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陈达飞 | 俄乌冲突：地缘政治、资产配置与世界秩序重构
以下文章来源于新财富 ，作者邵宇 陈达飞
发生在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趋势当中，进一步加剧了能源、天然气和农产品供给的缺口，从而推迟通货膨胀下行拐点的到来。长期来看，俄罗斯“脱欧入亚”，世界秩序多极失衡。俄罗斯在欧洲的失利，对中国而言并不必然是有利或者是不利因素，一切都要看俄乌冲突的均衡，以及各国能否解决好自己内部的问题。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
当地时间2022年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承认以“乌东民间武装”自称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为独立国家，并于2月24日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至今，军事冲突已经进行了9天，俄乌双方未能在2月28日至3月1日的首场谈判中达成一致，战争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俄军正在围攻乌克兰首都基辅，美、欧等西方国家在源源不断地援助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制裁在持续加码。这或许无法阻止战争，但会显著增加俄罗斯的成本。
这并不是一场没有预兆的冲突。近看，基于俄罗斯军队的部署，在战争爆发前两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就表示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进攻随时都可能发生。2月1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吉姆•里施向国会提交了《欧洲领土永不妥协法案》，制定了援助乌克兰和制裁俄罗斯的一篮子方案，前者包括多项军事物资和资金援助，后者包括永久暂停北溪-2号项目和金融制裁等，希望以此威慑俄罗斯。
远看，俄乌冲突的根源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2月14日，前美国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在美国美俄协议委员会上发表长文，准确预判了这场即将到来的冲突，认为这是一场可预见的、蓄意促成的、运用常识就可以避免的危机。他将矛头指向了“北约东扩”，也就是说，俄乌冲突的种子早在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北约扩张便利化法案》时就埋下了。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最新的专栏中也回忆道，针对北约扩张法案，他曾采访过冷战时期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凯南。凯南认为，北约扩张“是个可悲的错误”，是“一场新冷战的开端”。战争大多是由某种不安全感引发的，鉴于乌克兰在地缘政治、民族和历史上的特殊性，俄乌冲突难说是意料之外。
俄乌冲突的全面爆发，被认为是继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又一次升级，对后冷战秩序是沉重一击，短期和中期内加剧了金融和经济的不确定性。结合近年来美国的战略调整和中美关系的演绎，其在地缘政治方面有着更深远的含义。本文分别从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01短期：风险溢价上升，金融市场震荡加剧
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陡增，从日度数据看，仅次于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目前仍处在大幅震荡阶段，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度数还可能进一步攀升（图1）。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首先并突出地表现在卢布汇率和俄罗斯风险资产价格上。过去2周内，美元兑卢布汇率已经升值30%。2月24日，俄罗斯MOEX股票指数下降33%。在西方国家加大金融制裁力度后，为缓解资本外流和银行负债端压力，俄罗斯央行将政策利率提到了20%。这不仅没有起到缓冲的作用，反而加剧了恐慌，且是不可持续的。与之相对应，美债和美元等“安全资产”却应声上涨。
图1：俄乌冲突使得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陡增
由史观之，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信息可充当战争的“晴雨表”。在战局还不明朗的时候，交战国都需要为此支付较高的风险溢价，且随着形势向有利或不利的方向转变，风险溢价也会随之下降或上升。
大体而言，在地缘政治事件中，金融市场上都会表现出追逐安全资产的特征，表现为安全资产价格的上升和风险资产价格的下降，这与金融恐慌带来的影响并无二致。差异在于，地缘政治事件带来的金融冲击比较短暂，这与事件自身的属性有关。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所谓的“长和平”时代，虽然地缘政治或恐怖事件的威胁仍居高不下，但相比以前，真实发生的热战，在时间、空间和强度上都有显著下降。
以美股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为例，在1985年以来全球主要的37次地缘政治或恐怖袭击事件中，股票市场的波动率都有所提高（1991年海湾战争、2001年“911事件”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最为显著），在较多情况下都出现了下跌，但在具体数值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表1）。例如在1987年10月的波斯湾危机中，美股在7日内下降了近25%，但这显然不能只归因于地缘政治风险，还与10月份爆发的储贷危机有关，而波斯湾危机很难说是储贷危机的充分条件，后者主要与油价下降和商业地产亏损产生的不良资产有关。再比如2001年的“911事件”，美股三日内下挫7%，但不到一个月就收复了失地。
详情链接：https://t.cn/A664lxBq
以下文章来源于新财富 ，作者邵宇 陈达飞
发生在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趋势当中，进一步加剧了能源、天然气和农产品供给的缺口，从而推迟通货膨胀下行拐点的到来。长期来看，俄罗斯“脱欧入亚”，世界秩序多极失衡。俄罗斯在欧洲的失利，对中国而言并不必然是有利或者是不利因素，一切都要看俄乌冲突的均衡，以及各国能否解决好自己内部的问题。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
当地时间2022年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承认以“乌东民间武装”自称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为独立国家，并于2月24日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至今，军事冲突已经进行了9天，俄乌双方未能在2月28日至3月1日的首场谈判中达成一致，战争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俄军正在围攻乌克兰首都基辅，美、欧等西方国家在源源不断地援助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制裁在持续加码。这或许无法阻止战争，但会显著增加俄罗斯的成本。
这并不是一场没有预兆的冲突。近看，基于俄罗斯军队的部署，在战争爆发前两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就表示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进攻随时都可能发生。2月1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吉姆•里施向国会提交了《欧洲领土永不妥协法案》，制定了援助乌克兰和制裁俄罗斯的一篮子方案，前者包括多项军事物资和资金援助，后者包括永久暂停北溪-2号项目和金融制裁等，希望以此威慑俄罗斯。
远看，俄乌冲突的根源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2月14日，前美国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在美国美俄协议委员会上发表长文，准确预判了这场即将到来的冲突，认为这是一场可预见的、蓄意促成的、运用常识就可以避免的危机。他将矛头指向了“北约东扩”，也就是说，俄乌冲突的种子早在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北约扩张便利化法案》时就埋下了。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最新的专栏中也回忆道，针对北约扩张法案，他曾采访过冷战时期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凯南。凯南认为，北约扩张“是个可悲的错误”，是“一场新冷战的开端”。战争大多是由某种不安全感引发的，鉴于乌克兰在地缘政治、民族和历史上的特殊性，俄乌冲突难说是意料之外。
俄乌冲突的全面爆发，被认为是继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又一次升级，对后冷战秩序是沉重一击，短期和中期内加剧了金融和经济的不确定性。结合近年来美国的战略调整和中美关系的演绎，其在地缘政治方面有着更深远的含义。本文分别从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01短期：风险溢价上升，金融市场震荡加剧
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陡增，从日度数据看，仅次于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目前仍处在大幅震荡阶段，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度数还可能进一步攀升（图1）。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首先并突出地表现在卢布汇率和俄罗斯风险资产价格上。过去2周内，美元兑卢布汇率已经升值30%。2月24日，俄罗斯MOEX股票指数下降33%。在西方国家加大金融制裁力度后，为缓解资本外流和银行负债端压力，俄罗斯央行将政策利率提到了20%。这不仅没有起到缓冲的作用，反而加剧了恐慌，且是不可持续的。与之相对应，美债和美元等“安全资产”却应声上涨。
图1：俄乌冲突使得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陡增
由史观之，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信息可充当战争的“晴雨表”。在战局还不明朗的时候，交战国都需要为此支付较高的风险溢价，且随着形势向有利或不利的方向转变，风险溢价也会随之下降或上升。
大体而言，在地缘政治事件中，金融市场上都会表现出追逐安全资产的特征，表现为安全资产价格的上升和风险资产价格的下降，这与金融恐慌带来的影响并无二致。差异在于，地缘政治事件带来的金融冲击比较短暂，这与事件自身的属性有关。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所谓的“长和平”时代，虽然地缘政治或恐怖事件的威胁仍居高不下，但相比以前，真实发生的热战，在时间、空间和强度上都有显著下降。
以美股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为例，在1985年以来全球主要的37次地缘政治或恐怖袭击事件中，股票市场的波动率都有所提高（1991年海湾战争、2001年“911事件”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最为显著），在较多情况下都出现了下跌，但在具体数值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表1）。例如在1987年10月的波斯湾危机中，美股在7日内下降了近25%，但这显然不能只归因于地缘政治风险，还与10月份爆发的储贷危机有关，而波斯湾危机很难说是储贷危机的充分条件，后者主要与油价下降和商业地产亏损产生的不良资产有关。再比如2001年的“911事件”，美股三日内下挫7%，但不到一个月就收复了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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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 陈达飞：货币主义的失灵与幽灵——兼谈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专栏”
来源：一瓣
作者：邵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主管）
写在前面的话：
去年10月开始写作通货膨胀专题，并持续提示通胀风险（通胀，等风来（PPT）| 通胀，等风来！（全文）），认为在关注短期脉冲的同时，不应忽视四大转变：全球化逆转、人口老龄化、政治意识形态左转（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和货币政策重回“适应主义”。此外，还有最低工资立法，新一轮资本开支周期等等……其中专门有一节内容讨论货币政策问题，提示慎言货币主义失灵，强调2008年之后三轮QE与低通胀并存的经验不能外推至后疫情时代。但大多数读者可能并未重视这一提法，也没有引起投资者重视。微博上有细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有一篇专栏——“正确认识货币与通胀的关系”与我在文中的表述基本一致。
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一：正确认识货币与通胀的关系
有观点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长期货币超发但并未出现通胀，说明货币和通胀之间的关系失灵，因此把央行通过资产购买扩张货币，作为既可以刺激经济又不会带来通胀的“灵丹妙药”。对此，要合理看待2008年危机后和2020年疫情后两种量化宽松政策的区别，正确认识货币和通胀之间的关系。
一种是以增加基础货币为主的量化宽松政策，真正的货币增长有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近十年，尽管主要发达经济体长期处于低通胀的成因较多，包括供给端的全球化、技术进步，需求端的人口老龄化、债务透支、贫富分化等；但从货币视角看，2008年三季度末至2017年末，美、欧、日央行虽然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大幅扩表增加基础货币，但货币供应量（广义货币）的年均增速仅分别为6.5%、2.8%和2.7%，与同期3.1%、1.8%和0.4%的名义GDP平均增速大体相当，这是发达经济体没有引发明显通胀的根本原因。
图片
应当看到，在现代银行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创造的直接主体是银行而非央行，央行购买国债等量化宽松并不必然带动货币增长。基础货币不同于货币，基础货币主要是满足银行体系准备金和支付清算的需要，而货币才是经济主体使用流通的资金，是由银行通过贷款等资产扩张创造的。从长期看，货币与通胀关系密切，而不是基础货币。2008年危机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央行购买国债，增加了银行体系的超额准备金，但由于央行只是主要购买了市场上的存量国债，并没有明显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且银行体系通过贷款创造货币的积极性也不高，使得这部分超额准备金淤积在银行体系，货币并没有显著增加。从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8月末至2017年末，美、欧、日央行资产负债表分别累计扩张了375%、209%和375%，而同期货币供应量仅分别累计增长了80%、30%和27%，扩张幅度明显落后。
另一种是疫情后央行和财政配合大量增加货币的量化宽松政策，推动2021年全球通胀明显升温。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面对疫情冲击、为支持经济恢复，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了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和大规模财政刺激的政策组合，由政府主导推动货币增长。从背后的机理看，央行购买国债增加超额准备金，财政新增发债推动银行超额准备金转为财政存款，财政向家庭、企业支出使得财政存款转为经济主体存款，这些行为相互交织配套，货币因此增加。2020年，美联储共购买了约52%的新增国债，由此支持财政支出形成的货币供应量占美国新增M2的61%。2020年末，美、欧、日货币供应量分别同比增长24.9%、12.3%和7.6%，而名义GDP增速分别为-2.3%、-5%和-4%，货币增长大幅偏离了名义GDP增速。从物价走势看，美国通胀形势最为严峻，其货币扩张相对名义GDP增速的偏离也最大。6月美CPI达到了创13年新高的5.4%，较上年末上升4个百分点，当月欧、日CPI分别较上年末上升了2.2个和1.4个百分点。还应当看到，政府主导增加广义货币，也会带来破坏财经纪律、损坏银行体系市场化货币创造能力、经济内生活力不足等诸多不利的后遗症。
补充一张疫情期间美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BS表：
图片
总体而言，货币与通胀的关系没有变化，货币大量超发必然导致通胀，稳住通胀的关键还是要管住货币。当前我国通胀压力整体可控，这很大程度得益于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速自去年5月起就领先其他大型经济体逐步回归正常，今年6月末我国M2增速为8.6%，与疫情前基本相当，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从宏观上稳住了物价。下一步，货币政策要坚持稳字当头，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坚持央行和财政两个“钱袋子”定位，从根本上保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
下面是我们2021年3月发表在《财经》上的原文：
货币主义的失灵与幽灵
通胀是一个全球化现象，应慎言货币主义失灵。全球同步大放水的结果，只能是水漫金山。
要理解美联储的行为，需要联系所处的时代背景，包括但不限于：政治-意识形态、主流经济思想、宏观经济环境、金融风险，还需要考虑部门间的协同，尤其是和财政部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
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演变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常被表述为“双重任务”——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实际上，联邦储备法案一直在修订。不同时期，货币政策的重心不同，而这又决定了货币政策规则的差异。
详情链接：https://t.cn/A6Icmz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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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主管）
写在前面的话：
去年10月开始写作通货膨胀专题，并持续提示通胀风险（通胀，等风来（PPT）| 通胀，等风来！（全文）），认为在关注短期脉冲的同时，不应忽视四大转变：全球化逆转、人口老龄化、政治意识形态左转（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和货币政策重回“适应主义”。此外，还有最低工资立法，新一轮资本开支周期等等……其中专门有一节内容讨论货币政策问题，提示慎言货币主义失灵，强调2008年之后三轮QE与低通胀并存的经验不能外推至后疫情时代。但大多数读者可能并未重视这一提法，也没有引起投资者重视。微博上有细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有一篇专栏——“正确认识货币与通胀的关系”与我在文中的表述基本一致。
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一：正确认识货币与通胀的关系
有观点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长期货币超发但并未出现通胀，说明货币和通胀之间的关系失灵，因此把央行通过资产购买扩张货币，作为既可以刺激经济又不会带来通胀的“灵丹妙药”。对此，要合理看待2008年危机后和2020年疫情后两种量化宽松政策的区别，正确认识货币和通胀之间的关系。
一种是以增加基础货币为主的量化宽松政策，真正的货币增长有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近十年，尽管主要发达经济体长期处于低通胀的成因较多，包括供给端的全球化、技术进步，需求端的人口老龄化、债务透支、贫富分化等；但从货币视角看，2008年三季度末至2017年末，美、欧、日央行虽然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大幅扩表增加基础货币，但货币供应量（广义货币）的年均增速仅分别为6.5%、2.8%和2.7%，与同期3.1%、1.8%和0.4%的名义GDP平均增速大体相当，这是发达经济体没有引发明显通胀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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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看到，在现代银行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创造的直接主体是银行而非央行，央行购买国债等量化宽松并不必然带动货币增长。基础货币不同于货币，基础货币主要是满足银行体系准备金和支付清算的需要，而货币才是经济主体使用流通的资金，是由银行通过贷款等资产扩张创造的。从长期看，货币与通胀关系密切，而不是基础货币。2008年危机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央行购买国债，增加了银行体系的超额准备金，但由于央行只是主要购买了市场上的存量国债，并没有明显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且银行体系通过贷款创造货币的积极性也不高，使得这部分超额准备金淤积在银行体系，货币并没有显著增加。从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8月末至2017年末，美、欧、日央行资产负债表分别累计扩张了375%、209%和375%，而同期货币供应量仅分别累计增长了80%、30%和27%，扩张幅度明显落后。
另一种是疫情后央行和财政配合大量增加货币的量化宽松政策，推动2021年全球通胀明显升温。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面对疫情冲击、为支持经济恢复，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了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和大规模财政刺激的政策组合，由政府主导推动货币增长。从背后的机理看，央行购买国债增加超额准备金，财政新增发债推动银行超额准备金转为财政存款，财政向家庭、企业支出使得财政存款转为经济主体存款，这些行为相互交织配套，货币因此增加。2020年，美联储共购买了约52%的新增国债，由此支持财政支出形成的货币供应量占美国新增M2的61%。2020年末，美、欧、日货币供应量分别同比增长24.9%、12.3%和7.6%，而名义GDP增速分别为-2.3%、-5%和-4%，货币增长大幅偏离了名义GDP增速。从物价走势看，美国通胀形势最为严峻，其货币扩张相对名义GDP增速的偏离也最大。6月美CPI达到了创13年新高的5.4%，较上年末上升4个百分点，当月欧、日CPI分别较上年末上升了2.2个和1.4个百分点。还应当看到，政府主导增加广义货币，也会带来破坏财经纪律、损坏银行体系市场化货币创造能力、经济内生活力不足等诸多不利的后遗症。
补充一张疫情期间美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BS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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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货币与通胀的关系没有变化，货币大量超发必然导致通胀，稳住通胀的关键还是要管住货币。当前我国通胀压力整体可控，这很大程度得益于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速自去年5月起就领先其他大型经济体逐步回归正常，今年6月末我国M2增速为8.6%，与疫情前基本相当，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从宏观上稳住了物价。下一步，货币政策要坚持稳字当头，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坚持央行和财政两个“钱袋子”定位，从根本上保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
下面是我们2021年3月发表在《财经》上的原文：
货币主义的失灵与幽灵
通胀是一个全球化现象，应慎言货币主义失灵。全球同步大放水的结果，只能是水漫金山。
要理解美联储的行为，需要联系所处的时代背景，包括但不限于：政治-意识形态、主流经济思想、宏观经济环境、金融风险，还需要考虑部门间的协同，尤其是和财政部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
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演变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常被表述为“双重任务”——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实际上，联邦储备法案一直在修订。不同时期，货币政策的重心不同，而这又决定了货币政策规则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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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陈达飞丨滞胀接力：货币是始作俑者，石油是最后一棒
来源：澎湃新闻
本文为“拆解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系列之第五篇，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主管。
从1951年到1979年，美联储经历了三位主席：马丁、伯恩斯和米勒。马丁是美联储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米勒最短，伯恩斯的任期贯穿于70年代的大滞胀。
马丁被认为是美联储现代性的奠基者（黑泽尔，2017）。他采用“逆风而行”的操作规则，注重央行和政策的可信度，以短期利率为工具，以稳定物价为货币政策的优先目标。与真实票据原则不同，马丁的焦点从资产价格转移到了商品价格，其思想的守旧之处，是认为物价有涨必有跌，防通胀的同时，也是在防通缩。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美国CPI同比增长围绕2%小幅波动，只在1957-1958年间略超3%。
马丁任期的前十五年，可以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时期。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约翰逊接任总统，将战后激进主义思潮推上顶峰，为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融资成为政府的首要事项。政治诉求与经济学主流思潮不谋而合。凯恩斯主义已经占据美国主流经济学阵地，凯恩斯主义者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财政部和美联储等重要经济部门都有任职。
他们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收紧货币政策只会加剧失业，不会降低通胀。他们要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将经济增速维持在4%以上，将失业率维持在4.5%以下。
在任期的最后5年，马丁承受的政治和舆论压力明显增强，“协议”之后建立的原则一步一步地被突破，收紧货币政策的决定一次一次地遭到总统与国会的反对。即使在美联储内部，马丁也很难争取到支持者。
1965年，马丁担心越南战争会增加政府赤字，政府人为压低利率会导致信用膨胀，所以希望提前加息，预防通胀。在10月FOMC会议上，马丁的加息提议并未获得多数票，直到11月，才以4:3微弱优势提高了贴现率，并一直保持到1967年二季度。
1966年初，CPI同比增速在突破2%，而后加速攀升。在等待政府增提案的过程中，马丁一次一次地做出妥协，推迟加息。到11月份，整体与核心CPI增速分别达到了3.8%和3.6%。经济短暂的走弱之后，1967年8月，约翰逊终于向国会提交了增税10%的提案，美联储再一次延迟加息。年底开始，通胀抬头，至1970年初超过6%。
1968年末，随着失业率下降到3.4%，马丁开始紧缩货币，并维持到了1969年。经济应声走弱，GDP增速在1968年2季度触顶后一路下行，1970年4季度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从1969年的3.5%提高到1970年底的6.1%（图1）。这就证实了“菲利普斯曲线”的观点，降低通胀的代价是增加失业。
图1：从大缓和到大滞胀数据
1970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崩溃之际，由尼克松提名的伯恩斯接替马丁任美联储主席。两人风格迥异。马丁是保守派。伯恩斯虽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却认同凯恩斯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看法。他认为，物价上涨不是货币现象，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充分就业，应该依靠财政和收入政策（比如直接的价格与工资控制）管理总需求，进而稳定物价。
经验上，“菲利普斯曲线”揭示的通胀与失业的负相关关系是当时经济决策的依据。FOMC内部的主流观点也认为，只要产出缺口为负，或失业率高于4.5%，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或加剧）通货膨胀。在价格黏性的假设条件下，美联储增加了对短期物价上涨的容忍度。
伯恩斯上任后，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和增加货币供给的进程。伯恩斯希望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就业的支持，换取工资-物价控制对稳定物价的支持。
1971年8月，在关闭黄金窗口的同时，尼克松也实施了工资和物价管制，即所谓的“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是为其90天的工资-物价冻结，第二阶段是建立生活成本委员会、物价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物价委员会设定的年物价增长率为2.5%，薪酬委员会设定的年工资增长率为5.5%，其中3%的差距被认为是劳动生产率增速，并且，覆盖面广泛，执行严格。如此，伯恩斯也就不用再担心通货膨胀了。
新经济政策在抗通胀方面获得了“表面上的成功”，被忽视的是货币增速的下行在1969年底就开始，究其原因，包括：马丁任期的最后两年收紧了货币政策；“Q条例”下的金融脱媒；利差和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资金外流。当时M1增速的目标区间是4.5%-6.5%，但1969年11月到1970年8月却一直运行在4.5%以下，低点仅2.86%。货币数量对物价的传导有12-18个月左右的时滞，1970-1972年开始的反通胀（disinflation）不仅仅是工资-物价管制的功劳。这就是所谓的“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
M1增速不达预期，导致伯恩斯与白宫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1970年秋国会选举失利后，尼克松政府更急切地期待货币政策的扩张。1970年开始，FOMC稳步下调利率，到1972年，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分别下降了1.5和6个百分点。到1972年，M1和M2增速分别达到了8.4%和12.8%，为60年代以来的峰值。伯恩斯仍然反对加息，毕竟通胀只是略超过3%。政府物价管制也逐步放松。
1973年初，通胀再次抬头。价格管制法案4月到期。伯恩斯建议尼克松扩大价格管制范围，要求对所有价格、利润和利率实施冻结。由于经济回暖，价格管制不仅没有控制住物价，反而制造了短缺，推动物价进一步上行。10月石油危机爆发之前，美国CPI增速已经达到7.4%。1974年4月，国会任由价格管制法案到期，通胀率在年底突破12%。伯恩斯仍然不认为货币政策应该为通货膨胀负责，转而无端指责财政赤字。这是因为，在工资和利润管制情况下，成本推动假说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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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
本文为“拆解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系列之第五篇，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主管。
从1951年到1979年，美联储经历了三位主席：马丁、伯恩斯和米勒。马丁是美联储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米勒最短，伯恩斯的任期贯穿于70年代的大滞胀。
马丁被认为是美联储现代性的奠基者（黑泽尔，2017）。他采用“逆风而行”的操作规则，注重央行和政策的可信度，以短期利率为工具，以稳定物价为货币政策的优先目标。与真实票据原则不同，马丁的焦点从资产价格转移到了商品价格，其思想的守旧之处，是认为物价有涨必有跌，防通胀的同时，也是在防通缩。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美国CPI同比增长围绕2%小幅波动，只在1957-1958年间略超3%。
马丁任期的前十五年，可以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时期。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约翰逊接任总统，将战后激进主义思潮推上顶峰，为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融资成为政府的首要事项。政治诉求与经济学主流思潮不谋而合。凯恩斯主义已经占据美国主流经济学阵地，凯恩斯主义者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财政部和美联储等重要经济部门都有任职。
他们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收紧货币政策只会加剧失业，不会降低通胀。他们要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将经济增速维持在4%以上，将失业率维持在4.5%以下。
在任期的最后5年，马丁承受的政治和舆论压力明显增强，“协议”之后建立的原则一步一步地被突破，收紧货币政策的决定一次一次地遭到总统与国会的反对。即使在美联储内部，马丁也很难争取到支持者。
1965年，马丁担心越南战争会增加政府赤字，政府人为压低利率会导致信用膨胀，所以希望提前加息，预防通胀。在10月FOMC会议上，马丁的加息提议并未获得多数票，直到11月，才以4:3微弱优势提高了贴现率，并一直保持到1967年二季度。
1966年初，CPI同比增速在突破2%，而后加速攀升。在等待政府增提案的过程中，马丁一次一次地做出妥协，推迟加息。到11月份，整体与核心CPI增速分别达到了3.8%和3.6%。经济短暂的走弱之后，1967年8月，约翰逊终于向国会提交了增税10%的提案，美联储再一次延迟加息。年底开始，通胀抬头，至1970年初超过6%。
1968年末，随着失业率下降到3.4%，马丁开始紧缩货币，并维持到了1969年。经济应声走弱，GDP增速在1968年2季度触顶后一路下行，1970年4季度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从1969年的3.5%提高到1970年底的6.1%（图1）。这就证实了“菲利普斯曲线”的观点，降低通胀的代价是增加失业。
图1：从大缓和到大滞胀数据
1970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崩溃之际，由尼克松提名的伯恩斯接替马丁任美联储主席。两人风格迥异。马丁是保守派。伯恩斯虽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却认同凯恩斯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看法。他认为，物价上涨不是货币现象，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充分就业，应该依靠财政和收入政策（比如直接的价格与工资控制）管理总需求，进而稳定物价。
经验上，“菲利普斯曲线”揭示的通胀与失业的负相关关系是当时经济决策的依据。FOMC内部的主流观点也认为，只要产出缺口为负，或失业率高于4.5%，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或加剧）通货膨胀。在价格黏性的假设条件下，美联储增加了对短期物价上涨的容忍度。
伯恩斯上任后，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和增加货币供给的进程。伯恩斯希望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就业的支持，换取工资-物价控制对稳定物价的支持。
1971年8月，在关闭黄金窗口的同时，尼克松也实施了工资和物价管制，即所谓的“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是为其90天的工资-物价冻结，第二阶段是建立生活成本委员会、物价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物价委员会设定的年物价增长率为2.5%，薪酬委员会设定的年工资增长率为5.5%，其中3%的差距被认为是劳动生产率增速，并且，覆盖面广泛，执行严格。如此，伯恩斯也就不用再担心通货膨胀了。
新经济政策在抗通胀方面获得了“表面上的成功”，被忽视的是货币增速的下行在1969年底就开始，究其原因，包括：马丁任期的最后两年收紧了货币政策；“Q条例”下的金融脱媒；利差和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资金外流。当时M1增速的目标区间是4.5%-6.5%，但1969年11月到1970年8月却一直运行在4.5%以下，低点仅2.86%。货币数量对物价的传导有12-18个月左右的时滞，1970-1972年开始的反通胀（disinflation）不仅仅是工资-物价管制的功劳。这就是所谓的“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
M1增速不达预期，导致伯恩斯与白宫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1970年秋国会选举失利后，尼克松政府更急切地期待货币政策的扩张。1970年开始，FOMC稳步下调利率，到1972年，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分别下降了1.5和6个百分点。到1972年，M1和M2增速分别达到了8.4%和12.8%，为60年代以来的峰值。伯恩斯仍然反对加息，毕竟通胀只是略超过3%。政府物价管制也逐步放松。
1973年初，通胀再次抬头。价格管制法案4月到期。伯恩斯建议尼克松扩大价格管制范围，要求对所有价格、利润和利率实施冻结。由于经济回暖，价格管制不仅没有控制住物价，反而制造了短缺，推动物价进一步上行。10月石油危机爆发之前，美国CPI增速已经达到7.4%。1974年4月，国会任由价格管制法案到期，通胀率在年底突破12%。伯恩斯仍然不认为货币政策应该为通货膨胀负责，转而无端指责财政赤字。这是因为，在工资和利润管制情况下，成本推动假说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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