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数据报告#】《2021年中国主要城市公园评估报告》：城市更新行动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部署，我国已进入城市化的中后期，城市发展进入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既要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还要更加注重解决城市本身所产生的问题。通过城市体检建立发现问题、整改问题、巩固提升的联动工作机制，精准查找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短板与不足，及时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加以解决，努力建设没有“城市病”的城市。城市体检的工作主要要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房前屋后”的小事，探索符合新时期特点的指标体系，不断提升城市人民生活质量。国家园林城市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根据《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标准》评选出的分布均衡、结构合理、功能完善、景观优美，人居生态环境清新舒适、安全宜人的城市。截止到2017年底，共授予国家园林城市384个、国家生态园林城市19个、国家园林县城363个、国家园林城镇79个。通过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工作，全国的园林绿化水平得到了全面的提升，目前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超过37%，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超过4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过14平米。公园分布均好度总体分析：33个城市公园分布均好度平均值为1.55，其中数值超过1.5的城市共15个，占比45%;数值超过1.8的城市共8个，占比24%，数值超过2.0的城市共2个，占比6%，排名前十的城市均好度数值均超过了1.6;数值最高的城市为海口市，指数为2.08。从城市类型来看，平均均好度数值最高的为计划单列市，数值为1.74;其次为直辖市，数值为1.62，省会城市的平均均好度数值为1.50。直辖市中，均好度数值最高的是北京市，数值为1.84，省会城市中均好度数值最高的是海口市，数值为2.08，计划单列市中均好度最高的是深圳市，数值为2.06。均好度数据分类分析:综合公园由于自身规模与服务半径较大，公园服务覆盖情况相对较好，33个城市的综合公园服 务覆盖平均值为73.54%。综合公园服务覆盖是各城市公园分布均好度的基础。社区公园服务覆盖平均值为57.29%，且城市间差异较大，33个城市总体呈现出社区公园服务覆盖率越高，公园分布均好度越好。因此，社区公园建设是提升城市公园均好度的重点。游园由于其整体规模和服务半径较小，服务覆盖平均值仅为23.96%，近年来各城市游园服务覆盖不断提升，但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因此，游园建设是各城市未来提高公园分布均好度的突破口。公园类型:经统计分析，综合公园服务覆盖率与公园分布均好度的相关系数为0.64，社区公园服务覆盖率与公园分布均好度的相关系数为0.81，游园服务覆盖率与均好度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73，社区公园覆盖率与公园服务均好度指数的相关性最强，即呈现出33个主要城市呈现出社区公园服务半径覆盖率越高，公园分布均好度指数越高的相关趋势。人均公园保障度总体分析：33个城市人均公园保障度受公园绿地总量和人口规模双变量影响，整体数值差距较大，最高值为76.69%，最低值为29.85%。城市人均公园保障度(人均公园面积大于5平米区域占比)平均值为52.29%，其中，人均公园保障度超过40%的城市共30个，保障度超过50%的城市共19个;保障度超过60%的城市共9个，保障度超过70%的城市共1个。从城市类型来看，计划单列市平均人均公园保障度最高，达到59.13%;直辖市和省会 城市的人均公园保障度相近，均达到了50%。计划单列市均为沿海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公园绿地总量充沛，城市人口总量适中，因此人均公园保障度得分较高;24个省会城市中多为内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公园绿地总量一般，城市人口总量较多，总体人均公园保障度得分较低;直辖市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公园绿地总量充沛，但受人口总量大的制约，人均公园供给水平不及计划单列市。（via:199it）
【中规院：2021年中国主要城市公园评估报告】城市更新行动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部署，我国已进入城市化的中后期，城市发展进入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既要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还要更加注重解决城市本身所产生的问题。https://t.cn/A66SvaSo
【聚焦 理论研究】&【守好不返贫底线，推动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乡村振兴】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完善落实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踏上“十四五”新征程，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促进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具体安排措施有：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支持力度、推动脱贫地区帮扶政策落地见效。通过贯彻落实“摘帽不减政策”的工作要求，在贫困县摘帽、贫困村退出、贫困人口脱贫之后，不减投入、不减政策，能够确保扶贫政策和扶贫模式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我们看到，实际上在外部政策支持力度如此之大的前提下，深度贫困人口虽已脱贫，仍可能返贫。为什么会发生返贫？这需要从深度贫困人口为什么陷入贫困陷阱找原因。致贫原因主要有如下四个层次：一是没有劳动能力，导致“无业可扶、无力脱贫”，如因病致贫。二是有劳动能力但没有脱贫意愿，或者有脱贫意愿但缺乏脱贫的勇气和行动。三是有劳动能力，有脱贫愿望，但缺乏谋生技能，属于能力制约型贫困。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缺乏知识更新和获取的能力，或者没有接受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贫困人群缺乏专门知识、没有专有性人力资本，无法在竞争性的经济活动中获取收益。四是有劳动能力、意愿和技能，但深受环境条件制约。这属于资源匮乏型贫困。由于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环境资源匮乏的地区，形成了从属于连片贫困区、贫困县和贫困村的大规模贫困人群。
所以，针对以上四类原因致贫的脱贫户，要防止他们返贫，就需要实施有针对性的办法。
对于第一类脱贫户，仍需要加强对这类群众持续监测和救济，社会政策要托底，托底要托实。在资源短缺，脱贫全靠“托底”的地区，可以尝试探索发展权赎买、社会分红等制度性贫困的解决之道，从而保障脱贫人口不发生大规模返贫。办法至少有如下两个：一是进行发展权赎买。将资源保有和维护者纳入转移支付的保障体系，对不开发地区进行发展权赎买，使得深度贫困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能够不开发或低度开发，保住一片绿水青山。
二是推动社会分红。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的理论，社会分红是公民经济权利的重要来源，理论基础是公共资源的所有者是公民。公共资源作为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应该一部分作为积累基金，一部分作为红利分给公民。随着积累基金的增加，公民分得的红利也逐渐增加。此法兼顾公平与效率，对“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深度贫困地区，更为适用。在具体做法上，结合农林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科技扶贫，推动以就地就近就业为主的转移就业增收，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贫困人口实现转移就业。同时，提供更多生态公益岗位，通过购买服务、专项补助等方式，在易返贫的脆弱群众中选择一批能胜任岗位要求的，为其提供生态护林员、草管员、护渔员、护堤员等岗位。在国家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先安排有劳动能力的脱贫不稳定和边缘易致贫人口从事森林管护、防火和服务。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发挥和提升制度效能，对于保障易返贫群众的生活和提高其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守好不发生大规模返贫底线的重要法宝。
第二类脱贫户则需要“提志”，提升其改变命运的勇气和志向。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脱贫后致富的想法和决心，没有脱贫后持续增收致富的志气。长期的输血式扶贫，以及摆脱贫困的艰难险阻，使得一些原来处于深度贫困状况的群众，虽然已经脱贫，但仍心存“拦路虎”，缺乏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信心和斗志。致富要“提志”，就是要让脆弱脱贫户知道脱贫致富还得靠自身，不等不靠，勤劳才能致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勤劳致富，勤俭持家。防返贫要“提志”，就要始终坚持鼓励劳动、鼓励就业、鼓励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养活家庭，服务社会，贡献国家。因此，需要持续采取各类政策措施，去提升易返贫人群的志气，更多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机制，不大包大揽，不包办代替，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
第三类脱贫户需要“提智”，提升其脱贫致富能力。“扶贫必扶智，治穷先治愚。”能力贫困，是极端贫困人群普遍面临的现实障碍。贫困人口大多数文化素质偏低，脱贫致富的能力普遍欠缺。若是脱贫后没“提智”，群众脱贫致富的客观基础就不牢靠，会因知识匮乏、能力不足、身无长物，也会伴随环境变化随时返贫，甚至带来贫困的代际传递。因此，防返贫必“提智”，只有通过智力扶贫、智力致富，帮助脆弱的脱贫户提升能力，才能让他们助人自助，渡人自渡，走出能力贫困，脱贫才能形成长效机制，使得易返贫人口能够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永久脱贫。
第四类贫困需要在前述三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制”。从地区结构看，深度贫困地区大都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防返贫和真脱贫一样，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从群体分布看，不少贫困家庭有残疾人、长期病人，加之陷入深度贫困状态的人群大多教育水平低、缺乏技能，所在地区又“无业可扶”，因此“无力脱贫”。在脱贫攻坚时期，要实现不愁吃、不愁穿的“两不愁”和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的“三保障”，可能通过一些救济手段和相应政策支持就能达到，以外力干预为主，资源到位，就能实现。若要实现全面乡村振兴，达成“不返贫能致富”的目标，则需要综合协调内生动力、自身能力和治理实力等手段，这更需要制度建设。
实际工作中，致贫原因往往是多元和复合的，深度贫困人群可能既没有脱离贫困的想法和勇气，也缺乏脱离贫困的技能和手段，同时又受制于环境封闭、资源匮乏、信息闭塞等外部因素。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强化，导致贫困人群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因此，要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守住不发生规模返贫的底线，必须“智随志走、志以智强”，通过在“志智双提”基础上进一步做到“志智制综合提升”，才能激发活力，增强能力，形成合力，铲除滋生贫穷、返回贫困的制度和社会土壤。【本文获得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与跨界合作机制研究”（编号：20&ZD116）资助；作者：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具体安排措施有：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支持力度、推动脱贫地区帮扶政策落地见效。通过贯彻落实“摘帽不减政策”的工作要求，在贫困县摘帽、贫困村退出、贫困人口脱贫之后，不减投入、不减政策，能够确保扶贫政策和扶贫模式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我们看到，实际上在外部政策支持力度如此之大的前提下，深度贫困人口虽已脱贫，仍可能返贫。为什么会发生返贫？这需要从深度贫困人口为什么陷入贫困陷阱找原因。致贫原因主要有如下四个层次：一是没有劳动能力，导致“无业可扶、无力脱贫”，如因病致贫。二是有劳动能力但没有脱贫意愿，或者有脱贫意愿但缺乏脱贫的勇气和行动。三是有劳动能力，有脱贫愿望，但缺乏谋生技能，属于能力制约型贫困。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缺乏知识更新和获取的能力，或者没有接受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贫困人群缺乏专门知识、没有专有性人力资本，无法在竞争性的经济活动中获取收益。四是有劳动能力、意愿和技能，但深受环境条件制约。这属于资源匮乏型贫困。由于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环境资源匮乏的地区，形成了从属于连片贫困区、贫困县和贫困村的大规模贫困人群。
所以，针对以上四类原因致贫的脱贫户，要防止他们返贫，就需要实施有针对性的办法。
对于第一类脱贫户，仍需要加强对这类群众持续监测和救济，社会政策要托底，托底要托实。在资源短缺，脱贫全靠“托底”的地区，可以尝试探索发展权赎买、社会分红等制度性贫困的解决之道，从而保障脱贫人口不发生大规模返贫。办法至少有如下两个：一是进行发展权赎买。将资源保有和维护者纳入转移支付的保障体系，对不开发地区进行发展权赎买，使得深度贫困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能够不开发或低度开发，保住一片绿水青山。
二是推动社会分红。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的理论，社会分红是公民经济权利的重要来源，理论基础是公共资源的所有者是公民。公共资源作为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应该一部分作为积累基金，一部分作为红利分给公民。随着积累基金的增加，公民分得的红利也逐渐增加。此法兼顾公平与效率，对“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深度贫困地区，更为适用。在具体做法上，结合农林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科技扶贫，推动以就地就近就业为主的转移就业增收，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贫困人口实现转移就业。同时，提供更多生态公益岗位，通过购买服务、专项补助等方式，在易返贫的脆弱群众中选择一批能胜任岗位要求的，为其提供生态护林员、草管员、护渔员、护堤员等岗位。在国家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先安排有劳动能力的脱贫不稳定和边缘易致贫人口从事森林管护、防火和服务。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发挥和提升制度效能，对于保障易返贫群众的生活和提高其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守好不发生大规模返贫底线的重要法宝。
第二类脱贫户则需要“提志”，提升其改变命运的勇气和志向。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脱贫后致富的想法和决心，没有脱贫后持续增收致富的志气。长期的输血式扶贫，以及摆脱贫困的艰难险阻，使得一些原来处于深度贫困状况的群众，虽然已经脱贫，但仍心存“拦路虎”，缺乏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信心和斗志。致富要“提志”，就是要让脆弱脱贫户知道脱贫致富还得靠自身，不等不靠，勤劳才能致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勤劳致富，勤俭持家。防返贫要“提志”，就要始终坚持鼓励劳动、鼓励就业、鼓励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养活家庭，服务社会，贡献国家。因此，需要持续采取各类政策措施，去提升易返贫人群的志气，更多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机制，不大包大揽，不包办代替，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
第三类脱贫户需要“提智”，提升其脱贫致富能力。“扶贫必扶智，治穷先治愚。”能力贫困，是极端贫困人群普遍面临的现实障碍。贫困人口大多数文化素质偏低，脱贫致富的能力普遍欠缺。若是脱贫后没“提智”，群众脱贫致富的客观基础就不牢靠，会因知识匮乏、能力不足、身无长物，也会伴随环境变化随时返贫，甚至带来贫困的代际传递。因此，防返贫必“提智”，只有通过智力扶贫、智力致富，帮助脆弱的脱贫户提升能力，才能让他们助人自助，渡人自渡，走出能力贫困，脱贫才能形成长效机制，使得易返贫人口能够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永久脱贫。
第四类贫困需要在前述三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制”。从地区结构看，深度贫困地区大都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防返贫和真脱贫一样，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从群体分布看，不少贫困家庭有残疾人、长期病人，加之陷入深度贫困状态的人群大多教育水平低、缺乏技能，所在地区又“无业可扶”，因此“无力脱贫”。在脱贫攻坚时期，要实现不愁吃、不愁穿的“两不愁”和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的“三保障”，可能通过一些救济手段和相应政策支持就能达到，以外力干预为主，资源到位，就能实现。若要实现全面乡村振兴，达成“不返贫能致富”的目标，则需要综合协调内生动力、自身能力和治理实力等手段，这更需要制度建设。
实际工作中，致贫原因往往是多元和复合的，深度贫困人群可能既没有脱离贫困的想法和勇气，也缺乏脱离贫困的技能和手段，同时又受制于环境封闭、资源匮乏、信息闭塞等外部因素。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强化，导致贫困人群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因此，要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守住不发生规模返贫的底线，必须“智随志走、志以智强”，通过在“志智双提”基础上进一步做到“志智制综合提升”，才能激发活力，增强能力，形成合力，铲除滋生贫穷、返回贫困的制度和社会土壤。【本文获得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与跨界合作机制研究”（编号：20&ZD116）资助；作者：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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