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转）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初七日：
“员外郎海望交驴肝马肺均窑缸一件，传旨：着郎世宁照样画，比缸略放高些，两头收小些，钦此；于本月二十八日，照样画得缸一件，并原缸，员外郎海望呈进讫。”[1]
从发旨降样到活计结束，该档案首尾完整，结合现存实物及画作查证，可将该档案作较完整的解读。其不但可对郎世宁在清宫中静物画的创作做一简要观察，也可对雍正仿钧釉分类的深入考订提供线索。
查郎世宁世存作品，现有《仙丹眉寿》一轴[2]，绢本设色，画心纵84cm，横51cm。构图简洁清晰：一口紫红色小缸承于木座，并绘口部包釦（或可能铜胆）。其缸内插饰水仙、南天竹及梅花，除此外别无它物。画面左侧落款字：“仙丹梅寿 雍正三年十二月 郎世宁恭画”。对照前引档案，其时间、内容，严丝合缝，可知此轴即档案中物。就所绘钧窑缸之原件是否仍存两岸故宫，暂未知详，但另可见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一例[3]，原属Mrs. Samuel T. Peters收藏，曾展于1935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4]。其缸式平唇敛口，斜腹稍阔，平足略凹，内釉蓝色，外釉窑变作紫红色。从釉质、修坯及烧造工艺上看，应属明初之官钧产品，其砂底垫烧的方式，也见于如北京故宫所藏官钧撇口盘等例[5]。
对比郎世宁所绘紫釉小缸（后文称“郎世宁例”），大都会所蓄者之体横稍宽，内腹略阔，呈上敛下坠之势，微似莲子之形；而郎世宁例两端收小，其口、底尺寸相近，较大都会例之内腹稍狭，器体亦略瘦高。整体而言，郎世宁例之造型更显匀称、秀润。比照档案可知，其二者的变化应来自于世宗“比缸略放高些，两头收小些”的要求。
比较一例雍正三孔花囊的设计过程：
“（雍正七年[1729]四月）十四日，郎中海望持出古铜花囊一件，奉㫖：着照样镟木样，将天盘口硬楞做软些，面上开三孔，做样呈览过再做，钦此；于四月二十日做得木样一件，郎中海望呈览，奉㫖：此边口再放圆些，胆开大些，交年希尧各样釉水烧造几件，比此样大些的亦烧造几件，钦此。”[6]
现知三孔花囊之原型为南北朝青铜唾壶[7]，其经更革设计后的三孔花囊线条秀润，与前述郎世宁例钧窑小缸风格相类，二者之变化皆较原型更显优雅柔美。可以看出，两例档案中的“软”、“圆”及“放高”、“收小”等要求，都未被机械、粗暴的执行，而是在对世宗趣味的把握中得以最终呈现。
造办诸匠对皇帝趣味的理解与把握，需双方的协调与磨合。除了密切的沟通，如反复批复及修改之外，还需建立完善的制度，使工匠对模糊性的文字旨意在理解上有所依托。如雍正五年[1727]一则著名的档案：
“（闰三月初三日）上谕：朕从前着做过的活计等项，尔等都该存留式样，若不存留式样，恐其日后再做便不得其原样。朕看从前造办处所造的活计，好的虽少，还是内庭恭造式样，近来虽其巧妙，大有外造之气，尔等再做时，不要失其内庭恭造之式，钦此。”[8]
该档案展示出世宗对造办处整体风格的重视与把控，及采用存留旧活样式的方法来维持风格稳定。可以看出，诸优秀案例的积累，是皇帝把控艺术风格，匠人把握皇帝意愿的重要途径；此外，通过赏罚制度，激优避劣，逐渐明确皇帝的趣味，在诸作中形成相对统一的艺术风格，这也是双方间提高沟通效率的途径之一。
尽管郎世宁的绘画以写实著称，但作为宫廷画师，和造办诸匠一样，他为皇帝服务的创作，就必然受到皇帝的影响，为皇帝的审美需要调整作品。画作内容除却对事物的客观描述外，在审美上有时会更多体现皇帝的趣味。惜今存造办处档案关于郎世宁的部分中，直接记录皇帝意见的十分罕有，也就较少的提供出对二者关系的观察机会（并非郎世宁所有的创作都会受到直接调整）。再举雍正五年例子：
“正月初六日，太监王太平传旨：西洋人郎世宁画过的者尔得小狗虽好，但尾上毛甚短，其身亦小些，着郎世宁照样画一张，钦此。”[9]
联上述诸案，皆提供出在郎世宁的部分创作中，皇帝参与的情况。此外还可推测，作于雍正元年的《聚瑞图》[10]所绘弦纹青瓷花瓶的样式，也或经过世宗设计，并非忠实原貌。该画为世宗登基后的“祥瑞”记录，具有极高的政治性，应属世宗授命之创作，其花瓶样式若经世宗设计，则属惯常情理。这将解释该瓶与今见诸南宋样式相异，而与雍正仿官釉弦纹诸瓶相同的疑问，即后者的造型设计，可能实际上即来自世宗本人对南宋原型的修改[11]。
此外，前述雍正三年档案中“驴肝马肺”一词引人注意，除该例外，另可见雍正十三年唐英《陶成纪事碑记》内“均釉”条：“仿内发旧器玫瑰紫、海棠红、茄花紫、梅子青、驴肝马肺五种，外新得深紫、米色、天蓝、窑变四种。”[12]可知“驴肝马肺”摹自内府收藏，是经世宗钦定，发样摹烧的。结合他曾特命郎世宁绘画“驴肝马肺均窑缸”的记录，世宗或对这一釉色抱有欣赏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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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外郎海望交驴肝马肺均窑缸一件，传旨：着郎世宁照样画，比缸略放高些，两头收小些，钦此；于本月二十八日，照样画得缸一件，并原缸，员外郎海望呈进讫。”[1]
从发旨降样到活计结束，该档案首尾完整，结合现存实物及画作查证，可将该档案作较完整的解读。其不但可对郎世宁在清宫中静物画的创作做一简要观察，也可对雍正仿钧釉分类的深入考订提供线索。
查郎世宁世存作品，现有《仙丹眉寿》一轴[2]，绢本设色，画心纵84cm，横51cm。构图简洁清晰：一口紫红色小缸承于木座，并绘口部包釦（或可能铜胆）。其缸内插饰水仙、南天竹及梅花，除此外别无它物。画面左侧落款字：“仙丹梅寿 雍正三年十二月 郎世宁恭画”。对照前引档案，其时间、内容，严丝合缝，可知此轴即档案中物。就所绘钧窑缸之原件是否仍存两岸故宫，暂未知详，但另可见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一例[3]，原属Mrs. Samuel T. Peters收藏，曾展于1935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4]。其缸式平唇敛口，斜腹稍阔，平足略凹，内釉蓝色，外釉窑变作紫红色。从釉质、修坯及烧造工艺上看，应属明初之官钧产品，其砂底垫烧的方式，也见于如北京故宫所藏官钧撇口盘等例[5]。
对比郎世宁所绘紫釉小缸（后文称“郎世宁例”），大都会所蓄者之体横稍宽，内腹略阔，呈上敛下坠之势，微似莲子之形；而郎世宁例两端收小，其口、底尺寸相近，较大都会例之内腹稍狭，器体亦略瘦高。整体而言，郎世宁例之造型更显匀称、秀润。比照档案可知，其二者的变化应来自于世宗“比缸略放高些，两头收小些”的要求。
比较一例雍正三孔花囊的设计过程：
“（雍正七年[1729]四月）十四日，郎中海望持出古铜花囊一件，奉㫖：着照样镟木样，将天盘口硬楞做软些，面上开三孔，做样呈览过再做，钦此；于四月二十日做得木样一件，郎中海望呈览，奉㫖：此边口再放圆些，胆开大些，交年希尧各样釉水烧造几件，比此样大些的亦烧造几件，钦此。”[6]
现知三孔花囊之原型为南北朝青铜唾壶[7]，其经更革设计后的三孔花囊线条秀润，与前述郎世宁例钧窑小缸风格相类，二者之变化皆较原型更显优雅柔美。可以看出，两例档案中的“软”、“圆”及“放高”、“收小”等要求，都未被机械、粗暴的执行，而是在对世宗趣味的把握中得以最终呈现。
造办诸匠对皇帝趣味的理解与把握，需双方的协调与磨合。除了密切的沟通，如反复批复及修改之外，还需建立完善的制度，使工匠对模糊性的文字旨意在理解上有所依托。如雍正五年[1727]一则著名的档案：
“（闰三月初三日）上谕：朕从前着做过的活计等项，尔等都该存留式样，若不存留式样，恐其日后再做便不得其原样。朕看从前造办处所造的活计，好的虽少，还是内庭恭造式样，近来虽其巧妙，大有外造之气，尔等再做时，不要失其内庭恭造之式，钦此。”[8]
该档案展示出世宗对造办处整体风格的重视与把控，及采用存留旧活样式的方法来维持风格稳定。可以看出，诸优秀案例的积累，是皇帝把控艺术风格，匠人把握皇帝意愿的重要途径；此外，通过赏罚制度，激优避劣，逐渐明确皇帝的趣味，在诸作中形成相对统一的艺术风格，这也是双方间提高沟通效率的途径之一。
尽管郎世宁的绘画以写实著称，但作为宫廷画师，和造办诸匠一样，他为皇帝服务的创作，就必然受到皇帝的影响，为皇帝的审美需要调整作品。画作内容除却对事物的客观描述外，在审美上有时会更多体现皇帝的趣味。惜今存造办处档案关于郎世宁的部分中，直接记录皇帝意见的十分罕有，也就较少的提供出对二者关系的观察机会（并非郎世宁所有的创作都会受到直接调整）。再举雍正五年例子：
“正月初六日，太监王太平传旨：西洋人郎世宁画过的者尔得小狗虽好，但尾上毛甚短，其身亦小些，着郎世宁照样画一张，钦此。”[9]
联上述诸案，皆提供出在郎世宁的部分创作中，皇帝参与的情况。此外还可推测，作于雍正元年的《聚瑞图》[10]所绘弦纹青瓷花瓶的样式，也或经过世宗设计，并非忠实原貌。该画为世宗登基后的“祥瑞”记录，具有极高的政治性，应属世宗授命之创作，其花瓶样式若经世宗设计，则属惯常情理。这将解释该瓶与今见诸南宋样式相异，而与雍正仿官釉弦纹诸瓶相同的疑问，即后者的造型设计，可能实际上即来自世宗本人对南宋原型的修改[11]。
此外，前述雍正三年档案中“驴肝马肺”一词引人注意，除该例外，另可见雍正十三年唐英《陶成纪事碑记》内“均釉”条：“仿内发旧器玫瑰紫、海棠红、茄花紫、梅子青、驴肝马肺五种，外新得深紫、米色、天蓝、窑变四种。”[12]可知“驴肝马肺”摹自内府收藏，是经世宗钦定，发样摹烧的。结合他曾特命郎世宁绘画“驴肝马肺均窑缸”的记录，世宗或对这一釉色抱有欣赏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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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确诊病例在蓉活动轨迹的温馨提示】#堂堂播报# 广大市民朋友，根据官方发布，现将近期成都新增报告4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重庆确诊病例中的1例、常州确诊病例中1例的在蓉活动轨迹告知你们。若您与病例轨迹有交集，请立即向所在社区 （村）、单位、宾馆主动报备，社区将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安排隔离排查和核酸检测。因瞒报、虚报或未按规定落实防控措施，引发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风险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责任。
①确诊病例在蓉活动轨迹
一、成都确诊 4 例活动轨迹
（一）确诊病例 1：男性，广西人，23 岁，企业产品技术支 持人员，在蓉租住地为金牛区顶峰水岸汇景小区。
活动轨迹：10 月 8 日—13 日在西安市出差，入住西安碑林 区星程酒店（西安南稍门地铁站店）。10 月 13 日乘坐 D3529 列车到银川出差，入住兴庆区东方红广场汉庭酒店。10 月 18 日 乘坐 QW9849 次航班到兰州出差，入住七里河区西客站星程酒 店。10 月 22 日乘坐 D806 列车到重庆出差，入住渝北区纳吾优 艺术酒店。10 月 23 日出现头晕、畏寒症状。10 月 27 日到重庆 市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就诊，次日取得核酸检测阴性报告。10 月 28 日与同事自驾返蓉，后回到公司工作（位于梨花街电力大楼）。 抵蓉后未向社区报备。10 月 29 日上午到金牛区德宝诊所、省人 民医院金牛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就诊时否认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 居史。10 月 30 日下午在蓉足印象足疗馆按摩，后返回住所，未 再外出。10 月 31 日未外出。11 月 1 日接金牛区卫健部门通知， 其健康码为“黄码”，需尽快接受核酸检测。当天下午到成都市 第四人民医院接受核酸采样检测。
（二）确诊病例 2、3：病例 2，男性，39 岁，企业职员， 常住锦江区娇子 1 号小区，系昨日通报的确诊病例 1 的同事。10 月 28 日下午，与确诊病例 1 同在公司会议室开会。11 月 2 日晚， 作为密切接触者纳入集中隔离，核酸检测阳性，诊断为新冠病毒 无症状感染者。11 月 3 日因胸部 CT 检查结果异常，订正为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病例 3，女性，42 岁，常住成华区华府沙河小 区，系重庆市通报的本土病例黄某、夏某，常州市通报的本土病 例 2、3 的共同密切接触者。
活动轨迹：10 月 28 日至 31 日分别与上述病例有接触。11 月 2 日，作为密切接触者纳入集中隔离。11 月 3 日因出现咳嗽、 咽痛，核酸检测阳性，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两病例近期在 蓉活动轨迹通报如下：10 月 28 日：锦江区天主堂鸡片（工农院 街店）、锦江区娇子 1 号小区、锦江区 1 号仓优鲜生活超市、郫 都区丽天花园大酒店、郫都区老自贡川菜馆（广场路店）、成华 区华府沙河小区；10 月 29 日：锦江区娇子 1 号小区、郫都区丽 天花园大酒店、郫都区乐山大碗饭（广场路店）、高新区润新花 园小区、成华区双成三路 15 号东记火锅店、成华区水岸华庭小 区楼下河畔茶楼、成华区华府沙河小区；10 月 30 日：锦江区娇 子 1 号小区、锦江区 1 号仓优鲜生活超市、高新区凯德广场（新 南店）、天府新区兴隆湖、成华区成都铂尔顿酒店、成华区奉食 包子（槐树店）、成华区千里烤肉（万年场直营店）、成华区华 府沙河小区；10 月 31 日：锦江区娇子 1 号小区、锦江区伊藤洋 华堂绿地 468 店购物中心王哥烧牛肉店、锦江区万达广场（锦华 路店）、锦江区龙舟大院小区、成华区成都铂尔顿酒店、成华区 华府沙河小区、成华区水岸华庭小区楼下河畔茶楼；11 月 1 日：锦江区电力大楼、新都区长龙社区九社长青驾校、武侯区果堰街 露天停车场、锦江区娇子 1 号小区、成华区水岸华庭小区楼下河 畔茶楼、锦江区塔子山公园、成华区华府沙河小区；11 月 2 日： 成华区华府沙河小区、成华区新华医院、成华区水岸华庭小区楼 下河畔茶楼。
（三）确诊病例 4：男性，34 岁，企业职员，常住锦江区蓝 光凯丽香江小区，系我市通报的本土确诊病例 1、2 的同事。10 月 28 日下午，与确诊病例 1、2 同在公司会议室开会。11 月 2 日，作为密切接触者纳入集中隔离，首次核酸检测结果阴性，11 月 4 日因第二次核酸检测结果阳性、胸部 CT 检查结果异常，诊 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活动轨迹：10 月 28 日：锦江区蓝光凯丽香江小区、锦江区 电力大楼；10 月 29 日：锦江区蓝光凯丽香江小区、郫都区丽天 花园大酒店；10 月 30 日：锦江区蓝光凯丽香江小区、眉山市仁 寿县勤勇小区、眉山市万达广场（天府仁寿店）、眉山市仁寿县 香佰里鲜货火锅（街心广场店）、眉山市仁寿县锦绣嘉南名城小 区；10 月 31 日：眉山市仁寿县锦绣嘉南名城小区、眉山市仁寿 县金马宾馆、锦江区蓝光凯丽香江小区；11 月 1 日：锦江区蓝 光凯丽香江小区、锦江区电力大楼、锦江区隆江猪脚饭（新光华 街店）、锦江区特来电充电站（文轩体育园区）。
二、重庆确诊1例在蓉活动轨迹
病例1：男，38岁，巴南区报告，现住巴南区鱼洞街道鲁能一期，四川省11月2日确诊病例和确诊病例1李某共同的密切接触者。11月2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市、区两级专家会诊，结合临床、影像学表现和实验室检测结果，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活动轨迹：10月28日：14:30从重庆自驾到达锦江区电力大楼开会（同车及共同开会人员均为同事，其中3人陆续被诊断为我市确诊病例1、2、4，另有1人返回重庆后被确诊）；随后自驾前往青羊区提督街充电站；16:41—18:07锦江区电力大楼；随后自驾前往郫都区丽天花园大酒店；19:30到达郫都区丽天花园大酒店入住；随后前往郫都区丽天花园大酒店西北侧老自贡川菜馆（广场路店）吃饭；21:44—22:30驾车前往双流机场接同事（2名同事后在江苏确诊）；22:30返回丽天花园大酒店后未外出。10月29日：11:00前在丽天花园大酒店吃过早餐后布置会场；11:00自驾到郫都区红光街道星星充电（蜀道新能源）站充电，充电后返回酒店会场；中午在酒店附近韩式烧烤店吃午饭；15:00—21:00在丽天花园酒店开会、吃晚餐（该公司多名同事在此开会，涉及我市确诊病例2、4，重庆及江苏3名确诊病例）；21:00自驾前往武侯区音乐房子酒吧，于22:00到达；22:00—24:00武侯区音乐房子酒吧。10月30日：0:00—1:00武侯区音乐房子酒吧；1:00—1:36请代驾驾车前往铂尔顿酒店；1:36—10:00在铂尔顿酒店未外出；10:00自驾到金牛区确诊病例1家中接同事，并于11:00左右自驾到达都江堰市邓氏三烘家常菜吃午餐；11:28—11:57自驾前往都江堰景区；11:57—14:28到达都江堰景区并游玩；14:28—15:40到南桥附近家婆兔老妈兔头用餐（同时段用餐人员后诊断为我市确诊病例5）；15:49—18:08自驾从都江堰返回铂尔顿酒店；18:08—20:30在铂尔顿酒店休息后开车前往建材路充电站充电；20:30—21:11在酒店楼下千里烤肉店吃晚餐，餐后与朋友（后诊断为我市确诊病例3）步行至建材路充电站后自驾返回酒店，未再外出。10月31日：9时许在铂尔顿酒店附近吃早饭；10:00—10:30自驾车送同事（后在江苏确诊）去四川省博物馆（本人未进去）；10:30—11:20天府广场亚朵酒店接朋友；11:30—13:00到锦里游玩；13:01—15:00自驾从锦里前往天府机场，在空港生态食府就餐；15:01—15:30自驾从空港生态食府到天府机场；15:30自驾从天府机场出发返渝。
三、重庆及常州通报的与我市关联疫情涉及病例在蓉的轨迹
活动轨迹：10月29日：武侯区音乐房子酒吧（玉林生活广场店），成华区铂尔顿酒店，双流区海棠丽景小区。10月30日：都江堰景区，双流区海棠丽景小区。10月31日：四川博物院，锦里景区，东部新区空港生态食府。#山东一确诊者用餐饭店9员工感染##成都共有8例本土确诊#
①确诊病例在蓉活动轨迹
一、成都确诊 4 例活动轨迹
（一）确诊病例 1：男性，广西人，23 岁，企业产品技术支 持人员，在蓉租住地为金牛区顶峰水岸汇景小区。
活动轨迹：10 月 8 日—13 日在西安市出差，入住西安碑林 区星程酒店（西安南稍门地铁站店）。10 月 13 日乘坐 D3529 列车到银川出差，入住兴庆区东方红广场汉庭酒店。10 月 18 日 乘坐 QW9849 次航班到兰州出差，入住七里河区西客站星程酒 店。10 月 22 日乘坐 D806 列车到重庆出差，入住渝北区纳吾优 艺术酒店。10 月 23 日出现头晕、畏寒症状。10 月 27 日到重庆 市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就诊，次日取得核酸检测阴性报告。10 月 28 日与同事自驾返蓉，后回到公司工作（位于梨花街电力大楼）。 抵蓉后未向社区报备。10 月 29 日上午到金牛区德宝诊所、省人 民医院金牛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就诊时否认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 居史。10 月 30 日下午在蓉足印象足疗馆按摩，后返回住所，未 再外出。10 月 31 日未外出。11 月 1 日接金牛区卫健部门通知， 其健康码为“黄码”，需尽快接受核酸检测。当天下午到成都市 第四人民医院接受核酸采样检测。
（二）确诊病例 2、3：病例 2，男性，39 岁，企业职员， 常住锦江区娇子 1 号小区，系昨日通报的确诊病例 1 的同事。10 月 28 日下午，与确诊病例 1 同在公司会议室开会。11 月 2 日晚， 作为密切接触者纳入集中隔离，核酸检测阳性，诊断为新冠病毒 无症状感染者。11 月 3 日因胸部 CT 检查结果异常，订正为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病例 3，女性，42 岁，常住成华区华府沙河小 区，系重庆市通报的本土病例黄某、夏某，常州市通报的本土病 例 2、3 的共同密切接触者。
活动轨迹：10 月 28 日至 31 日分别与上述病例有接触。11 月 2 日，作为密切接触者纳入集中隔离。11 月 3 日因出现咳嗽、 咽痛，核酸检测阳性，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两病例近期在 蓉活动轨迹通报如下：10 月 28 日：锦江区天主堂鸡片（工农院 街店）、锦江区娇子 1 号小区、锦江区 1 号仓优鲜生活超市、郫 都区丽天花园大酒店、郫都区老自贡川菜馆（广场路店）、成华 区华府沙河小区；10 月 29 日：锦江区娇子 1 号小区、郫都区丽 天花园大酒店、郫都区乐山大碗饭（广场路店）、高新区润新花 园小区、成华区双成三路 15 号东记火锅店、成华区水岸华庭小 区楼下河畔茶楼、成华区华府沙河小区；10 月 30 日：锦江区娇 子 1 号小区、锦江区 1 号仓优鲜生活超市、高新区凯德广场（新 南店）、天府新区兴隆湖、成华区成都铂尔顿酒店、成华区奉食 包子（槐树店）、成华区千里烤肉（万年场直营店）、成华区华 府沙河小区；10 月 31 日：锦江区娇子 1 号小区、锦江区伊藤洋 华堂绿地 468 店购物中心王哥烧牛肉店、锦江区万达广场（锦华 路店）、锦江区龙舟大院小区、成华区成都铂尔顿酒店、成华区 华府沙河小区、成华区水岸华庭小区楼下河畔茶楼；11 月 1 日：锦江区电力大楼、新都区长龙社区九社长青驾校、武侯区果堰街 露天停车场、锦江区娇子 1 号小区、成华区水岸华庭小区楼下河 畔茶楼、锦江区塔子山公园、成华区华府沙河小区；11 月 2 日： 成华区华府沙河小区、成华区新华医院、成华区水岸华庭小区楼 下河畔茶楼。
（三）确诊病例 4：男性，34 岁，企业职员，常住锦江区蓝 光凯丽香江小区，系我市通报的本土确诊病例 1、2 的同事。10 月 28 日下午，与确诊病例 1、2 同在公司会议室开会。11 月 2 日，作为密切接触者纳入集中隔离，首次核酸检测结果阴性，11 月 4 日因第二次核酸检测结果阳性、胸部 CT 检查结果异常，诊 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活动轨迹：10 月 28 日：锦江区蓝光凯丽香江小区、锦江区 电力大楼；10 月 29 日：锦江区蓝光凯丽香江小区、郫都区丽天 花园大酒店；10 月 30 日：锦江区蓝光凯丽香江小区、眉山市仁 寿县勤勇小区、眉山市万达广场（天府仁寿店）、眉山市仁寿县 香佰里鲜货火锅（街心广场店）、眉山市仁寿县锦绣嘉南名城小 区；10 月 31 日：眉山市仁寿县锦绣嘉南名城小区、眉山市仁寿 县金马宾馆、锦江区蓝光凯丽香江小区；11 月 1 日：锦江区蓝 光凯丽香江小区、锦江区电力大楼、锦江区隆江猪脚饭（新光华 街店）、锦江区特来电充电站（文轩体育园区）。
二、重庆确诊1例在蓉活动轨迹
病例1：男，38岁，巴南区报告，现住巴南区鱼洞街道鲁能一期，四川省11月2日确诊病例和确诊病例1李某共同的密切接触者。11月2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市、区两级专家会诊，结合临床、影像学表现和实验室检测结果，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活动轨迹：10月28日：14:30从重庆自驾到达锦江区电力大楼开会（同车及共同开会人员均为同事，其中3人陆续被诊断为我市确诊病例1、2、4，另有1人返回重庆后被确诊）；随后自驾前往青羊区提督街充电站；16:41—18:07锦江区电力大楼；随后自驾前往郫都区丽天花园大酒店；19:30到达郫都区丽天花园大酒店入住；随后前往郫都区丽天花园大酒店西北侧老自贡川菜馆（广场路店）吃饭；21:44—22:30驾车前往双流机场接同事（2名同事后在江苏确诊）；22:30返回丽天花园大酒店后未外出。10月29日：11:00前在丽天花园大酒店吃过早餐后布置会场；11:00自驾到郫都区红光街道星星充电（蜀道新能源）站充电，充电后返回酒店会场；中午在酒店附近韩式烧烤店吃午饭；15:00—21:00在丽天花园酒店开会、吃晚餐（该公司多名同事在此开会，涉及我市确诊病例2、4，重庆及江苏3名确诊病例）；21:00自驾前往武侯区音乐房子酒吧，于22:00到达；22:00—24:00武侯区音乐房子酒吧。10月30日：0:00—1:00武侯区音乐房子酒吧；1:00—1:36请代驾驾车前往铂尔顿酒店；1:36—10:00在铂尔顿酒店未外出；10:00自驾到金牛区确诊病例1家中接同事，并于11:00左右自驾到达都江堰市邓氏三烘家常菜吃午餐；11:28—11:57自驾前往都江堰景区；11:57—14:28到达都江堰景区并游玩；14:28—15:40到南桥附近家婆兔老妈兔头用餐（同时段用餐人员后诊断为我市确诊病例5）；15:49—18:08自驾从都江堰返回铂尔顿酒店；18:08—20:30在铂尔顿酒店休息后开车前往建材路充电站充电；20:30—21:11在酒店楼下千里烤肉店吃晚餐，餐后与朋友（后诊断为我市确诊病例3）步行至建材路充电站后自驾返回酒店，未再外出。10月31日：9时许在铂尔顿酒店附近吃早饭；10:00—10:30自驾车送同事（后在江苏确诊）去四川省博物馆（本人未进去）；10:30—11:20天府广场亚朵酒店接朋友；11:30—13:00到锦里游玩；13:01—15:00自驾从锦里前往天府机场，在空港生态食府就餐；15:01—15:30自驾从空港生态食府到天府机场；15:30自驾从天府机场出发返渝。
三、重庆及常州通报的与我市关联疫情涉及病例在蓉的轨迹
活动轨迹：10月29日：武侯区音乐房子酒吧（玉林生活广场店），成华区铂尔顿酒店，双流区海棠丽景小区。10月30日：都江堰景区，双流区海棠丽景小区。10月31日：四川博物院，锦里景区，东部新区空港生态食府。#山东一确诊者用餐饭店9员工感染##成都共有8例本土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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