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 赖国考（四）：古赖国属地的历史变迁
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我将古赖国属地的变迁胪陈如下：
一、赖国（？——前538年）
赖国始封时间不清楚，大概在西周时期。因其弱小依附于吴国，是吴国的附庸。周景王七年（前538）灭于楚，赖子播迁，迁徙情况不详。赖国的活动除了赖子向楚灵王投降，其他未见文献记载。
二、濑渚邑（前538年——前221年）
赖国灭亡后，楚灵王没有来得及“迁许于赖”，其地当年冬天十一月就被吴国收复。因赖子迁走，这里不再是赖子采邑，吴国将其变为属县，改为濑渚邑（县）。《万历溧水县志》：“溧水，春秋时属吴，名濑渚邑。”又曰，“鲁昭公四年，楚伐吴，遂灭赖。赖，即今之濑也。”濑渚邑的前身是古赖国，“地仍其旧，则名亦仍其赖而已”（《万历溧水县志·邑名》）。
濑渚邑，又作濑渚县。南宋《景定建康志》引《滕（胜）公庙记》：“固城，吴时濑渚县也。”邑，亦县也，是县的别称。春秋时期，诸侯大国常将掠夺来的土地赏给亲近侍卫及有功大臣，而有些边远地区的小国，被灭掉后就改设为县，进行直接管理。最初的县都设在边远地带。最早在领地内设县管理的是楚国，吴国及一些大国也继起效仿。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东周时期，含有进步意义的制度，在某些大国里通行起来，‘楚灭九国，改设九县’。”赖国变成濑渚邑（县），管理制度上发生了变化，这是历史的进步。
改“赖”为“濑”，大概是因为这里是水乡泽国，地曰濑渚；水曰濑水，或曰濑湖。《辞源》：“渚，水中小块陆地，水边亦曰渚。”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溧水，即永阳江之上源，大江之水南汇于此，江上有渚曰濑渚。”赖国改为濑渚邑，地名非常写实。
春秋末期，濑渚地区极不平静，经常硝烟弥漫，战争一直不得消停，濑渚邑今天属吴，明天属楚。为躲避楚国的攻击，吴国曾将县邑迁到陵平山下（今溧阳境内），改为陵平邑。
周景王十六年（前529年），楚国攻打吴国，败吴军，取陵平邑，改为平陵邑，赖地属楚。
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伍子胥伐楚，烧固城，大败楚军，赖地回归吴国。
周元王三年（前473年）勾践灭吴，赖地为越国所有。
周显王十四年（前355年），楚国灭掉越国，赖地在楚国境内。楚怀王时，楚国使用阴谋手段，派召滑到越国为相，制造了越国的内乱，趁机占有了濑湖地区，打开了进攻越国的大门，进一步控制了整个江东地区。
范环对楚怀王曰，“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南察濑湖而野江东。”——《战国策·楚策》
楚国人一直视濑渚地区为战略要地，欲把这里作为进攻吴国、越国的跳板，以实现控制江东的目的。“察濑湖而野江东”是楚国几代人的梦想，从楚灵王的灭赖国，到楚怀王的取濑渚，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此后一百多年里，赖地一直为楚国领地。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赖地属秦。
三、 溧阳县（前221年——591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管理。设溧阳县，属鄣郡。溧阳，因境内的溧水而得名。溧水，就是古代的中江，亦名濑水。山南水北为阳，县在溧水北面，故曰溧阳，古人也有称溧阳为濑阳。
《辞源》：“溧水，水名，在江苏溧阳县，也作陵水，一名濑水，又名永阳江。即《汉书·地理志》所谓中江。《史记》六六《伍子胥传》：‘伍胥惧，乃与胜俱奔吴。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江即溧水。源出安徽芜湖县，东流经高淳、溧阳、宜兴入荆溪，东注太湖。自东坝既成，又改由芜湖西出长江。
秦、汉时溧阳县的治所在固城，古赖国在溧阳境内。
四、 溧水县（591年——1493年）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大将韩擒虎、贺若弼分别从朱雀门、西掖门打进建康城，焚烧城楼，拆毁城墙，建康城变成一片废墟，他们要把这个六朝金粉之地变成耕牧之区。为了消除陈在江南统治的影响，隋王朝对陈辖地的行政区重新规划调整：废掉了丹阳郡；撤掉建康县，将建康县、秣陵县、同夏县并入江宁县。废掉丹阳县，分割溧阳县；将丹阳县东境与溧阳县的西北境合并为溧水县。隋朝开皇十一年（591年）溧水建县，属蒋州。原来在溧阳西北境的古赖国，自隋朝开皇十一年，便划入溧水县境内。历隋、唐、宋、元、明，古赖国在溧水县境内留存了近千年。
五、 高淳县（1493年—— ）
弘治五年十二月（1493年1月），析溧水县西南七乡置高淳县，属应天府。原在溧水县南九十里的固城归入高淳县，自此古赖国在高淳县境内。高淳县，今为高淳区，属南京市。
结 束 语
一、方志记载与《春秋》《左传》《史记》等古文献的叙事是相契合的。
《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斗韦龟、公子弃疾修筑赖城事，这从方志收录的古固城资料中得到了印证。古固城究竟原为吴所筑，还是楚所筑，我们已无法弄清；公子弃疾是新建赖国城，还是修缮古固城，我们也无法断定，但古赖国修筑了城邑这是可以肯定的，这不仅有史传、方志的记载，还有古固城遗址作为证据。固城见载于《左传》，春秋时期它已名著史册，古固城就是赖国城，这是可信的史实。
《左传》叙事表明赖国在吴、楚边境，且邻近朱方，而固城镇正当其地。固城镇今在苏皖交界处，南接宣城、广德，西邻芜湖、巢湖，东连溧阳、宜兴，此地正是春秋时吴、楚相邻的中间地带。固城镇与丹徒距离也不甚遥远，1983年之前溧阳县、溧水县、高淳县、丹徒县同属镇江地区，都归镇江行政公署管辖。固城距离丹徒仅 120公里，徒步也就三五天行程。如此之近的距离，当年楚灵王克朱方后“遂灭赖”，这是完全可行的。固城的地理位置与《左传》叙事是相契合的。
如果说《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溧水县志》这类郡县方志，记载古赖国在溧水县境内，可能囿于地域之见，而《太平寰宇记》是北宋的全国地理总志，《南畿志》是留都南京所辖应天府及江淮南北十三府、四州的地理总志，都是汇聚了全国优秀的历史、地理学者编纂的。这些志书，包括官修的《一统志》，都言之凿凿说古赖国在溧水县境内，我想这些专家学者总不会捕风捉影凭空杜撰；方志中记载的古固城史料总不会是不加考证的空穴来风！
二、溧阳、溧水的得名留有古赖国的痕迹
《公羊传》《榖梁传》将“灭赖”写作“灭厉”，“厉”与“溧”今天读音完全相同。不过，古代“厉”读若“赖”，《战国策》“豫让又漆身而为厉”，“厉”也读“赖”。是否古代“溧”也读“赖”呢？极有可能。今天溧水方言读“溧”为入声，高淳方言“溧、赖”发音相近。南朝陶弘景《真诰》“夫至珍者，万乘不能激其名，投金溧女是也”，唐李白《濑水贞义女碑》“还吴雪耻，投金濑沚”。陶弘景笔下的“投金溧”，就是李白文中的“投金濑”。溧即濑，溧水即濑水，“溧”与“濑”古代同源同义，直到今天发音仍然相近。
由赖而濑，由濑而溧，地名虽然变化了，但变化中有因袭，在新地名中保留某些原地名的元素，以示其渊源关系。是否可以这样说，秦朝的溧阳，隋朝的溧水，其县名仍留有濑渚邑，甚至古赖国的痕迹，只是古赖国渐行渐远，这些痕迹被磨灭得不易觉察罢了。
溧阳市、溧水区、高淳区三地的历史均开篇于春秋时期的古赖国，这是有历史依据的。三地同根同源，其历史文化都植根于古赖国，而我们对于古赖国的历史知之甚少，我写此文的目的，是想引起大家对古赖国探讨的兴趣。
拟稿：傅章伟
审稿：王达云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
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我将古赖国属地的变迁胪陈如下：
一、赖国（？——前538年）
赖国始封时间不清楚，大概在西周时期。因其弱小依附于吴国，是吴国的附庸。周景王七年（前538）灭于楚，赖子播迁，迁徙情况不详。赖国的活动除了赖子向楚灵王投降，其他未见文献记载。
二、濑渚邑（前538年——前221年）
赖国灭亡后，楚灵王没有来得及“迁许于赖”，其地当年冬天十一月就被吴国收复。因赖子迁走，这里不再是赖子采邑，吴国将其变为属县，改为濑渚邑（县）。《万历溧水县志》：“溧水，春秋时属吴，名濑渚邑。”又曰，“鲁昭公四年，楚伐吴，遂灭赖。赖，即今之濑也。”濑渚邑的前身是古赖国，“地仍其旧，则名亦仍其赖而已”（《万历溧水县志·邑名》）。
濑渚邑，又作濑渚县。南宋《景定建康志》引《滕（胜）公庙记》：“固城，吴时濑渚县也。”邑，亦县也，是县的别称。春秋时期，诸侯大国常将掠夺来的土地赏给亲近侍卫及有功大臣，而有些边远地区的小国，被灭掉后就改设为县，进行直接管理。最初的县都设在边远地带。最早在领地内设县管理的是楚国，吴国及一些大国也继起效仿。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东周时期，含有进步意义的制度，在某些大国里通行起来，‘楚灭九国，改设九县’。”赖国变成濑渚邑（县），管理制度上发生了变化，这是历史的进步。
改“赖”为“濑”，大概是因为这里是水乡泽国，地曰濑渚；水曰濑水，或曰濑湖。《辞源》：“渚，水中小块陆地，水边亦曰渚。”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溧水，即永阳江之上源，大江之水南汇于此，江上有渚曰濑渚。”赖国改为濑渚邑，地名非常写实。
春秋末期，濑渚地区极不平静，经常硝烟弥漫，战争一直不得消停，濑渚邑今天属吴，明天属楚。为躲避楚国的攻击，吴国曾将县邑迁到陵平山下（今溧阳境内），改为陵平邑。
周景王十六年（前529年），楚国攻打吴国，败吴军，取陵平邑，改为平陵邑，赖地属楚。
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伍子胥伐楚，烧固城，大败楚军，赖地回归吴国。
周元王三年（前473年）勾践灭吴，赖地为越国所有。
周显王十四年（前355年），楚国灭掉越国，赖地在楚国境内。楚怀王时，楚国使用阴谋手段，派召滑到越国为相，制造了越国的内乱，趁机占有了濑湖地区，打开了进攻越国的大门，进一步控制了整个江东地区。
范环对楚怀王曰，“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南察濑湖而野江东。”——《战国策·楚策》
楚国人一直视濑渚地区为战略要地，欲把这里作为进攻吴国、越国的跳板，以实现控制江东的目的。“察濑湖而野江东”是楚国几代人的梦想，从楚灵王的灭赖国，到楚怀王的取濑渚，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此后一百多年里，赖地一直为楚国领地。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赖地属秦。
三、 溧阳县（前221年——591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管理。设溧阳县，属鄣郡。溧阳，因境内的溧水而得名。溧水，就是古代的中江，亦名濑水。山南水北为阳，县在溧水北面，故曰溧阳，古人也有称溧阳为濑阳。
《辞源》：“溧水，水名，在江苏溧阳县，也作陵水，一名濑水，又名永阳江。即《汉书·地理志》所谓中江。《史记》六六《伍子胥传》：‘伍胥惧，乃与胜俱奔吴。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江即溧水。源出安徽芜湖县，东流经高淳、溧阳、宜兴入荆溪，东注太湖。自东坝既成，又改由芜湖西出长江。
秦、汉时溧阳县的治所在固城，古赖国在溧阳境内。
四、 溧水县（591年——1493年）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大将韩擒虎、贺若弼分别从朱雀门、西掖门打进建康城，焚烧城楼，拆毁城墙，建康城变成一片废墟，他们要把这个六朝金粉之地变成耕牧之区。为了消除陈在江南统治的影响，隋王朝对陈辖地的行政区重新规划调整：废掉了丹阳郡；撤掉建康县，将建康县、秣陵县、同夏县并入江宁县。废掉丹阳县，分割溧阳县；将丹阳县东境与溧阳县的西北境合并为溧水县。隋朝开皇十一年（591年）溧水建县，属蒋州。原来在溧阳西北境的古赖国，自隋朝开皇十一年，便划入溧水县境内。历隋、唐、宋、元、明，古赖国在溧水县境内留存了近千年。
五、 高淳县（1493年—— ）
弘治五年十二月（1493年1月），析溧水县西南七乡置高淳县，属应天府。原在溧水县南九十里的固城归入高淳县，自此古赖国在高淳县境内。高淳县，今为高淳区，属南京市。
结 束 语
一、方志记载与《春秋》《左传》《史记》等古文献的叙事是相契合的。
《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斗韦龟、公子弃疾修筑赖城事，这从方志收录的古固城资料中得到了印证。古固城究竟原为吴所筑，还是楚所筑，我们已无法弄清；公子弃疾是新建赖国城，还是修缮古固城，我们也无法断定，但古赖国修筑了城邑这是可以肯定的，这不仅有史传、方志的记载，还有古固城遗址作为证据。固城见载于《左传》，春秋时期它已名著史册，古固城就是赖国城，这是可信的史实。
《左传》叙事表明赖国在吴、楚边境，且邻近朱方，而固城镇正当其地。固城镇今在苏皖交界处，南接宣城、广德，西邻芜湖、巢湖，东连溧阳、宜兴，此地正是春秋时吴、楚相邻的中间地带。固城镇与丹徒距离也不甚遥远，1983年之前溧阳县、溧水县、高淳县、丹徒县同属镇江地区，都归镇江行政公署管辖。固城距离丹徒仅 120公里，徒步也就三五天行程。如此之近的距离，当年楚灵王克朱方后“遂灭赖”，这是完全可行的。固城的地理位置与《左传》叙事是相契合的。
如果说《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溧水县志》这类郡县方志，记载古赖国在溧水县境内，可能囿于地域之见，而《太平寰宇记》是北宋的全国地理总志，《南畿志》是留都南京所辖应天府及江淮南北十三府、四州的地理总志，都是汇聚了全国优秀的历史、地理学者编纂的。这些志书，包括官修的《一统志》，都言之凿凿说古赖国在溧水县境内，我想这些专家学者总不会捕风捉影凭空杜撰；方志中记载的古固城史料总不会是不加考证的空穴来风！
二、溧阳、溧水的得名留有古赖国的痕迹
《公羊传》《榖梁传》将“灭赖”写作“灭厉”，“厉”与“溧”今天读音完全相同。不过，古代“厉”读若“赖”，《战国策》“豫让又漆身而为厉”，“厉”也读“赖”。是否古代“溧”也读“赖”呢？极有可能。今天溧水方言读“溧”为入声，高淳方言“溧、赖”发音相近。南朝陶弘景《真诰》“夫至珍者，万乘不能激其名，投金溧女是也”，唐李白《濑水贞义女碑》“还吴雪耻，投金濑沚”。陶弘景笔下的“投金溧”，就是李白文中的“投金濑”。溧即濑，溧水即濑水，“溧”与“濑”古代同源同义，直到今天发音仍然相近。
由赖而濑，由濑而溧，地名虽然变化了，但变化中有因袭，在新地名中保留某些原地名的元素，以示其渊源关系。是否可以这样说，秦朝的溧阳，隋朝的溧水，其县名仍留有濑渚邑，甚至古赖国的痕迹，只是古赖国渐行渐远，这些痕迹被磨灭得不易觉察罢了。
溧阳市、溧水区、高淳区三地的历史均开篇于春秋时期的古赖国，这是有历史依据的。三地同根同源，其历史文化都植根于古赖国，而我们对于古赖国的历史知之甚少，我写此文的目的，是想引起大家对古赖国探讨的兴趣。
拟稿：傅章伟
审稿：王达云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
公元954年，五代十国时期后周显德元年，31岁的年轻帝王柴荣刚刚登基，河东的割据小政权北汉主刘崇伙同契丹援军一同南下入侵，柴荣就希望自己能够取得满朝文武的赞同，要御驾亲征。但是，遭到宰相冯道率先的反对。《五代史》这样记录当时的君臣会议：
河东贼将张晖 率前锋自团柏谷入寇，帝召群臣议亲征。宰臣冯道等奏，以刘崇自平阳奔遁之后，势弱气夺，未有复振之理，窃虑声言自来，以误于我，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轻举，命将御寇，深以为便。
在老政客的眼中，可怕的并不是强敌，而是年轻的皇帝轻举妄动。
很显然，从冯道的话里我们还听出了这样的味道，那就是你柴荣还嫩，别看你是郭威的义子，但是你毕竟不是郭威的亲儿子，你更不是郭威。你亲征还未必能有一位宿将前往的结果好呢！你还是留在家里干点你能干的吧！可以看出来，群臣和柴荣的情报是明确汇报刘崇亲自率军南来的，但是冯道的重点并非在此，轻描淡写地说，我认为他那是说大话“声言自来”，其实是误导我们的……您就不必担心了，我算准了，刘崇本人是绝对不会来。对这一番分析论证，冯道暴露了自己真实的心理——对新君柴荣满怀藐视。
三十三岁的柴荣是这样回答的：
帝曰: “刘崇幸我大丧，闻我新立，自谓良便，必发狂谋，谓天下可取，谓神器可图，此际必来，断无疑耳!”冯道等以帝锐于亲征，因固诤之。
《资治通鉴》在这一段是这样记叙的：
世宗闻北汉主入寇，欲自将兵御之，群臣皆曰：“刘崇自平阳遁走以来，势蹙气沮，必不敢自来。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轻动，宜命将御之。”帝曰：“崇幸我大丧，轻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来，朕不可不往。”冯道固争之。
柴荣再次强调了自己的判断，情报属实，刘崇必亲自来犯，何须多言？而且，他不但是以我国丧为幸，还兼有轻视我的心，看准了我刚嗣位新立人心不稳，想趁此时机吞并我国，这我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我必须亲自率军和他对决！接下来的君臣论争掀起了波澜，两部史籍的记载是差不多的。当群臣在冯道的带领下继续和柴荣死磕，《旧五代史》如此说世宗的回答：
帝曰:“昔唐太宗之创业，靡不亲征，朕何惮焉!”道曰:“陛下未可便学太宗。”帝又曰:“刘崇乌合之众，苟遇王师，必如山压卵耳。”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帝不悦而罢。
《资治通鉴》又作如此记叙：
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尝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压卵耳！”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山否？”帝不悦。惟王溥劝行，帝从之。
柴荣见与群臣的争辩势不可免，就向大家表明了自己的决心，当年的唐太宗在创业之初每一场硬仗都是自己亲自督战打下来的，我又有什么好怕的？我能偷安于后方吗？柴荣这么说，其实已经是向冯道为首的耆老们让步了，不再争辩刘崇是否会亲临战阵，也不再争执自己是否应当先以先帝安葬大礼为重，先表明自己面对大战的勇气。柴荣这么回答，还仅余一点善意的心境去揣测众臣，劝大家先不要固执，也不要过于担心自己，我有勇气去迎接这场大战。
可是冯道此时在争执的过程中已经失去耐心，直接粗暴地嘲讽新君：您觉得您能跟唐太宗相提并论吗？您学得了唐太宗吗？这已经不是在讨论问题了，而是在直接堵柴荣的口。柴荣还剩下最后的一点耐心，冷静下来，再次跟几位重臣商议——之后应该是做了一番分析的。我们不得知详，但是看来柴荣实际是对双方兵力、战斗力水平是了解的，而且为大家做了明确的对比。此时北汉、契丹联军的军力人数柴荣应当是已经从侦卒斥候那里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旧五代史》记载柴荣此刻说到，刘崇的骑军实际是“乌合之众”，当然这也很可能是柴荣提升自己迎战信心之语，但也会有一些客观的分析。《资治通鉴》收录的世宗语录是“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可如山压卵……柴荣早先跟随郭威日久，完全了解自己从干爹手里接过来的是什么作战能力的禁军精锐，因此他自信此战必胜。借此分析结果，劝说几位老臣不必担心自己。可是冯道直到最后都没有看清楚自己面对的这位新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不冷不热地撂下这样一句话：嗯？说的不错，如山压卵？刘崇也许真是乌合之众，契丹骑军也许真的像软蛋一样不堪一击，可是陛下……您就真的能像大山一样强大吗？
最终，柴荣部署了河东前线的战局，亲自督军急行军赶到了战场高平，在巴公原上和北方联军展开一场激烈会战。 https://t.cn/A6vKzE5W Auther:民族美术付爱民
河东贼将张晖 率前锋自团柏谷入寇，帝召群臣议亲征。宰臣冯道等奏，以刘崇自平阳奔遁之后，势弱气夺，未有复振之理，窃虑声言自来，以误于我，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轻举，命将御寇，深以为便。
在老政客的眼中，可怕的并不是强敌，而是年轻的皇帝轻举妄动。
很显然，从冯道的话里我们还听出了这样的味道，那就是你柴荣还嫩，别看你是郭威的义子，但是你毕竟不是郭威的亲儿子，你更不是郭威。你亲征还未必能有一位宿将前往的结果好呢！你还是留在家里干点你能干的吧！可以看出来，群臣和柴荣的情报是明确汇报刘崇亲自率军南来的，但是冯道的重点并非在此，轻描淡写地说，我认为他那是说大话“声言自来”，其实是误导我们的……您就不必担心了，我算准了，刘崇本人是绝对不会来。对这一番分析论证，冯道暴露了自己真实的心理——对新君柴荣满怀藐视。
三十三岁的柴荣是这样回答的：
帝曰: “刘崇幸我大丧，闻我新立，自谓良便，必发狂谋，谓天下可取，谓神器可图，此际必来，断无疑耳!”冯道等以帝锐于亲征，因固诤之。
《资治通鉴》在这一段是这样记叙的：
世宗闻北汉主入寇，欲自将兵御之，群臣皆曰：“刘崇自平阳遁走以来，势蹙气沮，必不敢自来。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轻动，宜命将御之。”帝曰：“崇幸我大丧，轻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来，朕不可不往。”冯道固争之。
柴荣再次强调了自己的判断，情报属实，刘崇必亲自来犯，何须多言？而且，他不但是以我国丧为幸，还兼有轻视我的心，看准了我刚嗣位新立人心不稳，想趁此时机吞并我国，这我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我必须亲自率军和他对决！接下来的君臣论争掀起了波澜，两部史籍的记载是差不多的。当群臣在冯道的带领下继续和柴荣死磕，《旧五代史》如此说世宗的回答：
帝曰:“昔唐太宗之创业，靡不亲征，朕何惮焉!”道曰:“陛下未可便学太宗。”帝又曰:“刘崇乌合之众，苟遇王师，必如山压卵耳。”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帝不悦而罢。
《资治通鉴》又作如此记叙：
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尝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压卵耳！”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山否？”帝不悦。惟王溥劝行，帝从之。
柴荣见与群臣的争辩势不可免，就向大家表明了自己的决心，当年的唐太宗在创业之初每一场硬仗都是自己亲自督战打下来的，我又有什么好怕的？我能偷安于后方吗？柴荣这么说，其实已经是向冯道为首的耆老们让步了，不再争辩刘崇是否会亲临战阵，也不再争执自己是否应当先以先帝安葬大礼为重，先表明自己面对大战的勇气。柴荣这么回答，还仅余一点善意的心境去揣测众臣，劝大家先不要固执，也不要过于担心自己，我有勇气去迎接这场大战。
可是冯道此时在争执的过程中已经失去耐心，直接粗暴地嘲讽新君：您觉得您能跟唐太宗相提并论吗？您学得了唐太宗吗？这已经不是在讨论问题了，而是在直接堵柴荣的口。柴荣还剩下最后的一点耐心，冷静下来，再次跟几位重臣商议——之后应该是做了一番分析的。我们不得知详，但是看来柴荣实际是对双方兵力、战斗力水平是了解的，而且为大家做了明确的对比。此时北汉、契丹联军的军力人数柴荣应当是已经从侦卒斥候那里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旧五代史》记载柴荣此刻说到，刘崇的骑军实际是“乌合之众”，当然这也很可能是柴荣提升自己迎战信心之语，但也会有一些客观的分析。《资治通鉴》收录的世宗语录是“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可如山压卵……柴荣早先跟随郭威日久，完全了解自己从干爹手里接过来的是什么作战能力的禁军精锐，因此他自信此战必胜。借此分析结果，劝说几位老臣不必担心自己。可是冯道直到最后都没有看清楚自己面对的这位新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不冷不热地撂下这样一句话：嗯？说的不错，如山压卵？刘崇也许真是乌合之众，契丹骑军也许真的像软蛋一样不堪一击，可是陛下……您就真的能像大山一样强大吗？
最终，柴荣部署了河东前线的战局，亲自督军急行军赶到了战场高平，在巴公原上和北方联军展开一场激烈会战。 https://t.cn/A6vKzE5W Auther:民族美术付爱民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太上感应篇》
在道教典籍中，有一部篇幅虽短，但知名度却并不亚于《道德经》的道经，它就是《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北宋末年被宋徽宗赐封为虚静先生的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曾为《太上感应篇》作颂，其颂文曰：
“人之一性，湛然圆寂。涉境对动，种种皆妄。一念失正，即是地狱。敬诵斯文，发立汗下。煨烬心火，驯服气马。既以自镜，且告来者。”
这篇颂文也被收录在《道藏》中，题为《虚静天师颂》。于此可见《太上感应篇》在道教中地位重要之一斑。由于作者极力倡导在世俗生活中行善去恶，因而这部道经又被人们当作善书，并被尊为“善书之首”。
一、福祸无门，惟人自召
《太上感应篇》开篇即讲道：“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报应，如影随形。”这四句话亦是全经的宗旨所在。它向人们揭示了善恶与福祸之间的因果联系。而人自身的行为则是实现这种因果联系的关键。即所谓行善召福，行恶召祸，而善恶与福祸之间的因果对应关系则是昭然若揭，丝毫不爽的。
为了有效地劝诫世人行善去恶，《太上感应篇》详陈了二十多条善行和一百六十多条恶行，用以作为世人行善去恶的资鉴。与此同时，《太上感应篇》还告知世人，凡人所做罪恶之事，神明尽知，并有专门掌管巡查、稽考和登录世人罪恶职责的天神，诸如司过之神、三台北斗神君、三尸神与灶神等，这些神明会将世人所犯罪恶纤毫不差地记录下来，上秉天曹，并依照其所犯罪恶行为的轻重多少，对其施以相应的减纪夺算（人活十二年为一纪，活百日为一算）等惩罚。当世人由于造作诸恶而遭受惩罚之后，其生活便会日趋贫耗，多逢忧患，并且为他人所厌恶，刑祸与灾星也会常与之相伴，而吉庆则会与之远离，造恶之人被惩罚到极点便会丧失性命，即使本人算尽而死，若仍有余责，还会殃及后世子孙，以抵其罪。从而以此来警诫世人不要肆无忌惮地造作诸恶。
二、非义而动，背理而行
为了给世人提供去恶的鉴戒，《太上感应篇》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述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经常犯下的种种恶行，其内容几乎涉及到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可以粗略地把它们划分为为人处事、从政经商、家庭生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几大领域。
关于世人所犯恶行，《太上感应篇》先用“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两句统而言之，继而又细陈其详。例如，在为人处事方面，《太上感应篇》便指出“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叛其所事，虚诬诈伪，刚强不仁……”等恶行。
在从政经商方面，《太上感应篇》则指出“是非不当，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谄上希旨，受恩不感，含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倾人夺位，巧诈求迁，赏罚不平，苛虐其下，短尺狭度，轻秤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恶行。
在家庭生活方面，《太上感应篇》则指出“抵触父兄，违父母训，骨肉忿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夸，常行妒忌，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恶行。
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太上感应篇》则指出“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用药杀树，春月燎猎，无故杀龟打蛇……”等恶行。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细观这些恶行的内容，几乎都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也充分显示出《太上感应篇》注重求道者在世俗生活中锤炼道德，增长道行的德育理念和道学观点。
三、欲求成仙，还当立善
如上所述，作为一部道经和劝善之书，《太上感应篇》不仅告诫求道者，“欲求长生，先须避过”，而且还恳切地劝导他们“欲求成仙，还当立善。”
《太上感应篇》曰：“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关于世人所立善行，《太上感应篇》先用“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两句统而言之，继而又细陈其详。诸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遏恶扬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等等。显然，这些善行也是与世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
《太上感应篇》所主张的是一种个体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自愿的道德教育观，其目的在于使人们真正得到道德之教化。
四、起心于善，吉神随之
《太上感应篇》不仅敦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去孜孜不倦地行善去恶，锤炼道德，增长道行，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它尤为重视心念的作用。其文曰：“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
可见，《太上感应篇》所主张的是一种个体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自愿的道德教育观，惟其如此，道德教育方能见到实效。倘若道德教育是一种违背个体内心意愿的外在强制性行为，那么这种道德教育自然是虚假的，也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从道教的观点看，神明对于世人善恶的判别正是从其起心动念处入手的，而世人的福祸臧否也是从其心念中生发而来的。《太上感应篇》中不仅强调人们应该行善去恶，同时也鼓励人们改过迁善。
此外，尽管《太上感应篇》非常强调人们应当一丝不苟地行善去恶，但它还是热切地鼓励那些曾经做过恶事的人要尽快改过迁善，转祸为福。即所谓：“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其实，这一观点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人的道德完善乃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道德教育理应为人们留下充足的改过自新的机会，要允许人们犯错误。在道德教育上我们应坚持“从紧入手，从宽处理”的原则，既要有“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紧迫感，坚持杜绝“有心之恶”，又要有宽宏大量的胸怀和气度，要能够容忍“无心之恶”，并给予犯过者以“弃恶从善”的机会。
这里，《太上感应篇》也告诉我们，在道德教育上，再晚的开始都不算晚，只要诚心改过，真心为善，持之以恒，德行和修养必定会逐步提高，最终也必定会得到神明的护佑，从而得享吉庆，转祸为福。行善去恶不能只停留在口头，关键在于实践。此为《太上感应篇》道德教育之最精微要义。
五、行善召福，为恶召祸
《太上感应篇》最后劝勉世人说：“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勉而行之。”可见，归根结底，《太上感应篇》还是强调，当人们明白了“行善召福，为恶召祸”的道理后，最终必须要将这一道理落实到个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并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去奉行这一道理，这样才能获得行善去恶的真实效果。
其实，这也恰恰是道德教育的关键所在。古人云：“说得十丈，不如行得一寸。”我们即使明白了再多的德育道理，却一丝一毫也应用和贯彻不到个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即不去“勉而行之”，那么，我们的道德修养水平始终是难以得到提高的，而我们也永远不会体味到人由于道德修养水平不断提高而享受到的无穷乐趣，最终也只不过是停留在画饼充饥或临渊羡鱼的层次而已。在这种状态下，倘若还希冀可以侥幸实现《太上感应篇》中所指向的“趋福避祸”与“长生成仙”等更高层次上的目标，那显然是一种自欺欺人与痴心妄想式的愚蠢行径了。
总之，作为一部著名的道教典籍和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善书”，《太上感应篇》主张人们应立足世俗生活，行善去恶，积德累功，从而实现趋福避祸的人生目标。
在道教典籍中，有一部篇幅虽短，但知名度却并不亚于《道德经》的道经，它就是《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北宋末年被宋徽宗赐封为虚静先生的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曾为《太上感应篇》作颂，其颂文曰：
“人之一性，湛然圆寂。涉境对动，种种皆妄。一念失正，即是地狱。敬诵斯文，发立汗下。煨烬心火，驯服气马。既以自镜，且告来者。”
这篇颂文也被收录在《道藏》中，题为《虚静天师颂》。于此可见《太上感应篇》在道教中地位重要之一斑。由于作者极力倡导在世俗生活中行善去恶，因而这部道经又被人们当作善书，并被尊为“善书之首”。
一、福祸无门，惟人自召
《太上感应篇》开篇即讲道：“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报应，如影随形。”这四句话亦是全经的宗旨所在。它向人们揭示了善恶与福祸之间的因果联系。而人自身的行为则是实现这种因果联系的关键。即所谓行善召福，行恶召祸，而善恶与福祸之间的因果对应关系则是昭然若揭，丝毫不爽的。
为了有效地劝诫世人行善去恶，《太上感应篇》详陈了二十多条善行和一百六十多条恶行，用以作为世人行善去恶的资鉴。与此同时，《太上感应篇》还告知世人，凡人所做罪恶之事，神明尽知，并有专门掌管巡查、稽考和登录世人罪恶职责的天神，诸如司过之神、三台北斗神君、三尸神与灶神等，这些神明会将世人所犯罪恶纤毫不差地记录下来，上秉天曹，并依照其所犯罪恶行为的轻重多少，对其施以相应的减纪夺算（人活十二年为一纪，活百日为一算）等惩罚。当世人由于造作诸恶而遭受惩罚之后，其生活便会日趋贫耗，多逢忧患，并且为他人所厌恶，刑祸与灾星也会常与之相伴，而吉庆则会与之远离，造恶之人被惩罚到极点便会丧失性命，即使本人算尽而死，若仍有余责，还会殃及后世子孙，以抵其罪。从而以此来警诫世人不要肆无忌惮地造作诸恶。
二、非义而动，背理而行
为了给世人提供去恶的鉴戒，《太上感应篇》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述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经常犯下的种种恶行，其内容几乎涉及到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可以粗略地把它们划分为为人处事、从政经商、家庭生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几大领域。
关于世人所犯恶行，《太上感应篇》先用“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两句统而言之，继而又细陈其详。例如，在为人处事方面，《太上感应篇》便指出“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叛其所事，虚诬诈伪，刚强不仁……”等恶行。
在从政经商方面，《太上感应篇》则指出“是非不当，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谄上希旨，受恩不感，含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倾人夺位，巧诈求迁，赏罚不平，苛虐其下，短尺狭度，轻秤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恶行。
在家庭生活方面，《太上感应篇》则指出“抵触父兄，违父母训，骨肉忿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夸，常行妒忌，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恶行。
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太上感应篇》则指出“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用药杀树，春月燎猎，无故杀龟打蛇……”等恶行。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细观这些恶行的内容，几乎都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也充分显示出《太上感应篇》注重求道者在世俗生活中锤炼道德，增长道行的德育理念和道学观点。
三、欲求成仙，还当立善
如上所述，作为一部道经和劝善之书，《太上感应篇》不仅告诫求道者，“欲求长生，先须避过”，而且还恳切地劝导他们“欲求成仙，还当立善。”
《太上感应篇》曰：“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关于世人所立善行，《太上感应篇》先用“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两句统而言之，继而又细陈其详。诸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遏恶扬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等等。显然，这些善行也是与世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
《太上感应篇》所主张的是一种个体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自愿的道德教育观，其目的在于使人们真正得到道德之教化。
四、起心于善，吉神随之
《太上感应篇》不仅敦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去孜孜不倦地行善去恶，锤炼道德，增长道行，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它尤为重视心念的作用。其文曰：“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
可见，《太上感应篇》所主张的是一种个体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自愿的道德教育观，惟其如此，道德教育方能见到实效。倘若道德教育是一种违背个体内心意愿的外在强制性行为，那么这种道德教育自然是虚假的，也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从道教的观点看，神明对于世人善恶的判别正是从其起心动念处入手的，而世人的福祸臧否也是从其心念中生发而来的。《太上感应篇》中不仅强调人们应该行善去恶，同时也鼓励人们改过迁善。
此外，尽管《太上感应篇》非常强调人们应当一丝不苟地行善去恶，但它还是热切地鼓励那些曾经做过恶事的人要尽快改过迁善，转祸为福。即所谓：“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其实，这一观点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人的道德完善乃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道德教育理应为人们留下充足的改过自新的机会，要允许人们犯错误。在道德教育上我们应坚持“从紧入手，从宽处理”的原则，既要有“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紧迫感，坚持杜绝“有心之恶”，又要有宽宏大量的胸怀和气度，要能够容忍“无心之恶”，并给予犯过者以“弃恶从善”的机会。
这里，《太上感应篇》也告诉我们，在道德教育上，再晚的开始都不算晚，只要诚心改过，真心为善，持之以恒，德行和修养必定会逐步提高，最终也必定会得到神明的护佑，从而得享吉庆，转祸为福。行善去恶不能只停留在口头，关键在于实践。此为《太上感应篇》道德教育之最精微要义。
五、行善召福，为恶召祸
《太上感应篇》最后劝勉世人说：“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勉而行之。”可见，归根结底，《太上感应篇》还是强调，当人们明白了“行善召福，为恶召祸”的道理后，最终必须要将这一道理落实到个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并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去奉行这一道理，这样才能获得行善去恶的真实效果。
其实，这也恰恰是道德教育的关键所在。古人云：“说得十丈，不如行得一寸。”我们即使明白了再多的德育道理，却一丝一毫也应用和贯彻不到个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即不去“勉而行之”，那么，我们的道德修养水平始终是难以得到提高的，而我们也永远不会体味到人由于道德修养水平不断提高而享受到的无穷乐趣，最终也只不过是停留在画饼充饥或临渊羡鱼的层次而已。在这种状态下，倘若还希冀可以侥幸实现《太上感应篇》中所指向的“趋福避祸”与“长生成仙”等更高层次上的目标，那显然是一种自欺欺人与痴心妄想式的愚蠢行径了。
总之，作为一部著名的道教典籍和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善书”，《太上感应篇》主张人们应立足世俗生活，行善去恶，积德累功，从而实现趋福避祸的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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