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冷知识# 古代有钱人究竟有多豪横？ 】
现代人会通过名表、大牌服饰来彰显自己的成功与财富，其实古人尤甚。并且相比之下，古人的穿金戴银可比现代人豪横太多了！
早在古代，人们会通过头饰，穿戴来炫耀自己的高贵身份。甚至连衣服的颜色都有高低等级之分，在唐代之后，黄色就只能是皇亲国戚的专属色，大臣和平民都明令禁止穿这种颜色的衣服。
今天小编就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古代都有哪些奢华的穿戴！
凤冠
“冠”是是一种戴于头顶的饰物，也是古人对于头上装饰的总称。
在古人眼里，冠不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的帽子，它更像是一种身份标志。所以在古代，只要戴着冠，就算个体面人了。
在古时，冠的种类样式很多，根据不同等级，不同性别，不同用处分为冕冠、长冠、委貌冠、凤冠等，其中凤冠最为奢华精致
很多人误以为凤冠在古代是独属于皇后的头饰。其实这并不对。凤冠是历朝女子头饰中品级最高的一种，多在隆重场合佩戴。明清时期，普通女子出嫁时也会佩戴凤冠。
凤冠是由凤钗、凤凰爵等凤形首饰发展演变而来，历史悠久，据考证汉代时期就出现了凤冠。凤冠至唐朝发展鼎盛，吉祥的“凤冠”，寓意自由权势，是富贵之势，之后的五代十国与宋朝进一步强化“风冠”的自由、稳定、动荡之势和高大时尚感，终于在明代又迎来新的巅峰。
明代的“风冠”珍贵典雅，其珠宝之大成，雍容华贵，清代在此基础上加重了“凤冠”的地位和身份，在金银、宝石上雕刻着中华文化的百鸟之王，戴在女子发髻之上，更能彰显出女性的美丽、高贵、吉祥。
凤冠上装饰纹样十分考究，主要以龙凤花纹为主，龙用金丝堆累工艺焊接，呈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
凤冠对于颜色上的选取也颇为考究，用的是色彩构成中的三原色——红黄蓝为主色，其中蓝色为底色，所占面积最大，黄色次之，红色仅为点缀。
凤冠的材质主要有宝石、水晶石、金、珍珠、羽毛等等。每个凤冠上所饰珍珠、宝石及重量各不相等，最多的一顶凤冠上有宝石128块，珍珠5,449颗。冠上嵌饰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及博鬓，这些部件都是先单独制成，然后插嵌在冠上的插管内，组合成一顶凤冠。
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其工艺有花丝、镶嵌、錾雕、点翠、穿系等。最后的组装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序，各饰件的放置，几千颗珍珠的穿系，几百颗宝石的镶嵌，诸多饰物于一冠，安排合理，式样精美。
金镶玉带勾
古时候，人们的衣服宽松，多需要用腰带勒紧腰身。
古人腰带分为大带、革带两种，大带以布帛制作用于束腰紧身，革带多以生革为之，主要用于系佩组绶、印章、囊、刀剑等物。因革带硬而厚实，无法同大带一样系结，使用时多借助于带钩扣联。带钩其实相当于现代人使用的皮带扣。
带钩起源较早，在战国中晚期的使用相当普遍，出土及传世的数量都不少，许多带钩制作考究，镶金嵌玉，雕刻铭文，美不胜收。
明代时期的带钩最为鼎盛，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带钩开始颇受到文人雅士的欢迎，成为服饰中常用配件
在古代，佩钩是件大事，它反映着佩用者的身份地位，代表着那一时期的摩登和时尚。可以说，各种最奢华的材料、最先进的工艺、最时壁的设计，都用在了带钩的制作上，争奇斗艳，以彰显其身份地位的高贵。
《淮南子》中在谈及带钩时，用了这样的话：“满堂之座，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意思是说，放眼看去，宾客满堂的腰间环带上，都露出奢华的钩饰，没有相同的。而正是在这个“视钩各异”间，人们的身份、地位都表露无遗，王侯之钩、官宦之钩、百姓之钩，分得清清楚楚。
带钩的质地有金、银、铜、铁、玉、石等多种，玉质带钩是其中较为珍贵的一类。主要以和田白玉、青白玉为主。王公贵族一般会用金镶玉带钩，美轮美奂，颇显身份气质。
带钩在造型、图案设计上，有花草、动物的浮雕和立雕，钩首多为龙头形，以龙螭纹相组合的龙带钩最为精美。
在古代，衣服的作用不仅仅是蔽体，更是一种身份象征。以服饰体现等级，在古代是一种尤为重要的手段，所以，古人们对衣服的材质、颜色、图案，甚至图案大小都十分有讲究。
为了让衣服看起来更华丽，古代纺织行业诞生了一种丝织物——织金，顾名思义，就是把黄金织进衣服里。
很多人肯定会疑惑，黄金的硬度不高，但起码它还是金属吧，古人是如何将黄金化成柔软的丝线织进布里？
这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古代匠人却驾轻就熟。他们先将金块打成薄片，再由两位金箔工人各自举着7斤重的锤子，轮流用力锤打，至少要锤打25000多下，方能锤打成"厚薄均匀、薄如蝉翼、软似绸缎、轻如鸿毛"的金箔。
再将锻制好的金箔贴在薄皮或者皮纸上，裁割成很细很长的细线，这种细线是不超过0.5毫米的窄条，被称为扁金线，还有一种圆金线是将扁金线螺旋地裹于棉纱或丝线外。
这些金线能代替一般的纺线来织花纹、织金锦。
用金丝制作出来的衣服，色彩艳丽，金光闪烁。
虽然古代科技不发达，但是古时有钱人仍旧十分讲究，大到住房建筑，小到服装佩饰，处处都精美考究。
现代人会通过名表、大牌服饰来彰显自己的成功与财富，其实古人尤甚。并且相比之下，古人的穿金戴银可比现代人豪横太多了！
早在古代，人们会通过头饰，穿戴来炫耀自己的高贵身份。甚至连衣服的颜色都有高低等级之分，在唐代之后，黄色就只能是皇亲国戚的专属色，大臣和平民都明令禁止穿这种颜色的衣服。
今天小编就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古代都有哪些奢华的穿戴！
凤冠
“冠”是是一种戴于头顶的饰物，也是古人对于头上装饰的总称。
在古人眼里，冠不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的帽子，它更像是一种身份标志。所以在古代，只要戴着冠，就算个体面人了。
在古时，冠的种类样式很多，根据不同等级，不同性别，不同用处分为冕冠、长冠、委貌冠、凤冠等，其中凤冠最为奢华精致
很多人误以为凤冠在古代是独属于皇后的头饰。其实这并不对。凤冠是历朝女子头饰中品级最高的一种，多在隆重场合佩戴。明清时期，普通女子出嫁时也会佩戴凤冠。
凤冠是由凤钗、凤凰爵等凤形首饰发展演变而来，历史悠久，据考证汉代时期就出现了凤冠。凤冠至唐朝发展鼎盛，吉祥的“凤冠”，寓意自由权势，是富贵之势，之后的五代十国与宋朝进一步强化“风冠”的自由、稳定、动荡之势和高大时尚感，终于在明代又迎来新的巅峰。
明代的“风冠”珍贵典雅，其珠宝之大成，雍容华贵，清代在此基础上加重了“凤冠”的地位和身份，在金银、宝石上雕刻着中华文化的百鸟之王，戴在女子发髻之上，更能彰显出女性的美丽、高贵、吉祥。
凤冠上装饰纹样十分考究，主要以龙凤花纹为主，龙用金丝堆累工艺焊接，呈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
凤冠对于颜色上的选取也颇为考究，用的是色彩构成中的三原色——红黄蓝为主色，其中蓝色为底色，所占面积最大，黄色次之，红色仅为点缀。
凤冠的材质主要有宝石、水晶石、金、珍珠、羽毛等等。每个凤冠上所饰珍珠、宝石及重量各不相等，最多的一顶凤冠上有宝石128块，珍珠5,449颗。冠上嵌饰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及博鬓，这些部件都是先单独制成，然后插嵌在冠上的插管内，组合成一顶凤冠。
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其工艺有花丝、镶嵌、錾雕、点翠、穿系等。最后的组装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序，各饰件的放置，几千颗珍珠的穿系，几百颗宝石的镶嵌，诸多饰物于一冠，安排合理，式样精美。
金镶玉带勾
古时候，人们的衣服宽松，多需要用腰带勒紧腰身。
古人腰带分为大带、革带两种，大带以布帛制作用于束腰紧身，革带多以生革为之，主要用于系佩组绶、印章、囊、刀剑等物。因革带硬而厚实，无法同大带一样系结，使用时多借助于带钩扣联。带钩其实相当于现代人使用的皮带扣。
带钩起源较早，在战国中晚期的使用相当普遍，出土及传世的数量都不少，许多带钩制作考究，镶金嵌玉，雕刻铭文，美不胜收。
明代时期的带钩最为鼎盛，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带钩开始颇受到文人雅士的欢迎，成为服饰中常用配件
在古代，佩钩是件大事，它反映着佩用者的身份地位，代表着那一时期的摩登和时尚。可以说，各种最奢华的材料、最先进的工艺、最时壁的设计，都用在了带钩的制作上，争奇斗艳，以彰显其身份地位的高贵。
《淮南子》中在谈及带钩时，用了这样的话：“满堂之座，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意思是说，放眼看去，宾客满堂的腰间环带上，都露出奢华的钩饰，没有相同的。而正是在这个“视钩各异”间，人们的身份、地位都表露无遗，王侯之钩、官宦之钩、百姓之钩，分得清清楚楚。
带钩的质地有金、银、铜、铁、玉、石等多种，玉质带钩是其中较为珍贵的一类。主要以和田白玉、青白玉为主。王公贵族一般会用金镶玉带钩，美轮美奂，颇显身份气质。
带钩在造型、图案设计上，有花草、动物的浮雕和立雕，钩首多为龙头形，以龙螭纹相组合的龙带钩最为精美。
在古代，衣服的作用不仅仅是蔽体，更是一种身份象征。以服饰体现等级，在古代是一种尤为重要的手段，所以，古人们对衣服的材质、颜色、图案，甚至图案大小都十分有讲究。
为了让衣服看起来更华丽，古代纺织行业诞生了一种丝织物——织金，顾名思义，就是把黄金织进衣服里。
很多人肯定会疑惑，黄金的硬度不高，但起码它还是金属吧，古人是如何将黄金化成柔软的丝线织进布里？
这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古代匠人却驾轻就熟。他们先将金块打成薄片，再由两位金箔工人各自举着7斤重的锤子，轮流用力锤打，至少要锤打25000多下，方能锤打成"厚薄均匀、薄如蝉翼、软似绸缎、轻如鸿毛"的金箔。
再将锻制好的金箔贴在薄皮或者皮纸上，裁割成很细很长的细线，这种细线是不超过0.5毫米的窄条，被称为扁金线，还有一种圆金线是将扁金线螺旋地裹于棉纱或丝线外。
这些金线能代替一般的纺线来织花纹、织金锦。
用金丝制作出来的衣服，色彩艳丽，金光闪烁。
虽然古代科技不发达，但是古时有钱人仍旧十分讲究，大到住房建筑，小到服装佩饰，处处都精美考究。
耕而陶聊茶：二十五．三红七绿为青茶 （1、青茶溯源谈虎丘）
六大茶类中的青茶也叫乌龙茶，俗称半发酵茶，它的主要产地在我们国家的福建、广东、台湾三省。最具代表的品种就是闽北岩骨花香的武夷岩茶，闽南安溪铁观音，广东潮州的凤凰单丛，台湾的乌龙茶。从历史文献上看，这四个地区产生乌龙茶的先后顺序首先是福建武夷，其次安溪，再次台湾，最晚为广东潮州。
青茶制作讲究，鲜叶的采摘，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太嫩，咖啡碱、茶多酚含量高，糖类跟形成芳香物的前导物低，成茶滋味苦涩、香气低。过老，内含物质低，纤维素含量高，茶汤亦差。所以要在茶树新梢的顶芽形成驻芽的时候采摘小开面儿或大开面儿，俗称“开面采”。这时候茶树鲜叶中呈苦涩味道的脂型儿茶素减少，糖类增加,嫩梗里产生了较多的氨基酸，香叶醇、苯乙醛等香气成份增加。接着通过萎凋使鲜叶轻度失水，破坏叶绿素，令氨基酸与可溶性糖类增多；蛋白质分解，低沸点的青草气得以挥发，如此就为香高、味醇、耐泡的优质成品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开始做青。做青用一个词来讲就是叶片的“死去活来”，这形容的是摇青跟凉青交替过程中茶树鲜叶的状态。通过摇青，鲜叶跟嫩梗里的水分缓慢散发，使得生机勃勃的叶片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把摇过的叶片放置一会儿，嫩梗里残留的水又重新分布到了叶子表面，叶片接着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样子。如此反复交替，我们就看到了鲜叶不停地“死去活来”，也有人把这个过程称作“走水”、“还阳”。摇青过程会让叶片边缘不断受到震动和摩擦，令边缘细胞逐步损伤，使得多酚氧化酶对儿茶素渐进氧化。当鲜叶的含水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叶子的颜色由绿转淡绿、黄绿，叶片边缘出现红斑并且花香开始出现，就要果断杀青，钝化叶片中酶的活性，终止叶片内儿茶素的氧化，保留巩固茶的内在品质。再经过揉捻、烘干、焙火等工艺终成青茶。
清崇安知县陆廷灿的《续茶经》约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书中他援引王草堂《茶说》所述：“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闬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罗、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看，采后晒青、摇青、炒、焙、拣梗，在那时候主要的青茶工艺已经展现无遗。王草堂即王复礼，是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后人，《茶说》成书应为清初。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已六十有七的王草堂受福建抚台之聘来闽，寓居武夷山。后一直隐居于此，潜心向学，前后经历了王梓、梅廷隽、陆廷灿三任崇安令，终老于武夷。王草堂在《茶说》中记录的有关武夷茶制法的文字对考证乌龙茶起源来讲弥为珍贵，泽被后人。
新事物的出现是有前提条件的，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也不例外。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一道诏旨，令茶废团改散，“岁贡上贡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把团茶都废掉，喝散茶。明代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补遗》里也记载：“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为上，犹仍宋制，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茶加香味，捣为细末，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陆羽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沈德符的歌功颂德稍显肉麻，但放小牛出身的朱皇帝废团改散可真是对茶的一次大变革，条索型散茶方便揉捻、发酵，它的大量出现，为自明以降茶类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
说乌龙茶的诞生，不得不从明代冠绝天下的虎丘茶讲起。有朋友说，虎丘茶不是绿茶吗，跟乌龙茶有啥子关系。外行了不是，没有虎丘茶，就引不出两百多年后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静下心来，慢慢听吧。
到过苏州的朋友都知道，苏州的虎丘，相传是吴王阖闾墓冢所在地，其墓道口就在剑池深处。《史记》记载吴王阖闾葬于此，传说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苏州府志》说茶圣陆羽在贞元年间（约796年）曾长期寓居苏州虎丘，一边著书，一边研究茶学。他发现虎丘处有一泉水，汲水饮茶，质甘清凛，为水之美者。于是就在虎丘山上挖石筑井一眼，此井被后人称为“陆羽井”，亦称“陆羽泉”。
陆羽泉被唐代品泉家刑部侍郎刘伯刍评为“天下第三泉”。明代王鏊曾赋诗：“翠壑无声滑碧鲜，品题谁许惠山先？沉埋断础颓垣里，搜剔松根石罅边，云乳一林沆瀣分，天光千丈落虚圆。闲来弃置行多恻，好谢东山悟道泉。”。现在的陆羽井为一长方形水池，约一丈多见方，井四周石壁陡峭如削。石肌天然，色呈褐赭，秀若铁花。从前宋代苏东坡来此游赏赞其为“铁华秀岩壁”，后人遂将其称作“铁华岩”。“铁华岩”这三个字后来被清代范承勋手书，并将其刻于石壁之上。凡今游山的怀古之士无不至此一睹这“陡崖垂碧湫，古苔铁花冷,中横一线天,倒挂浮图影”的泉石盎然之境。
说到这儿，要澄清一个事情，有人说虎丘茶是陆羽带到苏州种植培育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虎丘茶的种植跟陆羽没有一点关系。从两点可以看出来，一，陆羽的《茶经》大约是在公元780年完成的，陆羽《茶经》里并没有关于虎丘茶的记述。这也是后来清顺治年间广东人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的原因。二，唐代诗人韦应物（737年～791年）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七月到苏州任刺史，至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卒于苏州官舍。陆羽是在韦应物逝后五年才来虎丘。在任上，韦应物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茶诗<<喜虎丘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仙源。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可见，彼时虎丘山上早已长有茶树，非陆鸿渐所植。
《元和县志》记载虎丘所产之茶：“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烹之色白如玉，而作豌豆香，性不能耐久，宋人呼为‘白云茶’。”。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虎丘茶的影子。明末苏州状元文震孟（1574年～1636年）就说：“吴山之虎丘，名艳天下。其所产茗柯，亦为天下最，色香与味在常品外。如阳羡、天池、北源、松萝俱堪作奴也。”。卜万祺，明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崇祯时官广东韶州知府。他在清顺治年间（约1644年～1661年）著述的《松寮茗政》里写到:“虎丘茶，色味香韵，无可比拟。必亲诣茶所，手摘监制，乃得真产。且难久贮，即百端珍护，稍过时，即全失其初矣。殆如彩云易散，故不入供御耶。”。
清顺治年（1655年）广东人陈鉴侨居苏州，感：“陆桑苎翁《茶经》漏虎丘，窃有疑焉。陆尝隐虎丘者也，井焉、泉焉、品水焉，茶何漏?....予乙未迁居虎丘，因注之、补之；其于《茶经》无以别也，仍以注、补别之，而《经》之十品备焉矣。桑苎翁而在，当哑然一笑。”。于是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他在文中对虎丘茶的生长、品饮做了记载，他说虎丘茶树“花开比白蔷薇而小，茶子如小弹”，生长在“虎丘之西，正阳崖阴林”，“虎丘紫绿，笋芽卷舒皆上”，“鉴亲采数嫩叶，与茶侣汤愚公小焙烹之，真作豆花香。”。
清朝的《虎丘山志》载：“虎丘茶，出金粟房。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点之色如白玉，而作豌豆香。”。金粟房是虎丘山上寺院之一，这段文字点出了“虎丘茶”的出处。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名艳天下的虎丘茶是明代虎丘山中寺庙和尚种植、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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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茶类中的青茶也叫乌龙茶，俗称半发酵茶，它的主要产地在我们国家的福建、广东、台湾三省。最具代表的品种就是闽北岩骨花香的武夷岩茶，闽南安溪铁观音，广东潮州的凤凰单丛，台湾的乌龙茶。从历史文献上看，这四个地区产生乌龙茶的先后顺序首先是福建武夷，其次安溪，再次台湾，最晚为广东潮州。
青茶制作讲究，鲜叶的采摘，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太嫩，咖啡碱、茶多酚含量高，糖类跟形成芳香物的前导物低，成茶滋味苦涩、香气低。过老，内含物质低，纤维素含量高，茶汤亦差。所以要在茶树新梢的顶芽形成驻芽的时候采摘小开面儿或大开面儿，俗称“开面采”。这时候茶树鲜叶中呈苦涩味道的脂型儿茶素减少，糖类增加,嫩梗里产生了较多的氨基酸，香叶醇、苯乙醛等香气成份增加。接着通过萎凋使鲜叶轻度失水，破坏叶绿素，令氨基酸与可溶性糖类增多；蛋白质分解，低沸点的青草气得以挥发，如此就为香高、味醇、耐泡的优质成品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开始做青。做青用一个词来讲就是叶片的“死去活来”，这形容的是摇青跟凉青交替过程中茶树鲜叶的状态。通过摇青，鲜叶跟嫩梗里的水分缓慢散发，使得生机勃勃的叶片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把摇过的叶片放置一会儿，嫩梗里残留的水又重新分布到了叶子表面，叶片接着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样子。如此反复交替，我们就看到了鲜叶不停地“死去活来”，也有人把这个过程称作“走水”、“还阳”。摇青过程会让叶片边缘不断受到震动和摩擦，令边缘细胞逐步损伤，使得多酚氧化酶对儿茶素渐进氧化。当鲜叶的含水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叶子的颜色由绿转淡绿、黄绿，叶片边缘出现红斑并且花香开始出现，就要果断杀青，钝化叶片中酶的活性，终止叶片内儿茶素的氧化，保留巩固茶的内在品质。再经过揉捻、烘干、焙火等工艺终成青茶。
清崇安知县陆廷灿的《续茶经》约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书中他援引王草堂《茶说》所述：“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闬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罗、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看，采后晒青、摇青、炒、焙、拣梗，在那时候主要的青茶工艺已经展现无遗。王草堂即王复礼，是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后人，《茶说》成书应为清初。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已六十有七的王草堂受福建抚台之聘来闽，寓居武夷山。后一直隐居于此，潜心向学，前后经历了王梓、梅廷隽、陆廷灿三任崇安令，终老于武夷。王草堂在《茶说》中记录的有关武夷茶制法的文字对考证乌龙茶起源来讲弥为珍贵，泽被后人。
新事物的出现是有前提条件的，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也不例外。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一道诏旨，令茶废团改散，“岁贡上贡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把团茶都废掉，喝散茶。明代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补遗》里也记载：“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为上，犹仍宋制，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茶加香味，捣为细末，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陆羽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沈德符的歌功颂德稍显肉麻，但放小牛出身的朱皇帝废团改散可真是对茶的一次大变革，条索型散茶方便揉捻、发酵，它的大量出现，为自明以降茶类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
说乌龙茶的诞生，不得不从明代冠绝天下的虎丘茶讲起。有朋友说，虎丘茶不是绿茶吗，跟乌龙茶有啥子关系。外行了不是，没有虎丘茶，就引不出两百多年后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静下心来，慢慢听吧。
到过苏州的朋友都知道，苏州的虎丘，相传是吴王阖闾墓冢所在地，其墓道口就在剑池深处。《史记》记载吴王阖闾葬于此，传说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苏州府志》说茶圣陆羽在贞元年间（约796年）曾长期寓居苏州虎丘，一边著书，一边研究茶学。他发现虎丘处有一泉水，汲水饮茶，质甘清凛，为水之美者。于是就在虎丘山上挖石筑井一眼，此井被后人称为“陆羽井”，亦称“陆羽泉”。
陆羽泉被唐代品泉家刑部侍郎刘伯刍评为“天下第三泉”。明代王鏊曾赋诗：“翠壑无声滑碧鲜，品题谁许惠山先？沉埋断础颓垣里，搜剔松根石罅边，云乳一林沆瀣分，天光千丈落虚圆。闲来弃置行多恻，好谢东山悟道泉。”。现在的陆羽井为一长方形水池，约一丈多见方，井四周石壁陡峭如削。石肌天然，色呈褐赭，秀若铁花。从前宋代苏东坡来此游赏赞其为“铁华秀岩壁”，后人遂将其称作“铁华岩”。“铁华岩”这三个字后来被清代范承勋手书，并将其刻于石壁之上。凡今游山的怀古之士无不至此一睹这“陡崖垂碧湫，古苔铁花冷,中横一线天,倒挂浮图影”的泉石盎然之境。
说到这儿，要澄清一个事情，有人说虎丘茶是陆羽带到苏州种植培育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虎丘茶的种植跟陆羽没有一点关系。从两点可以看出来，一，陆羽的《茶经》大约是在公元780年完成的，陆羽《茶经》里并没有关于虎丘茶的记述。这也是后来清顺治年间广东人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的原因。二，唐代诗人韦应物（737年～791年）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七月到苏州任刺史，至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卒于苏州官舍。陆羽是在韦应物逝后五年才来虎丘。在任上，韦应物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茶诗<<喜虎丘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仙源。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可见，彼时虎丘山上早已长有茶树，非陆鸿渐所植。
《元和县志》记载虎丘所产之茶：“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烹之色白如玉，而作豌豆香，性不能耐久，宋人呼为‘白云茶’。”。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虎丘茶的影子。明末苏州状元文震孟（1574年～1636年）就说：“吴山之虎丘，名艳天下。其所产茗柯，亦为天下最，色香与味在常品外。如阳羡、天池、北源、松萝俱堪作奴也。”。卜万祺，明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崇祯时官广东韶州知府。他在清顺治年间（约1644年～1661年）著述的《松寮茗政》里写到:“虎丘茶，色味香韵，无可比拟。必亲诣茶所，手摘监制，乃得真产。且难久贮，即百端珍护，稍过时，即全失其初矣。殆如彩云易散，故不入供御耶。”。
清顺治年（1655年）广东人陈鉴侨居苏州，感：“陆桑苎翁《茶经》漏虎丘，窃有疑焉。陆尝隐虎丘者也，井焉、泉焉、品水焉，茶何漏?....予乙未迁居虎丘，因注之、补之；其于《茶经》无以别也，仍以注、补别之，而《经》之十品备焉矣。桑苎翁而在，当哑然一笑。”。于是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他在文中对虎丘茶的生长、品饮做了记载，他说虎丘茶树“花开比白蔷薇而小，茶子如小弹”，生长在“虎丘之西，正阳崖阴林”，“虎丘紫绿，笋芽卷舒皆上”，“鉴亲采数嫩叶，与茶侣汤愚公小焙烹之，真作豆花香。”。
清朝的《虎丘山志》载：“虎丘茶，出金粟房。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点之色如白玉，而作豌豆香。”。金粟房是虎丘山上寺院之一，这段文字点出了“虎丘茶”的出处。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名艳天下的虎丘茶是明代虎丘山中寺庙和尚种植、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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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佛教 > 专题 >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座谈会 > 会议论文 > 正文
昭慧法师：印顺导师对本生谈与西方净土思想的抉择
二、印公对“本生谈”所作之抉择
印公导师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二书中，对于九分教中之“本事、本生、譬喻、因缘”四者，有极其详细的专章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详阅之。在此但依印公所述“本生谈”故事之来源，作为本文之论议主轴（因为那部分才是传统佛教所难以忍受的观点），余不赘述。
菩萨成佛，要经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往昔因中的修行故事，即名为“本生谈”。笔者犹记得，初出家时所住的道场，师长是不准住众阅读印公书籍的，理由在于：印公思想“有破坏大乘信仰之虞”。尤其家师是因深受“本生谈”的感动，而志在“行菩萨道”的，他更是无法忍受导师所诠释的“本生故事”来源：
融摄印度的先贤盛德，引归到出世的究竟解脱。也就因此，先贤的盛德──世间的善业，成为佛过去生中的因行，菩萨道就由此而引发出来。此外，律师所传的佛（释尊）的本生，虽也有王、臣、长者、婆罗门，而平民、鬼神、旁生──鹿、象、鸟等，也成为释尊的前生：这是印度民间传说的佛化。
他认为：假使伟大的菩萨本生，原来不是佛陀之所亲历，而只是“先贤的盛德”，“印度民间传说的佛化”，试问：这让“以佛陀本生为典范”的菩萨行人，情何以堪？又如何再建立对菩萨道的信心？
其后，笔者在研读印公著作时，就特别留意有关“本生谈”的论述。笔者以为：印公导师只是依史学方法，在对照印度的民间故事与早期有部论师的看法之后，分析此诸本生故事之来源而已。可贵的是：早在部派时代，有部论师对“本生谈”的态度就是：把它当作传说，而不强为会通。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一、佛陀既然有不共诸大阿罗汉弟子的种种圆满，那么依于“缘起”、“善恶有报”的因果法则，功德圆满，必然其来有自。二、依于众生诸趣流转的缘生法则，则其在过去久远劫来，必然也曾因善恶业之异熟，而曾流转诸趣。据此二点而作推论，那么，“佛陀的殊胜果德，是在因地的过去生中，以种种懿行令德而逐渐累积起来的”，这种看法，在佛法的思维逻辑上，是没有什么漏洞的。
只要此一看法无误，我们就可以肯定：“佛陀在过去无数生中，一定有许多无私无我以利益众生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从而可以肯定：“流传中的本生故事，是此一信念的具象化。”纵使这些故事的情节，确有以印度民间故事作为素材的现象，但那都不足以影响大乘的根本信念，因为，在佛法的思维逻辑上，经历过类似情节的伟大心灵，只要空性慧具足，是很自然地会趋向于佛道的。
因此，依于“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大乘义，类似“本生谈”这样的感人故事，是可以发生在其它修六度行的菩萨身上的。如何由慈悯众生的事相提升到无我我所的“空相应缘起”？这才是佛法不共世间善德懿行之所在。也因此，印公导师充份抉择“本生谈”在理、事二端的意义：
菩萨本生谈中，舍身命财的故事很多。如刺血疗疾等。这可从二方面说：一、就事的，即身体、生命、财物的牺牲。事相的施舍，一般人也有能做到的。二、达理的，能了达身体是四大五蕴的假合；寿命仅是数十百年的相续假；财物更是实无自性，五家所共的。达身命财的实性不可得而不执着为我我所，即是舍。此与般若经的三轮──自、他、物体空相等。但这不可执理废事，通达身等的毕竟空寂性；而又能为法为人而施舍，这才是菩萨的大舍。初学者，可先于事上着力；渐渐摄受正法，而能即事契理，了达身等的空寂，即为护持正法、利济众生而修舍行。
当然，这是通三乘之教，所以“本生谈”的菩萨思想，可以说是大乘的先导。然而“本生谈”中的菩萨，都以个人角色行菩萨道，影响所及，大乘也就没有开展出依律共住而六和合的菩萨僧团。
再者，傍生众生依然有可贵的德行，这本是“众生平等”精神的充份流露，也是印度文化中人与畜生相亲的特色所在；但是影响所及，却进一步产生“菩萨无所不在”，“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的“菩萨示现”说。换句话说，因地中的善德懿行，一变而为果德中大悲等流的示现教化，进一步，大乘开展出了“唯心神秘天乘思想”——这是印公发现大乘佛教趋向天化的其中一条线索。针对“唯心神秘天乘思想”，印公多有批判，但此一部分已溢出“本生谈”之主题，涉及之层面甚广，故此暂且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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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慧法师：印顺导师对本生谈与西方净土思想的抉择
二、印公对“本生谈”所作之抉择
印公导师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二书中，对于九分教中之“本事、本生、譬喻、因缘”四者，有极其详细的专章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详阅之。在此但依印公所述“本生谈”故事之来源，作为本文之论议主轴（因为那部分才是传统佛教所难以忍受的观点），余不赘述。
菩萨成佛，要经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往昔因中的修行故事，即名为“本生谈”。笔者犹记得，初出家时所住的道场，师长是不准住众阅读印公书籍的，理由在于：印公思想“有破坏大乘信仰之虞”。尤其家师是因深受“本生谈”的感动，而志在“行菩萨道”的，他更是无法忍受导师所诠释的“本生故事”来源：
融摄印度的先贤盛德，引归到出世的究竟解脱。也就因此，先贤的盛德──世间的善业，成为佛过去生中的因行，菩萨道就由此而引发出来。此外，律师所传的佛（释尊）的本生，虽也有王、臣、长者、婆罗门，而平民、鬼神、旁生──鹿、象、鸟等，也成为释尊的前生：这是印度民间传说的佛化。
他认为：假使伟大的菩萨本生，原来不是佛陀之所亲历，而只是“先贤的盛德”，“印度民间传说的佛化”，试问：这让“以佛陀本生为典范”的菩萨行人，情何以堪？又如何再建立对菩萨道的信心？
其后，笔者在研读印公著作时，就特别留意有关“本生谈”的论述。笔者以为：印公导师只是依史学方法，在对照印度的民间故事与早期有部论师的看法之后，分析此诸本生故事之来源而已。可贵的是：早在部派时代，有部论师对“本生谈”的态度就是：把它当作传说，而不强为会通。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一、佛陀既然有不共诸大阿罗汉弟子的种种圆满，那么依于“缘起”、“善恶有报”的因果法则，功德圆满，必然其来有自。二、依于众生诸趣流转的缘生法则，则其在过去久远劫来，必然也曾因善恶业之异熟，而曾流转诸趣。据此二点而作推论，那么，“佛陀的殊胜果德，是在因地的过去生中，以种种懿行令德而逐渐累积起来的”，这种看法，在佛法的思维逻辑上，是没有什么漏洞的。
只要此一看法无误，我们就可以肯定：“佛陀在过去无数生中，一定有许多无私无我以利益众生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从而可以肯定：“流传中的本生故事，是此一信念的具象化。”纵使这些故事的情节，确有以印度民间故事作为素材的现象，但那都不足以影响大乘的根本信念，因为，在佛法的思维逻辑上，经历过类似情节的伟大心灵，只要空性慧具足，是很自然地会趋向于佛道的。
因此，依于“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大乘义，类似“本生谈”这样的感人故事，是可以发生在其它修六度行的菩萨身上的。如何由慈悯众生的事相提升到无我我所的“空相应缘起”？这才是佛法不共世间善德懿行之所在。也因此，印公导师充份抉择“本生谈”在理、事二端的意义：
菩萨本生谈中，舍身命财的故事很多。如刺血疗疾等。这可从二方面说：一、就事的，即身体、生命、财物的牺牲。事相的施舍，一般人也有能做到的。二、达理的，能了达身体是四大五蕴的假合；寿命仅是数十百年的相续假；财物更是实无自性，五家所共的。达身命财的实性不可得而不执着为我我所，即是舍。此与般若经的三轮──自、他、物体空相等。但这不可执理废事，通达身等的毕竟空寂性；而又能为法为人而施舍，这才是菩萨的大舍。初学者，可先于事上着力；渐渐摄受正法，而能即事契理，了达身等的空寂，即为护持正法、利济众生而修舍行。
当然，这是通三乘之教，所以“本生谈”的菩萨思想，可以说是大乘的先导。然而“本生谈”中的菩萨，都以个人角色行菩萨道，影响所及，大乘也就没有开展出依律共住而六和合的菩萨僧团。
再者，傍生众生依然有可贵的德行，这本是“众生平等”精神的充份流露，也是印度文化中人与畜生相亲的特色所在；但是影响所及，却进一步产生“菩萨无所不在”，“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的“菩萨示现”说。换句话说，因地中的善德懿行，一变而为果德中大悲等流的示现教化，进一步，大乘开展出了“唯心神秘天乘思想”——这是印公发现大乘佛教趋向天化的其中一条线索。针对“唯心神秘天乘思想”，印公多有批判，但此一部分已溢出“本生谈”之主题，涉及之层面甚广，故此暂且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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