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一会功夫，垃圾桶满了。
果皮、字纸、塑料袋、空瓶子混杂一起，大家都说怎么一会又有这么多垃圾，感叹之余，反省自我，要从我们自身做起，给垃圾分分类。
不要总想，反正有收垃圾的人会来做，每个人把自己造的垃圾提前分类好，就不会给人找太多麻烦，培福莫如惜福，珍惜一点一滴的福报不流失，从当下小事做起。
良好的环境来自于每个人去用心维护，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环保意识，人人应有。
意识这个问题，会用心看到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很多理念需要纠正。不要时间久了忽视生活该注意的细节，小细节决定你的成就，决定你的做人动向。
让我们携起手来，清除垃圾，保护环境，垃圾不可随手就扔，不可随地吐痰，让我们共建一个美好的家园。
北京市海淀区去年4月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它垃圾。简单来说，厨房所生产的垃圾就是厨余垃圾；我们可以拿去卖钱的东西是可回收物；物品里含有一些化学成分是有害垃圾；前面没有适合的就是其它垃圾。
如果再具体一点分类，垃圾还分字纸一类，字纸又分了可回收字纸和不可回收字纸，可回收字纸如写完不用的笔记本等，不可回收如小食品外包装印有字的塑料袋等。
"敬惜字纸"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一种良好美德，代表着古人敬重文化的思想。相传，中国文字是由上古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发明的，历代的帝王将相和平民百姓对文化都相当敬重，久而久之，古人认为应当对字纸，即写有文字的纸张表示尊敬和爱惜。
敬惜字纸，也就是敬惜带字的纸，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燕京旧俗志》记载:"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于是，就出现了劝人敬惜字纸的善书，也就是所谓"惜字功律"。敬惜字纸，也就是要求敬重和爱护文化。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重要载体。所以，敬惜字纸的思想内涵，不仅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在当今，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敬惜字纸"的敬重文化的思想内涵，有助于我们珍惜和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记述：
人生世间，所资以成德达才、建功立业，以及一才一艺，养活身家者，皆由文字主持之力，而得成就。字为世间至宝，能使凡者圣、愚者智、贫贱者富贵、疾病者康宁。圣贤道脉，得之于千古;身家经营，遗之于子孙，莫不仗文字之力。假使世间无文字，则一切事理，皆不成立，而人与禽兽无异矣。既有如是功力，固宜珍重爱惜。窃见今人任意亵污，是直以至宝等同粪土耳，能不现生折福折寿，来生无知无识乎哉!又不但有形之字，不可亵污遗弃，而无形之字，更不可亵污遗弃。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若不措之躬行，则成亡八字矣。八字既亡，则生为衣冠禽兽，死堕三途恶道，可不哀哉!!!
字为世间至宝，非金银、珠玉、爵位可比(可怜世人颠倒)。以金银、珠玉、爵位，皆由字而得，使世无字，则金银、珠玉、爵位，亦无由而得矣。字之恩德，说不能尽;敬惜书字，福报甚大(亵渎字纸，罪业滔天)!宋朝王文正公(注①)之父，极其敬惜字纸。后梦孔夫子以手按其背曰:"汝何惜吾字之勤也!当令曾参来汝家受生，显大门户。"(注②)后生子，因名王曾，连中三元，为名宰相。没后谥文正公，封沂国公。后世凡科甲联绵、子孙贤善者，悉由先世敬惜书籍及字纸中来。(举手之劳，泽被后代，何乐而不为!)
近世欧风东渐，不但普通人不知敬惜书籍字纸，即使读书儒士，亦不恭敬书籍及与字纸。或置书于坐榻，或以书作枕头;或大怒而掷书于地，或抽解而犹看诗书。不但大小便后，概不洗手，即夜与妇宿，晨起读书，亦不洗手。每每以字纸揩拭器物，犹以敬惜为名而焚化之，故致普通人无所取法。而垃圾里、毛厕中，街头巷尾，无处不是字纸遍地(如今更不堪言)。舟车行人，每以报纸铺坐处;出外妇女，率用报纸包鞋袜。种种亵渎，不堪枚举。以故天灾人祸，相继降作，皆由亵渎天地间之至宝所致。不知此字纸中，皆有天地日月之字，圣贤经书之文。以此种至极尊极贵之物，视同粪土，能不折福寿而现受其殃，贻子孙以愚劣之报乎!(咎由自取，祸自人兴)
吾师前文，已包括其大致。犹恐举一而不悉反三，故又择其人所易忽者重言之。以期有心世道之人，展转劝化，同皆敬惜书字，则富寿康宁，现身获箕畴之五福;聪明睿智，后裔纳伊训之百祥矣。
果皮、字纸、塑料袋、空瓶子混杂一起，大家都说怎么一会又有这么多垃圾，感叹之余，反省自我，要从我们自身做起，给垃圾分分类。
不要总想，反正有收垃圾的人会来做，每个人把自己造的垃圾提前分类好，就不会给人找太多麻烦，培福莫如惜福，珍惜一点一滴的福报不流失，从当下小事做起。
良好的环境来自于每个人去用心维护，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环保意识，人人应有。
意识这个问题，会用心看到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很多理念需要纠正。不要时间久了忽视生活该注意的细节，小细节决定你的成就，决定你的做人动向。
让我们携起手来，清除垃圾，保护环境，垃圾不可随手就扔，不可随地吐痰，让我们共建一个美好的家园。
北京市海淀区去年4月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它垃圾。简单来说，厨房所生产的垃圾就是厨余垃圾；我们可以拿去卖钱的东西是可回收物；物品里含有一些化学成分是有害垃圾；前面没有适合的就是其它垃圾。
如果再具体一点分类，垃圾还分字纸一类，字纸又分了可回收字纸和不可回收字纸，可回收字纸如写完不用的笔记本等，不可回收如小食品外包装印有字的塑料袋等。
"敬惜字纸"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一种良好美德，代表着古人敬重文化的思想。相传，中国文字是由上古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发明的，历代的帝王将相和平民百姓对文化都相当敬重，久而久之，古人认为应当对字纸，即写有文字的纸张表示尊敬和爱惜。
敬惜字纸，也就是敬惜带字的纸，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燕京旧俗志》记载:"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于是，就出现了劝人敬惜字纸的善书，也就是所谓"惜字功律"。敬惜字纸，也就是要求敬重和爱护文化。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重要载体。所以，敬惜字纸的思想内涵，不仅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在当今，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敬惜字纸"的敬重文化的思想内涵，有助于我们珍惜和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记述：
人生世间，所资以成德达才、建功立业，以及一才一艺，养活身家者，皆由文字主持之力，而得成就。字为世间至宝，能使凡者圣、愚者智、贫贱者富贵、疾病者康宁。圣贤道脉，得之于千古;身家经营，遗之于子孙，莫不仗文字之力。假使世间无文字，则一切事理，皆不成立，而人与禽兽无异矣。既有如是功力，固宜珍重爱惜。窃见今人任意亵污，是直以至宝等同粪土耳，能不现生折福折寿，来生无知无识乎哉!又不但有形之字，不可亵污遗弃，而无形之字，更不可亵污遗弃。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若不措之躬行，则成亡八字矣。八字既亡，则生为衣冠禽兽，死堕三途恶道，可不哀哉!!!
字为世间至宝，非金银、珠玉、爵位可比(可怜世人颠倒)。以金银、珠玉、爵位，皆由字而得，使世无字，则金银、珠玉、爵位，亦无由而得矣。字之恩德，说不能尽;敬惜书字，福报甚大(亵渎字纸，罪业滔天)!宋朝王文正公(注①)之父，极其敬惜字纸。后梦孔夫子以手按其背曰:"汝何惜吾字之勤也!当令曾参来汝家受生，显大门户。"(注②)后生子，因名王曾，连中三元，为名宰相。没后谥文正公，封沂国公。后世凡科甲联绵、子孙贤善者，悉由先世敬惜书籍及字纸中来。(举手之劳，泽被后代，何乐而不为!)
近世欧风东渐，不但普通人不知敬惜书籍字纸，即使读书儒士，亦不恭敬书籍及与字纸。或置书于坐榻，或以书作枕头;或大怒而掷书于地，或抽解而犹看诗书。不但大小便后，概不洗手，即夜与妇宿，晨起读书，亦不洗手。每每以字纸揩拭器物，犹以敬惜为名而焚化之，故致普通人无所取法。而垃圾里、毛厕中，街头巷尾，无处不是字纸遍地(如今更不堪言)。舟车行人，每以报纸铺坐处;出外妇女，率用报纸包鞋袜。种种亵渎，不堪枚举。以故天灾人祸，相继降作，皆由亵渎天地间之至宝所致。不知此字纸中，皆有天地日月之字，圣贤经书之文。以此种至极尊极贵之物，视同粪土，能不折福寿而现受其殃，贻子孙以愚劣之报乎!(咎由自取，祸自人兴)
吾师前文，已包括其大致。犹恐举一而不悉反三，故又择其人所易忽者重言之。以期有心世道之人，展转劝化，同皆敬惜书字，则富寿康宁，现身获箕畴之五福;聪明睿智，后裔纳伊训之百祥矣。
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政治学笔记# 商鞅：只有弱民，才可以强国
一说到弱民，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封建社会里的愚民政策，实际上这是错误的认知。古代统治者确实有愚民的手段，但这种手段，跟法家或者儒家关系不大。毕竟统治者要维护自己也需要方法，即使没有思想学派，他们也会创造出愚民策略。
并且，弱民和愚民在目的上也是有差别的。前者是为了强国以使国家称霸天下，后者仅仅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权力。虽然都是为君主着想，但二者一为公一为私，是不一样的。所以千万别搞混了。
一、何为弱民，为什么要弱民？
弱民，顾名思义，弱化人民。这一策略是由商鞅提出的。那么到底是弱化民智呢，还是弱化民力呢？先别急着下结论，往下看再做决定也不迟。众所周知，在商鞅提出这个政策的时候，中国正处在战国时代。诸侯之间互相征伐，社会中的礼乐秩序也已经崩塌。
这就导致了什么呢？这就导致了老百姓无法在自己的国家里固定生活。今天可能在秦国，明天可能就在楚国，今年可能在齐国，明年可能就会在韩国。而且由于天下动荡，社会不安，知识分子或者一些思想家开始在各国之间游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诸侯来说，对于那些想称王称霸的诸侯来说，知识分子游走以及老百姓的四处漂泊，显然是不利于国家力量的凝聚的。若国家力量无法凝聚，，则国家就无法做到繁荣富强，进而就会变得怯弱，在诸侯争霸期间也就容易亡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家学派的商鞅提出弱民，显然是为了阻止老百姓漂泊，阻止知识分子四处游说的。从这种要求上看，不仅阻碍了民众思想的活跃，也限制了人民的流动。貌似是弱民智也弱民力。
但从实际上来看，弱民智意义不大。说出来别嫌难听，人民有智吗？学了那些学派的言论，思想就开放了，进步了？非也。在那个时代，人民处于底层，接触的事和人也就微小，眼界和思想自然就低端，纵使有智，也是生存之智，而非思想之智，人民无思想之智，有何可弱？！反而由于智浅，容易被各家学说蛊惑，整天沉浸在虚无缥缈的幻想里，不务正业。
正如商鞅在〈农战〉中所言：“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豪杰人才一门心思钻研诗书，民众也只知道囤积居奇，行走买卖，或者搞一些奇技淫巧，老百姓都信奉这种文化，那么国家怎么能富，军队又怎么能强？
所以，“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从事生产的越来越少，而投机倒把，钻孔偷营之人越来越多，这就使得国家无富可积，人民无道可循，那么这个国家必然贫困危险。故而，商鞅认为，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有富强之道的国家，都是把精力放在弱化民力之事上。弱化什么民力？弱化人民巧于言论，整天抬杠吹牛，不安心工作的心力，以及制约投机倒把的刁民。好让他们少想少谈多做，务实生产。
二、如何弱民？答：开公塞私，奖励农战。
商鞅认为，“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凡是君主所劝人民为国家服务的，都是以官爵来刺激的。而国家之所以能兴旺，更是因为事农生产和积极战斗的。但如今人民求取官爵都不以生产和战斗作为法门，而是以巧言虚道为方法，这其实就是劳累人民的。让人民劳累，这个国家必然没有战斗力，没有战斗必然被灭。
所以，该如何做呢？那就是弱民，弱化人民的巧言虚道之力。“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国家立法禁掉那些游说的学派言论，使得人民思想不被扰乱，思想安静镇定，人民就会朴实，人民朴实，就不会有私心杂念就不会想着走歪门邪道，此时，人民看到一个正当的可以获取上升的富贵之路，人民就会聚集从事，人民聚集从事正当上升之路，就不会再看旁门左道的东西，那么人民就可以创造出巨大财富，而国家也就因此富强。
故而，弱民之法应该是“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也。故民壹务，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君王应该把公利之路打开，而堵塞民间利于游食者的私利之路，这样国家就可以孕育民力。简单的说就是使人民以农战求得官爵。国家尊重推崇农战的贤良和百姓，而鄙视轻贱那些油嘴滑舌、卖弄言论的刁民，这样人民就专心生产，其家就可以因为事农和战斗而获得财富和官爵，自然他这一家就可以在国中声名显赫。
相比于整天谄媚、卖嘴、阿谀、商贾，直接种地或者参加战斗就能获得富贵，而且还有名望，这些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想都不敢想的事，只需要农战就能得到，谁还傻不拉叽地去干那些旁门左道？岂不是走弯路？！
由此看来，商鞅的弱民之法，实际上是富民之法。教人民致富的正当方法。就是放在今天也没错。试问，人若想做事或者创业成功，不专一，可否成？偷奸耍滑不谋正利可否成？不可也。今人都知道如此，何况两千多年的中国人。弱民实际上是有利于人民的。教你勤劳致富难道还有错？？
三、弱民是以法为天下，而非以法私君。私君，国必亡。
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
公私分明，则小人不会嫉贤，平庸的也不会妒功劳。所以，尧舜能称王天下，并不是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利，而是为天下的利益而成为王者的。选拔人才作为接班人，并不是疏远父子关系而亲近外人，而是明白治乱的大道。所以，三王以大义亲于世人，五霸以公法而位于诸侯之上，都不是把天下作为自己的私利，而是为天下人而治理天下。
而弱民之策，强国之道，一业之法，务本之略，都要以法律来管理。只有法律才能定赏罚，只有法律才能断公私，只有法律才能惩奸除恶，才能使得公利之路光明坦荡，国家富强。如果这些法律被用来满足君王的一己之欲，那么这个国家必然会出现不公不正、公利之路堵塞的情况，自然的，这国家也必然日渐衰弱，走向灭亡。
一说到弱民，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封建社会里的愚民政策，实际上这是错误的认知。古代统治者确实有愚民的手段，但这种手段，跟法家或者儒家关系不大。毕竟统治者要维护自己也需要方法，即使没有思想学派，他们也会创造出愚民策略。
并且，弱民和愚民在目的上也是有差别的。前者是为了强国以使国家称霸天下，后者仅仅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权力。虽然都是为君主着想，但二者一为公一为私，是不一样的。所以千万别搞混了。
一、何为弱民，为什么要弱民？
弱民，顾名思义，弱化人民。这一策略是由商鞅提出的。那么到底是弱化民智呢，还是弱化民力呢？先别急着下结论，往下看再做决定也不迟。众所周知，在商鞅提出这个政策的时候，中国正处在战国时代。诸侯之间互相征伐，社会中的礼乐秩序也已经崩塌。
这就导致了什么呢？这就导致了老百姓无法在自己的国家里固定生活。今天可能在秦国，明天可能就在楚国，今年可能在齐国，明年可能就会在韩国。而且由于天下动荡，社会不安，知识分子或者一些思想家开始在各国之间游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诸侯来说，对于那些想称王称霸的诸侯来说，知识分子游走以及老百姓的四处漂泊，显然是不利于国家力量的凝聚的。若国家力量无法凝聚，，则国家就无法做到繁荣富强，进而就会变得怯弱，在诸侯争霸期间也就容易亡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家学派的商鞅提出弱民，显然是为了阻止老百姓漂泊，阻止知识分子四处游说的。从这种要求上看，不仅阻碍了民众思想的活跃，也限制了人民的流动。貌似是弱民智也弱民力。
但从实际上来看，弱民智意义不大。说出来别嫌难听，人民有智吗？学了那些学派的言论，思想就开放了，进步了？非也。在那个时代，人民处于底层，接触的事和人也就微小，眼界和思想自然就低端，纵使有智，也是生存之智，而非思想之智，人民无思想之智，有何可弱？！反而由于智浅，容易被各家学说蛊惑，整天沉浸在虚无缥缈的幻想里，不务正业。
正如商鞅在〈农战〉中所言：“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豪杰人才一门心思钻研诗书，民众也只知道囤积居奇，行走买卖，或者搞一些奇技淫巧，老百姓都信奉这种文化，那么国家怎么能富，军队又怎么能强？
所以，“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从事生产的越来越少，而投机倒把，钻孔偷营之人越来越多，这就使得国家无富可积，人民无道可循，那么这个国家必然贫困危险。故而，商鞅认为，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有富强之道的国家，都是把精力放在弱化民力之事上。弱化什么民力？弱化人民巧于言论，整天抬杠吹牛，不安心工作的心力，以及制约投机倒把的刁民。好让他们少想少谈多做，务实生产。
二、如何弱民？答：开公塞私，奖励农战。
商鞅认为，“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凡是君主所劝人民为国家服务的，都是以官爵来刺激的。而国家之所以能兴旺，更是因为事农生产和积极战斗的。但如今人民求取官爵都不以生产和战斗作为法门，而是以巧言虚道为方法，这其实就是劳累人民的。让人民劳累，这个国家必然没有战斗力，没有战斗必然被灭。
所以，该如何做呢？那就是弱民，弱化人民的巧言虚道之力。“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国家立法禁掉那些游说的学派言论，使得人民思想不被扰乱，思想安静镇定，人民就会朴实，人民朴实，就不会有私心杂念就不会想着走歪门邪道，此时，人民看到一个正当的可以获取上升的富贵之路，人民就会聚集从事，人民聚集从事正当上升之路，就不会再看旁门左道的东西，那么人民就可以创造出巨大财富，而国家也就因此富强。
故而，弱民之法应该是“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也。故民壹务，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君王应该把公利之路打开，而堵塞民间利于游食者的私利之路，这样国家就可以孕育民力。简单的说就是使人民以农战求得官爵。国家尊重推崇农战的贤良和百姓，而鄙视轻贱那些油嘴滑舌、卖弄言论的刁民，这样人民就专心生产，其家就可以因为事农和战斗而获得财富和官爵，自然他这一家就可以在国中声名显赫。
相比于整天谄媚、卖嘴、阿谀、商贾，直接种地或者参加战斗就能获得富贵，而且还有名望，这些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想都不敢想的事，只需要农战就能得到，谁还傻不拉叽地去干那些旁门左道？岂不是走弯路？！
由此看来，商鞅的弱民之法，实际上是富民之法。教人民致富的正当方法。就是放在今天也没错。试问，人若想做事或者创业成功，不专一，可否成？偷奸耍滑不谋正利可否成？不可也。今人都知道如此，何况两千多年的中国人。弱民实际上是有利于人民的。教你勤劳致富难道还有错？？
三、弱民是以法为天下，而非以法私君。私君，国必亡。
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
公私分明，则小人不会嫉贤，平庸的也不会妒功劳。所以，尧舜能称王天下，并不是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利，而是为天下的利益而成为王者的。选拔人才作为接班人，并不是疏远父子关系而亲近外人，而是明白治乱的大道。所以，三王以大义亲于世人，五霸以公法而位于诸侯之上，都不是把天下作为自己的私利，而是为天下人而治理天下。
而弱民之策，强国之道，一业之法，务本之略，都要以法律来管理。只有法律才能定赏罚，只有法律才能断公私，只有法律才能惩奸除恶，才能使得公利之路光明坦荡，国家富强。如果这些法律被用来满足君王的一己之欲，那么这个国家必然会出现不公不正、公利之路堵塞的情况，自然的，这国家也必然日渐衰弱，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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