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人生#
《太平广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陈太子舍人①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德言为太子舍人，方属时乱，恐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傥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各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予食，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乃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做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这个故事是对成语“破镜重圆”的生动诠释，我上网查了溯源，说“破镜重圆”这句话出自《牡丹亭》，我觉得《牡丹亭》应该也是得到《太平广记》的启发吧。
《太平广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陈太子舍人①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德言为太子舍人，方属时乱，恐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傥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各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予食，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乃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做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这个故事是对成语“破镜重圆”的生动诠释，我上网查了溯源，说“破镜重圆”这句话出自《牡丹亭》，我觉得《牡丹亭》应该也是得到《太平广记》的启发吧。
从《老子》到《道德经》
汉代对《老子》的改造
汉代曾对先秦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其中，对《老子》一书的改造就很典型。《老子》因为既有一些传世的“古本”，又有新出土的帛书本和竹简本，材料相当丰富。#国学实录# 从各种本子的比较看，文字的不同是多方面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变来变去。其篇章、结构的变化也很明显，可以断言的是，传世本《老子》的基本面貌，是在汉代定型的，《老子》书名变成《道德经》，也应该是在汉代。
《老子》文本究竟多少字，许多本子都不相同，有5000多的，也有4999的，除去“也”、“之”、“其”、“夫”等字有无之外，也有整句增减不同的，还有一些佚文，因而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统一的数字。文句的不同，以帛书本和传世本相比较，二者差异的文句达140多句（参见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其中的确有一字之差导致文义迥异的情况，很难说哪些是《老子》本义，哪些经过了后人的篡改。这些不同可以比较出来，而不同的原因却很值得研究。从帛书本到传世本的比较看，文句的变化应该主要在汉代，因为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王弼的《老子注》基本一致（当然这两个本子本身在流传过程中也多少有些变化）。汉代人对《老子》文句的改造，有无意的，也有有意而为的。当时的传诵和抄写并非那么“规范”，多或者少个把“也”、“之”等虚词、助词本属平常，#读书# 错误或者增减一两个字也在所难免，而有意改字或者增删的情况则涉及到更改人的思想意图，甚至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一定关系，这在《河上注》与《想尔注》中有不少事例（许多研究均有指出，此不列举）。
再说篇章结构，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传世本的顺序刚好颠倒。西汉末年《老子指归论》的顺序与帛书相同，而东汉（至少是中后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传世本相同，说明这个变化是在汉代完成的，其主要篇幅结构是在汉代定型的。至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本的篇章，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但不会影响这个结论，相反却更能证明汉代定型之说。
《老子》书名《道德经》，也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的。《老子》在汉代以前已经成书，帛书本、竹简本《老子》的出土便是证明，汉初人称之为《老子》，所以《史记》、《汉书》中普遍用的是“读《老子》”、“问《老子》”、“好《老子》”、“通《老子》”等说法。从《汉书·艺文志》著录《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四部书的情况来看，已有《老子》传人尊之为经典。#传统文化# 至于《太平御览》卷191引扬雄《蜀王本纪》所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一句，其可靠性有多大且不说，在时间上也已是西汉末年的事情了。到了东汉时期，分别有《道经》、《德经》之说，《想尔注》中已有记载，所以颜师古注《汉书》时广泛使用了“《老子道经》之言”及其注文。从东汉到魏晋，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老子道德经》之书名也就形成了，这一变化无疑是汉代人所为。
汉代人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
对《老子》的诠释，现在能见到的最明显最早的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他是用讲道理、引述事实的方法来进行诠释和解说《老子》的，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这种根据《老子》中某些文字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在汉代得到广泛运用，《淮南子》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据统计，81章《老子》有70章的文字被其明确引用过（参考蒙文通《老子徵文》），而其中的《道应训》，完全是另一篇《解老》、《喻老》，全篇56段文字有53段的结语都是引用《老子》的文句，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形式的《老子》注。当然和儒家注解《五经》一样，经、传分开和章句形式的《老子》注都有，其诠释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择其要者举证一二。
先看对“道论”的发挥。“道”是《老子》一书根本性的内容，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宇宙生成的思想。而究竟什么是“道”，它如何创造天地万物？《老子》虽有几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却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人们就可以、也需要“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淮南子》首篇《原道训》就试图给道作一番描述性的说明，同时指出其性质、作用及其对人世的意义等（文字较长，可参见该文）。严遵讲《老子》之“指归”，也作了较具体的解说。例如讲道如何生万物：“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把虚无之道如何生出实有之物，作了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略为具体的表述，加入了“神明”、“太和”、“气”这样一些概念，并且在各个地方反复加以说明。《河上注》解释《老子》“冲气以为和”一句时说：“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这些都成为后人理解“道化万物”的依据。在汉代人的注释中，对道的虚无、清静、自然等基本特性，进行了很多阐述，并且都紧密联系社会、政治、人生，其中既有理论性的阐释，如《老子指归》中对“道化万物”之反复论述，又有具体的解说，如《河上注》之处处提醒。
再看汉代人的《老子注》，虽然都是围绕“道论”展开的，但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例如关于对仁义礼乐的态度、关于“无为”的理解等等，人们对《老子》本义的发挥，也是有所不同的。《老子》中是否反对“仁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老子》本文较难看出其反对仁义，而通行本的“绝仁弃义”，在竹简本中恰恰没有，因此，这个问题众说纷纭，长期未能取得定论。
汉代人作注，依据的本子不同，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例如，通行本57章有一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河上公本、帛书本以及竹简本，均为“法物滋彰”，严遵就按照“罚峻刑严”的“法令”来发挥，而河上公则解释说：“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也。”再如，“无以为”和“无不为”的不同，“有静”与“不争”的区别等等（参考《帛书老子释析》），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文本，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而汉以后的人大多是按汉代人的定本和解释来进行阐释和发挥的。
汉代人“注老”和“解老”的意义
第一，汉代人“注老”、“解老”形成了“汉《老子》”，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汉《老子》”，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传世本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和改造的。其改造的痕迹比其他典籍更为清晰，除了有先秦的《韩非子》、《文子》以及其他黄老著作可作比较之外，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老子》以及其他道家文献也是有力的实证。
第二，汉代人“注老”、“解老”，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又受到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当时的道家传统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可以称为“黄老之学”的系统；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学系统。汉注《老子》中保留了这两种思想的痕迹，甚至有时明显表现出双方的某些矛盾，例如对待“仁义”的态度就是如此。个中情况十分明显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汉初《老子》实际上就是“黄老”的同义语；东汉普遍注重养生，《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陈；道教产生之后，五千文成为其主要经典，《想尔注》便应运而生，在汉代人一般“道论”的基础上，把“道”人格化和神格化，“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的化身。
第三，汉代人所注《老子》及其阐释，直接影响了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此后的各种发挥，都是在汉代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魏晋玄学倡导虚无，王弼之注《老子》是其突出表现，他倡导“以无为本”，正是得到汉代人论述的启发和影响。正如宋儒晁说之所说：“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从中也可看出，汉代人对《老子》的阐释，的确有较大的创造性，从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熊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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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对《老子》的改造
汉代曾对先秦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其中，对《老子》一书的改造就很典型。《老子》因为既有一些传世的“古本”，又有新出土的帛书本和竹简本，材料相当丰富。#国学实录# 从各种本子的比较看，文字的不同是多方面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变来变去。其篇章、结构的变化也很明显，可以断言的是，传世本《老子》的基本面貌，是在汉代定型的，《老子》书名变成《道德经》，也应该是在汉代。
《老子》文本究竟多少字，许多本子都不相同，有5000多的，也有4999的，除去“也”、“之”、“其”、“夫”等字有无之外，也有整句增减不同的，还有一些佚文，因而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统一的数字。文句的不同，以帛书本和传世本相比较，二者差异的文句达140多句（参见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其中的确有一字之差导致文义迥异的情况，很难说哪些是《老子》本义，哪些经过了后人的篡改。这些不同可以比较出来，而不同的原因却很值得研究。从帛书本到传世本的比较看，文句的变化应该主要在汉代，因为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王弼的《老子注》基本一致（当然这两个本子本身在流传过程中也多少有些变化）。汉代人对《老子》文句的改造，有无意的，也有有意而为的。当时的传诵和抄写并非那么“规范”，多或者少个把“也”、“之”等虚词、助词本属平常，#读书# 错误或者增减一两个字也在所难免，而有意改字或者增删的情况则涉及到更改人的思想意图，甚至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一定关系，这在《河上注》与《想尔注》中有不少事例（许多研究均有指出，此不列举）。
再说篇章结构，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传世本的顺序刚好颠倒。西汉末年《老子指归论》的顺序与帛书相同，而东汉（至少是中后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传世本相同，说明这个变化是在汉代完成的，其主要篇幅结构是在汉代定型的。至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本的篇章，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但不会影响这个结论，相反却更能证明汉代定型之说。
《老子》书名《道德经》，也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的。《老子》在汉代以前已经成书，帛书本、竹简本《老子》的出土便是证明，汉初人称之为《老子》，所以《史记》、《汉书》中普遍用的是“读《老子》”、“问《老子》”、“好《老子》”、“通《老子》”等说法。从《汉书·艺文志》著录《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四部书的情况来看，已有《老子》传人尊之为经典。#传统文化# 至于《太平御览》卷191引扬雄《蜀王本纪》所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一句，其可靠性有多大且不说，在时间上也已是西汉末年的事情了。到了东汉时期，分别有《道经》、《德经》之说，《想尔注》中已有记载，所以颜师古注《汉书》时广泛使用了“《老子道经》之言”及其注文。从东汉到魏晋，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老子道德经》之书名也就形成了，这一变化无疑是汉代人所为。
汉代人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
对《老子》的诠释，现在能见到的最明显最早的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他是用讲道理、引述事实的方法来进行诠释和解说《老子》的，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这种根据《老子》中某些文字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在汉代得到广泛运用，《淮南子》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据统计，81章《老子》有70章的文字被其明确引用过（参考蒙文通《老子徵文》），而其中的《道应训》，完全是另一篇《解老》、《喻老》，全篇56段文字有53段的结语都是引用《老子》的文句，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形式的《老子》注。当然和儒家注解《五经》一样，经、传分开和章句形式的《老子》注都有，其诠释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择其要者举证一二。
先看对“道论”的发挥。“道”是《老子》一书根本性的内容，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宇宙生成的思想。而究竟什么是“道”，它如何创造天地万物？《老子》虽有几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却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人们就可以、也需要“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淮南子》首篇《原道训》就试图给道作一番描述性的说明，同时指出其性质、作用及其对人世的意义等（文字较长，可参见该文）。严遵讲《老子》之“指归”，也作了较具体的解说。例如讲道如何生万物：“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把虚无之道如何生出实有之物，作了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略为具体的表述，加入了“神明”、“太和”、“气”这样一些概念，并且在各个地方反复加以说明。《河上注》解释《老子》“冲气以为和”一句时说：“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这些都成为后人理解“道化万物”的依据。在汉代人的注释中，对道的虚无、清静、自然等基本特性，进行了很多阐述，并且都紧密联系社会、政治、人生，其中既有理论性的阐释，如《老子指归》中对“道化万物”之反复论述，又有具体的解说，如《河上注》之处处提醒。
再看汉代人的《老子注》，虽然都是围绕“道论”展开的，但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例如关于对仁义礼乐的态度、关于“无为”的理解等等，人们对《老子》本义的发挥，也是有所不同的。《老子》中是否反对“仁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老子》本文较难看出其反对仁义，而通行本的“绝仁弃义”，在竹简本中恰恰没有，因此，这个问题众说纷纭，长期未能取得定论。
汉代人作注，依据的本子不同，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例如，通行本57章有一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河上公本、帛书本以及竹简本，均为“法物滋彰”，严遵就按照“罚峻刑严”的“法令”来发挥，而河上公则解释说：“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也。”再如，“无以为”和“无不为”的不同，“有静”与“不争”的区别等等（参考《帛书老子释析》），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文本，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而汉以后的人大多是按汉代人的定本和解释来进行阐释和发挥的。
汉代人“注老”和“解老”的意义
第一，汉代人“注老”、“解老”形成了“汉《老子》”，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汉《老子》”，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传世本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和改造的。其改造的痕迹比其他典籍更为清晰，除了有先秦的《韩非子》、《文子》以及其他黄老著作可作比较之外，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老子》以及其他道家文献也是有力的实证。
第二，汉代人“注老”、“解老”，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又受到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当时的道家传统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可以称为“黄老之学”的系统；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学系统。汉注《老子》中保留了这两种思想的痕迹，甚至有时明显表现出双方的某些矛盾，例如对待“仁义”的态度就是如此。个中情况十分明显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汉初《老子》实际上就是“黄老”的同义语；东汉普遍注重养生，《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陈；道教产生之后，五千文成为其主要经典，《想尔注》便应运而生，在汉代人一般“道论”的基础上，把“道”人格化和神格化，“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的化身。
第三，汉代人所注《老子》及其阐释，直接影响了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此后的各种发挥，都是在汉代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魏晋玄学倡导虚无，王弼之注《老子》是其突出表现，他倡导“以无为本”，正是得到汉代人论述的启发和影响。正如宋儒晁说之所说：“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从中也可看出，汉代人对《老子》的阐释，的确有较大的创造性，从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熊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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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做脚部复健的时候跟李医师多聊了几句，学到了很多东西，思想上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这位老先生今年60多了，听他说曾经参加过自卫战争（1979年对越，自认为对我党党史以及重大战争有一定了解的我竟然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惭愧惭愧，回来特意进行查阅了解现科普如下）。听老先生讲了一些他在部队的经历，有一天我爸刚好也在，聊着聊着就提到了我爷爷也当过兵打过仗的事，又讲到了我爷爷的脾气。
我爸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过兵的关系，我爷爷脾气特别倔强特别不愿意变通（绝没有抹黑军人的意思！只是单纯在说爷爷的脾气），很多时候到了一种令人费解的程度。比如说我爸在小的时候陪爷爷在田里看青（看守正在结实还未成熟的庄稼，以防偷盗或动物损害。——《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每次轮到我爷爷看青是全村人最放心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脾气直铁面无私，不管是什么亲朋好友都绝不会允许有人谋私利，这本就是规矩自然不算什么。但让家里人无法理解的是，等到大家全都收完庄稼之后，路边的地上难免有些散落下来的稻穗，这些都是没人要的，可能有些小孩会去捡一捡，小孩要是能多捡一点也够家里多吃几顿饭的，但是我爷爷决不允许家里任何人去捡，即使当时家里人口多粮食不够吃也绝不行。
再比如说我爷爷今年90多了，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是建国前老党员，按照国家标准以他的资历应该能拿到一笔可观的退伍军人补贴，但好像因为一二十年前有一次让申报材料的时候家里没人知道要申报的事情没有申报，所以他一直以来领的钱都是微乎其微的。家里其他人去找上面都会以错过申报时间为由来推脱，有人就给出个主意说让把爷爷带去一起找，爷爷亲自去得话上面一定会重视会给妥善解决的，这本就是爷爷应得的荣誉和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爷爷听说这个事情就绝不同意，说国家给什么样就什么样，绝对不去找，说了几次他都丝毫没有松口，只得作罢。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都是稍微变通一下就能有更好的结果但爷爷就是不愿意，之前我也经常觉得是爷爷性格使然，或是年纪大了又碍于党员的面子不好意思，但是最近跟李医师聊了之后改变了我的想法。我发现这不是爷爷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思想觉悟不够高，是我们看问题太肤浅了。
李医师说他只参加过一次战争，那场战争中他们部队派出了80多人，最后牺牲了十几人，受重伤甚至造成残疾的又有三十余人，十分惨烈。虽然只参与过一次直接作战，但这场战争是他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还有他们当时守卫的一个岗哨，每次只有十几个人站岗，但因为中越两方都在抢那个岗哨，双方来来回回一轮又一轮地争夺，最后仅在那个岗哨里我军牺牲的军人就有三百多人。战争中亲眼看着一个又一个战友在自己身边倒下，而自己最后侥幸死里逃生，那种画面、那种感受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在他们的观念中，自己能够活到现在这条命都是捡回来的，其他的都不重要。所以会看到有些在战争中幸存的军人照顾牺牲战友的家人一照顾就是几十年不离不弃，他们是真的觉得侥幸活下来的自己是替战友一起活下来的，那种经历过生死的战友情是我们无法体会、无法理解的。
所以联系到我爷爷身上也是这样，爷爷经历过的战争肯定比李医师要多很多，经历过的生死考验、见证过的战友的牺牲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他的思想觉悟已经达到了一定境界，觉得自己能活到现在、能看到新中国的伟大、能享受到现在美好的生活已经是一种恩赐，是非常幸运、幸福的了，已经满怀感恩之心，所以绝不会再向国家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绝不会给国家添麻烦。而他们对于命令的执行力、对于规矩的遵守程度也是常人无法企及的。
虽然爷爷“讷于言”并没有说过这些内心的想法，但他已经“敏于行”了，我仿佛突然明白了他多年以来的“倔强”行为，应该改变和提升的是我们而不是他。
又突然想到国家一直在崇尚英雄，呼吁大家铭记历史和先烈，而我们对于“太平皆由烈士定，烈士从未享太平”也感到深深的哀痛和遗憾，我们如今除了怀念还能为他们做什么呢？但爷爷也是英雄呀！他也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用前文的话来说，从某种意义上他也是替战友们一起活了下来，享受了现在的太平盛世。我可以把对先烈的尊敬与怀念转化为行动加倍地对爷爷好呀，也算是间接地为先烈们做了些什么吧！
还有很多在战争中幸存的英雄们，虽然这么多年过去已所剩无几，但如果有幸能够接触到也一定要在行动上多对他们好一些。毕竟已经不在了人只能在心里、在思想上怀念，而活着的人还是有机会好好珍惜的！
这位老先生今年60多了，听他说曾经参加过自卫战争（1979年对越，自认为对我党党史以及重大战争有一定了解的我竟然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惭愧惭愧，回来特意进行查阅了解现科普如下）。听老先生讲了一些他在部队的经历，有一天我爸刚好也在，聊着聊着就提到了我爷爷也当过兵打过仗的事，又讲到了我爷爷的脾气。
我爸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过兵的关系，我爷爷脾气特别倔强特别不愿意变通（绝没有抹黑军人的意思！只是单纯在说爷爷的脾气），很多时候到了一种令人费解的程度。比如说我爸在小的时候陪爷爷在田里看青（看守正在结实还未成熟的庄稼，以防偷盗或动物损害。——《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每次轮到我爷爷看青是全村人最放心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脾气直铁面无私，不管是什么亲朋好友都绝不会允许有人谋私利，这本就是规矩自然不算什么。但让家里人无法理解的是，等到大家全都收完庄稼之后，路边的地上难免有些散落下来的稻穗，这些都是没人要的，可能有些小孩会去捡一捡，小孩要是能多捡一点也够家里多吃几顿饭的，但是我爷爷决不允许家里任何人去捡，即使当时家里人口多粮食不够吃也绝不行。
再比如说我爷爷今年90多了，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是建国前老党员，按照国家标准以他的资历应该能拿到一笔可观的退伍军人补贴，但好像因为一二十年前有一次让申报材料的时候家里没人知道要申报的事情没有申报，所以他一直以来领的钱都是微乎其微的。家里其他人去找上面都会以错过申报时间为由来推脱，有人就给出个主意说让把爷爷带去一起找，爷爷亲自去得话上面一定会重视会给妥善解决的，这本就是爷爷应得的荣誉和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爷爷听说这个事情就绝不同意，说国家给什么样就什么样，绝对不去找，说了几次他都丝毫没有松口，只得作罢。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都是稍微变通一下就能有更好的结果但爷爷就是不愿意，之前我也经常觉得是爷爷性格使然，或是年纪大了又碍于党员的面子不好意思，但是最近跟李医师聊了之后改变了我的想法。我发现这不是爷爷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思想觉悟不够高，是我们看问题太肤浅了。
李医师说他只参加过一次战争，那场战争中他们部队派出了80多人，最后牺牲了十几人，受重伤甚至造成残疾的又有三十余人，十分惨烈。虽然只参与过一次直接作战，但这场战争是他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还有他们当时守卫的一个岗哨，每次只有十几个人站岗，但因为中越两方都在抢那个岗哨，双方来来回回一轮又一轮地争夺，最后仅在那个岗哨里我军牺牲的军人就有三百多人。战争中亲眼看着一个又一个战友在自己身边倒下，而自己最后侥幸死里逃生，那种画面、那种感受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在他们的观念中，自己能够活到现在这条命都是捡回来的，其他的都不重要。所以会看到有些在战争中幸存的军人照顾牺牲战友的家人一照顾就是几十年不离不弃，他们是真的觉得侥幸活下来的自己是替战友一起活下来的，那种经历过生死的战友情是我们无法体会、无法理解的。
所以联系到我爷爷身上也是这样，爷爷经历过的战争肯定比李医师要多很多，经历过的生死考验、见证过的战友的牺牲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他的思想觉悟已经达到了一定境界，觉得自己能活到现在、能看到新中国的伟大、能享受到现在美好的生活已经是一种恩赐，是非常幸运、幸福的了，已经满怀感恩之心，所以绝不会再向国家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绝不会给国家添麻烦。而他们对于命令的执行力、对于规矩的遵守程度也是常人无法企及的。
虽然爷爷“讷于言”并没有说过这些内心的想法，但他已经“敏于行”了，我仿佛突然明白了他多年以来的“倔强”行为，应该改变和提升的是我们而不是他。
又突然想到国家一直在崇尚英雄，呼吁大家铭记历史和先烈，而我们对于“太平皆由烈士定，烈士从未享太平”也感到深深的哀痛和遗憾，我们如今除了怀念还能为他们做什么呢？但爷爷也是英雄呀！他也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用前文的话来说，从某种意义上他也是替战友们一起活了下来，享受了现在的太平盛世。我可以把对先烈的尊敬与怀念转化为行动加倍地对爷爷好呀，也算是间接地为先烈们做了些什么吧！
还有很多在战争中幸存的英雄们，虽然这么多年过去已所剩无几，但如果有幸能够接触到也一定要在行动上多对他们好一些。毕竟已经不在了人只能在心里、在思想上怀念，而活着的人还是有机会好好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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