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头大马”缘何而来# 马是与人类关系紧密的家畜资源，身高、毛色、步态、奔跑性能、繁殖能力等都是备受关注的重要性状。近日，中外科学家团队成功解析了中国家马体高变异的主效基因，并发现该基因突变最早出现在距今2300年前的中亚古马群体，随后迅速扩张至整个欧亚大陆所有现代马群体。相关研究成果https://t.cn/A6xkmIW7在线发表于《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
△ 西方矮马体高基因在中国马中不存在
马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地区。论文通讯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以下简称牧医所）研究员蒋琳告诉《中国科学报》，全世界家马大约有313个品种，中国有51个品种，占全世界马品种的16%。
“我国有以耐力著称的蒙古马、矮小体格的西南马、适应藏区极端气候的藏马、善于走对侧步的岔口驿马，以及适应极端寒冷的鄂伦春马等等。中国马的遗传资源极其丰富，为世界家马的体高、适应性等一系列重要性状的精准鉴定提供了重要素材。”蒋琳说。
“尤其是分布在我国西南山区的矮马，体高不足100厘米，在相对闭锁的环境下形成了独特的性状，是十分珍贵的资源。”论文第一作者、牧医所博士刘雪雪告诉《中国科学报》，矮马指成年体高在106厘米以下的马。
图：广西德保矮马马王。颜明挥摄影
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公认的自然矮马品种仅仅指英国的舍特兰马。
然而，我国自汉代起就有矮马记载，古称“果下马”。20世纪80年代起，牧医所教授王铁权等人在我国西南马群中率先发现矮马资源群体。2005年，论文共同通讯作者、牧医所研究员马月辉进行了品种资源的收集并妥善保存。之后，中国矮马逐渐被世界所认识。
前期研究发现，在西方矮马中，比如舍特兰矮马、法拉贝拉矮马，其身高相关的突变位于HMGA2等候选基因上。
“然而我们发现，这个突变在基因组选择中并没有达到显著的水平，而且在中国出土的古马中也没有检测到HMGA2的突变存在。”蒋琳说，西方马体高性状的遗传机制不能解释中国马的体高变异，并且体高性状的主效位点一直未被鉴定。
△ 寻找中国马体高变异的分子机制
既然如此，必定存在另一种调控机制导致了中国马身高的差异化。
牧医所畜禽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团队联合法国科学研究院教授Ludovic Orlando团队开展了深入研究。
刘雪雪介绍，他们首先构建了187份中国家马种质资源的基因组（包括75份矮马和112份普通马）及其体高数据记录，进行了全基因组选择信号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成功定位到8号染色体上一段连锁区域。并发现该区域内TBX3基因增强子上的两个突变可能是体高性状变异的主效突变。
该团队进一步进行了763份中国家马遗传资源的大规模基因鉴定、国外数千份古马基因组的衍生等位基因频率轨迹重建、双荧光素酶试验和基因编辑小鼠模型构建，明确了上述两个突变中的TBX3是主效突变。
刘雪雪说，TBX3基因属于T-box 基因家族，在胚胎、肌肉和骨骼发育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调控肢体发育方面。在小鼠中，TBX3 缺失会导致小鼠肢体发育迟缓和指头缺失。TBX3 还是肌肉及其附属组织必须的调控因子，缺乏TBX3时会引起尺骨—乳腺综合征。这种疾病的主要特征包括上肢缺陷，大汗腺、乳腺、毛发发育不全，以及各种生殖器异常。
“TBX3突变加速了中国家马体高性状的变异，并促进了TBX3基因的转录表达，从而加速了动物四肢远端骨骼的生长。”马月辉说，身高作为重要的数量性状，会受到基因组多个水平多基因的调控，“我们的发现是一个关键突变，可以解释25%的身高变异。但是不能否认还有其他的突变与身高相关，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认”。
△ 基因分型与史料记载吻合
“我们利用古马的基因组信息，对发现的关键位点TBX3进行了基因型分型。”蒋琳说，结果发现，该位点上的A等位基因是野生型，G是在体高增加的群体中新衍生的等位基因，具有极强的功能效应，能解释近10cm的体高变异。
刘雪雪说，他们研究发现，G等位基因的突变首次出现在距今2300年前阿勒泰地区巴泽雷克（Pazyryk）文化遗址的古马遗骸中，属于铁石器时期，正值我国秦朝早期，彼时对于战马的大量需求加速了大体型中国马种的选育。随后，大量古马遗骸中都呈现了该基因型，其中包括一些欧洲出土的古马。
史料记载，我国马的身高是逐渐增高的过程。由于古代样品有分化和降解，他们利用现有的分析模型推测了古马的身高。结果发现，在陕西省淳化县枣树沟脑遗址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马，身高预计121~122cm；到汉朝时，据《汉书·帝景纪》记载，“马五尺九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汉武帝陵中发现的马身高达到了135cm，专家推测这是一匹汗血宝马；再到唐太宗李世民的六骏图，马的身高进一步增加，与现代马相近。
“而我国西南马的矮小性状因能适应西南崎岖山路而未受到大体型马种的影响，保留了野生型A等位基因，因此保持了矮小的体型。”蒋琳说。
马月辉认为，这说明该位点是在逐渐选择和进化的。
为了进一步验证，他们对比了现代仅存的野马品种——普氏野马。刘雪雪说，家马和野马不是从饲养方式上进行区分的，严格意义上说，野马是普氏野马的简称，属于马属野马种普氏野马野亚种。野外的普氏野马群体基本已经灭绝，只有蒙古和中国新疆有极少量分布。
普氏野马平均身高130cm，他们对资源库中的野马进行基因分型，发现其携带的是和我国西南矮马相同的基因型，即A等位基因。而现代的高马中携带相反的基因型——G等位基因。
“这说明我们发现的TBX3位点突变比较古老。”刘雪雪说。
蒋琳指出，这项工作利用了国家家养动物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的850份中国家马遗传资源，家马身高关键位点的成功解析可以作为重要的遗传标记，为中国西南马资源的保种和育种提供科学指导；还将对畜禽遗传资源的挖掘提供方法借鉴；对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和家马种质资源保存与开发利用等具有重要的意义。https://t.cn/A6xkmIWh
△ 西方矮马体高基因在中国马中不存在
马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地区。论文通讯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以下简称牧医所）研究员蒋琳告诉《中国科学报》，全世界家马大约有313个品种，中国有51个品种，占全世界马品种的16%。
“我国有以耐力著称的蒙古马、矮小体格的西南马、适应藏区极端气候的藏马、善于走对侧步的岔口驿马，以及适应极端寒冷的鄂伦春马等等。中国马的遗传资源极其丰富，为世界家马的体高、适应性等一系列重要性状的精准鉴定提供了重要素材。”蒋琳说。
“尤其是分布在我国西南山区的矮马，体高不足100厘米，在相对闭锁的环境下形成了独特的性状，是十分珍贵的资源。”论文第一作者、牧医所博士刘雪雪告诉《中国科学报》，矮马指成年体高在106厘米以下的马。
图：广西德保矮马马王。颜明挥摄影
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公认的自然矮马品种仅仅指英国的舍特兰马。
然而，我国自汉代起就有矮马记载，古称“果下马”。20世纪80年代起，牧医所教授王铁权等人在我国西南马群中率先发现矮马资源群体。2005年，论文共同通讯作者、牧医所研究员马月辉进行了品种资源的收集并妥善保存。之后，中国矮马逐渐被世界所认识。
前期研究发现，在西方矮马中，比如舍特兰矮马、法拉贝拉矮马，其身高相关的突变位于HMGA2等候选基因上。
“然而我们发现，这个突变在基因组选择中并没有达到显著的水平，而且在中国出土的古马中也没有检测到HMGA2的突变存在。”蒋琳说，西方马体高性状的遗传机制不能解释中国马的体高变异，并且体高性状的主效位点一直未被鉴定。
△ 寻找中国马体高变异的分子机制
既然如此，必定存在另一种调控机制导致了中国马身高的差异化。
牧医所畜禽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团队联合法国科学研究院教授Ludovic Orlando团队开展了深入研究。
刘雪雪介绍，他们首先构建了187份中国家马种质资源的基因组（包括75份矮马和112份普通马）及其体高数据记录，进行了全基因组选择信号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成功定位到8号染色体上一段连锁区域。并发现该区域内TBX3基因增强子上的两个突变可能是体高性状变异的主效突变。
该团队进一步进行了763份中国家马遗传资源的大规模基因鉴定、国外数千份古马基因组的衍生等位基因频率轨迹重建、双荧光素酶试验和基因编辑小鼠模型构建，明确了上述两个突变中的TBX3是主效突变。
刘雪雪说，TBX3基因属于T-box 基因家族，在胚胎、肌肉和骨骼发育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调控肢体发育方面。在小鼠中，TBX3 缺失会导致小鼠肢体发育迟缓和指头缺失。TBX3 还是肌肉及其附属组织必须的调控因子，缺乏TBX3时会引起尺骨—乳腺综合征。这种疾病的主要特征包括上肢缺陷，大汗腺、乳腺、毛发发育不全，以及各种生殖器异常。
“TBX3突变加速了中国家马体高性状的变异，并促进了TBX3基因的转录表达，从而加速了动物四肢远端骨骼的生长。”马月辉说，身高作为重要的数量性状，会受到基因组多个水平多基因的调控，“我们的发现是一个关键突变，可以解释25%的身高变异。但是不能否认还有其他的突变与身高相关，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认”。
△ 基因分型与史料记载吻合
“我们利用古马的基因组信息，对发现的关键位点TBX3进行了基因型分型。”蒋琳说，结果发现，该位点上的A等位基因是野生型，G是在体高增加的群体中新衍生的等位基因，具有极强的功能效应，能解释近10cm的体高变异。
刘雪雪说，他们研究发现，G等位基因的突变首次出现在距今2300年前阿勒泰地区巴泽雷克（Pazyryk）文化遗址的古马遗骸中，属于铁石器时期，正值我国秦朝早期，彼时对于战马的大量需求加速了大体型中国马种的选育。随后，大量古马遗骸中都呈现了该基因型，其中包括一些欧洲出土的古马。
史料记载，我国马的身高是逐渐增高的过程。由于古代样品有分化和降解，他们利用现有的分析模型推测了古马的身高。结果发现，在陕西省淳化县枣树沟脑遗址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马，身高预计121~122cm；到汉朝时，据《汉书·帝景纪》记载，“马五尺九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汉武帝陵中发现的马身高达到了135cm，专家推测这是一匹汗血宝马；再到唐太宗李世民的六骏图，马的身高进一步增加，与现代马相近。
“而我国西南马的矮小性状因能适应西南崎岖山路而未受到大体型马种的影响，保留了野生型A等位基因，因此保持了矮小的体型。”蒋琳说。
马月辉认为，这说明该位点是在逐渐选择和进化的。
为了进一步验证，他们对比了现代仅存的野马品种——普氏野马。刘雪雪说，家马和野马不是从饲养方式上进行区分的，严格意义上说，野马是普氏野马的简称，属于马属野马种普氏野马野亚种。野外的普氏野马群体基本已经灭绝，只有蒙古和中国新疆有极少量分布。
普氏野马平均身高130cm，他们对资源库中的野马进行基因分型，发现其携带的是和我国西南矮马相同的基因型，即A等位基因。而现代的高马中携带相反的基因型——G等位基因。
“这说明我们发现的TBX3位点突变比较古老。”刘雪雪说。
蒋琳指出，这项工作利用了国家家养动物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的850份中国家马遗传资源，家马身高关键位点的成功解析可以作为重要的遗传标记，为中国西南马资源的保种和育种提供科学指导；还将对畜禽遗传资源的挖掘提供方法借鉴；对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和家马种质资源保存与开发利用等具有重要的意义。https://t.cn/A6xkmIWh
#“高头大马”缘何而来# 马是与人类关系紧密的家畜资源，身高、毛色、步态、奔跑性能、繁殖能力等都是备受关注的重要性状。近日，中外科学家团队成功解析了中国家马体高变异的主效基因，并发现该基因突变最早出现在距今2300年前的中亚古马群体，随后迅速扩张至整个欧亚大陆所有现代马群体。相关研究成果https://t.cn/A6xkmIW7在线发表于《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
△ 西方矮马体高基因在中国马中不存在
马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地区。论文通讯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以下简称牧医所）研究员蒋琳告诉《中国科学报》，全世界家马大约有313个品种，中国有51个品种，占全世界马品种的16%。
“我国有以耐力著称的蒙古马、矮小体格的西南马、适应藏区极端气候的藏马、善于走对侧步的岔口驿马，以及适应极端寒冷的鄂伦春马等等。中国马的遗传资源极其丰富，为世界家马的体高、适应性等一系列重要性状的精准鉴定提供了重要素材。”蒋琳说。
“尤其是分布在我国西南山区的矮马，体高不足100厘米，在相对闭锁的环境下形成了独特的性状，是十分珍贵的资源。”论文第一作者、牧医所博士刘雪雪告诉《中国科学报》，矮马指成年体高在106厘米以下的马。
图：广西德保矮马马王。颜明挥摄影
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公认的自然矮马品种仅仅指英国的舍特兰马。
然而，我国自汉代起就有矮马记载，古称“果下马”。20世纪80年代起，牧医所教授王铁权等人在我国西南马群中率先发现矮马资源群体。2005年，论文共同通讯作者、牧医所研究员马月辉进行了品种资源的收集并妥善保存。之后，中国矮马逐渐被世界所认识。
前期研究发现，在西方矮马中，比如舍特兰矮马、法拉贝拉矮马，其身高相关的突变位于HMGA2等候选基因上。
“然而我们发现，这个突变在基因组选择中并没有达到显著的水平，而且在中国出土的古马中也没有检测到HMGA2的突变存在。”蒋琳说，西方马体高性状的遗传机制不能解释中国马的体高变异，并且体高性状的主效位点一直未被鉴定。
△ 寻找中国马体高变异的分子机制
既然如此，必定存在另一种调控机制导致了中国马身高的差异化。
牧医所畜禽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团队联合法国科学研究院教授Ludovic Orlando团队开展了深入研究。
刘雪雪介绍，他们首先构建了187份中国家马种质资源的基因组（包括75份矮马和112份普通马）及其体高数据记录，进行了全基因组选择信号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成功定位到8号染色体上一段连锁区域。并发现该区域内TBX3基因增强子上的两个突变可能是体高性状变异的主效突变。
该团队进一步进行了763份中国家马遗传资源的大规模基因鉴定、国外数千份古马基因组的衍生等位基因频率轨迹重建、双荧光素酶试验和基因编辑小鼠模型构建，明确了上述两个突变中的TBX3是主效突变。
刘雪雪说，TBX3基因属于T-box 基因家族，在胚胎、肌肉和骨骼发育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调控肢体发育方面。在小鼠中，TBX3 缺失会导致小鼠肢体发育迟缓和指头缺失。TBX3 还是肌肉及其附属组织必须的调控因子，缺乏TBX3时会引起尺骨—乳腺综合征。这种疾病的主要特征包括上肢缺陷，大汗腺、乳腺、毛发发育不全，以及各种生殖器异常。
“TBX3突变加速了中国家马体高性状的变异，并促进了TBX3基因的转录表达，从而加速了动物四肢远端骨骼的生长。”马月辉说，身高作为重要的数量性状，会受到基因组多个水平多基因的调控，“我们的发现是一个关键突变，可以解释25%的身高变异。但是不能否认还有其他的突变与身高相关，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认”。
△ 基因分型与史料记载吻合
“我们利用古马的基因组信息，对发现的关键位点TBX3进行了基因型分型。”蒋琳说，结果发现，该位点上的A等位基因是野生型，G是在体高增加的群体中新衍生的等位基因，具有极强的功能效应，能解释近10cm的体高变异。
刘雪雪说，他们研究发现，G等位基因的突变首次出现在距今2300年前阿勒泰地区巴泽雷克（Pazyryk）文化遗址的古马遗骸中，属于铁石器时期，正值我国秦朝早期，彼时对于战马的大量需求加速了大体型中国马种的选育。随后，大量古马遗骸中都呈现了该基因型，其中包括一些欧洲出土的古马。
史料记载，我国马的身高是逐渐增高的过程。由于古代样品有分化和降解，他们利用现有的分析模型推测了古马的身高。结果发现，在陕西省淳化县枣树沟脑遗址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马，身高预计121~122cm；到汉朝时，据《汉书·帝景纪》记载，“马五尺九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汉武帝陵中发现的马身高达到了135cm，专家推测这是一匹汗血宝马；再到唐太宗李世民的六骏图，马的身高进一步增加，与现代马相近。
“而我国西南马的矮小性状因能适应西南崎岖山路而未受到大体型马种的影响，保留了野生型A等位基因，因此保持了矮小的体型。”蒋琳说。
马月辉认为，这说明该位点是在逐渐选择和进化的。
为了进一步验证，他们对比了现代仅存的野马品种——普氏野马。刘雪雪说，家马和野马不是从饲养方式上进行区分的，严格意义上说，野马是普氏野马的简称，属于马属野马种普氏野马野亚种。野外的普氏野马群体基本已经灭绝，只有蒙古和中国新疆有极少量分布。
普氏野马平均身高130cm，他们对资源库中的野马进行基因分型，发现其携带的是和我国西南矮马相同的基因型，即A等位基因。而现代的高马中携带相反的基因型——G等位基因。
“这说明我们发现的TBX3位点突变比较古老。”刘雪雪说。
蒋琳指出，这项工作利用了国家家养动物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的850份中国家马遗传资源，家马身高关键位点的成功解析可以作为重要的遗传标记，为中国西南马资源的保种和育种提供科学指导；还将对畜禽遗传资源的挖掘提供方法借鉴；对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和家马种质资源保存与开发利用等具有重要的意义。https://t.cn/A6xkmIWh
△ 西方矮马体高基因在中国马中不存在
马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地区。论文通讯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以下简称牧医所）研究员蒋琳告诉《中国科学报》，全世界家马大约有313个品种，中国有51个品种，占全世界马品种的16%。
“我国有以耐力著称的蒙古马、矮小体格的西南马、适应藏区极端气候的藏马、善于走对侧步的岔口驿马，以及适应极端寒冷的鄂伦春马等等。中国马的遗传资源极其丰富，为世界家马的体高、适应性等一系列重要性状的精准鉴定提供了重要素材。”蒋琳说。
“尤其是分布在我国西南山区的矮马，体高不足100厘米，在相对闭锁的环境下形成了独特的性状，是十分珍贵的资源。”论文第一作者、牧医所博士刘雪雪告诉《中国科学报》，矮马指成年体高在106厘米以下的马。
图：广西德保矮马马王。颜明挥摄影
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公认的自然矮马品种仅仅指英国的舍特兰马。
然而，我国自汉代起就有矮马记载，古称“果下马”。20世纪80年代起，牧医所教授王铁权等人在我国西南马群中率先发现矮马资源群体。2005年，论文共同通讯作者、牧医所研究员马月辉进行了品种资源的收集并妥善保存。之后，中国矮马逐渐被世界所认识。
前期研究发现，在西方矮马中，比如舍特兰矮马、法拉贝拉矮马，其身高相关的突变位于HMGA2等候选基因上。
“然而我们发现，这个突变在基因组选择中并没有达到显著的水平，而且在中国出土的古马中也没有检测到HMGA2的突变存在。”蒋琳说，西方马体高性状的遗传机制不能解释中国马的体高变异，并且体高性状的主效位点一直未被鉴定。
△ 寻找中国马体高变异的分子机制
既然如此，必定存在另一种调控机制导致了中国马身高的差异化。
牧医所畜禽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团队联合法国科学研究院教授Ludovic Orlando团队开展了深入研究。
刘雪雪介绍，他们首先构建了187份中国家马种质资源的基因组（包括75份矮马和112份普通马）及其体高数据记录，进行了全基因组选择信号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成功定位到8号染色体上一段连锁区域。并发现该区域内TBX3基因增强子上的两个突变可能是体高性状变异的主效突变。
该团队进一步进行了763份中国家马遗传资源的大规模基因鉴定、国外数千份古马基因组的衍生等位基因频率轨迹重建、双荧光素酶试验和基因编辑小鼠模型构建，明确了上述两个突变中的TBX3是主效突变。
刘雪雪说，TBX3基因属于T-box 基因家族，在胚胎、肌肉和骨骼发育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调控肢体发育方面。在小鼠中，TBX3 缺失会导致小鼠肢体发育迟缓和指头缺失。TBX3 还是肌肉及其附属组织必须的调控因子，缺乏TBX3时会引起尺骨—乳腺综合征。这种疾病的主要特征包括上肢缺陷，大汗腺、乳腺、毛发发育不全，以及各种生殖器异常。
“TBX3突变加速了中国家马体高性状的变异，并促进了TBX3基因的转录表达，从而加速了动物四肢远端骨骼的生长。”马月辉说，身高作为重要的数量性状，会受到基因组多个水平多基因的调控，“我们的发现是一个关键突变，可以解释25%的身高变异。但是不能否认还有其他的突变与身高相关，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认”。
△ 基因分型与史料记载吻合
“我们利用古马的基因组信息，对发现的关键位点TBX3进行了基因型分型。”蒋琳说，结果发现，该位点上的A等位基因是野生型，G是在体高增加的群体中新衍生的等位基因，具有极强的功能效应，能解释近10cm的体高变异。
刘雪雪说，他们研究发现，G等位基因的突变首次出现在距今2300年前阿勒泰地区巴泽雷克（Pazyryk）文化遗址的古马遗骸中，属于铁石器时期，正值我国秦朝早期，彼时对于战马的大量需求加速了大体型中国马种的选育。随后，大量古马遗骸中都呈现了该基因型，其中包括一些欧洲出土的古马。
史料记载，我国马的身高是逐渐增高的过程。由于古代样品有分化和降解，他们利用现有的分析模型推测了古马的身高。结果发现，在陕西省淳化县枣树沟脑遗址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马，身高预计121~122cm；到汉朝时，据《汉书·帝景纪》记载，“马五尺九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汉武帝陵中发现的马身高达到了135cm，专家推测这是一匹汗血宝马；再到唐太宗李世民的六骏图，马的身高进一步增加，与现代马相近。
“而我国西南马的矮小性状因能适应西南崎岖山路而未受到大体型马种的影响，保留了野生型A等位基因，因此保持了矮小的体型。”蒋琳说。
马月辉认为，这说明该位点是在逐渐选择和进化的。
为了进一步验证，他们对比了现代仅存的野马品种——普氏野马。刘雪雪说，家马和野马不是从饲养方式上进行区分的，严格意义上说，野马是普氏野马的简称，属于马属野马种普氏野马野亚种。野外的普氏野马群体基本已经灭绝，只有蒙古和中国新疆有极少量分布。
普氏野马平均身高130cm，他们对资源库中的野马进行基因分型，发现其携带的是和我国西南矮马相同的基因型，即A等位基因。而现代的高马中携带相反的基因型——G等位基因。
“这说明我们发现的TBX3位点突变比较古老。”刘雪雪说。
蒋琳指出，这项工作利用了国家家养动物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的850份中国家马遗传资源，家马身高关键位点的成功解析可以作为重要的遗传标记，为中国西南马资源的保种和育种提供科学指导；还将对畜禽遗传资源的挖掘提供方法借鉴；对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和家马种质资源保存与开发利用等具有重要的意义。https://t.cn/A6xkmIWh
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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