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吃奶油小馒头。水蒸气笼罩着厨房，使人混淆了回南天的降临。直到几小时过去，该消散的潮湿并没有消散，而是在墙壁上、油瓶上和碗筷上凝成水珠，你才意识到南方春日的刁难。

做核酸前工作人员找不着我的名字。我一眼看到便要用手去指，他突然生气，说：“别用手碰！你难道不怕吗？”

我疑惑了，因为不知道要怕的是什么。

和爱人准备去买菜。一个男的经过我们身边时突然大声咳嗽和打喷嚏，而他旁边的男人看着我幸灾乐祸地笑出了声。

我再次疑惑，因为不知道可笑的是什么。

超市里为顾客打秤的叔叔一把扯过我手中的袋子，不料一盒豆腐直接掉到地上。他说：“哎呀你急什么啊？”

我还是很疑惑，因为不知道该急的是什么。

回来洗菜做饭，至少身体里的空腹感是确切的。我对自己说：正因你无处可逃且不甘示弱，所以生活强加给你的远不止这些。而彼时的不解终究会像流过指尖的水般在心里消逝：

它根本就不会成为一道坎。

#张斌峰的散文集《秦岭笔记》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发行#

近日，张斌峰的散文集《秦岭笔记》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据了解，张斌峰如今是陕西作家、陕西日报社高级记者。曾作为陕西日报驻站记者在安康工作一年多，采写并发表了大量安康题材的新闻作品。《秦岭笔记》收录31篇散文，真实而深刻地记录了作者行走在“第二故乡”安康山水之间的所见、所思、所想，新闻之外，下水作文，哲思理趣，文化苦旅，既有关于秦巴山区河流、湖泊、山脉、溶洞、树木、云月星雪等自然景观的描述，也有关于生态安康之于文字、故乡、孤独、快乐、生命等的反思与遐想。作家力图通过情、景、理相融相通的艺术手法，对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人生之道等进行哲学层面的阐释与解读。

而作家本人所在的陕西，更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这里有着7000多年文明史、3100多年建城史和1100多年的建都史，遥望丝绸之路的陕西，既有过往历史的繁华，也包藏着无数的古今传奇。秦岭就是这么一道神奇山脉的存在，在地理学家眼里，它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长江黄河的分水岭；在动物学家眼里，是古北界和东洋界的划分线；在气候学家眼里，是北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在作家眼里，秦岭和黄河并称为中华民族的父亲山、母亲河。在陕西遥望回眸秦岭，就像一场穿越之旅，带你领略中华文明的辉煌。走进这片山脉，看看山里究竟隐藏着怎样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感触秦岭——《秦岭笔记》写作感言

张斌峰

面对秦岭，我一直保持着仰望的姿态。

在我的心目中，秦岭远不止是山脉，而是民族魂魄与生命状态的一种具象存在，坚实、宏阔、神秘、美丽、深刻。

孩提时，我就经常远望秦岭——云雾缭绕的秦岭、连绵不绝的秦岭、高峻雄丽的秦岭。我想，那里的河流湖泊定是清澈透亮、纤尘不染的，那里的花草树木定是五彩缤纷、漫山遍野的，那里的山鸡定是悠闲自得地迈着碎步“咯咯”地叫着，那里的野兔定是撒着欢随性地追逐奔跑。

我一直想进入秦岭。然而，宽阔的渭河却成为一道难以跨越的屏障。我的梦，被汤汤的渭河之水冲击得支离破碎、荡然无存。

步入中年后，我于不经意间闯入秦岭，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这种突然，使得陌生、惶惑、排斥曾一度占据我的内心。然而，当我渐渐熟悉了这里的一草一木、河流山川，熟悉了这里的天空、气息和鸟鸣虫语，孩提时曾完全消散了的梦想重新生发，清晰透彻地生发，强劲有力地生发。

我惊奇地发现，这里的景象与我孩提时的梦境无比相似。冥冥之中，我与秦岭有着难解的缘分。孩提时，我的梦萦绕在秦岭；中年时，我的身行走在秦岭。

行走在秦岭的山水之间，我内心的陌生与惶惑渐渐散去。在城市的喧嚣中，我被淹没了；在秦岭的静默中，我渐渐找到我了。

在经历了一段不间断的行走之后，我停下脚步，转而让自己的思想漫游在秦岭的山水之间。我努力去寻找秦岭的魂，去寻找我的魂。我努力地忘掉自己，努力地忘掉我所看到的山水。我经常在秦岭里闭上眼睛，停止思维，用脚去感触山脉的律动，用身体去感触树影的摇曳、轻风的流动，用耳朵去倾听大自然的天籁之音。

我怕被自己的眼睛迷惑，被自己的思维束缚。只有屏蔽所有的感官，才能够真正融入秦岭。在融入中，只有亲近自然、回归自然，才能感触自己生命的真实。

我们往往执着于对外在物质与现象的探索与追寻，却忽视了对自我生命的探索与追寻。物质不断丰富，生活日益多元，但我们从这些外在中得到的幸福却是越来越寡淡。幸福，越来越多地依靠精神的充盈。对自我生命的探索与追寻，可以让我们的精神在纯粹中得以生长。

我在对秦岭的感触中努力感触自己的生命，并力图将这些感触记录下来，以便我在以后的时光中能不时面对这些文字，唤醒自己对秦岭的记忆，保持对自我生命的感知。这，是我写作《秦岭笔记》的目的。

《秦岭笔记》的写作大约历时两年，包括我置身秦岭的一年和离开秦岭后的一年。写作完成后，我又经历了大约一年时间的修改，才有了最后的定稿。面对定稿，我仍惴惴不安。

历时长，与工作繁忙有关。由于写作经常被打断，我从来没有完整的时间来进行《秦岭笔记》的写作。我不仅在工作时间没有办法写作，就是下班后，时间也经常被工作挤占。我经常早早赶到办公室，利用上班前的短暂时间写作。为了挤出思考和写作的时间，三年来，我努力把自己封闭起来，谢绝了一切非必需的社会交往。

历时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写作上的困难。我总在力图寻找更为通俗、凝练与准确的语言。为了使文章通俗易懂，我时刻告诫自己不做任何引经据典，包括典故、诗词、格言，不用生僻的字词，全部用常见的字词。为了使语言凝练，每完成一篇，我都要逐字逐句地细读，删去每一个多余的字。为了使表述准确，我经常在近义词之间反复斟酌对比，选出我认为最接近自己所要表达内容的词语。

《秦岭笔记》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挑战。选择在清晨进行写作，是因为那时还没有开始处理各种繁杂的事务，思维处于“空”的状态。那时，我努力忘却苦闷、喜悦，忘掉一切感受，唯独让秦岭的形象在脑海里清晰地显示出来。

在与秦岭的对话中，在对秦岭的感触中，我也在改变着自己。以往非常看重的东西，如今看得异常寡淡了。以往的卑怯与狂妄，渐渐地消逝了。秦岭以它的沉稳、博大、坚毅、包容，震撼着我的感官，滋养着我的魂魄。我慢慢摆脱人为的负累与得失，回归以前的我了。于我个人而言，这是写作《秦岭笔记》最大的获得。

我努力忘却自己以前的写作，包括文学作品和新闻作品，以避免重复走相同的道路。许多人的一生似乎走了很长的路，却是在相同的道路上反反复复，人生不仅没有丰富起来，相反却是单调、乏味、平庸的。我试图在《秦岭笔记》的写作中，完全摆脱自己的写作模式。

风格对于写作者来说，既是成就，也是窠臼。

我也努力忘却前人的写作。前人创作了许多伟大的作品，带给我们惊异与震撼，但我们无法也无须去寻找他们走过的路，甚至需要从他们走过的路中摆脱，以寻觅新的路。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这样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我有一段时间刻意不去阅读经典作品，怕在它们魅力的吸引下，不自觉重复前人的路。

在《秦岭笔记》的写作中，我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曾经的痛苦、欣喜、负重、得到，在回忆与反思中被我一一放下。我的关注在内心，在秦岭，在内心对秦岭的感触与交融中。

作者，要靠作品说话。《秦岭笔记》一书，没有名家的题字与荐文，省略了序与跋，设计上不着一丝色彩。一切的评价，交给阅读者吧。

【在诗意的大地行走——书写中国的世界遗产城市】
【著书者说】

中国历史城市数量之多、特色之鲜明，举世闻名。这些城市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独特的城市格局、众多名胜古迹，或雄浑方正，或灵动舒展，或虽弹丸之地却贯通世界，或经战争之乱却屹立千年。它们体现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在中国众多的历史城市中，有四座城的老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澳门历史城区和厦门鼓浪屿。为了细细讲述这些世界遗产的故事，便有了这本我与周俭教授编著的《世界遗产在中国历史城市》。在梳理这些城市的生命脉络时，我发现，它们不仅拥有鲜明的城市景观，更蕴藏着东方哲思以及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它们的厚度和温度，值得仔细诉说。

融东方哲思

中国传统的城市建设思想与古代占据我国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密切相关。

儒家提倡礼教、伦理、秩序，因此在城市格局上，基本尊崇《周礼》的思想——根据城市的等级、发展水平等确定相应的城市规模、形式和公共设施体系。此外，儒家思想中“居中不偏”的思想，则反映在城市对中轴对称的追求上，大到整个城池，小到民居院落，中国人将对社会秩序的追求，细致地反映在对空间“秩序感”的追求上。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在世界别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像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的建筑、园林、民居院落那样体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存在。”李约瑟所说的“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其实是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天人合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首先是一种思想，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价值取向。《易经·乾卦·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曾阐释道：“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也就是说，人类做事情必须首先尊重自然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因势利导，方得成功，反之则会劳而无获。这种与西方传统文化秉持的“主客二分”完全不同的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且业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礼制中庸”的建城思想和“天人合一”的人居理念，在中国传统的城市中非常好地互相配合着，构建出一个个既有秩序、又追求宜居的中国城市。

以平遥古城为例，建城伊始，它就作为中原地带的建制城市而存在，因而充分体现了中庸思想，“合院严正，楼阁巍峨”。在城市选址、民居院落、城市景观方面，它又体现出“山环水绕，自然形胜”等思想。

丽江古城，则是在比较艰苦的自然环境下，由商业贸易集镇发展而来，因此在大的格局上首先利用了山水等自然要素。随着后期中央政府统治的加强，在城市布局以及民居院落中，亦体现出规制的作用。

澳门历史城区、厦门鼓浪屿的中国人街区以及民居院落也无不体现出这两种思想的影响。

汇四海所长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之处，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

中国的四个世界遗产城市，虽然在起源、历史发展、物质形态等方面都迥然不同，但是它们都能以开放的胸襟兼容并蓄多元文化，从而形成富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平遥古城的商帮，在走南闯北中累积了财富和经验，也开阔了视野，从而创造性地开设了“票号”这一中国最早的金融汇兑系统。商业经济的发展，带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从而为地域文化和朴素宗教思想的传播创造了契机。市楼金井、河桥野望、清虚仙迹、书院弦歌……能工巧匠云集，造就了精彩纷呈的平遥古城。

丽江古城是滇川藏大三角民族文化交汇之地，是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交汇点。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纳西族先民吸纳汉、藏、白等民族的优秀文化，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居庐骈集，萦坡带谷”“四通八达，回环连贯”，丽江的形制与格局充分利用了地形之利，建筑则体现出儒、释、道并存的特色与风格。

澳门历史城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16世纪，澳门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窗口。传教士、商人的跨海国际航行，促进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澳门历史城区中保留着的葡萄牙和中国风格的古老街道、住宅、宗教和公共建筑，见证了东西方美学、文化、建筑和技术影响力的交融。

鼓浪屿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当地华人、来自多国的外国居民和还乡华侨共同融合，形成的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的国际社区。伴随“天风海涛”的万国来潮，各种价值观念在那里交汇融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都体现在鼓浪屿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城市肌理中。

存文脉之久

与单体的建筑遗产不同，世界遗产城市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既有显性的物质形态的呈现，又有隐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叠加。

它们是世界上各个地域的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下形成的城市型聚落，是集体智慧的体现，也是文化的多样性表达。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具有特定社会结构或者经济分工和联系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也创造了富有特色的物质空间：权力机构设施往往成为历史城市的重要构成要素，如衙署、庙宇、宗祠、教堂等；经济上的繁荣支撑了人们对理想人居模式的探求和实现，民居建筑成为最具有地方特色的空间。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在老城的基础上规划设计新城是当时经济条件下的无奈选择，那么当下呢？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世界文化趋同的浪潮中，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理念日趋国际化的背景下，想要保护独特历史和文化所造就的城市风格，显得尤为艰难。我们面临提升生活品质的艰巨任务，我们需要对现有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对旧房屋的建筑质量进行维护、对杂乱的公共环境进行梳理、对缺乏的公共设施予以完善。但是，很多历史城市，或采用消极保护的方式对历史遗存置之不理，或采用大规模推倒重建的方式，伤害历史的文脉。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的同时，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遗失，城市诗意景观的消逝。

在丽江，东巴经中说，人与“署”（自然界幻化的超自然精灵），本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后来贪婪的人类过分侵扰自然，污染河流、乱伐草木、滥杀野兽，冒犯了“署”，结果兄弟成了仇人，人类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洪水横流、百病丛生。人类在惊恐无奈中只好祈求神灵、东巴教祖师和大鹏神鸟来调解。最终，人类与自然这两个兄弟约法三章：人类可以适当开垦一些山地，砍伐一些木料和柴薪，但不可过量；在家畜不足食用的情况下，人类可以适当狩猎一些野兽，但不可过多；人类不能污染泉溪河湖、劈山炸石。在此前提下，人类与自然这两个兄弟又重续旧好。这不是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吗？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恩比说，每种文明都是对某种挑战的反应。罗马人应对的挑战是如何维持其庞大的帝国，于是创立了近代“国家”的雏形。埃及人应对的是尼罗河环境的挑战，于是发明了一套完善的灌溉系统及相应的治理机构。如何应对新的人地矛盾的挑战，也考验着我们是否能够创造新的文明。

历史城市，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精华部分，也将启发我们今天的城市如何延续中国的诗意。因此，历史城市，需要我们一读再读，从它的形态，到它的肌理，至它的哲学。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