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痛苦的根源是什么？
有个高赞回答是：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遭受两支箭的攻击：
一支是外界射向你的，另一支是自己射向自己的。
但真正伤害你最深的，是后者。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但那些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都是自找的。
就像卢梭说的：“我们的悲伤，我们的忧虑，我们的痛苦，都是由我们自己引起的。”
以下让人痛苦的5大根源，看完你就悟了。
欲望太多，不懂知足
苏格拉底曾说：“知足是天然的财富，欲望是人为的贫穷。”
人一旦陷入欲望的深渊当中，痛苦也会随之而来。
巴尔扎克在《驴皮记》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家道中落的拉斐尔在贫困中自暴自弃，有一次，输光了钱财的他，想要投河自尽。
在投河路上，他意外地得到了一张神奇的驴皮。
它可以满足主人的任何愿望，代价是主人寿命的减损。
起初，抱着怀疑态度的拉斐尔许了一个关于晚宴的愿望。
愿望满足之后，沉浸在惊喜之中的他，根本没在意驴皮的变化。
他随即又许愿想要600万法郎。
这次，拉斐尔成了有钱人，有了豪华的府邸和成群的仆人。
但看着驴皮缩小了一大截的他，这才恐慌起来，陷入了对死亡的恐惧当中。
他拥有财富，却无法享乐；不敢接触女人，怕消耗折损自己。
当真爱来临的时候，驴皮却只剩下一片树叶的大小。
他不得不抛弃爱人，放弃幸福，躲进了乡村。
当爱人溜进他的房间，无法拒绝情欲诱惑的他，生命也跟着驴皮一起终结。
其实，在作家巴尔扎克看来，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张这样的“驴皮”。
想要的越多，就越容易被欲望淹没，终究，痛苦会随着欲望一同喷涌而出。
爱迪生说：
“知足是人在世间最大的幸福。”
广厦千间，夜眠仅需六尺；家财万贯，一日不过三餐。
如果你总是学不会满足，那么即便拥有全世界，也依然得不到幸福。
高估关系，低估人性
看过这样一句话：
“人生99%的烦恼，来源于你高估了他人对你的在乎。”
成年人的关系总是聚散无常，可能昨天还在推杯换盏的朋友，今天一个转身就形同陌路。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松子与龙洋一之间的故事，令人感慨万千。
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旅行中，旅馆丢失了12500日元。
学生龙洋一成了大家眼中的头号嫌疑犯。
松子在与他单独谈话后，也在心底悄悄知道了他的罪行。
但身为老师的松子决定帮助学生脱困，便好心掏出自己所有的积蓄，甚至私自挪用了同事的钱，还给了店家。
但对方仍不依不饶，非要逼学生出来道歉。
于是松子索性跪下来说钱是自己拿的。
然而这一幕被教导主任看到了，他不仅大骂松子糊涂，还把事情告诉了校长。
蒙受不白之冤的松子，求助从始至终被她保护的龙洋一。
然而口口声声答应要帮松子洗刷冤情的龙洋一，却当场反咬一口说是松子威胁他来顶罪的。
最终，松子丢了工作，被学校开除，人生也一落千丈。
有读者在看完《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后，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付出越多，越容易受到伤害？”
有个读者评论一针见血：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一定是有回报的，尤其是在感情中。
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写道：
“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
不要太过高估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我们的付出不一定能得到理所应当的回应。
不是所有人都会在意我们的善意，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满足我们的期待。
与其寄希望于别人，不如做好自己。
毕竟风雨来临时，自己才是最好的港湾。
凡事比较，迷失自我
卡耐基曾经说过：
“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源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
人性的一大弱点，就是喜欢拿自己的生活和别人做比较，然后来证明自己的不幸。
几十年前，康奈尔大学教授弗兰克做过这样一个调查：
在美国，一个家庭所需要多大的住房面积呢？
当他的学生还在推测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是否需要车库的时候。
他给出的调查结果竟然是：
这主要取决于他们邻居拥有多大面积的住房。
如果他们邻居的住房比较大，那他们就需要盖一个更大的房子来超过自己的邻居。
在当时的美国，人们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但总是体会不到幸福。
因为，他们总拿自己与那些物质条件更好的人相比。
这让我想起了歌德的一句话：
“生活累，一小半源于生存，一大半源于攀比。”
当我们执着于赢过别人，又怎么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呢？
就像两个同时散步看风景的人。
由于步伐不一致，落后的人总想要拼命加速追赶。
前面的人又担心被后面的人超过，也加快了脚步。
于是他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对方身上，再也无暇顾及路边的风景。
人一旦陷入盲目的攀比，就难免错失人生的风景，忘记自己的初心。
攀比是一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竞赛，一旦沉迷进去就很难走出为此奔命的怪圈。
然而生活不是竞赛场，我们也没必要冲入别人的赛道。
找好自己的节奏，走在自己的途中，才能追寻那属于自己的幸福。
想的太多，做的太少
日本作家松浦弥太郎，在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那些经常困于不安和焦虑的人，往往有想太多的坏毛病。
人的一大痛苦不是来自于我们遇到的困难，而是我们想象中的困难。
作家洪晃，曾是一名重度拖延症患者。
有一次，她要为自己的工作准备一个PPT。
她在脑海中拟出了PPT的大纲，却又害怕别人听不懂，就开始重新构思。
可她看着电脑屏幕，觉得自己不擅长做这个，迟迟不肯摸键盘。
她越想越焦虑，始终没法输入第一个字。
最终，她的计划只是沦为了一纸空谈。
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也总会像她这样，用过度的思虑折磨自己，却迟迟不肯付出实践。
月初的时候想着月中，月中的时候想着月末，月末开始焦虑和后悔，并发誓下个月一定重新做人。
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句话：
“计划时踌躇满志，行动时犹豫不决，一切还未开始，已被臆想打败。”
许多时候，令我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过度思索事情所带来的焦虑。
这不仅会消耗掉我们更多的体力和精力，也会瓦解掉我们做事的决心和意志。
生活中，绝大多数的烦恼，不过是自己的胡思乱想；而绝大多数的失败，也都发生在脑海里。
想太多，其实是我们在不断地给计划设限，让思想戴上枷锁。
只有放下心中的顾虑，才能丢掉思想上的包袱，轻装前行。
求而不得，不忍放下
在书中看过一个有关马嘉鱼的故事。
这种鱼平时生活在深海，在春夏之际会到浅海产卵。
每到这个时候，就是渔民捕捉的最佳时机。
渔民要捕捉它们的办法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用一张孔眼粗疏的渔网，下端系上铁块，放入水中，由两只小艇拖着，便可拦截鱼群。
外来的游客都很疑惑，渔网的孔眼那么大，并且三面都敞开着，这就想让鱼自投罗网，无异于天方夜谭。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渔民们还是一船接着一船地将马嘉鱼带回港口。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种鱼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认准了一个方向，便一往无前，即使遇到阻碍也不会拐弯或者掉头。
结果一条条马嘉鱼前赴后继，被渔网牢牢卡死。
我们何尝不是深海里的马嘉鱼呢，为了某一个目的，想要得到某样东西，就一根筋往前冲，结果求而不得，反而让自己变得更痛苦。
每个人生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烦恼和遗憾。
小时候，是别人手里的棒棒糖，自己得不到的小玩具。
长大了，是拿不到高薪的工作，是买不起的车子和房子。
生活没有完美，幸福没有满分，既然很多东西没法拥有，又何必苦苦追求。
爱因斯坦说：
“当我还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少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都是毫无价值的。”
很多时候，我们感到不快乐，无非是心中的执念太深。
就像是伸进糖果罐子里的拳头，你越是不忍松开，就越难拔出来。
与其盲目地执着，倒不如清醒地放弃。
伏尔泰曾经说过：
“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子里的一粒沙。”
有时候，能打败我们的不是外在的困境，而是痛苦的内心。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生活虽如逆水行舟，但掌舵的一直是我们自己，人的悲喜都由自己决定。
把执念放下，把心态放宽，把日子过好，幸福自然就来了。
直面痛苦的根源，觉醒成更好的自己。
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痛苦的根源是什么？
有个高赞回答是：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遭受两支箭的攻击：
一支是外界射向你的，另一支是自己射向自己的。
但真正伤害你最深的，是后者。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但那些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都是自找的。
就像卢梭说的：“我们的悲伤，我们的忧虑，我们的痛苦，都是由我们自己引起的。”
以下让人痛苦的5大根源，看完你就悟了。
欲望太多，不懂知足
苏格拉底曾说：“知足是天然的财富，欲望是人为的贫穷。”
人一旦陷入欲望的深渊当中，痛苦也会随之而来。
巴尔扎克在《驴皮记》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家道中落的拉斐尔在贫困中自暴自弃，有一次，输光了钱财的他，想要投河自尽。
在投河路上，他意外地得到了一张神奇的驴皮。
它可以满足主人的任何愿望，代价是主人寿命的减损。
起初，抱着怀疑态度的拉斐尔许了一个关于晚宴的愿望。
愿望满足之后，沉浸在惊喜之中的他，根本没在意驴皮的变化。
他随即又许愿想要600万法郎。
这次，拉斐尔成了有钱人，有了豪华的府邸和成群的仆人。
但看着驴皮缩小了一大截的他，这才恐慌起来，陷入了对死亡的恐惧当中。
他拥有财富，却无法享乐；不敢接触女人，怕消耗折损自己。
当真爱来临的时候，驴皮却只剩下一片树叶的大小。
他不得不抛弃爱人，放弃幸福，躲进了乡村。
当爱人溜进他的房间，无法拒绝情欲诱惑的他，生命也跟着驴皮一起终结。
其实，在作家巴尔扎克看来，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张这样的“驴皮”。
想要的越多，就越容易被欲望淹没，终究，痛苦会随着欲望一同喷涌而出。
爱迪生说：
“知足是人在世间最大的幸福。”
广厦千间，夜眠仅需六尺；家财万贯，一日不过三餐。
如果你总是学不会满足，那么即便拥有全世界，也依然得不到幸福。
高估关系，低估人性
看过这样一句话：
“人生99%的烦恼，来源于你高估了他人对你的在乎。”
成年人的关系总是聚散无常，可能昨天还在推杯换盏的朋友，今天一个转身就形同陌路。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松子与龙洋一之间的故事，令人感慨万千。
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旅行中，旅馆丢失了12500日元。
学生龙洋一成了大家眼中的头号嫌疑犯。
松子在与他单独谈话后，也在心底悄悄知道了他的罪行。
但身为老师的松子决定帮助学生脱困，便好心掏出自己所有的积蓄，甚至私自挪用了同事的钱，还给了店家。
但对方仍不依不饶，非要逼学生出来道歉。
于是松子索性跪下来说钱是自己拿的。
然而这一幕被教导主任看到了，他不仅大骂松子糊涂，还把事情告诉了校长。
蒙受不白之冤的松子，求助从始至终被她保护的龙洋一。
然而口口声声答应要帮松子洗刷冤情的龙洋一，却当场反咬一口说是松子威胁他来顶罪的。
最终，松子丢了工作，被学校开除，人生也一落千丈。
有读者在看完《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后，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付出越多，越容易受到伤害？”
有个读者评论一针见血：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一定是有回报的，尤其是在感情中。
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写道：
“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
不要太过高估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我们的付出不一定能得到理所应当的回应。
不是所有人都会在意我们的善意，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满足我们的期待。
与其寄希望于别人，不如做好自己。
毕竟风雨来临时，自己才是最好的港湾。
凡事比较，迷失自我
卡耐基曾经说过：
“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源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
人性的一大弱点，就是喜欢拿自己的生活和别人做比较，然后来证明自己的不幸。
几十年前，康奈尔大学教授弗兰克做过这样一个调查：
在美国，一个家庭所需要多大的住房面积呢？
当他的学生还在推测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是否需要车库的时候。
他给出的调查结果竟然是：
这主要取决于他们邻居拥有多大面积的住房。
如果他们邻居的住房比较大，那他们就需要盖一个更大的房子来超过自己的邻居。
在当时的美国，人们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但总是体会不到幸福。
因为，他们总拿自己与那些物质条件更好的人相比。
这让我想起了歌德的一句话：
“生活累，一小半源于生存，一大半源于攀比。”
当我们执着于赢过别人，又怎么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呢？
就像两个同时散步看风景的人。
由于步伐不一致，落后的人总想要拼命加速追赶。
前面的人又担心被后面的人超过，也加快了脚步。
于是他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对方身上，再也无暇顾及路边的风景。
人一旦陷入盲目的攀比，就难免错失人生的风景，忘记自己的初心。
攀比是一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竞赛，一旦沉迷进去就很难走出为此奔命的怪圈。
然而生活不是竞赛场，我们也没必要冲入别人的赛道。
找好自己的节奏，走在自己的途中，才能追寻那属于自己的幸福。
想的太多，做的太少
日本作家松浦弥太郎，在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那些经常困于不安和焦虑的人，往往有想太多的坏毛病。
人的一大痛苦不是来自于我们遇到的困难，而是我们想象中的困难。
作家洪晃，曾是一名重度拖延症患者。
有一次，她要为自己的工作准备一个PPT。
她在脑海中拟出了PPT的大纲，却又害怕别人听不懂，就开始重新构思。
可她看着电脑屏幕，觉得自己不擅长做这个，迟迟不肯摸键盘。
她越想越焦虑，始终没法输入第一个字。
最终，她的计划只是沦为了一纸空谈。
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也总会像她这样，用过度的思虑折磨自己，却迟迟不肯付出实践。
月初的时候想着月中，月中的时候想着月末，月末开始焦虑和后悔，并发誓下个月一定重新做人。
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句话：
“计划时踌躇满志，行动时犹豫不决，一切还未开始，已被臆想打败。”
许多时候，令我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过度思索事情所带来的焦虑。
这不仅会消耗掉我们更多的体力和精力，也会瓦解掉我们做事的决心和意志。
生活中，绝大多数的烦恼，不过是自己的胡思乱想；而绝大多数的失败，也都发生在脑海里。
想太多，其实是我们在不断地给计划设限，让思想戴上枷锁。
只有放下心中的顾虑，才能丢掉思想上的包袱，轻装前行。
求而不得，不忍放下
在书中看过一个有关马嘉鱼的故事。
这种鱼平时生活在深海，在春夏之际会到浅海产卵。
每到这个时候，就是渔民捕捉的最佳时机。
渔民要捕捉它们的办法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用一张孔眼粗疏的渔网，下端系上铁块，放入水中，由两只小艇拖着，便可拦截鱼群。
外来的游客都很疑惑，渔网的孔眼那么大，并且三面都敞开着，这就想让鱼自投罗网，无异于天方夜谭。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渔民们还是一船接着一船地将马嘉鱼带回港口。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种鱼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认准了一个方向，便一往无前，即使遇到阻碍也不会拐弯或者掉头。
结果一条条马嘉鱼前赴后继，被渔网牢牢卡死。
我们何尝不是深海里的马嘉鱼呢，为了某一个目的，想要得到某样东西，就一根筋往前冲，结果求而不得，反而让自己变得更痛苦。
每个人生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烦恼和遗憾。
小时候，是别人手里的棒棒糖，自己得不到的小玩具。
长大了，是拿不到高薪的工作，是买不起的车子和房子。
生活没有完美，幸福没有满分，既然很多东西没法拥有，又何必苦苦追求。
爱因斯坦说：
“当我还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少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都是毫无价值的。”
很多时候，我们感到不快乐，无非是心中的执念太深。
就像是伸进糖果罐子里的拳头，你越是不忍松开，就越难拔出来。
与其盲目地执着，倒不如清醒地放弃。
伏尔泰曾经说过：
“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子里的一粒沙。”
有时候，能打败我们的不是外在的困境，而是痛苦的内心。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生活虽如逆水行舟，但掌舵的一直是我们自己，人的悲喜都由自己决定。
把执念放下，把心态放宽，把日子过好，幸福自然就来了。
直面痛苦的根源，觉醒成更好的自己。
婚姻并不是女人的避风港，千万不要以逃避现实或者不想努力的心态步入婚姻，永远不要抱有这样的贪念，什么结了婚就会好了，什么生了孩子就会好了，什么总有一天迷途知返了，这样只会将这段婚姻变成一辈子都会后悔的事情。为了结婚而去结婚的婚姻，我几乎就没见到能过得开心的。
大家都知道女人在婚姻中犯的最大的错，就是以为结婚了就是找到了归宿，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安逸起来。而这个男人说爱你一辈子，你就相信真的会是一辈子，一天都不能少。
只有自己足够好，内心足够平和与睿智，才有可能拥有雪亮的眼睛，看清对方是否适合自己，而不是茫然又慌乱地随便抓一个身边的伪爱人，匆匆忙忙走进婚姻。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自己的人生课题，去承担自己的责任，去在社会上找一个位置。婚姻无法帮助我们逃避这些，这是永远都躲不过去的。
一个女人，不论单身还是已婚，都要保持精致的生活态度和持续提升进取之心，才能在遇见男人有可能的变心背叛时，有自信和勇气去面对和决绝。
爱情可怦然心动，婚姻需要势均力敌。
因为当代婚姻从现实来讲，就是夫妻双方的利益共同体。彼此寻找的是人生伴侣，也是婚姻的合伙人。
而好的婚姻，就是优势互补，甚至强强联合。一方如果长期拖累另一方，那婚姻就会岌岌可危。
有业绩有盈利的公司才开得下去，同样只有给彼此带来更好生活的关系才能长久。
大家都知道女人在婚姻中犯的最大的错，就是以为结婚了就是找到了归宿，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安逸起来。而这个男人说爱你一辈子，你就相信真的会是一辈子，一天都不能少。
只有自己足够好，内心足够平和与睿智，才有可能拥有雪亮的眼睛，看清对方是否适合自己，而不是茫然又慌乱地随便抓一个身边的伪爱人，匆匆忙忙走进婚姻。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自己的人生课题，去承担自己的责任，去在社会上找一个位置。婚姻无法帮助我们逃避这些，这是永远都躲不过去的。
一个女人，不论单身还是已婚，都要保持精致的生活态度和持续提升进取之心，才能在遇见男人有可能的变心背叛时，有自信和勇气去面对和决绝。
爱情可怦然心动，婚姻需要势均力敌。
因为当代婚姻从现实来讲，就是夫妻双方的利益共同体。彼此寻找的是人生伴侣，也是婚姻的合伙人。
而好的婚姻，就是优势互补，甚至强强联合。一方如果长期拖累另一方，那婚姻就会岌岌可危。
有业绩有盈利的公司才开得下去，同样只有给彼此带来更好生活的关系才能长久。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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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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