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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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共产党员”】“敬爱的群友们，返岗后我已连续多日坚守在宣传战线工作岗位上，工作紧张而又繁忙。但不管多累，我总是通过群消息时时关注着你们在社区一线的执着坚守，时时被你们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决战决胜姿态和顽强战‘疫’的信念所感动。相信有你们，会更加彰显党的领导力之伟大、疫情下沉党员之担当、志愿服务精神之高尚、平凡普通生活之不易。相信有你们，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打赢这一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
3月25日晚，刚从繁重工作中暂时抽身的市委宣传部某干部，来不及休息，就又惦念起他的“群友”——下沉到路南区友谊街道福乐园社区的党员志愿者们，随笔写下这封《工作报告书》抒发心声。
《工作报告书》的背后，是党员志愿者们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守护市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一个又一个感人故事。
3月19日，周六，疫情突袭。这位市委宣传部干部当天被封控在家。下午开始全员核酸检测，预料到社区工作人员少、居民群众多，从社区群中得知共有4个核酸检测点，便就近来到社区东门检测点协助维护现场秩序，一直忙到晚上10时30分。此后，稍有空闲，这位从事志愿服务工作的宣传部干部，就会向社区干部了解志愿者招募使用流程、应急启动机制等准备情况，向其他志愿者询问在大疫大考中志愿服务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20日凌晨2时30分，市委组织部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号召市、区两级机关干部就地下沉，第一时间向所在社区党组织报到，认领职责岗位，开展志愿服务，带领社区群众阻击疫情传播。
市委宣传部这名干部20日早8时，马上向他所在的福乐园社区报到，和市纪委监委的高原一起打印下沉报到表，又组织陆续赶来要求分配“最急难险重的工作”的各单位下沉党员报到，协助社区干部按工作需要分成按楼喊人、身份登记、信息录入、维护秩序4个组。为便于工作安排和沟通联系，现场建起党员下沉志愿服务工作群。3月20日晚，该群已有57人，截至目前已有市城管系统、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务局等70多个单位的87名下沉党员志愿者。
这些党员志愿者义无反顾地冲在了社区疫情防控第一线，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他们积极参与政策宣传、隔离管控、秩序维护、排查登记、服务群众等各个环节，哪里需要哪里就有他们忙碌的身影。“有了他们，我们就有了主心骨。”社区居民由衷赞叹，起初的恐慌情绪很快烟消云散。
“同为血肉之躯，面对疫情风险说不害怕是假的。但我是党员，我不去谁去？”离家前，市直机关下沉该社区的党员志愿者王志超给担心他安危的妻子撂下了这句话。福乐园社区有一栋单元楼实行全封闭管理。王志超主动请缨，肩负起每天为这些居民送生活物资的重担，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共产党员的“硬核”担当。
“请大家排好队，注意保持一米距离。”“请佩戴好口罩。”“大家提前准备好二维码，以便节省核酸检测时间。”党员志愿者李峥、吴倩主动承担起采样秩序维护这一最为繁琐和严谨的岗位，从早晨8时到晚上8时，二人协助登记信息、维护秩序的同时，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这些温馨提示。每一次登记信息时，都反复核对，确保信息无误；面对年长的老人，帮助他们快速找到健康码；面对配合度较差的孩童，则轻声给予安慰，极大提高了核酸检测工作效率。
刘红英和李冉是每天最早到达工作地点的党员志愿者，二人承担的是电梯间、楼门把手等部位的消杀工作，这项工作完成后，来不及喝口水、休息一下，就又拿上小喇叭反复广播，提醒居民做核酸检测。“虽然每天工作很累，但听到居民一句句‘辛苦了’的时候，又瞬间感觉精神抖擞、电量满格。群众的认可，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褒奖，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采访中，记者听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想听听这位宣传干部的故事，却被他摆手谢绝。他展示了手机上群友们的一些留言：“我是党员我带头！”“抗疫一线，我当先锋！”“希望我们用夜以继日地辛苦付出，为构筑疫情防控坚固防线贡献力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发展大局！”
“这些都是坚守一线的党员志愿者们发自肺腑的心声。”这位干部说。
值守在福乐园东门核酸采集点的党员志愿者吴志会也不愿多说自己。他介绍，“除了党员志愿者奋战在一线，社区志愿者们也很辛苦。防护服不够时，他们还主动让给我们穿。一花引来百花开，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志愿服务中来。社区一家面馆的老板从封控第一天起就参加志愿服务，免费为志愿者提供拉面。他们无怨无悔、无私奉献，同样是先锋模范。”截至目前，全市16.9万余名志愿者、1600余支志愿服务队伍积极投身疫情防控战线各个领域，各尽所能、各展所长，舍小家为大家、讲奉献勇担当，成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重要力量。
正当这个志愿服务群体不断发展壮大之时，最早加入其中的这名宣传干部，20日晚上联系了唐山广播电视台次日采访福乐园社区党员下沉情况后，就收到了次日紧急返回工作岗位的通知。虽然离开了社区，但他在单位与同事们一起，依然为抗疫奔波忙碌；21日下发《关于进一步科学有序专业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的通知》，对立足实际组织招募、充分发挥“三员”作用、强化落实激励保障进行部署；22日与市教育局印发《关于面向全市未成年人及其家长开展“同心战疫”心理援助服务的公告》，联合唐山师范学院从即日起提供免费心理健康咨询；23日与唐山演艺集团开展“疫情居家新体验·文明健康新生活”优秀剧目展播活动，特别精选了我省优秀剧目及我市近一年来创作的20部获奖剧目和优秀文艺节目进行线上展播，拟定了抗疫宣传标语；24日与唐山广播电视台召开线上会议，谋划安排次日5G直播志愿服务活动；25日中午12时，“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唐山一定赢”特别节目准时播出，5G连线3个社区对全市志愿者工作情况进行了1个小时的现场直播，仅网络在线观看人数就突破20万名，发出了积极参与、支持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的强大动员令；26日，在唐山市2022年第7场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全市志愿服务开展情况；27日，准备了向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报送唐山市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开展志愿服务情况的汇报……超快节奏的工作让他和他的同事们一刻都不能停歇。
随后的日子，他虽不能和其他党员志愿者一起奔波在社区疫情防控最前沿，但他的心却和他们紧紧相连。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时刻关注着党员志愿服务工作群里的各种动态和最新消息，于是用写《工作报告书》的形式，传递问候之情，并和大家共勉，在不同岗位上同心同向共抗疫情。
“连日来，你们深入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身体力行，扎实工作，在你们的辛勤付出下，社区核酸检测秩序越来越好，物资保障越来越有序，群众情绪越来越稳定。‘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中国的老百姓最期盼有主心骨，党组织、社区下沉党员就是老百姓的主心骨、顶梁柱，恳请进群的下沉党员继续不忘初心、坚守岗位！”这位干部在《工作报告书》中写道。
自3月19日至今，和这位宣传干部以及他的群友一样，全市下沉到社区的党员干部共有59026名，成立了1504个临时党支部和6018个党小组，组建了9964个小分队，承担起封闭管控、值班值守、检测隔离、流调溯源、人员转运、物资保供等任务，极大缓解了基层一线防控人员不足问题，让党旗高高飘扬在抗疫一线，党徽闪耀在战“疫”前哨。
这位宣传干部再三不肯透露姓名，但群众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共产党员”，是这个春天里最美的身影之一！（唐山文明网）
3月25日晚，刚从繁重工作中暂时抽身的市委宣传部某干部，来不及休息，就又惦念起他的“群友”——下沉到路南区友谊街道福乐园社区的党员志愿者们，随笔写下这封《工作报告书》抒发心声。
《工作报告书》的背后，是党员志愿者们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守护市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一个又一个感人故事。
3月19日，周六，疫情突袭。这位市委宣传部干部当天被封控在家。下午开始全员核酸检测，预料到社区工作人员少、居民群众多，从社区群中得知共有4个核酸检测点，便就近来到社区东门检测点协助维护现场秩序，一直忙到晚上10时30分。此后，稍有空闲，这位从事志愿服务工作的宣传部干部，就会向社区干部了解志愿者招募使用流程、应急启动机制等准备情况，向其他志愿者询问在大疫大考中志愿服务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20日凌晨2时30分，市委组织部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号召市、区两级机关干部就地下沉，第一时间向所在社区党组织报到，认领职责岗位，开展志愿服务，带领社区群众阻击疫情传播。
市委宣传部这名干部20日早8时，马上向他所在的福乐园社区报到，和市纪委监委的高原一起打印下沉报到表，又组织陆续赶来要求分配“最急难险重的工作”的各单位下沉党员报到，协助社区干部按工作需要分成按楼喊人、身份登记、信息录入、维护秩序4个组。为便于工作安排和沟通联系，现场建起党员下沉志愿服务工作群。3月20日晚，该群已有57人，截至目前已有市城管系统、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务局等70多个单位的87名下沉党员志愿者。
这些党员志愿者义无反顾地冲在了社区疫情防控第一线，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他们积极参与政策宣传、隔离管控、秩序维护、排查登记、服务群众等各个环节，哪里需要哪里就有他们忙碌的身影。“有了他们，我们就有了主心骨。”社区居民由衷赞叹，起初的恐慌情绪很快烟消云散。
“同为血肉之躯，面对疫情风险说不害怕是假的。但我是党员，我不去谁去？”离家前，市直机关下沉该社区的党员志愿者王志超给担心他安危的妻子撂下了这句话。福乐园社区有一栋单元楼实行全封闭管理。王志超主动请缨，肩负起每天为这些居民送生活物资的重担，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共产党员的“硬核”担当。
“请大家排好队，注意保持一米距离。”“请佩戴好口罩。”“大家提前准备好二维码，以便节省核酸检测时间。”党员志愿者李峥、吴倩主动承担起采样秩序维护这一最为繁琐和严谨的岗位，从早晨8时到晚上8时，二人协助登记信息、维护秩序的同时，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这些温馨提示。每一次登记信息时，都反复核对，确保信息无误；面对年长的老人，帮助他们快速找到健康码；面对配合度较差的孩童，则轻声给予安慰，极大提高了核酸检测工作效率。
刘红英和李冉是每天最早到达工作地点的党员志愿者，二人承担的是电梯间、楼门把手等部位的消杀工作，这项工作完成后，来不及喝口水、休息一下，就又拿上小喇叭反复广播，提醒居民做核酸检测。“虽然每天工作很累，但听到居民一句句‘辛苦了’的时候，又瞬间感觉精神抖擞、电量满格。群众的认可，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褒奖，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采访中，记者听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想听听这位宣传干部的故事，却被他摆手谢绝。他展示了手机上群友们的一些留言：“我是党员我带头！”“抗疫一线，我当先锋！”“希望我们用夜以继日地辛苦付出，为构筑疫情防控坚固防线贡献力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发展大局！”
“这些都是坚守一线的党员志愿者们发自肺腑的心声。”这位干部说。
值守在福乐园东门核酸采集点的党员志愿者吴志会也不愿多说自己。他介绍，“除了党员志愿者奋战在一线，社区志愿者们也很辛苦。防护服不够时，他们还主动让给我们穿。一花引来百花开，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志愿服务中来。社区一家面馆的老板从封控第一天起就参加志愿服务，免费为志愿者提供拉面。他们无怨无悔、无私奉献，同样是先锋模范。”截至目前，全市16.9万余名志愿者、1600余支志愿服务队伍积极投身疫情防控战线各个领域，各尽所能、各展所长，舍小家为大家、讲奉献勇担当，成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重要力量。
正当这个志愿服务群体不断发展壮大之时，最早加入其中的这名宣传干部，20日晚上联系了唐山广播电视台次日采访福乐园社区党员下沉情况后，就收到了次日紧急返回工作岗位的通知。虽然离开了社区，但他在单位与同事们一起，依然为抗疫奔波忙碌；21日下发《关于进一步科学有序专业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的通知》，对立足实际组织招募、充分发挥“三员”作用、强化落实激励保障进行部署；22日与市教育局印发《关于面向全市未成年人及其家长开展“同心战疫”心理援助服务的公告》，联合唐山师范学院从即日起提供免费心理健康咨询；23日与唐山演艺集团开展“疫情居家新体验·文明健康新生活”优秀剧目展播活动，特别精选了我省优秀剧目及我市近一年来创作的20部获奖剧目和优秀文艺节目进行线上展播，拟定了抗疫宣传标语；24日与唐山广播电视台召开线上会议，谋划安排次日5G直播志愿服务活动；25日中午12时，“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唐山一定赢”特别节目准时播出，5G连线3个社区对全市志愿者工作情况进行了1个小时的现场直播，仅网络在线观看人数就突破20万名，发出了积极参与、支持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的强大动员令；26日，在唐山市2022年第7场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全市志愿服务开展情况；27日，准备了向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报送唐山市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开展志愿服务情况的汇报……超快节奏的工作让他和他的同事们一刻都不能停歇。
随后的日子，他虽不能和其他党员志愿者一起奔波在社区疫情防控最前沿，但他的心却和他们紧紧相连。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时刻关注着党员志愿服务工作群里的各种动态和最新消息，于是用写《工作报告书》的形式，传递问候之情，并和大家共勉，在不同岗位上同心同向共抗疫情。
“连日来，你们深入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身体力行，扎实工作，在你们的辛勤付出下，社区核酸检测秩序越来越好，物资保障越来越有序，群众情绪越来越稳定。‘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中国的老百姓最期盼有主心骨，党组织、社区下沉党员就是老百姓的主心骨、顶梁柱，恳请进群的下沉党员继续不忘初心、坚守岗位！”这位干部在《工作报告书》中写道。
自3月19日至今，和这位宣传干部以及他的群友一样，全市下沉到社区的党员干部共有59026名，成立了1504个临时党支部和6018个党小组，组建了9964个小分队，承担起封闭管控、值班值守、检测隔离、流调溯源、人员转运、物资保供等任务，极大缓解了基层一线防控人员不足问题，让党旗高高飘扬在抗疫一线，党徽闪耀在战“疫”前哨。
这位宣传干部再三不肯透露姓名，但群众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共产党员”，是这个春天里最美的身影之一！（唐山文明网）
18年后，河南还是不是高考地狱？
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人口数据报告显示，出生人口为1062万人，出生率进一步下降，跌破10‰，仅为7.52‰。
全国各地人口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人口大省河南，出生人口自1978年以来首次低于80万人，人口出生率为8.00‰，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64‰。
面对持续走低的新生人口数，有网友开玩笑说：这是不是意味着18年后，河南高考将告别“地狱模式”？
2021年，全国仅广东省出生人口超过百万，达到118.31万人，出生率为9.35‰，是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的省份。
历来被称为“人口大省”的河南、山东，2021年出生人口分别为79.3万、75.04万人，分列第二、第三位，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64‰、0.02‰。
2021年，河南自然增长6.3万人，山东则基本持平，仅增长0.2万人，即2000人。
在低出生率的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的省份也在增多。截至目前，全国23个已发布2021年人口数据的省份中，有20个公布了2021年的出生人口数据。其中，有10个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包括江苏、湖北、重庆、内蒙古、上海、黑龙江、湖南、河北、天津、北京。
其中黑龙江下降最为明显，202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11‰，为全国最低，全年人口减少16.09万人。
江苏、湖北、湖南、内蒙古、山西、河北，则是近几十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
从常住人口来看，有13个省份增加，10个省份出现下降。2021年末河南全省常住人口9883万人，这一数据比2020年减少了58万人。
黑龙江2021年末常住总人口3125万人，比上年减少46万人。
河北2021年末全省常住总人口7448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6万人。
甘肃2021年末全省常住人口2490.02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1.00万人……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中国第二经济大省的江苏，2021年末全省常住人口8505.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8.1万人。但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2‰，这是江苏年度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
与此同时，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数据为763.6万对，较上一年下降6.09%。
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大关、2020年跌破900万大关之后，结婚登记数据再次跌破800万对大关，仅为2013年最高峰期的57%，创下了新低。
据分析，社会竞争激烈是年轻人结婚生育意愿降低的一大重要因素。
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近年来，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结婚生育意愿自然会降低。
结婚是人生大事，并且与生育问题息息相关，结婚率降低会影响人口出生率，进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到2021年已经是连续5年下降。
出生人口下降引发全民热议，同样应该值得关注的，还有未来生源下降等问题。
河南高考历来以难著称，超百万的高考报名人数、超低的人均“双一流”指数、垫底的本科录取率，无一不是河南考生的痛处。
2021年河南高考报名人数125万人（参加普通统一高考的报名人数实际为79.07万人），2021年出生人口仅为79.3万，44年来出生人口首次跌破80万。
如果人口一直下降，18年后，河南还有多少人参加高考？是否真的将让出“高考大省”称谓？河南高考是不是也如网友所说，将告别“地狱模式”？
2021年，高考报名人数再创新高，达到1078万人，这是连续3年突破千万。
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峰1050万之后开始了下跌模式，连跌5年，降至912万。2014年开始，高考报名人数止跌并开始缓慢增长。在2019年再次突破千万，直到2021年。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超千万的高考报名人数，和2008年的1050万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并非绝对生源推动下的增长，而是统计口径的变化。
本世纪前10年高考报名人数增长，生源主要来自适龄人口的增长，高中教育的普及与提高。
而2014年起的报名人数再次提高，从适龄人口与基本生源基数角度看，几乎没有太大变化，甚至在缩减，尤其是普高人数。
对照三年前的普高人数，均在800万左右，远低于2008年前后的规模。
此次增长的核心原因，是职业教育升学路径的打通，大量中职与高职人数进入了高考报名人数的统计范畴。
高考报名人数增长背后的另外一种下降值得警惕。
新生儿数字与生源是正相关关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新生儿数字对未来的生源发展趋势作出预测。
2003年起，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我国新生儿数字长期徘徊在1600万上下。2015年二胎政策落地，当年新生儿不增反降。2016年在二胎政策红利影响下，新生儿曾出现快速增长，达到1786万，但此后出现快速的下降，2019年降至1465万，创下新中国除三年自然灾害外的新低。2020年，再次比上年大跌260多万，仅有1200万人。
2021年1062万人的出生数，即便保持100%存活率，哪怕一个不分流，未来高考人数也将大大减少了。
2021年高校招生1001万人，未来哪里还有生源？甚至将倒闭一些高校也不无可能。
不只是高考，新生儿数量与小学、初中、高中、中职、本专科招生人数有着直接密切关联。从近年来本专科、中职、高中招收人数数据来看，未来各级学校招生数将呈下降趋势，我们所有生源将不足1000万。
从近20多年新出生人口数、小学招生数、初中招生数、普通高中招生数的比对中可以看出，伴随人口的绝对下降，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
河南的高考，或许可以告别“地狱模式”，就像以前的天之骄子，现在也可以两人分一份。
只是，我们历来是善于画圈圈，用新的不平等，来代替旧的不平等。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人口数据报告显示，出生人口为1062万人，出生率进一步下降，跌破10‰，仅为7.52‰。
全国各地人口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人口大省河南，出生人口自1978年以来首次低于80万人，人口出生率为8.00‰，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64‰。
面对持续走低的新生人口数，有网友开玩笑说：这是不是意味着18年后，河南高考将告别“地狱模式”？
2021年，全国仅广东省出生人口超过百万，达到118.31万人，出生率为9.35‰，是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的省份。
历来被称为“人口大省”的河南、山东，2021年出生人口分别为79.3万、75.04万人，分列第二、第三位，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64‰、0.02‰。
2021年，河南自然增长6.3万人，山东则基本持平，仅增长0.2万人，即2000人。
在低出生率的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的省份也在增多。截至目前，全国23个已发布2021年人口数据的省份中，有20个公布了2021年的出生人口数据。其中，有10个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包括江苏、湖北、重庆、内蒙古、上海、黑龙江、湖南、河北、天津、北京。
其中黑龙江下降最为明显，202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11‰，为全国最低，全年人口减少16.09万人。
江苏、湖北、湖南、内蒙古、山西、河北，则是近几十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
从常住人口来看，有13个省份增加，10个省份出现下降。2021年末河南全省常住人口9883万人，这一数据比2020年减少了58万人。
黑龙江2021年末常住总人口3125万人，比上年减少46万人。
河北2021年末全省常住总人口7448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6万人。
甘肃2021年末全省常住人口2490.02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1.00万人……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中国第二经济大省的江苏，2021年末全省常住人口8505.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8.1万人。但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2‰，这是江苏年度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
与此同时，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数据为763.6万对，较上一年下降6.09%。
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大关、2020年跌破900万大关之后，结婚登记数据再次跌破800万对大关，仅为2013年最高峰期的57%，创下了新低。
据分析，社会竞争激烈是年轻人结婚生育意愿降低的一大重要因素。
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近年来，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结婚生育意愿自然会降低。
结婚是人生大事，并且与生育问题息息相关，结婚率降低会影响人口出生率，进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到2021年已经是连续5年下降。
出生人口下降引发全民热议，同样应该值得关注的，还有未来生源下降等问题。
河南高考历来以难著称，超百万的高考报名人数、超低的人均“双一流”指数、垫底的本科录取率，无一不是河南考生的痛处。
2021年河南高考报名人数125万人（参加普通统一高考的报名人数实际为79.07万人），2021年出生人口仅为79.3万，44年来出生人口首次跌破80万。
如果人口一直下降，18年后，河南还有多少人参加高考？是否真的将让出“高考大省”称谓？河南高考是不是也如网友所说，将告别“地狱模式”？
2021年，高考报名人数再创新高，达到1078万人，这是连续3年突破千万。
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峰1050万之后开始了下跌模式，连跌5年，降至912万。2014年开始，高考报名人数止跌并开始缓慢增长。在2019年再次突破千万，直到2021年。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超千万的高考报名人数，和2008年的1050万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并非绝对生源推动下的增长，而是统计口径的变化。
本世纪前10年高考报名人数增长，生源主要来自适龄人口的增长，高中教育的普及与提高。
而2014年起的报名人数再次提高，从适龄人口与基本生源基数角度看，几乎没有太大变化，甚至在缩减，尤其是普高人数。
对照三年前的普高人数，均在800万左右，远低于2008年前后的规模。
此次增长的核心原因，是职业教育升学路径的打通，大量中职与高职人数进入了高考报名人数的统计范畴。
高考报名人数增长背后的另外一种下降值得警惕。
新生儿数字与生源是正相关关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新生儿数字对未来的生源发展趋势作出预测。
2003年起，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我国新生儿数字长期徘徊在1600万上下。2015年二胎政策落地，当年新生儿不增反降。2016年在二胎政策红利影响下，新生儿曾出现快速增长，达到1786万，但此后出现快速的下降，2019年降至1465万，创下新中国除三年自然灾害外的新低。2020年，再次比上年大跌260多万，仅有1200万人。
2021年1062万人的出生数，即便保持100%存活率，哪怕一个不分流，未来高考人数也将大大减少了。
2021年高校招生1001万人，未来哪里还有生源？甚至将倒闭一些高校也不无可能。
不只是高考，新生儿数量与小学、初中、高中、中职、本专科招生人数有着直接密切关联。从近年来本专科、中职、高中招收人数数据来看，未来各级学校招生数将呈下降趋势，我们所有生源将不足1000万。
从近20多年新出生人口数、小学招生数、初中招生数、普通高中招生数的比对中可以看出，伴随人口的绝对下降，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
河南的高考，或许可以告别“地狱模式”，就像以前的天之骄子，现在也可以两人分一份。
只是，我们历来是善于画圈圈，用新的不平等，来代替旧的不平等。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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