26批）评选中，贵州茅台也只是以61.9分勉强过及格线。
中国新闻周刊就被撤销原因采访贵州茅台，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回复。
被撤销后，能否再度回归呢？根据《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对评价为基本合格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提出警告，督促所在企业抓紧进行整改；对评价为不合格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及分中心，撤销其资格，两年内不得再次推荐申报。
实际上，茅台在科技创新方面此前已有争议。
2021年2月17日，茅台集团总工程师、首席质量官王莉入围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名单引发舆论关注。
有媒体发文指出，在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今天，有限的院士名额应该更多地向“卡脖子”关键技术领域的科技专家倾斜，应当授予真正在科技领域默默耕耘且做出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
2021年4月23日，中国工程院官网公布2021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王莉并未入选。
那么茅台为何会被评定为不合格呢？
茅台研发费用持续下降
据《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评价工作指南（试行）》显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的评定与创新投入、创新条件、创新绩效等多方面进行评估，对创新经费的投入、创新人才的引用，包括技术产出、创新效益等多方面环节进行打分。
其中，考虑到不同规模企业在研发投入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对“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这一指标的基本要求按照企业规模划分为4 档：主营业务收入500亿元及以上的企业为1.0%，主营业务收入100-500亿元（含100亿元）的企业为1.5%，主营业务收入10-100 亿元（含10 亿元）的企业为2.0%，主营业务收入10亿元以下的企业为3.0%。
数据显示，2017至2020年，贵州茅台研发支出总额分别为4.35亿元、3.86亿元、2.21亿元、1.32亿元，同期营收占比分别为0.75%、0.52%、0.26%、0.14%，支出额及占比均持续下降。
研发人员数量方面，2017至2020年，贵州茅台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为1679人、551人、495人和513人，占总员工比例分别为6.99%、2.07%、1.83%和1.77%。
如果与同行相比，这种下滑趋势更加明显。2017至2020年，五粮液研发费用分别为0.78亿元、0.84亿元、1.26亿元、1.31亿元，洋河研发费用分别为0.26亿元、0.28亿元、1.60亿元、2.60亿元，均呈上升趋势。
对此，酒水分析师蔡学飞则表示，茅台过去的工作重心主要在市场与渠道层面的调整与优化，并且主要注意力放在价格管理方面，这可能也是导致其在研发层面有所欠缺的原因。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也认为，近年来酒业崇古严重，以酱香型白酒尤甚，所以在相关科研方面重视力度减弱。
从数据上看，贵州茅台确实在销售和管理方面投入要更多。2017至2020年，贵州茅台销售费用分别为29.86亿元、25.72亿元、32.79亿元和25.48亿元，管理费用分别为47.02亿元、53.26亿元、61.68亿元和67.90亿元。
此外，专利数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企业的科技创新实力。根据企查查大数据研究院推出的《白酒专利20强企业榜单》显示，市值上万亿的贵州茅台专利数量仅位列第十。
事实上，不仅仅是茅台，我国白酒产业在科技含量方面恐怕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早在2015年，业界就曾以古井贡酒为例探讨过中国白酒企业专利存在的问题，合肥工业大学田培沛等发表文章指出，我国白酒企业专利的质量不高，数量也有待于提高，专利的利用率低。
佰腾网、智研咨询2020年发布的报告中提到，2011年至2016年，国内白酒专利申请量由过渡阶段走向高速发展阶段，并且在2016年到达顶峰4380件；但2016年之后，白酒产业专利申请数量出现下滑，整个白酒行业的专利发展到达了瓶颈期。数据显示，2020年1-11月，白酒产业专利申请数量仅为973件，已连续4年下滑。
那么科技之于白酒到底重不重要？
科技同样是白酒的生产力
答案是肯定。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曾表示，中国白酒是中华传统文化和科技传承的载体，而进一步提升白酒品质，提高生产的效率，带动消费的国际化和年轻化，都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进一步依靠科技力量。
回顾茅台发展史，也离不开科技二字。1964-1966年的两期“茅台试点”，由轻工业部食品局高级工程师周恒刚带队，第一次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究分析传统白酒生产工艺的科学机理，推动传统酿造工艺步入科学化发展时代。
科技创新首先体现在白酒酿造的技改环节。北京看懂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程宇表示，白酒酿造，过去是凭经验，现在则必须是严谨科学的工程化过程。“白酒的发酵受到很多种因素的影响，要达到预期的品质和口感就必须对生产过程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并严控各种预期中和预期外的干扰因素。这个探索过程必须是基于生产过程中各种工艺数据的分析，数据掌握的越多，分析能力越强，才有可能掌握更多规律，进而实现更高工艺层次。而且，生产所积累的数据和规律也可以反过来提升研发的效率。”
五粮液集团原党委书记、原董事长李曙光曾举例说明，浓香型白酒的名酒率一般在20%左右，因此具有稀缺性。如果名酒率能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增加五粮液每年1000吨的优质酒供给，增加20多亿元的收入；如果增加10个百分点，可以增加两三百亿元的销售收入。但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要通过创新来提高成品率。
此外，白酒行业在营销管理上普遍参照快速消费品，要求快速高效及时的响应，因此对营销管理数字化要求更加迫切，尤其是疫情之后，“新营销”“新零售”“云销售”“线上酒展”，一系列新手段给这个传统酒业带来巨大变革。
从白酒企业发布的财报来看，洋河股份、古井贡酒、今世缘等企业近年均加大科研方面的投入，引入现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科学技术，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助推产业优化升级。
在欧阳千里看来，对于茅台而言，科技创新依旧重要，通过对原粮、微生物、贮存等方面的研究，可以有效提升产品质量，从而增加企业营收。
程宇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越是生产高端酒，就应该越注重研发，因为技术是品质的保证。$通威股份SH600438$#财经[超话]##财经# #投资#
【钮文新：股市预期管理必须明确责任——细品国务院金融委会议精神】3月16日，在A股和港股市场再次经历严峻考验之时，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召开专题会议，一举逆转市场颓势，稳住了股市预期。很多人依据经验，认为金融委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不过是一种“救市行为”，对股市并无长远意义。但这样的认知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明确指出，救市行为往往是临时性的、短期措施安排，但从此次金融委会议给出信息看，中央给出的措施绝非简单的、临时性救市的短期行为，而是一次关于中国资本市场安全维护的系统性制度安排。
早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首次明确提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2021年11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文章中指出，要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针，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使之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
可见，对整体金融市场而言，资本市场不仅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同时，它也是“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重手、重言
会议公告开宗明义：专题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问题。
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这不仅体现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要求，而且也体现出中央最高决策层对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权市场的高度重视。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重手、重言。
所谓重手、重言，其实就是以很重的语言，给定很重的措施。
比如会议公告的最后一段明确强调：有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起自身职责，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对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要及时回应。凡是对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应事先与金融管理部门协调，保持政策预期的稳定和一致性。国务院金融委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加大协调和沟通力度，必要时进行问责。
什么意思？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各金融主管部门该作为而不作为者，要被问责，该主动作为而不主动者，要被问责；各相关部门该配合而不配合，或完全可以主动配合却找客观理由推推搡搡，或别别扭扭被动配合者，要被问责；明明可以协调一致、但最终没能协调一致者，也要被问责。
如此强调金融各方协调一致，彼此配合地面对资本市场，而且以问责的方式竖起“达摩克里斯之剑”，这难道不是历史首次？
从贯彻会议精神的角度看，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无一例外地都将“进一步加强部门间政策协调，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写进自己的文件，这难道不是史无前例的“重手”？
“十四五”规划在谈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时，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
鉴于金融是经济肌体中的血液，所以，中国金融业界必须率先贯彻上述基本原则，而且必须在具体工作中突出“系统观念”，这是金融运行环环相扣的本质要求，更是资本市场牵一发动全身的客观要求。
客观地说，过去许多年，金融各主管部门可能存在缺乏系统观念的问题。比如，认为所有关乎股市的事情都该由证监会管，不关央行等其它金融管理部门的事，而央行更多关注商业银行信贷、流动性，关注货币市场利率，而资本市场流动性是长期资本的事情，与央行无关。这种观念或许需要改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周刊》多次发文强调：全球性的股权资本、实业资本的争夺已经白热化，股票市场才该是中国金融的核心。为什么？因为国际时局在变，中国经济诉求也在变，我们只有参与到这场竞争中，并赢得股权资本、实业资本的竞争优势，中国经济才能赢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从债务资本支撑传统产业、股权资本支撑创新产业的基本金融功能出发，上述逻辑难道不是基本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认同这样的逻辑，中国的全体金融人士不该为夺得股权资本、实业资本优势而联手行动吗？
所以我们说，此次金融委会议最大意义在于，明确告诫中国金融业界：各方面必须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保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长期态势，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这需要中国金融业界细细品味。
预期管理是关键
金融各方联手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手段是什么？
很多，但关键无非有二：一方面通过大力培育金融市场的长期化、资本化、股权化，让中国金融市场能够派生出充足的长期资金，符合资本市场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强大的预期管理能力，让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建立起坚定的信念，并在股市下跌过程中，敢于出手购买更具价值的股票，而不是随波逐流地恐慌性抛售。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针对中国崛起实施打压。既然可以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为什么不能发动金融战？难道美国手中强大的金融实力，不是可以应用的武器？我们显然没有理由掉以轻心。
历史地看，对一个国家发动金融攻击，金融大鳄的资本只是导火索，而关键在于引发该国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
所以，发展中国家防范金融攻击：第一，在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中，绝不能放弃金融管理，而且要坚定不移实施有效的外汇管理，对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必须要有充分的敏感性，并有足够的手段制止无序状态；第二，国家各相关部门对投资者进行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这会使得国内和国际投资者对国家经济前景具有足够的信心，从而让金融大鳄很难找到引发“羊群效应”的理由；第三，央行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应对外资跨境流动，而所有国内金融机构和老百姓手中也要有充足的长期本币资金，使之敢于在股市无度下跌过程中大量购入。
这三项，其实都是金融恶意狙击者最害怕的事项。第一项是金融管理，而后两项则是抗击金融攻击的市场要素，其核心实际是第二项——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
正因如此，此次金融委会议着力强调了预期管理问题，给出的方法是：其一，对市场有利的政策要多出，不利于市场的收缩政策要谨慎；其二，及时回答市场关切，对热点问题及时回应；其三，各部门政策必须具有一致性，不能各行其是，矛盾百出，破坏市场预期的稳定性。
于此同时，金融委就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也给出了“相对确定”的答案。比如，关于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必须主动应对的问题，关于房地产企业化风险、促转型问题，关于中美双方监管机构就中概股保持良好沟通的问题，关于平台经济治理原则、尽快完成红绿灯设置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关于内地与香港监管机构加强沟通协作稳定香港金融市场的问题。
将不确定变为确定，这是预期管理的重要手段。比如，一只股票因为一个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发生亏损，如果亏损数额是确定的，而并不影响市场对该公司未来前景的预期，那这只股票可能会瞬间下跌，但去除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之后，股票不仅会下跌有度，而且很快会恢复良性预期决定股价的过程。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各金融部门能否做到面对投资者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这是一个极其专业、细致的社会心理调试过程，我们的政府金融部门有没有这份耐心？豆腐心、婆婆嘴式地面对投资者的各种问题。
什么是豆腐心？因为充满忧患意识而极其敏感的心；什么是婆婆嘴？摒弃教授面对学生时的态度，不去责怪各式各样的认知偏差，而是不断地重申立场、方向，细致入微、鞭辟入里地解答各种问题。
比如去年以来，央行通过降准、降息、MLF、利润上缴等方式向金融市场释放大量中长期资金。这原本是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但是，第一，央行在日常操作中经常大量回笼短期流动性，这样的动作经常引起“央行回收流动性”的误解，长此以往，势必对股市投资者信心构成不良影响；第二，央行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强调“关注货币总闸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话虽没错，但长此以往，会不会大大削弱货币政策效果，弱化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期许？
或许正因如此，此次国务院金融委会议强调货币政策要“主动应对”，这其中是否蕴含“货币政策作为过去不够积极主动”的意味？无论是否，类似问题都该引起央行的高度重视。
应当明确指出，在资本市场预期管理的问题上，央行的作用远远大过中国证监会。详见《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6月27日的评论《中国市场“预期管理”很欠技巧》；2021年12月29日评论《央行是预期管理的关键》；2022年2月23日评论《A股市场预期怎么管？》等等。
总之，依据新形势和新时代的要求，资本市场应站到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位置。因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关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甚至成败。所以，中国金融业界应该全体动员，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主动作为、有效赋能。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责编 姚坤）
早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首次明确提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2021年11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文章中指出，要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针，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使之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
可见，对整体金融市场而言，资本市场不仅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同时，它也是“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重手、重言
会议公告开宗明义：专题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问题。
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这不仅体现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要求，而且也体现出中央最高决策层对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权市场的高度重视。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重手、重言。
所谓重手、重言，其实就是以很重的语言，给定很重的措施。
比如会议公告的最后一段明确强调：有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起自身职责，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对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要及时回应。凡是对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应事先与金融管理部门协调，保持政策预期的稳定和一致性。国务院金融委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加大协调和沟通力度，必要时进行问责。
什么意思？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各金融主管部门该作为而不作为者，要被问责，该主动作为而不主动者，要被问责；各相关部门该配合而不配合，或完全可以主动配合却找客观理由推推搡搡，或别别扭扭被动配合者，要被问责；明明可以协调一致、但最终没能协调一致者，也要被问责。
如此强调金融各方协调一致，彼此配合地面对资本市场，而且以问责的方式竖起“达摩克里斯之剑”，这难道不是历史首次？
从贯彻会议精神的角度看，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无一例外地都将“进一步加强部门间政策协调，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写进自己的文件，这难道不是史无前例的“重手”？
“十四五”规划在谈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时，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
鉴于金融是经济肌体中的血液，所以，中国金融业界必须率先贯彻上述基本原则，而且必须在具体工作中突出“系统观念”，这是金融运行环环相扣的本质要求，更是资本市场牵一发动全身的客观要求。
客观地说，过去许多年，金融各主管部门可能存在缺乏系统观念的问题。比如，认为所有关乎股市的事情都该由证监会管，不关央行等其它金融管理部门的事，而央行更多关注商业银行信贷、流动性，关注货币市场利率，而资本市场流动性是长期资本的事情，与央行无关。这种观念或许需要改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周刊》多次发文强调：全球性的股权资本、实业资本的争夺已经白热化，股票市场才该是中国金融的核心。为什么？因为国际时局在变，中国经济诉求也在变，我们只有参与到这场竞争中，并赢得股权资本、实业资本的竞争优势，中国经济才能赢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从债务资本支撑传统产业、股权资本支撑创新产业的基本金融功能出发，上述逻辑难道不是基本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认同这样的逻辑，中国的全体金融人士不该为夺得股权资本、实业资本优势而联手行动吗？
所以我们说，此次金融委会议最大意义在于，明确告诫中国金融业界：各方面必须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保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长期态势，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这需要中国金融业界细细品味。
预期管理是关键
金融各方联手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手段是什么？
很多，但关键无非有二：一方面通过大力培育金融市场的长期化、资本化、股权化，让中国金融市场能够派生出充足的长期资金，符合资本市场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强大的预期管理能力，让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建立起坚定的信念，并在股市下跌过程中，敢于出手购买更具价值的股票，而不是随波逐流地恐慌性抛售。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针对中国崛起实施打压。既然可以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为什么不能发动金融战？难道美国手中强大的金融实力，不是可以应用的武器？我们显然没有理由掉以轻心。
历史地看，对一个国家发动金融攻击，金融大鳄的资本只是导火索，而关键在于引发该国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
所以，发展中国家防范金融攻击：第一，在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中，绝不能放弃金融管理，而且要坚定不移实施有效的外汇管理，对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必须要有充分的敏感性，并有足够的手段制止无序状态；第二，国家各相关部门对投资者进行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这会使得国内和国际投资者对国家经济前景具有足够的信心，从而让金融大鳄很难找到引发“羊群效应”的理由；第三，央行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应对外资跨境流动，而所有国内金融机构和老百姓手中也要有充足的长期本币资金，使之敢于在股市无度下跌过程中大量购入。
这三项，其实都是金融恶意狙击者最害怕的事项。第一项是金融管理，而后两项则是抗击金融攻击的市场要素，其核心实际是第二项——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
正因如此，此次金融委会议着力强调了预期管理问题，给出的方法是：其一，对市场有利的政策要多出，不利于市场的收缩政策要谨慎；其二，及时回答市场关切，对热点问题及时回应；其三，各部门政策必须具有一致性，不能各行其是，矛盾百出，破坏市场预期的稳定性。
于此同时，金融委就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也给出了“相对确定”的答案。比如，关于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必须主动应对的问题，关于房地产企业化风险、促转型问题，关于中美双方监管机构就中概股保持良好沟通的问题，关于平台经济治理原则、尽快完成红绿灯设置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关于内地与香港监管机构加强沟通协作稳定香港金融市场的问题。
将不确定变为确定，这是预期管理的重要手段。比如，一只股票因为一个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发生亏损，如果亏损数额是确定的，而并不影响市场对该公司未来前景的预期，那这只股票可能会瞬间下跌，但去除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之后，股票不仅会下跌有度，而且很快会恢复良性预期决定股价的过程。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各金融部门能否做到面对投资者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这是一个极其专业、细致的社会心理调试过程，我们的政府金融部门有没有这份耐心？豆腐心、婆婆嘴式地面对投资者的各种问题。
什么是豆腐心？因为充满忧患意识而极其敏感的心；什么是婆婆嘴？摒弃教授面对学生时的态度，不去责怪各式各样的认知偏差，而是不断地重申立场、方向，细致入微、鞭辟入里地解答各种问题。
比如去年以来，央行通过降准、降息、MLF、利润上缴等方式向金融市场释放大量中长期资金。这原本是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但是，第一，央行在日常操作中经常大量回笼短期流动性，这样的动作经常引起“央行回收流动性”的误解，长此以往，势必对股市投资者信心构成不良影响；第二，央行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强调“关注货币总闸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话虽没错，但长此以往，会不会大大削弱货币政策效果，弱化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期许？
或许正因如此，此次国务院金融委会议强调货币政策要“主动应对”，这其中是否蕴含“货币政策作为过去不够积极主动”的意味？无论是否，类似问题都该引起央行的高度重视。
应当明确指出，在资本市场预期管理的问题上，央行的作用远远大过中国证监会。详见《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6月27日的评论《中国市场“预期管理”很欠技巧》；2021年12月29日评论《央行是预期管理的关键》；2022年2月23日评论《A股市场预期怎么管？》等等。
总之，依据新形势和新时代的要求，资本市场应站到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位置。因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关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甚至成败。所以，中国金融业界应该全体动员，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主动作为、有效赋能。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责编 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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