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疫情蔓延的当下，保洁工作如何迅速走出困境？
疫情始于2019年的冬天，如今已是第三个年头了，本以为快要结束了，但今年初，病毒又大规模的卷土重来，让很多工作举步维艰，除了医护工作以外，最明显的就是保洁工作。
疫情下逆行的保洁人都在做着哪些工作？保洁人员的年龄都稍大，但是在疫情面前，却没有人退缩。他们有人在交通管制的情况下，有些需要步行两个小时上班；还有人因为小区封闭管理，直接住在公司；他们更有人主动请缨，去打扫因为发现确诊患者而被封闭的单元。
出入小区，你见到秩序员为你测量体温，遇到问题，你知道随时联系你的管家帮忙解决，但当你闻到那一缕缕消毒水的味道时，你却总与他们擦身而过，因为忙碌的他们已经奔赴下一个战场开始消毒防疫工作。他们是我们小区物业服务中，任劳任怨、无怨无悔的保洁员们。但他们也是别人的父母、子女，有人更是孩子爷爷奶奶，他们也备受家人宠爱与惦念。所以，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再次倡导谨遵国家要求：少出门、不聚会，抗击疫情，我们共同努力。
正因为保洁员们的年龄偏高，他们经历过更多天灾人祸，他们更懂得坚强，看待生命更加的豁达，所以他们更加的一勇当先。
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如何创造一个更干净、更好的生活空间，物业清洁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然而，清洁服务的各种成本不断上升，行业市场准入门槛低，服务单一，长期恶性的价格竞争残酷地挤压了物业公司的利润率。
首先，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
物业清洁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拥有大量员工。随着物业保洁人工成本的上升，物业成本基本保持不变，这给国内物业企业运营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负担，甚至造成了损失，其中人工成本的上升是导致物业保洁难以生存的重要因素。
第二，陷入价格的恶性竞争阶段
随着近年来我国物业保洁服务公司数量的快速爆炸式发展，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大多数保洁服务企业陷入了恶性价格竞争，保洁服务行业的服务价格普遍呈现出断档趋势。许多企业也热衷于降低服务价格，以消除竞争对手。
然而，随着价格竞争的日益激烈，中国的物业清洗服务企业迫于竞争的压力，很快陷入血腥的价格“红海”，在竞争激烈的已知市场空间中与竞争对手争夺日益萎缩的利润。然而，清洁服务市场利润的下降再也不能支持同质化竞争的“价格战”。
第三，行业门槛低，竞争混乱
清洁行业的市场进入门槛非常低。一些公司已经加入了清洁行业，只需要很少的资本投资，几个清洁工人，几把扫帚和吸尘器，几个垃圾箱和其他简单的清洁工具。清洁行业同行多如牛毛，导致了抢滩清洁市场中小企业以“低价”为主的不健康竞争秩序。行业进入门槛低、增长快的混合局面造成了清洁市场的混乱，严重制约了清洁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制约了一批优秀企业的品牌发展，使得行业难以打造优秀品牌。
面对这种情况，清洁技术是清洁行业走出去的有效选择
对于许多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要么依靠技术，走品牌发展之路；或者搬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物业清洗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岗位巨大，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大城市物业清洗的特点，这就要求清洗企业走城市科技之路。
解决方案是提高清洁效率并保持增长
目前，我国的财产保护主要停留在手工清洁阶段，主要使用“拖把桶”等简单的清洁工具。物业清洗技术的普及程度很低，导致无法有效解决物业清洗的问题，仅靠人力完成高强度的清洗任务是不可行的。物业清洁工作中的地面抛光打蜡、大面积清洁和高空清洁需要很强的技术性。清洁服务企业可以有效利用高端清洁设备，大大提高清洁效率，从而达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保证增长”的效益。
第二个解决方案是清理技术，提高竞争力
清洁服务企业要想赢得明天，就不能依靠简单的价格战来与竞争对手竞争，而应该借助科技清洁设备更好地走成长之路。依靠先进的清洁设备和工具，企业可以在市场上争取更高的清洁效率，减少清洁工人的数量，从而达到降低人工成本和支出的目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解决长期的“用工荒”问题。
此外，保洁服务企业将有更多的设备资源、时间和人力来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为客户提供更完善的服务，使企业拥有产品竞争优势和品牌价值优势，合理挖掘物业保洁更大的利润空间。
苏州富士家美机器人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无人清洁设备公司，公司总部坐落于美丽的苏州金鸡湖畔，主营商品为商用清洁设备，无人清洁洗地机。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武汉、西安设立6大营销服务中心及售后服务网点；专业的销售团队提供一站式清洁产品整体解决方案，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提供专业的维修保养服务及技术支持，为客户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全面的服务。
如果您有清洁设备方面的需要，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服务热线：0512-5747 6881
疫情始于2019年的冬天，如今已是第三个年头了，本以为快要结束了，但今年初，病毒又大规模的卷土重来，让很多工作举步维艰，除了医护工作以外，最明显的就是保洁工作。
疫情下逆行的保洁人都在做着哪些工作？保洁人员的年龄都稍大，但是在疫情面前，却没有人退缩。他们有人在交通管制的情况下，有些需要步行两个小时上班；还有人因为小区封闭管理，直接住在公司；他们更有人主动请缨，去打扫因为发现确诊患者而被封闭的单元。
出入小区，你见到秩序员为你测量体温，遇到问题，你知道随时联系你的管家帮忙解决，但当你闻到那一缕缕消毒水的味道时，你却总与他们擦身而过，因为忙碌的他们已经奔赴下一个战场开始消毒防疫工作。他们是我们小区物业服务中，任劳任怨、无怨无悔的保洁员们。但他们也是别人的父母、子女，有人更是孩子爷爷奶奶，他们也备受家人宠爱与惦念。所以，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再次倡导谨遵国家要求：少出门、不聚会，抗击疫情，我们共同努力。
正因为保洁员们的年龄偏高，他们经历过更多天灾人祸，他们更懂得坚强，看待生命更加的豁达，所以他们更加的一勇当先。
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如何创造一个更干净、更好的生活空间，物业清洁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然而，清洁服务的各种成本不断上升，行业市场准入门槛低，服务单一，长期恶性的价格竞争残酷地挤压了物业公司的利润率。
首先，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
物业清洁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拥有大量员工。随着物业保洁人工成本的上升，物业成本基本保持不变，这给国内物业企业运营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负担，甚至造成了损失，其中人工成本的上升是导致物业保洁难以生存的重要因素。
第二，陷入价格的恶性竞争阶段
随着近年来我国物业保洁服务公司数量的快速爆炸式发展，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大多数保洁服务企业陷入了恶性价格竞争，保洁服务行业的服务价格普遍呈现出断档趋势。许多企业也热衷于降低服务价格，以消除竞争对手。
然而，随着价格竞争的日益激烈，中国的物业清洗服务企业迫于竞争的压力，很快陷入血腥的价格“红海”，在竞争激烈的已知市场空间中与竞争对手争夺日益萎缩的利润。然而，清洁服务市场利润的下降再也不能支持同质化竞争的“价格战”。
第三，行业门槛低，竞争混乱
清洁行业的市场进入门槛非常低。一些公司已经加入了清洁行业，只需要很少的资本投资，几个清洁工人，几把扫帚和吸尘器，几个垃圾箱和其他简单的清洁工具。清洁行业同行多如牛毛，导致了抢滩清洁市场中小企业以“低价”为主的不健康竞争秩序。行业进入门槛低、增长快的混合局面造成了清洁市场的混乱，严重制约了清洁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制约了一批优秀企业的品牌发展，使得行业难以打造优秀品牌。
面对这种情况，清洁技术是清洁行业走出去的有效选择
对于许多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要么依靠技术，走品牌发展之路；或者搬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物业清洗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岗位巨大，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大城市物业清洗的特点，这就要求清洗企业走城市科技之路。
解决方案是提高清洁效率并保持增长
目前，我国的财产保护主要停留在手工清洁阶段，主要使用“拖把桶”等简单的清洁工具。物业清洗技术的普及程度很低，导致无法有效解决物业清洗的问题，仅靠人力完成高强度的清洗任务是不可行的。物业清洁工作中的地面抛光打蜡、大面积清洁和高空清洁需要很强的技术性。清洁服务企业可以有效利用高端清洁设备，大大提高清洁效率，从而达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保证增长”的效益。
第二个解决方案是清理技术，提高竞争力
清洁服务企业要想赢得明天，就不能依靠简单的价格战来与竞争对手竞争，而应该借助科技清洁设备更好地走成长之路。依靠先进的清洁设备和工具，企业可以在市场上争取更高的清洁效率，减少清洁工人的数量，从而达到降低人工成本和支出的目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解决长期的“用工荒”问题。
此外，保洁服务企业将有更多的设备资源、时间和人力来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为客户提供更完善的服务，使企业拥有产品竞争优势和品牌价值优势，合理挖掘物业保洁更大的利润空间。
苏州富士家美机器人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无人清洁设备公司，公司总部坐落于美丽的苏州金鸡湖畔，主营商品为商用清洁设备，无人清洁洗地机。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武汉、西安设立6大营销服务中心及售后服务网点；专业的销售团队提供一站式清洁产品整体解决方案，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提供专业的维修保养服务及技术支持，为客户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全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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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平合参七柱命理
〈冬至换月换年〉
据史书记载，夏历建寅，以立春为岁首；商历建丑，以大寒为岁首；周历建子，以冬至为岁首；秦历建亥，以立冬为岁首。汉武帝元封七年改用夏历，以立春建寅之月为岁首，此后大约二千年间，除了王莽和魏明帝时一度改用商历，武则天和唐肃宗一度改用周历外，其余大都使用夏历。
夏易始于艮卦，艮为山，艮位在寅，故历法以立春为岁首，艮卦为二山相叠，其易名为《连山》。商易始于坤卦，坤为地，地辟于丑，故历法以大寒为岁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丑月为冬末，其易名为《归藏》。周易始于乾卦，乾为天，天开于子，故历法以冬至为岁首，其易名为《周易》。秦历建亥，取秦居西北，又亥为天门，故历法以立冬为岁首。
由此可知各种历法确定岁首和月份大相径庭，全凭人为划分。其中只有周历以冬至建子月为岁首符合自然规律，冬至是阴阳转化的关键节气，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阴阳二气相互消长，循环一周而成一岁。阳主生阴主死，故以冬至阳生之时定为年月之初始甚为合理。八字理论源于周易，八字也必须使用周历排盘。
月份划分从冬至开始每两个节气为一个月。
冬至~大寒太阳在摩羯座为子月；
大寒~雨水太阳在水瓶座为丑月；
雨水~春分太阳在双鱼座为寅月；
春分~谷雨太阳在白羊座为卯月；
谷雨~小满太阳在金牛座为辰月；
小满~夏至太阳在双子座为巳月；
夏至~大暑太阳在巨蟹座为午月；
大暑~处暑太阳在狮子座为未月；
处暑~秋分太阳在处女座为申月；
秋分~霜降太阳在天秤座为酉月；
霜降~小雪太阳在天蝎座为戌月；
小雪~冬至太阳在射手座为亥月。
（太阳所在为月柱，月亮所在为身柱。）
〈空间定时辰〉
用Placidus分宫制排出星盘，十二宫头正好对应十二时辰的中心。传统的时辰对应子午线分宫制，但是经我验证Placidus分宫制更加准确，正好与占星接轨。
天底为子时正；
3宫头为丑时正；
2宫头为寅时正；
1宫头为卯时正；
12宫头为辰时正；
11宫头为巳时正；
天顶为午时正；
9宫头为未时正；
8宫头为申时正；
7宫头为酉时正；
6宫头为戌时正；
5宫头为亥时正。
（太阳距离哪个宫头近就是哪个时辰，月亮和命主星也是同理。）
〈月亮和命主星〉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由于地球公转太阳照射地球的纬度变化而产生春夏秋冬，地球自转太阳照射地球的经度不同而产生早晚昼夜，月亮的朔望升落引力变化则会引起潮汐、地震、火山爆发。地球上的动植物也无不受日月影响，人的作息、心情、疾病、生理都与日月的运行息息相关，太阳影响人的精气神月亮影响人的骨肉血。占星学所用星体虽多，但始终认为太阳、月亮和命主星最为重要。紫微斗数用太阳时定命宫但是根据农历日期来安星，同样用到了太阳和月亮。子平之法源于五星，年代尚近尚未完善，只依太阳的方位确定时辰用于论命实在过于片面。
古人云：“尊莫尊乎日月，日为众曜之尊，月乃一身之主。”出生时太阳的位置是外界环境对命运的影响，月亮的位置是内部环境对命运的影响。而日月的重要性是对命主星而言，命主星所在宫位的干支可以看出个人的才华爱好和人生追求及处理事情的方式，可以把命主星看作是日主（地球）的分身，真正的代表命主本人。太阳月亮和命主星可以互相作用。其它星体也有影响，特别是群星会聚的宫位。
四柱命理只有60×12×60×12=518400种干支组合，所以古人说：“子平者流，又以甲子一定之数，而概百千亿万年之变，其舛愈甚。”七柱大概有7千多万种命格，分男女则有1.4亿多种。年柱：地球公转。月柱：太阳在黄道的度数。身柱：月亮对应的黄道度数。日柱：地球自转。命柱：命主星方位。阴柱：月亮方位。阳柱：太阳方位。 七柱极大的减少了古今同盘的概率，一个时辰会有2到5个不同的命盘，经度或纬度不同都会使命盘产生变化，最重要的是对论命精度和准确率会有很大提升，但是时间一定要精准，否则命盘就会排错。把大量出生时间可靠的名人生辰排成八字，很明显使用冬至换年换月并加入身柱、月亮和命主星的干支进行论断才符合他们的实际命运。
〈冬至换月换年〉
据史书记载，夏历建寅，以立春为岁首；商历建丑，以大寒为岁首；周历建子，以冬至为岁首；秦历建亥，以立冬为岁首。汉武帝元封七年改用夏历，以立春建寅之月为岁首，此后大约二千年间，除了王莽和魏明帝时一度改用商历，武则天和唐肃宗一度改用周历外，其余大都使用夏历。
夏易始于艮卦，艮为山，艮位在寅，故历法以立春为岁首，艮卦为二山相叠，其易名为《连山》。商易始于坤卦，坤为地，地辟于丑，故历法以大寒为岁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丑月为冬末，其易名为《归藏》。周易始于乾卦，乾为天，天开于子，故历法以冬至为岁首，其易名为《周易》。秦历建亥，取秦居西北，又亥为天门，故历法以立冬为岁首。
由此可知各种历法确定岁首和月份大相径庭，全凭人为划分。其中只有周历以冬至建子月为岁首符合自然规律，冬至是阴阳转化的关键节气，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阴阳二气相互消长，循环一周而成一岁。阳主生阴主死，故以冬至阳生之时定为年月之初始甚为合理。八字理论源于周易，八字也必须使用周历排盘。
月份划分从冬至开始每两个节气为一个月。
冬至~大寒太阳在摩羯座为子月；
大寒~雨水太阳在水瓶座为丑月；
雨水~春分太阳在双鱼座为寅月；
春分~谷雨太阳在白羊座为卯月；
谷雨~小满太阳在金牛座为辰月；
小满~夏至太阳在双子座为巳月；
夏至~大暑太阳在巨蟹座为午月；
大暑~处暑太阳在狮子座为未月；
处暑~秋分太阳在处女座为申月；
秋分~霜降太阳在天秤座为酉月；
霜降~小雪太阳在天蝎座为戌月；
小雪~冬至太阳在射手座为亥月。
（太阳所在为月柱，月亮所在为身柱。）
〈空间定时辰〉
用Placidus分宫制排出星盘，十二宫头正好对应十二时辰的中心。传统的时辰对应子午线分宫制，但是经我验证Placidus分宫制更加准确，正好与占星接轨。
天底为子时正；
3宫头为丑时正；
2宫头为寅时正；
1宫头为卯时正；
12宫头为辰时正；
11宫头为巳时正；
天顶为午时正；
9宫头为未时正；
8宫头为申时正；
7宫头为酉时正；
6宫头为戌时正；
5宫头为亥时正。
（太阳距离哪个宫头近就是哪个时辰，月亮和命主星也是同理。）
〈月亮和命主星〉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由于地球公转太阳照射地球的纬度变化而产生春夏秋冬，地球自转太阳照射地球的经度不同而产生早晚昼夜，月亮的朔望升落引力变化则会引起潮汐、地震、火山爆发。地球上的动植物也无不受日月影响，人的作息、心情、疾病、生理都与日月的运行息息相关，太阳影响人的精气神月亮影响人的骨肉血。占星学所用星体虽多，但始终认为太阳、月亮和命主星最为重要。紫微斗数用太阳时定命宫但是根据农历日期来安星，同样用到了太阳和月亮。子平之法源于五星，年代尚近尚未完善，只依太阳的方位确定时辰用于论命实在过于片面。
古人云：“尊莫尊乎日月，日为众曜之尊，月乃一身之主。”出生时太阳的位置是外界环境对命运的影响，月亮的位置是内部环境对命运的影响。而日月的重要性是对命主星而言，命主星所在宫位的干支可以看出个人的才华爱好和人生追求及处理事情的方式，可以把命主星看作是日主（地球）的分身，真正的代表命主本人。太阳月亮和命主星可以互相作用。其它星体也有影响，特别是群星会聚的宫位。
四柱命理只有60×12×60×12=518400种干支组合，所以古人说：“子平者流，又以甲子一定之数，而概百千亿万年之变，其舛愈甚。”七柱大概有7千多万种命格，分男女则有1.4亿多种。年柱：地球公转。月柱：太阳在黄道的度数。身柱：月亮对应的黄道度数。日柱：地球自转。命柱：命主星方位。阴柱：月亮方位。阳柱：太阳方位。 七柱极大的减少了古今同盘的概率，一个时辰会有2到5个不同的命盘，经度或纬度不同都会使命盘产生变化，最重要的是对论命精度和准确率会有很大提升，但是时间一定要精准，否则命盘就会排错。把大量出生时间可靠的名人生辰排成八字，很明显使用冬至换年换月并加入身柱、月亮和命主星的干支进行论断才符合他们的实际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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