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退役老兵！向你们敬礼！#退役军人进校园#原来，今天陪伴孩子们升国旗唱国歌的还有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的退役士兵，他叫吴勇军。应又见书社的邀请，他来到黄村一幼，给小朋友们分享自己的参军故事、教给孩子们关于五星红旗的知识，激发师生的爱国情怀。
在升国旗之前，吴教官首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精彩的演讲。伴随着《我爱你，中国》的那熟悉的旋律，吴教官同小朋友们分享他小的时候，每当听到电视中传来这首歌曲时，他就一直在思考：这首曲子为什么这么有力量？每次听到，他的内心都无比的自豪，更是无比的感动！后来他才得知，这首曲子，名叫——《我爱你，中国》
在升国旗之前，吴教官首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精彩的演讲。伴随着《我爱你，中国》的那熟悉的旋律，吴教官同小朋友们分享他小的时候，每当听到电视中传来这首歌曲时，他就一直在思考：这首曲子为什么这么有力量？每次听到，他的内心都无比的自豪，更是无比的感动！后来他才得知，这首曲子，名叫——《我爱你，中国》
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博士吗？
在中国，博士早已车载斗量，何足道哉。何况，虽有博士头衔，谁敢扪心自问“我确是‘博士’吗”？
根据教育部2010年年底统计数据，2000年毕业博士1.1万人，到2009年已有4.9万人，一过头翻升近5倍；从招生人数看，2000年招收博士生2.5万人，2009年竟达到6.2万人，增长2.5倍。仅2009年，博士学位授予数就高达4.7万人、在学博士生24.6万人。推荐阅读：全国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最多的十所大学，第一名竟然不是北大，也不是清华！
几年以前，我国博士人数跃居世界第三位，次于美国和德国。如今超德越美，成为世界第一，俨然“中华人民博士国”矣。
2010年研究生招生数目继续扩大，其中硕士研究生扩招5%、博士生扩招2.5%。这些数字，连海峡对岸都看得傻眼，台湾《旺报》10月26日转述美国德州理工大学来自中国大陆的教授蓝云之言，称与美国大学相比，大陆招收的博士生“人数多得不可想象”：这在美国大学是不可思议的。像德州理工大学3万多人，一年毕业的研究生也才200名。
我曾问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了解其博士生招生规模，得到的答案让我稍感惊讶。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每年拟招收博士生十人，但招考难度大，不但需要通过笔试，还要进行学术水准评估，以及口试，许多人知难而退，不敢问津，因此常常不能招满十人，一般招收五六人而已。
在台湾大学读博士，颇不容易，需要满足严格条件才能毕业，比如至少要到外国留学九十天以上，还要发表特定数量的论文，毕业论文的水准要求很高，决不可能蒙混过关，因此从入学到毕业一般要经过六年到八年的时间。
在台湾，一般有志于学术的才会报考博士，官场人士的博士比例不大，其中有些是学而优则仕，在学界成为知名教授、学者之后，被延请、任命为部会首长，如林山田教授、翁岳生教授、苏永钦教授等，或者自己投身政治，参加选战，马英九就属于这一类。为了仕途前程而到大学混一个博士学位的，即使有，恐怕也寥若晨星，与中国大陆的情形决不相侔。
中国大陆博士生数量庞大，这种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一味扩招，造成每年博士多则多矣，学术水平和品质却不见提升，甚至有所下降。
以法学为例，本来博士论文需确立一个命题，但几乎所有论文都只有主题没有命题，在某一主题（如“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之下，将主题涵盖的内容方方面面都写到，其中当然少不了外国资料和历史沿革的铺陈，篇章结构往往都是教科书体例，通读全文，字数不少，黑压压密麻麻，就是看不到有任何创见。
这也就罢了，有人还会拿论文集似的博士论文去蒙取学位，题目十分空泛，内容浅陋可哂。即使这样的所谓博士论文，也都能顺利通过，答辩委员会都是友好委员构成的，即使交来的是一坨屎，也都能被评定为合格。
如今博士学位的取得确实容易，在校生三年能抱得博士证书出门，在职生一般也能在四年以内胜利毕业。
本来一些学校确定了取得博士学位应在一定规格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特定数量的论文，于是有门道的学生就去拉关系、肯出钱的就去买版面，一些学校见学生不容易达到毕业标准，就降低标准，放低门槛，于是乎智愚贤不肖，皆大欢喜，毕业时都可以跳着脚向空中扔方帽了。世上无难事，才滚锅冒泡似的涌现满坑满谷的博士。
博士之所以泛滥，原因在于我们忘记了博士生培养属于精英教育而不是大众教育，培养博士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学术人才而不是各路豪杰。
曾听一位留学日本的朋友谈起，他的导师田口守一教授担任教授已经三十年，只招收过四个博士生。换了中国，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我们往往忽略的一个常识是，博士文凭既不必要也不应该普及。这个社会实际需要的博士根本就不是每年要千取万，如今博士成群，每天在校园里到处施施而行，有时蜂拥而过，到了找工作的时候就难免要愁得眼眉直往下掉毛。
不照顾社会需求胡招乱招，小则连一些自视甚高的学生也惊觉理想的工作已经没那么好找，大则使我们成为低劣文凭泛滥的大国。
我们早晚有一天将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博士吗？
在中国，博士早已车载斗量，何足道哉。何况，虽有博士头衔，谁敢扪心自问“我确是‘博士’吗”？
根据教育部2010年年底统计数据，2000年毕业博士1.1万人，到2009年已有4.9万人，一过头翻升近5倍；从招生人数看，2000年招收博士生2.5万人，2009年竟达到6.2万人，增长2.5倍。仅2009年，博士学位授予数就高达4.7万人、在学博士生24.6万人。推荐阅读：全国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最多的十所大学，第一名竟然不是北大，也不是清华！
几年以前，我国博士人数跃居世界第三位，次于美国和德国。如今超德越美，成为世界第一，俨然“中华人民博士国”矣。
2010年研究生招生数目继续扩大，其中硕士研究生扩招5%、博士生扩招2.5%。这些数字，连海峡对岸都看得傻眼，台湾《旺报》10月26日转述美国德州理工大学来自中国大陆的教授蓝云之言，称与美国大学相比，大陆招收的博士生“人数多得不可想象”：这在美国大学是不可思议的。像德州理工大学3万多人，一年毕业的研究生也才200名。
我曾问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了解其博士生招生规模，得到的答案让我稍感惊讶。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每年拟招收博士生十人，但招考难度大，不但需要通过笔试，还要进行学术水准评估，以及口试，许多人知难而退，不敢问津，因此常常不能招满十人，一般招收五六人而已。
在台湾大学读博士，颇不容易，需要满足严格条件才能毕业，比如至少要到外国留学九十天以上，还要发表特定数量的论文，毕业论文的水准要求很高，决不可能蒙混过关，因此从入学到毕业一般要经过六年到八年的时间。
在台湾，一般有志于学术的才会报考博士，官场人士的博士比例不大，其中有些是学而优则仕，在学界成为知名教授、学者之后，被延请、任命为部会首长，如林山田教授、翁岳生教授、苏永钦教授等，或者自己投身政治，参加选战，马英九就属于这一类。为了仕途前程而到大学混一个博士学位的，即使有，恐怕也寥若晨星，与中国大陆的情形决不相侔。
中国大陆博士生数量庞大，这种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一味扩招，造成每年博士多则多矣，学术水平和品质却不见提升，甚至有所下降。
以法学为例，本来博士论文需确立一个命题，但几乎所有论文都只有主题没有命题，在某一主题（如“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之下，将主题涵盖的内容方方面面都写到，其中当然少不了外国资料和历史沿革的铺陈，篇章结构往往都是教科书体例，通读全文，字数不少，黑压压密麻麻，就是看不到有任何创见。
这也就罢了，有人还会拿论文集似的博士论文去蒙取学位，题目十分空泛，内容浅陋可哂。即使这样的所谓博士论文，也都能顺利通过，答辩委员会都是友好委员构成的，即使交来的是一坨屎，也都能被评定为合格。
如今博士学位的取得确实容易，在校生三年能抱得博士证书出门，在职生一般也能在四年以内胜利毕业。
本来一些学校确定了取得博士学位应在一定规格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特定数量的论文，于是有门道的学生就去拉关系、肯出钱的就去买版面，一些学校见学生不容易达到毕业标准，就降低标准，放低门槛，于是乎智愚贤不肖，皆大欢喜，毕业时都可以跳着脚向空中扔方帽了。世上无难事，才滚锅冒泡似的涌现满坑满谷的博士。
博士之所以泛滥，原因在于我们忘记了博士生培养属于精英教育而不是大众教育，培养博士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学术人才而不是各路豪杰。
曾听一位留学日本的朋友谈起，他的导师田口守一教授担任教授已经三十年，只招收过四个博士生。换了中国，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我们往往忽略的一个常识是，博士文凭既不必要也不应该普及。这个社会实际需要的博士根本就不是每年要千取万，如今博士成群，每天在校园里到处施施而行，有时蜂拥而过，到了找工作的时候就难免要愁得眼眉直往下掉毛。
不照顾社会需求胡招乱招，小则连一些自视甚高的学生也惊觉理想的工作已经没那么好找，大则使我们成为低劣文凭泛滥的大国。
我们早晚有一天将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博士吗？
主任话科史 | 检验科主任徐英春：用准确、快捷、专业、热情颂百年初心
让我们通过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徐英春的主题演讲，一同了解检验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徐英春。今天我带领大家回顾检验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老协和”的“大检验” 大师云集、成果卓著
检验医学是基础与临床之间的桥梁学科，涉及多专业，融合多学科，更是开展临床诊断、治疗、预后判断等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有效工具。
1921年协和建院之初就有病理-寄生虫-微生物学系，负责相关临床诊断、教学和科研工作。田百禄（Carl TenBroeck）是协和首位微生物学教授。他首次研究出破伤风孢子植入肠道可以使人体获得免疫。
1930年，微生物学组从病理-寄生虫-微生物学系中独立，名为微生物及免疫学系，林宗扬担任首位系主任。作为我国微生物学第一代学者、中国医学真菌研究先驱，林宗扬在1937年被大家推选为协和医学院教务长，他也是首位担任该职务的中国人。
1930年至1941年之间，微生物及免疫学系培养了众多人才，如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谢少文教授。他曾发表我国第一篇布氏杆菌病流行病学研究，在国际上率先采用鸡胚在动物体外活细胞内培养立克次体。
协和高度重视临床诊断学发展及青年医学生诊断能力的培养。各科、各病房都建有实验室，可以独立完成血、尿、便常规和简单的生化检查，从抽血到化验全部由住院医师完成。在众多手签的检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孝骞、林巧稚、刘士豪等家喻户晓的临床大师的签名。
在多点设置、平行管理的“大检验”平台下，协和建立了临床检验亚学科、亚专业，建立了检验方法，解决了试剂比对、能力验证、方法学差异等难题。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1958年医院整合微生物及免疫学系、内科实验室、生化系的检验力量，正式成立独立的检验科。首任科主任由1940届协和八年制毕业生、时任微生物及免疫学系副教授张乃初担任。
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并重 引领学科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检验科高度重视基本功训练，组织全科人员进行技术大练兵，要求每位协和检验人成为业务“多面手”。
在干中学，学中干，拼中积累，积累中沉淀精华。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协和检验前辈努力开展自主创新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在全国推广应用。李林主任带领检验科于1966年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12种快速试纸条，是我国干化学试纸分析的先驱。1974年，许建生积极推动检验科自主研发成功“6通道分立式自生化动分析仪”和“一通道/三通道生化自动分析仪”，协和检验科实现从手工操作到自动化诊断的质变。1975年，检验科正式成立荧光免疫室，王惠珍副主任等带领实验室工作人员制备荧光标记抗体，开发了8项荧光抗体免疫技术，开展了15种自身抗体的检查，处于当时国内领先水平，该成果于1982年获得卫生部甲级科技成果奖。
改革开放后，检验科把握时代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引进先进技术。1979年至1985年，李林主任促成北京协和医院与美国MILES公司Ames分公司合作，建立了中美合作实验室，使协和检验科成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现代自动化临床检验实验室。2003至2008年，倪安平主任推动与美国昆泰实验室合作项目，为实验室认可和认证奠定了重要基础。
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冲锋在前、勇于担当
永葆初心本色，践行使命担当。百年来，协和检验人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应急救援、医疗帮扶等任务。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谢少文主持反细菌战东北调查团的实验室鉴定工作，检验科主任张乃初奔赴前线参与美军飞行员战俘的全面调查，检验科副主任齐长才深入战地收集美军投下的昆虫、羽毛、动物、投扔装置、弹片等细菌携带物，运回北京进行检验、分离与鉴定，为细菌战找到实证。
陈定一于1972年、1984年、1986年前后三次参加援藏医疗队。2015年“组团式”援藏号角吹响，检验科以科包科，已派出7人赴藏工作，一棒接着一棒进行造血式帮扶。在副主任邱玲等的持续努力下，西藏自治区临床检验中心建成，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检验科通过ISO医学实验室认可，建成全世界海拔最高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实验室。
倪安平主任曾冒着极大的被感染风险，2003年成功分离出3株SARS冠状病毒株、2株作为全球首个SARS全病毒灭活疫苗标准株，为我国SARS研究和防治工作立下汗马功劳。新冠疫情发生后，肖盟、陈雨和张栋参加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驰援武汉。全科积极主动投身实验室改造、新冠核酸检测等任务，为提升检测能力作出积极贡献。
驶入发展“快车道” 奋发有为向未来
在前辈打下的坚实基础上，2008年协和检验科通过ISO15189认可，2014年通过美国临床病理家学会（CAP）的实验室认可。今天的协和检验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真菌病监测网国家中心及质量管理中心单位。2021年，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落户协和，检验科是合作科室之一。
协和检验科不仅重视检验质量这个核心，更始终关注医生和患者需求，以人为本、服务临床，发展检验医学。20世纪80年代起，陈民钧主任就发起和领导监测本院、全国及亚太地区多项常规用药及新药的耐药检测，主持我国参加多项全球耐药监测。1983年国内首次通过院感监测扑灭难辨梭菌伪膜性肠炎暴发。王澎，一位普通的检验技师，发现了多种改写教科书的疑难罕见病原体，用务实进取生动阐释了大国工匠精神。她的绝笔“为病人义务劳动是我愿意做的事情”道出了浓浓的患者情结。
几代协和检验人锐意进取、鞠躬尽瘁，在代代传承发展中，在全科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协和检验科正成长为一颗“不老松”。检验科全体员工将始终秉承“准确、快捷、专业、热情”的质量方针，在传承中求发展，在创新中求超越！ https://t.cn/RI7nYAL
让我们通过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徐英春的主题演讲，一同了解检验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徐英春。今天我带领大家回顾检验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老协和”的“大检验” 大师云集、成果卓著
检验医学是基础与临床之间的桥梁学科，涉及多专业，融合多学科，更是开展临床诊断、治疗、预后判断等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有效工具。
1921年协和建院之初就有病理-寄生虫-微生物学系，负责相关临床诊断、教学和科研工作。田百禄（Carl TenBroeck）是协和首位微生物学教授。他首次研究出破伤风孢子植入肠道可以使人体获得免疫。
1930年，微生物学组从病理-寄生虫-微生物学系中独立，名为微生物及免疫学系，林宗扬担任首位系主任。作为我国微生物学第一代学者、中国医学真菌研究先驱，林宗扬在1937年被大家推选为协和医学院教务长，他也是首位担任该职务的中国人。
1930年至1941年之间，微生物及免疫学系培养了众多人才，如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谢少文教授。他曾发表我国第一篇布氏杆菌病流行病学研究，在国际上率先采用鸡胚在动物体外活细胞内培养立克次体。
协和高度重视临床诊断学发展及青年医学生诊断能力的培养。各科、各病房都建有实验室，可以独立完成血、尿、便常规和简单的生化检查，从抽血到化验全部由住院医师完成。在众多手签的检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孝骞、林巧稚、刘士豪等家喻户晓的临床大师的签名。
在多点设置、平行管理的“大检验”平台下，协和建立了临床检验亚学科、亚专业，建立了检验方法，解决了试剂比对、能力验证、方法学差异等难题。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1958年医院整合微生物及免疫学系、内科实验室、生化系的检验力量，正式成立独立的检验科。首任科主任由1940届协和八年制毕业生、时任微生物及免疫学系副教授张乃初担任。
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并重 引领学科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检验科高度重视基本功训练，组织全科人员进行技术大练兵，要求每位协和检验人成为业务“多面手”。
在干中学，学中干，拼中积累，积累中沉淀精华。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协和检验前辈努力开展自主创新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在全国推广应用。李林主任带领检验科于1966年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12种快速试纸条，是我国干化学试纸分析的先驱。1974年，许建生积极推动检验科自主研发成功“6通道分立式自生化动分析仪”和“一通道/三通道生化自动分析仪”，协和检验科实现从手工操作到自动化诊断的质变。1975年，检验科正式成立荧光免疫室，王惠珍副主任等带领实验室工作人员制备荧光标记抗体，开发了8项荧光抗体免疫技术，开展了15种自身抗体的检查，处于当时国内领先水平，该成果于1982年获得卫生部甲级科技成果奖。
改革开放后，检验科把握时代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引进先进技术。1979年至1985年，李林主任促成北京协和医院与美国MILES公司Ames分公司合作，建立了中美合作实验室，使协和检验科成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现代自动化临床检验实验室。2003至2008年，倪安平主任推动与美国昆泰实验室合作项目，为实验室认可和认证奠定了重要基础。
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冲锋在前、勇于担当
永葆初心本色，践行使命担当。百年来，协和检验人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应急救援、医疗帮扶等任务。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谢少文主持反细菌战东北调查团的实验室鉴定工作，检验科主任张乃初奔赴前线参与美军飞行员战俘的全面调查，检验科副主任齐长才深入战地收集美军投下的昆虫、羽毛、动物、投扔装置、弹片等细菌携带物，运回北京进行检验、分离与鉴定，为细菌战找到实证。
陈定一于1972年、1984年、1986年前后三次参加援藏医疗队。2015年“组团式”援藏号角吹响，检验科以科包科，已派出7人赴藏工作，一棒接着一棒进行造血式帮扶。在副主任邱玲等的持续努力下，西藏自治区临床检验中心建成，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检验科通过ISO医学实验室认可，建成全世界海拔最高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实验室。
倪安平主任曾冒着极大的被感染风险，2003年成功分离出3株SARS冠状病毒株、2株作为全球首个SARS全病毒灭活疫苗标准株，为我国SARS研究和防治工作立下汗马功劳。新冠疫情发生后，肖盟、陈雨和张栋参加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驰援武汉。全科积极主动投身实验室改造、新冠核酸检测等任务，为提升检测能力作出积极贡献。
驶入发展“快车道” 奋发有为向未来
在前辈打下的坚实基础上，2008年协和检验科通过ISO15189认可，2014年通过美国临床病理家学会（CAP）的实验室认可。今天的协和检验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真菌病监测网国家中心及质量管理中心单位。2021年，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落户协和，检验科是合作科室之一。
协和检验科不仅重视检验质量这个核心，更始终关注医生和患者需求，以人为本、服务临床，发展检验医学。20世纪80年代起，陈民钧主任就发起和领导监测本院、全国及亚太地区多项常规用药及新药的耐药检测，主持我国参加多项全球耐药监测。1983年国内首次通过院感监测扑灭难辨梭菌伪膜性肠炎暴发。王澎，一位普通的检验技师，发现了多种改写教科书的疑难罕见病原体，用务实进取生动阐释了大国工匠精神。她的绝笔“为病人义务劳动是我愿意做的事情”道出了浓浓的患者情结。
几代协和检验人锐意进取、鞠躬尽瘁，在代代传承发展中，在全科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协和检验科正成长为一颗“不老松”。检验科全体员工将始终秉承“准确、快捷、专业、热情”的质量方针，在传承中求发展，在创新中求超越！ https://t.cn/RI7nYAL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