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柯瑞文：实施“云改数转”战略 融合共生加快5G推广】8月31日，因疫情而延期的2021世界5G大会在北京亦庄重启大幕，在 “2021世界5G大会”主论坛上，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发表了《聚力融合共生，共助5G扬帆》的主题演讲，分享了中国电信推进5G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和融合创新实践。
两年前世界5G大会召开时，恰逢我国5G启动，为产业界发出了一道“动员令”。如今，在产业界的共同努力下，5G建设与产业按下快进键，发展突飞猛进。本届大会的主题是“5G深耕，共融共生”，柯瑞文讲道：这个主题与5G当前发展阶段的实际非常契合。经过2年来的商用， 5G网络覆盖日趋完善，终端快速普及，应用不断丰富，已经进入了5G深耕，共融共生的新阶段。
云改数转，加速5G赋能千行百业
“云改数转”战略的本质是以客户为中心的改革与发展，柯瑞文介绍，中国电信正在实施“云改数转”战略，着力打造“服务型、科技型、安全型”企业，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5G发展，把满足客户需求、提升客户体验作为5G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5G好不好，用户说了算”。
正是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中国电信这一年来在5G高质量发展上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在5G建设上，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全面开展5G共建共享，建成全球首张、规模最大的5G SA共建共享商用网络，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的5G共享基站已经达到47.8万座，实现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发达县城的室外5G信号基本连续覆盖，预计每年可节约用电120亿度、二氧化碳减排377万吨。双碳目标显著改善，成本效益进一步释放。
同时，中国电信提升5G运营能力。柯瑞文介绍，中国电信构建了全客户、全产品、全渠道的数字化营销服务体系，统一云网调度和基础设施管理能力，快速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在继续加大5G网络建设的基础上，中国电信不断提升5G应用价值。面向个人和家庭，中国电信重点打造天翼超高清、天翼云游戏和天翼云VR/AR等5G特色应用，为家庭用户优先提供千兆5G、千兆光宽、千兆WiFi等家庭应用。面向政企用户，中国电信坚持5G+DICT协同发展，形成了矿山、钢铁、电子、化工、港口、医疗等领域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项目。本届大会上，中国电信展台展出了5G赋能智慧医疗的真实案例。中国电信打造5G云门会诊、5G云超声等系列5G远程云诊疗产品，成功助力北京积水潭医院开展50余例5G骨科远程手术，有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推进5G行业应用落地，不能仅仅依靠一家企业。柯瑞文指出，中国电信做强5G生态体系，开放数字化原子能力千余项，打造了5G产业创新联盟、5G融合应用开放实验室等产业创新生态体系。据悉，中国电信联合清华大学、紫金山实验室等机构，正开展5G安全、5G网元操作系统等联合研究创新。
科技创新引领5G高质量发展
坚持5G自主创新是企业发展主旋律，中国电信既注重标准的国际引领，也注重产业层面的开发创新。
在5G科技创新上，中国电信大力推进5G核心技术革新和自主研发， 2020年6月牵头制定《5G SA部署指南》，于2020年底率先实现5G SA规模商用，引领5G在SA的战略部署。同时，中国电信主导制定“三朵云”5G架构、超级上行等多项国际标准，在3GPP R16标准中，中国电信主导制定了10项技术标准，授权超过30个专利。据柯瑞文介绍，中国电信主导的无线网络标准在全球运营商中排名第一。
在产品研发方面，中国电信以5G为抓手，自主研发了轻量级UPF、MEC平台、小基站等产品，建立核心技术自主掌控的产品体系，走在了国内运营商的前列。本届大会上，中国电信“创新驱动，共享共赢”展区，带来了天翼云终端、天翼云AI、5G定制网、轻量级UPF等亮点产品，其中轻量级边缘网关UPF是目前业界唯一一款5GC全兼容产品，可有效降低垂直行业5G定制网成本。
在5G安全保障上，中国电信自主研发了具有全网覆盖能力的“云堤”网络防护平台，正在加快打造量子密话、安全专线、安全管家等一系列安全产品和服务。在“智慧升级，安全可信”展区，中国电信展出了等保助手、可信通信、量子密话、量子视频会议等众多安全产品，有效解决诈骗电话、骚扰电话等信息安全隐患。
云网融合持续夯实数字经济基石
自5G商用以来，中国电信加快推进云网融合步伐，积极构建新型云网基础设施，为5G发展提供良好的网络基础，柯瑞文指出，在当前5G深耕，共融共生的新阶段，仍然要坚持和发扬好的做法和经验，重点要做好三方面工作：
首先，加快应用推广，快速形成规模。未来5G应用更广阔的空间则在B端用户。在政企市场客户方面，目前中国电信的政企客户数达到1302万家。柯瑞文指出，中国电信已实现重点行业头部客户的5G应用覆盖，下一步将通过多元化的5G行业平台，加快行业标杆案例的规模复制推广，推进5G与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同时为家庭和个人用户提供灵活多样、品质体验、安全可靠的数字生活产品。
其次，加强云网融合，夯实数字化底座。5G时代就是云和网相互融合的时代。在柯瑞文看来，只有将“云、网、边、端、安、用”等数字化要素和AI、物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打造云网融合的安全、绿色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才能提升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满足不同行业应用场景的定制化需求。据介绍，中国电信将通过集中攻关云网关键核心技术，加强自主可控；通过云化、虚拟化和服务化，打造高效便捷、开放安全、智能泛在的数字化底座；积极践行双碳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云网基础设施运营低碳转型，全面助力产业链、供应链和全社会的绿色发展。
再次，加强共融共生，打好“团体赛”。5G应用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发展有其复杂性和系统性，需要各方积极协同推进。据悉，中国电信将通过推进行业内共融共生，产业链共融共生，与客户共融共生三方面举措加快推进5G商用步伐。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电信近日在上交所主板正式上市，上市募集的资金将重点用于5G产业互联网建设、云网融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研发。柯瑞文强调，“我们将以A股上市为大平台、总抓手，守正创新，开拓升级，与产业各界共同努力，携手创造5G的美好未来，为数字中国建设谱写华丽篇章。”https://t.cn/A6Iu9Xcv
两年前世界5G大会召开时，恰逢我国5G启动，为产业界发出了一道“动员令”。如今，在产业界的共同努力下，5G建设与产业按下快进键，发展突飞猛进。本届大会的主题是“5G深耕，共融共生”，柯瑞文讲道：这个主题与5G当前发展阶段的实际非常契合。经过2年来的商用， 5G网络覆盖日趋完善，终端快速普及，应用不断丰富，已经进入了5G深耕，共融共生的新阶段。
云改数转，加速5G赋能千行百业
“云改数转”战略的本质是以客户为中心的改革与发展，柯瑞文介绍，中国电信正在实施“云改数转”战略，着力打造“服务型、科技型、安全型”企业，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5G发展，把满足客户需求、提升客户体验作为5G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5G好不好，用户说了算”。
正是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中国电信这一年来在5G高质量发展上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在5G建设上，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全面开展5G共建共享，建成全球首张、规模最大的5G SA共建共享商用网络，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的5G共享基站已经达到47.8万座，实现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发达县城的室外5G信号基本连续覆盖，预计每年可节约用电120亿度、二氧化碳减排377万吨。双碳目标显著改善，成本效益进一步释放。
同时，中国电信提升5G运营能力。柯瑞文介绍，中国电信构建了全客户、全产品、全渠道的数字化营销服务体系，统一云网调度和基础设施管理能力，快速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在继续加大5G网络建设的基础上，中国电信不断提升5G应用价值。面向个人和家庭，中国电信重点打造天翼超高清、天翼云游戏和天翼云VR/AR等5G特色应用，为家庭用户优先提供千兆5G、千兆光宽、千兆WiFi等家庭应用。面向政企用户，中国电信坚持5G+DICT协同发展，形成了矿山、钢铁、电子、化工、港口、医疗等领域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项目。本届大会上，中国电信展台展出了5G赋能智慧医疗的真实案例。中国电信打造5G云门会诊、5G云超声等系列5G远程云诊疗产品，成功助力北京积水潭医院开展50余例5G骨科远程手术，有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推进5G行业应用落地，不能仅仅依靠一家企业。柯瑞文指出，中国电信做强5G生态体系，开放数字化原子能力千余项，打造了5G产业创新联盟、5G融合应用开放实验室等产业创新生态体系。据悉，中国电信联合清华大学、紫金山实验室等机构，正开展5G安全、5G网元操作系统等联合研究创新。
科技创新引领5G高质量发展
坚持5G自主创新是企业发展主旋律，中国电信既注重标准的国际引领，也注重产业层面的开发创新。
在5G科技创新上，中国电信大力推进5G核心技术革新和自主研发， 2020年6月牵头制定《5G SA部署指南》，于2020年底率先实现5G SA规模商用，引领5G在SA的战略部署。同时，中国电信主导制定“三朵云”5G架构、超级上行等多项国际标准，在3GPP R16标准中，中国电信主导制定了10项技术标准，授权超过30个专利。据柯瑞文介绍，中国电信主导的无线网络标准在全球运营商中排名第一。
在产品研发方面，中国电信以5G为抓手，自主研发了轻量级UPF、MEC平台、小基站等产品，建立核心技术自主掌控的产品体系，走在了国内运营商的前列。本届大会上，中国电信“创新驱动，共享共赢”展区，带来了天翼云终端、天翼云AI、5G定制网、轻量级UPF等亮点产品，其中轻量级边缘网关UPF是目前业界唯一一款5GC全兼容产品，可有效降低垂直行业5G定制网成本。
在5G安全保障上，中国电信自主研发了具有全网覆盖能力的“云堤”网络防护平台，正在加快打造量子密话、安全专线、安全管家等一系列安全产品和服务。在“智慧升级，安全可信”展区，中国电信展出了等保助手、可信通信、量子密话、量子视频会议等众多安全产品，有效解决诈骗电话、骚扰电话等信息安全隐患。
云网融合持续夯实数字经济基石
自5G商用以来，中国电信加快推进云网融合步伐，积极构建新型云网基础设施，为5G发展提供良好的网络基础，柯瑞文指出，在当前5G深耕，共融共生的新阶段，仍然要坚持和发扬好的做法和经验，重点要做好三方面工作：
首先，加快应用推广，快速形成规模。未来5G应用更广阔的空间则在B端用户。在政企市场客户方面，目前中国电信的政企客户数达到1302万家。柯瑞文指出，中国电信已实现重点行业头部客户的5G应用覆盖，下一步将通过多元化的5G行业平台，加快行业标杆案例的规模复制推广，推进5G与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同时为家庭和个人用户提供灵活多样、品质体验、安全可靠的数字生活产品。
其次，加强云网融合，夯实数字化底座。5G时代就是云和网相互融合的时代。在柯瑞文看来，只有将“云、网、边、端、安、用”等数字化要素和AI、物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打造云网融合的安全、绿色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才能提升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满足不同行业应用场景的定制化需求。据介绍，中国电信将通过集中攻关云网关键核心技术，加强自主可控；通过云化、虚拟化和服务化，打造高效便捷、开放安全、智能泛在的数字化底座；积极践行双碳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云网基础设施运营低碳转型，全面助力产业链、供应链和全社会的绿色发展。
再次，加强共融共生，打好“团体赛”。5G应用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发展有其复杂性和系统性，需要各方积极协同推进。据悉，中国电信将通过推进行业内共融共生，产业链共融共生，与客户共融共生三方面举措加快推进5G商用步伐。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电信近日在上交所主板正式上市，上市募集的资金将重点用于5G产业互联网建设、云网融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研发。柯瑞文强调，“我们将以A股上市为大平台、总抓手，守正创新，开拓升级，与产业各界共同努力，携手创造5G的美好未来，为数字中国建设谱写华丽篇章。”https://t.cn/A6Iu9Xcv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过去五年市场的特征是“茅指数”，核心是食品饮料和医药，背景是2016年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趋势中行业利润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
今年以来，“宁组合”成为投资热词。
“宁组合”是指国家追赶阶段亟待发展的关键资产，能够帮助提升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行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卡脖子”，另一类是“国家名片”。
年初至今，“茅指数”下跌，宁组合指数已经涨了50%，接下来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剧烈。
“宁组合”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类资产，今年的分化我们相信是新时代趋势来临的一个征兆。接下来会有顺应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王者的出现。
以上是嘉实基金理事总经理姚志鹏，在8月12日以《宁组合VS茅指数——激辩下一个投资风口》为主题的2021年嘉实基金秋季投资策略峰会线上的精彩观点，价值线研究院进行了整理，主要内容如下：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今年是“宁组合”正式走上舞台的第一年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2006-2007年的特点是资源为王，是中国经济引领全球共振向上的时代。当时的背景是全球经济向上过程中资源的稀缺性。那时候，资源是最重要的王者，有色金属指数的涨幅超过了11倍，龙头资源股涨幅达到了18到25倍，平均涨了20倍。
再看2013-2015年。这一轮行情的背景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出现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在这三年里，创业板的最高涨幅接近6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TMT龙头企业涨幅也是20倍。
现在来看2016-2020年。这五年市场的特征就是“茅指数”，核心是食品饮料和医药这两个行业。背景是2015年之后，整个经济进入低速阶段，随着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趋势，整个行业利润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所以，我们看到了茅指数的登场，在过去五年里，沪深300只涨了1.67倍，但茅指数却涨了接近10倍，当时消费领域的头部公司涨幅更是超过了30倍。
那么，今年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相信大家今年都听到了一个很热门的词：“宁组合”。这几个月以来，宁组合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今年是“宁组合”正式走上舞台的第一年。年初至今，茅指数还是有所下跌的，而宁组合指数已经涨了50%。也就是说，“茅指数”和“宁组合”已经开始分化。过去每一个年代的伟大投资机会都是时代的缩影，今年的分化我们相信是新时代趋势来临的一个征兆。接下来也会有顺应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王者的出现。“宁组合”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类资产，今年的分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剧烈。
低要素成本的红利已经到了尾声
市场决定内循环基础仍然雄厚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城镇化和全球分工实现的，背景是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是一个典型的低要素成本社会。但是到了今天，低要素成本的红利已经到了尾声，逐渐要过去了，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趋势性改变，转向了一个老龄化的结构。曾几何时，在深圳，手机组装工人一个月赚2000元就是一个比较高的工资，现在即使去中西部省份，也要五六千才能招到一个工人，在深圳就更困难了。这就是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抬升。随着中国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环保成本也在上升。中国的生育意愿也在下降，因而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
生育意愿下降叠加成本上升，中国依靠低要素成本占领低端产业份额的红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中国也不用悲观。
因为我们内需市场足够大。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92年小平南巡的时候，中国的社零总额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而到了2019年，中国的社零总额与美国已经非常接近了。而且，中国人均GDP仍然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当中国人均GDP往上走的时候，中国的内需市场还会大踏步的往前走。中国这个大市场，在城镇化、全球化带动下，已经诞生了很多传统经济的老牌龙头企业。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演进，内循环的基础仍然是非常雄厚的。
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到了最关键时刻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全社会努力方向
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高附加值产业，也就是代表中国国运的行业，现在是发展的最关键的时刻。因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其实一直在减少对高附加值工业品的依赖。最早，我们进口机械装备，出口原材料。但是现在来看，中国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是在减少的，未来低附加值的出口空间将进一步收窄。现在中国发展的任务，是怎样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到世界最领先的水平。前半程我们靠的是低要素成本红利，会有很多资本进入中国投资，从而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到了现在，和世界领先的经济体有关键差距的时候，前面是没有老师的，有老师也不愿意教。这个阶段怎么办呢？最重要的就是怎样靠自己把新产业发展起来，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是中国追赶全球领先经济体的必然，决定了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高度。
中国已经在一些高端产业有了一些集群效应，但是我们目前在很多高端产业里还是有很大的不足需要去补。这样才能在我国不再有低要素成本红利优势的时候，把国内的经济附加值提上去。
疫情之后，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动作，供应链的安全性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的二三十年经济发展是全球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产业链是互相依存，所以各个环节产业链之间的关联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接下来，要提高我们的自主可控。我们要在进口表里做文章，看哪些还面临进口压力，有供应链风险的，这是新的国际形势下的自主可控的必然选择。
近期很多大的政策思路，包括对房地产的调节，对药价的控制，这些政策思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中国有大量的高端产业亟待突破，未来十年，我们需要突破以芯片为代表的一批高端产业的门槛。这个阶段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压低要素成本，让低附加值的红利延续，从而为向上突破争取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制度都是为了压低要素成本的。
但是，从中期国际环境和国内趋势来看，要素成本上升还是必然的。我们可以延长红利，但我们不能拒绝要素成本的上升。所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力成本的质量，突破核心竞争力和硬科技领域，是这个时代全社会努力的方向。
如何避免中产阶级陷阱？
要靠“卡脖子”行业和“国家名片”的突破
这个时代发展的机会是什么？
我们理解的“宁组合”是指国家追赶阶段亟待发展的关键资产，能够帮助提高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行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卡脖子”，另一类是“国家名片”。
“卡脖子”行业不仅仅是芯片领域，还包括：粮食安全、产业链安全、能源安全、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等国家发展中需要进口的关键科技、关键材料和关键技术，甚至是关键装备。
中国要有内循环能力，未来要有自己的一套供应链，包括半导体、农业、军工；出口表里更多体现的是我们的国家实力。
我们是开放国家，我们不可能闭门造车，我们自成一体，中国就崛起了。如果你只解决了能用的问题，你还不能成为世界顶级经济体，我们一定要有国家名片。
国家名片有哪些？我们历史上的国家名片包括高铁、光伏、风电等。国家名片的意义是在大国竞争中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关键行业。
从石油争夺、地区利益争夺都能看出，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定是有一些关键要素的。典型的是能源效率间的竞争。这背后就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新型制造。
只有解决了国家名片和“卡脖子”这两个关键环节，中国才有可能最后突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
每一个投资都有时代的背景，我们这个时代就要选择这些行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宁组合”只是一个称呼，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道时代发展的内涵在哪里。
如何发掘这些核心资产？投资只是一个概率游戏，你要考虑失败的可能性，以及要珍惜每一次对的机会。
一定要在大级别产业趋势之中做投资，大水有大鱼，同时兼具较强持续性的竞争力的公司，容易形成大级别的长期机会。
大级别的变化，
就是大级别的机会
在万亿市值内具有广泛效应的企业，是苹果。苹果的崛起背后就是智能手机产业链，从iPhone诞生，到现在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苹果手机每年有2亿部手机的销售额，这是一个16万亿的市场，所以才有了苹果130倍的涨幅，这个过程中还有不断的产品迭代更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级别社会思潮的变化，就是大级别的机会。
新能源汽车是一个。举例而言，全家都在用苹果手机的家庭，用的车子至少在25万以上。大部分人手机的更换频率是两年一换，5年用到手机的消费大概在5-7万元左右，而汽车是25万以上甚至是30-50万级别的消费。所以在过去15年海外股市涨幅榜里，第一是奈飞，但奈飞体量不大；第二是苹果；第三是特斯拉。
借助时代的选择，
寻找高景气度赛道
景气度非常重要，我们说从周期中获益，就是要借助时代的选择，和行业景气度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比如电动汽车的出现，在2014-2016年，就成为公认的最有前景的产品。但从2016年到去年中期，行业经历了4年的下行期，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取得让人满意的价值回报。
但是从去年开始，随着行业在欧洲、在中国陆续进入到景气度上行的状态中，我们看到这些电动车头部企业、电动电池头部企业，在2年不到的时间里涨幅超过7倍。
当你选择了趋势向上的景气度，找到了战略向上的行业，接下来的事就是要找到这中间的“头马”。
“宁组合”不是指某个行业，而是在这类资产中找最优秀的公司。一个行业中优秀的公司和平庸的公司的差异是惊人的。
寻找优秀企业家
当然，好的商业模式也很重要，但是商业模式并不是唯一，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的创新创造。即使是一个好的行业，过了3-5年，如果管理者不行，可能也做不好。特别是在新兴行业，人很重要。优秀企业家在穿越时代的决策，以及在各种路线之间妥协，在各种设备、资金使用、技术路线之间的妥协，都会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对企业家的评估没有诀窍。但我们看，头部的企业家大多是地方上的精英，年龄在50-60岁，而机构投资者的平均年龄在35-36岁，准确评估这些企业家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通过密集调研和持续跟踪观察，在实践中去发现优秀的企业家。
价值线
过去五年市场的特征是“茅指数”，核心是食品饮料和医药，背景是2016年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趋势中行业利润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
今年以来，“宁组合”成为投资热词。
“宁组合”是指国家追赶阶段亟待发展的关键资产，能够帮助提升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行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卡脖子”，另一类是“国家名片”。
年初至今，“茅指数”下跌，宁组合指数已经涨了50%，接下来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剧烈。
“宁组合”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类资产，今年的分化我们相信是新时代趋势来临的一个征兆。接下来会有顺应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王者的出现。
以上是嘉实基金理事总经理姚志鹏，在8月12日以《宁组合VS茅指数——激辩下一个投资风口》为主题的2021年嘉实基金秋季投资策略峰会线上的精彩观点，价值线研究院进行了整理，主要内容如下：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今年是“宁组合”正式走上舞台的第一年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2006-2007年的特点是资源为王，是中国经济引领全球共振向上的时代。当时的背景是全球经济向上过程中资源的稀缺性。那时候，资源是最重要的王者，有色金属指数的涨幅超过了11倍，龙头资源股涨幅达到了18到25倍，平均涨了20倍。
再看2013-2015年。这一轮行情的背景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出现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在这三年里，创业板的最高涨幅接近6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TMT龙头企业涨幅也是20倍。
现在来看2016-2020年。这五年市场的特征就是“茅指数”，核心是食品饮料和医药这两个行业。背景是2015年之后，整个经济进入低速阶段，随着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趋势，整个行业利润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所以，我们看到了茅指数的登场，在过去五年里，沪深300只涨了1.67倍，但茅指数却涨了接近10倍，当时消费领域的头部公司涨幅更是超过了30倍。
那么，今年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相信大家今年都听到了一个很热门的词：“宁组合”。这几个月以来，宁组合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今年是“宁组合”正式走上舞台的第一年。年初至今，茅指数还是有所下跌的，而宁组合指数已经涨了50%。也就是说，“茅指数”和“宁组合”已经开始分化。过去每一个年代的伟大投资机会都是时代的缩影，今年的分化我们相信是新时代趋势来临的一个征兆。接下来也会有顺应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王者的出现。“宁组合”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类资产，今年的分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剧烈。
低要素成本的红利已经到了尾声
市场决定内循环基础仍然雄厚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城镇化和全球分工实现的，背景是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是一个典型的低要素成本社会。但是到了今天，低要素成本的红利已经到了尾声，逐渐要过去了，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趋势性改变，转向了一个老龄化的结构。曾几何时，在深圳，手机组装工人一个月赚2000元就是一个比较高的工资，现在即使去中西部省份，也要五六千才能招到一个工人，在深圳就更困难了。这就是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抬升。随着中国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环保成本也在上升。中国的生育意愿也在下降，因而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
生育意愿下降叠加成本上升，中国依靠低要素成本占领低端产业份额的红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中国也不用悲观。
因为我们内需市场足够大。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92年小平南巡的时候，中国的社零总额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而到了2019年，中国的社零总额与美国已经非常接近了。而且，中国人均GDP仍然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当中国人均GDP往上走的时候，中国的内需市场还会大踏步的往前走。中国这个大市场，在城镇化、全球化带动下，已经诞生了很多传统经济的老牌龙头企业。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演进，内循环的基础仍然是非常雄厚的。
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到了最关键时刻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全社会努力方向
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高附加值产业，也就是代表中国国运的行业，现在是发展的最关键的时刻。因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其实一直在减少对高附加值工业品的依赖。最早，我们进口机械装备，出口原材料。但是现在来看，中国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是在减少的，未来低附加值的出口空间将进一步收窄。现在中国发展的任务，是怎样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到世界最领先的水平。前半程我们靠的是低要素成本红利，会有很多资本进入中国投资，从而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到了现在，和世界领先的经济体有关键差距的时候，前面是没有老师的，有老师也不愿意教。这个阶段怎么办呢？最重要的就是怎样靠自己把新产业发展起来，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是中国追赶全球领先经济体的必然，决定了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高度。
中国已经在一些高端产业有了一些集群效应，但是我们目前在很多高端产业里还是有很大的不足需要去补。这样才能在我国不再有低要素成本红利优势的时候，把国内的经济附加值提上去。
疫情之后，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动作，供应链的安全性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的二三十年经济发展是全球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产业链是互相依存，所以各个环节产业链之间的关联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接下来，要提高我们的自主可控。我们要在进口表里做文章，看哪些还面临进口压力，有供应链风险的，这是新的国际形势下的自主可控的必然选择。
近期很多大的政策思路，包括对房地产的调节，对药价的控制，这些政策思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中国有大量的高端产业亟待突破，未来十年，我们需要突破以芯片为代表的一批高端产业的门槛。这个阶段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压低要素成本，让低附加值的红利延续，从而为向上突破争取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制度都是为了压低要素成本的。
但是，从中期国际环境和国内趋势来看，要素成本上升还是必然的。我们可以延长红利，但我们不能拒绝要素成本的上升。所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力成本的质量，突破核心竞争力和硬科技领域，是这个时代全社会努力的方向。
如何避免中产阶级陷阱？
要靠“卡脖子”行业和“国家名片”的突破
这个时代发展的机会是什么？
我们理解的“宁组合”是指国家追赶阶段亟待发展的关键资产，能够帮助提高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行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卡脖子”，另一类是“国家名片”。
“卡脖子”行业不仅仅是芯片领域，还包括：粮食安全、产业链安全、能源安全、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等国家发展中需要进口的关键科技、关键材料和关键技术，甚至是关键装备。
中国要有内循环能力，未来要有自己的一套供应链，包括半导体、农业、军工；出口表里更多体现的是我们的国家实力。
我们是开放国家，我们不可能闭门造车，我们自成一体，中国就崛起了。如果你只解决了能用的问题，你还不能成为世界顶级经济体，我们一定要有国家名片。
国家名片有哪些？我们历史上的国家名片包括高铁、光伏、风电等。国家名片的意义是在大国竞争中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关键行业。
从石油争夺、地区利益争夺都能看出，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定是有一些关键要素的。典型的是能源效率间的竞争。这背后就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新型制造。
只有解决了国家名片和“卡脖子”这两个关键环节，中国才有可能最后突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
每一个投资都有时代的背景，我们这个时代就要选择这些行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宁组合”只是一个称呼，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道时代发展的内涵在哪里。
如何发掘这些核心资产？投资只是一个概率游戏，你要考虑失败的可能性，以及要珍惜每一次对的机会。
一定要在大级别产业趋势之中做投资，大水有大鱼，同时兼具较强持续性的竞争力的公司，容易形成大级别的长期机会。
大级别的变化，
就是大级别的机会
在万亿市值内具有广泛效应的企业，是苹果。苹果的崛起背后就是智能手机产业链，从iPhone诞生，到现在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苹果手机每年有2亿部手机的销售额，这是一个16万亿的市场，所以才有了苹果130倍的涨幅，这个过程中还有不断的产品迭代更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级别社会思潮的变化，就是大级别的机会。
新能源汽车是一个。举例而言，全家都在用苹果手机的家庭，用的车子至少在25万以上。大部分人手机的更换频率是两年一换，5年用到手机的消费大概在5-7万元左右，而汽车是25万以上甚至是30-50万级别的消费。所以在过去15年海外股市涨幅榜里，第一是奈飞，但奈飞体量不大；第二是苹果；第三是特斯拉。
借助时代的选择，
寻找高景气度赛道
景气度非常重要，我们说从周期中获益，就是要借助时代的选择，和行业景气度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比如电动汽车的出现，在2014-2016年，就成为公认的最有前景的产品。但从2016年到去年中期，行业经历了4年的下行期，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取得让人满意的价值回报。
但是从去年开始，随着行业在欧洲、在中国陆续进入到景气度上行的状态中，我们看到这些电动车头部企业、电动电池头部企业，在2年不到的时间里涨幅超过7倍。
当你选择了趋势向上的景气度，找到了战略向上的行业，接下来的事就是要找到这中间的“头马”。
“宁组合”不是指某个行业，而是在这类资产中找最优秀的公司。一个行业中优秀的公司和平庸的公司的差异是惊人的。
寻找优秀企业家
当然，好的商业模式也很重要，但是商业模式并不是唯一，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的创新创造。即使是一个好的行业，过了3-5年，如果管理者不行，可能也做不好。特别是在新兴行业，人很重要。优秀企业家在穿越时代的决策，以及在各种路线之间妥协，在各种设备、资金使用、技术路线之间的妥协，都会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对企业家的评估没有诀窍。但我们看，头部的企业家大多是地方上的精英，年龄在50-60岁，而机构投资者的平均年龄在35-36岁，准确评估这些企业家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通过密集调研和持续跟踪观察，在实践中去发现优秀的企业家。
价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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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泡沫并不局限大国，关键在于制度化差异，不同国家对待地产泡沫采取不同抉择，在拥有制衡机制的国家处于相对可控范畴，当地产泡沫逆向吞噬实体经济时，就会采取理性决策，甚至不惜经历阵痛。
日本当年选择主动刺激泡沫，出于理性的自我纠偏，也正是主动刺破泡沫，才保住实体经济内核，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经历了资产负债表衰退，但在经历阵痛中悄然实现了产业升级，牢牢占据全球产业链中高端。东芝，索尼这些昔日龙头企业，早已腾笼换鸟进军关键技术领域，抛弃了传统的家电领域，依靠核心产品和技术服务赚取巨额利润。
美国也是如此，2001年大国加入WTO后，传统制造业大规模外迁，美国经济空心化现象加剧。随着美联储货币宽松，以及华尔街资本的推波助澜，美国也经历了地产泡沫，但和大国区别在于，美国穷人通过房子增值抵押用于消费，当时美国次级债支撑起的地产泡沫，很大程度既解决了穷人住房，又满足了穷人消费，和大国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后来美联储加息？除了核心通胀率升温之外，也是为了抑制地产泡沫的异化效应。毕竟，随着地产泡沫愈演愈烈，当企业纷纷投机地产，美国将逐渐丧失创新动能，届时，将失去经济可持续发展内核，美元以及世界霸主地位也将跌落，最终走向沉沦。
无论日本还是美国之所以刺破地产泡沫，历经痛苦的经济调整，很大程度源于注重长期利益。地产泡沫是一个毒瘤，短期通过推动地产可以拉动经济增长，长期则竭泽而渔，最终酿成不可挽回的灾难。
通过美国和日本地产泡沫可以清晰看到，两国经历了同样的场景，一是某个时期经济发展受挫，二是廉价货币政策，三是追求短期利益，四是制度性纠偏，五是历经阵痛调整。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踏上升值长途，对日本经济形成重大考验，如果进行政策调整，进一步推动日本产业积极布局海外，以此缓解美国压力，或许是理性选择。但日本采取货币宽松政策，希望烫平外部环境变动的压力。随着货币闸门开启，形成资产泡沫化。
日本当时也形成重大误判，认为日元的升值会对出口业造成严重冲击。事实是虽然日元不断升值，但短期并未对日本出口业造成抑制，相反扩大了日本贸易顺差。原因在于，日本高附加值产品已经获得美国消费者认同。同时，随着美国家电和汽车等传统制造业的衰落，短期内无法与日本产品形成有效竞争，从而增加了日本企业议价能力。
所以，当时日本当局高估了日元升值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做出了错误的决策，酿成地产泡沫，但在制度性纠偏作用下，日本经历了阵痛后度过了危机。需要强调的是，日本所以宁愿让金融机构历经长达20年资产负债表修复（自行消化坏账），就是为了其银行饱尝苦果，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广场协议背景，源于美国贸易赤字庞大，随着1979年保罗沃尔克为了压制通胀大幅提高利率，导致海外资本涌入美国，使美元持续升值，进而对出口造成不利影响。1981年随着通胀降温，美国经济进入大市场小政府主义主导下的调整期，企业也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提振出口。
因此，广场协议是美国和日本和德国等五个国家达成的协议，通过共同抛售美元让美元贬值。在这个过程中，德国马克也经历了升值，但是德国采取稳健货币政策，和日本截然相反。
真正自由贸易是教科书的产物，在现实环境下，国家之间各自的利益归属，尤其国家内部企业和相关群体的利益，在自由贸易环节上形成激烈博弈，通过不断的双边判断达成双方之间的各自妥协。所以，由于现实的利益纠葛很难产生真正的自由贸易，而是自由贸易的次优化。
日本和欧洲战后经济的恢复，建立在美国单边市场开放的基础上，即允许欧洲和日本关税壁垒以及市场准入条件，但当日本和欧洲经济复苏，对美国经济形成竞争优势时，这种不对等的贸易规则就演变成难以调和的矛盾，针对贸易的谈判由此展开，这也是广场协议的大背景。
大国也是如此，加入世贸后，大国成为价值洼地，美国传统制造业大量迁移，美国产业空心化现象加剧，但在这个过程中，大国并未履行入世承诺。美国面临不对等贸易，这也是要求人民币升值重要因素。
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大量海外资本涌入套利，一方面增加了外储规模，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开启，尤其房地产异军突起。成为资本追逐对象。地产泡沫从2005年开始，之后进入发酵阶段，到2008年达到高潮，当时大国地产泡沫化程度，就已和当年日本并驾齐驱。
但一个关键问题随之出现，为什么积累如此庞大规模外储？在很多人看来，庞大外储是一件自豪的事，其背后原因在于金融管制，尤其资本项目管制。正是金融和外汇的管制，央行产生大量外汇占款，形成大规模基础货币投放，越是庞大外汇流入，越将形成庞大规模占款，通过银行信贷的乘数效应使广义货币M2规模激增。
在这个过程中，房地产成为蓄水池，吸纳了过剩流动性，缓解通胀压力，更成为一场博傻游戏，也正是因为没有任何纠偏机制，地产最终成为国民信仰。随着地产泡沫愈演愈烈，对实体经济形成挤压，导致大量产业外迁。产业空心化，债务杠杆化，消费透支化，地产泡沫逐渐整个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成为口号，躺平现象由此出现。
地产泡沫并不局限大国，关键在于制度化差异，不同国家对待地产泡沫采取不同抉择，在拥有制衡机制的国家处于相对可控范畴，当地产泡沫逆向吞噬实体经济时，就会采取理性决策，甚至不惜经历阵痛。
日本当年选择主动刺激泡沫，出于理性的自我纠偏，也正是主动刺破泡沫，才保住实体经济内核，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经历了资产负债表衰退，但在经历阵痛中悄然实现了产业升级，牢牢占据全球产业链中高端。东芝，索尼这些昔日龙头企业，早已腾笼换鸟进军关键技术领域，抛弃了传统的家电领域，依靠核心产品和技术服务赚取巨额利润。
美国也是如此，2001年大国加入WTO后，传统制造业大规模外迁，美国经济空心化现象加剧。随着美联储货币宽松，以及华尔街资本的推波助澜，美国也经历了地产泡沫，但和大国区别在于，美国穷人通过房子增值抵押用于消费，当时美国次级债支撑起的地产泡沫，很大程度既解决了穷人住房，又满足了穷人消费，和大国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后来美联储加息？除了核心通胀率升温之外，也是为了抑制地产泡沫的异化效应。毕竟，随着地产泡沫愈演愈烈，当企业纷纷投机地产，美国将逐渐丧失创新动能，届时，将失去经济可持续发展内核，美元以及世界霸主地位也将跌落，最终走向沉沦。
无论日本还是美国之所以刺破地产泡沫，历经痛苦的经济调整，很大程度源于注重长期利益。地产泡沫是一个毒瘤，短期通过推动地产可以拉动经济增长，长期则竭泽而渔，最终酿成不可挽回的灾难。
通过美国和日本地产泡沫可以清晰看到，两国经历了同样的场景，一是某个时期经济发展受挫，二是廉价货币政策，三是追求短期利益，四是制度性纠偏，五是历经阵痛调整。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踏上升值长途，对日本经济形成重大考验，如果进行政策调整，进一步推动日本产业积极布局海外，以此缓解美国压力，或许是理性选择。但日本采取货币宽松政策，希望烫平外部环境变动的压力。随着货币闸门开启，形成资产泡沫化。
日本当时也形成重大误判，认为日元的升值会对出口业造成严重冲击。事实是虽然日元不断升值，但短期并未对日本出口业造成抑制，相反扩大了日本贸易顺差。原因在于，日本高附加值产品已经获得美国消费者认同。同时，随着美国家电和汽车等传统制造业的衰落，短期内无法与日本产品形成有效竞争，从而增加了日本企业议价能力。
所以，当时日本当局高估了日元升值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做出了错误的决策，酿成地产泡沫，但在制度性纠偏作用下，日本经历了阵痛后度过了危机。需要强调的是，日本所以宁愿让金融机构历经长达20年资产负债表修复（自行消化坏账），就是为了其银行饱尝苦果，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广场协议背景，源于美国贸易赤字庞大，随着1979年保罗沃尔克为了压制通胀大幅提高利率，导致海外资本涌入美国，使美元持续升值，进而对出口造成不利影响。1981年随着通胀降温，美国经济进入大市场小政府主义主导下的调整期，企业也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提振出口。
因此，广场协议是美国和日本和德国等五个国家达成的协议，通过共同抛售美元让美元贬值。在这个过程中，德国马克也经历了升值，但是德国采取稳健货币政策，和日本截然相反。
真正自由贸易是教科书的产物，在现实环境下，国家之间各自的利益归属，尤其国家内部企业和相关群体的利益，在自由贸易环节上形成激烈博弈，通过不断的双边判断达成双方之间的各自妥协。所以，由于现实的利益纠葛很难产生真正的自由贸易，而是自由贸易的次优化。
日本和欧洲战后经济的恢复，建立在美国单边市场开放的基础上，即允许欧洲和日本关税壁垒以及市场准入条件，但当日本和欧洲经济复苏，对美国经济形成竞争优势时，这种不对等的贸易规则就演变成难以调和的矛盾，针对贸易的谈判由此展开，这也是广场协议的大背景。
大国也是如此，加入世贸后，大国成为价值洼地，美国传统制造业大量迁移，美国产业空心化现象加剧，但在这个过程中，大国并未履行入世承诺。美国面临不对等贸易，这也是要求人民币升值重要因素。
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大量海外资本涌入套利，一方面增加了外储规模，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开启，尤其房地产异军突起。成为资本追逐对象。地产泡沫从2005年开始，之后进入发酵阶段，到2008年达到高潮，当时大国地产泡沫化程度，就已和当年日本并驾齐驱。
但一个关键问题随之出现，为什么积累如此庞大规模外储？在很多人看来，庞大外储是一件自豪的事，其背后原因在于金融管制，尤其资本项目管制。正是金融和外汇的管制，央行产生大量外汇占款，形成大规模基础货币投放，越是庞大外汇流入，越将形成庞大规模占款，通过银行信贷的乘数效应使广义货币M2规模激增。
在这个过程中，房地产成为蓄水池，吸纳了过剩流动性，缓解通胀压力，更成为一场博傻游戏，也正是因为没有任何纠偏机制，地产最终成为国民信仰。随着地产泡沫愈演愈烈，对实体经济形成挤压，导致大量产业外迁。产业空心化，债务杠杆化，消费透支化，地产泡沫逐渐整个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成为口号，躺平现象由此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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