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艺舟双楫 · 卑唐第十二》
殷、周以前，文字新创，虽有工拙，莫可考稽。南、北朝诸家，则春秋群贤、战国诸子，当殷、周之末运，极学术之异变，九流并出，万马齐鸣，人才之奇，后世无有。自汉以后，皆度内之人，言理不深，言才不肆，进比战国，倜乎已远，不足复为辜较。书有南、北朝，隶、楷、行、草，体变各极，奇伟婉丽，意态斯备。至矣，观斯止矣！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米元章讥鲁公书“丑怪恶札”，未免太过；然出牙布爪，无复古人渊永浑厚之意。譬宣帝用魏相、赵广汉辈，虽综核名实，而求文帝张释之、东阳侯长者之风，则已渺绝；即求武帝杂用仲舒、相如、卫、霍、严、朱之徒，才能并展，亦不可得也。不然，以信本之天才，河南之人巧，而窦臮(泉)必贬欧以“不顾偏丑，䫜顤（翘）缩爽，了枭（臬）黝纠”，讥褚“画虎效颦，浇漓后学”，岂无故哉！唐人解讲结构，自贤于宋、明；然以古为师，以魏、晋绳之，则卑薄已甚。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古文家谓画今之界不严，学古之辞不类。学者若欲学书，亦请严画界限，无从唐人入也。
韩昌黎论作古文，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谢茂秦、李于鳞论诗，谓“自天宝、大历以下可不学”——皆断代为限，好古过甚，论者诮之。然学以法古为贵，故古文断至两汉，书法限至六朝。若唐后之书，譬之骈文至四杰而下，散文至曾、苏而后，吾不欲观之矣。操此而谈，虽终身不见一唐碑可也。
唐碑中最有六朝法度者，莫如包文该《兖公颂》，体意质厚，然唐人不甚称之。又范的《阿育王碑》，亦有南朝茂密之意，亦不见称。其见称诸家，皆最能变古者。当时以此得名，犹之辅嗣之《易》，武功之思，其得名处，即其下处。彼自成名则可，后人安可为所欺邪！
唐碑古意未漓者尚不少。《等慈寺》、《诸葛丞相新庙碑》，博大浑厚，有《晖福》之遗；《许洛仁碑》，极似《贺若谊》；贾膺福《大云寺》，亦有六朝遗意；《灵琛禅师灰身塔文》，笔画丰厚古朴，结体亦大小有趣；《郝贵造像》峻朴，是魏法；《马君起浮图》，分行结字，（麻衣如雪①）无尽；《韦利涉造像》，遒媚俊逸；《顺陵残碑》，浑古有法，若《华山精享碑题名》；王绍宗《王徵君临终口授铭》、《独孤仁政碑》、《张宗碑》、《敬善寺碑》、《于孝显碑》、《法藏禅师铭塔》，皆步趋隋碑，为《宁贙》、《舍利塔》、《苏慈碑》之嗣法者。至小碑中，若《王仲堪墓志》，体裁峻绝；《王留墓志》，精秀无匹；《李夫人》、《贾嫔墓志》，劲折在《刘玉》、《兖公颂》之间；《常流残石》，朴茂在《吕望》、《敬显㑺》之间；《韦夫人志》，超浑在《王偃》、《李仲璇》之间；《一切如来心真言》，神似《刁遵》；《太常寺丞张锐志》，圆劲在《刁遵》、《曹子建》之间；《张氏墓志》，骨血峻秀；《张君浮图志》，体峻而美：《焦璀墓志》，茂密有魏风。此类甚多，皆工绝，不失六朝矩矱，然皆不见称于时，亦可见唐时风气。如今论治然，有守旧、开新（花）二党，然时尚开新，其党繁盛，守旧党卒为所灭。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夫理无大小，因微知著，一线之点有限，而线之所引，亿、兆、京、陔而无穷，岂不然哉！故有宋之世，苏、米大变唐风，专主意态，此开新党也；端明笃守唐法，此守旧党也。而苏、米盛而蔡亡，此亦开新胜守旧之证也。近世邓石如、包慎伯、赵㧑叔变六朝体，亦开新党也。阮文达决其必盛，有见夫！
论书不取唐碑，非独以其浅薄也。平心而论，欧、虞入唐，年已垂莫，此实六朝人也。褚、薛笔法，清虚高简，若《伊阙石龛铭》、《石淙序》、《大周封禅坛碑》，亦何所恶？良以世所盛行欧、虞、颜、柳诸家碑，磨翻以坏，名虽尊唐，实则尊翻变之枣木耳。若欲得旧拓，动需露台数倍之金，此是藏家之珍玩，岂学子人人可得而临摹哉！况求宋拓，已若汉高之剑、孔子之履，希世罕有，况宋以上乎！然即得信本墨迹，不如古人。况六朝拓本，皆完好无恙，出土日新，略如初拓。从此入手，便与欧、虞争道，岂与终身寄唐人篱下，局促无所成哉！识者审时通变，自不以吾说为妄陈高论，好翻前人也。
自宋、明以来，皆尚唐碑。宋、元、明多师两晋。然千年以来，法唐碑者无人名家。南、北碑兴，邓顽伯、包慎伯、张廉卿即以书雄视千古。故学者适逢世变，推陈出新，业尤易成。举此为证，尤易悟也。
唐人名手，诚未能出欧、虞外者，今“昭陵二十四种”可见也。吾最爱殷令名书《裴镜民碑》，血肉丰泽；《马周》、《褚亮》二碑次之矣。余若王知敬之《李卫公碑》、郭俨之《陆让碑》、赵模之《兰陵公主碑》、高士廉《茔兆记》、《崔敦礼碑》，体皆相近，皆清朗爽劲，与欧、虞近者也。若权怀素《平百济碑》，间架严整，一变六朝之体，已开颜、柳之先。崔筠《刘遵礼》之方劲，亦开柳派者。此唐碑之沿革，学唐碑者当知之。中间韦纵《灵庆池》、《高元裕碑》，有龙跳虎卧之气，张颠《郎官石柱题名》，有廉直劲正之体，皆唐碑之可学者。必若学唐碑，从事于诸家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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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以前，文字新创，虽有工拙，莫可考稽。南、北朝诸家，则春秋群贤、战国诸子，当殷、周之末运，极学术之异变，九流并出，万马齐鸣，人才之奇，后世无有。自汉以后，皆度内之人，言理不深，言才不肆，进比战国，倜乎已远，不足复为辜较。书有南、北朝，隶、楷、行、草，体变各极，奇伟婉丽，意态斯备。至矣，观斯止矣！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米元章讥鲁公书“丑怪恶札”，未免太过；然出牙布爪，无复古人渊永浑厚之意。譬宣帝用魏相、赵广汉辈，虽综核名实，而求文帝张释之、东阳侯长者之风，则已渺绝；即求武帝杂用仲舒、相如、卫、霍、严、朱之徒，才能并展，亦不可得也。不然，以信本之天才，河南之人巧，而窦臮(泉)必贬欧以“不顾偏丑，䫜顤（翘）缩爽，了枭（臬）黝纠”，讥褚“画虎效颦，浇漓后学”，岂无故哉！唐人解讲结构，自贤于宋、明；然以古为师，以魏、晋绳之，则卑薄已甚。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古文家谓画今之界不严，学古之辞不类。学者若欲学书，亦请严画界限，无从唐人入也。
韩昌黎论作古文，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谢茂秦、李于鳞论诗，谓“自天宝、大历以下可不学”——皆断代为限，好古过甚，论者诮之。然学以法古为贵，故古文断至两汉，书法限至六朝。若唐后之书，譬之骈文至四杰而下，散文至曾、苏而后，吾不欲观之矣。操此而谈，虽终身不见一唐碑可也。
唐碑中最有六朝法度者，莫如包文该《兖公颂》，体意质厚，然唐人不甚称之。又范的《阿育王碑》，亦有南朝茂密之意，亦不见称。其见称诸家，皆最能变古者。当时以此得名，犹之辅嗣之《易》，武功之思，其得名处，即其下处。彼自成名则可，后人安可为所欺邪！
唐碑古意未漓者尚不少。《等慈寺》、《诸葛丞相新庙碑》，博大浑厚，有《晖福》之遗；《许洛仁碑》，极似《贺若谊》；贾膺福《大云寺》，亦有六朝遗意；《灵琛禅师灰身塔文》，笔画丰厚古朴，结体亦大小有趣；《郝贵造像》峻朴，是魏法；《马君起浮图》，分行结字，（麻衣如雪①）无尽；《韦利涉造像》，遒媚俊逸；《顺陵残碑》，浑古有法，若《华山精享碑题名》；王绍宗《王徵君临终口授铭》、《独孤仁政碑》、《张宗碑》、《敬善寺碑》、《于孝显碑》、《法藏禅师铭塔》，皆步趋隋碑，为《宁贙》、《舍利塔》、《苏慈碑》之嗣法者。至小碑中，若《王仲堪墓志》，体裁峻绝；《王留墓志》，精秀无匹；《李夫人》、《贾嫔墓志》，劲折在《刘玉》、《兖公颂》之间；《常流残石》，朴茂在《吕望》、《敬显㑺》之间；《韦夫人志》，超浑在《王偃》、《李仲璇》之间；《一切如来心真言》，神似《刁遵》；《太常寺丞张锐志》，圆劲在《刁遵》、《曹子建》之间；《张氏墓志》，骨血峻秀；《张君浮图志》，体峻而美：《焦璀墓志》，茂密有魏风。此类甚多，皆工绝，不失六朝矩矱，然皆不见称于时，亦可见唐时风气。如今论治然，有守旧、开新（花）二党，然时尚开新，其党繁盛，守旧党卒为所灭。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夫理无大小，因微知著，一线之点有限，而线之所引，亿、兆、京、陔而无穷，岂不然哉！故有宋之世，苏、米大变唐风，专主意态，此开新党也；端明笃守唐法，此守旧党也。而苏、米盛而蔡亡，此亦开新胜守旧之证也。近世邓石如、包慎伯、赵㧑叔变六朝体，亦开新党也。阮文达决其必盛，有见夫！
论书不取唐碑，非独以其浅薄也。平心而论，欧、虞入唐，年已垂莫，此实六朝人也。褚、薛笔法，清虚高简，若《伊阙石龛铭》、《石淙序》、《大周封禅坛碑》，亦何所恶？良以世所盛行欧、虞、颜、柳诸家碑，磨翻以坏，名虽尊唐，实则尊翻变之枣木耳。若欲得旧拓，动需露台数倍之金，此是藏家之珍玩，岂学子人人可得而临摹哉！况求宋拓，已若汉高之剑、孔子之履，希世罕有，况宋以上乎！然即得信本墨迹，不如古人。况六朝拓本，皆完好无恙，出土日新，略如初拓。从此入手，便与欧、虞争道，岂与终身寄唐人篱下，局促无所成哉！识者审时通变，自不以吾说为妄陈高论，好翻前人也。
自宋、明以来，皆尚唐碑。宋、元、明多师两晋。然千年以来，法唐碑者无人名家。南、北碑兴，邓顽伯、包慎伯、张廉卿即以书雄视千古。故学者适逢世变，推陈出新，业尤易成。举此为证，尤易悟也。
唐人名手，诚未能出欧、虞外者，今“昭陵二十四种”可见也。吾最爱殷令名书《裴镜民碑》，血肉丰泽；《马周》、《褚亮》二碑次之矣。余若王知敬之《李卫公碑》、郭俨之《陆让碑》、赵模之《兰陵公主碑》、高士廉《茔兆记》、《崔敦礼碑》，体皆相近，皆清朗爽劲，与欧、虞近者也。若权怀素《平百济碑》，间架严整，一变六朝之体，已开颜、柳之先。崔筠《刘遵礼》之方劲，亦开柳派者。此唐碑之沿革，学唐碑者当知之。中间韦纵《灵庆池》、《高元裕碑》，有龙跳虎卧之气，张颠《郎官石柱题名》，有廉直劲正之体，皆唐碑之可学者。必若学唐碑，从事于诸家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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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马王堆帛书《五行》# 第十六章 不直不肆，不肆不果，不果不简，不简不行，不行不义。14
这一章落脚点在义。
仁之行为义。所以直就是行，直接来自仁。仁也就是中。也叫性。率性而为就是肆。孔子讲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直肆。其中随心所欲是肆，不逾矩是直。这个直的用法后来被继承了，肆在儒学中无有这个说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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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肆必须先直。不直的话就不能率性而为，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所以也就不会有好的结果。无有好结果就不是简易了。因为简易之道一定有好结果。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所以不简易就无法践行仁。不能践行仁也就达不到义了，不叫义了。
虽然帛书本这里是不直不绁，竹简版是缺失的。但校正的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就直接采纳使用了。
这一章落脚点在义。
仁之行为义。所以直就是行，直接来自仁。仁也就是中。也叫性。率性而为就是肆。孔子讲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直肆。其中随心所欲是肆，不逾矩是直。这个直的用法后来被继承了，肆在儒学中无有这个说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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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肆必须先直。不直的话就不能率性而为，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所以也就不会有好的结果。无有好结果就不是简易了。因为简易之道一定有好结果。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所以不简易就无法践行仁。不能践行仁也就达不到义了，不叫义了。
虽然帛书本这里是不直不绁，竹简版是缺失的。但校正的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就直接采纳使用了。
#中国道教那些事儿[超话]#
黄金为书，白玉为简，道经缘起的神话传说
壹
道教经典是怎样问世的？这个问题在道门之中有各种有趣的说法。其中一种是推源于“气”。宋代张君房编《云笈七籤》卷七《道教所起》一节概括了道门关于经诰出处的代表性观点：
“寻道家经诰，起自三元，从本降迹，成于五德，以三就五，乃成八会，其八会之字，妙气所成，八角垂芒，凝空云篆，太真按笔，玉妃拂筵，黄金为书，白玉为简，秘于诸天之上，藏于七宝玄台。有道即见，无道即隐。盖是自然天书，非关仓颉所作。今传《灵宝经》者，是天真皇人于峨眉山授予轩辕黄帝。又天真皇人授帝喾于牧德之台，夏禹感降于钟山，阖闾窃窥于句曲，其后有葛孝先之类、郑思远之徒，师资相承，蝉联不绝。”
这段话陈述了两层意思：
第一，说明“道家经诰”的发端。这里所谓“道家”实际上就是道教；而“经诰”就是神明降授的经典。在编者看来，“经诰”乃出自“三元”。在道教中，“三元”是一种十分遥远的时空表达方式。《云笈七籤》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说:“其三元者，第一混洞太无元，第二赤混太无元，第三冥寂玄通元。从混洞太无元化生天宝君；从赤混太无元化生灵宝君，从冥寂玄通元化生神宝君。大洞之迹，别出为化，主治在三清境。”
照这种描述，“三元”乃是时空混融的存在状态，“经诰”的发生应该追溯到“三元”的状态。编者告诉我们，发端于“三元”的“八会”经诰，是自然奥秘之气凝结而成的，它们凝聚了木、火、土、金、水五德的品质，从八面散发出光芒来。
这种经诰的书写也很不寻常，其书写材料有黄金和白银，“太真”在写的时候有玉妃在一旁“拂筵”，写好了并没有马上发布，而是秘密地收藏于诸天“七宝玄台”之内，所以平常人是看不的。
贰
第二，编者为了显示道教经诰“有道即见”的情况，以《灵宝经》为例加以说明。这部经典是由于“天真皇人”的传授才流传于人间的。天真皇人不只传授一次，而是分别传授给轩辕黄帝与帝喾，而夏禹因为至诚的缘故也感动了天真皇人降授经诰。《云笈七籤》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注明出处，实际上是综合了道门的观点，因此可以说代表了道教关于经诰发端的基本看法。
初读《云笈七籤》关于“经诰”起源的看法，我们不免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而那些充满想象力的字眼无疑给现代的人们带来了诸多神秘感；不过，如果我们从宗教符号学的角度来加以品味，又会有另外一番感受。因为符号本身并不代表它自己，而是以特有的意象“运载”精神理念。
透过那些神奇语词符号，我们可以发现先民们对现象宇宙的探索精神。道门把经诰看做“自然天书”，这在深层次上否定了“人为”造作经典的取向，体现了从对象界寻求真谛的思想。
叁
在道教中，除了从气化流行的立场追溯经籍的来历之外，还往往把经籍隶属于天神名下。关于这一点，在《云笈七籤》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说:
“天宝君治在玉清境，即清微天也，其气始青；灵宝君治在上清境，即禹余天也，其气元黄；神宝君，治在太清境，即大赤天也，其气玄白。故《九天生神章经》云：此三号虽殊，本同一也。此三君各为教主，即是三洞之尊神也。其三洞者，谓洞真、洞玄、洞神是也。天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真教主；灵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玄主；神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神教主。故三洞合成三十六部尊经。”
《云笈七籤》编者首先概述了道教关于天上三清胜境的分治情形，紧接着引用了《九天生神章经》的观点。按照《九天生章经》的看法，居处于三天胜境之中的“三宝君”各自都是教主。所谓“三宝君”就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此三大尊神为了教化天下，各自说了“十二部经”。这里所谓“十二部”不是十二本，而是十二个门类。
编者将道教的经书都隶属于三天尊神的名下，体现了道门崇尚天神的基本宗教态度，这当然是一种信仰的说法，具有明显的神话色彩；不过，这种说法并非是偶然出现的。只要我们深入到具体的经典行文之中，就会看出，大多早期的道教经典往往以“元始天尊曰”或者“灵宝天尊曰”、“道德天尊曰”之类的语气来展开。即使那些没有使用这种格式的经籍在道门中人看来也是由于神启而形成的。
肆
对于道教经籍来历的神话性说法，我们没有必要去稽考其历史的真实与否，因为神话本身就允许想象力的发挥；但哲学与文献学的角度来审度“三天尊神”说经一事，却也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内容。
首先，《云笈七籤》在概述“三天尊神”说经时追溯了天上胜境的气化流行状态，这体现了气本论的特色。其次，“三天尊神”说十二部经的神话蕴涵着道门独特的图书分类法，这就是“三洞”模式。与儒家所奠定的经史子集分类法很不相同，道教的“三洞”分类模式不是从图书体裁结构来考虑问题，而是基于古老的道家哲学理念。
根据《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化生链条而有“三洞”之体制，至于叙说“三洞”经书的三天尊神又应于于“玄”、“元”、“始”三气，这就使“三洞”经书的发端具有了特殊的物质基础。
转自龙虎山道教
黄金为书，白玉为简，道经缘起的神话传说
壹
道教经典是怎样问世的？这个问题在道门之中有各种有趣的说法。其中一种是推源于“气”。宋代张君房编《云笈七籤》卷七《道教所起》一节概括了道门关于经诰出处的代表性观点：
“寻道家经诰，起自三元，从本降迹，成于五德，以三就五，乃成八会，其八会之字，妙气所成，八角垂芒，凝空云篆，太真按笔，玉妃拂筵，黄金为书，白玉为简，秘于诸天之上，藏于七宝玄台。有道即见，无道即隐。盖是自然天书，非关仓颉所作。今传《灵宝经》者，是天真皇人于峨眉山授予轩辕黄帝。又天真皇人授帝喾于牧德之台，夏禹感降于钟山，阖闾窃窥于句曲，其后有葛孝先之类、郑思远之徒，师资相承，蝉联不绝。”
这段话陈述了两层意思：
第一，说明“道家经诰”的发端。这里所谓“道家”实际上就是道教；而“经诰”就是神明降授的经典。在编者看来，“经诰”乃出自“三元”。在道教中，“三元”是一种十分遥远的时空表达方式。《云笈七籤》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说:“其三元者，第一混洞太无元，第二赤混太无元，第三冥寂玄通元。从混洞太无元化生天宝君；从赤混太无元化生灵宝君，从冥寂玄通元化生神宝君。大洞之迹，别出为化，主治在三清境。”
照这种描述，“三元”乃是时空混融的存在状态，“经诰”的发生应该追溯到“三元”的状态。编者告诉我们，发端于“三元”的“八会”经诰，是自然奥秘之气凝结而成的，它们凝聚了木、火、土、金、水五德的品质，从八面散发出光芒来。
这种经诰的书写也很不寻常，其书写材料有黄金和白银，“太真”在写的时候有玉妃在一旁“拂筵”，写好了并没有马上发布，而是秘密地收藏于诸天“七宝玄台”之内，所以平常人是看不的。
贰
第二，编者为了显示道教经诰“有道即见”的情况，以《灵宝经》为例加以说明。这部经典是由于“天真皇人”的传授才流传于人间的。天真皇人不只传授一次，而是分别传授给轩辕黄帝与帝喾，而夏禹因为至诚的缘故也感动了天真皇人降授经诰。《云笈七籤》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注明出处，实际上是综合了道门的观点，因此可以说代表了道教关于经诰发端的基本看法。
初读《云笈七籤》关于“经诰”起源的看法，我们不免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而那些充满想象力的字眼无疑给现代的人们带来了诸多神秘感；不过，如果我们从宗教符号学的角度来加以品味，又会有另外一番感受。因为符号本身并不代表它自己，而是以特有的意象“运载”精神理念。
透过那些神奇语词符号，我们可以发现先民们对现象宇宙的探索精神。道门把经诰看做“自然天书”，这在深层次上否定了“人为”造作经典的取向，体现了从对象界寻求真谛的思想。
叁
在道教中，除了从气化流行的立场追溯经籍的来历之外，还往往把经籍隶属于天神名下。关于这一点，在《云笈七籤》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说:
“天宝君治在玉清境，即清微天也，其气始青；灵宝君治在上清境，即禹余天也，其气元黄；神宝君，治在太清境，即大赤天也，其气玄白。故《九天生神章经》云：此三号虽殊，本同一也。此三君各为教主，即是三洞之尊神也。其三洞者，谓洞真、洞玄、洞神是也。天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真教主；灵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玄主；神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神教主。故三洞合成三十六部尊经。”
《云笈七籤》编者首先概述了道教关于天上三清胜境的分治情形，紧接着引用了《九天生神章经》的观点。按照《九天生章经》的看法，居处于三天胜境之中的“三宝君”各自都是教主。所谓“三宝君”就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此三大尊神为了教化天下，各自说了“十二部经”。这里所谓“十二部”不是十二本，而是十二个门类。
编者将道教的经书都隶属于三天尊神的名下，体现了道门崇尚天神的基本宗教态度，这当然是一种信仰的说法，具有明显的神话色彩；不过，这种说法并非是偶然出现的。只要我们深入到具体的经典行文之中，就会看出，大多早期的道教经典往往以“元始天尊曰”或者“灵宝天尊曰”、“道德天尊曰”之类的语气来展开。即使那些没有使用这种格式的经籍在道门中人看来也是由于神启而形成的。
肆
对于道教经籍来历的神话性说法，我们没有必要去稽考其历史的真实与否，因为神话本身就允许想象力的发挥；但哲学与文献学的角度来审度“三天尊神”说经一事，却也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内容。
首先，《云笈七籤》在概述“三天尊神”说经时追溯了天上胜境的气化流行状态，这体现了气本论的特色。其次，“三天尊神”说十二部经的神话蕴涵着道门独特的图书分类法，这就是“三洞”模式。与儒家所奠定的经史子集分类法很不相同，道教的“三洞”分类模式不是从图书体裁结构来考虑问题，而是基于古老的道家哲学理念。
根据《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化生链条而有“三洞”之体制，至于叙说“三洞”经书的三天尊神又应于于“玄”、“元”、“始”三气，这就使“三洞”经书的发端具有了特殊的物质基础。
转自龙虎山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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