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防疫制度是怎样的，为何明清时期的防疫效果，反而不如两宋？】2022年春天，随着奥密克戎病株的流行，我国许多地区为了防范其传播，纷纷采取了封城的做法。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相信在国家的统筹调度下，我们每个城市，都会度过疫情难关。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相信在国家的统筹调度下，我们每个城市，都会度过疫情难关。
最近这些天，我一直在看这篇文章，记录如下：2022.4.8微信公众号“喻以流年”发布读《资治通鉴.隋纪》关于隋炀帝杨广的贴子《心有多高，业有多大？》
如果按照史书的描写，那么隋炀帝杨广身上大概集中了所有帝王可能犯的错，而且还是错到极致、毫无平反可能的那种。为什么一个人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错，还错得那么离谱？
我们先从隋炀帝的年号说起。年号之重要，在帝制时代，是政治的风向标——尤其是明以前，还没有“一个皇帝一个年号”的传统，所以年号的具体内容，就是朝廷目前的关注所在，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政治风向标。而隋炀帝的年号，是大业。当你在公元605年，大业元年，看到这两个字时，你会怎么想这位隋炀帝？隋炀帝是个搞大事的人！
只要再稍微了解一点杨广的出身，就会知道他的心气有多么地高了：杨广生下来就自带爵位，被封为北周的“雁门郡公”；十三岁的时候，杨坚篡位称帝，杨广被封为晋王；开皇八年，平陈之役发动，由晋王杨广节度其事——此时的杨广，只有二十岁，因此只是挂了个名，真正做决策的，是元帅长史高熲。平陈之役，前后大概只持续了半年，而且杨广基本上坐镇后方，没有上过前线，所以在别人看来，杨广在这场大战中的作用就只是荣誉性。但杨广自己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就是实际参与其中的。
这种经历，对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其实弥足珍贵：他可以了解到复杂的决策过程是怎样权衡与取舍的；也可以体会到做一个重大决策时要面临怎样的重大压力；更可以感受到错误决策所引发的巨大代价。
在平陈以后，杨广作为隋朝在江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扬州总管），做得是很不错的：他礼贤下士，勤政亲民，雅好文学。而在扬州总管之外，身为晋王的杨广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并州总管——这是隋朝防备突厥的最高地方长官。在这个位置上，杨广干的也不错，后来突厥从西北入寇，杨坚第一个想起来的人，又是杨广，他以杨广为行军元帅，出塞追逐突厥。
也就是说，在成为太子之前，杨广并不是一个生长于富贵之家的清闲公子，而是一个东奔西走，为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宗室。他从十三岁开始被分封于外，每年几乎只回一次大兴。史书上说，杨坚和独孤后特别钟爱杨广，并认为这是杨广善会钻营所致。但我们站在杨坚夫妻的角度看过去：为了国家，这个儿子十三岁就被派了出去，可谓是转战南北，历任东西。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虽然思念父母，但从来都以国事为重，不敢轻易擅离职守。儿子如此懂事，难道不应该获得父母的慈爱吗？
不同于后来的评价，杨广早年的名声，确实是被天下交口称赞的。你几乎看不出任何缺点：他礼贤下士，他兢兢业业，他戎马倥偬，他俭以养德......几乎人世间一切美好的形容词，都可以堆砌到他身上。
但这么一个完人，他竟然不是太子！因此，杨坚改立杨广，虽然事后看来确实是昏招，但在当时，并没有人能预料这个结果。而且，杨广在做了太子以后，还一改以往的勇于任事，变得唯唯诺诺，几乎不对朝政发表看法——尤其是和父亲不一样的看法。这就更让杨坚对这个儿子，越看越满意：不仅仅是明事理，而且还知进退！
杨广在当了皇帝以后，俯视着他爸留给他的这个帝国时，他在想什么呢？
杨坚创造的那套体制还在源源不断的“生产”粮食——洛口仓和兴洛仓，也就是够四百万人吃一年的那两个大粮仓，就是在大业初年兴建的。那有钱了以后，干嘛呢？
一代和二代的想法总是有区别的——不管是身边的，还是新闻里的和史书中的：那些创一代们，几乎都起自微寒，因此他们在潜意识里有深深的风险意识。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他们的防备总是宁滥勿缺。而二代们则不同，对于他们来说，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去得快来得更快，大不了再赚呗。二代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意识过，攒这么厚的家底，是需要多大的机缘！就比如杨广，在得知帝国的积蓄之后，他想的肯定不会是这旷古绝今的积蓄来之不易，我要如何才能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我要创造更大的辉煌——这是自我实现需要；我要比老杨、乃至于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们都更加伟大！——这是超越需要！
那具体怎么干呢？
攒粮食？这自然是看不上的；治国？我还是晋王的时候就精于此道了；至于儒生说的什么勤俭节欲、礼贤下士，我也在十几岁时候就干得贼溜了；那聊军事？有隋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也是三百年一遇的大战役，我杨广乃元帅。
也就是说，这枚35岁的奇男子，在当上皇帝的那一瞬间，人生就已经走到了巅峰。这个世界上，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激他分泌多巴胺了。他的前半生，基本上志得意满，无往不利，似乎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只要是他想做的事，就没有做不成的。他总是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从一个小的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那些别人想都不敢想，或者想了不敢做的事，到他这里，轻轻松松都办成了——这里的“别人”，是指别的皇帝，不是升斗小民。
那就把目光投向那些更为遥远的事吧！大业元年三月，也就是杨广即位后的第二年，东都（洛阳）开始营建，“每月役丁两百万人”，耗时十月而成。
你以为他只是喜欢造城吗？你错了，他还喜欢同时开工：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又营显仁宫，发两百万丁开通济渠，造龙舟数万艘。
八月，幸江都。也就是说，晚至大业二年年初的时候，新建的洛阳城就已经初具规模了；而开通济渠、造龙舟等巡行江都的工程以及前期准备工作，也只花了五个月即完工。
真是时不我待啊！
大业二年三月，在扬州待了大半年的杨广，沿通济渠回到洛阳；在这座新城中待了近一年后，于大业三年三月回到大兴。
待了不到一个月，杨广又开始北巡。在行经太行山时，“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
在到达边境后，突厥启民可汗来朝。草原霸主朝见中原皇帝，这已经是自呼韩邪觐见汉元帝以来，六百年所未见的盛景了。
而在巡察了一番后，杨广又决定修长城，“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
整个大业前三年，杨广一点都没闲着。
翻过年头，大业四年，正月里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注意，这里已经开始征发妇女了，因为男丁实在不够用了。这是杨广当皇帝的第五个年头。
到三月份，杨广又坐不住了，再次北巡；四月，下诏“营汾阳宫”；七月，又要修长城了，“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年底，转了一圈的杨广终于回到洛阳。
下一年，大业五年，杨广又出了一次门：这次是向西，顺便把吐谷浑揍了一顿。九月份的时候回长安，前后在外大约半年时间。
转眼，已经是大业六年的春天，杨广再下扬州。这一次，他一直待到大业七年的二月。此时，大运河已经联通，杨广乘龙舟北上，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一路到达涿郡。杨广这次到涿郡，并不是去玩的，而是要开战了：他花了六年的时间把水路沟通，为的就是今日这一仗。此战一旦获胜，自汉末以来分裂了四百年的辽东一带，就将重回中华故土，大隋将再现秦汉旧观！为了这一仗，杨广准备充分：当年司马懿千里奔袭辽东，因为补给能力所限，仅仅带了四万人马。而如今运河联通，杨广将有足够的能力把更多的人和物运往前线。与几百年前相比，这种差距是数量级的：杨广征发了一百一十三万人。民夫倍之，大军所致，必将摧枯拉朽！大隋必胜！
（下篇继续）
如果按照史书的描写，那么隋炀帝杨广身上大概集中了所有帝王可能犯的错，而且还是错到极致、毫无平反可能的那种。为什么一个人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错，还错得那么离谱？
我们先从隋炀帝的年号说起。年号之重要，在帝制时代，是政治的风向标——尤其是明以前，还没有“一个皇帝一个年号”的传统，所以年号的具体内容，就是朝廷目前的关注所在，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政治风向标。而隋炀帝的年号，是大业。当你在公元605年，大业元年，看到这两个字时，你会怎么想这位隋炀帝？隋炀帝是个搞大事的人！
只要再稍微了解一点杨广的出身，就会知道他的心气有多么地高了：杨广生下来就自带爵位，被封为北周的“雁门郡公”；十三岁的时候，杨坚篡位称帝，杨广被封为晋王；开皇八年，平陈之役发动，由晋王杨广节度其事——此时的杨广，只有二十岁，因此只是挂了个名，真正做决策的，是元帅长史高熲。平陈之役，前后大概只持续了半年，而且杨广基本上坐镇后方，没有上过前线，所以在别人看来，杨广在这场大战中的作用就只是荣誉性。但杨广自己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就是实际参与其中的。
这种经历，对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其实弥足珍贵：他可以了解到复杂的决策过程是怎样权衡与取舍的；也可以体会到做一个重大决策时要面临怎样的重大压力；更可以感受到错误决策所引发的巨大代价。
在平陈以后，杨广作为隋朝在江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扬州总管），做得是很不错的：他礼贤下士，勤政亲民，雅好文学。而在扬州总管之外，身为晋王的杨广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并州总管——这是隋朝防备突厥的最高地方长官。在这个位置上，杨广干的也不错，后来突厥从西北入寇，杨坚第一个想起来的人，又是杨广，他以杨广为行军元帅，出塞追逐突厥。
也就是说，在成为太子之前，杨广并不是一个生长于富贵之家的清闲公子，而是一个东奔西走，为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宗室。他从十三岁开始被分封于外，每年几乎只回一次大兴。史书上说，杨坚和独孤后特别钟爱杨广，并认为这是杨广善会钻营所致。但我们站在杨坚夫妻的角度看过去：为了国家，这个儿子十三岁就被派了出去，可谓是转战南北，历任东西。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虽然思念父母，但从来都以国事为重，不敢轻易擅离职守。儿子如此懂事，难道不应该获得父母的慈爱吗？
不同于后来的评价，杨广早年的名声，确实是被天下交口称赞的。你几乎看不出任何缺点：他礼贤下士，他兢兢业业，他戎马倥偬，他俭以养德......几乎人世间一切美好的形容词，都可以堆砌到他身上。
但这么一个完人，他竟然不是太子！因此，杨坚改立杨广，虽然事后看来确实是昏招，但在当时，并没有人能预料这个结果。而且，杨广在做了太子以后，还一改以往的勇于任事，变得唯唯诺诺，几乎不对朝政发表看法——尤其是和父亲不一样的看法。这就更让杨坚对这个儿子，越看越满意：不仅仅是明事理，而且还知进退！
杨广在当了皇帝以后，俯视着他爸留给他的这个帝国时，他在想什么呢？
杨坚创造的那套体制还在源源不断的“生产”粮食——洛口仓和兴洛仓，也就是够四百万人吃一年的那两个大粮仓，就是在大业初年兴建的。那有钱了以后，干嘛呢？
一代和二代的想法总是有区别的——不管是身边的，还是新闻里的和史书中的：那些创一代们，几乎都起自微寒，因此他们在潜意识里有深深的风险意识。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他们的防备总是宁滥勿缺。而二代们则不同，对于他们来说，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去得快来得更快，大不了再赚呗。二代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意识过，攒这么厚的家底，是需要多大的机缘！就比如杨广，在得知帝国的积蓄之后，他想的肯定不会是这旷古绝今的积蓄来之不易，我要如何才能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我要创造更大的辉煌——这是自我实现需要；我要比老杨、乃至于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们都更加伟大！——这是超越需要！
那具体怎么干呢？
攒粮食？这自然是看不上的；治国？我还是晋王的时候就精于此道了；至于儒生说的什么勤俭节欲、礼贤下士，我也在十几岁时候就干得贼溜了；那聊军事？有隋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也是三百年一遇的大战役，我杨广乃元帅。
也就是说，这枚35岁的奇男子，在当上皇帝的那一瞬间，人生就已经走到了巅峰。这个世界上，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激他分泌多巴胺了。他的前半生，基本上志得意满，无往不利，似乎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只要是他想做的事，就没有做不成的。他总是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从一个小的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那些别人想都不敢想，或者想了不敢做的事，到他这里，轻轻松松都办成了——这里的“别人”，是指别的皇帝，不是升斗小民。
那就把目光投向那些更为遥远的事吧！大业元年三月，也就是杨广即位后的第二年，东都（洛阳）开始营建，“每月役丁两百万人”，耗时十月而成。
你以为他只是喜欢造城吗？你错了，他还喜欢同时开工：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又营显仁宫，发两百万丁开通济渠，造龙舟数万艘。
八月，幸江都。也就是说，晚至大业二年年初的时候，新建的洛阳城就已经初具规模了；而开通济渠、造龙舟等巡行江都的工程以及前期准备工作，也只花了五个月即完工。
真是时不我待啊！
大业二年三月，在扬州待了大半年的杨广，沿通济渠回到洛阳；在这座新城中待了近一年后，于大业三年三月回到大兴。
待了不到一个月，杨广又开始北巡。在行经太行山时，“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
在到达边境后，突厥启民可汗来朝。草原霸主朝见中原皇帝，这已经是自呼韩邪觐见汉元帝以来，六百年所未见的盛景了。
而在巡察了一番后，杨广又决定修长城，“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
整个大业前三年，杨广一点都没闲着。
翻过年头，大业四年，正月里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注意，这里已经开始征发妇女了，因为男丁实在不够用了。这是杨广当皇帝的第五个年头。
到三月份，杨广又坐不住了，再次北巡；四月，下诏“营汾阳宫”；七月，又要修长城了，“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年底，转了一圈的杨广终于回到洛阳。
下一年，大业五年，杨广又出了一次门：这次是向西，顺便把吐谷浑揍了一顿。九月份的时候回长安，前后在外大约半年时间。
转眼，已经是大业六年的春天，杨广再下扬州。这一次，他一直待到大业七年的二月。此时，大运河已经联通，杨广乘龙舟北上，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一路到达涿郡。杨广这次到涿郡，并不是去玩的，而是要开战了：他花了六年的时间把水路沟通，为的就是今日这一仗。此战一旦获胜，自汉末以来分裂了四百年的辽东一带，就将重回中华故土，大隋将再现秦汉旧观！为了这一仗，杨广准备充分：当年司马懿千里奔袭辽东，因为补给能力所限，仅仅带了四万人马。而如今运河联通，杨广将有足够的能力把更多的人和物运往前线。与几百年前相比，这种差距是数量级的：杨广征发了一百一十三万人。民夫倍之，大军所致，必将摧枯拉朽！大隋必胜！
（下篇继续）
鏖战：271人的 672小时——长春中医药大学支援通源方舱医院医疗队战疫纪实
截止 4月 16日，由271人组成的长春中医药大学支援通源方舱医疗队，已经连续鏖战了672 小时，累计收治患者 3823人，治愈出院2808人。分析核酸结果18895人次，配送中药26734人，共计83168付中药。一组组详实的数据，讲述着动人的中医战疫故事，更诠释了中医药人勇于担当，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
迎难而上啃下“硬骨头”
自吉林省疫情发生以来，3月9日，长春中医药大学迅速行动，校长冷向阳第一时间亲自部署、靠前指挥，组建由徐修刚院长带队的162名具有一线抗疫经验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赴疫情最为严重的长春市九台区。第一项艰巨的任务便是负责改造九台区中医院方舱医院。九台区中医院作为一家普通的综合性医院，布局上不具备传染病医院的功能，按照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三区两通道标准，徐修刚带领队员迎难而上啃下“硬骨头”。通过三天两夜几乎没有休息的状况下连续奋战，队员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不言苦，不喊累，各司其职，完成了九台方舱医院的改造工作。
改造长春市最大方舱医院
3月13日，根据前线指挥部要求，医疗队接到了转战到长春市支援通源方舱医院的通知。疫情就是命令。接到通知后，医疗队留下9名队员继续在九台区中医院进行中医药的治疗。其余医疗队队员赶往通源方舱医院。与九台区中医院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长春市通源方舱医院作为一家仍未竣工的新楼，根据工作部署，留给医疗队的时间仅有36小时。如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改造工作并如期收治患者呢？医疗队在克服没有水电、没有网络、医疗设备、感控标识等困难的情况下，把通源医院负责的病区建成符合标准能收治3100余名救治患者的方舱医院，同时医疗队从153人扩增至271人。医疗队分为医疗管理部（入院组、数据组、出院组），综合保障部、后勤服务部、药学组等。从无到有，队员们从医技人员变身力工，搬、扛、运等全部亲自上阵，最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方舱医院的改造任务。
党的领导是决战决胜的核心密码
党的百年历史用铁的实事证明：团结奋斗才能书写美好未来。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
3月14日凌晨，医疗队正式接收首批患者，开舱后，医疗队所负责的1522张床位很快收满。实施前线指挥部24小时在岗值班，保障医疗队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医疗队队员在医护比例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积极应对，迎难而上，党员队员们冲在前，发挥着旗帜作用。
3月28日19时，通源方舱医院医疗队临时党支部召开了第一次支部会议，临时党支部书记郭家娟主持会议。
支部大会向大家传达了省、市级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随后，全体党员在战“疫”第一线重温了入党誓词。
会议认为可以充分调动方舱内患者中的党员同志们发挥先锋带头作用，通过组织患者中的党员主动亮明身份，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协助疗区志愿服务队和医护配送三餐，反映患者的需求，让方舱医院的秩序更加有序，以党员的实际行动团结患者群体坚定必胜的信心，更要体现党组织的组织管理功能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权威发声中医进行答疑解惑
4月5日上午10时，吉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了本轮疫情第25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驻通源方舱医院副院长郭家娟出席发布会，就方舱医院防控采取措施及中医救治情况作答记者问。
近10分钟的解答中，郭家娟就方舱医院的防控上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止？患者在个人防护上又应该注意哪些事项？以及方舱医院患者的救治情况，平均的转阴周期等问题进行了详实的解答。
硬核“装备”助力抗疫
本次疫情发生后，为了保证医疗队和患者能随时用药，药学组多方协调，再一次将“流动智能应急中药房”开到一线，每小时能调剂300付中药颗粒，24小时开足马力运转的话，能够调剂出7000余付中药配方颗粒。确保通源方舱医院的用药。随时随地进行CT检查、一次充满电可用7小时、一次CT检查不到2分钟......3月24日，“抗疫神车”——移动车载CT医疗车运抵长春中医药大学医疗队。这是我省首台移动车载CT医疗车，该车的投入使用，将在防范院感风险，提高疫情防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作为我省首台移动车载CT医疗车，在此次战疫中全力保障长春中医药大学各医疗队，发挥重要作用。
一件件“硬核”装备驰援战疫一线，助力早日取得战疫胜利。
彰显中医人文关怀
基于方舱轻症和无症状患者居多的特点，通源方舱医院医临时党支部把舱内的人文关怀和生活照顾作为重点工作，开展八段锦、爱心墙、患者温馨提示卡等多项举措。在爱心墙上，贴满了患者和医务人员的暖心话语。患者们表达了对吉林的祝福，对未来的期许，对家人的想念,但更多的是对“大白”的感谢。医务人员对患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对患者康复的愿望。爱心墙的装扮和维护工作由楼层护士长承担，有些患者比较开朗，乐于表达内心的感受。有些则比较内向，很少主动抒发心情。而爱心墙就可以成为一座沟通的桥梁，和谐了医患关系，对患者早日康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0余封对于医疗队和队员们的感谢信表达了患者的深情厚谊，多位患者出院之际甚至在出院后与医疗队队员进行通话表示感谢。
彰显了医疗队在人文关怀上的大爱，深受患者好评。
中药全覆盖缩短住院时间
一切为了患者，为了患者的一切。
在治疗上，医疗队在救治过程中，根据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和《长春中医药大学寒湿疫（奥密克戎感染）防治方案（第六版）》，以“消除症状、截断病情、快速转阴”为原则，根据不同阶段患者的病机变化及症状表现，制定不同治则及处方。
实现了中药全覆盖，王檀指导针对轻型、普通型患者采用分层用药，并辅以各种中医精准施治，帮助患者尽快消除症状；在疾病恢复期和患者出院后，继续给予中药口服巩固疗效，减少复阳率。
本轮疫情，中医药在新冠肺炎治疗和康复中的独特优势作用效果显著。
截至4月16日，长春中医药大学支援长春市通源方舱医院负责病区共收治3823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了2808人。患者平均住院天数8.63天，平均转阴天数6.79天。
中省市直媒体聚焦中医
自出征以来，医疗队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和方舱医院里的感人故事成为了中央媒体、省直媒体和市直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宣传报道方面，附属医院的公众账号持续更新报道，成为了疫情宣传报道的主阵地。针对中医治疗、中医解答、患者出院等实时刊发，关注度高。
截至4月16日，通源方舱医疗队对外宣传报道累计102篇。其中,国家级媒体报道6篇，省级媒体报道75篇，市级媒体报道21篇。
让科学总结中医药治疗预防的好经验好做法，全面宣传普及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的独特优势，有效提升群众疫情防控意识和预防能力。
一组组详实的数据，也让医疗队和中医药在此次疫情中的另一“战场”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讲好中医战疫故事。
这一次，我们毫不保留地保卫家乡一线！精锐尽出，不遗余力！
这一次，我们仍坚持患者第一，拼出了锐不可当的势头！
这一次，我们继续与时间赛跑，展现了咬定青山的劲头！
这一次，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党委靠前、党员冲锋！
这一次，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作用 助力吉林夺取疫情防控全面胜利
为了家乡安、山河暖，长春中医药大学支援通源方舱医院医疗队始终在，一直在……
通讯员：韩 雪
截止 4月 16日，由271人组成的长春中医药大学支援通源方舱医疗队，已经连续鏖战了672 小时，累计收治患者 3823人，治愈出院2808人。分析核酸结果18895人次，配送中药26734人，共计83168付中药。一组组详实的数据，讲述着动人的中医战疫故事，更诠释了中医药人勇于担当，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
迎难而上啃下“硬骨头”
自吉林省疫情发生以来，3月9日，长春中医药大学迅速行动，校长冷向阳第一时间亲自部署、靠前指挥，组建由徐修刚院长带队的162名具有一线抗疫经验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赴疫情最为严重的长春市九台区。第一项艰巨的任务便是负责改造九台区中医院方舱医院。九台区中医院作为一家普通的综合性医院，布局上不具备传染病医院的功能，按照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三区两通道标准，徐修刚带领队员迎难而上啃下“硬骨头”。通过三天两夜几乎没有休息的状况下连续奋战，队员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不言苦，不喊累，各司其职，完成了九台方舱医院的改造工作。
改造长春市最大方舱医院
3月13日，根据前线指挥部要求，医疗队接到了转战到长春市支援通源方舱医院的通知。疫情就是命令。接到通知后，医疗队留下9名队员继续在九台区中医院进行中医药的治疗。其余医疗队队员赶往通源方舱医院。与九台区中医院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长春市通源方舱医院作为一家仍未竣工的新楼，根据工作部署，留给医疗队的时间仅有36小时。如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改造工作并如期收治患者呢？医疗队在克服没有水电、没有网络、医疗设备、感控标识等困难的情况下，把通源医院负责的病区建成符合标准能收治3100余名救治患者的方舱医院，同时医疗队从153人扩增至271人。医疗队分为医疗管理部（入院组、数据组、出院组），综合保障部、后勤服务部、药学组等。从无到有，队员们从医技人员变身力工，搬、扛、运等全部亲自上阵，最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方舱医院的改造任务。
党的领导是决战决胜的核心密码
党的百年历史用铁的实事证明：团结奋斗才能书写美好未来。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
3月14日凌晨，医疗队正式接收首批患者，开舱后，医疗队所负责的1522张床位很快收满。实施前线指挥部24小时在岗值班，保障医疗队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医疗队队员在医护比例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积极应对，迎难而上，党员队员们冲在前，发挥着旗帜作用。
3月28日19时，通源方舱医院医疗队临时党支部召开了第一次支部会议，临时党支部书记郭家娟主持会议。
支部大会向大家传达了省、市级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随后，全体党员在战“疫”第一线重温了入党誓词。
会议认为可以充分调动方舱内患者中的党员同志们发挥先锋带头作用，通过组织患者中的党员主动亮明身份，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协助疗区志愿服务队和医护配送三餐，反映患者的需求，让方舱医院的秩序更加有序，以党员的实际行动团结患者群体坚定必胜的信心，更要体现党组织的组织管理功能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权威发声中医进行答疑解惑
4月5日上午10时，吉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了本轮疫情第25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驻通源方舱医院副院长郭家娟出席发布会，就方舱医院防控采取措施及中医救治情况作答记者问。
近10分钟的解答中，郭家娟就方舱医院的防控上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止？患者在个人防护上又应该注意哪些事项？以及方舱医院患者的救治情况，平均的转阴周期等问题进行了详实的解答。
硬核“装备”助力抗疫
本次疫情发生后，为了保证医疗队和患者能随时用药，药学组多方协调，再一次将“流动智能应急中药房”开到一线，每小时能调剂300付中药颗粒，24小时开足马力运转的话，能够调剂出7000余付中药配方颗粒。确保通源方舱医院的用药。随时随地进行CT检查、一次充满电可用7小时、一次CT检查不到2分钟......3月24日，“抗疫神车”——移动车载CT医疗车运抵长春中医药大学医疗队。这是我省首台移动车载CT医疗车，该车的投入使用，将在防范院感风险，提高疫情防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作为我省首台移动车载CT医疗车，在此次战疫中全力保障长春中医药大学各医疗队，发挥重要作用。
一件件“硬核”装备驰援战疫一线，助力早日取得战疫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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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方舱轻症和无症状患者居多的特点，通源方舱医院医临时党支部把舱内的人文关怀和生活照顾作为重点工作，开展八段锦、爱心墙、患者温馨提示卡等多项举措。在爱心墙上，贴满了患者和医务人员的暖心话语。患者们表达了对吉林的祝福，对未来的期许，对家人的想念,但更多的是对“大白”的感谢。医务人员对患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对患者康复的愿望。爱心墙的装扮和维护工作由楼层护士长承担，有些患者比较开朗，乐于表达内心的感受。有些则比较内向，很少主动抒发心情。而爱心墙就可以成为一座沟通的桥梁，和谐了医患关系，对患者早日康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0余封对于医疗队和队员们的感谢信表达了患者的深情厚谊，多位患者出院之际甚至在出院后与医疗队队员进行通话表示感谢。
彰显了医疗队在人文关怀上的大爱，深受患者好评。
中药全覆盖缩短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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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疗上，医疗队在救治过程中，根据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和《长春中医药大学寒湿疫（奥密克戎感染）防治方案（第六版）》，以“消除症状、截断病情、快速转阴”为原则，根据不同阶段患者的病机变化及症状表现，制定不同治则及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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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疫情，中医药在新冠肺炎治疗和康复中的独特优势作用效果显著。
截至4月16日，长春中医药大学支援长春市通源方舱医院负责病区共收治3823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了2808人。患者平均住院天数8.63天，平均转阴天数6.79天。
中省市直媒体聚焦中医
自出征以来，医疗队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和方舱医院里的感人故事成为了中央媒体、省直媒体和市直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宣传报道方面，附属医院的公众账号持续更新报道，成为了疫情宣传报道的主阵地。针对中医治疗、中医解答、患者出院等实时刊发，关注度高。
截至4月16日，通源方舱医疗队对外宣传报道累计102篇。其中,国家级媒体报道6篇，省级媒体报道75篇，市级媒体报道21篇。
让科学总结中医药治疗预防的好经验好做法，全面宣传普及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的独特优势，有效提升群众疫情防控意识和预防能力。
一组组详实的数据，也让医疗队和中医药在此次疫情中的另一“战场”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讲好中医战疫故事。
这一次，我们毫不保留地保卫家乡一线！精锐尽出，不遗余力！
这一次，我们仍坚持患者第一，拼出了锐不可当的势头！
这一次，我们继续与时间赛跑，展现了咬定青山的劲头！
这一次，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党委靠前、党员冲锋！
这一次，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作用 助力吉林夺取疫情防控全面胜利
为了家乡安、山河暖，长春中医药大学支援通源方舱医院医疗队始终在，一直在……
通讯员：韩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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