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烽火线送同胞回家！#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3月28日上午，第20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临时航班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安全抵达福州，这标志着中国撤离在乌克兰公民的工作告一段落。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
【穿越烽火线送同胞回家！《环球时报》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克兰大行动】3月28日上午，第20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临时航班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安全抵达福州，这标志着中国撤离在乌克兰公民的工作告一段落。#环球时报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全景记录我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全景记录我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北京丰台火车站开通倒计时#！#看百年老火车站如何华丽蜕变#】经过三年多紧张施工，百年老站——丰台火车站进入开通倒计时。新中国成立后，这座火车站曾担负客、货运输重任，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旅客从这里北上南下，数以吨计的生产、生活资料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如今，经历了127年风风雨雨的丰台火车站将迎来华丽蜕变，以现代化面貌焕发新活力。
全国物资运输的中转站
丰台火车站始建于1895年，是北京城的第一座火车站。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首都的重要门户，丰台火车站不但是京汉、京山、京包等几条华北主要铁路干线的交接点，也是一个较大的编组站。
北京日报1953年11月4日2版《找出窍门改进工作为国家创造大量财富》记载，丰台火车站是一个主要的中转站，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旅客从这里换车，北上或南下。北京火车站每天有15趟列车把去太原、西安、武汉、广州等地的旅客送到丰台火车站换车。曾有一度，每天要给丰台站挂15辆预留车，有时挂到30多辆，以便旅客在丰台火车站上车时乘坐。
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年代，丰台火车站在货物运输方面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每天约有5000辆车皮装载着各种建设器材和生活资料，从祖国各个矿山、工厂、城市、农村出入这里，运往各地，支援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供应人民生活需要。
据北京日报1955年2月28日1版《日益繁忙的丰台车站》报道，每天，丰台火车站蛛网般的调车线路上，一列列火车穿梭来往；六台调车机车忙着进行车辆编组、解体，调度室里，数十部电话机、报话机和无线电台昼夜不停地发出信号，报告着华北地区成千上万个地方的物资要南调或者北运了。站长室的成绩揭示牌上写着：2月17日，出入货车5480辆。再加上580辆经过的客车，平均每14秒钟就要进出一辆车。1954年，丰台火车站每天平均出入车辆4700辆，1955年1月每天平均增加到4800多辆。而新中国成立前，这个华北的车运中心，每天出入的车辆最多也没超过1500辆。
资料记载，1951年到1954年，从黑龙江、吉林等省经丰台火车站运进内地的木材有2700多万吨。鞍山钢铁公司经丰台火车站运往重庆的钢坯，如果轧成钢轨能铺设好几条成渝铁路。西北玉门油矿等处的原油及其制品，也经过丰台火车站运往东北。此外，每天还有大量广东、广西盛产的甘蔗、香蕉和橘子经丰台火车站转运北方各地。
修建全国第一座驼峰调车场
伴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丰台火车站来往的列车对数一天天增多，调车任务也日见频繁。再加上丰（台）沙（城）线和集（宁）二（连）线正式通车以及京汉复线的逐段修建，丰台火车站的业务大量增长。如此一来，原有调车场的线路和各种设备就无法满足运输和调车任务的需要了。
1955年9月，我国铁路上的第一座新型的调车场——驼峰调车场在丰台火车站西侧开工建设。这种利用带有坡度的线路进行调车作业的调车场，是铁道部设计总局等单位在外国专家帮助下设计的，计划建设总面积400万平方米，铺设141公里线路，同时安装新的通讯、信号等设备。（1955年9月3日《北京日报》1版，《我国第一座新型的驼峰式调车场在丰台车站西侧开工兴建》）
然而，因为技术等原因，这座“洋驼峰”调车场到1958年7月也未能投入生产。面对紧张的运输任务，丰台火车站尝试着先修建了三个“土驼峰”调车场，也就是用机车顶着几十节车皮到驼峰上，利用坡度，使车皮分别自动滑到原有的11条股道上去。试验证明，利用驼峰调车场编组、解体一列34节车皮的列车只要10分钟就够了，和过去要用机车拉着34节车皮分到各条股道比较，能缩短25分钟。（1958年7月3日《北京日报》2版，《五天内调车能力猛增一倍》）
后来，丰台火车站又在“土驼峰”调车场顶上装设了信号机，调车机车司机根据信号机上信号灯的指示，决定机车推行速度。车辆需要溜放得远，速度就加快，反之就放慢。为了解决人力刹车问题，丰台火车站还在“土驼峰”调车场线路上装设了刹车装置——铁鞋，为“土驼峰”逐步自动化打下了基础。
据北京日报1959年12月17日2版《“土驼峰”变洋“洋驼峰”土用》记载，当丰（台）双（桥）线通车以后，丰台火车站运输任务更重了，“洋驼峰”调车场需要尽快投入生产。但是，当时“洋驼峰”调车场的车辆缓行器等机械化和电气设备尚未备齐。在紧急任务面前，铁路部门组织相关人员成立了“洋峰土用”小组，结合“土驼峰”经验，降低峰顶高度，同时利用“土驼峰”的一些装置，终于让“洋驼峰”投入使用了。
丰台站“刮胡子洗脸”换新容
上世纪80年代，丰台火车站依旧承担着重要的运输任务。进京列车从丰台火车站开出后，车厢里就会响起播音员亲切的声音：“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就要到了……”车上的旅客，特别是第一次进京的客人，都伸着脖子朝窗外看，想一睹首都丰姿。然而，火车站及沿线的环境有些不尽如人意。
据北京日报1986年8月12日1版《北京的大门口该清扫了》报道，火车进入市区的路上，旅客从车厢左侧往远处看，北京是美的，彩电中心、军博大楼、广播大厦等雄伟建筑在绿树婆娑中闪现出各自的身影；可是往车厢右侧看，或是把目光收拢来，往近处瞧，路两旁杂草丛生，树木稀疏，垃圾堆、臭水坑时而掠过。
北京铁路沿线两侧脏、乱、差与首都地位不相称，为改变这种状况，市政府要求相关部门限期整顿。那时候，丰台火车站成立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干部职工清除站内垃圾600多吨、杂草47000余平方米，拆除简陋建筑物15处，清理散乱煤堆11处。同时，建筑物的外立面也进行了粉刷。经过近两个月的“刮胡子洗脸”，丰台火车站呈现出新的容貌。（1986年10月29日《北京日报》1版，《丰台站“刮胡子洗脸”》）
从丰台进京一步一好景
城市环境是城市形象最直观的反映，也是一个城市综合管理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1998年11月，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大力整治城市环境，创建文明卫生城市，把北京建成环境一流、设施一流、景观一流，既保留古都特色又具有现代化大都市风貌的首善之区。2001年，北京环境整治力度进一步加大，重点实施“进京第一印象工程”，整治范围包括首都机场、北京区域内各火车站及其周边。
为彻底改变铁路、公路沿线及周边的环境卫生，丰台区将“进京第一印象工程”的重点放在对5条进京铁路、4条主要进京公路和2个火车站、6个长途汽车站及其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据北京日报2001年2月19日8版《铁路沿线环境改观》报道，2月的一天，丰台火车站至北京南站7.8公里长的铁路沿线人头攒动，丰台区各界群众和驻区部队5万余人参加了“清洁城市”大型公益活动，大搞环境卫生。在当天的活动中，共清运垃圾渣土1596吨，捡拾白色污染物1257公斤。
为了避免环境整治后出现脏乱反弹现象，有关部门决定将铁路沿线两侧30米内建设成一条绿色进京长廊。2002年，由北京站经北京南站至丰台火车站客运铁路沿线两侧30米绿化带建设工程规划方案已开始实施。17公里长的铁路沿线，树种、树形、色彩分段变化，全线绿化布置四个景区、六个景点，形成景观韵律。作为“进京第一印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的“绿色走廊”让进京旅客感受到一步一个好景致。（2002年7月17日《北京日报》5版，《进京旅客一步一好景》）
百年老站迎来大规模改扩建
随着时代的发展，丰台火车站的运输功能渐渐削弱，昔日繁荣不再。2010年，丰台火车站的改扩建提上了议事日程。
据北京日报2010年6月18日7版《丰台火车站本周日停办客运业务》报道，丰台火车站从2010年6月20日起停办客运、行包托运等业务。当时，这座火车站是京广、京九、京沪等线路的必经站，每日有30余列列车从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始发会途经丰台站停车。在此之前，铁路部门已成立丰台火车站改造工程筹备组，专门研讨火车站的改造方式、规模、定位等。
2017年，历经10年打磨的丰台火车站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方案，通过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北京市政府的联合批复。2018年9月，丰台火车站改扩建工程站房部分破土动工。按照设计方案，新丰台火车站总建筑面积达39.88万平方米，地上三层（局部四层）、地下三层，是国内首个采用普速、高速双层车场设计的铁路枢纽，其中，普速车场设有11台20线，高速车场设有6台12线。（2018年9月2日《北京日报》2版，《新丰台站破土动工》）
2020年8月30日18时36分，随着一声嘹亮的火车鸣笛声，K5222次列车从丰台站站房内顺利通过。丰台站站前过渡工程京沪线、京广线拨接施工完工通车。原本从丰台火车站北侧通行的京沪、京广普速线截断后拨接入丰台火车站。2021年5月，新丰台火车站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随后，进行了室内外精装修。
目前，新丰台火车站已具备开通条件。开通运营后，新丰台火车站将承担京广高铁、京港城际、京九客专以及丰沙、京原、京沪线及市郊铁路的始发终到作业，与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等北京铁路枢纽深度融合，进一步优化完善首都综合交通体系。届时，这座拥有127年历史的百年老站，将为旅客带来全新的铁路出行体验。（2022年3月16日《北京日报》4版，《丰台站完成拨接施工具备开通条件》）@北京晚报 记者 贾晓燕
全国物资运输的中转站
丰台火车站始建于1895年，是北京城的第一座火车站。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首都的重要门户，丰台火车站不但是京汉、京山、京包等几条华北主要铁路干线的交接点，也是一个较大的编组站。
北京日报1953年11月4日2版《找出窍门改进工作为国家创造大量财富》记载，丰台火车站是一个主要的中转站，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旅客从这里换车，北上或南下。北京火车站每天有15趟列车把去太原、西安、武汉、广州等地的旅客送到丰台火车站换车。曾有一度，每天要给丰台站挂15辆预留车，有时挂到30多辆，以便旅客在丰台火车站上车时乘坐。
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年代，丰台火车站在货物运输方面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每天约有5000辆车皮装载着各种建设器材和生活资料，从祖国各个矿山、工厂、城市、农村出入这里，运往各地，支援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供应人民生活需要。
据北京日报1955年2月28日1版《日益繁忙的丰台车站》报道，每天，丰台火车站蛛网般的调车线路上，一列列火车穿梭来往；六台调车机车忙着进行车辆编组、解体，调度室里，数十部电话机、报话机和无线电台昼夜不停地发出信号，报告着华北地区成千上万个地方的物资要南调或者北运了。站长室的成绩揭示牌上写着：2月17日，出入货车5480辆。再加上580辆经过的客车，平均每14秒钟就要进出一辆车。1954年，丰台火车站每天平均出入车辆4700辆，1955年1月每天平均增加到4800多辆。而新中国成立前，这个华北的车运中心，每天出入的车辆最多也没超过1500辆。
资料记载，1951年到1954年，从黑龙江、吉林等省经丰台火车站运进内地的木材有2700多万吨。鞍山钢铁公司经丰台火车站运往重庆的钢坯，如果轧成钢轨能铺设好几条成渝铁路。西北玉门油矿等处的原油及其制品，也经过丰台火车站运往东北。此外，每天还有大量广东、广西盛产的甘蔗、香蕉和橘子经丰台火车站转运北方各地。
修建全国第一座驼峰调车场
伴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丰台火车站来往的列车对数一天天增多，调车任务也日见频繁。再加上丰（台）沙（城）线和集（宁）二（连）线正式通车以及京汉复线的逐段修建，丰台火车站的业务大量增长。如此一来，原有调车场的线路和各种设备就无法满足运输和调车任务的需要了。
1955年9月，我国铁路上的第一座新型的调车场——驼峰调车场在丰台火车站西侧开工建设。这种利用带有坡度的线路进行调车作业的调车场，是铁道部设计总局等单位在外国专家帮助下设计的，计划建设总面积400万平方米，铺设141公里线路，同时安装新的通讯、信号等设备。（1955年9月3日《北京日报》1版，《我国第一座新型的驼峰式调车场在丰台车站西侧开工兴建》）
然而，因为技术等原因，这座“洋驼峰”调车场到1958年7月也未能投入生产。面对紧张的运输任务，丰台火车站尝试着先修建了三个“土驼峰”调车场，也就是用机车顶着几十节车皮到驼峰上，利用坡度，使车皮分别自动滑到原有的11条股道上去。试验证明，利用驼峰调车场编组、解体一列34节车皮的列车只要10分钟就够了，和过去要用机车拉着34节车皮分到各条股道比较，能缩短25分钟。（1958年7月3日《北京日报》2版，《五天内调车能力猛增一倍》）
后来，丰台火车站又在“土驼峰”调车场顶上装设了信号机，调车机车司机根据信号机上信号灯的指示，决定机车推行速度。车辆需要溜放得远，速度就加快，反之就放慢。为了解决人力刹车问题，丰台火车站还在“土驼峰”调车场线路上装设了刹车装置——铁鞋，为“土驼峰”逐步自动化打下了基础。
据北京日报1959年12月17日2版《“土驼峰”变洋“洋驼峰”土用》记载，当丰（台）双（桥）线通车以后，丰台火车站运输任务更重了，“洋驼峰”调车场需要尽快投入生产。但是，当时“洋驼峰”调车场的车辆缓行器等机械化和电气设备尚未备齐。在紧急任务面前，铁路部门组织相关人员成立了“洋峰土用”小组，结合“土驼峰”经验，降低峰顶高度，同时利用“土驼峰”的一些装置，终于让“洋驼峰”投入使用了。
丰台站“刮胡子洗脸”换新容
上世纪80年代，丰台火车站依旧承担着重要的运输任务。进京列车从丰台火车站开出后，车厢里就会响起播音员亲切的声音：“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就要到了……”车上的旅客，特别是第一次进京的客人，都伸着脖子朝窗外看，想一睹首都丰姿。然而，火车站及沿线的环境有些不尽如人意。
据北京日报1986年8月12日1版《北京的大门口该清扫了》报道，火车进入市区的路上，旅客从车厢左侧往远处看，北京是美的，彩电中心、军博大楼、广播大厦等雄伟建筑在绿树婆娑中闪现出各自的身影；可是往车厢右侧看，或是把目光收拢来，往近处瞧，路两旁杂草丛生，树木稀疏，垃圾堆、臭水坑时而掠过。
北京铁路沿线两侧脏、乱、差与首都地位不相称，为改变这种状况，市政府要求相关部门限期整顿。那时候，丰台火车站成立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干部职工清除站内垃圾600多吨、杂草47000余平方米，拆除简陋建筑物15处，清理散乱煤堆11处。同时，建筑物的外立面也进行了粉刷。经过近两个月的“刮胡子洗脸”，丰台火车站呈现出新的容貌。（1986年10月29日《北京日报》1版，《丰台站“刮胡子洗脸”》）
从丰台进京一步一好景
城市环境是城市形象最直观的反映，也是一个城市综合管理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1998年11月，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大力整治城市环境，创建文明卫生城市，把北京建成环境一流、设施一流、景观一流，既保留古都特色又具有现代化大都市风貌的首善之区。2001年，北京环境整治力度进一步加大，重点实施“进京第一印象工程”，整治范围包括首都机场、北京区域内各火车站及其周边。
为彻底改变铁路、公路沿线及周边的环境卫生，丰台区将“进京第一印象工程”的重点放在对5条进京铁路、4条主要进京公路和2个火车站、6个长途汽车站及其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据北京日报2001年2月19日8版《铁路沿线环境改观》报道，2月的一天，丰台火车站至北京南站7.8公里长的铁路沿线人头攒动，丰台区各界群众和驻区部队5万余人参加了“清洁城市”大型公益活动，大搞环境卫生。在当天的活动中，共清运垃圾渣土1596吨，捡拾白色污染物1257公斤。
为了避免环境整治后出现脏乱反弹现象，有关部门决定将铁路沿线两侧30米内建设成一条绿色进京长廊。2002年，由北京站经北京南站至丰台火车站客运铁路沿线两侧30米绿化带建设工程规划方案已开始实施。17公里长的铁路沿线，树种、树形、色彩分段变化，全线绿化布置四个景区、六个景点，形成景观韵律。作为“进京第一印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的“绿色走廊”让进京旅客感受到一步一个好景致。（2002年7月17日《北京日报》5版，《进京旅客一步一好景》）
百年老站迎来大规模改扩建
随着时代的发展，丰台火车站的运输功能渐渐削弱，昔日繁荣不再。2010年，丰台火车站的改扩建提上了议事日程。
据北京日报2010年6月18日7版《丰台火车站本周日停办客运业务》报道，丰台火车站从2010年6月20日起停办客运、行包托运等业务。当时，这座火车站是京广、京九、京沪等线路的必经站，每日有30余列列车从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始发会途经丰台站停车。在此之前，铁路部门已成立丰台火车站改造工程筹备组，专门研讨火车站的改造方式、规模、定位等。
2017年，历经10年打磨的丰台火车站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方案，通过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北京市政府的联合批复。2018年9月，丰台火车站改扩建工程站房部分破土动工。按照设计方案，新丰台火车站总建筑面积达39.88万平方米，地上三层（局部四层）、地下三层，是国内首个采用普速、高速双层车场设计的铁路枢纽，其中，普速车场设有11台20线，高速车场设有6台12线。（2018年9月2日《北京日报》2版，《新丰台站破土动工》）
2020年8月30日18时36分，随着一声嘹亮的火车鸣笛声，K5222次列车从丰台站站房内顺利通过。丰台站站前过渡工程京沪线、京广线拨接施工完工通车。原本从丰台火车站北侧通行的京沪、京广普速线截断后拨接入丰台火车站。2021年5月，新丰台火车站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随后，进行了室内外精装修。
目前，新丰台火车站已具备开通条件。开通运营后，新丰台火车站将承担京广高铁、京港城际、京九客专以及丰沙、京原、京沪线及市郊铁路的始发终到作业，与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等北京铁路枢纽深度融合，进一步优化完善首都综合交通体系。届时，这座拥有127年历史的百年老站，将为旅客带来全新的铁路出行体验。（2022年3月16日《北京日报》4版，《丰台站完成拨接施工具备开通条件》）@北京晚报 记者 贾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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