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宝鸡博物馆的佟太放，下班去逛废品站，一进门就觉得不自在，老觉得有人在盯着他。突然，他瞅到一个青铜器，上面刻着古怪的眼睛，凑近一看，顿时不寒而栗，吓得拔腿就跑。
这个青铜器有什么奇特之处吗？为何能把佟太放吓跑？
原来这个青铜器造型奇特，通体刻着异兽，龇牙咧嘴瞪着双目，怎么看都不是俗物，佟太放心里拿不定主意，又担心一会青铜器就送去炼钢厂，所以连忙跑回博物馆，二话不说拽着馆长吴增昆就赶了回来。
吴馆长跑得气喘吁吁，心里满是困惑，还没来得及发问，就听佟太放指着前面说：“馆长，你快看！”吴馆长闻声望过去，瞬间双眼冒光，一把抓着废品站的人，激动地问道：“这个青铜器哪来的？”
工作人员把青铜器捡出来，连忙解释道：“前些日子，贾村塬西街陈湖送来的，当时给了他30块钱。”
吴馆长颤抖地摸着青铜器，从怀里拿出30块，塞在工作人员的手里，抱着青铜器赶回博物馆。谁也没想到，这件青铜器的价值竟超过1个亿。
贾村陈湖是家传的还是挖到的呢？吴馆长决定到陈湖家问个清楚。
陈湖一开门看到两个陌生人，说自己是博物馆的，心里不禁泛起了嘀咕：“博物馆的人找我做啥？”吴馆长热情的拉着陈湖，一番寒暄后，小心翼翼的问道：“你还记得前段时间卖的一个铜罐子吗？”
陈湖想了想，一拍脑袋：“嗨，你说这个啊，这个罐子不是我的，是我兄弟陈堆给我的，他们一家人搬去固原，这罐子太重了带不走，就留给我保管。怎么了，这东西有问题吗？”
吴馆长有点蒙圈，连忙追问道：“你兄弟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陈湖眯着眼睛，仔细地回忆着：“两年前吧，陈堆家里人多没地儿住，于是租了邻居家两家草房，有一天下大雨，陈堆在屋后头土崖发现一个亮晶晶的东西，他还以为捡到金子了，刨出来一看，是个大铜罐子。刚好家里缺个装米的东西，就一直用来当米缸了。”
陈湖顿了顿，不好意思地说：“前段时间，我手头有点紧，就把家里的废品拿去卖，这东西掂着怪重的，我就一起卖掉了。”吴馆长边听边点头，弄清楚原委后，他再三叮嘱陈湖，下次再发现这种东西，一定要联系博物馆。
陈湖做梦都想不到，这个装米的罐子，竟然是无价之宝。或许是冥冥中注定，这件青铜器不该被埋没，几经辗转，它的秘密才一点点被揭开。
这件青铜器，是个盛酒的礼器，学名叫“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约14.6公斤。经检测，是西周早期的文物，青铜器口圆体方，边上装饰着四道镂空的扉棱，通体刻着卷角饕餮纹，眼部突起，正是这个眼睛让佟太放觉得古怪。
青铜器造型雄奇，工艺精美，成为宝鸡博物馆收藏的第一件青铜器。但此时，众人还没有发现它与众不同的地方，直到10年后，它遇到了马承源。
1975年，有个青铜器世界展览，宝鸡博物馆的这尊青铜器被选上了，很快青铜器被送到国家文物局，由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负责检验。
马馆长在检验时，突然发现青铜器底部，有凹凸不平的痕迹，因表面覆有太多铜锈，故而平时看不出来，马馆长立刻派人进行清理。
谁也没想到，这次的发现竟然填补了历史的空缺。
众所周知，铭文不仅是文物的“名片”，更可以帮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这尊青铜器底部铸有铭文12行，122字，与《尚书大传》《逸周书·度邑解》中的多处记载都十分吻合。
铭文大致意思是：周文王五年，对一个姓“何”的宗族小子进行训诰，并赐予他30朋（货币单位）。“何”深受感动，命人铸了一个青铜酒器，来纪念周成王对自己的训诫和赏赐。
最让人惊讶的是，铭文里竟有“宅兹中国”四个字。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不过“宅兹中国”并非指现代的中国，翻译成白话：居住在国家的中心地区管理天下，也就是在“中国”（洛邑及其周边地区）营建都城。
在《史记·周本纪》中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这是周公对周洛邑的称赞，佐证了铭文上“宅兹中国”的说法。
这种文物和文献互相呼应的情况，对于研究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因为后代的文献或许会出现笔误或者杜撰的可能，但当时的文物却不会说谎。
多亏了马馆长发现了这些铭文，从此这尊青铜器便有个好听的名字“何尊”，并成为我国国宝，也是首批过于珍贵，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几千年的岁月过去了，何尊现被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虽然失去了原本的光泽，但它承载着古人的期望，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而“中国”一词的首次出现，不仅震惊世界，更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骄傲。
这个青铜器有什么奇特之处吗？为何能把佟太放吓跑？
原来这个青铜器造型奇特，通体刻着异兽，龇牙咧嘴瞪着双目，怎么看都不是俗物，佟太放心里拿不定主意，又担心一会青铜器就送去炼钢厂，所以连忙跑回博物馆，二话不说拽着馆长吴增昆就赶了回来。
吴馆长跑得气喘吁吁，心里满是困惑，还没来得及发问，就听佟太放指着前面说：“馆长，你快看！”吴馆长闻声望过去，瞬间双眼冒光，一把抓着废品站的人，激动地问道：“这个青铜器哪来的？”
工作人员把青铜器捡出来，连忙解释道：“前些日子，贾村塬西街陈湖送来的，当时给了他30块钱。”
吴馆长颤抖地摸着青铜器，从怀里拿出30块，塞在工作人员的手里，抱着青铜器赶回博物馆。谁也没想到，这件青铜器的价值竟超过1个亿。
贾村陈湖是家传的还是挖到的呢？吴馆长决定到陈湖家问个清楚。
陈湖一开门看到两个陌生人，说自己是博物馆的，心里不禁泛起了嘀咕：“博物馆的人找我做啥？”吴馆长热情的拉着陈湖，一番寒暄后，小心翼翼的问道：“你还记得前段时间卖的一个铜罐子吗？”
陈湖想了想，一拍脑袋：“嗨，你说这个啊，这个罐子不是我的，是我兄弟陈堆给我的，他们一家人搬去固原，这罐子太重了带不走，就留给我保管。怎么了，这东西有问题吗？”
吴馆长有点蒙圈，连忙追问道：“你兄弟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陈湖眯着眼睛，仔细地回忆着：“两年前吧，陈堆家里人多没地儿住，于是租了邻居家两家草房，有一天下大雨，陈堆在屋后头土崖发现一个亮晶晶的东西，他还以为捡到金子了，刨出来一看，是个大铜罐子。刚好家里缺个装米的东西，就一直用来当米缸了。”
陈湖顿了顿，不好意思地说：“前段时间，我手头有点紧，就把家里的废品拿去卖，这东西掂着怪重的，我就一起卖掉了。”吴馆长边听边点头，弄清楚原委后，他再三叮嘱陈湖，下次再发现这种东西，一定要联系博物馆。
陈湖做梦都想不到，这个装米的罐子，竟然是无价之宝。或许是冥冥中注定，这件青铜器不该被埋没，几经辗转，它的秘密才一点点被揭开。
这件青铜器，是个盛酒的礼器，学名叫“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约14.6公斤。经检测，是西周早期的文物，青铜器口圆体方，边上装饰着四道镂空的扉棱，通体刻着卷角饕餮纹，眼部突起，正是这个眼睛让佟太放觉得古怪。
青铜器造型雄奇，工艺精美，成为宝鸡博物馆收藏的第一件青铜器。但此时，众人还没有发现它与众不同的地方，直到10年后，它遇到了马承源。
1975年，有个青铜器世界展览，宝鸡博物馆的这尊青铜器被选上了，很快青铜器被送到国家文物局，由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负责检验。
马馆长在检验时，突然发现青铜器底部，有凹凸不平的痕迹，因表面覆有太多铜锈，故而平时看不出来，马馆长立刻派人进行清理。
谁也没想到，这次的发现竟然填补了历史的空缺。
众所周知，铭文不仅是文物的“名片”，更可以帮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这尊青铜器底部铸有铭文12行，122字，与《尚书大传》《逸周书·度邑解》中的多处记载都十分吻合。
铭文大致意思是：周文王五年，对一个姓“何”的宗族小子进行训诰，并赐予他30朋（货币单位）。“何”深受感动，命人铸了一个青铜酒器，来纪念周成王对自己的训诫和赏赐。
最让人惊讶的是，铭文里竟有“宅兹中国”四个字。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不过“宅兹中国”并非指现代的中国，翻译成白话：居住在国家的中心地区管理天下，也就是在“中国”（洛邑及其周边地区）营建都城。
在《史记·周本纪》中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这是周公对周洛邑的称赞，佐证了铭文上“宅兹中国”的说法。
这种文物和文献互相呼应的情况，对于研究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因为后代的文献或许会出现笔误或者杜撰的可能，但当时的文物却不会说谎。
多亏了马馆长发现了这些铭文，从此这尊青铜器便有个好听的名字“何尊”，并成为我国国宝，也是首批过于珍贵，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几千年的岁月过去了，何尊现被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虽然失去了原本的光泽，但它承载着古人的期望，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而“中国”一词的首次出现，不仅震惊世界，更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骄傲。
此心安处是吾乡
著名学者祝勇先生对苏东坡情有独钟，他《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人生百味，悲欢离合，都去读读苏东坡吧！他会给你快乐，给你鼓励，给你释怀，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与苏东坡相遇。
我就居住在一座苏东坡曾经居住过的城市，虽然时空和境遇不同，但心灵和视觉常常会与苏东坡相遇。每每读到有关苏东坡的文字，我是敬仰的，心也是干净的；走在惠州西湖的苏堤上，总能感受到苏东坡的脉动，体会到他无处不在的温度。苏东坡给我的震撼，不仅仅是文学上，也是人格上，更在灵魂上。
我时常站在白鹤峰上的东坡祠看东江缓缓西逝，仿佛追溯远逝的历史；或是徜徉在惠州西湖苏堤，踩着苏东坡的足迹思考着人生况味，这时苏东坡在惠州的身影和行色就会奔眼而来，历历在目。尤为感动的是，苏东坡的一生大起大落，饱受磨难，但他一以贯之的是悲悯豁达，笑对人生。他悲悯受苦受难的人民，豁达自己屡遭贬谪的人生。虽然他也感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却并未因此否定人生、怀疑人生，而是力求超脱，始终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却能载歌载舞，忧患来临却能一笑置之。真可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是在59岁高龄时贬谪惠州的，到再贬海南儋州，在惠三年七个月。宋时岭南两广一带尚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苏东坡是一个被严谴的罪臣，是被安置在惠州的。按宋朝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不得签书公务，其行动也是受到监视限制的，用现在的话是受管制，用他自己的话是“垂老投荒再被严谴”，这在他心灵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有政治抱负的苏东坡来说，贬谪流放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贬岭南，几乎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有他的活法。他以随缘自适的天性安慰着自己，以淡泊明志的襟怀安享在惠州的人生。一到惠州，惠州的风土民情就出乎他意外。他先是惊艳于惠州的美景，高唱“岭南万户皆春色”，继之为惠州包容的文化及淳朴的民风所感动。他庆幸自己因祸得福，这个蛮荒瘴疠的流放之地，原来是“风物殊不恶”，令他“眠食俱佳”、“有足乐者”，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贬谪惠州的三年多，苏东坡虽然离开了玉堂金马的富贵生活，但他靠着放达看开和随遇而安的天性来安顿自己，而他对自然风物的喜爱，也一直充实着他的生命。他视野更开阔了，心胸更旷达了。他徜徉在惠州的山水间，把自己融合在惠州的民俗中，使他逐渐靠近了下层人民群众，了解到更多的民间疾苦，使之能够直接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好事。
古之官场，贬谪是常事。对苏东坡来说一贬再贬，变化的只是职位和环境，而心系民生、造福一方的为官之道，东坡至死不渝。难得的是苏东坡无论境遇如何都能随缘自适、穷达如一，做到了得意时心怀天下、积极有为，不如意时也能旷达乐观、心系百姓。从黄州到惠州，是他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转向，记载着他从得意到失意的仕途跌落，记载着他从失意而至诗意的精神跃升，记载着他从官场小天地走向民间大境界的踽踽背影。颠沛流离的苦涩人生不仅没有让苏轼意志消沉，相反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他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官理念更加真切。他在《苏氏易传》中说：“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又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这大概是苏东坡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是那么乐观豁达，都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的思想基础吧。
在惠州苏东坡虽然是“垂老投荒”，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但丝毫不影响他为惠州百姓办好事的热情。谪居期间，他为惠州人民办事，除了依靠投书建议，引亲朋故人资助外，还身先士卒，亲历亲为。他传播文明，推行教育，激活了惠州的文化积淀；他筹资建桥，兴修水利，方便惠州府县百姓往来；他为西湖筑堤建亭，不惜捐了皇帝赏赐的犀带，甚至不惜花甲弱质，亲临工地，日督夜巡；他为了广州市民喝上好水，建议官员引博罗山泉输入广州；还建议有关职司迁造兵营，改善军士居住条件，减轻农民负担等，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真是“诗家不幸谪地幸”，苏东坡在惠州的善举，引得后来数以百计的朝廷官员、文人墨客纷纷仿效，来到这里修桥引水，大办书院，使得原本偏塞一隅的惠州，文明初开，人才辈出，成为具有大山水、大人文、大境界、大前程的名城。
苏东坡在惠州的功德，老百姓口口相传了近千年，为惠州人民所尊荣。惠州现仍残存有关苏东坡的不少遗迹，他自建的白鹤峰故居，他曾居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他自挖的水井，以“苏”姓命名的“苏堤”，安葬侍妾的“朝云墓”、“六如亭” ，他钓过鱼、摆过宴席的钓鱼矶。以至后来惠州的一些酒家、酒舫的菜谱，以东坡二字命名的不少，象“东坡酒家”、“东坡扣肉” 、“东坡酒”比比皆是。还有后人兴建纪念他的祠宇、道路“东坡寺”、“丰湖书院”、 “东坡亭” 、“东坡路”等等。甚至和他交往过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如湖边西村的樵夫，东江河上的渔夫，万里传书的卓契顺， 敬重苏东坡的地方官詹范、方子容，抱道自守的邻居翟秀才，曾赊酒给他的林行婆等，仍栩栩如生地传说于今天惠州人民群众之中，体现了苏东坡形象的不朽生命力。
可以看出，苏东坡在惠州的这种形象魅力，不仅仅在其文学艺术，而在于他历经磨砺却日益纯净、为国为民的大情怀。古往今来，中国传统文人大都高傲的世俗着，口里喊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真正能做到的未有几人。有几人像他那样，揣着冷飕飕的任职文书，拖家带口，在中国的十几个州疲于奔命？有几人像他那样，怱而如日中天，怱而如坠地狱，阅尽宦海险恶，饱尝性命之危？但苏东坡天生的豁达乐观和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为民造福的入世情怀，让他个人的不幸，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大幸，当地人民的大幸。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告诉我们，贬谪，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修炼，生命可以在贬谪中破茧成蝶，完成最后的羽化。贬谪又是一种生活况味，它告诉我们，幸福，来自于心灵的知足；快乐，来自于精神的富有。人生无常，唯一自己能掌控的，只能是豁达和包容。你看他在黄州偏远的乡间，咀嚼几碟素菜，品味出“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淡泊；他在惠州的陋室，隔帘听雨，享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意境；他在密州的丛林，竹杖芒鞋，感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况味。更让人感动的是，苏东坡除了追求失意时内心的旷达与平静外，他还兼济天下，一心为百姓谋事。在惠州被贬期间，身为“罪臣”的他已经难有作为。他不能像在杭州那样建苏公堤，也不能像在密州那样灭蝗救灾。即便如此，苏东坡还是在惠州留下无数善举，受到了百姓的赞颂。即使困顿，也不忘有益于世。这对于我们现世中遇到诸多不顺，乃至挫折的人们应该有借鉴意义。
记得苏东坡曾有一首为受自己牵连而被贬谪的好友王定国所作的《定风波》词，其中有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东坡一生的精神写照，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有让内心泰然自若、安定神闲下来，感受到来自生于斯长于斯故乡般的温馨和真切，才能让自己处于超凡脱俗的状态，才能摆脱名利诱惑，才能关注那些微不足道，但又事关百姓利益的事情，真正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还告诉我们，人生从容自在就好，日子平淡寡欲就好，无须苛求辉煌荣耀，无须伤感自卑微小，只要重情义、守初心、安居乐业地过好每一天，就能无愧于一生。只要真心为囯为民，无论荣辱卑尊，无论有职无职，都把人民镌刻在心，竭力做好每件事就能无愧于心，就能像苏东坡那样无论困顿与显达，无论寓居还是定居，都能风雅而行，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寄情光阴，颐养天年。 https://t.cn/R2Wxnht
著名学者祝勇先生对苏东坡情有独钟，他《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人生百味，悲欢离合，都去读读苏东坡吧！他会给你快乐，给你鼓励，给你释怀，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与苏东坡相遇。
我就居住在一座苏东坡曾经居住过的城市，虽然时空和境遇不同，但心灵和视觉常常会与苏东坡相遇。每每读到有关苏东坡的文字，我是敬仰的，心也是干净的；走在惠州西湖的苏堤上，总能感受到苏东坡的脉动，体会到他无处不在的温度。苏东坡给我的震撼，不仅仅是文学上，也是人格上，更在灵魂上。
我时常站在白鹤峰上的东坡祠看东江缓缓西逝，仿佛追溯远逝的历史；或是徜徉在惠州西湖苏堤，踩着苏东坡的足迹思考着人生况味，这时苏东坡在惠州的身影和行色就会奔眼而来，历历在目。尤为感动的是，苏东坡的一生大起大落，饱受磨难，但他一以贯之的是悲悯豁达，笑对人生。他悲悯受苦受难的人民，豁达自己屡遭贬谪的人生。虽然他也感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却并未因此否定人生、怀疑人生，而是力求超脱，始终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却能载歌载舞，忧患来临却能一笑置之。真可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是在59岁高龄时贬谪惠州的，到再贬海南儋州，在惠三年七个月。宋时岭南两广一带尚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苏东坡是一个被严谴的罪臣，是被安置在惠州的。按宋朝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不得签书公务，其行动也是受到监视限制的，用现在的话是受管制，用他自己的话是“垂老投荒再被严谴”，这在他心灵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有政治抱负的苏东坡来说，贬谪流放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贬岭南，几乎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有他的活法。他以随缘自适的天性安慰着自己，以淡泊明志的襟怀安享在惠州的人生。一到惠州，惠州的风土民情就出乎他意外。他先是惊艳于惠州的美景，高唱“岭南万户皆春色”，继之为惠州包容的文化及淳朴的民风所感动。他庆幸自己因祸得福，这个蛮荒瘴疠的流放之地，原来是“风物殊不恶”，令他“眠食俱佳”、“有足乐者”，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贬谪惠州的三年多，苏东坡虽然离开了玉堂金马的富贵生活，但他靠着放达看开和随遇而安的天性来安顿自己，而他对自然风物的喜爱，也一直充实着他的生命。他视野更开阔了，心胸更旷达了。他徜徉在惠州的山水间，把自己融合在惠州的民俗中，使他逐渐靠近了下层人民群众，了解到更多的民间疾苦，使之能够直接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好事。
古之官场，贬谪是常事。对苏东坡来说一贬再贬，变化的只是职位和环境，而心系民生、造福一方的为官之道，东坡至死不渝。难得的是苏东坡无论境遇如何都能随缘自适、穷达如一，做到了得意时心怀天下、积极有为，不如意时也能旷达乐观、心系百姓。从黄州到惠州，是他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转向，记载着他从得意到失意的仕途跌落，记载着他从失意而至诗意的精神跃升，记载着他从官场小天地走向民间大境界的踽踽背影。颠沛流离的苦涩人生不仅没有让苏轼意志消沉，相反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他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官理念更加真切。他在《苏氏易传》中说：“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又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这大概是苏东坡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是那么乐观豁达，都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的思想基础吧。
在惠州苏东坡虽然是“垂老投荒”，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但丝毫不影响他为惠州百姓办好事的热情。谪居期间，他为惠州人民办事，除了依靠投书建议，引亲朋故人资助外，还身先士卒，亲历亲为。他传播文明，推行教育，激活了惠州的文化积淀；他筹资建桥，兴修水利，方便惠州府县百姓往来；他为西湖筑堤建亭，不惜捐了皇帝赏赐的犀带，甚至不惜花甲弱质，亲临工地，日督夜巡；他为了广州市民喝上好水，建议官员引博罗山泉输入广州；还建议有关职司迁造兵营，改善军士居住条件，减轻农民负担等，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真是“诗家不幸谪地幸”，苏东坡在惠州的善举，引得后来数以百计的朝廷官员、文人墨客纷纷仿效，来到这里修桥引水，大办书院，使得原本偏塞一隅的惠州，文明初开，人才辈出，成为具有大山水、大人文、大境界、大前程的名城。
苏东坡在惠州的功德，老百姓口口相传了近千年，为惠州人民所尊荣。惠州现仍残存有关苏东坡的不少遗迹，他自建的白鹤峰故居，他曾居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他自挖的水井，以“苏”姓命名的“苏堤”，安葬侍妾的“朝云墓”、“六如亭” ，他钓过鱼、摆过宴席的钓鱼矶。以至后来惠州的一些酒家、酒舫的菜谱，以东坡二字命名的不少，象“东坡酒家”、“东坡扣肉” 、“东坡酒”比比皆是。还有后人兴建纪念他的祠宇、道路“东坡寺”、“丰湖书院”、 “东坡亭” 、“东坡路”等等。甚至和他交往过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如湖边西村的樵夫，东江河上的渔夫，万里传书的卓契顺， 敬重苏东坡的地方官詹范、方子容，抱道自守的邻居翟秀才，曾赊酒给他的林行婆等，仍栩栩如生地传说于今天惠州人民群众之中，体现了苏东坡形象的不朽生命力。
可以看出，苏东坡在惠州的这种形象魅力，不仅仅在其文学艺术，而在于他历经磨砺却日益纯净、为国为民的大情怀。古往今来，中国传统文人大都高傲的世俗着，口里喊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真正能做到的未有几人。有几人像他那样，揣着冷飕飕的任职文书，拖家带口，在中国的十几个州疲于奔命？有几人像他那样，怱而如日中天，怱而如坠地狱，阅尽宦海险恶，饱尝性命之危？但苏东坡天生的豁达乐观和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为民造福的入世情怀，让他个人的不幸，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大幸，当地人民的大幸。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告诉我们，贬谪，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修炼，生命可以在贬谪中破茧成蝶，完成最后的羽化。贬谪又是一种生活况味，它告诉我们，幸福，来自于心灵的知足；快乐，来自于精神的富有。人生无常，唯一自己能掌控的，只能是豁达和包容。你看他在黄州偏远的乡间，咀嚼几碟素菜，品味出“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淡泊；他在惠州的陋室，隔帘听雨，享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意境；他在密州的丛林，竹杖芒鞋，感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况味。更让人感动的是，苏东坡除了追求失意时内心的旷达与平静外，他还兼济天下，一心为百姓谋事。在惠州被贬期间，身为“罪臣”的他已经难有作为。他不能像在杭州那样建苏公堤，也不能像在密州那样灭蝗救灾。即便如此，苏东坡还是在惠州留下无数善举，受到了百姓的赞颂。即使困顿，也不忘有益于世。这对于我们现世中遇到诸多不顺，乃至挫折的人们应该有借鉴意义。
记得苏东坡曾有一首为受自己牵连而被贬谪的好友王定国所作的《定风波》词，其中有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东坡一生的精神写照，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有让内心泰然自若、安定神闲下来，感受到来自生于斯长于斯故乡般的温馨和真切，才能让自己处于超凡脱俗的状态，才能摆脱名利诱惑，才能关注那些微不足道，但又事关百姓利益的事情，真正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还告诉我们，人生从容自在就好，日子平淡寡欲就好，无须苛求辉煌荣耀，无须伤感自卑微小，只要重情义、守初心、安居乐业地过好每一天，就能无愧于一生。只要真心为囯为民，无论荣辱卑尊，无论有职无职，都把人民镌刻在心，竭力做好每件事就能无愧于心，就能像苏东坡那样无论困顿与显达，无论寓居还是定居，都能风雅而行，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寄情光阴，颐养天年。 https://t.cn/R2Wxnht
说起Washington DC的各种纪念碑类的建筑,林肯纪念堂应该是出镜率最高的了.好多年不见一点陌生感都没有.倒影池从一边看是林肯纪念堂的倒影,走近纪念堂,从倒影池的另一端回头看是华盛顿纪念碑的倒影.
纪念堂林肯雕像的两边墙上刻着他两次总统就职演说,图6,7.我站在墙前仔细阅读了墙上的文字.看到我中学英语课文里学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每个3,5分钟就有一架飞机从附近的机场起飞,轰隆隆从纪念堂上空掠过,图10. https://t.cn/z8LDK7n
纪念堂林肯雕像的两边墙上刻着他两次总统就职演说,图6,7.我站在墙前仔细阅读了墙上的文字.看到我中学英语课文里学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每个3,5分钟就有一架飞机从附近的机场起飞,轰隆隆从纪念堂上空掠过,图10. https://t.cn/z8LDK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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