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存在400年，为何却挖不到？考古显示：大禹建的不是夏朝】
夏朝之所以称作“朝”（学术界称为夏代），是因为从夏朝开始，我国历史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所以，夏朝被《史记》列为朝代之肇始，并得到了后世所公认。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第一王朝”却困扰了我们多年，不仅仅是因为史书关于夏朝的记载语焉不详、前后矛盾，而是连考古发现都让一众学者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激辩。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上世纪末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起始年定在了约公元前2070年，距今超过了4000年。
但年代久远，并不是造成夏朝事迹模糊的主要原因，因为古史传说中的尧帝，就因陶寺考古的发现和朱书文字“文尧”的出土，而剥离了神话传说，变成了史实。
当然，关于陶寺和尧帝的关系，由于还缺少证据闭环，故而还不能一锤定音，但无论是从时间（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300年）还是空间（尧都平阳），抑或是出土文物来看（陶寺早期文化特征的高领折肩壶、折腹盆在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中皆有体现），陶寺与尧都可谓齿轮的十个齿槽吻合了九个，对此，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用了相对谨慎的表述：“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
事实上，中国国家文明曙光的出现，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夏朝还要更早，距今5000余年的浙江良渚遗址群申遗成功，意味着良渚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认可”。
那么既然比夏朝更早的尧帝时代（距今4300年）甚至更早的良渚时代（距今5300年）都已经被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华夏文明在较早历史阶段已经演进出了国家组织，那么为什么文献记载中存续了400余年的夏朝，却如此难找呢？
目前唯一可以直接和夏文化挂钩的考古学文化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与陶寺遗址情况类似，二里头遗址也是从时间、空间和出土器物上与文献记载中的夏朝高度吻合，证实了在商文化出现之前，中原大地的确存在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广域王朝。
但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至今都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夏”字这样的自证性文字。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上限，远远达不到夏朝的国祚时长。
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共划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时二里头只是一个普通聚落，到第二期时才出现了宫殿、手工业作坊以及青铜礼乐器群，遗址规模扩大到300万平方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二里头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才突破了地域限制，出现了跨地域社会整合的迹象。
而所谓的跨地域整合，也就是说此时的华夏已经不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方国林立的新石器时代，而是发展成为按行政区划组织的成熟国家社会。
但，二里头二期的年代上限却只到了公元前1750年，此时距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出现已不足200年。换言之，无论二里头遗址能否出土自证性文字，它都只能算作是夏朝中晚期遗址了。
目前考古专家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定义，也是定性为中晚期都城。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考古发现的“夏朝”只能算半个，另外半个（也就是大禹所建立的政权），至今还没有找到。
那有没有可能是《竹书纪年》等史书记载错误，夏朝原本就只有200年国祚，其始建年代原本就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呢？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假设上推，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是大禹的生存年代出现时间差。文献记载中的大禹是与尧舜同时代的人，大禹正是通过治理洪水，才从舜帝手中获得了部落共主的地位。
而尧舜的生存年代，显然是无法晚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的，事实上，考古已证实陶寺遗址在公元前2000年衰落，在公元前1900年沦为普通聚落。所以，在陶寺和二里头之间，存在近200年时间差。
其次是大洪水证据。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5CKG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显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国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
根据聚落遗存的洪水冲刷痕迹判定，造成这一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正是史书记载的大洪水。但洪水出现的时间节点距二里头文化兴起，同样有着100多年的时间差。
于是，有学者试图弥补这缺失的一二百年时间，将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砦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又叫王湾三期文化）也算作了夏文化，这样从时间上，就把夏文化的上限拉长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末期。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然性，并非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
考古显示，二里头遗址中层次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葬葬俗来自河南龙山文化，鬲来自晋南龙山文化，玉器、陶尊上的“臣”字等符号来自良渚文化，不仅如此，豫东、山东、湖北的地方文化因素都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贡献了“遗传因子”。
这也再次印证了，二里头文化是多种不同族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汇聚融合后新创的产物，而这一考古发现，也印证了二里头确实是当时的广域王权的核心都邑，是国家文明的中心所在。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崛起的公元前1750年之前，华夏大地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
根据考古研究可知，在良渚之后、二里头之前，除了晋南的陶寺和陕北的石峁两个“超级聚落”外，华夏大地依然是万邦林立，绝大部分地域组织属于大大小小的酋邦，没有类似二里头文化这样的广域王权政权出现。
著名考古工作者许宏教授在著作中对此定论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大禹通过治理洪水取得了共主地位，奠定了家天下的基础，但他所建立的政权，依然未能超脱酋邦的治理模式。
大禹政权与尧舜时代的“天下”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大禹所建立的也并非是朝代（国家文明），而依然是以夏后氏血缘为纽带的方国，又遑论夏朝。
那么为什么周代以来的文献，会将大禹和启作为夏王朝的开创者呢？
这是因为夏朝处在邦国文明和国家文明的过渡阶段，很难界定其何时是邦国，何时进入了王朝国家。后人在追记夏代世系时，只是从一代著名首领大禹开始往下顺次排列，即便日后考古证实了这个世系是准确的，那也只能表明大禹是夏的一位始祖。
由于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各代首领不同时期的社会组织、政权结构什么样，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此认定大禹和启就是“王”，他们建立的政权就是夏朝。
这种情况和秦朝有点近似，秦朝同样是由邦国演变而来，但如果缺失了关于秦王嬴政灭六国的记载，仅仅凭借后人追记的秦襄公以及秦穆公、秦惠文王、秦王政等世系，我们同样很难判定，究竟哪位君主在位时是秦国，又是哪位君主在位时秦变成了秦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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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之所以称作“朝”（学术界称为夏代），是因为从夏朝开始，我国历史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所以，夏朝被《史记》列为朝代之肇始，并得到了后世所公认。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第一王朝”却困扰了我们多年，不仅仅是因为史书关于夏朝的记载语焉不详、前后矛盾，而是连考古发现都让一众学者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激辩。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上世纪末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起始年定在了约公元前2070年，距今超过了4000年。
但年代久远，并不是造成夏朝事迹模糊的主要原因，因为古史传说中的尧帝，就因陶寺考古的发现和朱书文字“文尧”的出土，而剥离了神话传说，变成了史实。
当然，关于陶寺和尧帝的关系，由于还缺少证据闭环，故而还不能一锤定音，但无论是从时间（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300年）还是空间（尧都平阳），抑或是出土文物来看（陶寺早期文化特征的高领折肩壶、折腹盆在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中皆有体现），陶寺与尧都可谓齿轮的十个齿槽吻合了九个，对此，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用了相对谨慎的表述：“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
事实上，中国国家文明曙光的出现，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夏朝还要更早，距今5000余年的浙江良渚遗址群申遗成功，意味着良渚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认可”。
那么既然比夏朝更早的尧帝时代（距今4300年）甚至更早的良渚时代（距今5300年）都已经被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华夏文明在较早历史阶段已经演进出了国家组织，那么为什么文献记载中存续了400余年的夏朝，却如此难找呢？
目前唯一可以直接和夏文化挂钩的考古学文化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与陶寺遗址情况类似，二里头遗址也是从时间、空间和出土器物上与文献记载中的夏朝高度吻合，证实了在商文化出现之前，中原大地的确存在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广域王朝。
但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至今都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夏”字这样的自证性文字。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上限，远远达不到夏朝的国祚时长。
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共划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时二里头只是一个普通聚落，到第二期时才出现了宫殿、手工业作坊以及青铜礼乐器群，遗址规模扩大到300万平方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二里头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才突破了地域限制，出现了跨地域社会整合的迹象。
而所谓的跨地域整合，也就是说此时的华夏已经不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方国林立的新石器时代，而是发展成为按行政区划组织的成熟国家社会。
但，二里头二期的年代上限却只到了公元前1750年，此时距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出现已不足200年。换言之，无论二里头遗址能否出土自证性文字，它都只能算作是夏朝中晚期遗址了。
目前考古专家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定义，也是定性为中晚期都城。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考古发现的“夏朝”只能算半个，另外半个（也就是大禹所建立的政权），至今还没有找到。
那有没有可能是《竹书纪年》等史书记载错误，夏朝原本就只有200年国祚，其始建年代原本就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呢？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假设上推，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是大禹的生存年代出现时间差。文献记载中的大禹是与尧舜同时代的人，大禹正是通过治理洪水，才从舜帝手中获得了部落共主的地位。
而尧舜的生存年代，显然是无法晚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的，事实上，考古已证实陶寺遗址在公元前2000年衰落，在公元前1900年沦为普通聚落。所以，在陶寺和二里头之间，存在近200年时间差。
其次是大洪水证据。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5CKG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显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国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
根据聚落遗存的洪水冲刷痕迹判定，造成这一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正是史书记载的大洪水。但洪水出现的时间节点距二里头文化兴起，同样有着100多年的时间差。
于是，有学者试图弥补这缺失的一二百年时间，将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砦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又叫王湾三期文化）也算作了夏文化，这样从时间上，就把夏文化的上限拉长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末期。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然性，并非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
考古显示，二里头遗址中层次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葬葬俗来自河南龙山文化，鬲来自晋南龙山文化，玉器、陶尊上的“臣”字等符号来自良渚文化，不仅如此，豫东、山东、湖北的地方文化因素都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贡献了“遗传因子”。
这也再次印证了，二里头文化是多种不同族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汇聚融合后新创的产物，而这一考古发现，也印证了二里头确实是当时的广域王权的核心都邑，是国家文明的中心所在。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崛起的公元前1750年之前，华夏大地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
根据考古研究可知，在良渚之后、二里头之前，除了晋南的陶寺和陕北的石峁两个“超级聚落”外，华夏大地依然是万邦林立，绝大部分地域组织属于大大小小的酋邦，没有类似二里头文化这样的广域王权政权出现。
著名考古工作者许宏教授在著作中对此定论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大禹通过治理洪水取得了共主地位，奠定了家天下的基础，但他所建立的政权，依然未能超脱酋邦的治理模式。
大禹政权与尧舜时代的“天下”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大禹所建立的也并非是朝代（国家文明），而依然是以夏后氏血缘为纽带的方国，又遑论夏朝。
那么为什么周代以来的文献，会将大禹和启作为夏王朝的开创者呢？
这是因为夏朝处在邦国文明和国家文明的过渡阶段，很难界定其何时是邦国，何时进入了王朝国家。后人在追记夏代世系时，只是从一代著名首领大禹开始往下顺次排列，即便日后考古证实了这个世系是准确的，那也只能表明大禹是夏的一位始祖。
由于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各代首领不同时期的社会组织、政权结构什么样，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此认定大禹和启就是“王”，他们建立的政权就是夏朝。
这种情况和秦朝有点近似，秦朝同样是由邦国演变而来，但如果缺失了关于秦王嬴政灭六国的记载，仅仅凭借后人追记的秦襄公以及秦穆公、秦惠文王、秦王政等世系，我们同样很难判定，究竟哪位君主在位时是秦国，又是哪位君主在位时秦变成了秦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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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 浡泥三代国王的中国情结
朱向东
每每说到位于南京南郊的浡泥国王墓，总会有人不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位客死他乡的年轻国王离世前留下“愿将体魄托葬中华大地”的遗言？更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前后三代浡泥国王都与中国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他们的影响下，南洋诸国纷纷来访，极大改善了明朝的国际形象。
马合谟沙国王顶住压力恢复了中断百年的中浡关系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吸取元朝统治者用兵频繁、与周边交恶甚众、无暇顾及内政民生的教训，对内采取礼法兼备的治国方略，在较短时间内医治了战争创伤，对外则坚持以德睦邻、与邻为善的政策。即便多次发生使节被拒入境甚至惨遭杀害的事，他依然不改初衷，通过多种方式反复向各国宣传“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洪武二年（1369），将15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其中就包括浡泥国。
浡泥Burni，又名婆利、渤泥、悖尼、大泥等，位于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中国史料关于浡泥的记载最早始于西汉。南朝时，两国开始友好交往，唐宋来往密切，期间遇朝代更替、战乱，时有中断。被朱元璋列为“不征之国”时，由于被满者伯夷帝国征服，浡泥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已经中断了100多年。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派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出使浡泥国。此时的浡泥国王马合谟沙刚登上王位没几年，他统领的浡泥是南洋群岛中的小国，人口稀少，资源有限，地理位置不凸显，经济文化亦不发达，一度沦为暹罗、爪哇、阇婆的附属国，又多次遭到苏禄国的侵略，“子女玉帛尽为所掠”，受尽欺凌。
第一次会见中国来使，马合谟沙国王充满戒备，表现得很是无礼。明朝使者沈秩郑重表明明朝政府友好的对外政策。国王终于放下戒心，以礼相待。然而，对于和大国来往，马合谟沙国王还是有诸多顾虑的。他先是对沈秩说，我国受苏禄国所侵，衰耗严重，待3年后国家安定，再派使者回访。后来又以“地瘠民贫，愧无奇珍以献”为由，再次推托。沈秩晓以大义，马合谟沙国王决定派使者入明。
好事多磨。阇婆国闻讯，派人挑拨威胁浡泥国称，若苏禄国入侵，将不再出手相帮。马合谟沙国王犹疑了，对沈秩“以疾而辞见”。沈秩请大臣转告国王，阇婆早已称臣于中国了，你们还有什么再可犹豫呢！终于，马合谟沙国王决定，遣使贡鹤顶、生玳瑁、孔雀、梅花大片龙脑、米龙脑、西洋布、降真诸香。使者返回时，明朝政府亦赠以厚礼。从此，中断了百余年的中浡关系又恢复起来。
由于得到明朝的支持，浡泥国摆脱了周边国家的侵扰，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得以发展。
麻那惹加那乃国王第一个亲率使团来访，长眠于南京
公元1402年，马合谟沙国王病逝。第二年，23岁的麻那惹加那乃继承王位。永乐三年（1405）冬，遣使生阿烈伯成奉表赴南京献方物，明成祖派遣官员正式封麻那惹加那乃为国王，并赐印诰、敕符、勘合、锦绮、彩币。麻那惹加那乃大悦，决定亲率使团回访。
永乐六年（1408），也就是郑和船队第二次访问浡泥国的次年，麻那惹加那乃国王率亲属及陪臣等150余人，远涉鲸波浩涛来到中国。受到了明朝皇帝的礼遇恩待：由特派大员专程前往福建迎接，所过州县也都设宴招待。到了南京后，明成祖朱棣亲切接见了他，两人长时间会谈。期间，麻那惹加那乃热情歌颂明成祖对浡泥国的关怀，朱棣大喜，“优待礼隆,赐予甚厚”。他不仅接连设宴招待麻那惹加那乃国王及其陪臣，同时还在内馆宴请其妻子和子女。赐予其仪仗、交倚、银器、伞扇、销金鞍马、金织文绮、纱罗、绫绢衣十袭等厚礼，麻那惹加那乃国王深受感动。
可惜的是，同年十月，麻那惹加那乃国王忽然得了急病，虽然明成祖命御医诊治，给“善药调治”，早晚派人问候，麻那惹加那乃国王还是不治身亡。临终前，他嘱咐王妃：“体魄托葬中华，不为夷鬼，所憾者受天子深恩，生不能报，死诚有负”。又嘱其子说：“誓世世毋忘天子恩，若等克如我志，瞑目无憾矣。”
朱棣得知这一噩耗，辍朝三日，令“具厚恤典”，赐谥号“恭顺”，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石子冈，树碑立祠，每年春秋两季，由专人祭扫。石子冈，亦名石子岗，位于今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吴志》：“建业南有长陵，名石子冈，葬者依焉”。《至大金陵新志》：“石子冈，一名石子墩，在城南一十五里，长二十里，高十八丈。”其所在山体呈“坤山艮向”，亦称“长陵”，自三国起这里就是皇家陵寝之地，也是南京六朝古墓葬重点保护区。浡泥国王墓坐北朝南，前临月牙水塘、遥对牛首山双阙，三面环山，被视为少有的风水宝地，足见当年永乐皇帝对浡泥国王的厚待。
遐旺国王礼请中国使者留镇一年“以慰国人”
除了麻那惹加那乃，浡泥国还有一位国王也曾在明朝永乐年间亲自来访。他就是遐旺，麻那惹加那乃国王的儿子。
根据麻那惹加那乃国王遗愿，其4岁的儿子遐旺承袭王位。考虑到幼主临朝的困难，明成祖派中官张谦、行人周航护送新王返国，并让使者“留镇一年，慰国人之望”，封浡泥国之山为“长宁镇国之山”，并亲自撰写碑文，充分表达中浡两国之间的深情厚谊。
永乐八年（1410）九月，遐旺国王遣使臣随张谦来明朝谢恩。永乐九年，朱棣回赠遐旺国王“锦绮、纱罗、彩绢凡百二十匹，其下皆有赐”。永乐十年九月，遐旺国王偕其母前来中国祭扫先王墓，十一月到达南京，受到礼遇，直到次年二月才辞归。
根据中国史料统计，马合谟沙、麻那惹加那乃、遐旺3位国王在位的62年间，中、浡往来频繁，互访达到14次。其中，明朝使臣访浡3次，浡泥国访明9次。在互访中，双方互赠礼物，亲切宴谈，增进了两国之间的了解与友谊。
明成祖对浡泥国王的礼遇恩待，为南洋诸国树立了国不分大小一视同仁的样板，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打开了通往南洋诸国的外交通道。受此影响，各国纷纷来访，明永乐朝单国王来访者还有满刺加国3次，苏禄国1次，古麻刺朗国1次。
墓地一度湮灭，数百年后再次现身
中、浡两国友好交往一直保持到明万历年间。之后，由于浡泥国几百年间动荡不稳，前来祭祀渐少，加之中国也频有朝代更替、战火侵扰，浡泥国王墓一度湮灭，渺不可寻达百余年。
1958年5月12日，南京市文物普查人员来到安德门外东向花村，当地农民向他们反映乌龟山上有个“石乌龟”。普查人员循迹找到了被当地群众称为“马回回坟”的一座佚名墓，并在一块断碑上看到了“永乐六年八月乙未浡泥国王麻那惹”“浡泥国王去中国”和“葬之安德门外石子岗”的字样。墓的形制与明初功臣徐达、李文忠墓相似。
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和考证，浡泥国王墓终于重现于世，作为中华民族在与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2001年，雨花台区政府对浡泥国王墓进行了修复。从陵区正门通往陵寝的神道呈弧形，神道入口处正中竖立高8.95米、宽2.2米、厚0.7米的神道碑，下承龟趺，碑文是由明代大学士胡广所撰写。碑后的神道两侧，排列着遗存下来的武将、石马、马夫、石羊、石虎各一对。当年享殿、望柱现可见柱础。墓园环境幽静、林木苍翠，雪松、丁香、紫薇等数十个品种的上千株树木环绕着陵墓，庄严而肃穆。同年，浡泥国王墓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浡泥国王墓的发现，在文莱国皇室、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经过权威专家的考证，最终在该国公示的“文莱苏丹世系表”中，正式确认麻那惹加那乃为第二任国王。浡泥国王墓这一历史遗存，既是中国古代睦邻友好外交的见证，也是承先启后、发展同文莱友好关系的平台。文莱国王室成员、大臣，文莱驻华大使，文莱在中国留学生，中国驻文莱历任大使先后多次前来墓园拜谒祭扫。
2012年，浡泥国王墓被正式列入“海上丝绸之路”南京史迹的首批申遗点。
拟稿：朱向东
审核：陆惠娣
发布：梁 刚
朱向东
每每说到位于南京南郊的浡泥国王墓，总会有人不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位客死他乡的年轻国王离世前留下“愿将体魄托葬中华大地”的遗言？更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前后三代浡泥国王都与中国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他们的影响下，南洋诸国纷纷来访，极大改善了明朝的国际形象。
马合谟沙国王顶住压力恢复了中断百年的中浡关系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吸取元朝统治者用兵频繁、与周边交恶甚众、无暇顾及内政民生的教训，对内采取礼法兼备的治国方略，在较短时间内医治了战争创伤，对外则坚持以德睦邻、与邻为善的政策。即便多次发生使节被拒入境甚至惨遭杀害的事，他依然不改初衷，通过多种方式反复向各国宣传“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洪武二年（1369），将15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其中就包括浡泥国。
浡泥Burni，又名婆利、渤泥、悖尼、大泥等，位于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中国史料关于浡泥的记载最早始于西汉。南朝时，两国开始友好交往，唐宋来往密切，期间遇朝代更替、战乱，时有中断。被朱元璋列为“不征之国”时，由于被满者伯夷帝国征服，浡泥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已经中断了100多年。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派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出使浡泥国。此时的浡泥国王马合谟沙刚登上王位没几年，他统领的浡泥是南洋群岛中的小国，人口稀少，资源有限，地理位置不凸显，经济文化亦不发达，一度沦为暹罗、爪哇、阇婆的附属国，又多次遭到苏禄国的侵略，“子女玉帛尽为所掠”，受尽欺凌。
第一次会见中国来使，马合谟沙国王充满戒备，表现得很是无礼。明朝使者沈秩郑重表明明朝政府友好的对外政策。国王终于放下戒心，以礼相待。然而，对于和大国来往，马合谟沙国王还是有诸多顾虑的。他先是对沈秩说，我国受苏禄国所侵，衰耗严重，待3年后国家安定，再派使者回访。后来又以“地瘠民贫，愧无奇珍以献”为由，再次推托。沈秩晓以大义，马合谟沙国王决定派使者入明。
好事多磨。阇婆国闻讯，派人挑拨威胁浡泥国称，若苏禄国入侵，将不再出手相帮。马合谟沙国王犹疑了，对沈秩“以疾而辞见”。沈秩请大臣转告国王，阇婆早已称臣于中国了，你们还有什么再可犹豫呢！终于，马合谟沙国王决定，遣使贡鹤顶、生玳瑁、孔雀、梅花大片龙脑、米龙脑、西洋布、降真诸香。使者返回时，明朝政府亦赠以厚礼。从此，中断了百余年的中浡关系又恢复起来。
由于得到明朝的支持，浡泥国摆脱了周边国家的侵扰，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得以发展。
麻那惹加那乃国王第一个亲率使团来访，长眠于南京
公元1402年，马合谟沙国王病逝。第二年，23岁的麻那惹加那乃继承王位。永乐三年（1405）冬，遣使生阿烈伯成奉表赴南京献方物，明成祖派遣官员正式封麻那惹加那乃为国王，并赐印诰、敕符、勘合、锦绮、彩币。麻那惹加那乃大悦，决定亲率使团回访。
永乐六年（1408），也就是郑和船队第二次访问浡泥国的次年，麻那惹加那乃国王率亲属及陪臣等150余人，远涉鲸波浩涛来到中国。受到了明朝皇帝的礼遇恩待：由特派大员专程前往福建迎接，所过州县也都设宴招待。到了南京后，明成祖朱棣亲切接见了他，两人长时间会谈。期间，麻那惹加那乃热情歌颂明成祖对浡泥国的关怀，朱棣大喜，“优待礼隆,赐予甚厚”。他不仅接连设宴招待麻那惹加那乃国王及其陪臣，同时还在内馆宴请其妻子和子女。赐予其仪仗、交倚、银器、伞扇、销金鞍马、金织文绮、纱罗、绫绢衣十袭等厚礼，麻那惹加那乃国王深受感动。
可惜的是，同年十月，麻那惹加那乃国王忽然得了急病，虽然明成祖命御医诊治，给“善药调治”，早晚派人问候，麻那惹加那乃国王还是不治身亡。临终前，他嘱咐王妃：“体魄托葬中华，不为夷鬼，所憾者受天子深恩，生不能报，死诚有负”。又嘱其子说：“誓世世毋忘天子恩，若等克如我志，瞑目无憾矣。”
朱棣得知这一噩耗，辍朝三日，令“具厚恤典”，赐谥号“恭顺”，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石子冈，树碑立祠，每年春秋两季，由专人祭扫。石子冈，亦名石子岗，位于今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吴志》：“建业南有长陵，名石子冈，葬者依焉”。《至大金陵新志》：“石子冈，一名石子墩，在城南一十五里，长二十里，高十八丈。”其所在山体呈“坤山艮向”，亦称“长陵”，自三国起这里就是皇家陵寝之地，也是南京六朝古墓葬重点保护区。浡泥国王墓坐北朝南，前临月牙水塘、遥对牛首山双阙，三面环山，被视为少有的风水宝地，足见当年永乐皇帝对浡泥国王的厚待。
遐旺国王礼请中国使者留镇一年“以慰国人”
除了麻那惹加那乃，浡泥国还有一位国王也曾在明朝永乐年间亲自来访。他就是遐旺，麻那惹加那乃国王的儿子。
根据麻那惹加那乃国王遗愿，其4岁的儿子遐旺承袭王位。考虑到幼主临朝的困难，明成祖派中官张谦、行人周航护送新王返国，并让使者“留镇一年，慰国人之望”，封浡泥国之山为“长宁镇国之山”，并亲自撰写碑文，充分表达中浡两国之间的深情厚谊。
永乐八年（1410）九月，遐旺国王遣使臣随张谦来明朝谢恩。永乐九年，朱棣回赠遐旺国王“锦绮、纱罗、彩绢凡百二十匹，其下皆有赐”。永乐十年九月，遐旺国王偕其母前来中国祭扫先王墓，十一月到达南京，受到礼遇，直到次年二月才辞归。
根据中国史料统计，马合谟沙、麻那惹加那乃、遐旺3位国王在位的62年间，中、浡往来频繁，互访达到14次。其中，明朝使臣访浡3次，浡泥国访明9次。在互访中，双方互赠礼物，亲切宴谈，增进了两国之间的了解与友谊。
明成祖对浡泥国王的礼遇恩待，为南洋诸国树立了国不分大小一视同仁的样板，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打开了通往南洋诸国的外交通道。受此影响，各国纷纷来访，明永乐朝单国王来访者还有满刺加国3次，苏禄国1次，古麻刺朗国1次。
墓地一度湮灭，数百年后再次现身
中、浡两国友好交往一直保持到明万历年间。之后，由于浡泥国几百年间动荡不稳，前来祭祀渐少，加之中国也频有朝代更替、战火侵扰，浡泥国王墓一度湮灭，渺不可寻达百余年。
1958年5月12日，南京市文物普查人员来到安德门外东向花村，当地农民向他们反映乌龟山上有个“石乌龟”。普查人员循迹找到了被当地群众称为“马回回坟”的一座佚名墓，并在一块断碑上看到了“永乐六年八月乙未浡泥国王麻那惹”“浡泥国王去中国”和“葬之安德门外石子岗”的字样。墓的形制与明初功臣徐达、李文忠墓相似。
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和考证，浡泥国王墓终于重现于世，作为中华民族在与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2001年，雨花台区政府对浡泥国王墓进行了修复。从陵区正门通往陵寝的神道呈弧形，神道入口处正中竖立高8.95米、宽2.2米、厚0.7米的神道碑，下承龟趺，碑文是由明代大学士胡广所撰写。碑后的神道两侧，排列着遗存下来的武将、石马、马夫、石羊、石虎各一对。当年享殿、望柱现可见柱础。墓园环境幽静、林木苍翠，雪松、丁香、紫薇等数十个品种的上千株树木环绕着陵墓，庄严而肃穆。同年，浡泥国王墓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浡泥国王墓的发现，在文莱国皇室、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经过权威专家的考证，最终在该国公示的“文莱苏丹世系表”中，正式确认麻那惹加那乃为第二任国王。浡泥国王墓这一历史遗存，既是中国古代睦邻友好外交的见证，也是承先启后、发展同文莱友好关系的平台。文莱国王室成员、大臣，文莱驻华大使，文莱在中国留学生，中国驻文莱历任大使先后多次前来墓园拜谒祭扫。
2012年，浡泥国王墓被正式列入“海上丝绸之路”南京史迹的首批申遗点。
拟稿：朱向东
审核：陆惠娣
发布：梁 刚
人生最乐，惜此光阴：《文昌孝经·体亲章》——#道教#
真君曰：前章所言，不止育子，直将子心，亲曲体之。凡为人子，当以二亲，体我心者，还体亲心。体我此身，骨禀父生，肉禀母成，一肤一发，或有毁伤，亲心隐痛，子心何安？心为身主，太和蕴毓，父兮所化，母兮所育，一有不孝，失亲本来。孝先百行，根从心起，定省温清，时以敬将；每作一事，思以慰亲，每发一言，思以告亲；入承亲颜，亲欢我顺，亲愁我解；出必告亲，恐有恶行，以祸亲身，归必省亲，恐有恶声，以拂亲心。
力行戒慝，随时加惕，口业不干，身业不作，恐有意业，欺亲欺身，恐有心业，累身累亲。我有手足，父母一体，异母兄弟，总属天伦，恐有参商，残亲支体；叔伯同根，宗族一家，恐有乖戾，伤亲骨肉；祖曾上人，恐失率事，悖亲孝思；子孙后裔，恐失字育，断亲嗣脉，恐失教训，败亲家规；子侄世系，恐失敦睦，贻亲庭衅；我夫我妇，子媳之职，恐失和敬，致亲不安。我有姻娅，属亲至戚，恐失夙好，至亲不宁。上而有君，为亲所主，恐有不忠，致亲以逆；下而民物，与亲并育，恐有不恤，损亲之福；外而友朋，为亲之辅，恐有不信，绝亲友道；师为我法，即为亲箴，事恐失贤，以违亲训；匪人壬人，亲之所远，交恐不择，以累亲志。
仰而天高，帝位乎上，日月星斗，亲所敬畏，恐有冒渎，妄干天怒，致重亲辜；俯而地厚，群生资始，亲所奉履，恐有亵侮，业积暴殄，致延亲祸；中而神祗，司我亲命，恐有过犯，致减亲纪。一举一动，总期归善，以成亲德。我亲有善，身顺其美，救人之难，即是亲救；济人之急，即是亲济；悯人之孤，即是亲悯；容人之过，即是亲容。种种不一，体亲至意。亲或有过，委曲进谏，俟其必改。以善规亲，犹承以养，养必兼善，方得为子。人各有亲，曷不怀思，父母在日，寿不过百，惟德之长，垂裕弥遐，是以至孝。亲在一日，得养一日，堂上皆承，膝下完聚，人生最乐，惜此光阴，诚不易得，玉食三殽，勺水一菽，各尽其欢。加餐则喜，减膳则惧，贫富丰啬，敬无二心。愿亲常安，恐体失和，疾病休戚，常系子心，一当有恙，能不滋虞，药必先尝，衣不解带，服劳侍寝，愈则徐调，食不轻进，相其所宜；尚或不痊，延医询卜，酒不沾唇，至心祷祝，殚厥念力，以求必痊。
终天之日，饮食不甘，哭泣失音，衣衾棺椁，多方自尽，三年哀痛，晨昏设荐，佳茔厚穴，安置垄丘，礼送归祠，亲魂有托，庙享墓祭，四时以妥；去亲日远，追思常在，形容面目，若闻若见，动息语默，寻声觅迹，中心勿忘，抱慕如存。生死同情，幽明一理，孝道由基，大经斯彰。嗟尔人子，纵能如是，体之亲心，未及万一。
偈曰：幼而得亲全，安乐不之晓，设无双亲在，饥寒难自保，遭此伶仃苦，方思亲在好。
又说偈曰：嬉嬉怀抱中，惟知依二亲，何至长大后，渐失尔天真，我亲既生我，我全不能孝，云何我养儿，我又恤之深，反观觉愧悔，方知父母恩。
又说偈曰：室家是亲戚，岂是离亲地，莫道风光好，遂把亲欢易，贫贱是前因，岂是父母遗，生不托亲体，我并无人身，莫怨生我苦，修来自有畀，富贵是亲培，岂是骄亲具，亲若不教我，何有富贵遇，报本正在此，赤胆安可替，最易忘亲处，万宜加省惕。
真君曰：子在怀抱，啼笑嘻戏，俱关亲心，实惟真挚，为人子者，能如是否，试一念之，何能暂释。父母强健，能嬉能笑，能饮能食，子所幸见；父母渐衰，嬉笑饮食，未必如常，子心所惕，责我不楚，怜亲力弱，嗔我声微，怜亲气怯，愈加安养，勿致暂劳；父母逝世，苦无嬉笑，及我颜色，苦无怒詈，及我身受。纵有厚禄，亲不能食，纵有锦帛，亲不能被。生不尽欢，追思何及，逝者念子，存者念亲，祭享悠远，隔不相见，思一慰之，悲哀天地，言念斯苦，实难为子。
乃说偈曰：亲昔养儿日，岂比强壮年，我方学语处，亲疑我啼也，我方跬步时，亲疑我蹶也，我方咿唔处，亲疑我疾也，我方思食处，亲知我饥也，我方思衣处，亲知我寒也。安得本斯志，体恤在亲先。亲今且垂暮，亦岂强壮比，欲将饲我者，奉亲膳食时，欲将褓我者，侍亲寝息时，欲将顾我者，扶亲衰老时，欲将育我者，事亲终天时。何者我曾尽，全然不之觉，生我何为者，能不中自作。
孝子明心咒：以此未及万一心，时时处处体亲心，当思爱养恩情大，每想怀耽乳哺深，日在生成俯仰中，覆载风光父母仁，何殊群物向春晖，切切终身抱至诚。
真君曰：前章所言，不止育子，直将子心，亲曲体之。凡为人子，当以二亲，体我心者，还体亲心。体我此身，骨禀父生，肉禀母成，一肤一发，或有毁伤，亲心隐痛，子心何安？心为身主，太和蕴毓，父兮所化，母兮所育，一有不孝，失亲本来。孝先百行，根从心起，定省温清，时以敬将；每作一事，思以慰亲，每发一言，思以告亲；入承亲颜，亲欢我顺，亲愁我解；出必告亲，恐有恶行，以祸亲身，归必省亲，恐有恶声，以拂亲心。
力行戒慝，随时加惕，口业不干，身业不作，恐有意业，欺亲欺身，恐有心业，累身累亲。我有手足，父母一体，异母兄弟，总属天伦，恐有参商，残亲支体；叔伯同根，宗族一家，恐有乖戾，伤亲骨肉；祖曾上人，恐失率事，悖亲孝思；子孙后裔，恐失字育，断亲嗣脉，恐失教训，败亲家规；子侄世系，恐失敦睦，贻亲庭衅；我夫我妇，子媳之职，恐失和敬，致亲不安。我有姻娅，属亲至戚，恐失夙好，至亲不宁。上而有君，为亲所主，恐有不忠，致亲以逆；下而民物，与亲并育，恐有不恤，损亲之福；外而友朋，为亲之辅，恐有不信，绝亲友道；师为我法，即为亲箴，事恐失贤，以违亲训；匪人壬人，亲之所远，交恐不择，以累亲志。
仰而天高，帝位乎上，日月星斗，亲所敬畏，恐有冒渎，妄干天怒，致重亲辜；俯而地厚，群生资始，亲所奉履，恐有亵侮，业积暴殄，致延亲祸；中而神祗，司我亲命，恐有过犯，致减亲纪。一举一动，总期归善，以成亲德。我亲有善，身顺其美，救人之难，即是亲救；济人之急，即是亲济；悯人之孤，即是亲悯；容人之过，即是亲容。种种不一，体亲至意。亲或有过，委曲进谏，俟其必改。以善规亲，犹承以养，养必兼善，方得为子。人各有亲，曷不怀思，父母在日，寿不过百，惟德之长，垂裕弥遐，是以至孝。亲在一日，得养一日，堂上皆承，膝下完聚，人生最乐，惜此光阴，诚不易得，玉食三殽，勺水一菽，各尽其欢。加餐则喜，减膳则惧，贫富丰啬，敬无二心。愿亲常安，恐体失和，疾病休戚，常系子心，一当有恙，能不滋虞，药必先尝，衣不解带，服劳侍寝，愈则徐调，食不轻进，相其所宜；尚或不痊，延医询卜，酒不沾唇，至心祷祝，殚厥念力，以求必痊。
终天之日，饮食不甘，哭泣失音，衣衾棺椁，多方自尽，三年哀痛，晨昏设荐，佳茔厚穴，安置垄丘，礼送归祠，亲魂有托，庙享墓祭，四时以妥；去亲日远，追思常在，形容面目，若闻若见，动息语默，寻声觅迹，中心勿忘，抱慕如存。生死同情，幽明一理，孝道由基，大经斯彰。嗟尔人子，纵能如是，体之亲心，未及万一。
偈曰：幼而得亲全，安乐不之晓，设无双亲在，饥寒难自保，遭此伶仃苦，方思亲在好。
又说偈曰：嬉嬉怀抱中，惟知依二亲，何至长大后，渐失尔天真，我亲既生我，我全不能孝，云何我养儿，我又恤之深，反观觉愧悔，方知父母恩。
又说偈曰：室家是亲戚，岂是离亲地，莫道风光好，遂把亲欢易，贫贱是前因，岂是父母遗，生不托亲体，我并无人身，莫怨生我苦，修来自有畀，富贵是亲培，岂是骄亲具，亲若不教我，何有富贵遇，报本正在此，赤胆安可替，最易忘亲处，万宜加省惕。
真君曰：子在怀抱，啼笑嘻戏，俱关亲心，实惟真挚，为人子者，能如是否，试一念之，何能暂释。父母强健，能嬉能笑，能饮能食，子所幸见；父母渐衰，嬉笑饮食，未必如常，子心所惕，责我不楚，怜亲力弱，嗔我声微，怜亲气怯，愈加安养，勿致暂劳；父母逝世，苦无嬉笑，及我颜色，苦无怒詈，及我身受。纵有厚禄，亲不能食，纵有锦帛，亲不能被。生不尽欢，追思何及，逝者念子，存者念亲，祭享悠远，隔不相见，思一慰之，悲哀天地，言念斯苦，实难为子。
乃说偈曰：亲昔养儿日，岂比强壮年，我方学语处，亲疑我啼也，我方跬步时，亲疑我蹶也，我方咿唔处，亲疑我疾也，我方思食处，亲知我饥也，我方思衣处，亲知我寒也。安得本斯志，体恤在亲先。亲今且垂暮，亦岂强壮比，欲将饲我者，奉亲膳食时，欲将褓我者，侍亲寝息时，欲将顾我者，扶亲衰老时，欲将育我者，事亲终天时。何者我曾尽，全然不之觉，生我何为者，能不中自作。
孝子明心咒：以此未及万一心，时时处处体亲心，当思爱养恩情大，每想怀耽乳哺深，日在生成俯仰中，覆载风光父母仁，何殊群物向春晖，切切终身抱至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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