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蔡晓光干的好事！让郝冬梅的父亲，不待见周秉义和周家
周秉义算是高娶，他是光字片的平民，而冬梅却是郝省长的女儿，父母都是高干，她是高干子弟，门不当户不对。
如果不是冬梅落魄时，周秉义对冬梅不离不弃，对冬梅照顾有加，得知冬梅掉入井里冻坏了身体从此不会怀孕，依然对她爱护有加，或许郝省长早就通过自己的关系让自己唯一的女儿和周秉义离婚了。
毕竟冬梅身份在那里，就算她不怀孕，也有人争着抢着与她结婚。
就算如今周秉义娶了郝冬梅，郝省长也是不待见周秉义的。
他是高高在上的省长，而周秉义是普通的平民，还是贫民窟里面出来的平民，更加不受待见。
周秉义的父亲到重庆打工去了，姐姐周蓉去了贵州，而周秉义在下乡，周秉昆一个人在家里，母亲瘫痪在床，侄女无人照顾，郝省长他们一家会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可他们不会伸出援手，也不屑打听情况，他们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周秉义娶了冬梅，只是娶了冬梅，不是娶了她后面的权势，娶了她整个家，郝省长他们分的非常清楚。
其实周家也分得清楚。
周志刚同样周秉义和郝冬梅结婚，但是他也从来没提过去和郝省长这亲家见一面，得知周秉昆要和郑娟结婚，周志刚专门回家了一趟，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提过去见亲家，在他眼里也一样，分得很清楚，周家和郝家，是姻亲，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利用郝家，也没想过主动巴结他们。
郝家不会主动帮助周家，周家也很自觉，不会找郝家帮忙，这或许是一种他们之间潜意识的一种共识。
可是当蔡晓光找到了周秉昆，让周秉义出面找郝冬梅说动郝省长时，两家之间的那种“共识”就打破了。
蔡晓光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可是到厂里批的时候，厂长说他们家因为政治原因不能放行。
在那个年代，读大学是多少人改变身份的梦想，如果蔡晓光一直在厂里干活，他永远都是打工的，不会走政治一途，可如果他读了书，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他不想把自己的一生埋没在厂里。
可他没有人可以找，他能找的人就是周家。
曾经他帮助了周家做了很多事，周秉昆的工作是他通过关系给找的，周蓉无人可找时，是蔡晓光帮忙传递信息，蔡晓光帮了周蓉良多。
如今蔡晓光落难了，他无人可以找，他只能找周家。
他找到了周秉昆，通过周秉昆找到了周秉义，周秉义就找到了郝冬梅。
周家也就周秉义的妻子郝冬梅的父母是大官，只要他们一句话，蔡晓光的这个事立马就解决了。
郝冬梅为了这件事专门回家一趟。
郝冬梅和周秉义结婚多年，周家对郝冬梅很好，从来不会挑剔她，不管是她是黑5户时，还是高门千金时，周家都对她一视同仁，从来不会因为身份高了捧她，身份低了又看不起她，冬梅在周家获得了应有的尊重。
大家都知道郝冬梅的父亲是郝省长，但是周家从来没有找过她帮助任何事。
周秉昆从牢狱里面出来后没了工作，也没有找她。
周母瘫痪了，也没有找她找一个好医生。
郝冬梅很感激，也很庆幸周家的识相，如今周家人好不容易让她帮一次忙，对于父亲来说不过是一次小忙，她当然义不容辞地去了。
其实她也知道，这种帮忙一旦开了头，可能会没完没了，但是有什么办法，这是第一次周家人提出来的要求，她能不答应，能不办好吗？
蔡晓光曾经和她一起读过书，谈论过诗词，讨论过政治，他们算是一场朋友，就算不看在周家的份上，她也要看在朋友的份上帮助蔡晓光一次。
也就是这一次帮忙，让本就不待见“穷亲家”的郝省长，更加不待见周家了。
为什么古往今来，婚姻要讲究门当户对？
其实这是有道理的。
门当户对，势均力敌，这样的两家人，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他们看问题一样，看形势差不多，遇上了事可以相互帮助，从来不会觉得对方占了自己便宜。
可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就不好说了。
穷人嫁给富人，富人就得反过来帮助穷人，穷人对富人一点帮助都没有，遇上了事不拖后腿就不错了。
而平民嫁给高官，平民亲戚那这点事那点事的，天天找高官给办了，人家也挺烦的。
为什么郝省长不待见周秉义，就是因为周秉义的关系，郝冬梅才找了他帮助蔡晓光，这种事情一旦开了头，就没完没了。
郝省长要告诉周秉义，你利用我女儿，利用我手里的权利帮助你的穷亲戚，我很不开心，希望以后都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
本来在饭桌上，金女士，也就是郝冬梅的母亲，周秉义的岳母，提到了周秉义的父亲，听说要回来，还想着到时候见见，郝省长一听到这个话完全没有吭声，他不说见，也不说不见，而是立马吃完了饭，放下碗走了。
周秉义知道，自己父母不受郝省长的待见，没想到这么不受待见，岳母只是提了一下自己的父母，岳父就直接甩脸子下席了，这种完全漠视的态度让他很难过。
周秉义虽然生在光字片区这个贫民窟，可他的心不贫穷，而且他非常聪明，一直想要改变光字片的环境，也想让人改变外人对光字片的看法：他们人穷志不短。
他想了又想，觉得自己没做什么让郝省长不待见的事，很快他就想到了蔡晓光，他终于明白了郝省长不待见他和家人的原因。
郝省长害怕自己的家人没完没了地找他帮忙，因为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周家那么穷亲戚，谁没点事呢，万一大家知道郝省长帮助过蔡晓光，都一股脑地来找郝省长帮忙，他要怎么办？
他不帮，人家说没情，看不起亲戚。
他要帮，心里又不舒坦。
帮不帮都让他难过，不如就对周秉义甩脸子，让他知道自己家只是嫁了个女儿，不是嫁了一家人，别没事就来找他帮忙，他也帮不过来。
得知真相的周秉义，离开的时候，一再叮嘱周秉昆，让周秉昆将来不管遇上什么事，都不要去麻烦郝冬梅，朋友的，自己家的，都不能麻烦冬梅，蔡晓光就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从那过后，周秉昆确实再也没有找过郝家帮忙，周家也一样，不管是遇上了什么事，哪怕周秉昆杀了人坐牢了，也没人找郝家说情。
郝家不愿意与周家这穷亲戚接触，周家除了周秉义，也从来没有人踏入郝家一步，周家也是虽然穷，但是他们也是有骨气的。
蔡晓光的这件事，让周秉义明白了阶级的差异，也更加坚定了他做官的决心。
他从来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他努力读书，努力往上走，为的是将来有一天可以站在一个高度，让所有人都认可的高度，让人知道他娶郝冬梅也不是看上了她背后的身份，而他本身就是身份的象征，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他也可以凭借实力达到自己想要的高度，与郝家势均力敌。
周秉义算是高娶，他是光字片的平民，而冬梅却是郝省长的女儿，父母都是高干，她是高干子弟，门不当户不对。
如果不是冬梅落魄时，周秉义对冬梅不离不弃，对冬梅照顾有加，得知冬梅掉入井里冻坏了身体从此不会怀孕，依然对她爱护有加，或许郝省长早就通过自己的关系让自己唯一的女儿和周秉义离婚了。
毕竟冬梅身份在那里，就算她不怀孕，也有人争着抢着与她结婚。
就算如今周秉义娶了郝冬梅，郝省长也是不待见周秉义的。
他是高高在上的省长，而周秉义是普通的平民，还是贫民窟里面出来的平民，更加不受待见。
周秉义的父亲到重庆打工去了，姐姐周蓉去了贵州，而周秉义在下乡，周秉昆一个人在家里，母亲瘫痪在床，侄女无人照顾，郝省长他们一家会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可他们不会伸出援手，也不屑打听情况，他们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周秉义娶了冬梅，只是娶了冬梅，不是娶了她后面的权势，娶了她整个家，郝省长他们分的非常清楚。
其实周家也分得清楚。
周志刚同样周秉义和郝冬梅结婚，但是他也从来没提过去和郝省长这亲家见一面，得知周秉昆要和郑娟结婚，周志刚专门回家了一趟，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提过去见亲家，在他眼里也一样，分得很清楚，周家和郝家，是姻亲，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利用郝家，也没想过主动巴结他们。
郝家不会主动帮助周家，周家也很自觉，不会找郝家帮忙，这或许是一种他们之间潜意识的一种共识。
可是当蔡晓光找到了周秉昆，让周秉义出面找郝冬梅说动郝省长时，两家之间的那种“共识”就打破了。
蔡晓光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可是到厂里批的时候，厂长说他们家因为政治原因不能放行。
在那个年代，读大学是多少人改变身份的梦想，如果蔡晓光一直在厂里干活，他永远都是打工的，不会走政治一途，可如果他读了书，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他不想把自己的一生埋没在厂里。
可他没有人可以找，他能找的人就是周家。
曾经他帮助了周家做了很多事，周秉昆的工作是他通过关系给找的，周蓉无人可找时，是蔡晓光帮忙传递信息，蔡晓光帮了周蓉良多。
如今蔡晓光落难了，他无人可以找，他只能找周家。
他找到了周秉昆，通过周秉昆找到了周秉义，周秉义就找到了郝冬梅。
周家也就周秉义的妻子郝冬梅的父母是大官，只要他们一句话，蔡晓光的这个事立马就解决了。
郝冬梅为了这件事专门回家一趟。
郝冬梅和周秉义结婚多年，周家对郝冬梅很好，从来不会挑剔她，不管是她是黑5户时，还是高门千金时，周家都对她一视同仁，从来不会因为身份高了捧她，身份低了又看不起她，冬梅在周家获得了应有的尊重。
大家都知道郝冬梅的父亲是郝省长，但是周家从来没有找过她帮助任何事。
周秉昆从牢狱里面出来后没了工作，也没有找她。
周母瘫痪了，也没有找她找一个好医生。
郝冬梅很感激，也很庆幸周家的识相，如今周家人好不容易让她帮一次忙，对于父亲来说不过是一次小忙，她当然义不容辞地去了。
其实她也知道，这种帮忙一旦开了头，可能会没完没了，但是有什么办法，这是第一次周家人提出来的要求，她能不答应，能不办好吗？
蔡晓光曾经和她一起读过书，谈论过诗词，讨论过政治，他们算是一场朋友，就算不看在周家的份上，她也要看在朋友的份上帮助蔡晓光一次。
也就是这一次帮忙，让本就不待见“穷亲家”的郝省长，更加不待见周家了。
为什么古往今来，婚姻要讲究门当户对？
其实这是有道理的。
门当户对，势均力敌，这样的两家人，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他们看问题一样，看形势差不多，遇上了事可以相互帮助，从来不会觉得对方占了自己便宜。
可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就不好说了。
穷人嫁给富人，富人就得反过来帮助穷人，穷人对富人一点帮助都没有，遇上了事不拖后腿就不错了。
而平民嫁给高官，平民亲戚那这点事那点事的，天天找高官给办了，人家也挺烦的。
为什么郝省长不待见周秉义，就是因为周秉义的关系，郝冬梅才找了他帮助蔡晓光，这种事情一旦开了头，就没完没了。
郝省长要告诉周秉义，你利用我女儿，利用我手里的权利帮助你的穷亲戚，我很不开心，希望以后都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
本来在饭桌上，金女士，也就是郝冬梅的母亲，周秉义的岳母，提到了周秉义的父亲，听说要回来，还想着到时候见见，郝省长一听到这个话完全没有吭声，他不说见，也不说不见，而是立马吃完了饭，放下碗走了。
周秉义知道，自己父母不受郝省长的待见，没想到这么不受待见，岳母只是提了一下自己的父母，岳父就直接甩脸子下席了，这种完全漠视的态度让他很难过。
周秉义虽然生在光字片区这个贫民窟，可他的心不贫穷，而且他非常聪明，一直想要改变光字片的环境，也想让人改变外人对光字片的看法：他们人穷志不短。
他想了又想，觉得自己没做什么让郝省长不待见的事，很快他就想到了蔡晓光，他终于明白了郝省长不待见他和家人的原因。
郝省长害怕自己的家人没完没了地找他帮忙，因为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周家那么穷亲戚，谁没点事呢，万一大家知道郝省长帮助过蔡晓光，都一股脑地来找郝省长帮忙，他要怎么办？
他不帮，人家说没情，看不起亲戚。
他要帮，心里又不舒坦。
帮不帮都让他难过，不如就对周秉义甩脸子，让他知道自己家只是嫁了个女儿，不是嫁了一家人，别没事就来找他帮忙，他也帮不过来。
得知真相的周秉义，离开的时候，一再叮嘱周秉昆，让周秉昆将来不管遇上什么事，都不要去麻烦郝冬梅，朋友的，自己家的，都不能麻烦冬梅，蔡晓光就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从那过后，周秉昆确实再也没有找过郝家帮忙，周家也一样，不管是遇上了什么事，哪怕周秉昆杀了人坐牢了，也没人找郝家说情。
郝家不愿意与周家这穷亲戚接触，周家除了周秉义，也从来没有人踏入郝家一步，周家也是虽然穷，但是他们也是有骨气的。
蔡晓光的这件事，让周秉义明白了阶级的差异，也更加坚定了他做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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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她们公开指认，侵华日军暴行再添铁证】#7名受害者指认日军暴行# 据@南京日报 报道，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工作人员在湖南新确认7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10月20日至25日、11月18日至26日，南京报业传媒集团融媒体记者行程7000多公里，跟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工作人员，先后两次前往湖南岳阳华容县、平江县和郴州嘉禾县实地调查走访，独家跟拍采访了20多位知情者，详细记录受害老人当年的不幸遭遇，留下珍贵影像资料，为侵华日军暴行再添铁证。
78年前救下5岁女孩，自己却被日军抓走
“妈妈，妈妈啊，我终于找到你啦！……”2021年11月20日上午，在湖南岳阳华容县诚信市场旁的一幢独立小三楼上，84岁的张二英走进卧室，上前抱住坐在床边的97岁的雷金二（雷金安）老人抱头痛哭。
这对“母女”在失散78年后重逢，归功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工作人员刘广建和湖南志愿者陈栋梁，多年来对“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走访调查过程中的一次“无心插柳”。
2021年5月，志愿者在华容县钱粮湖镇敬老院的一次调查中，听张二英说起她有一个救命恩人叫雷金莲，78年前想方设法护住了她，自己却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小时候，妈妈经常告诉她，永远不要忘记这位救命恩人。
随后几个月，志愿者在方圆20公里的村庄里四处寻找，终于在钱粮湖镇团洲虾找到了92岁的雷金莲老人，老人承认当年被日本鬼子抓去过却否认救过人，并表示自己有个姐姐叫雷金二（雷金安），比她大5岁，今年97了，可能是当地人说话有口音，导致当年被救的女孩家人记错了名字。
2021年10月24日，在雷金莲的帮助下，记者跟随志愿者很快在华容县城联系上了她姐姐的家人并找到了雷金二本人。多年没见面的姐妹俩一见面相拥在一起，妹妹双手握住姐姐的手一直不停抚摸。看到妹妹来访还带来了不少陌生人，雷金二不好意思地嘴贴着妹妹耳边说起悄悄话。后来记者得知，姐姐在问妹妹，是否已经告诉别人自己曾经的遭遇。
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雷金二老人向记者 没讲述了她惨遭日军侵害的经历，以及她救下同村女孩张二英的经过。
雷金二生于1925年7月25日，湖南华容县人，雷金莲的姐姐。1943年春夏的一天，日军来到华容袁家咀扫荡，当时年仅5岁的张二英跟两个小女孩一起在家门口玩。她当时穿着妈妈做的红肚兜，红肚兜里还放了煮熟的豌豆。突然，张二英看到很多人跑了过来，还能听到打枪的声音。雷金二看到张二英站在那里呆呆地不动，就问她日本兵来了为什么不跑？说话的工夫，她就背起张二英往前跑去，因为是土路，加上背着张二英，雷金二没跑多远就跑不动了。这时日军已经快要逼近，雷金二把张二英放在路边的水沟里，然后盖上稻草，告诉她千万别出声，她自己一个人向前跑去。
11月23日，记者跟随志愿者和张二英一起来到当年日军据点插旗码头遗址，现在居住在此的老人告诉记者，这儿就是日本军人的据点，院子的最边处就是活埋人的地方。之后，张二英带着大家一起回到她当年被救的现场，在同村王奶奶的帮助下，张二英找到了雷金二当年帮她藏身的水沟。
回想起当年，张二英在水沟里透过稻草的缝隙看到穿着军装的日军向前追击老百姓。雷金二最终还是没逃掉，被日本兵抓住，在日军据点受到了日本兵野蛮对待，每天都有数量不等的日本兵对其施暴。十几天以后，父亲在得知雷金二被关在日军据点里，于是通过“维持会”用钱把她赎了回来。回家后，父亲也对雷金二说不要对外人讲自己的遭遇。本来家里有渔船，生活较为富足，为了搭救雷金二、雷金莲两姐妹，父亲几乎将家里的值钱东西都变卖了。
张二英全家一直非常感激雷金二的救命之恩，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救命恩人，她在心里也已经默默将雷金二认作了干妈。今年5月，当得知雷金二还健在时，张二英激动不已，非常想去见一面。11月20日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张二英终于见到了“妈妈”雷金二。
姐妹同为受害者，如今一起站出来讲述那段不为人知的过往
雷金莲、雷金二姐妹俩虽不是同时被日军抓走的，但都是此次新确认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两位老人如今愿意讲出过往的惨痛经历，为历史留下一份见证。
雷金莲出生于1930年3月11日，湖南华容县人，老家在湖南华容县插旗镇牧荒队。1943年5月份左右的一天，雷金莲和姐姐在家里，突然有几个日本兵跑进雷家，她后来被带走了。她至今记得当天日军来时，姐姐身上系了一条围裙，正在做家务，日本兵一把抓住姐姐的围裙，姐姐挣脱跑掉了，围裙还留在日本兵手上。雷金莲吓得脚都走不了，只知道哭。被带走后，前面有人带路，后面有日本兵用枪逼着雷金莲跟着他们走，大概走了半个小时，到了一处日本兵营据点。当时的这处据点在插旗码头上（现为莲湖村），码头街上两边有很多茅草屋，日本兵把雷金莲关在其中一间茅草屋里，门口有日本兵把守，院子里还有瞭望台，能够看到有日本兵站在瞭望台上。与雷金莲一起关进去的还有几个周边的妇女，都是被日军抓过来的。被关进去后，每天都有日本人来欺负雷金莲，每次来欺负的时候，日本兵都会大声恐吓她，或者用刺刀逼她脱衣服。隔壁房间都关了其他女孩，雷金莲应该是年龄最小的，其他女孩子都比她大，大家都只知道哭，吓得魂都没有了。雷金莲大概被关了半个月，父亲变卖家产（打鱼船等），花钱找“维持会”的人把雷金莲救了出来。回家后，父亲交代雷金莲，让她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情。
雷金莲16岁就嫁了当地一户姓陈的人家。丈夫对她很好，但是七八年没有生小孩，雷金莲就提出了离婚。丈夫说要去领养一个，雷金莲劝丈夫再找一个能够生育的，她不想害了丈夫，所以就坚持跟他离婚了。后来，雷金莲又嫁到了月亮湖村的肖家，成为肖家丈夫的第二个老婆。雷金莲在肖家的堂兄弟里面过继了一个儿子，又把自己家里的侄女儿嫁过来当自己的儿媳妇。
现在雷金莲看到电视里的日本兵，听到日本人的声音都非常害怕。当雷金莲了解了寻访团的来意，她觉得正义的时刻要来到了。
107岁老人是最年长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一起在全国各地走访慰问在世“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今年已经是连续第6年。今年，团队在湖南调查新发现并确认了7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其中一位是来自湖南郴州的李秀青，生于1922年10月4日，湖南郴州嘉禾县石羔村人。当寻访团一行出现在她女儿家大门前，99岁的李秀青老人给大家行了个礼。因为父亲重男轻女，李秀青出生后就当男孩打扮。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李秀青大概16岁左右的一天，甲长保长带人到村里来抓壮丁，大哥闻讯连夜逃跑了。甲长保长知道他们家里还有一个，就带人把当时女扮男装的李秀青抓走编入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23师，在一次战斗中，李秀青左手掌被日军子弹击穿，伤愈后李秀青回到家乡，母亲不让她女扮男装了。1944年年底的一天，日军来到嘉禾县，李秀青跟着几个乡亲在前往李家村的路上被日本兵抓了起来。当天日本兵把李秀青和其他地方抓来的几个妇女关在坦坪镇的一栋青砖大房子里，轮流强暴。几天后，游击队及时赶到，把房门锁砸开将李秀青等几个妇女救了出来。
在湖南平江县，志愿者还找到两位不愿意公开身份的受害者，分别是生于1922年的姜奶奶（化名）、生于1924年的阳奶奶（化名）。姜奶奶曾被日本兵抓去折磨多日，后趁天黑撬开后窗从阁楼跳下，把右脚摔坏落下残疾。阳奶奶被日本兵关在当地被征用的祠堂里连续多日惨遭强暴，至今提及日本人还是浑身发抖。
此次新确认的7名受害者中，年龄最小的是生于1936年9月11日的易菊连，湖南长沙县金井镇人。她年幼丧母，由于战乱家庭十分困难。1944年初夏时节，日军最后一次来扫荡，易菊连拿着一床草席跟着父亲一起逃难，在长沙县王板洞遇到日军部队。当时有几个日本兵手里拿着枪威胁他们，嘴里说着“卜啰卜啰”，大概意思是“不许动”，还有“花姑娘不要跑”。父亲吓得不敢作声，眼睁睁看着易菊连被日本兵抓走。易菊连当时不到十岁，自己还没有一床草席高，就被几个日本兵强暴了。后来，日本兵将易菊连带到一个离家大约10多里的地方，关在一间房子里。她记得是一间茅草屋，窗户不坚固也不高。在那里每天都有日本兵对易菊连施暴，将她折磨得不成人样，造成终身不育。
此次新确认的7名害者中，年龄最大的是生于1915年10月的李淑珍，湖南平江县人。李淑珍过去很多年并没有将此事当作禁忌闭口不谈,而是常常对儿女说起过往，教育儿女不能忘记历史。日军侵略湖南平江时，李淑珍开始还和村民一起上山躲避，但日本兵并未进村扫荡。1944年，当日军第四次进犯平江时，时年29岁的李淑珍索性呆在家里不躲避了。但这一次日军真的来了，李淑珍想逃也来不及了，只能躺在床上装病。日军来到她家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她从床上抓走了，之后把她关押在山脚的屋子里。这间屋子原来是村里用做观察哨所之用，日军来了之后就当做临时据点。同时被关的，还有同村的七八名妇女。
2021年11月21日，记者跟随李淑珍的小儿子前往江家洞进行实地考察，一行人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来到当年日军关押李淑珍等当地女性的房子。老人口中原先的茅屋已经坍塌，但当时用石头垒造的地基仍存，如今的地基四周长满了荒草与杂树。
曾经在这间屋子里，日军对当地妇女实施性暴力。几天后，日军又把这些妇女转移到据点里进行侵害，稍有不满便拳脚相加，李淑珍在此期间被打伤了背部，后来因为身体承受不了继续蹂躏而被遗弃，家人发现后将她救回。如今同村已被抓走的妇女只剩下李淑珍一人健在，明年家人还准备给老人办108岁“茶寿”。
截至目前，中国大陆经认证在世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人数仅剩17人。她们至今都还在等待一个道歉！#勿忘1213#
10月20日至25日、11月18日至26日，南京报业传媒集团融媒体记者行程7000多公里，跟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工作人员，先后两次前往湖南岳阳华容县、平江县和郴州嘉禾县实地调查走访，独家跟拍采访了20多位知情者，详细记录受害老人当年的不幸遭遇，留下珍贵影像资料，为侵华日军暴行再添铁证。
78年前救下5岁女孩，自己却被日军抓走
“妈妈，妈妈啊，我终于找到你啦！……”2021年11月20日上午，在湖南岳阳华容县诚信市场旁的一幢独立小三楼上，84岁的张二英走进卧室，上前抱住坐在床边的97岁的雷金二（雷金安）老人抱头痛哭。
这对“母女”在失散78年后重逢，归功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工作人员刘广建和湖南志愿者陈栋梁，多年来对“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走访调查过程中的一次“无心插柳”。
2021年5月，志愿者在华容县钱粮湖镇敬老院的一次调查中，听张二英说起她有一个救命恩人叫雷金莲，78年前想方设法护住了她，自己却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小时候，妈妈经常告诉她，永远不要忘记这位救命恩人。
随后几个月，志愿者在方圆20公里的村庄里四处寻找，终于在钱粮湖镇团洲虾找到了92岁的雷金莲老人，老人承认当年被日本鬼子抓去过却否认救过人，并表示自己有个姐姐叫雷金二（雷金安），比她大5岁，今年97了，可能是当地人说话有口音，导致当年被救的女孩家人记错了名字。
2021年10月24日，在雷金莲的帮助下，记者跟随志愿者很快在华容县城联系上了她姐姐的家人并找到了雷金二本人。多年没见面的姐妹俩一见面相拥在一起，妹妹双手握住姐姐的手一直不停抚摸。看到妹妹来访还带来了不少陌生人，雷金二不好意思地嘴贴着妹妹耳边说起悄悄话。后来记者得知，姐姐在问妹妹，是否已经告诉别人自己曾经的遭遇。
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雷金二老人向记者 没讲述了她惨遭日军侵害的经历，以及她救下同村女孩张二英的经过。
雷金二生于1925年7月25日，湖南华容县人，雷金莲的姐姐。1943年春夏的一天，日军来到华容袁家咀扫荡，当时年仅5岁的张二英跟两个小女孩一起在家门口玩。她当时穿着妈妈做的红肚兜，红肚兜里还放了煮熟的豌豆。突然，张二英看到很多人跑了过来，还能听到打枪的声音。雷金二看到张二英站在那里呆呆地不动，就问她日本兵来了为什么不跑？说话的工夫，她就背起张二英往前跑去，因为是土路，加上背着张二英，雷金二没跑多远就跑不动了。这时日军已经快要逼近，雷金二把张二英放在路边的水沟里，然后盖上稻草，告诉她千万别出声，她自己一个人向前跑去。
11月23日，记者跟随志愿者和张二英一起来到当年日军据点插旗码头遗址，现在居住在此的老人告诉记者，这儿就是日本军人的据点，院子的最边处就是活埋人的地方。之后，张二英带着大家一起回到她当年被救的现场，在同村王奶奶的帮助下，张二英找到了雷金二当年帮她藏身的水沟。
回想起当年，张二英在水沟里透过稻草的缝隙看到穿着军装的日军向前追击老百姓。雷金二最终还是没逃掉，被日本兵抓住，在日军据点受到了日本兵野蛮对待，每天都有数量不等的日本兵对其施暴。十几天以后，父亲在得知雷金二被关在日军据点里，于是通过“维持会”用钱把她赎了回来。回家后，父亲也对雷金二说不要对外人讲自己的遭遇。本来家里有渔船，生活较为富足，为了搭救雷金二、雷金莲两姐妹，父亲几乎将家里的值钱东西都变卖了。
张二英全家一直非常感激雷金二的救命之恩，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救命恩人，她在心里也已经默默将雷金二认作了干妈。今年5月，当得知雷金二还健在时，张二英激动不已，非常想去见一面。11月20日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张二英终于见到了“妈妈”雷金二。
姐妹同为受害者，如今一起站出来讲述那段不为人知的过往
雷金莲、雷金二姐妹俩虽不是同时被日军抓走的，但都是此次新确认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两位老人如今愿意讲出过往的惨痛经历，为历史留下一份见证。
雷金莲出生于1930年3月11日，湖南华容县人，老家在湖南华容县插旗镇牧荒队。1943年5月份左右的一天，雷金莲和姐姐在家里，突然有几个日本兵跑进雷家，她后来被带走了。她至今记得当天日军来时，姐姐身上系了一条围裙，正在做家务，日本兵一把抓住姐姐的围裙，姐姐挣脱跑掉了，围裙还留在日本兵手上。雷金莲吓得脚都走不了，只知道哭。被带走后，前面有人带路，后面有日本兵用枪逼着雷金莲跟着他们走，大概走了半个小时，到了一处日本兵营据点。当时的这处据点在插旗码头上（现为莲湖村），码头街上两边有很多茅草屋，日本兵把雷金莲关在其中一间茅草屋里，门口有日本兵把守，院子里还有瞭望台，能够看到有日本兵站在瞭望台上。与雷金莲一起关进去的还有几个周边的妇女，都是被日军抓过来的。被关进去后，每天都有日本人来欺负雷金莲，每次来欺负的时候，日本兵都会大声恐吓她，或者用刺刀逼她脱衣服。隔壁房间都关了其他女孩，雷金莲应该是年龄最小的，其他女孩子都比她大，大家都只知道哭，吓得魂都没有了。雷金莲大概被关了半个月，父亲变卖家产（打鱼船等），花钱找“维持会”的人把雷金莲救了出来。回家后，父亲交代雷金莲，让她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情。
雷金莲16岁就嫁了当地一户姓陈的人家。丈夫对她很好，但是七八年没有生小孩，雷金莲就提出了离婚。丈夫说要去领养一个，雷金莲劝丈夫再找一个能够生育的，她不想害了丈夫，所以就坚持跟他离婚了。后来，雷金莲又嫁到了月亮湖村的肖家，成为肖家丈夫的第二个老婆。雷金莲在肖家的堂兄弟里面过继了一个儿子，又把自己家里的侄女儿嫁过来当自己的儿媳妇。
现在雷金莲看到电视里的日本兵，听到日本人的声音都非常害怕。当雷金莲了解了寻访团的来意，她觉得正义的时刻要来到了。
107岁老人是最年长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一起在全国各地走访慰问在世“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今年已经是连续第6年。今年，团队在湖南调查新发现并确认了7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其中一位是来自湖南郴州的李秀青，生于1922年10月4日，湖南郴州嘉禾县石羔村人。当寻访团一行出现在她女儿家大门前，99岁的李秀青老人给大家行了个礼。因为父亲重男轻女，李秀青出生后就当男孩打扮。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李秀青大概16岁左右的一天，甲长保长带人到村里来抓壮丁，大哥闻讯连夜逃跑了。甲长保长知道他们家里还有一个，就带人把当时女扮男装的李秀青抓走编入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23师，在一次战斗中，李秀青左手掌被日军子弹击穿，伤愈后李秀青回到家乡，母亲不让她女扮男装了。1944年年底的一天，日军来到嘉禾县，李秀青跟着几个乡亲在前往李家村的路上被日本兵抓了起来。当天日本兵把李秀青和其他地方抓来的几个妇女关在坦坪镇的一栋青砖大房子里，轮流强暴。几天后，游击队及时赶到，把房门锁砸开将李秀青等几个妇女救了出来。
在湖南平江县，志愿者还找到两位不愿意公开身份的受害者，分别是生于1922年的姜奶奶（化名）、生于1924年的阳奶奶（化名）。姜奶奶曾被日本兵抓去折磨多日，后趁天黑撬开后窗从阁楼跳下，把右脚摔坏落下残疾。阳奶奶被日本兵关在当地被征用的祠堂里连续多日惨遭强暴，至今提及日本人还是浑身发抖。
此次新确认的7名受害者中，年龄最小的是生于1936年9月11日的易菊连，湖南长沙县金井镇人。她年幼丧母，由于战乱家庭十分困难。1944年初夏时节，日军最后一次来扫荡，易菊连拿着一床草席跟着父亲一起逃难，在长沙县王板洞遇到日军部队。当时有几个日本兵手里拿着枪威胁他们，嘴里说着“卜啰卜啰”，大概意思是“不许动”，还有“花姑娘不要跑”。父亲吓得不敢作声，眼睁睁看着易菊连被日本兵抓走。易菊连当时不到十岁，自己还没有一床草席高，就被几个日本兵强暴了。后来，日本兵将易菊连带到一个离家大约10多里的地方，关在一间房子里。她记得是一间茅草屋，窗户不坚固也不高。在那里每天都有日本兵对易菊连施暴，将她折磨得不成人样，造成终身不育。
此次新确认的7名害者中，年龄最大的是生于1915年10月的李淑珍，湖南平江县人。李淑珍过去很多年并没有将此事当作禁忌闭口不谈,而是常常对儿女说起过往，教育儿女不能忘记历史。日军侵略湖南平江时，李淑珍开始还和村民一起上山躲避，但日本兵并未进村扫荡。1944年，当日军第四次进犯平江时，时年29岁的李淑珍索性呆在家里不躲避了。但这一次日军真的来了，李淑珍想逃也来不及了，只能躺在床上装病。日军来到她家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她从床上抓走了，之后把她关押在山脚的屋子里。这间屋子原来是村里用做观察哨所之用，日军来了之后就当做临时据点。同时被关的，还有同村的七八名妇女。
2021年11月21日，记者跟随李淑珍的小儿子前往江家洞进行实地考察，一行人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来到当年日军关押李淑珍等当地女性的房子。老人口中原先的茅屋已经坍塌，但当时用石头垒造的地基仍存，如今的地基四周长满了荒草与杂树。
曾经在这间屋子里，日军对当地妇女实施性暴力。几天后，日军又把这些妇女转移到据点里进行侵害，稍有不满便拳脚相加，李淑珍在此期间被打伤了背部，后来因为身体承受不了继续蹂躏而被遗弃，家人发现后将她救回。如今同村已被抓走的妇女只剩下李淑珍一人健在，明年家人还准备给老人办108岁“茶寿”。
截至目前，中国大陆经认证在世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人数仅剩17人。她们至今都还在等待一个道歉！#勿忘1213#
【妈妈，我们等你回家】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医护人员成为勇往直前的战士。生活中，他们为人父母，内心柔软，孩子是心底永远的牵挂。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医二代”萌娃们一直在默默关注着奋战在一线的父母，小小年纪的他们自立、懂事，让人心疼。
“妈妈，我们想你了”
11月6日5时许，望了望还在熟睡中的两个宝贝，李玉芬和丈夫悄悄走出房门，在夜色中踏上了前往单位的路。
李玉芬和丈夫任海伟是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的双职工。李玉芬是体检中心的一名主管护师，得知医院紧急召集核酸采样人员的消息后，身为党员的她立即报名加入。当李玉芬和同事们集合时，任海伟正在和设备科的同事们为即将出征的队伍准备各种医疗物资。
8时许，李玉芬家中，8岁的任梓杰叫醒了妹妹，看家中爸妈不在，兄妹俩心里有些空落落的。“别怕，哥哥陪着你。”任梓杰为自己和妹妹热好牛奶和鸡蛋。吃过早饭后，两人按照妈妈的嘱咐，一人写作业，一人开始画画。
兄妹俩的午饭吃的是妈妈前一晚准备好的。
18时许，眼看着窗外天色越来越暗，5岁的任梓嫣忍不住趴在窗台上向外看去，可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父母的身影。情绪低落的她跑过去问哥哥：“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啊？”“快了，等会儿就回来了。”哥哥安慰说。
“咚、咚、咚……”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妈妈回来啦！”梓嫣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了，她急忙跑过去开门，不料，门口站着的是邻居李阿姨。
“梓嫣，刚才你爸爸打电话说他今晚要加班，回来要晚了。走，和哥哥去阿姨家吃饭。”
时针已经指向了22时，任梓杰熟练地帮妹妹洗漱后，两人上床睡觉了。此时，他们的父母还奋战在一线。
11月7日11时许，忙碌间隙，任海伟在手机上通过监控摄像头查看两个孩子的情况，没想到孩子不见了。他顿时慌了，赶紧给邻居打电话，“梓嫣爸爸，刚才你家孩子在厨房里炒西红柿鸡蛋呢，我已经收拾好了，中午和晚上就在我那儿吃，放心好了，你们忙你们的。”
得知这一消息的李玉芬内心五味杂陈。自从婆婆回老家扭伤了腰后，她和丈夫开始照顾两个孩子。孩子是娘心尖上的肉，第一次和孩子们分开这么长时间，说不担心是假的；远亲不如近邻，邻居总是在关键时刻帮他们一把。还有放弃休息的同事抽空到家里去看望孩子，不仅带孩子做了核酸检测，还给孩子做饭、买玩具，这些热心人的帮助让她和丈夫心生感激；孩子长大了，有了一定的自理能力，又让她感到欣慰。
11月8日中午，两个孩子一路蹦跳着来到了李玉芬所在的核酸检测采样点。为了看妈妈一眼，他们央求爸爸带他们到妈妈工作的地方做核酸检测。
“妈妈，我们想你了，你不在的时候，我的心里很难受。”“妈妈，你早点回家。”……兄妹俩你一言我一语，表达着对妈妈的想念。
穿着防护服的李玉芬此时早已是泪流满面，泪水浸湿了厚厚的口罩，她吸了吸鼻子，故作轻松地说：“妈妈也想你们，但是妈妈还要给更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和小朋友们做核酸检测，等全部做完了，妈妈就回家了。”
望着孩子们远去的背影，李玉芬想，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疫情很快就会过去的，回家的日子不远了。
“我是男子汉，我能行”
和李玉芬一样，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质控科的张秀梅，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张秀梅的丈夫是青海红十字医院的医生，今年3月，他随青海援布隆迪医疗队出征后，张秀梅独自照顾着8岁的儿子，3岁的女儿不得不由两家的父母轮流照看。
其实，在质控科工作以前，张秀梅是一名有着14年应急经验的专科护士，还是一名操作带教老师。面对疫情，她主动向领导请缨出战，考虑到她的家庭情况，医院领导没有同意。“你们就让我去吧，我有丰富的专业经验，这时候应该上一线。”她再三向领导请战，最终成为了医院核酸检测采样队的一员。
张秀梅原打算在自己外出工作时，让家住州县的母亲过来帮忙照顾孩子，没想到因为疫情的影响，母亲暂时来不了西宁，于是，她开始自己想办法。
临出发的前一夜，她做了足够孩子吃几天的饭菜，蛋炒饭、卤鸡腿、卤牛肉、焖面……她把这些饭菜分别装入保鲜盒中，用胶布做好标记后放入冰箱。给儿子交待好在家的注意事项后，她又给在西宁的表哥打了电话，让表哥和侄女抽空到家里照看儿子。
“妈妈，你放心去工作，我是男子汉，一个人在家可以的。”儿子的懂事让张秀梅心里酸酸的，但也很欣慰。也许是夫妻二人平时工作繁忙的缘故，儿子的自理能力和心理承受力比同龄人要强。而远在州县的3岁女儿也让她牵挂，“已经几个星期没见孩子了。”张秀梅哽咽了。
8岁的马睿独自在家写作业、看书、看电视，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张秀梅的表哥和侄女本想把孩子接走，但马睿说能照顾好自己。得知这一情况的同事们抽空给孩子打电话、做饭，热心的邻居也给孩子送去饭菜。
“因为疫情影响，还有很多一线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像我一样回不了家。在群众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这是一名医务人员的职责。”张秀梅说。
“多想让妈妈抱抱我”
这几天，5岁半的马安琪住在姥姥家。
晚上和妈妈视频时，小安琪告诉妈妈，昨天，小区里的阿姨带着她做了核酸检测，“我张大嘴巴，很勇敢，没哭哦。”
“真棒！妈妈这几天也给其他小朋友做核酸检测，他们也像你一样勇敢。”母女俩在电话中滔滔不绝。
安琪的妈妈是青海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主管护师韩璟，她是医院核酸检测采样队的一员。安琪的爸爸马明善是医院保卫科的工作人员，最近因为给各核酸检测采样点准备、分发物资，经常加班连轴转。自从西宁市主城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开始后，夫妻俩就没和女儿见过面。
11月8日下午，安琪让姥姥带她去找妈妈，“我想看看妈妈是怎么工作的。”得知下午韩璟所在的核酸检测采样点人比较少，姥姥便带着孙女过来了。
几天没见到妈妈了，安琪多想让妈妈抱抱她，但是她记得妈妈说过的话，没有跨过警戒线。
“妈妈，我好想你，你今天好像动画片里的暖心大白。昨天和你一样穿防护服的阿姨也给我做核酸检测。我很乖，你放心。妈妈我爱你，给你比心。”女儿稚嫩的话语瞬间让韩璟泪奔。
在疫情防控一线，还有很多这样的医护夫妻。当他们在战场上冲锋向前时，家人们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们。 （记者 贾忠英）
“妈妈，我们想你了”
11月6日5时许，望了望还在熟睡中的两个宝贝，李玉芬和丈夫悄悄走出房门，在夜色中踏上了前往单位的路。
李玉芬和丈夫任海伟是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的双职工。李玉芬是体检中心的一名主管护师，得知医院紧急召集核酸采样人员的消息后，身为党员的她立即报名加入。当李玉芬和同事们集合时，任海伟正在和设备科的同事们为即将出征的队伍准备各种医疗物资。
8时许，李玉芬家中，8岁的任梓杰叫醒了妹妹，看家中爸妈不在，兄妹俩心里有些空落落的。“别怕，哥哥陪着你。”任梓杰为自己和妹妹热好牛奶和鸡蛋。吃过早饭后，两人按照妈妈的嘱咐，一人写作业，一人开始画画。
兄妹俩的午饭吃的是妈妈前一晚准备好的。
18时许，眼看着窗外天色越来越暗，5岁的任梓嫣忍不住趴在窗台上向外看去，可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父母的身影。情绪低落的她跑过去问哥哥：“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啊？”“快了，等会儿就回来了。”哥哥安慰说。
“咚、咚、咚……”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妈妈回来啦！”梓嫣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了，她急忙跑过去开门，不料，门口站着的是邻居李阿姨。
“梓嫣，刚才你爸爸打电话说他今晚要加班，回来要晚了。走，和哥哥去阿姨家吃饭。”
时针已经指向了22时，任梓杰熟练地帮妹妹洗漱后，两人上床睡觉了。此时，他们的父母还奋战在一线。
11月7日11时许，忙碌间隙，任海伟在手机上通过监控摄像头查看两个孩子的情况，没想到孩子不见了。他顿时慌了，赶紧给邻居打电话，“梓嫣爸爸，刚才你家孩子在厨房里炒西红柿鸡蛋呢，我已经收拾好了，中午和晚上就在我那儿吃，放心好了，你们忙你们的。”
得知这一消息的李玉芬内心五味杂陈。自从婆婆回老家扭伤了腰后，她和丈夫开始照顾两个孩子。孩子是娘心尖上的肉，第一次和孩子们分开这么长时间，说不担心是假的；远亲不如近邻，邻居总是在关键时刻帮他们一把。还有放弃休息的同事抽空到家里去看望孩子，不仅带孩子做了核酸检测，还给孩子做饭、买玩具，这些热心人的帮助让她和丈夫心生感激；孩子长大了，有了一定的自理能力，又让她感到欣慰。
11月8日中午，两个孩子一路蹦跳着来到了李玉芬所在的核酸检测采样点。为了看妈妈一眼，他们央求爸爸带他们到妈妈工作的地方做核酸检测。
“妈妈，我们想你了，你不在的时候，我的心里很难受。”“妈妈，你早点回家。”……兄妹俩你一言我一语，表达着对妈妈的想念。
穿着防护服的李玉芬此时早已是泪流满面，泪水浸湿了厚厚的口罩，她吸了吸鼻子，故作轻松地说：“妈妈也想你们，但是妈妈还要给更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和小朋友们做核酸检测，等全部做完了，妈妈就回家了。”
望着孩子们远去的背影，李玉芬想，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疫情很快就会过去的，回家的日子不远了。
“我是男子汉，我能行”
和李玉芬一样，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质控科的张秀梅，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张秀梅的丈夫是青海红十字医院的医生，今年3月，他随青海援布隆迪医疗队出征后，张秀梅独自照顾着8岁的儿子，3岁的女儿不得不由两家的父母轮流照看。
其实，在质控科工作以前，张秀梅是一名有着14年应急经验的专科护士，还是一名操作带教老师。面对疫情，她主动向领导请缨出战，考虑到她的家庭情况，医院领导没有同意。“你们就让我去吧，我有丰富的专业经验，这时候应该上一线。”她再三向领导请战，最终成为了医院核酸检测采样队的一员。
张秀梅原打算在自己外出工作时，让家住州县的母亲过来帮忙照顾孩子，没想到因为疫情的影响，母亲暂时来不了西宁，于是，她开始自己想办法。
临出发的前一夜，她做了足够孩子吃几天的饭菜，蛋炒饭、卤鸡腿、卤牛肉、焖面……她把这些饭菜分别装入保鲜盒中，用胶布做好标记后放入冰箱。给儿子交待好在家的注意事项后，她又给在西宁的表哥打了电话，让表哥和侄女抽空到家里照看儿子。
“妈妈，你放心去工作，我是男子汉，一个人在家可以的。”儿子的懂事让张秀梅心里酸酸的，但也很欣慰。也许是夫妻二人平时工作繁忙的缘故，儿子的自理能力和心理承受力比同龄人要强。而远在州县的3岁女儿也让她牵挂，“已经几个星期没见孩子了。”张秀梅哽咽了。
8岁的马睿独自在家写作业、看书、看电视，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张秀梅的表哥和侄女本想把孩子接走，但马睿说能照顾好自己。得知这一情况的同事们抽空给孩子打电话、做饭，热心的邻居也给孩子送去饭菜。
“因为疫情影响，还有很多一线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像我一样回不了家。在群众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这是一名医务人员的职责。”张秀梅说。
“多想让妈妈抱抱我”
这几天，5岁半的马安琪住在姥姥家。
晚上和妈妈视频时，小安琪告诉妈妈，昨天，小区里的阿姨带着她做了核酸检测，“我张大嘴巴，很勇敢，没哭哦。”
“真棒！妈妈这几天也给其他小朋友做核酸检测，他们也像你一样勇敢。”母女俩在电话中滔滔不绝。
安琪的妈妈是青海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主管护师韩璟，她是医院核酸检测采样队的一员。安琪的爸爸马明善是医院保卫科的工作人员，最近因为给各核酸检测采样点准备、分发物资，经常加班连轴转。自从西宁市主城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开始后，夫妻俩就没和女儿见过面。
11月8日下午，安琪让姥姥带她去找妈妈，“我想看看妈妈是怎么工作的。”得知下午韩璟所在的核酸检测采样点人比较少，姥姥便带着孙女过来了。
几天没见到妈妈了，安琪多想让妈妈抱抱她，但是她记得妈妈说过的话，没有跨过警戒线。
“妈妈，我好想你，你今天好像动画片里的暖心大白。昨天和你一样穿防护服的阿姨也给我做核酸检测。我很乖，你放心。妈妈我爱你，给你比心。”女儿稚嫩的话语瞬间让韩璟泪奔。
在疫情防控一线，还有很多这样的医护夫妻。当他们在战场上冲锋向前时，家人们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们。 （记者 贾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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