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战疫故事# 【我是共产党员，我愿意为大家服务】听到居民们的声声道谢，感觉这一天志愿者生活既有意义又有成就感。
“累并快乐着。昨天，居委会张书记安排我负责指导居民登录核酸检测二维码。从早上6:30到晚上5:30，共为103位居民成功登录核酸检测二维码，年纪最大的91岁，最小的6岁。虽然一天下来精疲力尽，但听到居民们的声声道谢，感觉这一天志愿者生活既有意义又有成就感。”
“‘谢谢您，明天的码现在可以帮我登录截屏打印吗？’今天上午的志愿者工作，从早上8点到中午12点，一刻也没有停，但听到一位位老大爷、老大妈的感谢声，心里还是美美的。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志愿者，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明天继续，我愿意为大家服务，希望疫情早点结束。”
这是我在小区担任志愿者后，3月17日、24日先后发在微信朋友圈的感受。点赞好友超千人，各种留言让人感动：“党员志愿者好样的！向您致敬！”“逆‘风’而行，迎难而进。”其实，这些天来，我也被身边的社区干部和其他志愿者众志成城战疫情的事迹所激励。
我住的静安区彭浦镇万荣佳苑居民区，有5个小区共1310户，而且比较分散，居委干部仅7人。全员核酸检测设了3个检测点位，居民区书记、居委会主任和镇机关干部分别坐镇，其他居委干部和社区民警、物业保安全力以赴，但人手还是不够，需要大量志愿者助力。
“招募消息一发出，报名踊跃。”万荣佳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春兰说，此次共招募志愿者90人，有夫妻、父子一起上的，有一家三口全出动的，还有母亲带着女儿、外公带着外孙女前来报名的。
张小林、柏亚云是荣和苑的夫妻志愿者。按照分工，两人一个负责引导工作，一个帮助没有手机或不会操作手机的居民登录核酸检测二维码。柏亚云还把儿子用的喵喵机拿来，为有需求的居民打印二维码。3月19日，得知隔壁万荣阳光苑小区封闭，她又主动请缨去当“大白”。王海、陈敏夫妇都是在职的共产党员，万荣阳光苑小区封闭全员核酸检测，两人双双报名参加志愿者，分别担任“大白”和“小蓝”。
拥有48年党龄的老党员钱民强，与儿子钱歆跃在志愿者岗位上媲美。儿子在阳光苑当“大白”，自己在永春苑为不会使用手机者登录二维码。腰椎开过刀的老钱，虽然年过七旬，但操作手机的熟练程度不比年轻人慢。
“我帮‘大白’扫描贴码，老公和儿子拿喇叭叫门栋居民有序过来测核酸。”荣和苑居民潘雪芸、周臻、周沛杰，一家3口全部加入了志愿者行列。
“这张红色小纸片，就是志愿者的贡献。”万荣佳苑居委会主任丁丽炯说，永和路448弄、580弄两个小区分隔有一段距离，580弄小区的居民需要离开本小区到448弄小区参与检测，为保障现场秩序，党员志愿者杨继红提议居委会打印300多张小纸片，发放到小区每个居民手里，从而使后续检测井然有序。
志愿者中，年龄最大的是拥有44年党龄、今年77岁的荣和苑居民王淑兰，最小的是580弄大学生王云嘉、荣和苑大学生赵煜婷，两人均是00后。危难之际见真情。去年建党百年获得静安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杨焕明，主动请缨，派送物资、安抚居民、摄影摄像，样样都干。住在万荣阳光苑的上海市最美家庭、80后党员王萍，连续四天担任“大白”，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
我们小区志愿者的抗疫故事，还有很多很多。而我最想说的是：“抗疫有你有我，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一定能赢得这场硬仗的最后胜利！” （文图：何水根）
“累并快乐着。昨天，居委会张书记安排我负责指导居民登录核酸检测二维码。从早上6:30到晚上5:30，共为103位居民成功登录核酸检测二维码，年纪最大的91岁，最小的6岁。虽然一天下来精疲力尽，但听到居民们的声声道谢，感觉这一天志愿者生活既有意义又有成就感。”
“‘谢谢您，明天的码现在可以帮我登录截屏打印吗？’今天上午的志愿者工作，从早上8点到中午12点，一刻也没有停，但听到一位位老大爷、老大妈的感谢声，心里还是美美的。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志愿者，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明天继续，我愿意为大家服务，希望疫情早点结束。”
这是我在小区担任志愿者后，3月17日、24日先后发在微信朋友圈的感受。点赞好友超千人，各种留言让人感动：“党员志愿者好样的！向您致敬！”“逆‘风’而行，迎难而进。”其实，这些天来，我也被身边的社区干部和其他志愿者众志成城战疫情的事迹所激励。
我住的静安区彭浦镇万荣佳苑居民区，有5个小区共1310户，而且比较分散，居委干部仅7人。全员核酸检测设了3个检测点位，居民区书记、居委会主任和镇机关干部分别坐镇，其他居委干部和社区民警、物业保安全力以赴，但人手还是不够，需要大量志愿者助力。
“招募消息一发出，报名踊跃。”万荣佳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春兰说，此次共招募志愿者90人，有夫妻、父子一起上的，有一家三口全出动的，还有母亲带着女儿、外公带着外孙女前来报名的。
张小林、柏亚云是荣和苑的夫妻志愿者。按照分工，两人一个负责引导工作，一个帮助没有手机或不会操作手机的居民登录核酸检测二维码。柏亚云还把儿子用的喵喵机拿来，为有需求的居民打印二维码。3月19日，得知隔壁万荣阳光苑小区封闭，她又主动请缨去当“大白”。王海、陈敏夫妇都是在职的共产党员，万荣阳光苑小区封闭全员核酸检测，两人双双报名参加志愿者，分别担任“大白”和“小蓝”。
拥有48年党龄的老党员钱民强，与儿子钱歆跃在志愿者岗位上媲美。儿子在阳光苑当“大白”，自己在永春苑为不会使用手机者登录二维码。腰椎开过刀的老钱，虽然年过七旬，但操作手机的熟练程度不比年轻人慢。
“我帮‘大白’扫描贴码，老公和儿子拿喇叭叫门栋居民有序过来测核酸。”荣和苑居民潘雪芸、周臻、周沛杰，一家3口全部加入了志愿者行列。
“这张红色小纸片，就是志愿者的贡献。”万荣佳苑居委会主任丁丽炯说，永和路448弄、580弄两个小区分隔有一段距离，580弄小区的居民需要离开本小区到448弄小区参与检测，为保障现场秩序，党员志愿者杨继红提议居委会打印300多张小纸片，发放到小区每个居民手里，从而使后续检测井然有序。
志愿者中，年龄最大的是拥有44年党龄、今年77岁的荣和苑居民王淑兰，最小的是580弄大学生王云嘉、荣和苑大学生赵煜婷，两人均是00后。危难之际见真情。去年建党百年获得静安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杨焕明，主动请缨，派送物资、安抚居民、摄影摄像，样样都干。住在万荣阳光苑的上海市最美家庭、80后党员王萍，连续四天担任“大白”，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
我们小区志愿者的抗疫故事，还有很多很多。而我最想说的是：“抗疫有你有我，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一定能赢得这场硬仗的最后胜利！” （文图：何水根）
心能往千向，
但于此幽径，
吾安稳而行；
步步和风吹，
步步花绽放。
走路是一般人生活中最普遍、最频繁的活动。“像佛陀一样走路”，则走路本身就是一种修行，从走路之中，自有我们寻寻觅觅的正见、正念和智慧。
这是一款向一行禅师致敬的禅饰，我们把它起名为“一心走路”，是的，以一行禅师的书为它命名。吊坠的中央是18K金的一尊行走佛，外围是天然白贝。
行走佛，是最具暹罗独特风格的佛像。佛经中记载了，佛陀的四种姿态，站、行、坐、卧。行走佛，是很能体现佛教日常行为的一尊很重要的佛。这也符合佛教中行、住、坐、卧皆修行这一宗旨。行走佛像左手托前立掌，右臂微微后䙓，右脚后䙓，双目前视，摆出行走的姿态，象征着预知与光明的未来。
2022年的1月22日一行禅师圆寂。一行禅师是将佛教传入西方的先驱，在法国建立了梅村禅修中心。一行禅师一直以来以教导正念禅修为事业，被誉为“正念之父”。其中行禅，就是一行禅师不光教导，而且长期亲自带领的一种禅修方式。在此与大家分享一篇一行禅师的开示：《行禅指南》，相信一定会大有裨益：https://t.cn/A66K6WXq
走路是一般人生活中最普遍、最频繁的活动。“像佛陀一样走路”，则走路本身就是一种修行，从走路之中，自有我们寻寻觅觅的正见、正念和智慧。
这是一款向一行禅师致敬的禅饰，我们把它起名为“一心走路”，是的，以一行禅师的书为它命名。吊坠的中央是18K金的一尊行走佛，外围是天然白贝。
行走佛，是最具暹罗独特风格的佛像。佛经中记载了，佛陀的四种姿态，站、行、坐、卧。行走佛，是很能体现佛教日常行为的一尊很重要的佛。这也符合佛教中行、住、坐、卧皆修行这一宗旨。行走佛像左手托前立掌，右臂微微后䙓，右脚后䙓，双目前视，摆出行走的姿态，象征着预知与光明的未来。
2022年的1月22日一行禅师圆寂。一行禅师是将佛教传入西方的先驱，在法国建立了梅村禅修中心。一行禅师一直以来以教导正念禅修为事业，被誉为“正念之父”。其中行禅，就是一行禅师不光教导，而且长期亲自带领的一种禅修方式。在此与大家分享一篇一行禅师的开示：《行禅指南》，相信一定会大有裨益：https://t.cn/A66K6WXq
【环时深度|从瘟疫噩梦到德堡疑云，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 编者的话：美国在俄乌爆发军事冲突前煽风点火。眼见火起，华盛顿一边火上浇油，一边尽量远离“火场”，生怕烧到自己。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是有一颗火星溅到美国身上，烧出一个大洞，引得大家纷纷围过来往洞里瞧，想搞清楚美国人到底在遮掩什么。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在美国军方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展军事生物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中方呼吁美国开放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合理要求不会被美国所接受，因为美国推动生物武器的研制、试验、开发和大规模使用，已有近百年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对这种武器的认知在持续加深。我们只有理清美国对生物武器深度认知的过程，才能透过纷纷杂杂的事件以及真真假假的信息，看清华盛顿的底层逻辑，明白美国“欲罢不能”的根本原因。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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