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点烦恼。
说到底我的烦恼，总是关乎我自己。关于我能否论证我的行为和理论之间的关系，一旦脱离可解释的范畴，就会惴惴不安。
但这很明显是种强迫症。人是动态的，不可能实时用静态去解释。除非人格也有x光机，感到自己面目全非的时候就拍一张片，一切了然。
我经常感到自己面目全非。
兴许是与自我距离太近的原因。
昨天刷到一条关于日本人「距离感」的视频。我立即想到村上小说里似乎总是极力地描述这个词。处女作《且听风吟》第一章就反反复复在写，就连他翻译的最钟爱的小说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亦有言及。
后知后觉，「距离」或是日本人的母题之一。
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世界之间都横陈着「鸿沟」。我们要做的并非跨越，而是以「尺」测量「与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以求把握「尺度」。
与自我也是如此。距离太近就会面目全非。
最近发生的对话：「保持距离才客观」。
回味时感慨，村上果然是我「在气质上相投」的作家。但怀揣着这一论调再读他的小说时，反而会感到更多差异。
即使喜好「迷糊/暧昧」，回过神来，我已经不自觉在追求「精确/客观」。即便深知「客观」是理论值，任何问题和回答都有预设的角度。就像我在强调自己的「低道德/无道德感」时，其实强化了另一种广义上的「道德」。
但没关系。终点总是乌托邦，重要的是朝它的方向不断修正的过程。
「但我想做这件事，尝试构建一个体系去解释我自己。哪怕它总是动态中的一个静态，完整中的一个部分，甚至是舍去了我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和面对的被摒弃的部分。哪怕它对其他人没有意义也不被承认。我还是想做看看。」跟慧打电话时，我说道。
/
摄影课老师说到摄影的「镜派」和「窗派」。文学史老师也提到过，意指「向内审视」和「向外窥探」两种方式。
「对我来说主体性是第一位的。我看向其他人其他事物，遭遇事件和经历时，总是看到我自己。我知道我是自我意识过剩（笑）。」我向慧解释为什么他人于我而言都是「镜」时这样说。
所以毫无疑问，我是「镜派」。
反观我所写文字/所摄照片的常用意象，「镜」很重要。不一定是实实在在的镜子，可能是玻璃、水面，甚至窗，或是更抽象的带有隐喻意味的事物，一切可以反射/描述出「我」的，都是「镜」。
可以说，这个分野象征性地区分了本质上的「内向」和「外向」。从视野，而不是能量。两者是目的和动力的关系。
当然，「以镜为窗」和「以窗为镜」也是存在的。实验室之外的事物总是中间值。以内观外，以外观内，使我们得以调和内外在。
以此观察周遭的人，差异立显。
但在此我想引入另一个论点：表达和表演。
上述关于「镜与窗」的描述是基于「视野」展开的。「方式」则如下叙述。
/
「摄影师和导演有表达欲，或者说是控制欲，演员有表演欲。」摄影老师如是说。
我反思自己对于摄影师和导演的野心中，多少包含了对「控制欲合理化」的欲求。
「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说到底，掌镜人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象化」。
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深有感受的是：
对内在的某种形式（观念/情绪/感觉）有表达欲，这只是第一步。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将它们精准地于外在表现出来，通过何种介质，如何排布，才能足够逻辑/合理以致不破坏它。越是追求精准，越会感觉困难。
幸运的话，这世上正好有事物可以成为你的内在形式的介质，稍加排布，就可以顺畅不费力气地表达出来。
但很有可能，你的内在的这种形式，暂时在外在找不到对应的对象可以承载。（可能是主观的局限性，未能穷尽选择项；也可能是客观上真的不存在。）这时你必须创造一个对象，但由于外在不可能凭空创造对象，所以你只能对某些和它联系性较大的事物进行改造。
总之，无论是选择还是改造，都是为所要表达之物匹配对象。从根本上说，都是主观映射到客观，主体转变为客体的过程。正所谓「对象化」。
一个作家需要描述自己，需要一个对应的小说人物；一个摄影师描述自己，需要一种对应的拍摄物，人像/风景/静物……
我需要表达自己，一样需要介质，矛盾在于：
假如，被我选择为对象的，是无生命的物体，它没有选择权，我可以随意改造它。
但如果对象是一个人呢？
长久合作的摄影师和模特之间肯定面临这个问题。导演和演员也是一样。王家卫就是绝对控制的代表，在他的那里，演员只是承接对象化结果的工具。
如果在朋友的关系中施加这种控制会如何呢？
狗是典型的演员派。
也是窗派（但暗含镜派的倾向，并有靠拢的趋势）。作为朋友，我似乎理所当然地将她作为我的对象化载体处理了（主要是影像方面）。那一时期，任何内在形式都想借她输出。
直到有次她拒绝了请求，并表示为什么总默认她会加入「我的创作」。
我的「主体的他者化」不应该由他人来背负。我终于意识到这一点。
或许我应该试着将自己作为对象来看待。时刻变化的，时刻想表达的我的内在，是可以以我的外在作为载体的。我之前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假使我不能使我自己合乎我的美学……我就不能真正的自洽。
创作，从物化自己开始。（笑）
/
其实还没有写完。每次都是。
但永远不可能写得完。
每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挣扎。
每一次变动都要重新修订我的理论。
但没关系。
也以「生物多样性」层面的宽容对待自己吧。
可以不柔软，可以混乱，可以失控。
就像可以说谎，意气用事，可以犯错一样。
我们是人啊。
说到底我的烦恼，总是关乎我自己。关于我能否论证我的行为和理论之间的关系，一旦脱离可解释的范畴，就会惴惴不安。
但这很明显是种强迫症。人是动态的，不可能实时用静态去解释。除非人格也有x光机，感到自己面目全非的时候就拍一张片，一切了然。
我经常感到自己面目全非。
兴许是与自我距离太近的原因。
昨天刷到一条关于日本人「距离感」的视频。我立即想到村上小说里似乎总是极力地描述这个词。处女作《且听风吟》第一章就反反复复在写，就连他翻译的最钟爱的小说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亦有言及。
后知后觉，「距离」或是日本人的母题之一。
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世界之间都横陈着「鸿沟」。我们要做的并非跨越，而是以「尺」测量「与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以求把握「尺度」。
与自我也是如此。距离太近就会面目全非。
最近发生的对话：「保持距离才客观」。
回味时感慨，村上果然是我「在气质上相投」的作家。但怀揣着这一论调再读他的小说时，反而会感到更多差异。
即使喜好「迷糊/暧昧」，回过神来，我已经不自觉在追求「精确/客观」。即便深知「客观」是理论值，任何问题和回答都有预设的角度。就像我在强调自己的「低道德/无道德感」时，其实强化了另一种广义上的「道德」。
但没关系。终点总是乌托邦，重要的是朝它的方向不断修正的过程。
「但我想做这件事，尝试构建一个体系去解释我自己。哪怕它总是动态中的一个静态，完整中的一个部分，甚至是舍去了我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和面对的被摒弃的部分。哪怕它对其他人没有意义也不被承认。我还是想做看看。」跟慧打电话时，我说道。
/
摄影课老师说到摄影的「镜派」和「窗派」。文学史老师也提到过，意指「向内审视」和「向外窥探」两种方式。
「对我来说主体性是第一位的。我看向其他人其他事物，遭遇事件和经历时，总是看到我自己。我知道我是自我意识过剩（笑）。」我向慧解释为什么他人于我而言都是「镜」时这样说。
所以毫无疑问，我是「镜派」。
反观我所写文字/所摄照片的常用意象，「镜」很重要。不一定是实实在在的镜子，可能是玻璃、水面，甚至窗，或是更抽象的带有隐喻意味的事物，一切可以反射/描述出「我」的，都是「镜」。
可以说，这个分野象征性地区分了本质上的「内向」和「外向」。从视野，而不是能量。两者是目的和动力的关系。
当然，「以镜为窗」和「以窗为镜」也是存在的。实验室之外的事物总是中间值。以内观外，以外观内，使我们得以调和内外在。
以此观察周遭的人，差异立显。
但在此我想引入另一个论点：表达和表演。
上述关于「镜与窗」的描述是基于「视野」展开的。「方式」则如下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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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和导演有表达欲，或者说是控制欲，演员有表演欲。」摄影老师如是说。
我反思自己对于摄影师和导演的野心中，多少包含了对「控制欲合理化」的欲求。
「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说到底，掌镜人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象化」。
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深有感受的是：
对内在的某种形式（观念/情绪/感觉）有表达欲，这只是第一步。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将它们精准地于外在表现出来，通过何种介质，如何排布，才能足够逻辑/合理以致不破坏它。越是追求精准，越会感觉困难。
幸运的话，这世上正好有事物可以成为你的内在形式的介质，稍加排布，就可以顺畅不费力气地表达出来。
但很有可能，你的内在的这种形式，暂时在外在找不到对应的对象可以承载。（可能是主观的局限性，未能穷尽选择项；也可能是客观上真的不存在。）这时你必须创造一个对象，但由于外在不可能凭空创造对象，所以你只能对某些和它联系性较大的事物进行改造。
总之，无论是选择还是改造，都是为所要表达之物匹配对象。从根本上说，都是主观映射到客观，主体转变为客体的过程。正所谓「对象化」。
一个作家需要描述自己，需要一个对应的小说人物；一个摄影师描述自己，需要一种对应的拍摄物，人像/风景/静物……
我需要表达自己，一样需要介质，矛盾在于：
假如，被我选择为对象的，是无生命的物体，它没有选择权，我可以随意改造它。
但如果对象是一个人呢？
长久合作的摄影师和模特之间肯定面临这个问题。导演和演员也是一样。王家卫就是绝对控制的代表，在他的那里，演员只是承接对象化结果的工具。
如果在朋友的关系中施加这种控制会如何呢？
狗是典型的演员派。
也是窗派（但暗含镜派的倾向，并有靠拢的趋势）。作为朋友，我似乎理所当然地将她作为我的对象化载体处理了（主要是影像方面）。那一时期，任何内在形式都想借她输出。
直到有次她拒绝了请求，并表示为什么总默认她会加入「我的创作」。
我的「主体的他者化」不应该由他人来背负。我终于意识到这一点。
或许我应该试着将自己作为对象来看待。时刻变化的，时刻想表达的我的内在，是可以以我的外在作为载体的。我之前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假使我不能使我自己合乎我的美学……我就不能真正的自洽。
创作，从物化自己开始。（笑）
/
其实还没有写完。每次都是。
但永远不可能写得完。
每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挣扎。
每一次变动都要重新修订我的理论。
但没关系。
也以「生物多样性」层面的宽容对待自己吧。
可以不柔软，可以混乱，可以失控。
就像可以说谎，意气用事，可以犯错一样。
我们是人啊。
对谈 | 中以22位女性艺术家从本色出演到成为本尊（2）
本色出演/成为本尊
Impersonating Myself / Becoming Myself
中以22位女性艺术家摄影和影像展
中国和以色列，
分处亚洲大陆相反方向的两端，
两个国家都在努力促进全球的文化合作。
上周，《本色出演/成为本尊》于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正式开幕，以色列驻沪总领事爱德华先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展览由以色列策展人苏珊·布罗施·莱维特（Shoshan Brosh-Levitt）和中国策展人张芳联合策展，呈现了由中以两国22位女性艺术家创作的逾45件（组）摄影及影像作品。
参展艺术家 Michal Heiman 米哈·海姆
Michal Heiman 米哈·海姆, “Plate 34” (Dr. Diamond, Circa 1855), Asylum (The Dress) 1855-2017 《“相片34号”（钻石博士，Circa 1855），难民营（裙子）1855-2017》, 2016
米哈·海姆写道：“2012年，我读到《疯狂的面孔：Hugh W. Diamond和精神摄影的起源（1976年）》这本书，偶遇了《相片34号》，这对我是一次关键的时刻。这张照片促使我开展了一个项目，这是基于一个激进的想法，具体是通过拍摄数几十人的照片——难民、活动家、艺术家和其他人来建立一个社群，日期从1855年到2017年不等。其中一些是真人照片，而另外的都是旧照片中场景重现的照片（包括相片34号）。《相片34号》中盯着我看的年轻女子——这张照片是大约1855年由伦敦斯普林菲尔德医院（原萨里郡疯人院）的高级职员及英国精神病学家Diamond博士（1809-1886）拍摄的——在我看来，就像我青春期的自己。我甚至认出了我本人的双手。为了重新审视19世纪50年代在精神病院被拍摄的女性，我的第一个举动就是给自己缝上一件类似的格子花连衣裙，用来作为进入到我想象的精神病院的主要策略。我开始拍摄多张肖像（照片和视频），主要是女性，包括我和我的女儿“。
艺厘米：在《相片 34 号》中，您为了重新审视 19 世纪 50 年代在精神病院被拍摄的女性，给自己缝上了一件类似的格子花连衣裙，当您进入这样一个历史环境想象中时，您的自我身份认同和此环境中历史女性间的关系是如何的?
米哈·海姆：所以，相片34号就是我。
“相片34号”当然不可能是我自己，因为照片中的女人已经死了很久，但是！每当我看这张照片时，我都毫不怀疑照片里的是我。
有些人会说这很荒谬，不合逻辑，但它是否是下意识的，又或是无端感发呢？那些在精神病院的女人，“疯了吗”？但什么是疯狂？精神病院，就是我试图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中发展新学科的空间。
在19世纪遇到我自己——这场和《相片34号》的重要相遇启发我着手这个项目：重访19世纪的精神病院来重新思考这个过去的妇女社群，以及全世界如今未被看到、被压制的妇女和和难民的社群；我可以通过想象空间和时间召开社群会议，并创建一个由数十名妇女、当代难民、活动组织者、艺术家、作家、家庭成员、朋友、批评家、治疗师、社会学家组成的新社群；我们如何利用同情和身份作为一种激进的纽带来支持妇女和其它社群。
2012年，在收录戴蒙德博士摄影作品的相集《疯狂的脸》一书中，我和其中一张照片有过重要的相遇。照片上是伦敦萨里县精神病院的一位无名女性病人，名为《相片34号》。这一刻我与《相片34号》产生了联系，一个早已死去的无名妇女让我进入了一场跨域时间的冒险。这激发我去深究、去审视摄影的力量，通过不同拍摄手法去攫取过往的创伤迹象，让已逝之物跨越时空，在如今呈现（镜头主要对准女性）；又通过不同的视觉材料让我连接过去与现在，越发熟知那段陌生的历史。
我第一个想法是裁制出《相片34号》和书里许多其他病人穿着的独特格子连衣裙（病号服），邀请朋友们穿上并拍下他们的肖像。
连衣裙制成之后，我开始拍摄150多名模特的照片和视频，采用和戴蒙德博士在精神病院工作室里一样的深灰色画室背景。我拍摄了一些阶段性的肖像和视频，重新确定格子连衣裙作为连接历史，探入精神病院的主要渠道（19世纪的警卫可不会轻易让我们探索精神病院），并将其视作团结的象征。我还采用了其他的拍摄手法，让这些肖像富于多样性。有些模特俯视或者远离摄像机，另一些人很直接地凝视镜头。有些我会通过睡觉和做梦来呈现，有些人带宠物和毛绒动物，或持照片掩面。模特们将脸藏在图片后，这些图片有萨里县拍摄的不同病人的照片，以及著名艺术家或活动人士的肖像和自画像等。
例如在其中一幅肖像画中，我的一位助手拿着一张面具，面罩上是相片34号，她会成功地欺骗卫兵，进入精神病院吗？我本人也以许多不同方式入镜，潜入历史，当然这些我最好保密。
本色出演/成为本尊
Impersonating Myself / Becoming Myself
中以22位女性艺术家摄影和影像展
中国和以色列，
分处亚洲大陆相反方向的两端，
两个国家都在努力促进全球的文化合作。
上周，《本色出演/成为本尊》于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正式开幕，以色列驻沪总领事爱德华先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展览由以色列策展人苏珊·布罗施·莱维特（Shoshan Brosh-Levitt）和中国策展人张芳联合策展，呈现了由中以两国22位女性艺术家创作的逾45件（组）摄影及影像作品。
参展艺术家 Michal Heiman 米哈·海姆
Michal Heiman 米哈·海姆, “Plate 34” (Dr. Diamond, Circa 1855), Asylum (The Dress) 1855-2017 《“相片34号”（钻石博士，Circa 1855），难民营（裙子）1855-2017》, 2016
米哈·海姆写道：“2012年，我读到《疯狂的面孔：Hugh W. Diamond和精神摄影的起源（1976年）》这本书，偶遇了《相片34号》，这对我是一次关键的时刻。这张照片促使我开展了一个项目，这是基于一个激进的想法，具体是通过拍摄数几十人的照片——难民、活动家、艺术家和其他人来建立一个社群，日期从1855年到2017年不等。其中一些是真人照片，而另外的都是旧照片中场景重现的照片（包括相片34号）。《相片34号》中盯着我看的年轻女子——这张照片是大约1855年由伦敦斯普林菲尔德医院（原萨里郡疯人院）的高级职员及英国精神病学家Diamond博士（1809-1886）拍摄的——在我看来，就像我青春期的自己。我甚至认出了我本人的双手。为了重新审视19世纪50年代在精神病院被拍摄的女性，我的第一个举动就是给自己缝上一件类似的格子花连衣裙，用来作为进入到我想象的精神病院的主要策略。我开始拍摄多张肖像（照片和视频），主要是女性，包括我和我的女儿“。
艺厘米：在《相片 34 号》中，您为了重新审视 19 世纪 50 年代在精神病院被拍摄的女性，给自己缝上了一件类似的格子花连衣裙，当您进入这样一个历史环境想象中时，您的自我身份认同和此环境中历史女性间的关系是如何的?
米哈·海姆：所以，相片34号就是我。
“相片34号”当然不可能是我自己，因为照片中的女人已经死了很久，但是！每当我看这张照片时，我都毫不怀疑照片里的是我。
有些人会说这很荒谬，不合逻辑，但它是否是下意识的，又或是无端感发呢？那些在精神病院的女人，“疯了吗”？但什么是疯狂？精神病院，就是我试图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中发展新学科的空间。
在19世纪遇到我自己——这场和《相片34号》的重要相遇启发我着手这个项目：重访19世纪的精神病院来重新思考这个过去的妇女社群，以及全世界如今未被看到、被压制的妇女和和难民的社群；我可以通过想象空间和时间召开社群会议，并创建一个由数十名妇女、当代难民、活动组织者、艺术家、作家、家庭成员、朋友、批评家、治疗师、社会学家组成的新社群；我们如何利用同情和身份作为一种激进的纽带来支持妇女和其它社群。
2012年，在收录戴蒙德博士摄影作品的相集《疯狂的脸》一书中，我和其中一张照片有过重要的相遇。照片上是伦敦萨里县精神病院的一位无名女性病人，名为《相片34号》。这一刻我与《相片34号》产生了联系，一个早已死去的无名妇女让我进入了一场跨域时间的冒险。这激发我去深究、去审视摄影的力量，通过不同拍摄手法去攫取过往的创伤迹象，让已逝之物跨越时空，在如今呈现（镜头主要对准女性）；又通过不同的视觉材料让我连接过去与现在，越发熟知那段陌生的历史。
我第一个想法是裁制出《相片34号》和书里许多其他病人穿着的独特格子连衣裙（病号服），邀请朋友们穿上并拍下他们的肖像。
连衣裙制成之后，我开始拍摄150多名模特的照片和视频，采用和戴蒙德博士在精神病院工作室里一样的深灰色画室背景。我拍摄了一些阶段性的肖像和视频，重新确定格子连衣裙作为连接历史，探入精神病院的主要渠道（19世纪的警卫可不会轻易让我们探索精神病院），并将其视作团结的象征。我还采用了其他的拍摄手法，让这些肖像富于多样性。有些模特俯视或者远离摄像机，另一些人很直接地凝视镜头。有些我会通过睡觉和做梦来呈现，有些人带宠物和毛绒动物，或持照片掩面。模特们将脸藏在图片后，这些图片有萨里县拍摄的不同病人的照片，以及著名艺术家或活动人士的肖像和自画像等。
例如在其中一幅肖像画中，我的一位助手拿着一张面具，面罩上是相片34号，她会成功地欺骗卫兵，进入精神病院吗？我本人也以许多不同方式入镜，潜入历史，当然这些我最好保密。
#零号病人溯源难在哪#【世卫组织称可能永远发现不了“零号病人”！溯源究竟难在哪？】截至目前全球确诊病例已超9000万，直逼1亿人。但是，导致这场疫情的“病毒究竟来自哪里？”“谁是‘零号病人’？”依旧没有答案。
当地时间1月15日，在世卫组织举行的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上，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丽亚·范·科霍夫表示，一些研究通过临床样本或储存的血清样本发现2019年已存在新冠肺炎病例，世卫组织将跟进这些研究，但可能永远不会发现新冠肺炎零号病例。
全球范围内：各国检测出新冠病毒感染样本时间越来越早
就像玛丽亚·范·科霍夫提到的，目前世界各国检测出新冠病毒感染的样本时间逐渐前移。
日本：2019年初
日本厚生劳动省大臣2020年5月15日表示，日本红十字会在2019年年初的500份血样中，检测到两份样本新冠病毒抗体呈阳性。
而早先，日本厚生劳动省2020年1月16日发布通报称，日本国内发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例，为一名在日本神奈川县居住30多岁的中国籍男子，曾经前往武汉。
西班牙：2019年3月
2020年6月26日，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发布公告称，巴塞罗那大学肠道病毒小组的研究人员对当地废水样本做了检测，结果发现在2019年3月12日采集的废水中已有新冠病毒的踪迹。此前，该小组的研究人员已在2020年1月15日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的存在，而西班牙本土直到2020年2月25日才报告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意大利：2019年11月
据意大利《共和国报》等媒体2021年1月11日报道，意大利米兰大学牵头的一项国际研究在2019年11月10日的一例呈皮肤炎症状的25岁女性患者的活检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这一结果将意大利1号病人出现时间提前到2019年11月。而在此前，意大利首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是2020年1月30日，报告本土病例是去年2月21日。
该研究团队牵头人、来自米兰大学的研究员迦诺蒂表示，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能还会发现比2019年11月更早的新冠病毒感染样本。
法国：2019年11月
2020年5月初，位于法国大东部大区科尔马市的阿尔贝·施韦泽医院医学影像部门重新研究了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该医院拍摄的总计2456张胸片底片，发现最早出现带有典型新冠肺炎症状的病例可追溯到2019年11月16日。
该医院所在的大东部大区，是法国最早发现新冠肺炎聚集性传染和疫情最重的地区之一，而此前官方通报的当地第一例确诊病例是在2020年2月27日。
美国： 2019年11月
2020年5月，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长迈克尔·梅尔哈姆接受媒体采访并发文表示，自己可能早在2019年11月中下旬就已经感染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发现其体内的抗体已经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很可能将美国通报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时间提前大约两个月。
2019年11月30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研究人员在《临床传染病》半月刊上报告说，2019年12月一些美国人献血样本中已有新冠病毒抗体存在，这意味着那时候新冠病毒或已在美国出现，而这早于美国官方报告首例新冠确诊病例的2020年1月21日。
巴西：2019年11月
2020年7月2日，巴西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的专家组宣布，研究人员对巴西弗洛里亚诺波利斯市2019年10月到2020年3月期间的下水道水样进行分析，在2019年11月的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
英国：2019年年底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分析了来自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超过7500个病毒基因组数据，认为这些新冠病毒的同一祖先来自2019年年底。这可能是新冠病毒从自然界跳跃到人类宿主的时间，即新冠病毒或于2019年年底已在全球广泛传播。
英国《每日电讯报》2020年3月25日报道，该国东萨塞克斯郡的一户家庭可能是英国首批新冠病毒感染者。家中男主人达伦·布兰德2020年1月15日至19日曾去奥地利滑雪，回国后出现感染新冠症状。此前，英国于2020年1月31日首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2020年2月28日首次报告本土传染病例。
正因为如今新冠病毒最早来自于哪里，仍然还是未解之谜，也就导致发现“零号病人”成了难上加难的事情。
我国多地散发疫情仍未找到“零号病人”
不仅是本次全球疫情的“零号病人”仍未发现，2020年在我国出现多地散发的病例，而这些突发疫情中的 “零号病人”，有些目前也仍未找到。
河北石家庄疫情：零号病人尚未明确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办公室主任、流行病学专家师鉴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零号病人”尚未明确。师鉴透露，中国疾控中心和河北省疾控中心已对来自石家庄、邢台市病例样本进行了基因测序比对，推断本次疫情病毒来自境外，属于L基因型欧洲家系分支，初步估计“零号病例”要早于12月15日，排除与我国以往本土疫情的相关性，病毒通过机场输入的可能性很大。目前，病毒溯源工作仍在进行中。
北京新发地疫情：
2020年6月11日，北京市新增的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打破了北京55天无本土新增确诊病例的记录，6月14日，北京市疾控中心杨鹏表示，北京新发地的病毒溯源还在进一步调查中。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发现病毒是从欧洲方向来的，初步判定与输入性有关。
8月21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解读疫情时表示，这次北京疫情的发生已经排除了病毒由动物跳到人的可能，基本排除了由感染的人带到新发地。
但截止到目前，并未有权威消息指出北京疫情的确切"零号病人"何在。
吉林舒兰疫情：
2020年5月7日，吉林省吉林市舒兰报告1例本地确诊病例，随后疫情短时间内迅速传播，随后第一例确诊病例——舒兰市公安局45岁洗衣女工被很多人认为是“零号病人”。但由于病毒具有潜伏期，有的人发病比较早，有的发病晚，有的甚至不会发病，所以不能直接断定该病例是“零号病人”。
2020年5月17日，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吉林市疫情防控工作第五场新闻发布会，吉林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杨立民介绍，溯源工作还在进行中，国家和省专家正在逐一论证。最终结果确定后，将第一时间发布相关信息。截止到目前，并未有准确消息向社会公布。
黑龙江绥芬河疫情：
2020年3月27日，作为我国与俄罗斯重要的陆路口岸，绥芬河口岸检出首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新冠肺炎感染者。随后随着病例越来越多，在4月8日，武汉解封之后的6小时，绥芬河市对所有小区重新实施封闭管理，方舱医院也加紧施工。
4月14日晚，黑龙江卫健委疾控处二级调研员郝军在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的发布会上介绍，对境外输入病例已经全部完成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绥芬河口岸境外输入病例的感染来源有一部分是在境外的生活工作环境中，且多数是在莫斯科的柳布利诺和萨达沃市场中感染的；另外，入境人员由于长途旅行长时间共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又要经过几次乘车倒车，期间需要进食、饮水，人员之间密切接触，导致共同暴露的风险比较大，增加了感染机会。但关于绥芬河疫情首例确诊病例从何而来，至今也未有消息发布。
寻找“零号病人”难在哪？
无论是散发疫情，还是仍在持续的全球疫情，病毒溯源、寻找“零号病人”的工作从未停止。
南方医科大学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主任赵卫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病毒溯源有两条路径，一是流行病学调查，二是动物和环境中的病毒分布调查。一般传染病溯源的流行病学调查是从第一位被发现的患者的接触史开始，即要找到“零号病人”，但这项寻找工作可谓难上加难。
事实上，不只是新冠病毒，许多传染性疾病几年甚至几十年仍未找到零号病人。
2020年4月2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4月27日举行的吹风会上，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所所长金奇也表示，零号病人是疫情的追溯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非常难的科学问题。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2009年H1N1流感病毒流行等，至今都没有找到零号病人。
金奇认为，溯源难在需要大量的工作，多学科交叉综合所得到的线索，交织成互相印证的网络。比如一个人是无症状或者轻微症状感染者，根本就没有看医生，如何确定他就是零号病人？就算运用血清流行病学进行追溯，A和B两个人都是IgG阳性的话，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也无法辨别谁更早染病。
因此，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张洪涛副教授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病毒溯源包含了很多不可控因素。有些证据丢掉了，可能永远找不到了，把传播链条完整的连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病毒溯源，大家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健康时报记者 张萌）
当地时间1月15日，在世卫组织举行的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上，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丽亚·范·科霍夫表示，一些研究通过临床样本或储存的血清样本发现2019年已存在新冠肺炎病例，世卫组织将跟进这些研究，但可能永远不会发现新冠肺炎零号病例。
全球范围内：各国检测出新冠病毒感染样本时间越来越早
就像玛丽亚·范·科霍夫提到的，目前世界各国检测出新冠病毒感染的样本时间逐渐前移。
日本：2019年初
日本厚生劳动省大臣2020年5月15日表示，日本红十字会在2019年年初的500份血样中，检测到两份样本新冠病毒抗体呈阳性。
而早先，日本厚生劳动省2020年1月16日发布通报称，日本国内发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例，为一名在日本神奈川县居住30多岁的中国籍男子，曾经前往武汉。
西班牙：2019年3月
2020年6月26日，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发布公告称，巴塞罗那大学肠道病毒小组的研究人员对当地废水样本做了检测，结果发现在2019年3月12日采集的废水中已有新冠病毒的踪迹。此前，该小组的研究人员已在2020年1月15日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的存在，而西班牙本土直到2020年2月25日才报告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意大利：2019年11月
据意大利《共和国报》等媒体2021年1月11日报道，意大利米兰大学牵头的一项国际研究在2019年11月10日的一例呈皮肤炎症状的25岁女性患者的活检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这一结果将意大利1号病人出现时间提前到2019年11月。而在此前，意大利首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是2020年1月30日，报告本土病例是去年2月21日。
该研究团队牵头人、来自米兰大学的研究员迦诺蒂表示，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能还会发现比2019年11月更早的新冠病毒感染样本。
法国：2019年11月
2020年5月初，位于法国大东部大区科尔马市的阿尔贝·施韦泽医院医学影像部门重新研究了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该医院拍摄的总计2456张胸片底片，发现最早出现带有典型新冠肺炎症状的病例可追溯到2019年11月16日。
该医院所在的大东部大区，是法国最早发现新冠肺炎聚集性传染和疫情最重的地区之一，而此前官方通报的当地第一例确诊病例是在2020年2月27日。
美国： 2019年11月
2020年5月，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长迈克尔·梅尔哈姆接受媒体采访并发文表示，自己可能早在2019年11月中下旬就已经感染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发现其体内的抗体已经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很可能将美国通报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时间提前大约两个月。
2019年11月30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研究人员在《临床传染病》半月刊上报告说，2019年12月一些美国人献血样本中已有新冠病毒抗体存在，这意味着那时候新冠病毒或已在美国出现，而这早于美国官方报告首例新冠确诊病例的2020年1月21日。
巴西：2019年11月
2020年7月2日，巴西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的专家组宣布，研究人员对巴西弗洛里亚诺波利斯市2019年10月到2020年3月期间的下水道水样进行分析，在2019年11月的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
英国：2019年年底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分析了来自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超过7500个病毒基因组数据，认为这些新冠病毒的同一祖先来自2019年年底。这可能是新冠病毒从自然界跳跃到人类宿主的时间，即新冠病毒或于2019年年底已在全球广泛传播。
英国《每日电讯报》2020年3月25日报道，该国东萨塞克斯郡的一户家庭可能是英国首批新冠病毒感染者。家中男主人达伦·布兰德2020年1月15日至19日曾去奥地利滑雪，回国后出现感染新冠症状。此前，英国于2020年1月31日首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2020年2月28日首次报告本土传染病例。
正因为如今新冠病毒最早来自于哪里，仍然还是未解之谜，也就导致发现“零号病人”成了难上加难的事情。
我国多地散发疫情仍未找到“零号病人”
不仅是本次全球疫情的“零号病人”仍未发现，2020年在我国出现多地散发的病例，而这些突发疫情中的 “零号病人”，有些目前也仍未找到。
河北石家庄疫情：零号病人尚未明确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办公室主任、流行病学专家师鉴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零号病人”尚未明确。师鉴透露，中国疾控中心和河北省疾控中心已对来自石家庄、邢台市病例样本进行了基因测序比对，推断本次疫情病毒来自境外，属于L基因型欧洲家系分支，初步估计“零号病例”要早于12月15日，排除与我国以往本土疫情的相关性，病毒通过机场输入的可能性很大。目前，病毒溯源工作仍在进行中。
北京新发地疫情：
2020年6月11日，北京市新增的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打破了北京55天无本土新增确诊病例的记录，6月14日，北京市疾控中心杨鹏表示，北京新发地的病毒溯源还在进一步调查中。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发现病毒是从欧洲方向来的，初步判定与输入性有关。
8月21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解读疫情时表示，这次北京疫情的发生已经排除了病毒由动物跳到人的可能，基本排除了由感染的人带到新发地。
但截止到目前，并未有权威消息指出北京疫情的确切"零号病人"何在。
吉林舒兰疫情：
2020年5月7日，吉林省吉林市舒兰报告1例本地确诊病例，随后疫情短时间内迅速传播，随后第一例确诊病例——舒兰市公安局45岁洗衣女工被很多人认为是“零号病人”。但由于病毒具有潜伏期，有的人发病比较早，有的发病晚，有的甚至不会发病，所以不能直接断定该病例是“零号病人”。
2020年5月17日，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吉林市疫情防控工作第五场新闻发布会，吉林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杨立民介绍，溯源工作还在进行中，国家和省专家正在逐一论证。最终结果确定后，将第一时间发布相关信息。截止到目前，并未有准确消息向社会公布。
黑龙江绥芬河疫情：
2020年3月27日，作为我国与俄罗斯重要的陆路口岸，绥芬河口岸检出首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新冠肺炎感染者。随后随着病例越来越多，在4月8日，武汉解封之后的6小时，绥芬河市对所有小区重新实施封闭管理，方舱医院也加紧施工。
4月14日晚，黑龙江卫健委疾控处二级调研员郝军在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的发布会上介绍，对境外输入病例已经全部完成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绥芬河口岸境外输入病例的感染来源有一部分是在境外的生活工作环境中，且多数是在莫斯科的柳布利诺和萨达沃市场中感染的；另外，入境人员由于长途旅行长时间共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又要经过几次乘车倒车，期间需要进食、饮水，人员之间密切接触，导致共同暴露的风险比较大，增加了感染机会。但关于绥芬河疫情首例确诊病例从何而来，至今也未有消息发布。
寻找“零号病人”难在哪？
无论是散发疫情，还是仍在持续的全球疫情，病毒溯源、寻找“零号病人”的工作从未停止。
南方医科大学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主任赵卫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病毒溯源有两条路径，一是流行病学调查，二是动物和环境中的病毒分布调查。一般传染病溯源的流行病学调查是从第一位被发现的患者的接触史开始，即要找到“零号病人”，但这项寻找工作可谓难上加难。
事实上，不只是新冠病毒，许多传染性疾病几年甚至几十年仍未找到零号病人。
2020年4月2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4月27日举行的吹风会上，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所所长金奇也表示，零号病人是疫情的追溯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非常难的科学问题。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2009年H1N1流感病毒流行等，至今都没有找到零号病人。
金奇认为，溯源难在需要大量的工作，多学科交叉综合所得到的线索，交织成互相印证的网络。比如一个人是无症状或者轻微症状感染者，根本就没有看医生，如何确定他就是零号病人？就算运用血清流行病学进行追溯，A和B两个人都是IgG阳性的话，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也无法辨别谁更早染病。
因此，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张洪涛副教授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病毒溯源包含了很多不可控因素。有些证据丢掉了，可能永远找不到了，把传播链条完整的连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病毒溯源，大家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健康时报记者 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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