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听过一种说法，外国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很可怕，我也一直不理解有宗教信仰是种什么感受。
之后渐渐明白，宗教的作用在于使人安贫乐道，维持社会稳定，其实就是统治工具而已。精英阶层受教育人群显然明白宗教那些超自然理论的荒谬之处，但底层的无知愚民不懂，愚民无条件地相信救世主们，也许只是无可奈何。
所以，那个说出中国人没宗教信仰很可怕的外国人，要么是个无知愚民，无需理会。
要么是他不理解中国的统治工具，我大儒家文化岂是西方世界能随意领悟的

有的人，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愿意把伞借给你，而下雨的时候，他却打着伞悄悄地先走了。有的人，在你有权有势的时候，围着你团团转，而你离职了，或无 权无势了，他却躲得远远的。有的人，在面对你倾诉深情的时候，语言的表达像流淌一条清亮、甜美的大河，而在河床底下，却潜藏着一股污浊的暗流。有的人，在 你辛勤播种的时候，他袖手旁观，不肯洒下一滴汗水，而当你收获的时候，他却毫不愧色地以各种理由来分享你的果实。有的人，注重外表的修饰，且穿着显示出一种华贵，而内心深处却充满了空虚。充满了无知与愚昧，那种无文化的形态，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在他的言语行动中。

不可逆结构——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上卷）（182）

三十四、希腊精神（3）

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的一些哲学家开始提出世界的本原问题，他们反对过去流传的种种神话创世说，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些物质性元素。他们最早用自然原理来解释世界的生成，用逻辑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他们是西方最早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这种文化推崇自由、责任和开放，理性的影响既深且广，人们敢于去质疑人类的世界和神祇的世界，敢于质疑自己。这个文化在奠定西方欧洲的基础、铸造西方欧洲的方面都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克里斯蒂安•迈耶尔《希腊—罗马传统》）在意大利南部出现了具有另一种思想倾向的哲学学派，他们认为万物的本质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是“数”，以巴门尼德为代表的爱利亚学派则认为是不可分的“存在”，并认为“存在”不生不灭的，运动变化的只是事物的现象。“他所寻求的知识不是意见，而是关于不变世界的纯粹理性的知识，并且能够用这种知识来研究这个变化世界尤其是探讨变化的社会政治变迁及其特有的历史规律。”（卡尔•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来自爱奥尼亚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则以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为基础，提出万物是永远变动的，而这种变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万物皆流，无物常驻”是他的座右铭，“你永远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则是他的名言，因此他反对既存的社会秩序永久不变的看法。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原子”，它们没有性质上的差异，只有形状、排列、状态的不同。万物皆是由原子组合而成的。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近代物质结构学说的先导。

这些哲学家是自然哲学的代表。他们所反映的思潮代表了当时新兴的社会阶层对传统政治制度的抵触，以及对宗教关于世界起源的解释所抱的怀疑态度。自由赋予了人的想象力。他们充满了对理性的热爱和追求，希望突破宗教传统对人的意识的禁锢，找到关于自然和人更客观、更本质的答案。在希腊，哲学家很受人们的尊重，他们擅长将哲学原理应用于现实之中。虽然他们中很多人出身贵族，但他们并不依附于政治或者宗教的权势，而是成为传统制度和经验知识勇敢的挑战者。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这些伟大的名字，代表了一股新兴的力量，他们在努力寻找这个世界内外更真实的一面。但是对于一些终极问题的解答，他们显然要受限于基础知识的匮乏，以及获取知识方式的粗陋。“这不仅仅是因为哲学领域的熟稔把握能力需要完整和充足的掌握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力学、生物学和心理学，而是因为要求部分应该理解整体是不可理喻的。”（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殿堂》）这些自然哲学家很大程度上依赖感觉和纯粹的思考，一些超验的概念成为知识体系的填充物，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使用逻辑和辩证的方式思考问题。赫拉克利特所提出的“矛盾的对立和统一”的观点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他认为：“没有对立的紧张，就不会产生和谐，……和谐并不是冲突的结束，而是一种紧张，在这个紧张的持续中，没有一方真正胜利，但双方在彼此依附下发展。为使优秀者能有别于拙劣者，生存的斗争是必需的，因此也可产生最高的境界。”（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希腊的生活》）实际上，这个观点非常令人惊讶，它准确地描述了物质结构在进化过程中内在矛盾所形成的对立和统一的关系。

希腊繁荣的商业活动造就了希腊人的精明和活力，他们在思想上也显现出一种对社会生活和人性的好奇心。虽然希腊人崇尚“勇气与节制”的平衡，但此时的希腊人已经开始不喜欢循规蹈矩的方式。公元前 5世纪，议会的辩论、法庭的审判等民主政治方式催生出了一批以论辩术为业的思想家，被称为“智者”。他们讨论的中心不再是宇宙生成等自然问题，而是集中到人类社会政治、伦理等方面来。“人”成为他们研究的中心。他们进一步发展了辩证的分析方法，并且运用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来说服大众。普罗泰戈拉是诡辩学派的代表，他把感觉看成是真理的标准，含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成分。不过他的本意并不是要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而是他看到了不同人的感觉存在着对立和差异，这触及到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普罗泰戈拉说：“找不出绝对真理，所谓真理只是由某些人在某些情况下所认定的，矛盾而冲突的主张对不同的人或在不同的时机中都同样是真实的。一切真、善、美都是相对而主观的，人是衡量万物的标准。”（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希腊的生活》）他从素朴的感觉论走向了相对主义和怀疑论。他对传统宗教神学也提出了怀疑：“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他强调了人是认识客观事物的主体，否定了神的超自然力量对人的影响。

人口的流动和思想的交流冲击了希腊人固有的观念，辩论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个客观的标准，但最终却因为无知而趋向了主观主义。普罗泰戈拉因此对真理产生了怀疑，认为真理没有统一的标准。他对神祇的怀疑遭到雅典的驱逐而死于非命。普罗泰戈拉在辩论中肯定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逻辑障碍，因为关于人类及其社会的知识具有变化莫测的多样性，导致他对真理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他的怀疑论实际上也触及到了现代科学的另一个问题——不确定性对客观规律有效性的限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实际上触及到了物质结构进化的本质和内涵。我们从不可逆结构的特征中获知，任何物质的运动和进化过程都包含了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导致了物质结构的多样性。现代科学理论仍然无法对一个事物的运动过程作出完备的描述，这是量子力学给予我们的提示，因此终极真理是不存在的。物质结构进化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结构形成之前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体现了无序和随机的状态，由于没有形成一股主导力量，事物运动的确定性较低，也就不会产生明确的趋势；其次是结构形成后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结构已经确立，趋势已经形成，事物的运动状态变得非常明确，随机性则被最大限度地制约，在此阶段事物的运动规律比较明显，很容易去归纳和总结；最后是结构的转折阶段，由于主导力量的控制力达到极限而逐渐减弱，事物运动的确定性开始下降，随机因素的作用开始放大，当主导力量失去了控制力，结构就会进入无序的状态，事物的转折就发生了。对于随机性的了解和控制，人类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目前只有利用概率统计的方法得出一个大致的结果。对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里，物质运动的规律性有所不同，而且越复杂的结构规律也越复杂，因而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在总结社会规律时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人类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了解和探索仅仅迈出了一小步，并非像经典物理学家们认为的那样，物理定律已经趋向简单、统一和完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体系都需要也的确在不断地重构，它们必须不断经受新发现的考验，不断构建更客观、更准确、更包容的知识内涵。一旦人类在某个领域发现了全新的、颠覆性的核心知识，旧的知识体系就要被打破，旧的核心知识就要被新的核心知识所替代，就像“日心说”、“进化论”、“量子论”所引发的效应一样。这个替代过程会不断地持续下去，没有终点，就像物质进化的道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