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路径清晰！#欧洲发现的新冠病毒来自德特里克堡#！】
本月稍早时间，英美媒体报道称，意大利和荷兰的两个实验室对少量在新冠疫情暴发前采集的血液样本进行了重新检测，发现了通常在新冠病毒感染者体内出现的抗体。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科学主管乔瓦尼·阿波洛内认为，这个结果说明，在意大利新冠病毒“很有可能”早在公认的时间点之前，就已在“一定限度内”传播了。
这一新闻由于涉及新冠疫情来源，引发公众强烈关注，而据美国世界新闻网（wn.com）最新报道，正是2019年美军通过其血液项目将新冠病毒带到了欧洲，而进入意大利美军基地的平民志愿者，成为了最早的受害者。
[出现在公认时间点前的病毒]
据英国《镜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意大利研究人员一篇去年11月的论文指出，959名接受过肺癌筛查的人的血液样本检测中发现111人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最早的样本采集时间是2019年10月第一周，表明他们至少在2019年9月就已感染。
随后世界卫生组织介入，样本被送往意大利和荷兰的实验室用不同方法重检。这两家实验室重新检测了29份原始样本及对照样本，在原始样本中都观察到了新冠病毒抗体。而且，两个实验室都检测到抗体的样本中，最早采集于2019年10月。
一名实验室研究人员对英国《金融时报》称，其或能解释2020年意大利病例激增的情况——因为新冠病毒或以某种更早的形态，早已在悄无声息地传播着。
[德特里克堡的医疗废物]
那病毒是从哪来的呢？世界新闻网报道认为，传播源可追溯到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2018年4月，美国德特里克堡关闭了焚化炉以节省维护成本。从那以后，包括“生物武器”级别在内的医疗废物，其销毁工作都交给了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家私人处理公司——柯蒂斯湾医疗废物服务公司。
然而，这家公司有着“臭名昭著”的违规记录和不合格管理历史。2019年6月，该公司在弗吉尼亚州的工厂就曾因“多次违反州法规”而被州环境质量部罚款数十万美元。
地板上，大量积水中有未经处理的医疗废物，员工也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装备……2020年1月，德特里克堡的驻军指挥官德克斯特·纳纳利上校公开承认，在建造新的焚化炉之前，陆军及其实验室这些年来一直无法控制“从使用到销毁的材料”。
亦因此，可疑病毒完全有机会在德特里克堡内外的军事人员中广泛传播。
[疑云：什么样的病毒？]
让我们看看，德特里克堡内外传播的会是什么样的病毒？
美国军事时报曾援引信息自由法案，索取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报告，但其中很多关键内容都被删掉了，仅就公开部分，德堡生物实验室对待生物制剂和毒素的“态度”很吓人。
（图片一）
违规列表中，一项标注为“严重违规”的行为，是人员在没有进行呼吸保护的情况下多次进入一间实验室，而室内其他人正在对非人灵长类动物进行手术，该违规行为导致实验人员呼吸系统直接暴露于特定制剂的气溶胶中。
此外，已经感染病毒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就被简单关在笼子里，多名人员不佩戴适当的呼吸保护装置就直接进入了实验室；一些人员在处理生物危害性废物时，根本不戴手套；一名工作人员转移有害生物废料时，打开了高压灭菌室的门——严重增加了受污染空气从房间进入高压灭菌室的风险，而灭菌室内里的人员都没有佩戴呼吸防护设备。
除此之外，实验室建筑物外表没密封，天花板和生物安全柜都有裂缝，人员在执行生物安全和控制措施时出现“系统性失败”……
但是，美国疾控中心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布更多细节。
[病毒“搭乘”美军献血项目抵欧]
“武装部队血液项目”（ ASBP）是美军已形成的较为完善的血液保障体系，也是活跃多年的美国海外武装部队的官方血液供应渠道。
ASBP项目从国家中心地区（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军事基地采集血液，也包括德特里克堡、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然后该机构每两周就将血液运送到英格兰和意大利的空军基地。
血液运输的要求，是要在三天内完成所有程序环节并保持冷链运输——至此，被感染的美军人员或冷链血包上的病毒，顺利借由ASBP运输体系抵达欧洲。
（图片二）
2019年8月，意大利威内托大区的美军基地Caserma Del Din招募当地平民志愿者，为里面的军人提供心理教育服务。根据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报告，意大利的首例病例正是2019年9月于威内托大区记录在案（远远要早于中国武汉在2019年12月份发现病毒）。而美国军事基地集中的英国，同样也出现严重的新冠疫情局势。
鉴于以上，世界新闻网报道认为，美军人员及其冷链血液包裹，是欧洲新冠病毒预防工作中长期被忽视的漏洞。
目前，美国明目张胆地将新冠病毒溯源工作政治化，谁会想到这种丑陋行径的背后原来竟还有这样让人震惊的隐情。相信终有一天德特里克堡的真面目会大白天下，到时候美国又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嘴脸呢？
本月稍早时间，英美媒体报道称，意大利和荷兰的两个实验室对少量在新冠疫情暴发前采集的血液样本进行了重新检测，发现了通常在新冠病毒感染者体内出现的抗体。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科学主管乔瓦尼·阿波洛内认为，这个结果说明，在意大利新冠病毒“很有可能”早在公认的时间点之前，就已在“一定限度内”传播了。
这一新闻由于涉及新冠疫情来源，引发公众强烈关注，而据美国世界新闻网（wn.com）最新报道，正是2019年美军通过其血液项目将新冠病毒带到了欧洲，而进入意大利美军基地的平民志愿者，成为了最早的受害者。
[出现在公认时间点前的病毒]
据英国《镜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意大利研究人员一篇去年11月的论文指出，959名接受过肺癌筛查的人的血液样本检测中发现111人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最早的样本采集时间是2019年10月第一周，表明他们至少在2019年9月就已感染。
随后世界卫生组织介入，样本被送往意大利和荷兰的实验室用不同方法重检。这两家实验室重新检测了29份原始样本及对照样本，在原始样本中都观察到了新冠病毒抗体。而且，两个实验室都检测到抗体的样本中，最早采集于2019年10月。
一名实验室研究人员对英国《金融时报》称，其或能解释2020年意大利病例激增的情况——因为新冠病毒或以某种更早的形态，早已在悄无声息地传播着。
[德特里克堡的医疗废物]
那病毒是从哪来的呢？世界新闻网报道认为，传播源可追溯到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2018年4月，美国德特里克堡关闭了焚化炉以节省维护成本。从那以后，包括“生物武器”级别在内的医疗废物，其销毁工作都交给了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家私人处理公司——柯蒂斯湾医疗废物服务公司。
然而，这家公司有着“臭名昭著”的违规记录和不合格管理历史。2019年6月，该公司在弗吉尼亚州的工厂就曾因“多次违反州法规”而被州环境质量部罚款数十万美元。
地板上，大量积水中有未经处理的医疗废物，员工也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装备……2020年1月，德特里克堡的驻军指挥官德克斯特·纳纳利上校公开承认，在建造新的焚化炉之前，陆军及其实验室这些年来一直无法控制“从使用到销毁的材料”。
亦因此，可疑病毒完全有机会在德特里克堡内外的军事人员中广泛传播。
[疑云：什么样的病毒？]
让我们看看，德特里克堡内外传播的会是什么样的病毒？
美国军事时报曾援引信息自由法案，索取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报告，但其中很多关键内容都被删掉了，仅就公开部分，德堡生物实验室对待生物制剂和毒素的“态度”很吓人。
（图片一）
违规列表中，一项标注为“严重违规”的行为，是人员在没有进行呼吸保护的情况下多次进入一间实验室，而室内其他人正在对非人灵长类动物进行手术，该违规行为导致实验人员呼吸系统直接暴露于特定制剂的气溶胶中。
此外，已经感染病毒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就被简单关在笼子里，多名人员不佩戴适当的呼吸保护装置就直接进入了实验室；一些人员在处理生物危害性废物时，根本不戴手套；一名工作人员转移有害生物废料时，打开了高压灭菌室的门——严重增加了受污染空气从房间进入高压灭菌室的风险，而灭菌室内里的人员都没有佩戴呼吸防护设备。
除此之外，实验室建筑物外表没密封，天花板和生物安全柜都有裂缝，人员在执行生物安全和控制措施时出现“系统性失败”……
但是，美国疾控中心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布更多细节。
[病毒“搭乘”美军献血项目抵欧]
“武装部队血液项目”（ ASBP）是美军已形成的较为完善的血液保障体系，也是活跃多年的美国海外武装部队的官方血液供应渠道。
ASBP项目从国家中心地区（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军事基地采集血液，也包括德特里克堡、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然后该机构每两周就将血液运送到英格兰和意大利的空军基地。
血液运输的要求，是要在三天内完成所有程序环节并保持冷链运输——至此，被感染的美军人员或冷链血包上的病毒，顺利借由ASBP运输体系抵达欧洲。
（图片二）
2019年8月，意大利威内托大区的美军基地Caserma Del Din招募当地平民志愿者，为里面的军人提供心理教育服务。根据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报告，意大利的首例病例正是2019年9月于威内托大区记录在案（远远要早于中国武汉在2019年12月份发现病毒）。而美国军事基地集中的英国，同样也出现严重的新冠疫情局势。
鉴于以上，世界新闻网报道认为，美军人员及其冷链血液包裹，是欧洲新冠病毒预防工作中长期被忽视的漏洞。
目前，美国明目张胆地将新冠病毒溯源工作政治化，谁会想到这种丑陋行径的背后原来竟还有这样让人震惊的隐情。相信终有一天德特里克堡的真面目会大白天下，到时候美国又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嘴脸呢？
【路径清晰！#欧洲发现的新冠病毒来自德特里克堡#】本月稍早时间，英美媒体报道称，意大利和荷兰的两个实验室对少量在新冠疫情暴发前采集的血液样本进行了重新检测，发现了通常在新冠病毒感染者体内出现的抗体。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科学主管乔瓦尼·阿波洛内认为，这个结果说明，在意大利新冠病毒“很有可能”早在公认的时间点之前，就已在“一定限度内”传播了。
这一新闻由于涉及新冠疫情来源，引发公众强烈关注，而据美国世界新闻网（wn.com）最新报道，正是2019年美军通过其血液项目将新冠病毒带到了欧洲，而进入意大利美军基地的平民志愿者，成为了最早的受害者。
出现在公认时间点前的病毒
据英国《镜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意大利研究人员一篇去年11月的论文指出，959名接受过肺癌筛查的人的血液样本检测中发现111人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最早的样本采集时间是2019年10月第一周，表明他们至少在2019年9月就已感染。
随后世界卫生组织介入，样本被送往意大利和荷兰的实验室用不同方法重检。这两家实验室重新检测了29份原始样本及对照样本，在原始样本中都观察到了新冠病毒抗体。而且，两个实验室都检测到抗体的样本中，最早采集于2019年10月。
一名实验室研究人员对英国《金融时报》称，其或能解释2020年意大利病例激增的情况——因为新冠病毒或以某种更早的形态，早已在悄无声息地传播着。
德特里克堡的医疗废物
那病毒是从哪来的呢？世界新闻网报道认为，传播源可追溯到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2018年4月，美国德特里克堡关闭了焚化炉以节省维护成本。从那以后，包括“生物武器”级别在内的医疗废物，其销毁工作都交给了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家私人处理公司——柯蒂斯湾医疗废物服务公司。
然而，这家公司有着“臭名昭著”的违规记录和不合格管理历史。2019年6月，该公司在弗吉尼亚州的工厂就曾因“多次违反州法规”而被州环境质量部罚款数十万美元。
地板上，大量积水中有未经处理的医疗废物，员工也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装备……2020年1月，德特里克堡的驻军指挥官德克斯特·纳纳利上校公开承认，在建造新的焚化炉之前，陆军及其实验室这些年来一直无法控制“从使用到销毁的材料”。
亦因此，可疑病毒完全有机会在德特里克堡内外的军事人员中广泛传播。
疑云：什么样的病毒？
让我们看看，德特里克堡内外传播的会是什么样的病毒？
美国军事时报曾援引信息自由法案，索取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报告，但其中很多关键内容都被删掉了，仅就公开部分，德堡生物实验室对待生物制剂和毒素的“态度”很吓人。
违规列表中，一项标注为“严重违规”的行为，是人员在没有进行呼吸保护的情况下多次进入一间实验室，而室内其他人正在对非人灵长类动物进行手术，该违规行为导致实验人员呼吸系统直接暴露于特定制剂的气溶胶中。
此外，已经感染病毒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就被简单关在笼子里，多名人员不佩戴适当的呼吸保护装置就直接进入了实验室；一些人员在处理生物危害性废物时，根本不戴手套；一名工作人员转移有害生物废料时，打开了高压灭菌室的门——严重增加了受污染空气从房间进入高压灭菌室的风险，而灭菌室内里的人员都没有佩戴呼吸防护设备。
除此之外，实验室建筑物外表没密封，天花板和生物安全柜都有裂缝，人员在执行生物安全和控制措施时出现“系统性失败”……
但是，美国疾控中心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布更多细节。
病毒“搭乘”美军献血项目抵欧
“武装部队血液项目”（ ASBP）是美军已形成的较为完善的血液保障体系，也是活跃多年的美国海外武装部队的官方血液供应渠道。
ASBP项目从国家中心地区（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军事基地采集血液，也包括德特里克堡、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然后该机构每两周就将血液运送到英格兰和意大利的空军基地。
血液运输的要求，是要在三天内完成所有程序环节并保持冷链运输——至此，被感染的美军人员或冷链血包上的病毒，顺利借由ASBP运输体系抵达欧洲。
2019年8月，意大利威内托大区的美军基地Caserma Del Din招募当地平民志愿者，为里面的军人提供心理教育服务。根据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报告，意大利的首例病例正是2019年9月于威内托大区记录在案（远远要早于中国武汉在2019年12月份发现病毒）。而美国军事基地集中的英国，同样也出现严重的新冠疫情局势。
鉴于以上，世界新闻网报道认为，美军人员及其冷链血液包裹，是欧洲新冠病毒预防工作中长期被忽视的漏洞。
目前，美国明目张胆地将新冠病毒溯源工作政治化，谁会想到这种丑陋行径的背后原来竟还有这样让人震惊的隐情。相信终有一天德特里克堡的真面目会大白天下，到时候美国又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嘴脸呢？（via：科技日报微信公号）
这一新闻由于涉及新冠疫情来源，引发公众强烈关注，而据美国世界新闻网（wn.com）最新报道，正是2019年美军通过其血液项目将新冠病毒带到了欧洲，而进入意大利美军基地的平民志愿者，成为了最早的受害者。
出现在公认时间点前的病毒
据英国《镜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意大利研究人员一篇去年11月的论文指出，959名接受过肺癌筛查的人的血液样本检测中发现111人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最早的样本采集时间是2019年10月第一周，表明他们至少在2019年9月就已感染。
随后世界卫生组织介入，样本被送往意大利和荷兰的实验室用不同方法重检。这两家实验室重新检测了29份原始样本及对照样本，在原始样本中都观察到了新冠病毒抗体。而且，两个实验室都检测到抗体的样本中，最早采集于2019年10月。
一名实验室研究人员对英国《金融时报》称，其或能解释2020年意大利病例激增的情况——因为新冠病毒或以某种更早的形态，早已在悄无声息地传播着。
德特里克堡的医疗废物
那病毒是从哪来的呢？世界新闻网报道认为，传播源可追溯到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2018年4月，美国德特里克堡关闭了焚化炉以节省维护成本。从那以后，包括“生物武器”级别在内的医疗废物，其销毁工作都交给了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家私人处理公司——柯蒂斯湾医疗废物服务公司。
然而，这家公司有着“臭名昭著”的违规记录和不合格管理历史。2019年6月，该公司在弗吉尼亚州的工厂就曾因“多次违反州法规”而被州环境质量部罚款数十万美元。
地板上，大量积水中有未经处理的医疗废物，员工也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装备……2020年1月，德特里克堡的驻军指挥官德克斯特·纳纳利上校公开承认，在建造新的焚化炉之前，陆军及其实验室这些年来一直无法控制“从使用到销毁的材料”。
亦因此，可疑病毒完全有机会在德特里克堡内外的军事人员中广泛传播。
疑云：什么样的病毒？
让我们看看，德特里克堡内外传播的会是什么样的病毒？
美国军事时报曾援引信息自由法案，索取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报告，但其中很多关键内容都被删掉了，仅就公开部分，德堡生物实验室对待生物制剂和毒素的“态度”很吓人。
违规列表中，一项标注为“严重违规”的行为，是人员在没有进行呼吸保护的情况下多次进入一间实验室，而室内其他人正在对非人灵长类动物进行手术，该违规行为导致实验人员呼吸系统直接暴露于特定制剂的气溶胶中。
此外，已经感染病毒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就被简单关在笼子里，多名人员不佩戴适当的呼吸保护装置就直接进入了实验室；一些人员在处理生物危害性废物时，根本不戴手套；一名工作人员转移有害生物废料时，打开了高压灭菌室的门——严重增加了受污染空气从房间进入高压灭菌室的风险，而灭菌室内里的人员都没有佩戴呼吸防护设备。
除此之外，实验室建筑物外表没密封，天花板和生物安全柜都有裂缝，人员在执行生物安全和控制措施时出现“系统性失败”……
但是，美国疾控中心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布更多细节。
病毒“搭乘”美军献血项目抵欧
“武装部队血液项目”（ ASBP）是美军已形成的较为完善的血液保障体系，也是活跃多年的美国海外武装部队的官方血液供应渠道。
ASBP项目从国家中心地区（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军事基地采集血液，也包括德特里克堡、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然后该机构每两周就将血液运送到英格兰和意大利的空军基地。
血液运输的要求，是要在三天内完成所有程序环节并保持冷链运输——至此，被感染的美军人员或冷链血包上的病毒，顺利借由ASBP运输体系抵达欧洲。
2019年8月，意大利威内托大区的美军基地Caserma Del Din招募当地平民志愿者，为里面的军人提供心理教育服务。根据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报告，意大利的首例病例正是2019年9月于威内托大区记录在案（远远要早于中国武汉在2019年12月份发现病毒）。而美国军事基地集中的英国，同样也出现严重的新冠疫情局势。
鉴于以上，世界新闻网报道认为，美军人员及其冷链血液包裹，是欧洲新冠病毒预防工作中长期被忽视的漏洞。
目前，美国明目张胆地将新冠病毒溯源工作政治化，谁会想到这种丑陋行径的背后原来竟还有这样让人震惊的隐情。相信终有一天德特里克堡的真面目会大白天下，到时候美国又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嘴脸呢？（via：科技日报微信公号）
从敦煌借贷契约看唐代担保制度文化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21-03-26
唐代是我国古代经济社会较为繁荣的时期，在当时繁荣的商业活动中，为了保障契约关系而产生的担保制度也得到迅速发展。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唐代的担保制度更为先进，对于完善我国现代担保制度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从敦煌借贷契约的内容、保人代偿制度及质典制度三个方面对敦煌借贷契约所体现的唐代担保制度文化作初步分析研究。
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产物，“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与“债”相伴相生的便是“担保”。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债事双方均有权向对方行为提出要求，而担保就是为了保护双方这种权利。
唐代是我国古代经济社会较为繁荣的时期,在当时繁荣的商业活动中,为了保障契约关系而产生的担保制度也得到迅速发展。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唐代的担保制度更为先进，对于完善我国现代的担保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敦煌莫高窟第17窟是晚唐开凿的一个洞窟，与16号窟是同时代开凿的。1900年，人们在清理洞窟的流沙时发现了这个洞窟，里面藏有大量的古代佛教经典和社会文书等许多珍贵文物，为我们研究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担保制度文化，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本文拟从敦煌借贷契约的内容、保人代偿制度及质典制度三个方面对敦煌借贷契约所体现的唐代担保制度文化作初步分析研究。
借贷契约的内容
以一份契约为例进行分析：
酉年十一月行人部落百姓张七奴为纳突不办，于灵图寺僧海清处便佛麦陆硕。其麦限至秋八月内还足。如违限不还，其麦请陪（倍），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任掣夺家资杂物牛畜等。恐人无信，故立此契。两共平章，书纸为记。便麦人张七奴年卌（押）
保人男黑奴十三
保人张风蓋 风立年十一
见人索海奴
从这段契约可以看出，唐代借贷契约中一般对于借贷的事由都有所交代，例如在上面这件张七奴便麦契中借贷事由是“纳突不办”，也就是向政府缴纳突田税。
借贷事实条款在借贷契约中是必须存在的一项内容，不可缺少。同样以张七奴便麦契为例，借贷事实就是“酉年十一月行人部落百姓张七奴，于灵图寺僧海清处便佛麦陆硕。”从灵图寺僧人海清借“佛麦陆硕”还贷期限为“秋八月内还足”，既是“佛麦”，含救济之意。在敦煌借贷契约中有很多从寺院便种子年粮的契约。敦煌系佛教圣地，寺院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分有永业田和口分田，承担政府的赋税、劳役等，因此，寺院也是重要的民事契约主体。这种从寺院借贷的契约，依据借贷人的身份，按不同方式借贷。
上述张七奴便麦契中的约定还款内容是“其麦限至秋八月内还足”以及当借入人死亡或逃亡时的“如违限不还，其麦请陪（倍），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保人妻子和兄弟代为偿还，中间遇到国家大赦免除债务也不影响到此件契约的约定效力。这件约定还贷条款中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保人及家人代为偿还和民间抵制国家赦免私人债务的条款，从中可以推测出国家的政策变化和当事人为了保障自身利益而采取的种种措施。
违约责任条款在契约内容中不是必须存在的一部分，有的契约约定的有，而有的契约中就不存在。在本举例契约中体现为“任掣夺家资杂物牛畜等”。可见，如果在借贷契约中约定了违约责任，一般都是要任意拿走借入方的家庭财产包括物品而不管借入方同不同意来抵充借入方无法偿还的债务。
我们阅读大量敦煌契约文书发现，在契约的结尾处都有借入方签字或者用手指画的红印，契约如果有保证人和见证人就在借入方后面附有保证人和见证人的签字画押。譬如张七奴便麦契中：
保人男黑奴十三
保人张风蓋 风立年十一
见人索海奴
大多数的契约原件中，借出方最多只写了麦主或钱主，而很少写清楚麦主和钱主的姓名，更没有画押，而在麦主或钱主后面则是把借入方的姓名年龄以及保证人和见证人的姓名年龄记载的非常清楚，并且还要签名或者用手指点上朱印。这一特点在借贷契约中最为常见，只有在一些极为个别的契约中出现借出方的姓名和画押。
保人代偿制度
《唐律疏议》根据严格的计算方式对无力偿还债务的债务人进行处罚。尽管如此，该法典强调偿还债务是一种责任，但没有详细谈到可能偿还的方法。契约填补了法律上的这一空白，并考虑到了另一可能性——债务人逃脱。
还是以张七奴便麦契为例。解决债务人逃脱引起的侵害债权人权利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保人代偿制度，“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所以债务人逃债，找担保人负责是法律许可的，“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
在张七奴便麦契的例子中明确规定了保人的担保责任，“即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可以理解为“不管债务人身处东或西（逃脱），都可以要求担保人代为偿还”。这一契约条款虽清楚体现了唐代保人享有一定的风险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债务人有逃避债务的行为，保人负有不可推卸的偿还债务的责任。但是担保人应当偿还些什么呢？根据当时法律的严苛要求，最有可能的假设是，担保人须替债务人偿还所有的债务，甚至包括利息和法律规定的，因无力偿还而受到的罚款。
在保人担保的借贷契约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保人的偿还义务如何实现。在以前的契约中，妻子和子女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担保人。如果一家之主逃跑了，那么债权人自然而然要求其他家庭成员继续偿还债务：“父债子还，夫债妻还”。为了提醒妻子和儿女所应承担的责任，契约只是简单地讲明，由于逃债，父亲将失去对他家庭财富的占有权，而他的妻子儿女从此将受债权人的支配，以偿还其债务。尽管担保人对债务有担保，但担保人的财产有别于债务人的财产，担保的责任还是非常有限的。
保人代偿制度是唐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大重要特色，并且因为法律的严格规定，更切实有效地保障了唐代借贷关系中债权的实现，解决借贷纠纷的同时促进了唐代借贷关系的流转。
质典制度
敦煌借贷契约中所涉及的质典契约，就是以某物作为留置担保，与抵押不同，其财产是掌握在债权人手中的。如果某物是可增值财产，债权人同样有权享用其增值部分。在契约有效期内，债权人成了真正享有收益权的人，尽管该物的所有者是债务人。在我国古代，质典作为一种较为流行的担保方式，通常也被称之为“典”“当”“押”“抵”“典贴”“质卖”等。这些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用来表示质典，或者说是以动产或者不动产作为留置担保，也就是通常情况下人们所说的“以物质钱”。
此处仅以建中三年马令痣举钱契为例：
建中三年七月十二日，健儿马令痣为急要钱用，交无得处，遂于护国寺僧虔边举钱壹仟文。其钱每月头分生利［贰］佰文。如虔英自要钱用，即仰马令痣本利并还。如不得，一任虔英牵掣令疼［家］资牛畜，将充钱直，有剩不追。恐人无［信］，故立私契。两共平章，画指为记。
举钱人 马令痣 年廿
同取人 母苑二娘 年五十
同取人 妹马二娘 年十二
在这份契约中，双方当事人分别是借款人马令痣和债权人护国寺僧人虔英，借款金额为1000文，未约定质押，但约定还款的到期日为债权人虔英需要用钱之时。这一约定，意即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还款，如果债务人不能清偿，债权人就可以启动带有担保性质的惩罚性条款，即“一任虔英牵掣令痣家资牛畜，将充钱直，有剩不追”。最后是立契人名单，分别是“钱主”、马令痣和两位“同取人”，即保人。保人是马令痣的母亲和妹妹，故此处还体现了这是以他们的共同财产为债务作整体担保的，为将来万一发生纠纷后的执行预设了可操作性。
在敦煌发现的经济文书中，借贷契约占一半以上，而担保作为借贷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众多的契约来看，敦煌地区的物质生活状况并不丰裕，但契约所表现的内容、形式、制度等仍显示出较高的立契水准，为我国古代经济以及法律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单位：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 穆永强）
（责任编辑：刘海滨)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21-03-26
唐代是我国古代经济社会较为繁荣的时期，在当时繁荣的商业活动中，为了保障契约关系而产生的担保制度也得到迅速发展。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唐代的担保制度更为先进，对于完善我国现代担保制度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从敦煌借贷契约的内容、保人代偿制度及质典制度三个方面对敦煌借贷契约所体现的唐代担保制度文化作初步分析研究。
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产物，“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与“债”相伴相生的便是“担保”。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债事双方均有权向对方行为提出要求，而担保就是为了保护双方这种权利。
唐代是我国古代经济社会较为繁荣的时期,在当时繁荣的商业活动中,为了保障契约关系而产生的担保制度也得到迅速发展。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唐代的担保制度更为先进，对于完善我国现代的担保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敦煌莫高窟第17窟是晚唐开凿的一个洞窟，与16号窟是同时代开凿的。1900年，人们在清理洞窟的流沙时发现了这个洞窟，里面藏有大量的古代佛教经典和社会文书等许多珍贵文物，为我们研究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担保制度文化，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本文拟从敦煌借贷契约的内容、保人代偿制度及质典制度三个方面对敦煌借贷契约所体现的唐代担保制度文化作初步分析研究。
借贷契约的内容
以一份契约为例进行分析：
酉年十一月行人部落百姓张七奴为纳突不办，于灵图寺僧海清处便佛麦陆硕。其麦限至秋八月内还足。如违限不还，其麦请陪（倍），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任掣夺家资杂物牛畜等。恐人无信，故立此契。两共平章，书纸为记。便麦人张七奴年卌（押）
保人男黑奴十三
保人张风蓋 风立年十一
见人索海奴
从这段契约可以看出，唐代借贷契约中一般对于借贷的事由都有所交代，例如在上面这件张七奴便麦契中借贷事由是“纳突不办”，也就是向政府缴纳突田税。
借贷事实条款在借贷契约中是必须存在的一项内容，不可缺少。同样以张七奴便麦契为例，借贷事实就是“酉年十一月行人部落百姓张七奴，于灵图寺僧海清处便佛麦陆硕。”从灵图寺僧人海清借“佛麦陆硕”还贷期限为“秋八月内还足”，既是“佛麦”，含救济之意。在敦煌借贷契约中有很多从寺院便种子年粮的契约。敦煌系佛教圣地，寺院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分有永业田和口分田，承担政府的赋税、劳役等，因此，寺院也是重要的民事契约主体。这种从寺院借贷的契约，依据借贷人的身份，按不同方式借贷。
上述张七奴便麦契中的约定还款内容是“其麦限至秋八月内还足”以及当借入人死亡或逃亡时的“如违限不还，其麦请陪（倍），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保人妻子和兄弟代为偿还，中间遇到国家大赦免除债务也不影响到此件契约的约定效力。这件约定还贷条款中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保人及家人代为偿还和民间抵制国家赦免私人债务的条款，从中可以推测出国家的政策变化和当事人为了保障自身利益而采取的种种措施。
违约责任条款在契约内容中不是必须存在的一部分，有的契约约定的有，而有的契约中就不存在。在本举例契约中体现为“任掣夺家资杂物牛畜等”。可见，如果在借贷契约中约定了违约责任，一般都是要任意拿走借入方的家庭财产包括物品而不管借入方同不同意来抵充借入方无法偿还的债务。
我们阅读大量敦煌契约文书发现，在契约的结尾处都有借入方签字或者用手指画的红印，契约如果有保证人和见证人就在借入方后面附有保证人和见证人的签字画押。譬如张七奴便麦契中：
保人男黑奴十三
保人张风蓋 风立年十一
见人索海奴
大多数的契约原件中，借出方最多只写了麦主或钱主，而很少写清楚麦主和钱主的姓名，更没有画押，而在麦主或钱主后面则是把借入方的姓名年龄以及保证人和见证人的姓名年龄记载的非常清楚，并且还要签名或者用手指点上朱印。这一特点在借贷契约中最为常见，只有在一些极为个别的契约中出现借出方的姓名和画押。
保人代偿制度
《唐律疏议》根据严格的计算方式对无力偿还债务的债务人进行处罚。尽管如此，该法典强调偿还债务是一种责任，但没有详细谈到可能偿还的方法。契约填补了法律上的这一空白，并考虑到了另一可能性——债务人逃脱。
还是以张七奴便麦契为例。解决债务人逃脱引起的侵害债权人权利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保人代偿制度，“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所以债务人逃债，找担保人负责是法律许可的，“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
在张七奴便麦契的例子中明确规定了保人的担保责任，“即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可以理解为“不管债务人身处东或西（逃脱），都可以要求担保人代为偿还”。这一契约条款虽清楚体现了唐代保人享有一定的风险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债务人有逃避债务的行为，保人负有不可推卸的偿还债务的责任。但是担保人应当偿还些什么呢？根据当时法律的严苛要求，最有可能的假设是，担保人须替债务人偿还所有的债务，甚至包括利息和法律规定的，因无力偿还而受到的罚款。
在保人担保的借贷契约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保人的偿还义务如何实现。在以前的契约中，妻子和子女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担保人。如果一家之主逃跑了，那么债权人自然而然要求其他家庭成员继续偿还债务：“父债子还，夫债妻还”。为了提醒妻子和儿女所应承担的责任，契约只是简单地讲明，由于逃债，父亲将失去对他家庭财富的占有权，而他的妻子儿女从此将受债权人的支配，以偿还其债务。尽管担保人对债务有担保，但担保人的财产有别于债务人的财产，担保的责任还是非常有限的。
保人代偿制度是唐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大重要特色，并且因为法律的严格规定，更切实有效地保障了唐代借贷关系中债权的实现，解决借贷纠纷的同时促进了唐代借贷关系的流转。
质典制度
敦煌借贷契约中所涉及的质典契约，就是以某物作为留置担保，与抵押不同，其财产是掌握在债权人手中的。如果某物是可增值财产，债权人同样有权享用其增值部分。在契约有效期内，债权人成了真正享有收益权的人，尽管该物的所有者是债务人。在我国古代，质典作为一种较为流行的担保方式，通常也被称之为“典”“当”“押”“抵”“典贴”“质卖”等。这些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用来表示质典，或者说是以动产或者不动产作为留置担保，也就是通常情况下人们所说的“以物质钱”。
此处仅以建中三年马令痣举钱契为例：
建中三年七月十二日，健儿马令痣为急要钱用，交无得处，遂于护国寺僧虔边举钱壹仟文。其钱每月头分生利［贰］佰文。如虔英自要钱用，即仰马令痣本利并还。如不得，一任虔英牵掣令疼［家］资牛畜，将充钱直，有剩不追。恐人无［信］，故立私契。两共平章，画指为记。
举钱人 马令痣 年廿
同取人 母苑二娘 年五十
同取人 妹马二娘 年十二
在这份契约中，双方当事人分别是借款人马令痣和债权人护国寺僧人虔英，借款金额为1000文，未约定质押，但约定还款的到期日为债权人虔英需要用钱之时。这一约定，意即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还款，如果债务人不能清偿，债权人就可以启动带有担保性质的惩罚性条款，即“一任虔英牵掣令痣家资牛畜，将充钱直，有剩不追”。最后是立契人名单，分别是“钱主”、马令痣和两位“同取人”，即保人。保人是马令痣的母亲和妹妹，故此处还体现了这是以他们的共同财产为债务作整体担保的，为将来万一发生纠纷后的执行预设了可操作性。
在敦煌发现的经济文书中，借贷契约占一半以上，而担保作为借贷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众多的契约来看，敦煌地区的物质生活状况并不丰裕，但契约所表现的内容、形式、制度等仍显示出较高的立契水准，为我国古代经济以及法律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单位：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 穆永强）
（责任编辑：刘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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