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湖南宁乡县黄材镇的姜景舒三兄弟在地里种红薯，“砰”的一声响，姜家兄弟只觉虎口一震，好像挖到了硬物，姜景舒伸长脖子一看，只见地里冒出一个闪着绿光的东西来。
三兄弟兴奋地将土刨开，一个四四方方，生着几个羊头的金属器皿露了出来，兄弟仨围着那器皿敲敲打打好一阵，一个不小心竟将器皿的口沿敲了一块下来。
回家后，姜景舒给器皿称了下重量，大约64斤，17岁的姜景舒虽然并不清楚宝贝到底有何价值，但其不凡的外形和古旧的色泽，让他很是兴奋。
很快，姜家挖到宝物的消息就传开了，没几天，黄材镇的山货号老板张万利便上门而来，在仔细察看器皿上的花纹后，张万利开价400大洋，姜景舒一听那是喜上眉梢，400大洋对他们家来说，不亚于天文数字。
姜景舒家是一个有10多口人的大家庭，全家就靠爷爷做豆腐、父亲做短工的微薄收入度日，听说这件东西能卖400大洋，他当即拍板成交！姜景舒哪想得到，这件器皿竟是3000年前的国宝“四羊方尊”！
他更想不到，自己的名字也会因此被记录在册。不过悲哀是，据说姜景舒卖宝的400大洋，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最后仅剩248块。
话说张万利买得宝物四羊方尊后，立马找到古董商人赵佑湘，赵佑湘看到四羊方尊后两眼放出金光，张万利见状趁势开价8000，这一下赵佑湘心里凉了半截，因为他手头只有5000大洋，怎么办！
正发愁时，以杨克昌为首的三人找到了赵佑湘，三人开门见山的说：想与他联手拿下那四羊方尊…当4人拿钱赶到张万利家时，心思活络的张万利眼珠一转，立马坐地起价，嚷嚷着非10000大洋不卖。
四人气得吹胡子瞪眼，但到手的宝物怎能让它飞了，于是四人赶紧回去凑足了钱…买下四羊方尊后，他们将宝物存放到长沙县靖港镇的一家商号里。看着这尊稀世珍宝，四人又犯起了难，这东西要是偷偷卖给洋人，少说也值20万大洋，只是派谁去联系了！
都说财帛动人心，原本四人就是临时搭凑的“赚钱班子”，各自心怀鬼胎，互不信任，都害怕自己前脚刚出门找买家，后脚就被同伙甩了，于是4人商量决定采用最公平的办法：抓阄。
谁先抓到阄，就由谁去联系买家，杨克昌首先抓到阄，当他走出商号大门时，越想越不对劲，于是他悄悄地潜回商号偷听同伙对话，这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原来屋内三人正在密谋转移宝物甩掉自己。
愤怒的杨克昌立马跑到政府告发了三人，长沙县政府得知后，派出警员将三人抓获讯问，赵佑湘等人可谓竹篮打水一场空。
四羊方尊没收充公后，被送至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案前，张治中虽然知道这是个宝物，但不知道宝物价值，竟把四羊方尊充作笔筒，放在几案长达3个月之久。
1938年11月，岳阳陷落，长沙危在旦夕，国民政府决定撤出长沙，为了不让物资落入日军之手，国民党决定放火将长沙城烧毁，实施“焦土政策”。
11月13日凌晨，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不知真相的放火人员见城外浓烟滚滚，以为是信号，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扔了出去，大火在长沙城烧了几天几夜，城内90%的建筑毁于此火，四羊方尊也在这场动乱中神秘消失。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总理的特别关照下，寻找国宝四羊方尊的调查小组成立，调查小组顺着线索查找，终于找到了四羊方尊的下落。
原来，张治中将军在“文夕大火”前，将四羊方尊送到湖南省银行保管，银行在大火前迁往沅陵，途中车队遭到日机轰炸，运载四羊方尊的车辆不幸中弹，四羊方尊被炸成了20多块碎片，文物专家蔡季襄在银行仓库中找了几天，才在一个角落里找到支离破碎的四羊方尊。
找到国宝四羊方尊，蔡季襄等人既高兴又难过，高兴是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难过的是它成了一堆碎片，蔡季襄将四羊方尊的情况上报，总理批示尽快修复。
这下可难倒了蔡季襄等人，要知道，四羊方尊代表了商周青铜器的最高工艺，修复难度很大，当时国内能修复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不过他还是将碎片进行了简单拼接。
1954年，简单拼接的四羊方尊到了文物修复专家张欣如手中，接到修复任务后，张欣如感到责任重大，每天他都把30多公斤的方尊放在腿上作业，丝毫不敢分心，2个月后，四羊方尊再次散发出悠悠千年的光芒。
奇怪的是，方尊尊口缺失了一块，文物专家们找遍整个库房，也没找到那块残片，大家都以为是被炮弹炸碎了，四羊方尊就这么带着缺憾，静静地伫立在了博物馆。
直至1976年，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高至喜偶然听到，当年刚挖出四羊方尊时，姜家兄弟敲下来一块残片…于是他千方百计找到姜家兄弟，当姜景舒拿出那块带着云雷纹的残片时，高至喜惊喜地发现，该残片正是四羊方尊缺失的那块。
四羊方尊的前世今生，见证了一个民族的苦难与辉煌，如今，四羊方尊已成为我国特级文物，静静伫立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中，它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早期的辉煌文明，更诉说着一代代中国人，为保护璀璨文明的默默付出！
三兄弟兴奋地将土刨开，一个四四方方，生着几个羊头的金属器皿露了出来，兄弟仨围着那器皿敲敲打打好一阵，一个不小心竟将器皿的口沿敲了一块下来。
回家后，姜景舒给器皿称了下重量，大约64斤，17岁的姜景舒虽然并不清楚宝贝到底有何价值，但其不凡的外形和古旧的色泽，让他很是兴奋。
很快，姜家挖到宝物的消息就传开了，没几天，黄材镇的山货号老板张万利便上门而来，在仔细察看器皿上的花纹后，张万利开价400大洋，姜景舒一听那是喜上眉梢，400大洋对他们家来说，不亚于天文数字。
姜景舒家是一个有10多口人的大家庭，全家就靠爷爷做豆腐、父亲做短工的微薄收入度日，听说这件东西能卖400大洋，他当即拍板成交！姜景舒哪想得到，这件器皿竟是3000年前的国宝“四羊方尊”！
他更想不到，自己的名字也会因此被记录在册。不过悲哀是，据说姜景舒卖宝的400大洋，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最后仅剩248块。
话说张万利买得宝物四羊方尊后，立马找到古董商人赵佑湘，赵佑湘看到四羊方尊后两眼放出金光，张万利见状趁势开价8000，这一下赵佑湘心里凉了半截，因为他手头只有5000大洋，怎么办！
正发愁时，以杨克昌为首的三人找到了赵佑湘，三人开门见山的说：想与他联手拿下那四羊方尊…当4人拿钱赶到张万利家时，心思活络的张万利眼珠一转，立马坐地起价，嚷嚷着非10000大洋不卖。
四人气得吹胡子瞪眼，但到手的宝物怎能让它飞了，于是四人赶紧回去凑足了钱…买下四羊方尊后，他们将宝物存放到长沙县靖港镇的一家商号里。看着这尊稀世珍宝，四人又犯起了难，这东西要是偷偷卖给洋人，少说也值20万大洋，只是派谁去联系了！
都说财帛动人心，原本四人就是临时搭凑的“赚钱班子”，各自心怀鬼胎，互不信任，都害怕自己前脚刚出门找买家，后脚就被同伙甩了，于是4人商量决定采用最公平的办法：抓阄。
谁先抓到阄，就由谁去联系买家，杨克昌首先抓到阄，当他走出商号大门时，越想越不对劲，于是他悄悄地潜回商号偷听同伙对话，这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原来屋内三人正在密谋转移宝物甩掉自己。
愤怒的杨克昌立马跑到政府告发了三人，长沙县政府得知后，派出警员将三人抓获讯问，赵佑湘等人可谓竹篮打水一场空。
四羊方尊没收充公后，被送至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案前，张治中虽然知道这是个宝物，但不知道宝物价值，竟把四羊方尊充作笔筒，放在几案长达3个月之久。
1938年11月，岳阳陷落，长沙危在旦夕，国民政府决定撤出长沙，为了不让物资落入日军之手，国民党决定放火将长沙城烧毁，实施“焦土政策”。
11月13日凌晨，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不知真相的放火人员见城外浓烟滚滚，以为是信号，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扔了出去，大火在长沙城烧了几天几夜，城内90%的建筑毁于此火，四羊方尊也在这场动乱中神秘消失。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总理的特别关照下，寻找国宝四羊方尊的调查小组成立，调查小组顺着线索查找，终于找到了四羊方尊的下落。
原来，张治中将军在“文夕大火”前，将四羊方尊送到湖南省银行保管，银行在大火前迁往沅陵，途中车队遭到日机轰炸，运载四羊方尊的车辆不幸中弹，四羊方尊被炸成了20多块碎片，文物专家蔡季襄在银行仓库中找了几天，才在一个角落里找到支离破碎的四羊方尊。
找到国宝四羊方尊，蔡季襄等人既高兴又难过，高兴是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难过的是它成了一堆碎片，蔡季襄将四羊方尊的情况上报，总理批示尽快修复。
这下可难倒了蔡季襄等人，要知道，四羊方尊代表了商周青铜器的最高工艺，修复难度很大，当时国内能修复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不过他还是将碎片进行了简单拼接。
1954年，简单拼接的四羊方尊到了文物修复专家张欣如手中，接到修复任务后，张欣如感到责任重大，每天他都把30多公斤的方尊放在腿上作业，丝毫不敢分心，2个月后，四羊方尊再次散发出悠悠千年的光芒。
奇怪的是，方尊尊口缺失了一块，文物专家们找遍整个库房，也没找到那块残片，大家都以为是被炮弹炸碎了，四羊方尊就这么带着缺憾，静静地伫立在了博物馆。
直至1976年，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高至喜偶然听到，当年刚挖出四羊方尊时，姜家兄弟敲下来一块残片…于是他千方百计找到姜家兄弟，当姜景舒拿出那块带着云雷纹的残片时，高至喜惊喜地发现，该残片正是四羊方尊缺失的那块。
四羊方尊的前世今生，见证了一个民族的苦难与辉煌，如今，四羊方尊已成为我国特级文物，静静伫立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中，它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早期的辉煌文明，更诉说着一代代中国人，为保护璀璨文明的默默付出！
【疫情下的默默坚守 揭秘#西安流调队员战斗日常#】 “马上准备出发，到长安大学本部进行风险排查，带上行李，不知道需要几天。”12月17日下午3时，在接到指令后，西安市疾控中心市级流调队员王亮和同事们从驻地酒店背起行囊，火速出发。
从2020年春节前武汉疫情开始，至今两年来，无论是病例较少的“平静期”，还是像最近这样本土病例密集的“高峰期”，有一群流调队员一直在默默坚守，加班加点熬夜甚至通宵，都是家常便饭。“来了一个，快去”“又来了一个，出发”……这就是最近的流调队日常。
<历经两年组建300人专业队伍 24小时随时出发战斗>
每当出现阳性病例或者疑似阳性病例时，他们即刻出发，对病例进行流调，查询14天轨迹，要求4小时内写出精准的流调报告；根据病例轨迹，详细进行风险点位排查，判定风险人群，排查到B再到C，查找感染源，对风险地进行管控消杀，支援区县采样流调……公众看到的每一个病例的轨迹公布，背后都是汗水和智慧的结晶。而一个病例的背后，又涉及了多少交通工具、消费场所、多少密集接触者和可能暴露风险人员，都是几何倍数的增长，每个环节，都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
在经历与多轮疫情的“战斗”之后，目前市级流调队已经扩展成为一支由疾控人员及各医院抽调人员组成的300人的强大队伍，轮流值班，24小时随叫随到，随时出发，这里没有上班下班，没有白天黑夜，更没有国庆元旦和春节种种假期。
<有的病例流调时忍不住哭泣有的人不让告诉家人朋友>
39岁的刘萍，是西安市疾控中心监测科的副科长，她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市级流调队第三梯队副队长，同时，还是一个11岁孩子的妈妈，当然，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这里的每一个流调队员，都谈不上称职，至少每过一个月，他们就要完全隔离两周。
刘萍还记得，第一天入驻流调队办公室的日子，是2020年1月25日，那是武汉疫情爆发之时。从那时到现在，马上两年了。这两年，一个月在疾控中心上班，两周在流调队驻地隔离上班。12月17日，本来是刘萍所在第三梯队“出关”的日子，但因为最近西安本土疫情形势严峻，流调任务十分繁重，所有三个梯队全部投入战斗。
新型冠状病毒的第一特性就是“密切接触”，这个原本含情脉脉的词语，变成了“敏感、恐惧、危险……”的代名词，为了摸清传染源，打断一切“密切接触”传播的链条，流调队员不得不冒着难以想象的风险与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或疑似患者亲密接触。因此，流调队员就必须按照防护规定进行全副武装，口罩、防护服、橡胶手套、帽子、护目镜、鞋套、胶靴……将他们严严实实的紧裹。防护服不透气，虽然正值寒冬，一次流调也会让他们全身湿透，胸闷难耐。加之流调令常常发出在深夜，流调队员凌晨出现的生理疲劳，身穿隔离服又使呼吸不畅，每说一句话，都气喘吁吁，每记录一行，都显得异常艰难。
最艰难的还不是他们工作的难度和强度，而是一些流调对象的不理解、不配合、不开口，或者说东指西，提供一些假信息。有的以“个人隐私”为由，不愿意提供“密切接触者”，需要耐心、反复开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挖出不愿说出的真情；有的情绪消沉，烦躁不安，这些都需要流调队员做大量的情绪安抚工作。
12月9日凌晨30分，流调队接到了本轮本土疫情的首例患者灞桥区隔离酒店向某的流调命令，53岁的流调队员张雅娟和组员们立刻出发，在酒店进行了几乎一夜的流调，随后 又紧急赶出流调报告。“多数人的配合度都比较好，我们也会进行一些安慰和心理帮助。”张雅娟说，有的病例确诊之后情绪崩溃，流调时会忍不住哭泣，还有的人要求不要告诉家人和朋友，害怕家人担心，而密密麻麻的流调报告背后，更是看到了人们生活的不易。
<大数据信息助力每个病例流调员需筛查成千上万条信息>
“流调要详细、精准，官宣在公众面前的每一个字都必须实事求是，不允许任何错误。”刘萍说，出一份严谨的流调报告是非常有压力的，大家也深知责任重大。对于阳性病例的流调过程，以前主要靠流调人员询问，病例回忆。轨迹要求无缝衔接，几点出门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去了什么地方见了谁，待了多久，如何防护，周围人员情况、通风情况等等，事无巨细，比查户口还细致，力求通过详细的轨迹排查风险点和风险人群，尽早进行摸排管控，扼杀疫情的传播。如果是生活轨迹比较简单的人，相对就比较快，但如果碰上了活动频繁的病例，工作量就十分可观了，波及的人群、场所也不计其数。
随着疫情防控精准化的提升，目前流调已经运用到公安、工信部门大数据带来的信息，相关部门会传来病例的手机基站信息，但这样的信息可能是几秒钟一条，这样多日的信息就是几千条甚至上万条，还有病例的支付记录，逐一查对，流调队员需要火眼金睛，花费大力气在其中慢慢查找有价值的线索，是力气活，更需要经验和智慧。
“每个流调队员确实都很辛苦，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本职工作。相信所有的市民都希望疫情阴霾早日消散，因此，提醒大家一定做好个人防护，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如果碰到流调人员询问，请支持配合工作，务必不要隐瞒行程。相信通过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疫情。”市级流调队第三梯队队长谢龙表示。华商报记者李琳 陈团结
从2020年春节前武汉疫情开始，至今两年来，无论是病例较少的“平静期”，还是像最近这样本土病例密集的“高峰期”，有一群流调队员一直在默默坚守，加班加点熬夜甚至通宵，都是家常便饭。“来了一个，快去”“又来了一个，出发”……这就是最近的流调队日常。
<历经两年组建300人专业队伍 24小时随时出发战斗>
每当出现阳性病例或者疑似阳性病例时，他们即刻出发，对病例进行流调，查询14天轨迹，要求4小时内写出精准的流调报告；根据病例轨迹，详细进行风险点位排查，判定风险人群，排查到B再到C，查找感染源，对风险地进行管控消杀，支援区县采样流调……公众看到的每一个病例的轨迹公布，背后都是汗水和智慧的结晶。而一个病例的背后，又涉及了多少交通工具、消费场所、多少密集接触者和可能暴露风险人员，都是几何倍数的增长，每个环节，都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
在经历与多轮疫情的“战斗”之后，目前市级流调队已经扩展成为一支由疾控人员及各医院抽调人员组成的300人的强大队伍，轮流值班，24小时随叫随到，随时出发，这里没有上班下班，没有白天黑夜，更没有国庆元旦和春节种种假期。
<有的病例流调时忍不住哭泣有的人不让告诉家人朋友>
39岁的刘萍，是西安市疾控中心监测科的副科长，她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市级流调队第三梯队副队长，同时，还是一个11岁孩子的妈妈，当然，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这里的每一个流调队员，都谈不上称职，至少每过一个月，他们就要完全隔离两周。
刘萍还记得，第一天入驻流调队办公室的日子，是2020年1月25日，那是武汉疫情爆发之时。从那时到现在，马上两年了。这两年，一个月在疾控中心上班，两周在流调队驻地隔离上班。12月17日，本来是刘萍所在第三梯队“出关”的日子，但因为最近西安本土疫情形势严峻，流调任务十分繁重，所有三个梯队全部投入战斗。
新型冠状病毒的第一特性就是“密切接触”，这个原本含情脉脉的词语，变成了“敏感、恐惧、危险……”的代名词，为了摸清传染源，打断一切“密切接触”传播的链条，流调队员不得不冒着难以想象的风险与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或疑似患者亲密接触。因此，流调队员就必须按照防护规定进行全副武装，口罩、防护服、橡胶手套、帽子、护目镜、鞋套、胶靴……将他们严严实实的紧裹。防护服不透气，虽然正值寒冬，一次流调也会让他们全身湿透，胸闷难耐。加之流调令常常发出在深夜，流调队员凌晨出现的生理疲劳，身穿隔离服又使呼吸不畅，每说一句话，都气喘吁吁，每记录一行，都显得异常艰难。
最艰难的还不是他们工作的难度和强度，而是一些流调对象的不理解、不配合、不开口，或者说东指西，提供一些假信息。有的以“个人隐私”为由，不愿意提供“密切接触者”，需要耐心、反复开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挖出不愿说出的真情；有的情绪消沉，烦躁不安，这些都需要流调队员做大量的情绪安抚工作。
12月9日凌晨30分，流调队接到了本轮本土疫情的首例患者灞桥区隔离酒店向某的流调命令，53岁的流调队员张雅娟和组员们立刻出发，在酒店进行了几乎一夜的流调，随后 又紧急赶出流调报告。“多数人的配合度都比较好，我们也会进行一些安慰和心理帮助。”张雅娟说，有的病例确诊之后情绪崩溃，流调时会忍不住哭泣，还有的人要求不要告诉家人和朋友，害怕家人担心，而密密麻麻的流调报告背后，更是看到了人们生活的不易。
<大数据信息助力每个病例流调员需筛查成千上万条信息>
“流调要详细、精准，官宣在公众面前的每一个字都必须实事求是，不允许任何错误。”刘萍说，出一份严谨的流调报告是非常有压力的，大家也深知责任重大。对于阳性病例的流调过程，以前主要靠流调人员询问，病例回忆。轨迹要求无缝衔接，几点出门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去了什么地方见了谁，待了多久，如何防护，周围人员情况、通风情况等等，事无巨细，比查户口还细致，力求通过详细的轨迹排查风险点和风险人群，尽早进行摸排管控，扼杀疫情的传播。如果是生活轨迹比较简单的人，相对就比较快，但如果碰上了活动频繁的病例，工作量就十分可观了，波及的人群、场所也不计其数。
随着疫情防控精准化的提升，目前流调已经运用到公安、工信部门大数据带来的信息，相关部门会传来病例的手机基站信息，但这样的信息可能是几秒钟一条，这样多日的信息就是几千条甚至上万条，还有病例的支付记录，逐一查对，流调队员需要火眼金睛，花费大力气在其中慢慢查找有价值的线索，是力气活，更需要经验和智慧。
“每个流调队员确实都很辛苦，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本职工作。相信所有的市民都希望疫情阴霾早日消散，因此，提醒大家一定做好个人防护，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如果碰到流调人员询问，请支持配合工作，务必不要隐瞒行程。相信通过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疫情。”市级流调队第三梯队队长谢龙表示。华商报记者李琳 陈团结
【回忆杀！#深圳光明的第一家银行被拆# 结束34年的使命】8月5日，在#深圳#光明区光明大街农业银行光明支行门前，马达轰鸣声阵阵作响，捶打敲击声铿锵有力，清拆警戒线外不少居民驻足，有人拿出手机拍照，有人默默录着视频，记录这座大楼最后的时刻。随着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光明支行营业部办公大楼清拆工作的有序开展，光明第一家银行结束了34年的使命，即将搬迁至星河新址，而作为光明大街最后一个清拆点，它的告别为光明大街整体清拆工作画上完美的句点。
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光明支行营业部办公大楼于1987年6月竣工，占地面积1145.58平方米，距今已有34年历史。这座办公大楼曾是光明街道最高的大楼，一晃三十多年，矗立在光明大街重要交汇口的大楼，见证了光明街道日新月异的发展。这里承载了诸多老一辈光明人的回忆，这里服务了大批在农场长大的人民，这里见证了很多农行员工的10年、20年、30年的青春。#深圳生活# https://t.cn/A6Ib4DNd
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光明支行营业部办公大楼于1987年6月竣工，占地面积1145.58平方米，距今已有34年历史。这座办公大楼曾是光明街道最高的大楼，一晃三十多年，矗立在光明大街重要交汇口的大楼，见证了光明街道日新月异的发展。这里承载了诸多老一辈光明人的回忆，这里服务了大批在农场长大的人民，这里见证了很多农行员工的10年、20年、30年的青春。#深圳生活# https://t.cn/A6Ib4D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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