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广最后参与的漠北大战中，汉武帝嘱咐卫青不要重用李广，说李广“数奇”（《史记•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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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 (唐代)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
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抱拳][握手][流泪][爆竹]
在唐人赠别诗篇中，那些凄清缠绵、低徊留连的作品，固然感人至深，但另外一种慷慨悲歌、出自肺腑的诗作，却又以它的真诚情谊，坚强信念，为灞桥柳色与渭城风雨涂上了另一种豪放健美的色彩。高适的《别董大二首》便是后一种风格的佳篇。

　　这两首送别诗作于公元747年（天宝六年），当时高适在睢阳，送别的对象是著名的琴师董庭兰。盛唐时盛行胡乐，能欣赏七弦琴这类古乐的人不多。崔珏有诗道：“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这时高适也很不得志，到处浪游，常处于贫贱的境遇之中。但在这两首送别诗中，高适却以开朗的胸襟，豪迈的语调把临别赠言说得激昂慷慨，鼓舞人心。

　　从诗的内容来看，这两篇作品当是写高适与董大久别重逢，经过短暂的聚会以后，又各奔他方的赠别之作。而且，两个人都处在困顿不达的境遇之中，贫贱相交自有深沉的感慨。诗的第二首可作如是理解。第一首却胸襟开阔，写别离而一扫缠绵忧怨的老调，雄壮豪迈，堪与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情境相媲美。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这两句以其内心之真，写别离心绪，故能深挚；以胸襟之阔，叙眼前景色，故能悲壮。曛，即曛黄，指夕阳西沉时的昏黄景色。

　　落日黄云，大野苍茫，唯北方冬日有此景象。此情此景，若稍加雕琢，即不免斫伤气势。高适于此自是作手。日暮黄昏，且又大雪纷飞，于北风狂吹中，唯见遥空断雁，出没寒云，使人难禁日暮天寒、游子何之之感。以才人而沦落至此，几使人无泪可下，亦唯如此，故知己不能为之甘心。头两句以叙景而见内心之郁积，虽不涉人事，已使人如置身风雪之中，似闻山巅水涯有壮士长啸。此处如不用尽气力，则不能见下文转折之妙，也不能见下文言辞之婉转，用心之良苦，友情之深挚，别意之凄酸。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两句是对朋友的劝慰：此去你不要担心遇不到知己，天下哪个不知道你董庭兰啊！话说得多么响亮，多么有力，于慰藉中充满着信心和力量，激励朋友抖擞精神去奋斗、去拼搏。于慰藉之中充满信心和力量。因为是知音，说话才朴质而豪爽。又因其沦落，才以希望为慰藉。

　　“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可见他当时也还处于“无酒钱”的“贫贱”境遇之中。这两首早期不得意时的赠别之作，不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但诗人于慰藉中寄希望，因而给人一种满怀信心和力量的感觉。
诗人在即将分手之际，全然不写千丝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地鼓励友人踏上征途，迎接未来。诗之所以卓绝，是因为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以气质自高”（《唐诗纪事》），因而能为志士增色，为游子拭泪。如果不是诗人内心的郁积喷薄而出，则不能把临别赠语说得如此体贴入微，如此坚定不移，也就不能使此朴素无华之语言，铸造出这等冰清玉洁、醇厚动人的诗情。

#那些被误解的历史人物#一直以来，认为李广的悲剧是汉武帝一手造成的观点始终不乏记载。历史改编学家司马迁在报告文学《史记》（《史记·佞幸列传》）中写道：“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然颇才能自进。”，说像卫、霍这种在讨伐匈奴的战争中彪炳青史的名将是靠武帝外戚的身份才得以施展才华的，以此抨击汉武帝用人是任人唯亲，表明李广的遭遇乃“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没有与汉武帝那样的亲密关系，无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
纵观武帝一朝，在汉匈战争中以军功封侯者共26人，他们无一不是斩首众多、战绩突出，或为战役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将领，就连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一向苛刻的司马光也认为汉武帝在这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资治通鉴》卷十八），就是说当时的舆论认为这些人封侯没有任何问题。
李广一生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史记•李将军列传》），没什么值得称道的战果，其中三次未遇敌、两次迷途、两次全军覆没。在李广最后参与的漠北大战中，汉武帝嘱咐卫青不要重用李广，说李广“数奇”（《史记•李将军列传》），就是运气不好，这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李广战绩不佳，武帝对其能力缺乏信任。
跟随卫青与匈奴作战而封侯者有9人，其中包括李广的堂弟李蔡。关于李蔡的军事才能，司马迁在《史记》里说他与李广相比“位在下等”。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在元朔五年随卫青出征时积功被封为乐安侯。而李广前后三次跟随卫青出击，除最后一次漠北之战外，其余两次都没什么表现。尤其在元光六年其第二次跟随卫青出征时，汉军大获全胜，卫青因此役胜利被武帝拜为大将军，麾下诸将也多有斩获，唯独李广无功，这也很能说明问题。汉武帝对卫青、霍去病偏心，但基本能做到赏罚分明。把“李广难封”这口锅扣在他的头上有失公允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李广悲剧的主要负责人应该是大将军卫青。因为正是卫青在漠北之战中临阵换将，把李广原本承担的前锋破敌的重任给了公孙敖，这才有了后面李广迷路失期、不得不自刎而死的事情。
卫青临阵撤换李广确实有让公孙敖凭功封侯的私心在里面。武帝在大军出发前曾嘱咐卫青，提示其李广“数奇”。对于武帝的意思卫青心知肚明。关键时刻将当先冲阵的任务交给一位战绩不佳的老将，换谁都会犹豫。仅凭这一点就抨击卫青任人唯亲是不合适的。
尽管公孙敖的个人能力逊于李广，但其在元朔五年因功受封合骑侯，这是响当当的战绩，加之又曾有恩于卫青，卫青重用他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跟随卫青征战而封侯者9人，这在武帝一朝中无出其右，难道这9人都是卫青的亲信吗？就算都是，那也只能说明他的亲信实在是水平高、能力强，不能不用、不用可惜。
李广的结局虽然值得同情，但其始作俑者也确实怪不到卫青头上。
卫青是什么性格？《资治通鉴》：“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有将帅才，故每出辙有功。”，《资治通鉴》在提到卫青拜大将军后的生活时记载道：“为人仁，喜士退让。”。
那么李广呢？李广率军平定羌人之乱，俘虏数百。战后李广下令杀降。部下劝阻道自古杀降不详，请将军三思。李广一脚踢开部下，下令将降者全部杀死。有一次李广外出晚归，把守城门的官吏依律拒绝其入城。后来朝廷复召李广率军抵御匈奴，李广要求将这个官吏安排到麾下听用。结果此人刚入军营就被李广杀了。这两件事，就连一向对李广崇敬有加的司马迁也老老实实记录在了《史记》中，可见不是虚构。由此不难看出，李广确实心胸狭隘，缺乏大将风范。这种性格反映到带兵打仗上就是李广的部队往往都缺乏管束，其对部下的行军、宿营、造饭、训练等没有什么硬性要求，采取的是“放羊式”管理，这和卫青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史籍记载，卫青带兵，“号令明，当敌勇……虽古名将不过也。”（《汉书》卷四十五）。不讲号令、不谙军纪，这样的军队又岂能有战斗力？我们看后来的岳家军、戚家军为什么能屡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他们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宋史·岳飞传》）。李广虽然射艺高强，但打仗毕竟是一项集体活动。一个组织松散、结构混乱的队伍，又焉能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
明朝史学家黄淳耀指出：“淮南王谋反，只惮卫青与汲黯，而不闻及（李）广。太史公以孤愤之故，叙广不啻出口，而传卫青若不值一钱，然随文读之，广与青之优劣终不掩。”（《太史公知意》）
李广纵然勇冠三军、万夫莫敌，但他在为人处世、治军、作战等方面却着实有着不少硬伤。和卫青、霍去病等将才相比，其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性格决定命运。这位戎马一生的“飞将军”，其人生或许只能迎来一个悲壮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