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满14天
做了最难受的双采，把房间收拾如初，感谢所有遇见与安抚，这个隔离酒店，曾让人如此复杂与矛盾，收拾，启程，回家～
最心疼依旧是我爸，每天给我发很多视频，总担心我闷的慌。他开着视频跟我说没听过的新闻，即使他知道我一直专注电脑工作，也总是把摄像头开着看我，他给我的爱，始终是含蓄而伟大。
隔离的日子从刚开始的烦躁不安，到后面的自我修整，我想我算是找到了这个情绪突破口了。有时候，人很奇怪，一个动作，一句言语，一个眼神，就胜过好几年的时光所积累的智慧和感知。
14天里，半夜地震摇醒的无助，冰雹砸窗的狂猛，还有空难带给人的恐慌，因为总是在担忧将来和过去的太多未知，处于不安。过去那些波动的经历让心底安全感指数始终处于低界。很多真真假假的人和事，并不一定适合你自己。无论曾付出多少代价，不是你的，永远都不是，怎么勉强和等待也无用。是你的，风雨再大，也是跑不了。
永远没有所谓你的假想敌，现实他们可能过得比我想象的更欢畅。谎言背后隐藏的是别人的腻歪，不去为他人找借口，不想也不能再去做最后一个知道的傻瓜。不去担心谁过得不好，谁累着了，事实上，在你不好的时候，没人能去担心你，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暖心，就不要勉强自己去等待了。
能爱自己的时候，我将多爱自己，活着不容易，有合适的人，就把手伸出去吧。再见
期待，圆满！
做了最难受的双采，把房间收拾如初，感谢所有遇见与安抚，这个隔离酒店，曾让人如此复杂与矛盾，收拾，启程，回家～
最心疼依旧是我爸，每天给我发很多视频，总担心我闷的慌。他开着视频跟我说没听过的新闻，即使他知道我一直专注电脑工作，也总是把摄像头开着看我，他给我的爱，始终是含蓄而伟大。
隔离的日子从刚开始的烦躁不安，到后面的自我修整，我想我算是找到了这个情绪突破口了。有时候，人很奇怪，一个动作，一句言语，一个眼神，就胜过好几年的时光所积累的智慧和感知。
14天里，半夜地震摇醒的无助，冰雹砸窗的狂猛，还有空难带给人的恐慌，因为总是在担忧将来和过去的太多未知，处于不安。过去那些波动的经历让心底安全感指数始终处于低界。很多真真假假的人和事，并不一定适合你自己。无论曾付出多少代价，不是你的，永远都不是，怎么勉强和等待也无用。是你的，风雨再大，也是跑不了。
永远没有所谓你的假想敌，现实他们可能过得比我想象的更欢畅。谎言背后隐藏的是别人的腻歪，不去为他人找借口，不想也不能再去做最后一个知道的傻瓜。不去担心谁过得不好，谁累着了，事实上，在你不好的时候，没人能去担心你，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暖心，就不要勉强自己去等待了。
能爱自己的时候，我将多爱自己，活着不容易，有合适的人，就把手伸出去吧。再见
期待，圆满！
#年轻人为什么逃离工厂# 导演跟拍三年，纪录片《18岁的流水线》揭露打工人现状，好扎心……
2016年纪录片《18岁的流水线》就记录了这样一个群体。导演跟拍三年，才拍下了这些低学历打工人的生存现状。看完我只觉得扎心。
读书与不读书的差别，或许远超乎我们想象。
95年的杨鹏，在东莞一家电子厂打工。
20出头的年纪，初中毕业的他，却已经是这个工厂里的“老人”了。
厂里的同龄人大多呆不满一年就离开了。
只有他，兢兢业业，从工厂建立开始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并不是因为他的工作比别人轻松多少。
恰恰相反，因为刚入厂时不懂事，他还被骗去做了厂里最苦的工种。
每天7点半，睡眼朦胧的他就要上岗。
在这里，没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
往往到了下班时间，他们还要多加上3、4个小时的班。
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十小时。
这样才能拿到不过4、5000的工资。
流水线上的工作就是如此。
一个人停下，下面的也跟着停摆。
时间紧，任务重，连抽空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杨鹏干的是修理工，一不小心就会被手上的撬刀割得鲜血淋漓。
进厂几年，他的手上已经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
有的时候，下班的他累得连碗都端不住。
意气风发的少年，就这样眼里慢慢没了光芒。
他以为，自己的人生或许会按部就班地走下去。
打工，结婚，生子。
但在工厂里，谈恋爱也并不容易。
之前女朋友的爸妈，嫌弃他的工厂太远，不同意他俩恋爱。
现在的女友梦诗，也是这个厂里的女工。
即便两人现在的日子过得还算恩爱。
一份十几块钱的木桶饭都吃得开心。
但一提到未来，没什么冒险精神的杨鹏总是充满担忧。
梦诗和杨鹏不同，她爱好画画和音乐。
常常想着，有机会要离开工厂，从事自己梦想的职业。
她说，总有一天，要带着杨鹏离开这里。
可对没有学历与技术的两个人来说，这种愿望更像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绮梦。
多么无理的浪漫。
又是多么无情的现实。
除了像杨鹏这样，稀里糊涂地就来到工厂熬日子的人。
剩下的90后，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为了来赚钱。
一类，是为了来享乐。
97年的杨玉金就是前者。
她不大喜欢这里，总是逃避导演的镜头。
她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赚钱给家里盖房子。
她脸上总是带着笑，心里却是万般苦。
工厂里的日子，对她来说太累也太枯燥。
做焊接的她，总是会被乱跳的焊点烫伤手。
她原本打算，春节回老家，就再也不回来了。
却在记者问到盖个房子要多少钱时，难以自抑地泪如雨下。
眼泪的内容，大概只有她自己晓得。
或许，是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攒不到那么多钱的不甘；
或许，是离开工厂，就找不到其它工作让自己生活下去的迷茫。
与杨玉金面临着同样困境的，还有和她同年的申才金。
他期待有一天可以离开工厂，做一份更轻松赚钱也更多的工作。
他给自己买了一台迷你无人机，却只能在不足十平的出租屋里玩玩。
因为空间太小，无人机常常飞不太高就会坠落。
恍如他的人生，被局限在了这小小的房间里。
他计划着再干一年就离开。
但是离开之后再做什么，却一点打算都没有。
来自四川的毕子依林，完全无法理解杨玉金和申才金的想法。
他是另一种人，工作只为了玩乐。
14、5岁时，他们就来了工厂。
那时，毕子依林刚刚考到西昌的学校。
可他觉得读书实在太苦了。
听老乡说，这里的工厂好玩，他便主动辍学来东莞打工。
记者问读书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他的言语里仍是不屑：哪有来工厂好耍。
而他口中的“好耍”，就是带着女工去KTV、打扑克，和她们谈“恋爱”。
玩的没钱了，他就回去工作。
工作个一两个月再出来玩，如此循环往复。
他从不想未来，不想前途。
或许是被思维所局限住。
他从不关心工厂以外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大世界。
旁人羡慕不来的年轻岁月，成了他肆意挥霍的资本。
流水线笔直而下，是他汨汨流动的青春。
电子厂主管说，20多岁的90后，已经成了工厂的主力。
流水线上，超过一半都是这样的年轻人。
他们大多都是小学或者初中学历。
没有什么文化和知识。
他们带着不同的目的，却有着同样的迷惘。
他们从不谈以后，因为虚无飘渺。
提到梦想，他们会说，要做大老板，要做主管，要自己给自己打工。
可学历不够，实现梦想又谈何容易？
最终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呢？
纪录片《打工》里，就给了这些仍单纯的年轻人一个答案。
23岁的权广彬初中没毕业，到工厂已经好几年了。
却没攒下一分钱。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找一个女朋友回家结婚。
但厂里的女工嫌他工资太低，连网恋的对象，都只是为了骗他钱而已。
“再干一年就不干了”，这话他重复了好几年。
却还是在年假结束的时候，打包起行囊重新回来。
老家的工资只有2、3000，养活不了一家人。
再不甘心，再苦再累，他也得回来，回到流水线上。
上班、下班、刷视频、打游戏，吃快餐，就是他一整天的活动。
这样的生活，已经重复了数千个日夜。
和他的一样的工友，好几个已经离开了。
他们都曾相信，读三年书不如闯一年江湖。
后来都又不得不在现实面前，收起幻想，放下尊严。
在一场散伙饭上，记者问他们，如果还有一次可以读书的机会，他们还会选择出来打工吗？
所有人都沉默了，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曾经以为，读书是世界上最苦的事。
后来才发现，再苦，也苦不过生活。
纪录片里的一幕，让我很是感慨。
无论是杨鹏还是申才金，都喜欢读一本叫《完美世界》的小说。
小说讲了一个从小村庄里出来的年轻人，完成逆袭的故事。
他们很喜欢这个故事。
或许是因为，他们也期待一个底层逆袭的机会。
只不过现实却并不是小说里的完美世界。
2016年纪录片《18岁的流水线》就记录了这样一个群体。导演跟拍三年，才拍下了这些低学历打工人的生存现状。看完我只觉得扎心。
读书与不读书的差别，或许远超乎我们想象。
95年的杨鹏，在东莞一家电子厂打工。
20出头的年纪，初中毕业的他，却已经是这个工厂里的“老人”了。
厂里的同龄人大多呆不满一年就离开了。
只有他，兢兢业业，从工厂建立开始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并不是因为他的工作比别人轻松多少。
恰恰相反，因为刚入厂时不懂事，他还被骗去做了厂里最苦的工种。
每天7点半，睡眼朦胧的他就要上岗。
在这里，没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
往往到了下班时间，他们还要多加上3、4个小时的班。
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十小时。
这样才能拿到不过4、5000的工资。
流水线上的工作就是如此。
一个人停下，下面的也跟着停摆。
时间紧，任务重，连抽空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杨鹏干的是修理工，一不小心就会被手上的撬刀割得鲜血淋漓。
进厂几年，他的手上已经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
有的时候，下班的他累得连碗都端不住。
意气风发的少年，就这样眼里慢慢没了光芒。
他以为，自己的人生或许会按部就班地走下去。
打工，结婚，生子。
但在工厂里，谈恋爱也并不容易。
之前女朋友的爸妈，嫌弃他的工厂太远，不同意他俩恋爱。
现在的女友梦诗，也是这个厂里的女工。
即便两人现在的日子过得还算恩爱。
一份十几块钱的木桶饭都吃得开心。
但一提到未来，没什么冒险精神的杨鹏总是充满担忧。
梦诗和杨鹏不同，她爱好画画和音乐。
常常想着，有机会要离开工厂，从事自己梦想的职业。
她说，总有一天，要带着杨鹏离开这里。
可对没有学历与技术的两个人来说，这种愿望更像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绮梦。
多么无理的浪漫。
又是多么无情的现实。
除了像杨鹏这样，稀里糊涂地就来到工厂熬日子的人。
剩下的90后，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为了来赚钱。
一类，是为了来享乐。
97年的杨玉金就是前者。
她不大喜欢这里，总是逃避导演的镜头。
她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赚钱给家里盖房子。
她脸上总是带着笑，心里却是万般苦。
工厂里的日子，对她来说太累也太枯燥。
做焊接的她，总是会被乱跳的焊点烫伤手。
她原本打算，春节回老家，就再也不回来了。
却在记者问到盖个房子要多少钱时，难以自抑地泪如雨下。
眼泪的内容，大概只有她自己晓得。
或许，是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攒不到那么多钱的不甘；
或许，是离开工厂，就找不到其它工作让自己生活下去的迷茫。
与杨玉金面临着同样困境的，还有和她同年的申才金。
他期待有一天可以离开工厂，做一份更轻松赚钱也更多的工作。
他给自己买了一台迷你无人机，却只能在不足十平的出租屋里玩玩。
因为空间太小，无人机常常飞不太高就会坠落。
恍如他的人生，被局限在了这小小的房间里。
他计划着再干一年就离开。
但是离开之后再做什么，却一点打算都没有。
来自四川的毕子依林，完全无法理解杨玉金和申才金的想法。
他是另一种人，工作只为了玩乐。
14、5岁时，他们就来了工厂。
那时，毕子依林刚刚考到西昌的学校。
可他觉得读书实在太苦了。
听老乡说，这里的工厂好玩，他便主动辍学来东莞打工。
记者问读书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他的言语里仍是不屑：哪有来工厂好耍。
而他口中的“好耍”，就是带着女工去KTV、打扑克，和她们谈“恋爱”。
玩的没钱了，他就回去工作。
工作个一两个月再出来玩，如此循环往复。
他从不想未来，不想前途。
或许是被思维所局限住。
他从不关心工厂以外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大世界。
旁人羡慕不来的年轻岁月，成了他肆意挥霍的资本。
流水线笔直而下，是他汨汨流动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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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上，超过一半都是这样的年轻人。
他们大多都是小学或者初中学历。
没有什么文化和知识。
他们带着不同的目的，却有着同样的迷惘。
他们从不谈以后，因为虚无飘渺。
提到梦想，他们会说，要做大老板，要做主管，要自己给自己打工。
可学历不够，实现梦想又谈何容易？
最终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呢？
纪录片《打工》里，就给了这些仍单纯的年轻人一个答案。
23岁的权广彬初中没毕业，到工厂已经好几年了。
却没攒下一分钱。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找一个女朋友回家结婚。
但厂里的女工嫌他工资太低，连网恋的对象，都只是为了骗他钱而已。
“再干一年就不干了”，这话他重复了好几年。
却还是在年假结束的时候，打包起行囊重新回来。
老家的工资只有2、3000，养活不了一家人。
再不甘心，再苦再累，他也得回来，回到流水线上。
上班、下班、刷视频、打游戏，吃快餐，就是他一整天的活动。
这样的生活，已经重复了数千个日夜。
和他的一样的工友，好几个已经离开了。
他们都曾相信，读三年书不如闯一年江湖。
后来都又不得不在现实面前，收起幻想，放下尊严。
在一场散伙饭上，记者问他们，如果还有一次可以读书的机会，他们还会选择出来打工吗？
所有人都沉默了，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曾经以为，读书是世界上最苦的事。
后来才发现，再苦，也苦不过生活。
纪录片里的一幕，让我很是感慨。
无论是杨鹏还是申才金，都喜欢读一本叫《完美世界》的小说。
小说讲了一个从小村庄里出来的年轻人，完成逆袭的故事。
他们很喜欢这个故事。
或许是因为，他们也期待一个底层逆袭的机会。
只不过现实却并不是小说里的完美世界。
#你害怕看牙医吗# 《洗牙之后，我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 文 | 读者：乔七阳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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