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存在400年，为何却挖不到？考古显示：大禹建的不是夏朝】
夏朝之所以称作“朝”（学术界称为夏代），是因为从夏朝开始，我国历史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所以，夏朝被《史记》列为朝代之肇始，并得到了后世所公认。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第一王朝”却困扰了我们多年，不仅仅是因为史书关于夏朝的记载语焉不详、前后矛盾，而是连考古发现都让一众学者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激辩。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上世纪末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起始年定在了约公元前2070年，距今超过了4000年。
但年代久远，并不是造成夏朝事迹模糊的主要原因，因为古史传说中的尧帝，就因陶寺考古的发现和朱书文字“文尧”的出土，而剥离了神话传说，变成了史实。
当然，关于陶寺和尧帝的关系，由于还缺少证据闭环，故而还不能一锤定音，但无论是从时间（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300年）还是空间（尧都平阳），抑或是出土文物来看（陶寺早期文化特征的高领折肩壶、折腹盆在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中皆有体现），陶寺与尧都可谓齿轮的十个齿槽吻合了九个，对此，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用了相对谨慎的表述：“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
事实上，中国国家文明曙光的出现，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夏朝还要更早，距今5000余年的浙江良渚遗址群申遗成功，意味着良渚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认可”。
那么既然比夏朝更早的尧帝时代（距今4300年）甚至更早的良渚时代（距今5300年）都已经被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华夏文明在较早历史阶段已经演进出了国家组织，那么为什么文献记载中存续了400余年的夏朝，却如此难找呢？
目前唯一可以直接和夏文化挂钩的考古学文化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与陶寺遗址情况类似，二里头遗址也是从时间、空间和出土器物上与文献记载中的夏朝高度吻合，证实了在商文化出现之前，中原大地的确存在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广域王朝。
但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至今都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夏”字这样的自证性文字。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上限，远远达不到夏朝的国祚时长。
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共划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时二里头只是一个普通聚落，到第二期时才出现了宫殿、手工业作坊以及青铜礼乐器群，遗址规模扩大到300万平方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二里头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才突破了地域限制，出现了跨地域社会整合的迹象。
而所谓的跨地域整合，也就是说此时的华夏已经不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方国林立的新石器时代，而是发展成为按行政区划组织的成熟国家社会。
但，二里头二期的年代上限却只到了公元前1750年，此时距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出现已不足200年。换言之，无论二里头遗址能否出土自证性文字，它都只能算作是夏朝中晚期遗址了。
目前考古专家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定义，也是定性为中晚期都城。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考古发现的“夏朝”只能算半个，另外半个（也就是大禹所建立的政权），至今还没有找到。
那有没有可能是《竹书纪年》等史书记载错误，夏朝原本就只有200年国祚，其始建年代原本就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呢？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假设上推，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是大禹的生存年代出现时间差。文献记载中的大禹是与尧舜同时代的人，大禹正是通过治理洪水，才从舜帝手中获得了部落共主的地位。
而尧舜的生存年代，显然是无法晚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的，事实上，考古已证实陶寺遗址在公元前2000年衰落，在公元前1900年沦为普通聚落。所以，在陶寺和二里头之间，存在近200年时间差。
其次是大洪水证据。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5CKG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显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国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
根据聚落遗存的洪水冲刷痕迹判定，造成这一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正是史书记载的大洪水。但洪水出现的时间节点距二里头文化兴起，同样有着100多年的时间差。
于是，有学者试图弥补这缺失的一二百年时间，将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砦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又叫王湾三期文化）也算作了夏文化，这样从时间上，就把夏文化的上限拉长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末期。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然性，并非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
考古显示，二里头遗址中层次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葬葬俗来自河南龙山文化，鬲来自晋南龙山文化，玉器、陶尊上的“臣”字等符号来自良渚文化，不仅如此，豫东、山东、湖北的地方文化因素都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贡献了“遗传因子”。
这也再次印证了，二里头文化是多种不同族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汇聚融合后新创的产物，而这一考古发现，也印证了二里头确实是当时的广域王权的核心都邑，是国家文明的中心所在。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崛起的公元前1750年之前，华夏大地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
根据考古研究可知，在良渚之后、二里头之前，除了晋南的陶寺和陕北的石峁两个“超级聚落”外，华夏大地依然是万邦林立，绝大部分地域组织属于大大小小的酋邦，没有类似二里头文化这样的广域王权政权出现。
著名考古工作者许宏教授在著作中对此定论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大禹通过治理洪水取得了共主地位，奠定了家天下的基础，但他所建立的政权，依然未能超脱酋邦的治理模式。
大禹政权与尧舜时代的“天下”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大禹所建立的也并非是朝代（国家文明），而依然是以夏后氏血缘为纽带的方国，又遑论夏朝。
那么为什么周代以来的文献，会将大禹和启作为夏王朝的开创者呢？
这是因为夏朝处在邦国文明和国家文明的过渡阶段，很难界定其何时是邦国，何时进入了王朝国家。后人在追记夏代世系时，只是从一代著名首领大禹开始往下顺次排列，即便日后考古证实了这个世系是准确的，那也只能表明大禹是夏的一位始祖。
由于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各代首领不同时期的社会组织、政权结构什么样，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此认定大禹和启就是“王”，他们建立的政权就是夏朝。
这种情况和秦朝有点近似，秦朝同样是由邦国演变而来，但如果缺失了关于秦王嬴政灭六国的记载，仅仅凭借后人追记的秦襄公以及秦穆公、秦惠文王、秦王政等世系，我们同样很难判定，究竟哪位君主在位时是秦国，又是哪位君主在位时秦变成了秦王朝。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夏朝之所以称作“朝”（学术界称为夏代），是因为从夏朝开始，我国历史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所以，夏朝被《史记》列为朝代之肇始，并得到了后世所公认。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第一王朝”却困扰了我们多年，不仅仅是因为史书关于夏朝的记载语焉不详、前后矛盾，而是连考古发现都让一众学者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激辩。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上世纪末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起始年定在了约公元前2070年，距今超过了4000年。
但年代久远，并不是造成夏朝事迹模糊的主要原因，因为古史传说中的尧帝，就因陶寺考古的发现和朱书文字“文尧”的出土，而剥离了神话传说，变成了史实。
当然，关于陶寺和尧帝的关系，由于还缺少证据闭环，故而还不能一锤定音，但无论是从时间（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300年）还是空间（尧都平阳），抑或是出土文物来看（陶寺早期文化特征的高领折肩壶、折腹盆在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中皆有体现），陶寺与尧都可谓齿轮的十个齿槽吻合了九个，对此，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用了相对谨慎的表述：“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
事实上，中国国家文明曙光的出现，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夏朝还要更早，距今5000余年的浙江良渚遗址群申遗成功，意味着良渚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认可”。
那么既然比夏朝更早的尧帝时代（距今4300年）甚至更早的良渚时代（距今5300年）都已经被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华夏文明在较早历史阶段已经演进出了国家组织，那么为什么文献记载中存续了400余年的夏朝，却如此难找呢？
目前唯一可以直接和夏文化挂钩的考古学文化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与陶寺遗址情况类似，二里头遗址也是从时间、空间和出土器物上与文献记载中的夏朝高度吻合，证实了在商文化出现之前，中原大地的确存在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广域王朝。
但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至今都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夏”字这样的自证性文字。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上限，远远达不到夏朝的国祚时长。
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共划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时二里头只是一个普通聚落，到第二期时才出现了宫殿、手工业作坊以及青铜礼乐器群，遗址规模扩大到300万平方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二里头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才突破了地域限制，出现了跨地域社会整合的迹象。
而所谓的跨地域整合，也就是说此时的华夏已经不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方国林立的新石器时代，而是发展成为按行政区划组织的成熟国家社会。
但，二里头二期的年代上限却只到了公元前1750年，此时距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出现已不足200年。换言之，无论二里头遗址能否出土自证性文字，它都只能算作是夏朝中晚期遗址了。
目前考古专家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定义，也是定性为中晚期都城。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考古发现的“夏朝”只能算半个，另外半个（也就是大禹所建立的政权），至今还没有找到。
那有没有可能是《竹书纪年》等史书记载错误，夏朝原本就只有200年国祚，其始建年代原本就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呢？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假设上推，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是大禹的生存年代出现时间差。文献记载中的大禹是与尧舜同时代的人，大禹正是通过治理洪水，才从舜帝手中获得了部落共主的地位。
而尧舜的生存年代，显然是无法晚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的，事实上，考古已证实陶寺遗址在公元前2000年衰落，在公元前1900年沦为普通聚落。所以，在陶寺和二里头之间，存在近200年时间差。
其次是大洪水证据。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5CKG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显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国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
根据聚落遗存的洪水冲刷痕迹判定，造成这一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正是史书记载的大洪水。但洪水出现的时间节点距二里头文化兴起，同样有着100多年的时间差。
于是，有学者试图弥补这缺失的一二百年时间，将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砦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又叫王湾三期文化）也算作了夏文化，这样从时间上，就把夏文化的上限拉长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末期。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然性，并非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
考古显示，二里头遗址中层次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葬葬俗来自河南龙山文化，鬲来自晋南龙山文化，玉器、陶尊上的“臣”字等符号来自良渚文化，不仅如此，豫东、山东、湖北的地方文化因素都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贡献了“遗传因子”。
这也再次印证了，二里头文化是多种不同族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汇聚融合后新创的产物，而这一考古发现，也印证了二里头确实是当时的广域王权的核心都邑，是国家文明的中心所在。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崛起的公元前1750年之前，华夏大地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
根据考古研究可知，在良渚之后、二里头之前，除了晋南的陶寺和陕北的石峁两个“超级聚落”外，华夏大地依然是万邦林立，绝大部分地域组织属于大大小小的酋邦，没有类似二里头文化这样的广域王权政权出现。
著名考古工作者许宏教授在著作中对此定论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大禹通过治理洪水取得了共主地位，奠定了家天下的基础，但他所建立的政权，依然未能超脱酋邦的治理模式。
大禹政权与尧舜时代的“天下”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大禹所建立的也并非是朝代（国家文明），而依然是以夏后氏血缘为纽带的方国，又遑论夏朝。
那么为什么周代以来的文献，会将大禹和启作为夏王朝的开创者呢？
这是因为夏朝处在邦国文明和国家文明的过渡阶段，很难界定其何时是邦国，何时进入了王朝国家。后人在追记夏代世系时，只是从一代著名首领大禹开始往下顺次排列，即便日后考古证实了这个世系是准确的，那也只能表明大禹是夏的一位始祖。
由于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各代首领不同时期的社会组织、政权结构什么样，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此认定大禹和启就是“王”，他们建立的政权就是夏朝。
这种情况和秦朝有点近似，秦朝同样是由邦国演变而来，但如果缺失了关于秦王嬴政灭六国的记载，仅仅凭借后人追记的秦襄公以及秦穆公、秦惠文王、秦王政等世系，我们同样很难判定，究竟哪位君主在位时是秦国，又是哪位君主在位时秦变成了秦王朝。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菏泽##菏报时政##菏泽日报# 【菏泽税务：绿色税制 助推美丽新菏泽建设】中国共产党菏泽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打造城乡隽秀的美丽新菏泽。菏泽税务系统充分发挥税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职能作用，积极落实落细以资源税、环境保护税、耕地占用税“多税共治”，以系统性税收优惠政策“多策组合”的绿色税收体系，引领企业向绿而行、因绿而兴。
量益课税 助力企业绿色生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菏泽市税务系统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税实行量益课税原则，将税收调控作用运用于绿水青山的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激发了企业绿色生产的主动性，促进企业从“被动作业”向“主动作为”转变，实现节能减排、升级转型。
“我们在排放口安装了脱硫、脱硝、除尘等超洁净排放设备，时刻监测排放物浓度值，确保达标排放。”华润电力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孙凤娟表示，“企业因为污染排放浓度达标享受到环保税减免优惠，自升级改造以来，企业共享受减免税额176余万元，环保投入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也为技术升级改造增添了动力。”
据了解，牡丹区税务局全面做好对纳税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为企业辅导环保税政策，帮助企业享受节能减排优惠，助力绿色可持续发展。在绿色税制的激励下，华润电力有限公司累计投资约5亿元，分别实施了脱硝改造、电除尘改造、烟气超低排放改造、废水零排放改造等项目，仅脱销改造这一个项目，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由450mg/Nm3降至70mg/Nm3，全年减排约1万吨，享受环保税惠减免557万元。
“2021年全年，菏泽共有386户企业污染物排放低于或者符合国家排放标准共计享受环境保护税减免3883.87万元。十三五期间，全市35蒸吨以下锅炉全部淘汰，另淘汰落后装置、设备、工艺4403余台套，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耗能累计下降22%，年实现节能量13.47万吨标准煤。”国家税务总局菏泽市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科科长朱晓曼介绍说。
税收助力 低碳生活成为新时尚
城市公交是一座城市的文明象征之一。近年来，菏泽市致力于发展绿色公交，逐步淘汰老旧燃油车辆，近年来连续更新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公交850辆，截至目前，菏泽公交集团现有新能源公交车1095辆，占比98%，使菏泽市公交车辆得以“大换血”，并迈进“纯电动”公交车时代。
“公交往哪跑，市民说了算。”菏泽公交集团董事长殷正红介绍，“近年来，菏泽公交集团有针对性地设立定制化的公交线路，目前开通的有校园线路、通勤线路等类型，适应了市民多样化出行的需求，受到越来越多市民的欢迎。”
菏泽公交新时代的到来，离不开国家税收政策的支持和税务部门的倾心服务。“我们从2014年开始使用新能源公交车，截至目前，共享受到车辆购置税和车船税减免税款5147.99万元，我们将节约的资金充分投入到公交发展建设当中，更好的服务广大市民。”菏泽公交集团财务部部长赵艳华介绍道，新能源公交车和传统的燃油公交车相比，每辆公交车能节约燃料成本30%，减少了碳和有害气体的排放，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为碳中和贡献了力量。
税收政策的扶持不仅让菏泽的蓝天更蓝，也让市民出行更加便利，引领市民畅享低碳生活带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正是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最贴切的诠释。让市民更惊喜的是，菏泽公交集团新引进100辆新能源纯电动出租车，实现了菏泽市纯电动出租车零的突破，对构建菏泽市绿色交通体系，打造绿色之城、生态之城，提升城市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税收 守护绿水青山
“变化太大了，这在几年前真的是难以想象，原来这里是采煤塌陷修复区，如今芦苇翩翩，鸟儿飞翔，白鹭展翅，自由翱翔，野鸭嬉戏，水面滑行，美的让人沉醉，让人留恋。”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公司湿地开发项目经理公卫文介绍说。
从采煤塌陷区到山东省4A级湿地公园的变迁，离不开耕地占用税复垦退税机制的引导，更离不开绿色税制释放的政策红利。
湿地公园作为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开发建设的重点项目，在改造前期，由于地表沉陷时间的不同，造成的湖泊水文状况、植被演替和湿地格局的变化与差异，使其改造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国家税务总局巨野县税务局专项服务团队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通过精准推送税费政策，充分发挥“绿色税制”助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深入分析“生态农业”开发经营的难点和重点，并专门成立“绿色税收青年服务队”，详细整理有关减税降费政策并汇集成册，及时上门提供辅导，为企业绿色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农户”运营模式，开展“同步式搬迁、生态化复垦、产业化开发”三项工作，初步形成“绿色农业、园林苗圃、油料牡丹、观光旅游、淡水养殖、地热利用、循环农业、畜牧养殖”八大产业集群体，形成了农、林、牧、渔、游相结合的循环农业经济链条，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总体提升。
“公园内有丰富多样的湿地生境类型，包括大面积的浅滩和深水区，水草丰盛，适宜各类水禽栖息，已观测记录的有游禽10种，涉禽14种。”生态园项目负责人陈雪表示，“在税务部门‘绿色税制’引导下，我们积极推进采煤沉陷区土地综合治理和现代生态农业开发，生态园各项收入在逐年增加，仅去年我们就实现营收近1000万元，国家各项减税政策的出台，让我们有更多的流动资金去开发和经营，对生态园行业前景发展很有信心！”
税务部门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持续深化“一户一策”服务工作，精准推送各项“绿色税收政策”，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切实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为守护绿水青山、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下一步，菏泽市税务局将继续以信息化管理为切入点，持续强化数据赋能，夯实征管力量，突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在持续改善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应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统筹融合，提高治污和减碳效率，推动菏泽低碳绿色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菏泽报业全媒体通讯员 朱攀 殷新）
量益课税 助力企业绿色生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菏泽市税务系统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税实行量益课税原则，将税收调控作用运用于绿水青山的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激发了企业绿色生产的主动性，促进企业从“被动作业”向“主动作为”转变，实现节能减排、升级转型。
“我们在排放口安装了脱硫、脱硝、除尘等超洁净排放设备，时刻监测排放物浓度值，确保达标排放。”华润电力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孙凤娟表示，“企业因为污染排放浓度达标享受到环保税减免优惠，自升级改造以来，企业共享受减免税额176余万元，环保投入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也为技术升级改造增添了动力。”
据了解，牡丹区税务局全面做好对纳税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为企业辅导环保税政策，帮助企业享受节能减排优惠，助力绿色可持续发展。在绿色税制的激励下，华润电力有限公司累计投资约5亿元，分别实施了脱硝改造、电除尘改造、烟气超低排放改造、废水零排放改造等项目，仅脱销改造这一个项目，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由450mg/Nm3降至70mg/Nm3，全年减排约1万吨，享受环保税惠减免557万元。
“2021年全年，菏泽共有386户企业污染物排放低于或者符合国家排放标准共计享受环境保护税减免3883.87万元。十三五期间，全市35蒸吨以下锅炉全部淘汰，另淘汰落后装置、设备、工艺4403余台套，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耗能累计下降22%，年实现节能量13.47万吨标准煤。”国家税务总局菏泽市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科科长朱晓曼介绍说。
税收助力 低碳生活成为新时尚
城市公交是一座城市的文明象征之一。近年来，菏泽市致力于发展绿色公交，逐步淘汰老旧燃油车辆，近年来连续更新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公交850辆，截至目前，菏泽公交集团现有新能源公交车1095辆，占比98%，使菏泽市公交车辆得以“大换血”，并迈进“纯电动”公交车时代。
“公交往哪跑，市民说了算。”菏泽公交集团董事长殷正红介绍，“近年来，菏泽公交集团有针对性地设立定制化的公交线路，目前开通的有校园线路、通勤线路等类型，适应了市民多样化出行的需求，受到越来越多市民的欢迎。”
菏泽公交新时代的到来，离不开国家税收政策的支持和税务部门的倾心服务。“我们从2014年开始使用新能源公交车，截至目前，共享受到车辆购置税和车船税减免税款5147.99万元，我们将节约的资金充分投入到公交发展建设当中，更好的服务广大市民。”菏泽公交集团财务部部长赵艳华介绍道，新能源公交车和传统的燃油公交车相比，每辆公交车能节约燃料成本30%，减少了碳和有害气体的排放，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为碳中和贡献了力量。
税收政策的扶持不仅让菏泽的蓝天更蓝，也让市民出行更加便利，引领市民畅享低碳生活带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正是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最贴切的诠释。让市民更惊喜的是，菏泽公交集团新引进100辆新能源纯电动出租车，实现了菏泽市纯电动出租车零的突破，对构建菏泽市绿色交通体系，打造绿色之城、生态之城，提升城市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税收 守护绿水青山
“变化太大了，这在几年前真的是难以想象，原来这里是采煤塌陷修复区，如今芦苇翩翩，鸟儿飞翔，白鹭展翅，自由翱翔，野鸭嬉戏，水面滑行，美的让人沉醉，让人留恋。”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公司湿地开发项目经理公卫文介绍说。
从采煤塌陷区到山东省4A级湿地公园的变迁，离不开耕地占用税复垦退税机制的引导，更离不开绿色税制释放的政策红利。
湿地公园作为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开发建设的重点项目，在改造前期，由于地表沉陷时间的不同，造成的湖泊水文状况、植被演替和湿地格局的变化与差异，使其改造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国家税务总局巨野县税务局专项服务团队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通过精准推送税费政策，充分发挥“绿色税制”助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深入分析“生态农业”开发经营的难点和重点，并专门成立“绿色税收青年服务队”，详细整理有关减税降费政策并汇集成册，及时上门提供辅导，为企业绿色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农户”运营模式，开展“同步式搬迁、生态化复垦、产业化开发”三项工作，初步形成“绿色农业、园林苗圃、油料牡丹、观光旅游、淡水养殖、地热利用、循环农业、畜牧养殖”八大产业集群体，形成了农、林、牧、渔、游相结合的循环农业经济链条，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总体提升。
“公园内有丰富多样的湿地生境类型，包括大面积的浅滩和深水区，水草丰盛，适宜各类水禽栖息，已观测记录的有游禽10种，涉禽14种。”生态园项目负责人陈雪表示，“在税务部门‘绿色税制’引导下，我们积极推进采煤沉陷区土地综合治理和现代生态农业开发，生态园各项收入在逐年增加，仅去年我们就实现营收近1000万元，国家各项减税政策的出台，让我们有更多的流动资金去开发和经营，对生态园行业前景发展很有信心！”
税务部门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持续深化“一户一策”服务工作，精准推送各项“绿色税收政策”，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切实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为守护绿水青山、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下一步，菏泽市税务局将继续以信息化管理为切入点，持续强化数据赋能，夯实征管力量，突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在持续改善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应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统筹融合，提高治污和减碳效率，推动菏泽低碳绿色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菏泽报业全媒体通讯员 朱攀 殷新）
#2022年山东两会##菏报时政# 【事争一流，唯旗是夺——菏泽代表团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综述】集民智、表民意、代民言。连日来，出席省十三届人大七次会议的菏泽代表团在住地认真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并进行了分组讨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职能作用，踊跃发言，各抒己见。
大家纷纷表示，省政府工作报告主题鲜明、文风朴实，善于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实事求是提出了今年工作思路和重点任务，对推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报告全面总结了我省去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明确了今年的方向和目标，是一个求真务实、担当作为、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的关键之年，也是我省新旧动能转换“五年取得突破”的决战之年，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意义重大。
报告提出，深化突破菏泽、鲁西崛起。
张继争代表说，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工作目标思路清晰、重点突出，为做好全年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建议省委、省政府在土地供应、立项审批等方面，给予菏泽更多政策倾斜。
康兵代表表示，菏泽鲁西新区建设已拉开帷幕，将是菏泽发展的最大机遇、最大潜力所在，建议给予菏泽鲁西新区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专项支持。新的一年里，一定落实好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攻坚克难，埋头苦干，为突破菏泽、鲁西崛起作出积极贡献。
报告提出，坚定不移实施黄河国家战略，全面建设黄河下游生态廊道，积极打造沿黄高质量发展标杆。
孙伟代表说，报告总结成绩实、谋划蓝图新、工作措施准、自身建设要求严。要加快补齐黄河滩区基础设施短板，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民生支出，守住安全红线，筑牢发展底线。
为充分发挥黄河入鲁第一市区位优势，宋爱珍代表建议，帮助菏泽加快发展富民产业，支持菏泽黄河滩区优先实施集中连片开发，在产业布局、项目建设和要素供给等方面给予倾斜。强化用水总量供给，在各类用水指标分配中，进一步向菏泽倾斜。加大财政资金倾斜力度，进一步加大对东明、牡丹区、鄄城、郓城沿黄四县区和曹县、单县黄河故道两县专项资金倾斜力度。
菏泽沿黄地区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历史深厚。赵建峰代表建议，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推动黄河文化与菏泽的祖源文化、水浒文化、牡丹文化、红色文化等融合发展，把“黄河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
报告提出，加快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发展。
甄爱华代表建议，支持菏泽建设全省先进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并作为省医养健康产业配套的主导产业聚集区进行培育，打造山东的“中国北方医药城”；在主导产业比较突出的地区，协调调整土地发展空间规划，给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预留相应土地指标，同时在全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中，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支持力度，将已形成产业集群规模的县区纳入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报告提出，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
郭秋霞代表建议，省政府在2022年教育专项资金分配和生均拨款制度安排上，对菏泽继续加大政策倾斜力度。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建议从省级层面强化基层药品监管职责和人员编制顶层规划指导；强化药品智慧监管；提高基层药品监管业务培训质量，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
报告提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实施“齐鲁文艺高峰”计划、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侯彦丽代表表示，作为一名文艺界代表，要切实开展好送戏下乡等文化惠民活动，抓好文艺精品创作，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好和传承好优秀传统文化，擦亮“山东省两夹弦之乡”金字招牌，努力打造定陶“中国两夹弦之乡”文化名片，助力文化强省建设。
报告提出，坚定不移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扎实开展乡村建设行动。
刘万国代表建议，充分考虑菏泽发展实际和农村现实情况，多出台一些吸引实用人才投身乡村事业的政策，让热爱农村、愿意投身农村事业发展的优秀人才留得下来，更好助力乡村振兴。鼓励企业特别是农业领域的企业结对帮扶村庄，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曹县汉服特色产业借助电商走向全国，高铁通车后，将为电商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任庆生代表认为，菏泽接入高铁“朋友圈”，使电商产品的推广和运输有了更快捷的渠道，有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也有助于吸引青年人才来菏泽创业发展。他建议设立农村农业、电商发展专项基金，加快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
代表们表示，要事争一流，唯旗是夺，必须始终保持“严真细实快”的工作作风，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苦干实干、持续攻坚，步步为营、久久为功，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开拓新境界。（菏泽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 啸）
大家纷纷表示，省政府工作报告主题鲜明、文风朴实，善于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实事求是提出了今年工作思路和重点任务，对推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报告全面总结了我省去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明确了今年的方向和目标，是一个求真务实、担当作为、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的关键之年，也是我省新旧动能转换“五年取得突破”的决战之年，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意义重大。
报告提出，深化突破菏泽、鲁西崛起。
张继争代表说，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工作目标思路清晰、重点突出，为做好全年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建议省委、省政府在土地供应、立项审批等方面，给予菏泽更多政策倾斜。
康兵代表表示，菏泽鲁西新区建设已拉开帷幕，将是菏泽发展的最大机遇、最大潜力所在，建议给予菏泽鲁西新区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专项支持。新的一年里，一定落实好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攻坚克难，埋头苦干，为突破菏泽、鲁西崛起作出积极贡献。
报告提出，坚定不移实施黄河国家战略，全面建设黄河下游生态廊道，积极打造沿黄高质量发展标杆。
孙伟代表说，报告总结成绩实、谋划蓝图新、工作措施准、自身建设要求严。要加快补齐黄河滩区基础设施短板，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民生支出，守住安全红线，筑牢发展底线。
为充分发挥黄河入鲁第一市区位优势，宋爱珍代表建议，帮助菏泽加快发展富民产业，支持菏泽黄河滩区优先实施集中连片开发，在产业布局、项目建设和要素供给等方面给予倾斜。强化用水总量供给，在各类用水指标分配中，进一步向菏泽倾斜。加大财政资金倾斜力度，进一步加大对东明、牡丹区、鄄城、郓城沿黄四县区和曹县、单县黄河故道两县专项资金倾斜力度。
菏泽沿黄地区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历史深厚。赵建峰代表建议，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推动黄河文化与菏泽的祖源文化、水浒文化、牡丹文化、红色文化等融合发展，把“黄河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
报告提出，加快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发展。
甄爱华代表建议，支持菏泽建设全省先进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并作为省医养健康产业配套的主导产业聚集区进行培育，打造山东的“中国北方医药城”；在主导产业比较突出的地区，协调调整土地发展空间规划，给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预留相应土地指标，同时在全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中，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支持力度，将已形成产业集群规模的县区纳入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报告提出，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
郭秋霞代表建议，省政府在2022年教育专项资金分配和生均拨款制度安排上，对菏泽继续加大政策倾斜力度。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建议从省级层面强化基层药品监管职责和人员编制顶层规划指导；强化药品智慧监管；提高基层药品监管业务培训质量，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
报告提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实施“齐鲁文艺高峰”计划、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侯彦丽代表表示，作为一名文艺界代表，要切实开展好送戏下乡等文化惠民活动，抓好文艺精品创作，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好和传承好优秀传统文化，擦亮“山东省两夹弦之乡”金字招牌，努力打造定陶“中国两夹弦之乡”文化名片，助力文化强省建设。
报告提出，坚定不移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扎实开展乡村建设行动。
刘万国代表建议，充分考虑菏泽发展实际和农村现实情况，多出台一些吸引实用人才投身乡村事业的政策，让热爱农村、愿意投身农村事业发展的优秀人才留得下来，更好助力乡村振兴。鼓励企业特别是农业领域的企业结对帮扶村庄，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曹县汉服特色产业借助电商走向全国，高铁通车后，将为电商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任庆生代表认为，菏泽接入高铁“朋友圈”，使电商产品的推广和运输有了更快捷的渠道，有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也有助于吸引青年人才来菏泽创业发展。他建议设立农村农业、电商发展专项基金，加快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
代表们表示，要事争一流，唯旗是夺，必须始终保持“严真细实快”的工作作风，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苦干实干、持续攻坚，步步为营、久久为功，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开拓新境界。（菏泽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 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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