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母亲节》
2020.5.10
从红尘讲，古语云：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百善孝为先。又是母亲节，再看到这两句话却有着不一样的感受，真是道尽红尘人心啊！
一句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仿佛我们没有当父母之前，就可以理所当然不懂得父母生养之恩，仿佛父母所有的辛劳付出，甚至父母可以为我们生为我们死，就可以视而不见。不为父母不知恩，那为人父母之后呢？自己的儿女又成为了心心念念牵挂的核心，而且，看儿女的目光和心跟看父母就是不一样，拍拍良心，不是这样吗？由此看来，我们不孝，百善孝为先，不孝又何来善？这是历代祖先的忠告，不会错，照尽了红尘人心。但红尘中又有几人承认自己不孝、不善呢？这就是没有破迷开悟的红尘人心，以“我”为是的小人之心，以此心在红尘，故事事诸难顺，一切都是点化，我们却不能照见，因此不能改变。所以，红尘后天人心，无真孝，红尘无真善。
再说，我们为人父母者破迷开悟了吗？真的活明白了吗？什么是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真相是什么？什么是命运？人最终的归属是什么？如何能改变命运？如果我们无知，又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能给他们什么？结果真的就是爱吗？看看如今的世界，有多少未出生就夭折的孩子？有多少抑郁、病死、横死，甚至被自己父母害死的孩子？有多少因无知而误入歧途乃至犯罪的孩子？又有多少孩子在父母的教育下，重复着父母苦难的命运？现在社会的亲子关系都好吗？真的有爱和孝吗？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既是父母又是孩子，这种双向的亲子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主体架构，今天的社会现状人人有责，所以人人当反思，对上对下是否做到了真孝真爱？父母有病你能让他们健康吗？孩子遭遇人生的转折你能引领和改变吗？你知道一切发生背后的因缘、因果、真相吗？古语有云：为人父母者不知医，谓不慈；为人子女者不知医，谓不孝。何为医？古医乃神圣之业，可疗人心疾，解因化果，治未病而使不致于病。由此可见，此为毉，先天德道所成，而非现代之医，后天小我人心所成。但是你知道吗？现代后天之医，即是因德降道滑而退化的凡俗小人，只要无我，即可德道回归于心，即可德升道涨，开发潜能，重新成为先天本来之毉，即是道毉百病，可化解天地人之危机，此乃大孝之为道，则红尘小孝小爱自在其中，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旨。
何为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始者、母者皆为本源，先天德道也。所以母性的实质为天性、本性，乃无我之爱，乃天道之爱，方为真爱。故母性无分男女，人人皆有之本心本性，但都被累世轮回的红尘后天人心所覆盖，故不见本心难明本性，命运完全被累世以“我”为根的因缘所操控着，活在因果里，不能自拔，不能自知自觉。
人不觉知，红尘的母爱都是后天意识，所以，很多时候母爱变成了一种所有和掌控，对儿女的教育往往是我认为、我觉得……都是以“我”为模板，孩子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呢？甚至有很多爱成其害，不仅阻碍了孩子的天性，甚至造成孩子叛逆，反其道而行之，酿成悲剧，追悔莫及。
同样的道理，我们作为儿女呢？你知不知道，父母也是凡夫俗子，同样背负着累世的因果业力，人身难得，中土难生，俗话常说生育之恩大过天，故曰百善孝为先。同样生而为人，同样有历经累世轮回的灵魂，同样具足本心本性，即始终觉醒的天魂，同在天地之间，同在红尘，同在生活中修行，其实，灵魂之间的都是平等的、独立的，并不是相互依存、依赖的，最终都得看破红尘关系假象，出离红尘，唯厚德载物以德承载。在红尘皆蒙昧的人群，就看谁能先觉醒，谁能先担当。先知先觉先行，即是大德，必得天地相助，大德必成大业。德为一切根本，为一切之心，为一切之始，为一切之母，为一切之归属。德为道之心，大德必成大势，天道不可违。
“人类命运共同体”即是本源之德，是根、是源、是始、是母，是引领，是归属，得道者有天地相助，注定了中国的强大。“人类命运共同体”将阴阳合于道，将父母情怀融合为一，这是真正的爱民如子为天下，民乃本也，人之本、国之本、天之本。
我们既是儿女又是父母，但无论何种身份，都首先是人，是人即当归本，返观内照即见本心本性。唯有回归本心本性才能成为真人，真人才能有真心，才能为慈父慈母，才能为孝子。
家以国为天，国以道为天，家国皆以人为本，唯有人心归德，才有真心、真情、真爱，才能家国乃至天下福禄泰安。
由此可见，孝母、护子皆是爱人，爱人必爱家，爱家必爱国，爱国必当心怀天下，所以，不管你是工农商学兵师，还是官家与白丁，都当怀有此心，同心同德，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和使命，否则，即是失本，恐怕连个“人”字都难为吧！
母亲节，不是让我们只在今天想起还有个母亲，得给她过节，华夏文明以德为心，“母”乃本性也，通过真心、常态的孝母可回归本心本性，以孝可入道，唯有心在道才能真孝，故曰孝道。母亲节，只是365天中的普通一天而已，本心安在，回归于德，天天都可悟道，天天都是母亲节，天天、时时都能以慈母之心爱人爱天下，这就是红尘即是道场，生活即是修行，最终可超凡入圣，回归天人合一，这就是践行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华夏文明的传承。
云禅慧明
2020.5.10
从红尘讲，古语云：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百善孝为先。又是母亲节，再看到这两句话却有着不一样的感受，真是道尽红尘人心啊！
一句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仿佛我们没有当父母之前，就可以理所当然不懂得父母生养之恩，仿佛父母所有的辛劳付出，甚至父母可以为我们生为我们死，就可以视而不见。不为父母不知恩，那为人父母之后呢？自己的儿女又成为了心心念念牵挂的核心，而且，看儿女的目光和心跟看父母就是不一样，拍拍良心，不是这样吗？由此看来，我们不孝，百善孝为先，不孝又何来善？这是历代祖先的忠告，不会错，照尽了红尘人心。但红尘中又有几人承认自己不孝、不善呢？这就是没有破迷开悟的红尘人心，以“我”为是的小人之心，以此心在红尘，故事事诸难顺，一切都是点化，我们却不能照见，因此不能改变。所以，红尘后天人心，无真孝，红尘无真善。
再说，我们为人父母者破迷开悟了吗？真的活明白了吗？什么是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真相是什么？什么是命运？人最终的归属是什么？如何能改变命运？如果我们无知，又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能给他们什么？结果真的就是爱吗？看看如今的世界，有多少未出生就夭折的孩子？有多少抑郁、病死、横死，甚至被自己父母害死的孩子？有多少因无知而误入歧途乃至犯罪的孩子？又有多少孩子在父母的教育下，重复着父母苦难的命运？现在社会的亲子关系都好吗？真的有爱和孝吗？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既是父母又是孩子，这种双向的亲子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主体架构，今天的社会现状人人有责，所以人人当反思，对上对下是否做到了真孝真爱？父母有病你能让他们健康吗？孩子遭遇人生的转折你能引领和改变吗？你知道一切发生背后的因缘、因果、真相吗？古语有云：为人父母者不知医，谓不慈；为人子女者不知医，谓不孝。何为医？古医乃神圣之业，可疗人心疾，解因化果，治未病而使不致于病。由此可见，此为毉，先天德道所成，而非现代之医，后天小我人心所成。但是你知道吗？现代后天之医，即是因德降道滑而退化的凡俗小人，只要无我，即可德道回归于心，即可德升道涨，开发潜能，重新成为先天本来之毉，即是道毉百病，可化解天地人之危机，此乃大孝之为道，则红尘小孝小爱自在其中，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旨。
何为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始者、母者皆为本源，先天德道也。所以母性的实质为天性、本性，乃无我之爱，乃天道之爱，方为真爱。故母性无分男女，人人皆有之本心本性，但都被累世轮回的红尘后天人心所覆盖，故不见本心难明本性，命运完全被累世以“我”为根的因缘所操控着，活在因果里，不能自拔，不能自知自觉。
人不觉知，红尘的母爱都是后天意识，所以，很多时候母爱变成了一种所有和掌控，对儿女的教育往往是我认为、我觉得……都是以“我”为模板，孩子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呢？甚至有很多爱成其害，不仅阻碍了孩子的天性，甚至造成孩子叛逆，反其道而行之，酿成悲剧，追悔莫及。
同样的道理，我们作为儿女呢？你知不知道，父母也是凡夫俗子，同样背负着累世的因果业力，人身难得，中土难生，俗话常说生育之恩大过天，故曰百善孝为先。同样生而为人，同样有历经累世轮回的灵魂，同样具足本心本性，即始终觉醒的天魂，同在天地之间，同在红尘，同在生活中修行，其实，灵魂之间的都是平等的、独立的，并不是相互依存、依赖的，最终都得看破红尘关系假象，出离红尘，唯厚德载物以德承载。在红尘皆蒙昧的人群，就看谁能先觉醒，谁能先担当。先知先觉先行，即是大德，必得天地相助，大德必成大业。德为一切根本，为一切之心，为一切之始，为一切之母，为一切之归属。德为道之心，大德必成大势，天道不可违。
“人类命运共同体”即是本源之德，是根、是源、是始、是母，是引领，是归属，得道者有天地相助，注定了中国的强大。“人类命运共同体”将阴阳合于道，将父母情怀融合为一，这是真正的爱民如子为天下，民乃本也，人之本、国之本、天之本。
我们既是儿女又是父母，但无论何种身份，都首先是人，是人即当归本，返观内照即见本心本性。唯有回归本心本性才能成为真人，真人才能有真心，才能为慈父慈母，才能为孝子。
家以国为天，国以道为天，家国皆以人为本，唯有人心归德，才有真心、真情、真爱，才能家国乃至天下福禄泰安。
由此可见，孝母、护子皆是爱人，爱人必爱家，爱家必爱国，爱国必当心怀天下，所以，不管你是工农商学兵师，还是官家与白丁，都当怀有此心，同心同德，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和使命，否则，即是失本，恐怕连个“人”字都难为吧！
母亲节，不是让我们只在今天想起还有个母亲，得给她过节，华夏文明以德为心，“母”乃本性也，通过真心、常态的孝母可回归本心本性，以孝可入道，唯有心在道才能真孝，故曰孝道。母亲节，只是365天中的普通一天而已，本心安在，回归于德，天天都可悟道，天天都是母亲节，天天、时时都能以慈母之心爱人爱天下，这就是红尘即是道场，生活即是修行，最终可超凡入圣，回归天人合一，这就是践行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华夏文明的传承。
云禅慧明
（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东方卫视抗疫晚会# 一天好几个上头事件！真是不把人民当人了是吧！我虽然就只是个屁民，但我就把话放这，此后拉黑东方卫视出品的所有节目，作品，投放广告的产品！晚会名单上的艺人想拉黑也估计拉不了了，半个娱乐圈了，想逃离也逃不了。算了，反正在我心里，内娱已死，与我无关。上海，真有你的，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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