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九问溯源 奋楫笃行”第一问 8000多年前石磨盘藏着什么惊天之谜?】
编者按
在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丰富，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系统，没有哪一个地区像郑州一样文明发展从未断线，从氏族时代跨入古国时代、又从古国时代跨进王国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奠基。
读懂最早中国，从郑州开始。
今日起，正观新闻特别推出“行走郑州 读懂最早中国”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行走郑州，追溯文明起源，读懂最早中国!
3月22日，春分时节，光景明媚。我们踏上了九问溯源的第一站——新郑。黄帝故里，寻根圣地，悬灯结彩，正在为盛典做着最后准备。作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家园，每年“三月三”，全球华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到这里。
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五千年文明之初始!无论是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的故事，史学中的五帝时代的记载，还是考古学中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实证，都从不同层面诠释丰富着人文初祖黄帝的伟大形象，让那段文明初创时期充盈着温润和光泽。
黄帝时期之前的先民是怎么生活的?黄帝时期的丰功伟业是如何奠基的?谜题，从半个多世纪前新郑裴李岗村农民平整土地时翻出来的石磨盘开启。我们通过走访博物馆馆长、讲解员、考古人员、遗址所在地村民，以及相关专家学者，拼图式去了解8000多年前的秘密。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从搓衣板到文化馆，石磨盘进京惊动“大人物”
“20世纪50年代初，新郑裴李岗村的农民们在平整土地时总是挖出形状奇特的石磨盘、石磨棒，对文物没有太多概念的他们，就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当搓衣板用。到1969年冬，当地文化馆已经收集了20多件石磨盘、石磨棒，但是并不清楚具体出土位置和年代。”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介绍说，裴李岗遗址的发现不是一帆风顺的，是许许多多文物工作者面对困难困惑始终不服输不退却，才最终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972年《河南日报》在《我省出土的历史文物介绍》中刊登了“原始社会晚期的石碾盘和石棒”。1973年国家文物局征集文物办展览，被推荐送去的石磨盘，最终因出土地点和时代没有调查清楚被退了回来。
1975年，距离裴李岗村约20公里远的唐户村，在平整土地过程中，再次发现一些器物。可发掘来发掘去，始终没见石磨盘的踪影。
待到1977年，裴李岗村民李铁蛋最新发现的石磨盘与出土处的印痕完全吻合!裴李岗遗址终于呼之欲出——随后至1979年，裴李岗村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
据说，为了叫响“石磨盘”的名头，时任开封地区文化局文物科科长的崔耕和新郑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薛文灿曾带着石磨盘去北京找媒体宣传，被轰了出来仍不死心。这群执拗的文物人来回奔波于国家文物局、《文物》杂志社、中国科学院……功夫不负苦心人，考古大家夏鼐、安志敏、苏秉琦、裴文中先后都对石磨盘产生了浓厚兴趣，提供了具体帮助。
裴李岗，终不负众望。
“从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锯齿镰和大量陶器来看，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氏族经济生活，人类离开洞穴，进入平原，建造房屋，形成相对定居的原始村落。这里陈列的有用于砍伐的石斧，用于松土播种的石铲，还有用于收割禾穗的石镰，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进入了锄耕农业时期。”新郑市博物馆讲解员胡嘉说，以新郑裴李岗为代表的这一远古文化，正是人们寻觅已久的黄帝文化之源。“在自己世代生息的脚下，挖出了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根，这是多么让人兴奋和骄傲的事!”
20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陆续有所发现。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什么样子，却没有任何发现。于是西方一些学者抓住这个空子，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外来信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因素”等谬论。这些言论激起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强烈愤怒，裴李岗遗址的发现，终于让大家扬眉吐气。
1980年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提出，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古文化遗存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得到了考古界普遍认同。从此，裴李岗文化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
2021年10月18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评结果出炉，河南省有14个项目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再次印证了河南“文物大省”“考古强省”的地位。其中，郑州市入选的3个项目分别是：新郑裴李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商城遗址。
中国最早定居村落的生活丰富多彩
新郑市博物馆，更多的文物展现了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定居村落——裴李岗先民的生活细节。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陶鼎，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陶鼎，许多考古专家称它为“中华第一鼎”。绿松石坠，从人骨的颈下出土，上部小孔直径不足1毫米，不仅说明当时钻孔技术的高超，也折射出8000多年前先民对美的向往与追求。还有先民随手捏制的玩偶，红面猪头、陶塑羊头，证明当时家畜饲养已经出现……
揣着几千年的秘密和或远或近的故事，我们来到了裴李岗遗址发掘现场。眼前是一座又一座探方，一个又一个剖面，一层又一层黄土，寂静而朴素。
李永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裴李岗遗址发掘项目执行领队，已在裴李岗村驻扎5年。考古工作是琐碎和平淡的，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神秘、有趣。不是在田野发掘现场，就是在室内整理资料，或是协同其他学科进行验证研究，这是李永强和队员的日常。
裴李岗遗址最近被大众关注到的研究成果，是2021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上披露的“酿酒”和“麻绳”。
“8000多年前，新郑裴李岗人已经学会使用红曲霉发酵酿酒，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红曲霉酿酒技术。”李永强介绍说，裴李岗人使用红曲霉制曲作为发酵剂，主要利用稻米，并加以芡实和小麦族种子为原料的酿酒方法，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这一方法的例证。
“通过提取微化石的方法获得微体纤维遗存，发现陶壶耳部穿孔中有染色特征的植物韧皮纤维，很可能是穿绳使用的遗存。这一突破性发现,对将来更系统地进行纺织品残留物的研究提供了例证。”李永强说，最新检测显示，部分纤维显示有蓝、黑、粉色，以蓝色为主，表明使用颜料染色工艺的存在。“目前还无法鉴定染料的来源，这一谜团未来有望通过化学分析破解。”
8000多年前郑州地区的人们已住上两居室
走进唐户村，道路干净整洁，排列整齐的青瓦白墙小院落让人赏心悦目，红色的复古式门庭掩映在绿树荫中，给这个远离市区小村落带来一抹别样色彩。文化广场上，村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唠家常。
“俺村可有名了，经常有人来，还可多拍抖音的。”提起自己村，唐明军无比自豪，“文化悠久，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好几千年的遗址。村口有观景阁，上去就能看到黄帝口。每年南水北调生态廊道的海棠花一开，很多人专门开车、骑车来看。”
在裴李岗遗址发现的过程中， “一闪而过”的唐户村，虽然一直被考古人惦记着，但真正得以大面积发掘，正是来自南水北调工程的机缘——2006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信应君主持发掘的唐户遗址，为人们探讨8000多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居住形态提供了线索。
据该院工作人员汪松枝介绍，唐户遗址的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裴李岗文化中面积最大的遗址。文化层堆积最厚处达3米以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聚落群的一级聚落遗址。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60多座，也是目前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最多的地方。房屋建造方式均为半地穴式，分为单间式和双间式两种，在一双间式房屋内发现有灶台及陶器残片，说明我们的先民在房屋里既能做饭，又能在冬季取暖。房屋布局上出现内向凝聚式特征和人工壕沟防护设施以及排水设施。
“唐户遗址这种匠心独具的布局方法，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充分考虑到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人们在此长时间进行农耕和捕猎，有着严密的社会组织和较高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进行繁衍生息，成为中国腹心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面积最大的村落遗址。”汪松枝说。
唐户遗址内涵丰富，上至8000多年裴李岗文化，下至2000多年的周文化，时间长达6000多年，是国内少见的年代跨度长的地下博物馆，为研究黄帝文化提供了完整、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有利佐证。
2009年，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原地区考古的新时代，作为裴李岗文化发现30多年来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代表一种全新的文化面貌的李家沟文化填补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空白——从狩猎、采集的迁徙社会到稳定居住的农业社会，这一人类历史最为伟大的一次社会变革，在郑州地区有了完整的演化历程，中华延续至今的乡村社会从这里起步。而裴李岗村、唐户村近年来发现的3万多至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遗存，给了人们更多的期待和遐想。
畅想先人在肥沃、松软的黄土地上，辛勤而出色地从事原始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劳动的情景，思绪万千，请关注后续报道，看人类社会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大潮的到来!（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文 徐宗福/图）
编者按
在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丰富，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系统，没有哪一个地区像郑州一样文明发展从未断线，从氏族时代跨入古国时代、又从古国时代跨进王国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奠基。
读懂最早中国，从郑州开始。
今日起，正观新闻特别推出“行走郑州 读懂最早中国”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行走郑州，追溯文明起源，读懂最早中国!
3月22日，春分时节，光景明媚。我们踏上了九问溯源的第一站——新郑。黄帝故里，寻根圣地，悬灯结彩，正在为盛典做着最后准备。作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家园，每年“三月三”，全球华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到这里。
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五千年文明之初始!无论是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的故事，史学中的五帝时代的记载，还是考古学中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实证，都从不同层面诠释丰富着人文初祖黄帝的伟大形象，让那段文明初创时期充盈着温润和光泽。
黄帝时期之前的先民是怎么生活的?黄帝时期的丰功伟业是如何奠基的?谜题，从半个多世纪前新郑裴李岗村农民平整土地时翻出来的石磨盘开启。我们通过走访博物馆馆长、讲解员、考古人员、遗址所在地村民，以及相关专家学者，拼图式去了解8000多年前的秘密。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从搓衣板到文化馆，石磨盘进京惊动“大人物”
“20世纪50年代初，新郑裴李岗村的农民们在平整土地时总是挖出形状奇特的石磨盘、石磨棒，对文物没有太多概念的他们，就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当搓衣板用。到1969年冬，当地文化馆已经收集了20多件石磨盘、石磨棒，但是并不清楚具体出土位置和年代。”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介绍说，裴李岗遗址的发现不是一帆风顺的，是许许多多文物工作者面对困难困惑始终不服输不退却，才最终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972年《河南日报》在《我省出土的历史文物介绍》中刊登了“原始社会晚期的石碾盘和石棒”。1973年国家文物局征集文物办展览，被推荐送去的石磨盘，最终因出土地点和时代没有调查清楚被退了回来。
1975年，距离裴李岗村约20公里远的唐户村，在平整土地过程中，再次发现一些器物。可发掘来发掘去，始终没见石磨盘的踪影。
待到1977年，裴李岗村民李铁蛋最新发现的石磨盘与出土处的印痕完全吻合!裴李岗遗址终于呼之欲出——随后至1979年，裴李岗村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
据说，为了叫响“石磨盘”的名头，时任开封地区文化局文物科科长的崔耕和新郑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薛文灿曾带着石磨盘去北京找媒体宣传，被轰了出来仍不死心。这群执拗的文物人来回奔波于国家文物局、《文物》杂志社、中国科学院……功夫不负苦心人，考古大家夏鼐、安志敏、苏秉琦、裴文中先后都对石磨盘产生了浓厚兴趣，提供了具体帮助。
裴李岗，终不负众望。
“从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锯齿镰和大量陶器来看，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氏族经济生活，人类离开洞穴，进入平原，建造房屋，形成相对定居的原始村落。这里陈列的有用于砍伐的石斧，用于松土播种的石铲，还有用于收割禾穗的石镰，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进入了锄耕农业时期。”新郑市博物馆讲解员胡嘉说，以新郑裴李岗为代表的这一远古文化，正是人们寻觅已久的黄帝文化之源。“在自己世代生息的脚下，挖出了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根，这是多么让人兴奋和骄傲的事!”
20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陆续有所发现。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什么样子，却没有任何发现。于是西方一些学者抓住这个空子，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外来信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因素”等谬论。这些言论激起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强烈愤怒，裴李岗遗址的发现，终于让大家扬眉吐气。
1980年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提出，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古文化遗存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得到了考古界普遍认同。从此，裴李岗文化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
2021年10月18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评结果出炉，河南省有14个项目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再次印证了河南“文物大省”“考古强省”的地位。其中，郑州市入选的3个项目分别是：新郑裴李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商城遗址。
中国最早定居村落的生活丰富多彩
新郑市博物馆，更多的文物展现了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定居村落——裴李岗先民的生活细节。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陶鼎，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陶鼎，许多考古专家称它为“中华第一鼎”。绿松石坠，从人骨的颈下出土，上部小孔直径不足1毫米，不仅说明当时钻孔技术的高超，也折射出8000多年前先民对美的向往与追求。还有先民随手捏制的玩偶，红面猪头、陶塑羊头，证明当时家畜饲养已经出现……
揣着几千年的秘密和或远或近的故事，我们来到了裴李岗遗址发掘现场。眼前是一座又一座探方，一个又一个剖面，一层又一层黄土，寂静而朴素。
李永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裴李岗遗址发掘项目执行领队，已在裴李岗村驻扎5年。考古工作是琐碎和平淡的，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神秘、有趣。不是在田野发掘现场，就是在室内整理资料，或是协同其他学科进行验证研究，这是李永强和队员的日常。
裴李岗遗址最近被大众关注到的研究成果，是2021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上披露的“酿酒”和“麻绳”。
“8000多年前，新郑裴李岗人已经学会使用红曲霉发酵酿酒，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红曲霉酿酒技术。”李永强介绍说，裴李岗人使用红曲霉制曲作为发酵剂，主要利用稻米，并加以芡实和小麦族种子为原料的酿酒方法，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这一方法的例证。
“通过提取微化石的方法获得微体纤维遗存，发现陶壶耳部穿孔中有染色特征的植物韧皮纤维，很可能是穿绳使用的遗存。这一突破性发现,对将来更系统地进行纺织品残留物的研究提供了例证。”李永强说，最新检测显示，部分纤维显示有蓝、黑、粉色，以蓝色为主，表明使用颜料染色工艺的存在。“目前还无法鉴定染料的来源，这一谜团未来有望通过化学分析破解。”
8000多年前郑州地区的人们已住上两居室
走进唐户村，道路干净整洁，排列整齐的青瓦白墙小院落让人赏心悦目，红色的复古式门庭掩映在绿树荫中，给这个远离市区小村落带来一抹别样色彩。文化广场上，村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唠家常。
“俺村可有名了，经常有人来，还可多拍抖音的。”提起自己村，唐明军无比自豪，“文化悠久，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好几千年的遗址。村口有观景阁，上去就能看到黄帝口。每年南水北调生态廊道的海棠花一开，很多人专门开车、骑车来看。”
在裴李岗遗址发现的过程中， “一闪而过”的唐户村，虽然一直被考古人惦记着，但真正得以大面积发掘，正是来自南水北调工程的机缘——2006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信应君主持发掘的唐户遗址，为人们探讨8000多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居住形态提供了线索。
据该院工作人员汪松枝介绍，唐户遗址的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裴李岗文化中面积最大的遗址。文化层堆积最厚处达3米以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聚落群的一级聚落遗址。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60多座，也是目前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最多的地方。房屋建造方式均为半地穴式，分为单间式和双间式两种，在一双间式房屋内发现有灶台及陶器残片，说明我们的先民在房屋里既能做饭，又能在冬季取暖。房屋布局上出现内向凝聚式特征和人工壕沟防护设施以及排水设施。
“唐户遗址这种匠心独具的布局方法，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充分考虑到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人们在此长时间进行农耕和捕猎，有着严密的社会组织和较高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进行繁衍生息，成为中国腹心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面积最大的村落遗址。”汪松枝说。
唐户遗址内涵丰富，上至8000多年裴李岗文化，下至2000多年的周文化，时间长达6000多年，是国内少见的年代跨度长的地下博物馆，为研究黄帝文化提供了完整、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有利佐证。
2009年，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原地区考古的新时代，作为裴李岗文化发现30多年来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代表一种全新的文化面貌的李家沟文化填补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空白——从狩猎、采集的迁徙社会到稳定居住的农业社会，这一人类历史最为伟大的一次社会变革，在郑州地区有了完整的演化历程，中华延续至今的乡村社会从这里起步。而裴李岗村、唐户村近年来发现的3万多至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遗存，给了人们更多的期待和遐想。
畅想先人在肥沃、松软的黄土地上，辛勤而出色地从事原始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劳动的情景，思绪万千，请关注后续报道，看人类社会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大潮的到来!（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文 徐宗福/图）
主任话科史 | 检验科主任徐英春：用准确、快捷、专业、热情颂百年初心
让我们通过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徐英春的主题演讲，一同了解检验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徐英春。今天我带领大家回顾检验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老协和”的“大检验” 大师云集、成果卓著
检验医学是基础与临床之间的桥梁学科，涉及多专业，融合多学科，更是开展临床诊断、治疗、预后判断等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有效工具。
1921年协和建院之初就有病理-寄生虫-微生物学系，负责相关临床诊断、教学和科研工作。田百禄（Carl TenBroeck）是协和首位微生物学教授。他首次研究出破伤风孢子植入肠道可以使人体获得免疫。
1930年，微生物学组从病理-寄生虫-微生物学系中独立，名为微生物及免疫学系，林宗扬担任首位系主任。作为我国微生物学第一代学者、中国医学真菌研究先驱，林宗扬在1937年被大家推选为协和医学院教务长，他也是首位担任该职务的中国人。
1930年至1941年之间，微生物及免疫学系培养了众多人才，如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谢少文教授。他曾发表我国第一篇布氏杆菌病流行病学研究，在国际上率先采用鸡胚在动物体外活细胞内培养立克次体。
协和高度重视临床诊断学发展及青年医学生诊断能力的培养。各科、各病房都建有实验室，可以独立完成血、尿、便常规和简单的生化检查，从抽血到化验全部由住院医师完成。在众多手签的检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孝骞、林巧稚、刘士豪等家喻户晓的临床大师的签名。
在多点设置、平行管理的“大检验”平台下，协和建立了临床检验亚学科、亚专业，建立了检验方法，解决了试剂比对、能力验证、方法学差异等难题。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1958年医院整合微生物及免疫学系、内科实验室、生化系的检验力量，正式成立独立的检验科。首任科主任由1940届协和八年制毕业生、时任微生物及免疫学系副教授张乃初担任。
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并重 引领学科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检验科高度重视基本功训练，组织全科人员进行技术大练兵，要求每位协和检验人成为业务“多面手”。
在干中学，学中干，拼中积累，积累中沉淀精华。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协和检验前辈努力开展自主创新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在全国推广应用。李林主任带领检验科于1966年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12种快速试纸条，是我国干化学试纸分析的先驱。1974年，许建生积极推动检验科自主研发成功“6通道分立式自生化动分析仪”和“一通道/三通道生化自动分析仪”，协和检验科实现从手工操作到自动化诊断的质变。1975年，检验科正式成立荧光免疫室，王惠珍副主任等带领实验室工作人员制备荧光标记抗体，开发了8项荧光抗体免疫技术，开展了15种自身抗体的检查，处于当时国内领先水平，该成果于1982年获得卫生部甲级科技成果奖。
改革开放后，检验科把握时代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引进先进技术。1979年至1985年，李林主任促成北京协和医院与美国MILES公司Ames分公司合作，建立了中美合作实验室，使协和检验科成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现代自动化临床检验实验室。2003至2008年，倪安平主任推动与美国昆泰实验室合作项目，为实验室认可和认证奠定了重要基础。
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冲锋在前、勇于担当
永葆初心本色，践行使命担当。百年来，协和检验人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应急救援、医疗帮扶等任务。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谢少文主持反细菌战东北调查团的实验室鉴定工作，检验科主任张乃初奔赴前线参与美军飞行员战俘的全面调查，检验科副主任齐长才深入战地收集美军投下的昆虫、羽毛、动物、投扔装置、弹片等细菌携带物，运回北京进行检验、分离与鉴定，为细菌战找到实证。
陈定一于1972年、1984年、1986年前后三次参加援藏医疗队。2015年“组团式”援藏号角吹响，检验科以科包科，已派出7人赴藏工作，一棒接着一棒进行造血式帮扶。在副主任邱玲等的持续努力下，西藏自治区临床检验中心建成，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检验科通过ISO医学实验室认可，建成全世界海拔最高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实验室。
倪安平主任曾冒着极大的被感染风险，2003年成功分离出3株SARS冠状病毒株、2株作为全球首个SARS全病毒灭活疫苗标准株，为我国SARS研究和防治工作立下汗马功劳。新冠疫情发生后，肖盟、陈雨和张栋参加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驰援武汉。全科积极主动投身实验室改造、新冠核酸检测等任务，为提升检测能力作出积极贡献。
驶入发展“快车道” 奋发有为向未来
在前辈打下的坚实基础上，2008年协和检验科通过ISO15189认可，2014年通过美国临床病理家学会（CAP）的实验室认可。今天的协和检验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真菌病监测网国家中心及质量管理中心单位。2021年，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落户协和，检验科是合作科室之一。
协和检验科不仅重视检验质量这个核心，更始终关注医生和患者需求，以人为本、服务临床，发展检验医学。20世纪80年代起，陈民钧主任就发起和领导监测本院、全国及亚太地区多项常规用药及新药的耐药检测，主持我国参加多项全球耐药监测。1983年国内首次通过院感监测扑灭难辨梭菌伪膜性肠炎暴发。王澎，一位普通的检验技师，发现了多种改写教科书的疑难罕见病原体，用务实进取生动阐释了大国工匠精神。她的绝笔“为病人义务劳动是我愿意做的事情”道出了浓浓的患者情结。
几代协和检验人锐意进取、鞠躬尽瘁，在代代传承发展中，在全科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协和检验科正成长为一颗“不老松”。检验科全体员工将始终秉承“准确、快捷、专业、热情”的质量方针，在传承中求发展，在创新中求超越！ https://t.cn/RI7nYAL
让我们通过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徐英春的主题演讲，一同了解检验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徐英春。今天我带领大家回顾检验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老协和”的“大检验” 大师云集、成果卓著
检验医学是基础与临床之间的桥梁学科，涉及多专业，融合多学科，更是开展临床诊断、治疗、预后判断等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有效工具。
1921年协和建院之初就有病理-寄生虫-微生物学系，负责相关临床诊断、教学和科研工作。田百禄（Carl TenBroeck）是协和首位微生物学教授。他首次研究出破伤风孢子植入肠道可以使人体获得免疫。
1930年，微生物学组从病理-寄生虫-微生物学系中独立，名为微生物及免疫学系，林宗扬担任首位系主任。作为我国微生物学第一代学者、中国医学真菌研究先驱，林宗扬在1937年被大家推选为协和医学院教务长，他也是首位担任该职务的中国人。
1930年至1941年之间，微生物及免疫学系培养了众多人才，如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谢少文教授。他曾发表我国第一篇布氏杆菌病流行病学研究，在国际上率先采用鸡胚在动物体外活细胞内培养立克次体。
协和高度重视临床诊断学发展及青年医学生诊断能力的培养。各科、各病房都建有实验室，可以独立完成血、尿、便常规和简单的生化检查，从抽血到化验全部由住院医师完成。在众多手签的检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孝骞、林巧稚、刘士豪等家喻户晓的临床大师的签名。
在多点设置、平行管理的“大检验”平台下，协和建立了临床检验亚学科、亚专业，建立了检验方法，解决了试剂比对、能力验证、方法学差异等难题。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1958年医院整合微生物及免疫学系、内科实验室、生化系的检验力量，正式成立独立的检验科。首任科主任由1940届协和八年制毕业生、时任微生物及免疫学系副教授张乃初担任。
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并重 引领学科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检验科高度重视基本功训练，组织全科人员进行技术大练兵，要求每位协和检验人成为业务“多面手”。
在干中学，学中干，拼中积累，积累中沉淀精华。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协和检验前辈努力开展自主创新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在全国推广应用。李林主任带领检验科于1966年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12种快速试纸条，是我国干化学试纸分析的先驱。1974年，许建生积极推动检验科自主研发成功“6通道分立式自生化动分析仪”和“一通道/三通道生化自动分析仪”，协和检验科实现从手工操作到自动化诊断的质变。1975年，检验科正式成立荧光免疫室，王惠珍副主任等带领实验室工作人员制备荧光标记抗体，开发了8项荧光抗体免疫技术，开展了15种自身抗体的检查，处于当时国内领先水平，该成果于1982年获得卫生部甲级科技成果奖。
改革开放后，检验科把握时代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引进先进技术。1979年至1985年，李林主任促成北京协和医院与美国MILES公司Ames分公司合作，建立了中美合作实验室，使协和检验科成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现代自动化临床检验实验室。2003至2008年，倪安平主任推动与美国昆泰实验室合作项目，为实验室认可和认证奠定了重要基础。
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冲锋在前、勇于担当
永葆初心本色，践行使命担当。百年来，协和检验人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应急救援、医疗帮扶等任务。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谢少文主持反细菌战东北调查团的实验室鉴定工作，检验科主任张乃初奔赴前线参与美军飞行员战俘的全面调查，检验科副主任齐长才深入战地收集美军投下的昆虫、羽毛、动物、投扔装置、弹片等细菌携带物，运回北京进行检验、分离与鉴定，为细菌战找到实证。
陈定一于1972年、1984年、1986年前后三次参加援藏医疗队。2015年“组团式”援藏号角吹响，检验科以科包科，已派出7人赴藏工作，一棒接着一棒进行造血式帮扶。在副主任邱玲等的持续努力下，西藏自治区临床检验中心建成，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检验科通过ISO医学实验室认可，建成全世界海拔最高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实验室。
倪安平主任曾冒着极大的被感染风险，2003年成功分离出3株SARS冠状病毒株、2株作为全球首个SARS全病毒灭活疫苗标准株，为我国SARS研究和防治工作立下汗马功劳。新冠疫情发生后，肖盟、陈雨和张栋参加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驰援武汉。全科积极主动投身实验室改造、新冠核酸检测等任务，为提升检测能力作出积极贡献。
驶入发展“快车道” 奋发有为向未来
在前辈打下的坚实基础上，2008年协和检验科通过ISO15189认可，2014年通过美国临床病理家学会（CAP）的实验室认可。今天的协和检验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真菌病监测网国家中心及质量管理中心单位。2021年，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落户协和，检验科是合作科室之一。
协和检验科不仅重视检验质量这个核心，更始终关注医生和患者需求，以人为本、服务临床，发展检验医学。20世纪80年代起，陈民钧主任就发起和领导监测本院、全国及亚太地区多项常规用药及新药的耐药检测，主持我国参加多项全球耐药监测。1983年国内首次通过院感监测扑灭难辨梭菌伪膜性肠炎暴发。王澎，一位普通的检验技师，发现了多种改写教科书的疑难罕见病原体，用务实进取生动阐释了大国工匠精神。她的绝笔“为病人义务劳动是我愿意做的事情”道出了浓浓的患者情结。
几代协和检验人锐意进取、鞠躬尽瘁，在代代传承发展中，在全科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协和检验科正成长为一颗“不老松”。检验科全体员工将始终秉承“准确、快捷、专业、热情”的质量方针，在传承中求发展，在创新中求超越！ https://t.cn/RI7nYAL
#喜迎二十大 辽宁在行动# 光合蟹业，入选首批全国共享农民田间学校#请到美好盘锦来#
日前，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农业农村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联合发布了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农村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关于公布全国首批共享农民田间学校名单的通知，盘锦光合蟹业有限公司喜获首批全国共享农民田间学校殊荣。
农民田间学校是全国农广校体系的办学终端和基本单元，是新型职业农民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按照中央1号文件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精神和《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农村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关于推进农民田间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要求，经省级农广校推荐，中央农广校组织专家打分及评审，光合蟹业凭借独特的产业优势、完善的实训化教学模式和共同富裕的农村人才培育理念在全国范围内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盘锦光合蟹业有限公司是辽宁省唯一的国家稻蟹现代农业产业园，被评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国内首创稻田养蟹技术、河蟹生态育苗技术、海蜇工厂化育苗技术等。目前已获得通过验收和鉴定的科技成果有52项，其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国家发明专利5项，国家审定的河蟹新品种1个，主持制定技术标准3个，成为我国河蟹产业的领军企业。
盘锦光合蟹业有限公司自2016年开始第一次接待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训业务，2018年开始独立承担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公司于2019年和2020年先后获得辽宁省农民教育培训示范基地、辽宁省省委党校中青班现场教学点和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资质。除此之外，还获得吉林省水产技术推广系统培训基地和黑龙江省河蟹繁育与养殖技术培训基地的资质。
公司在创建到发展的过程中一直重视水产技术人才培育工程建设，先后承接了辽宁省创新创业青年培养培训班、辽宁省基层农技人员培训班（水产）及大洼区新型职业(高素质）农民培育任务并圆满完成。同时还成功举办了吉林省渔业行业农技推广骨干培训班、黑龙江省基层农技推广骨干人才培训班以及多批次来自天津、辽宁、吉林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和农业推广体系培训班。截至2021年12月，基地累计组织培训班118班次，完成农业人才培育5726人次。
2019年至今，公司先后被评为辽宁省农民教育培训示范基地、辽宁省首批高素质农民培育优质培训基地、优质考察基地、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第一批全国水产技术推广人员培训基地、辽宁省科普教育基地联盟首批会员单位，入选2021-2025年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第一批认定名单。
日前，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农业农村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联合发布了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农村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关于公布全国首批共享农民田间学校名单的通知，盘锦光合蟹业有限公司喜获首批全国共享农民田间学校殊荣。
农民田间学校是全国农广校体系的办学终端和基本单元，是新型职业农民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按照中央1号文件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精神和《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农村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关于推进农民田间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要求，经省级农广校推荐，中央农广校组织专家打分及评审，光合蟹业凭借独特的产业优势、完善的实训化教学模式和共同富裕的农村人才培育理念在全国范围内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盘锦光合蟹业有限公司是辽宁省唯一的国家稻蟹现代农业产业园，被评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国内首创稻田养蟹技术、河蟹生态育苗技术、海蜇工厂化育苗技术等。目前已获得通过验收和鉴定的科技成果有52项，其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国家发明专利5项，国家审定的河蟹新品种1个，主持制定技术标准3个，成为我国河蟹产业的领军企业。
盘锦光合蟹业有限公司自2016年开始第一次接待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训业务，2018年开始独立承担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公司于2019年和2020年先后获得辽宁省农民教育培训示范基地、辽宁省省委党校中青班现场教学点和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资质。除此之外，还获得吉林省水产技术推广系统培训基地和黑龙江省河蟹繁育与养殖技术培训基地的资质。
公司在创建到发展的过程中一直重视水产技术人才培育工程建设，先后承接了辽宁省创新创业青年培养培训班、辽宁省基层农技人员培训班（水产）及大洼区新型职业(高素质）农民培育任务并圆满完成。同时还成功举办了吉林省渔业行业农技推广骨干培训班、黑龙江省基层农技推广骨干人才培训班以及多批次来自天津、辽宁、吉林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和农业推广体系培训班。截至2021年12月，基地累计组织培训班118班次，完成农业人才培育5726人次。
2019年至今，公司先后被评为辽宁省农民教育培训示范基地、辽宁省首批高素质农民培育优质培训基地、优质考察基地、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第一批全国水产技术推广人员培训基地、辽宁省科普教育基地联盟首批会员单位，入选2021-2025年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第一批认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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