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总要求•致敬公安英雄】沈琦：心里装的全是老百姓的事
居民说：“10多年了，她掏心窝子地对我们好，我们真把她当亲闺女！”
徒弟说：“特别羡慕她跟社区居民之间亲人般的关系。”
派出所领导说：“她是我们所秉承‘爱人民、爱公安、爱牛街’精神的优秀代表。”
她，就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牛街派出所社区警务队队长、副所长沈琦。
4月15日，作为法治副校长的沈琦在国家安全教育日当天通过云课堂的方式，对辖区小学生进行法治宣传教育。
近日，记者与沈琦面对面，听她讲述牛街的家长里短，讲述社区群众对她的疼爱，讲述派出所工作的悟与得，不禁被她发自心底的热爱所感染。这里，是她的幸福所在。
被居民当亲闺女般信任和疼爱
记者见到沈琦时，外表文气、笑容甜美的她，正拎着一早买的新鲜牛肉拨打电话：“阿姨，您在呢，我去家里看看赵伯。”
“赵伯家住牛街西里二区。”路上，性格直爽的沈琦快言快语地跟记者介绍，她从小在牛街长大，2007年大学毕业后就来到牛街派出所当上了社区民警。西里二区的15栋楼、3048间房，每一户她都非常熟悉。
赵伯和老伴均已年过七旬，前几天他重病治疗刚出院，在电话里跟沈琦念叨起身后的事儿。“我一听就哭了，心里受不了。”沈琦说。
“赵伯，我来啦！”一听沈琦的敲门声，老俩口笑着迎到门口，沈琦顺手把牛肉递向阿姨，“炖着吃”。“别啊，你这孩子！”沈琦也不看阿姨摆手，直接放桌子上，转身面向赵伯坐下，前倾着身子乐呵呵地说：“您今儿这气色比那天强多了，后面的治疗得坚强一点，我相信您没问题。”
老人在她鼓励的目光下点点头，阿姨笑着接过话来：“你别说，他真听你的。”阿姨对随行的记者说：“沈琦这孩子真是把我们当亲人，跟亲闺女似的。”
从赵伯家出来，又遇到好几个居民跟沈琦唠家常，话里话外都透着亲热。
解决社区的供暖难题，接迷路的老人回家，帮助失散多年的兄妹团聚，为无人照料的独居老人联系养老院妥善安顿，以“闺女”的身份为孤寡老人送终……听得多了，聊得多了，记者发现，这毫无隔阂的感情，汇聚了沈琦十多年来尽职尽责、实心实意对辖区群众的服务和守护。
“我们这儿的居民都特别可爱，我把每户人都当成自己的家人关照，大伯大妈们就把我当亲闺女一般信任和疼爱。”沈琦流露着满满的幸福说道。
他们有的主动参加社区治安志愿者队伍，有的在出远门时把家门钥匙放在沈琦手上，有的家里炖了肉专程给沈琦送过来。知道沈琦结婚了，老人们更是像自家姑娘出嫁一样开心，还张罗着帮她看孩子。
沈琦的徒弟、接管牛街西里二区的社区民警王磊，特佩服师傅。印象最深的是2020年3月底一天，听闻二号楼居民反映有好几天没看见隔壁大叔了，敏感的沈琦立马带上他直奔大叔家，同时联系999急救车和家属。亏得沈琦敲门没应答后果断决定破门，才救了不慎摔倒无法动弹的大叔。
全身心投入收获甜蜜幸福
“我们牛街派出所秉承‘三爱’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开展维护民族团结和服务地区群众等工作。”牛街派出所所长王鑫介绍，“沈琦对公安工作由衷热爱，待群众像家里人一样上心，她嵌入式服务促管理的工作方法，润物无声，诠释了什么是警民亲如一家。工作中注重传帮带，新警来所的第一课经常由她开讲。”
在历史悠久的牛街礼拜寺，沈琦向寺管会主任刘军介绍了派出所围绕斋月安排的安全保障措施。刘军边递给沈琦一张寺里斋月期间的值班表边对记者说：“沈琦的群众基础特别好，她维护群众利益，又坚持工作原则，每逢斋月，即使休息也在礼拜寺忙前忙后。没有投入是做不成工作的，她在群众中的好口碑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下午3时30分，沈琦来到辖区北京市宣武回民小学的校门口看护孩子们放学。“阿姨好！”“今儿又辛苦您呐！”不少学生和家长都熟稔地跟她打招呼。她一边摆手微笑回应，一边注意着周边过往的车辆和行人。
孩子们都安全离校了，负责学校安保工作的常勇老师走到沈琦面前问：“袁宝呢？” 沈琦说：“自己回派出所了。”记者这才知道，她的儿子也在刚刚放学的队伍里。
“特别阳光、热情、有亲和力，对学校的安全保障、宣传教育考虑周到，总是设身处地为师生着想。”常老师已经跟沈琦打了10多年的交道，对她赞不绝口，“作为法治副校长，沈琦善于和学校、家长沟通协作，在我们小学组织成立了‘呱唧呱唧戏精社’，同学们围绕居家、外出、防疫等安全教育，自己编排表演，孩子们积极性高，家长们也特别支持。现在沈琦联合家长、学生共制作了20多个微视频，已上了西城区团委和牛街办事处的微信公众号了。”
记者了解到，针对校园中一些意外事件的赔付与化解问题，沈琦也下足了功夫。她仔细梳理警情，分别走访了街道办事处、司法所、辖区学校等相关部门，汇总研究了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最终在大家的支持下，形成了由司法所、派出所、律师、学校、家长等共同参与的牛街法律服务进校园机制。“一旦发生这类不愉快的事情，这个机制就派上大用场，办理人员专业，家长们信服，同时不影响学校专心教学，特别好。”常老师说。
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牛街派出所来了一位大家都认识的“姑爷”——沈琦的爱人袁帅。居民们叫沈琦“闺女”，袁帅自然就成了大家口中的“姑爷”。袁帅在西城公安分局国家大剧院派出所任副所长，媳妇值班回不了家，他来这儿接孩子。
聊起家庭，记者才知道，沈琦的父亲是原宣武分局的老刑警，曾荣立个人一等功，是夫妻俩的榜样。袁帅认真地说：“我们对职业有共同的追求，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我们太懂彼此，约会时碰到贼，只需要一个眼神儿。结婚以来一起抓的嫌疑人都有4个了，老百姓围着我俩鼓掌，心里特满足。”
“这辈子，我幸福。” 沈琦和袁帅深情地看着彼此，几乎同时脱口而出。
作者：唐娜
居民说：“10多年了，她掏心窝子地对我们好，我们真把她当亲闺女！”
徒弟说：“特别羡慕她跟社区居民之间亲人般的关系。”
派出所领导说：“她是我们所秉承‘爱人民、爱公安、爱牛街’精神的优秀代表。”
她，就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牛街派出所社区警务队队长、副所长沈琦。
4月15日，作为法治副校长的沈琦在国家安全教育日当天通过云课堂的方式，对辖区小学生进行法治宣传教育。
近日，记者与沈琦面对面，听她讲述牛街的家长里短，讲述社区群众对她的疼爱，讲述派出所工作的悟与得，不禁被她发自心底的热爱所感染。这里，是她的幸福所在。
被居民当亲闺女般信任和疼爱
记者见到沈琦时，外表文气、笑容甜美的她，正拎着一早买的新鲜牛肉拨打电话：“阿姨，您在呢，我去家里看看赵伯。”
“赵伯家住牛街西里二区。”路上，性格直爽的沈琦快言快语地跟记者介绍，她从小在牛街长大，2007年大学毕业后就来到牛街派出所当上了社区民警。西里二区的15栋楼、3048间房，每一户她都非常熟悉。
赵伯和老伴均已年过七旬，前几天他重病治疗刚出院，在电话里跟沈琦念叨起身后的事儿。“我一听就哭了，心里受不了。”沈琦说。
“赵伯，我来啦！”一听沈琦的敲门声，老俩口笑着迎到门口，沈琦顺手把牛肉递向阿姨，“炖着吃”。“别啊，你这孩子！”沈琦也不看阿姨摆手，直接放桌子上，转身面向赵伯坐下，前倾着身子乐呵呵地说：“您今儿这气色比那天强多了，后面的治疗得坚强一点，我相信您没问题。”
老人在她鼓励的目光下点点头，阿姨笑着接过话来：“你别说，他真听你的。”阿姨对随行的记者说：“沈琦这孩子真是把我们当亲人，跟亲闺女似的。”
从赵伯家出来，又遇到好几个居民跟沈琦唠家常，话里话外都透着亲热。
解决社区的供暖难题，接迷路的老人回家，帮助失散多年的兄妹团聚，为无人照料的独居老人联系养老院妥善安顿，以“闺女”的身份为孤寡老人送终……听得多了，聊得多了，记者发现，这毫无隔阂的感情，汇聚了沈琦十多年来尽职尽责、实心实意对辖区群众的服务和守护。
“我们这儿的居民都特别可爱，我把每户人都当成自己的家人关照，大伯大妈们就把我当亲闺女一般信任和疼爱。”沈琦流露着满满的幸福说道。
他们有的主动参加社区治安志愿者队伍，有的在出远门时把家门钥匙放在沈琦手上，有的家里炖了肉专程给沈琦送过来。知道沈琦结婚了，老人们更是像自家姑娘出嫁一样开心，还张罗着帮她看孩子。
沈琦的徒弟、接管牛街西里二区的社区民警王磊，特佩服师傅。印象最深的是2020年3月底一天，听闻二号楼居民反映有好几天没看见隔壁大叔了，敏感的沈琦立马带上他直奔大叔家，同时联系999急救车和家属。亏得沈琦敲门没应答后果断决定破门，才救了不慎摔倒无法动弹的大叔。
全身心投入收获甜蜜幸福
“我们牛街派出所秉承‘三爱’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开展维护民族团结和服务地区群众等工作。”牛街派出所所长王鑫介绍，“沈琦对公安工作由衷热爱，待群众像家里人一样上心，她嵌入式服务促管理的工作方法，润物无声，诠释了什么是警民亲如一家。工作中注重传帮带，新警来所的第一课经常由她开讲。”
在历史悠久的牛街礼拜寺，沈琦向寺管会主任刘军介绍了派出所围绕斋月安排的安全保障措施。刘军边递给沈琦一张寺里斋月期间的值班表边对记者说：“沈琦的群众基础特别好，她维护群众利益，又坚持工作原则，每逢斋月，即使休息也在礼拜寺忙前忙后。没有投入是做不成工作的，她在群众中的好口碑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下午3时30分，沈琦来到辖区北京市宣武回民小学的校门口看护孩子们放学。“阿姨好！”“今儿又辛苦您呐！”不少学生和家长都熟稔地跟她打招呼。她一边摆手微笑回应，一边注意着周边过往的车辆和行人。
孩子们都安全离校了，负责学校安保工作的常勇老师走到沈琦面前问：“袁宝呢？” 沈琦说：“自己回派出所了。”记者这才知道，她的儿子也在刚刚放学的队伍里。
“特别阳光、热情、有亲和力，对学校的安全保障、宣传教育考虑周到，总是设身处地为师生着想。”常老师已经跟沈琦打了10多年的交道，对她赞不绝口，“作为法治副校长，沈琦善于和学校、家长沟通协作，在我们小学组织成立了‘呱唧呱唧戏精社’，同学们围绕居家、外出、防疫等安全教育，自己编排表演，孩子们积极性高，家长们也特别支持。现在沈琦联合家长、学生共制作了20多个微视频，已上了西城区团委和牛街办事处的微信公众号了。”
记者了解到，针对校园中一些意外事件的赔付与化解问题，沈琦也下足了功夫。她仔细梳理警情，分别走访了街道办事处、司法所、辖区学校等相关部门，汇总研究了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最终在大家的支持下，形成了由司法所、派出所、律师、学校、家长等共同参与的牛街法律服务进校园机制。“一旦发生这类不愉快的事情，这个机制就派上大用场，办理人员专业，家长们信服，同时不影响学校专心教学，特别好。”常老师说。
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牛街派出所来了一位大家都认识的“姑爷”——沈琦的爱人袁帅。居民们叫沈琦“闺女”，袁帅自然就成了大家口中的“姑爷”。袁帅在西城公安分局国家大剧院派出所任副所长，媳妇值班回不了家，他来这儿接孩子。
聊起家庭，记者才知道，沈琦的父亲是原宣武分局的老刑警，曾荣立个人一等功，是夫妻俩的榜样。袁帅认真地说：“我们对职业有共同的追求，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我们太懂彼此，约会时碰到贼，只需要一个眼神儿。结婚以来一起抓的嫌疑人都有4个了，老百姓围着我俩鼓掌，心里特满足。”
“这辈子，我幸福。” 沈琦和袁帅深情地看着彼此，几乎同时脱口而出。
作者：唐娜
【中国古代防疫制度是怎样的，为何明清时期的防疫效果，反而不如两宋？】2022年春天，随着奥密克戎病株的流行，我国许多地区为了防范其传播，纷纷采取了封城的做法。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相信在国家的统筹调度下，我们每个城市，都会度过疫情难关。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相信在国家的统筹调度下，我们每个城市，都会度过疫情难关。
【房地产回暖存在较大不确定性，GDP增长5.5％困难加大】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3月份全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初步统计，70个大中城市中，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趋稳，同比下降或涨幅回落。4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又公布了今年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仅为0.7%。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3月全国商品房销售同比降幅已经创出2015年以来新低。
商品住宅销量下降，开发投资增长近于停滞，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还是综合因素的影响？未来房价是否会出现明显回落？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原金融发展室主任、研究员易宪容认为，住宅销售金额下降幅度比住宅销售面积下降的幅度大近七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已经出现了房价全国性的普遍下跌。而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松绑是否能让今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回暖，也还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以下为正文。
探索发展模式是个艰巨任务
与往年不同，房地产问题并没有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及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政府工作报告对房地产市场也着墨不多。比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今年房地产市场的基本任务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其政策含义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房地产市场的基本定位没有改变，仍然强调的是要由以投资为主导的市场逐渐地向以消费为主导的住房市场回归，这也是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基本基调；二是强调实现住房市场“只住不炒”市场定位的具体措施是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三是要探索房地产市场新的发展模式，即通过具体政策让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转型。
前两个方面，基本上是2016年以来一直在强调的内容，只有第三点是一个新的提法，目前这已经成为未来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关注的热点。但是，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是什么模样，当前只能是一个未知数，肯定要探索，走一步看一步，目前我们只能从现有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来理解。
从1998年住房市场商品化改革开始，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发展了24年了。所形成的房地产市场模式既不是英美市场化的房地产发展模式，也不是德国等欧洲国家完全是以消费租赁为主导的模式，也不是新加坡以85%以上以祖屋为主导的保障性住房发展模式，而是从中国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三高”（高房价、高地价、高保障性住房；保障性住房占比达50%以上）模式演化而来。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初期，更强调的是以高房价来推高地价，以此来增长地方土地财政收入，保障性住房关注不多。在这个模式下，地方政府具有推高房价与土地价格的强激励。直到2010年的“国十条”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才提到了房地产政策议事日程，并在之后每年的房地产政策都在不断强化这个方面。
事实证明，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不仅是一种低效以投资炒作为主导的房地产发展模式，而且是一种严重损害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者利益的房地产发展模式，再加上内地房地产市场只是选择性地学香港房地产发展模式（选择了高房价、高地价），更导致内地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存在许多严重缺陷，当前房地产市场的许多问题及风险都由此而生。对此，政府已经看到问题所在，特别中国金融监管当局，更是看得特别清楚。2020年推出及2021年实施房地产企业融资“三条红线”的政策，看上去并没有多少严厉，在欧美市场化的条件下基本上是一种常识，但这种政策推出却对中国房地产企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其核心就在于要改变当前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但随后，监管层又不得不对推出的这些政策有所调整，以减弱对市场的冲击力度。这也意味着，由于严重的制度路径依赖，由于涉及到重大的利益关系调整，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探索并非是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一项长期政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房价已出现全国性普跌
也正是对房地产发展模式的探索仍在过程中，给房地产市场带来的冲击及影响在今年一季度的数据中显得特别明显，再加上疫情及外部环境的冲击，这种影响与冲击比市场预期的要大得多。主要表现有，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数据显示，1-3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27765亿元，同比增长0.7%，是历年来最低水平，而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更意味着房地产开发商预售住房交房速度下降（因为2021年住房销售仍然处于高水平，房地产开发存在资金缺口，比如，住宅新开工面积21558万平方米，下降20.3%）；1-3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3104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3.8%；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18.6%。商品房销售额29655亿元，下降22.7%；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25.6%。住房销售出现严重的负增长，下降的幅度达25%以上。这是2007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现象。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住宅销售金额下降幅度比住宅销售面积下降的幅度大近七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出现了房价全国性的普遍下跌。一般来说，在房价普遍上涨时期，住宅销售金额上升的幅度往往都会大于住宅销售面积上升的幅度，两者上涨的幅度差距越大，说明全国房价上涨速度就越快。一季度的情况正好反向。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可以佐证，3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分别有38个和45个，比上月分别减少2个和12个。但这只是三线以上城市的房价变化，没有反映出三线以下城市的房价情况，而这些城市房价肯定也是普遍下跌的。
一般来说，在没有严格的法律法规限制的情况下，住房这种产品具有两栖的性质，既是投资品也是消费品。尽管是同一住房，在投资和消费不同性质的情况下，两者定价基础、定价的决定条件、价格变化是完全不同的。作为投资品住房的价格是由市场预期来决定，作为消费品的住房则由实际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在2003年以来，由于政府在政策上没有把住房的性质进行严格界定与区分，这就使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逐渐形成为以投资炒作为主导的市场（在同样的条件下，住房投资者出价肯定会高于住房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政府出台多少行政性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只要房价在上涨，住房投资者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涌入市场。这样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就会一轮又一轮逐渐上涨。特别是地方政府利用房地产作为经济宏观调控的工具，即经济增长过热时，地方政府的行政性房地产调控政策收紧；当经济增长减弱，地方政府又会把这些行政性的房地产调控放松。结果每当地方政府行政性调控政策放松，市场就会预期政府正在用政策推高市场房价，这必然会打造房地产繁荣的一个又一个的高潮。在2009年和2016年之后，市场就是这么演绎。
但是，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三条红线”融资政策的影响与冲击，房地产市场已经发生变化。住房投资者发现，受政策的冲击，中国的巨无霸房地产开发商很多正面临破产的风险。巨无霸的房地产企业尚且如此，全国房地产企业有10万多家，更多的中小房地产企业面临的破产风险肯定会更大。
如果房地产开发商破产，那么在住房预售制度下，投资者利用住房按揭贷款购买的住房就可能无法收货，其投资面临巨大风险。而房地产开发商为避免破产，降价促销成了房地产开发商能够存活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地方政府为了保房价，不让开发商降价销售，房地产开发商被迫陷入死循环：房价高销售不畅，但又不能降价销售。开发商只能不再增加房地产开发投资，整个行业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都急剧下降。也就是说，一方面，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了普遍下跌的风险，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不能够降价销售，减少住房开发投资应对，已经购买住房的投资者可能面临无法收房的风险。再加上疫情冲击，更使目前房地产市场形势雪上加霜，持续了近20年房价只涨不跌的市场预期开始出现微少逆转。
在一个以投资为主导的房地产市场，只要房价下跌，住房投资者肯定不会再进入市场。从央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来看，尽管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8.34万亿元，同比多增6636亿元。但住户贷款只增加1.26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07万亿元，同比少增了近万亿。也就是说，今年一季度，地方政府及企业都在加杠杆，而居民则在减杠杆，而这种减杠杆主要表现为住房按揭贷款下降18.8%。居民中长期贷款自2007年有统计以来首次出现严重负增长，这意味着投资者购买住房的意愿信心减弱，对住房市场价格上涨预期正在逆转。克而瑞统计数据显示，2月百强房企实现销售操盘金额为4015.8亿元，环比下降23.5%，同比下降47.2%，接近“腰斩”。如果房地产市场这种格局一旦形成，今年的房地产市场形势可能会比以前预测得要差。
调控政策松动会逆转市场吗？
针对这种情况，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已经开始松动，如中央政策层面征收房地产税的试点范围正在收缩，银行的按揭贷款利率普遍下降（尽管下降的幅度十分微小）；地方政府的限购限贷政策开始全面松绑，一个又一个的地方政府出台限制房价下跌令，出台各种购买住房的补贴政策等，地方政府的托市行为十分明显。特别是地方政府希望对无所不用其极的行政性房地产调控政策实行全面松绑，希望让2014-2015年的房地产市场重演。回顾自2013年下半年开始国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下行周期，国内多个城市在2014年第二季起放松各种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限制，随之第三季度房价走稳，2015年住房销售立即出现了全面回升。再加上2016年调控政策转向“因城施策”，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权限下放到地方政府，由2016年开始，打造了长达7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极度繁荣。
不过，地方政府房地产政策的全面松绑能否重造2015年荣光，应该是相当不确定的事。因为，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形势与2014年时有较大不同。一是只要“只住不炒”的房地产市场定位不改变，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全面松绑的尺度应该会有所约束；二是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房地产存量已经十分巨大，国内居民的住房持有度达89%以上；有人估算，目前中国存量住房足以让12亿多人口居住，在三线以下的城市特别是四线城市住房的过剩已经是一种态势，要想让新市民或农村居民来接盘可能性不大；三是在住房过剩的城市，随着房价逐渐下跌，住房投资的风险越来越高，投资者是否会再进入市场不确定性太大；四是受最近新冠疫情的冲击，一线、二线城市购买住房的风险大大增加等。所以，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国内房地产市场的风险还在增加。地方政府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全面松绑，能否让房地产市场再创繁荣还有待观察。
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购买住房的人口结构变化。前者主要是指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这是影响市场预期一个重要方面。后者是2021年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出台，特别是平台经济反垄断，对数字经济影响非常大。到3月中旬，中国数字经济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一年来下跌近10万亿人民币。这些公司的股市市值急剧下降，不仅意味着海外投资者已经不看好中国数字经济前景，中国数字经济竞争力将急剧下降，更意味着这些公司员工薪资将减少，也有不少员工将面临失业的风险。而这些员工曾是最有实力购房的主力。如果这股购买住房的大军消失，国内房地产市场住房需求将快速减少（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估计会对房地产市场影响非常大。
总之，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松绑是否能让今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回暖，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只要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预期出现逆转，即使是微小的，也会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今年房地产市场出现大的调整，那么今年GDP增长5.5%左右的困难就会加大。
商品住宅销量下降，开发投资增长近于停滞，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还是综合因素的影响？未来房价是否会出现明显回落？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原金融发展室主任、研究员易宪容认为，住宅销售金额下降幅度比住宅销售面积下降的幅度大近七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已经出现了房价全国性的普遍下跌。而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松绑是否能让今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回暖，也还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以下为正文。
探索发展模式是个艰巨任务
与往年不同，房地产问题并没有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及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政府工作报告对房地产市场也着墨不多。比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今年房地产市场的基本任务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其政策含义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房地产市场的基本定位没有改变，仍然强调的是要由以投资为主导的市场逐渐地向以消费为主导的住房市场回归，这也是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基本基调；二是强调实现住房市场“只住不炒”市场定位的具体措施是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三是要探索房地产市场新的发展模式，即通过具体政策让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转型。
前两个方面，基本上是2016年以来一直在强调的内容，只有第三点是一个新的提法，目前这已经成为未来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关注的热点。但是，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是什么模样，当前只能是一个未知数，肯定要探索，走一步看一步，目前我们只能从现有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来理解。
从1998年住房市场商品化改革开始，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发展了24年了。所形成的房地产市场模式既不是英美市场化的房地产发展模式，也不是德国等欧洲国家完全是以消费租赁为主导的模式，也不是新加坡以85%以上以祖屋为主导的保障性住房发展模式，而是从中国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三高”（高房价、高地价、高保障性住房；保障性住房占比达50%以上）模式演化而来。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初期，更强调的是以高房价来推高地价，以此来增长地方土地财政收入，保障性住房关注不多。在这个模式下，地方政府具有推高房价与土地价格的强激励。直到2010年的“国十条”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才提到了房地产政策议事日程，并在之后每年的房地产政策都在不断强化这个方面。
事实证明，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不仅是一种低效以投资炒作为主导的房地产发展模式，而且是一种严重损害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者利益的房地产发展模式，再加上内地房地产市场只是选择性地学香港房地产发展模式（选择了高房价、高地价），更导致内地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存在许多严重缺陷，当前房地产市场的许多问题及风险都由此而生。对此，政府已经看到问题所在，特别中国金融监管当局，更是看得特别清楚。2020年推出及2021年实施房地产企业融资“三条红线”的政策，看上去并没有多少严厉，在欧美市场化的条件下基本上是一种常识，但这种政策推出却对中国房地产企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其核心就在于要改变当前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但随后，监管层又不得不对推出的这些政策有所调整，以减弱对市场的冲击力度。这也意味着，由于严重的制度路径依赖，由于涉及到重大的利益关系调整，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探索并非是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一项长期政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房价已出现全国性普跌
也正是对房地产发展模式的探索仍在过程中，给房地产市场带来的冲击及影响在今年一季度的数据中显得特别明显，再加上疫情及外部环境的冲击，这种影响与冲击比市场预期的要大得多。主要表现有，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数据显示，1-3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27765亿元，同比增长0.7%，是历年来最低水平，而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更意味着房地产开发商预售住房交房速度下降（因为2021年住房销售仍然处于高水平，房地产开发存在资金缺口，比如，住宅新开工面积21558万平方米，下降20.3%）；1-3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3104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3.8%；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18.6%。商品房销售额29655亿元，下降22.7%；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25.6%。住房销售出现严重的负增长，下降的幅度达25%以上。这是2007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现象。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住宅销售金额下降幅度比住宅销售面积下降的幅度大近七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出现了房价全国性的普遍下跌。一般来说，在房价普遍上涨时期，住宅销售金额上升的幅度往往都会大于住宅销售面积上升的幅度，两者上涨的幅度差距越大，说明全国房价上涨速度就越快。一季度的情况正好反向。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可以佐证，3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分别有38个和45个，比上月分别减少2个和12个。但这只是三线以上城市的房价变化，没有反映出三线以下城市的房价情况，而这些城市房价肯定也是普遍下跌的。
一般来说，在没有严格的法律法规限制的情况下，住房这种产品具有两栖的性质，既是投资品也是消费品。尽管是同一住房，在投资和消费不同性质的情况下，两者定价基础、定价的决定条件、价格变化是完全不同的。作为投资品住房的价格是由市场预期来决定，作为消费品的住房则由实际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在2003年以来，由于政府在政策上没有把住房的性质进行严格界定与区分，这就使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逐渐形成为以投资炒作为主导的市场（在同样的条件下，住房投资者出价肯定会高于住房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政府出台多少行政性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只要房价在上涨，住房投资者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涌入市场。这样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就会一轮又一轮逐渐上涨。特别是地方政府利用房地产作为经济宏观调控的工具，即经济增长过热时，地方政府的行政性房地产调控政策收紧；当经济增长减弱，地方政府又会把这些行政性的房地产调控放松。结果每当地方政府行政性调控政策放松，市场就会预期政府正在用政策推高市场房价，这必然会打造房地产繁荣的一个又一个的高潮。在2009年和2016年之后，市场就是这么演绎。
但是，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三条红线”融资政策的影响与冲击，房地产市场已经发生变化。住房投资者发现，受政策的冲击，中国的巨无霸房地产开发商很多正面临破产的风险。巨无霸的房地产企业尚且如此，全国房地产企业有10万多家，更多的中小房地产企业面临的破产风险肯定会更大。
如果房地产开发商破产，那么在住房预售制度下，投资者利用住房按揭贷款购买的住房就可能无法收货，其投资面临巨大风险。而房地产开发商为避免破产，降价促销成了房地产开发商能够存活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地方政府为了保房价，不让开发商降价销售，房地产开发商被迫陷入死循环：房价高销售不畅，但又不能降价销售。开发商只能不再增加房地产开发投资，整个行业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都急剧下降。也就是说，一方面，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了普遍下跌的风险，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不能够降价销售，减少住房开发投资应对，已经购买住房的投资者可能面临无法收房的风险。再加上疫情冲击，更使目前房地产市场形势雪上加霜，持续了近20年房价只涨不跌的市场预期开始出现微少逆转。
在一个以投资为主导的房地产市场，只要房价下跌，住房投资者肯定不会再进入市场。从央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来看，尽管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8.34万亿元，同比多增6636亿元。但住户贷款只增加1.26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07万亿元，同比少增了近万亿。也就是说，今年一季度，地方政府及企业都在加杠杆，而居民则在减杠杆，而这种减杠杆主要表现为住房按揭贷款下降18.8%。居民中长期贷款自2007年有统计以来首次出现严重负增长，这意味着投资者购买住房的意愿信心减弱，对住房市场价格上涨预期正在逆转。克而瑞统计数据显示，2月百强房企实现销售操盘金额为4015.8亿元，环比下降23.5%，同比下降47.2%，接近“腰斩”。如果房地产市场这种格局一旦形成，今年的房地产市场形势可能会比以前预测得要差。
调控政策松动会逆转市场吗？
针对这种情况，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已经开始松动，如中央政策层面征收房地产税的试点范围正在收缩，银行的按揭贷款利率普遍下降（尽管下降的幅度十分微小）；地方政府的限购限贷政策开始全面松绑，一个又一个的地方政府出台限制房价下跌令，出台各种购买住房的补贴政策等，地方政府的托市行为十分明显。特别是地方政府希望对无所不用其极的行政性房地产调控政策实行全面松绑，希望让2014-2015年的房地产市场重演。回顾自2013年下半年开始国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下行周期，国内多个城市在2014年第二季起放松各种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限制，随之第三季度房价走稳，2015年住房销售立即出现了全面回升。再加上2016年调控政策转向“因城施策”，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权限下放到地方政府，由2016年开始，打造了长达7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极度繁荣。
不过，地方政府房地产政策的全面松绑能否重造2015年荣光，应该是相当不确定的事。因为，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形势与2014年时有较大不同。一是只要“只住不炒”的房地产市场定位不改变，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全面松绑的尺度应该会有所约束；二是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房地产存量已经十分巨大，国内居民的住房持有度达89%以上；有人估算，目前中国存量住房足以让12亿多人口居住，在三线以下的城市特别是四线城市住房的过剩已经是一种态势，要想让新市民或农村居民来接盘可能性不大；三是在住房过剩的城市，随着房价逐渐下跌，住房投资的风险越来越高，投资者是否会再进入市场不确定性太大；四是受最近新冠疫情的冲击，一线、二线城市购买住房的风险大大增加等。所以，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国内房地产市场的风险还在增加。地方政府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全面松绑，能否让房地产市场再创繁荣还有待观察。
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购买住房的人口结构变化。前者主要是指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这是影响市场预期一个重要方面。后者是2021年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出台，特别是平台经济反垄断，对数字经济影响非常大。到3月中旬，中国数字经济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一年来下跌近10万亿人民币。这些公司的股市市值急剧下降，不仅意味着海外投资者已经不看好中国数字经济前景，中国数字经济竞争力将急剧下降，更意味着这些公司员工薪资将减少，也有不少员工将面临失业的风险。而这些员工曾是最有实力购房的主力。如果这股购买住房的大军消失，国内房地产市场住房需求将快速减少（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估计会对房地产市场影响非常大。
总之，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松绑是否能让今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回暖，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只要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预期出现逆转，即使是微小的，也会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今年房地产市场出现大的调整，那么今年GDP增长5.5%左右的困难就会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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