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身边事##沈阳生活##沈阳新鲜事##沈阳新闻##沈阳分享##沈阳事儿##沈阳同城# 沈阳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初国卿
顾宁称得上是世家出身，我与其父母多有交往。他的父亲顾奎相先生，是著名史学家，曾任辽宁史学会会长，著述颇丰。世纪之交那些年，顾先生主持“辽海文化论坛”，力推“辽海文化”，卓有影响。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从《元史·洪福源传》等三条史料查到关于“沈阳”一词的记载，确定“沈阳”一词早在1233年就已出现，并由此考定“沈阳”一名并非如许多著述文章所谓“1296年取沈州之‘沈”与辽阳之‘阳’二字合成得来”，而是由我国自古以来地名形成的特定文化因素，即沈水之北故为“沈阳”而名。这一考证翔实且有说服力，由此为沈阳之名的来源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顾宁的母亲陈涴女士，曾是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多年从事清史和改革史方面研究，所著《中国古代改革史论》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改革通史专著，学界同仁誉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顾宁的外祖父陈光崇也是中国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在中国通史、隋唐史和史学史研究中多有建树，著述亦丰。出生在这样一个史学世家里，顾宁自然先天充盈。他以文学博士身份，主持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新闻学系，承继家传，在深入清代文化研究的同时，又着力新媒体文化论、中日媒体文化比较研究，其学术视野，又非父祖之辈可比。这样的家世和学养，自然为《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做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铺垫，同时也保证了这部著作不同凡俗的学术质量。
有清一代，沈阳文学不仅是盛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当朝文学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某种程度说，沈阳是清王朝文学艺术的策源地，同时又具备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个性特征。因此，沈阳地区的文学创作在清代文坛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1644年，清王朝首都从沈阳迁往北京，随着“从龙入关”大潮的涌动，清王朝的文化班底几乎都离开了沈阳，所以后来在北京成名的纳兰性德、铁保、唐英、纳兰常安、奕绘、英和、奎照、文康、顾春，包括《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人其实都是当年于沈阳“从龙入关”者的后代。而作为陪都沈阳，在清初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热闹过后的冷落甚至荒凉，在这个基础上重建的沈阳文学，自然有着不同于以往历史和其他地区的独特性，而作家群体的构成也就比较复杂，其文学创作有着较大的分野，具体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满族文学，二是流人文学，三是市井文学。顾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作家分别是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苗君稷，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纳兰常安，缪公恩，爱新觉罗·裕瑞，韩小窗，缪润绂，大致也包括了这三个方面。如纳兰常安、爱新觉罗·裕瑞是满族作家；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是流人作家；韩小窗、缪润绂（主要是《沈阳百咏》）的创作影响是市井文学。由此可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的作家有很强的代表性。
作家评传主要是记录作家的人生经历与作品内容、风格与成就。《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每位传主的文本约三万字左右，在这样短的篇幅内为一位作家立传，需要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与文字水平，需要大量的阅读和尽可能全面的材料支持。在这方面，顾宁自是当行。他对《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中所涉及的传主，无一例外地阅读了其全部作品，查阅了大量典籍，几乎遍阅传主的评论资料，从而让每一位作家的评传具有更丰富的生平内容，更翔实的生活背景，更深入的作品解读，更准确的艺术评价。
首先，作者充分掌握了“评传”的写作原则，通过叙述、描写兼考证，抓住写作对象的性格、命运等方面的主要特点，合理剪裁，突出重点，充分揭示传主特有的风貌。
在陈梦雷一篇中，作者重点叙述其在流放沈阳期间的所作所为，除编修《盛京通志》外，还注重被后世所忽略的《周易浅述》八卷，并给予高度关注：“此著作问世后，或许因其流犯身份并未引起当时学界的重视，今日辽沈学术界可能因为此书艰涩难读亦论及寥寥。笔者认为，认真研究这部著作，对研究陈梦雷和研究沈阳学术史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沈阳学术史领域，可以说此书是首部行世的学术专著，具有里程碑意义和价值，这是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发展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这样的叙述与评价，自然使陈梦雷一篇丰满而不失新意。
评传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对传主生平充分叙述的基础上，进行个人的审美分析与评价，这方面，顾宁自有其不凡之处。如在陈之遴、徐灿一篇中，对陈、徐夫妇二人一生坎坷、结局悲凉的命运有着独到的分析和评价：“陈之遴的人生轨迹，则未免有铤而走险、咎由自取的意味。或者再宽容一些说，出身‘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海宁陈氏的陈之遴生不逢时，身处朝代鼎革之际，使得其人格中重利轻义的一面，被放大到极致，其个人的悲剧，毋宁说是时代大悲剧的一个小小的分镜头罢了。”这样的分析十分中肯，也很有见地。
有价值质量的人物评价往往离不开精审的学术考证。在此书中，多有考证，如纳兰常安的生卒年，此前著述多说“具体生卒年不详”，顾宁根据清人李来泰《莲龛集》所写序文，得出常安的生年为康熙二十年（1681），卒年为乾隆十二年（1747），由此解决了常安的生卒年问题。同时还订正了流行本常安《沈水三春集》校注中的几十处错误，从中可见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次，依托于传，深入点评，运用议论的方式，对人物进行评价，借以表明作者的观点与态度。
传是评的基础，评是对传的深化和升华，如果一篇传记作品里没有恰到好处的点评，则顿显作品的空泛和无力。在这方面，《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将传与评结合得非常好，每一篇作品都是传中有评。如对常安文学成就的评价：“我们通过纳兰常安宏大的著作，可以清楚地了解，纳兰常安与其说是一代名宦，不如说是有清一代之文学大家。固然单纯就其文学灵感与名气而论，也许比之其同宗纳兰性德，乃至享誉清代的‘骈文八大家’‘桐城古文派’等略逊一筹，然而从其洋洋洒洒，博学典雅的文赋创作来看，实在是不遑多让。在此对纳兰常安的生涯与创作做一略传，冀望引起坊间方家之更多关注。”这是目前文学史上对常安文学创作成就最高也是最中允的评价。
其三是笔锋蕴涵情感，行文中适当融入作者自身的感受。如作者为陈梦雷所遭遇的不公呐喊道：“梦雷为此类书的编纂花费二十二年心血，就这样被雍正帝白白抢去，天理何在、公道何在！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任何封建权势都不可能永久掩盖历史真相。今天学界经过认真研究，以大量事实证明陈梦雷是《古今图书集成》的真正主编，是他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在这里，作者将自己的独特感受和审美情感渗透在传记的字里行间，从而使传主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和生动。
同时，顾宁作为沈阳地区著名大学的教授，尤其注重每位传主相关辽沈地域的文学创作，几乎每一篇都单列有反映辽沈地方的创作内容。如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建设的贡献；“留都十六景”对后来《陪都景略》《陪都纪略》中“留都十景”以及最终“沈阳八景”的影响；陈之遴的辽河诗；缪公恩的辉山、浑河、万泉诗；缪润绂的千山诗以及《沈阳百咏》的艺术成就和版本形成等，都有浓墨重彩的叙述与评价。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对传主的创作都有着深入浅出的诠释与鉴赏，尤其是采取同时期作家作品比较的方法，突显出传主的创作特色。如在分析裕瑞《暖炕》诗时，将同朝诗人袁枚和钱大昕的同题诗进行比对，别具一格。在鉴赏缪公恩《乌拉草》一诗时，则将缪公恩学生金朝觐和吉林诗坛领袖沈承瑞的同题诗作相印证，进行分析评论，读来饶有情致，颇具别趣。
《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恰到好处地记叙、议论、抒情，使传与评做到有机结合，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学术功力与创作才情。此书堪称沈阳地区近些年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一部难得的力作，值得认真阅读与典藏。
□初国卿
顾宁称得上是世家出身，我与其父母多有交往。他的父亲顾奎相先生，是著名史学家，曾任辽宁史学会会长，著述颇丰。世纪之交那些年，顾先生主持“辽海文化论坛”，力推“辽海文化”，卓有影响。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从《元史·洪福源传》等三条史料查到关于“沈阳”一词的记载，确定“沈阳”一词早在1233年就已出现，并由此考定“沈阳”一名并非如许多著述文章所谓“1296年取沈州之‘沈”与辽阳之‘阳’二字合成得来”，而是由我国自古以来地名形成的特定文化因素，即沈水之北故为“沈阳”而名。这一考证翔实且有说服力，由此为沈阳之名的来源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顾宁的母亲陈涴女士，曾是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多年从事清史和改革史方面研究，所著《中国古代改革史论》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改革通史专著，学界同仁誉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顾宁的外祖父陈光崇也是中国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在中国通史、隋唐史和史学史研究中多有建树，著述亦丰。出生在这样一个史学世家里，顾宁自然先天充盈。他以文学博士身份，主持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新闻学系，承继家传，在深入清代文化研究的同时，又着力新媒体文化论、中日媒体文化比较研究，其学术视野，又非父祖之辈可比。这样的家世和学养，自然为《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做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铺垫，同时也保证了这部著作不同凡俗的学术质量。
有清一代，沈阳文学不仅是盛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当朝文学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某种程度说，沈阳是清王朝文学艺术的策源地，同时又具备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个性特征。因此，沈阳地区的文学创作在清代文坛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1644年，清王朝首都从沈阳迁往北京，随着“从龙入关”大潮的涌动，清王朝的文化班底几乎都离开了沈阳，所以后来在北京成名的纳兰性德、铁保、唐英、纳兰常安、奕绘、英和、奎照、文康、顾春，包括《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人其实都是当年于沈阳“从龙入关”者的后代。而作为陪都沈阳，在清初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热闹过后的冷落甚至荒凉，在这个基础上重建的沈阳文学，自然有着不同于以往历史和其他地区的独特性，而作家群体的构成也就比较复杂，其文学创作有着较大的分野，具体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满族文学，二是流人文学，三是市井文学。顾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作家分别是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苗君稷，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纳兰常安，缪公恩，爱新觉罗·裕瑞，韩小窗，缪润绂，大致也包括了这三个方面。如纳兰常安、爱新觉罗·裕瑞是满族作家；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是流人作家；韩小窗、缪润绂（主要是《沈阳百咏》）的创作影响是市井文学。由此可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的作家有很强的代表性。
作家评传主要是记录作家的人生经历与作品内容、风格与成就。《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每位传主的文本约三万字左右，在这样短的篇幅内为一位作家立传，需要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与文字水平，需要大量的阅读和尽可能全面的材料支持。在这方面，顾宁自是当行。他对《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中所涉及的传主，无一例外地阅读了其全部作品，查阅了大量典籍，几乎遍阅传主的评论资料，从而让每一位作家的评传具有更丰富的生平内容，更翔实的生活背景，更深入的作品解读，更准确的艺术评价。
首先，作者充分掌握了“评传”的写作原则，通过叙述、描写兼考证，抓住写作对象的性格、命运等方面的主要特点，合理剪裁，突出重点，充分揭示传主特有的风貌。
在陈梦雷一篇中，作者重点叙述其在流放沈阳期间的所作所为，除编修《盛京通志》外，还注重被后世所忽略的《周易浅述》八卷，并给予高度关注：“此著作问世后，或许因其流犯身份并未引起当时学界的重视，今日辽沈学术界可能因为此书艰涩难读亦论及寥寥。笔者认为，认真研究这部著作，对研究陈梦雷和研究沈阳学术史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沈阳学术史领域，可以说此书是首部行世的学术专著，具有里程碑意义和价值，这是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发展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这样的叙述与评价，自然使陈梦雷一篇丰满而不失新意。
评传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对传主生平充分叙述的基础上，进行个人的审美分析与评价，这方面，顾宁自有其不凡之处。如在陈之遴、徐灿一篇中，对陈、徐夫妇二人一生坎坷、结局悲凉的命运有着独到的分析和评价：“陈之遴的人生轨迹，则未免有铤而走险、咎由自取的意味。或者再宽容一些说，出身‘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海宁陈氏的陈之遴生不逢时，身处朝代鼎革之际，使得其人格中重利轻义的一面，被放大到极致，其个人的悲剧，毋宁说是时代大悲剧的一个小小的分镜头罢了。”这样的分析十分中肯，也很有见地。
有价值质量的人物评价往往离不开精审的学术考证。在此书中，多有考证，如纳兰常安的生卒年，此前著述多说“具体生卒年不详”，顾宁根据清人李来泰《莲龛集》所写序文，得出常安的生年为康熙二十年（1681），卒年为乾隆十二年（1747），由此解决了常安的生卒年问题。同时还订正了流行本常安《沈水三春集》校注中的几十处错误，从中可见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次，依托于传，深入点评，运用议论的方式，对人物进行评价，借以表明作者的观点与态度。
传是评的基础，评是对传的深化和升华，如果一篇传记作品里没有恰到好处的点评，则顿显作品的空泛和无力。在这方面，《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将传与评结合得非常好，每一篇作品都是传中有评。如对常安文学成就的评价：“我们通过纳兰常安宏大的著作，可以清楚地了解，纳兰常安与其说是一代名宦，不如说是有清一代之文学大家。固然单纯就其文学灵感与名气而论，也许比之其同宗纳兰性德，乃至享誉清代的‘骈文八大家’‘桐城古文派’等略逊一筹，然而从其洋洋洒洒，博学典雅的文赋创作来看，实在是不遑多让。在此对纳兰常安的生涯与创作做一略传，冀望引起坊间方家之更多关注。”这是目前文学史上对常安文学创作成就最高也是最中允的评价。
其三是笔锋蕴涵情感，行文中适当融入作者自身的感受。如作者为陈梦雷所遭遇的不公呐喊道：“梦雷为此类书的编纂花费二十二年心血，就这样被雍正帝白白抢去，天理何在、公道何在！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任何封建权势都不可能永久掩盖历史真相。今天学界经过认真研究，以大量事实证明陈梦雷是《古今图书集成》的真正主编，是他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在这里，作者将自己的独特感受和审美情感渗透在传记的字里行间，从而使传主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和生动。
同时，顾宁作为沈阳地区著名大学的教授，尤其注重每位传主相关辽沈地域的文学创作，几乎每一篇都单列有反映辽沈地方的创作内容。如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建设的贡献；“留都十六景”对后来《陪都景略》《陪都纪略》中“留都十景”以及最终“沈阳八景”的影响；陈之遴的辽河诗；缪公恩的辉山、浑河、万泉诗；缪润绂的千山诗以及《沈阳百咏》的艺术成就和版本形成等，都有浓墨重彩的叙述与评价。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对传主的创作都有着深入浅出的诠释与鉴赏，尤其是采取同时期作家作品比较的方法，突显出传主的创作特色。如在分析裕瑞《暖炕》诗时，将同朝诗人袁枚和钱大昕的同题诗进行比对，别具一格。在鉴赏缪公恩《乌拉草》一诗时，则将缪公恩学生金朝觐和吉林诗坛领袖沈承瑞的同题诗作相印证，进行分析评论，读来饶有情致，颇具别趣。
《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恰到好处地记叙、议论、抒情，使传与评做到有机结合，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学术功力与创作才情。此书堪称沈阳地区近些年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一部难得的力作，值得认真阅读与典藏。
#高分电影#胡金铨高分电影《侠女》中的竹林歼敌桥段好在什么地方？
『侠女』作为胡金铨最为知名的作品，竹林歼敌这一段可以说是胡金铨电影美学的一个缩影。它的成功之处在于熟用并创用电影语言，突破了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构建了另一种形式的巴别塔，传达出了人类共通的情感。这种简明流畅的电影语言，使任何国家的观众都能感知到电影中的空间感、层次感和运动感，并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胡金铨可能是世界范围内最会利用特定场景构造电影意境的几位导演之一。无论是寺庙、客栈还是荒郊、山岭，是封闭的亦或是开放的场景。在他的处理下，不同角度的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总能安排得错落有致，建立在氛围营造上的剧情衔接也张弛有度。他对镜头的处理，不仅是对西方电影理论的实践，也融合了中国传统戏剧中表现人物动作和心理的手法。这种尝试从他拍摄『大醉侠』时就已经开始，在金燕子客栈制敌的桥段中，他就已经构造出了一个独特的电影空间。
这一次，竹林不仅是作为一个场景，满足了中国观众对于"侠"与"君子"的一种幻想，更本质上，是胡金铨探索电影表达的一种成功尝试。6分钟不到的影像里，胡金铨对观众情绪的拿捏控制非常精准：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层层推进，水到渠成。
——
从侠女一行出场到正面决战东厂高手的这个过程，可以很容易看出侠女的层次感和空间感。
在侠女尚未正面接触东厂高手时，摄影机通过观众视角和角色视角的几次反复转换，将观众的情绪锁定在主角身上。而在紧张的时刻，又故意延长表现主角观察和疑惑的镜头，而不是依照惯性马上切到他们观察到什么，从而增加了悬念。这是胡金铨在电影中经常使用的手法，在剪切时尽量保留/储蓄某一个镜头/行为的张力，甚至重复观察、奔跑等动作， 去扩大这种行为本身内在的张力。这种手法最更成功的应用可以参考『空山灵雨』中徐枫饰演的女飞贼和同伴入寺盗经那一段，那也是一段极致的视听享受。
在侠女将要正面接触东厂高手时，质朴的管乐渐渐转为有节奏的击打乐，音乐和画面渐渐调动起观众的紧张感。在一段动静结合的雀跃与追踪、奔跑与停立之后，主角发现护卫高手，觉察到自己已然腹背受敌。经过层层铺垫，这时短片终于进入第一个高潮。
这段高潮的镜头语言是这样的：先是巧妙的在构图里用两根竹子将主角“困”住，逼仄的空间将紧张感推到极致。
之后是一个全景，再切到各方人物的特写，背景音乐也在高潮处戛然而止——此时无声胜有声，气氛铺陈到一触即发的边缘。与之前的隐喻镜头形成呼应，在下一个近景镜头中，女主角走出了景框——冲破困境。简明而有力的镜头语言。由接触到决战，至此水到渠成。
在侠女与东厂高手决斗时，胡金铨用近景—远景—特写—远景，在主角—反派—配角—竹子之间反复剪切，用不同的景别形成的空间转换来表现决战的动感，用风声和竹叶摇动的隐喻蒙太奇来表达场面的意境。
这种表现意境的手法在乔宏饰演的高僧出现时更为成功——流光波影，佛指一现，使人一窥禅境。
如果将风声竹影的画面剪掉，那么胡金铨在表现打斗场面的手法上很像黑泽明早期拍摄的『姿三四郎』。黑泽明在表现柔道比试的紧张感时，就通过多次剪辑，不断变换比武的方位，不断用特写捕捉主角和观众的神情，让场面描写大于比武本身，而使得电影变得十分精彩。黑泽明当时可能也没有想到，胡金铨将爱森斯坦那一套本来用以传达政治隐喻的蒙太奇手法加入到这种动作场面的拍摄中时，会达到如此惊人的视觉效果。（参考『战舰波将金号』中的石狮子镜头。）胡金铨的这种手法后来被吴宇森在『喋血双雄』、侯孝贤在『刺客聂隐娘』中所效用。
——
再说『竹林歼敌』中的"运动感"，这是这段电影直观上最动人的地方。
首先是胡金铨用长焦镜头拍摄人物的奔跑动作。黑泽明电影惯用长焦镜头，比如在『七武士』中。但胡金铨用竹子作为背景，增添了人物的速度感，是一种巧妙和新颖的尝试。
这个桥段的运动感还体现在胡金铨喜欢用镜头中的前后景变化表现人物的"起落"。比如在决战最后，前景里东厂高手扶着竹子痛苦倒下，后景里女主角站了起来。这样的镜头类似于"打地鼠"，应该脱胎于传统戏剧，非常有动感。相似的手法在『龙门客栈』的开头也很明显：押运流犯的队伍走过之后，一个大远景的摇镜，镜头里像冒春笋一样地出现几个东厂追来的杀手。
当然最值得称道的，还是最后那个一招毙敌的极端剪辑。短短20秒里，胡金铨剪接了18个镜头。即使是这样，胡金铨却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着重表现了女主角那个蹬竹子的画面，让观众重新找到了焦点，并在接下来将画面的张力释放出来。整个剪辑犹如天马行空，绝杀过程犀利而又留有丰富的想象空间。那时候还没有华丽的动作设计，没有特效，胡金铨也没有夸张地去表现主角的“轻功”，仅仅是用蹦床和剪辑，形成了不亚于现在武打动作和特效的视觉刺激。
在这18个镜头中，胡金铨为了达到侠女“螺旋式上升”的效果，将人物从不同方向腾空跳跃的镜头剪到一起。见下图截选的部分。（左上为画面出现序号，右下为人物运动方向选取了其中几帧）。现实中人是不能实现这样连续的反方向的动作的，文字想象也不符合逻辑，但是电影可以实现这种效果。胡金铨用剪辑骗过了人类的眼睛，反而形成了视觉享受。
而在侠女飞跃而上、急冲而下刺杀敌人的过程中，胡金铨将本来应该是八格连续的胶片，只剪出四格连续在一起，达到了非同寻常的凌厉效果。
这样的方法在现在看来很容易，用剪辑软件可以很容易将电影里不想要的几帧去掉或是想要的帧剪辑在一起。但当时没有电脑，人们也认为普通八格镜头已经够短了。如果再将更短的镜头剪接在一起，人眼根本看不清，完全没有作用，这被认为是剪辑的“金科玉律”。胡金铨却大胆的突破了这一点，在当时没有电脑技术的情况下，用肉眼将这些简短的四格镜头剪接在一起。放眼全世界，他是第一个这样拍电影的人。
后来胡金铨凭借这项创意，获得戛纳电影节最高综合技术奖。影评人大卫·波德维尔评价《侠女》说：“如果爱森斯坦和黑泽明看到，相信也会羡慕不已。”这并非谬赞。
综上，高分之所以为高分，是因为过一年以后看，过十年以后看，过五十年以后看，它依然能够经得起时间和经验的推敲。『侠女』正是如此。这一段简明流畅的电影语言，来源于胡金铨匠心独运的镜头处理。即使面对世界一流的电影大师，胡金铨也不遑多让，甚至在许多地方展现出自己的独创性。胡金铨后来被李安称为中国第一位“电影作者”，名副其实。
『侠女』作为胡金铨最为知名的作品，竹林歼敌这一段可以说是胡金铨电影美学的一个缩影。它的成功之处在于熟用并创用电影语言，突破了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构建了另一种形式的巴别塔，传达出了人类共通的情感。这种简明流畅的电影语言，使任何国家的观众都能感知到电影中的空间感、层次感和运动感，并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胡金铨可能是世界范围内最会利用特定场景构造电影意境的几位导演之一。无论是寺庙、客栈还是荒郊、山岭，是封闭的亦或是开放的场景。在他的处理下，不同角度的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总能安排得错落有致，建立在氛围营造上的剧情衔接也张弛有度。他对镜头的处理，不仅是对西方电影理论的实践，也融合了中国传统戏剧中表现人物动作和心理的手法。这种尝试从他拍摄『大醉侠』时就已经开始，在金燕子客栈制敌的桥段中，他就已经构造出了一个独特的电影空间。
这一次，竹林不仅是作为一个场景，满足了中国观众对于"侠"与"君子"的一种幻想，更本质上，是胡金铨探索电影表达的一种成功尝试。6分钟不到的影像里，胡金铨对观众情绪的拿捏控制非常精准：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层层推进，水到渠成。
——
从侠女一行出场到正面决战东厂高手的这个过程，可以很容易看出侠女的层次感和空间感。
在侠女尚未正面接触东厂高手时，摄影机通过观众视角和角色视角的几次反复转换，将观众的情绪锁定在主角身上。而在紧张的时刻，又故意延长表现主角观察和疑惑的镜头，而不是依照惯性马上切到他们观察到什么，从而增加了悬念。这是胡金铨在电影中经常使用的手法，在剪切时尽量保留/储蓄某一个镜头/行为的张力，甚至重复观察、奔跑等动作， 去扩大这种行为本身内在的张力。这种手法最更成功的应用可以参考『空山灵雨』中徐枫饰演的女飞贼和同伴入寺盗经那一段，那也是一段极致的视听享受。
在侠女将要正面接触东厂高手时，质朴的管乐渐渐转为有节奏的击打乐，音乐和画面渐渐调动起观众的紧张感。在一段动静结合的雀跃与追踪、奔跑与停立之后，主角发现护卫高手，觉察到自己已然腹背受敌。经过层层铺垫，这时短片终于进入第一个高潮。
这段高潮的镜头语言是这样的：先是巧妙的在构图里用两根竹子将主角“困”住，逼仄的空间将紧张感推到极致。
之后是一个全景，再切到各方人物的特写，背景音乐也在高潮处戛然而止——此时无声胜有声，气氛铺陈到一触即发的边缘。与之前的隐喻镜头形成呼应，在下一个近景镜头中，女主角走出了景框——冲破困境。简明而有力的镜头语言。由接触到决战，至此水到渠成。
在侠女与东厂高手决斗时，胡金铨用近景—远景—特写—远景，在主角—反派—配角—竹子之间反复剪切，用不同的景别形成的空间转换来表现决战的动感，用风声和竹叶摇动的隐喻蒙太奇来表达场面的意境。
这种表现意境的手法在乔宏饰演的高僧出现时更为成功——流光波影，佛指一现，使人一窥禅境。
如果将风声竹影的画面剪掉，那么胡金铨在表现打斗场面的手法上很像黑泽明早期拍摄的『姿三四郎』。黑泽明在表现柔道比试的紧张感时，就通过多次剪辑，不断变换比武的方位，不断用特写捕捉主角和观众的神情，让场面描写大于比武本身，而使得电影变得十分精彩。黑泽明当时可能也没有想到，胡金铨将爱森斯坦那一套本来用以传达政治隐喻的蒙太奇手法加入到这种动作场面的拍摄中时，会达到如此惊人的视觉效果。（参考『战舰波将金号』中的石狮子镜头。）胡金铨的这种手法后来被吴宇森在『喋血双雄』、侯孝贤在『刺客聂隐娘』中所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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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竹林歼敌』中的"运动感"，这是这段电影直观上最动人的地方。
首先是胡金铨用长焦镜头拍摄人物的奔跑动作。黑泽明电影惯用长焦镜头，比如在『七武士』中。但胡金铨用竹子作为背景，增添了人物的速度感，是一种巧妙和新颖的尝试。
这个桥段的运动感还体现在胡金铨喜欢用镜头中的前后景变化表现人物的"起落"。比如在决战最后，前景里东厂高手扶着竹子痛苦倒下，后景里女主角站了起来。这样的镜头类似于"打地鼠"，应该脱胎于传统戏剧，非常有动感。相似的手法在『龙门客栈』的开头也很明显：押运流犯的队伍走过之后，一个大远景的摇镜，镜头里像冒春笋一样地出现几个东厂追来的杀手。
当然最值得称道的，还是最后那个一招毙敌的极端剪辑。短短20秒里，胡金铨剪接了18个镜头。即使是这样，胡金铨却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着重表现了女主角那个蹬竹子的画面，让观众重新找到了焦点，并在接下来将画面的张力释放出来。整个剪辑犹如天马行空，绝杀过程犀利而又留有丰富的想象空间。那时候还没有华丽的动作设计，没有特效，胡金铨也没有夸张地去表现主角的“轻功”，仅仅是用蹦床和剪辑，形成了不亚于现在武打动作和特效的视觉刺激。
在这18个镜头中，胡金铨为了达到侠女“螺旋式上升”的效果，将人物从不同方向腾空跳跃的镜头剪到一起。见下图截选的部分。（左上为画面出现序号，右下为人物运动方向选取了其中几帧）。现实中人是不能实现这样连续的反方向的动作的，文字想象也不符合逻辑，但是电影可以实现这种效果。胡金铨用剪辑骗过了人类的眼睛，反而形成了视觉享受。
而在侠女飞跃而上、急冲而下刺杀敌人的过程中，胡金铨将本来应该是八格连续的胶片，只剪出四格连续在一起，达到了非同寻常的凌厉效果。
这样的方法在现在看来很容易，用剪辑软件可以很容易将电影里不想要的几帧去掉或是想要的帧剪辑在一起。但当时没有电脑，人们也认为普通八格镜头已经够短了。如果再将更短的镜头剪接在一起，人眼根本看不清，完全没有作用，这被认为是剪辑的“金科玉律”。胡金铨却大胆的突破了这一点，在当时没有电脑技术的情况下，用肉眼将这些简短的四格镜头剪接在一起。放眼全世界，他是第一个这样拍电影的人。
后来胡金铨凭借这项创意，获得戛纳电影节最高综合技术奖。影评人大卫·波德维尔评价《侠女》说：“如果爱森斯坦和黑泽明看到，相信也会羡慕不已。”这并非谬赞。
综上，高分之所以为高分，是因为过一年以后看，过十年以后看，过五十年以后看，它依然能够经得起时间和经验的推敲。『侠女』正是如此。这一段简明流畅的电影语言，来源于胡金铨匠心独运的镜头处理。即使面对世界一流的电影大师，胡金铨也不遑多让，甚至在许多地方展现出自己的独创性。胡金铨后来被李安称为中国第一位“电影作者”，名副其实。
【歌唱大地的丰收——近观鲁剧】去年以来，由山东影视机构制作的电视剧《经山历海》《温暖的味道》《好雨知时节》等，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和一线省级卫视播出，掀起了一股收视热潮，为建党百年的荧屏盛会增添了一抹别样亮色，为广大观众带来了极为丰富的视觉享受和精神滋养。
观照现实，是鲁剧不变的选择
摆脱贫困、实现小康，是千百年来中华大地上亘古未变的梦想，这个梦想今天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变成了现实。在这个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无数“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历史事件，也涌现出大量“遍地英雄下夕烟”的人和事，注定被留在历史长河之中，被烙记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人们不会忘记，从改革开放以来，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有关“三农”工作的，里面是满满的关心关注和大量的真金白银，成为实现乡村脱贫奔小康的铺路石，助力千万个乡村实现从贫穷落后到富裕文明的“化茧成蝶”。人们更不会忘记，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坚持抓紧精准脱贫的同时，及时提出了“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强调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山东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一批又一批驻村第一书记来到偏远落后的村庄，他们不忘初心，扎根基层，勇担使命，成为脱贫攻坚的生力军；一个又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通过强班子、理路子、解难题、办实事，在摆脱贫困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一群又一群朴实又可爱的农村干部，勇于向压在他们头上的贫困宣战，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和汗水，扔掉贫穷落后的大帽子。这一桩桩、一件件、一幅幅，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不约而同地用温润的情感和表现手法来展现新时代的“乡村巨变”，用影视艺术歌颂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和三农政策，为我们呈现了丰富多彩、立体鲜活的新时代乡村人物图谱，也为当今的荧屏奉献了具有独特艺术魅力和生活气息的感人故事。
《经山历海》以乡镇干部为主角，反映了以吴小蒿为代表的基层党员干部带领楷坡镇百姓实现乡村振兴的故事。该剧把石屋村、安澜村、平湖村三个村情地貌不同、贫富差距悬殊的村子串联起来，彰显了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殊途同归。这是一部讴歌奋进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与使命，体现为民情怀、主动作为的实干与担当精神，有情怀、接地气、有笑有泪、打动人心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该剧导演杨亚洲说：“这部剧没有大道理，只有朴素的情感，这些剧中的人物完成蜕变，越来越像创作团队曾经采访过的那些干部、党员、群众，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对党的感情，都是真真切切的。”
《温暖的味道》则取材于齐鲁大地上千千万万个“第一书记”的鲜活现实，讲述了商报主编兼美食博主、“第一书记”孙光明带领后石沟村走向小康生活的故事，展现了后石沟村乡亲们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不断克服困难、探索新发展模式，进而奔向“最美乡村”的幸福之路。《好雨知时节》则讲述了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基层干部冯天蓝，受国家政策的吸引，主动选择回到老家苹果村，把村民团结起来共同发展高质量苹果种植，一步步带领乡亲们致富奔小康的故事。该剧反映了国家乡村振兴的大战略下农村的大变革，堪称一部浓缩的乡村振兴影像艺术史。
做有温度、有情怀的好作品
作为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他们抱持的是深深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关注的是活生生的乡村生活和人物，他们展现的是看似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现实生活。他们坚持用镜头记录和诠释新时代，用感人的真实故事作为创作素材，以深度契合农村生活的逻辑及艺术，创作出有情怀、接地气、有筋骨、有热度的优秀作品。
这些影视剧的共同特点是抱持严肃的创作态度，在深入生活中，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正如电视剧《经山历海》原小说作家赵德发所说：“深入乡村振兴一线，深入体察乡村振兴道路上的人物群像，敏锐捕捉时代新人中的典型人物，是我们创作者的使命担当。”于是，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就是饱含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感知着乡村的家常里短，演绎着生活的酸甜苦辣的新时代乡村图谱。
这三部剧都立足复杂的农村社会关注乡村建设中的现实矛盾与冲突，将新时代乡村变革记录下来，将新时代精神价值传达出来。特别是直面其中的矛盾和问题，反映了过程中的艰辛和复杂。比如，农村群众的思想观念不够解放，数百年遗留的家族矛盾、利益纠葛相互交织，经济发展条件各异等。和我们党的每一项事业一样，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它们既要跨越地理上的群山和大海，更要征服人生中的高山和巨浪。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价值所在、魅力所在，也正是鲁剧必须始终坚守的初心和原点。像《经山历海》既涉及乡村搬迁、暴雨救灾、安全生产等基层治理的普遍问题，又关注物价上涨、家庭情感等“琐碎小事”。剧中人物吴小蒿也正是不断在各种博弈和角逐中寻求新的平衡，展现了乡村建设的不易和艰难。正如编剧雷娟所言，“我们的创作是在经山历海，我们的国家何尝不是在经山历海？我们的乡村振兴就是这么一场伟大的变革。”而《温暖的味道》则真实反映了中国大多数乡村将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即如何让农民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之中，农村产业如何转型升级，如何使“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村民如何持久富裕，等等。主演靳东说：“我与这部剧的主创团队期待通过一个个充满温情的故事，能够与观众共同成长，并肩奋进，努力成长为‘中国精神’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时代精神’的创造者和普及者、‘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好雨知时节》中主人公冯久旺临危受命大刀阔斧发展现代农业、规模农业，合理布局乡村产业发展，把一个只有苹果的苹果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多元化、现代化的新农村。而冯久旺也在产业变革的乡村振兴中实现了个人抱负和价值，成长为一个优秀基层党支部的带头人。
可以说，这些剧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更深层次的是蕴含着乡村振兴中基层党建、干部成长、产业发展、生态农村建设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丰富内涵。
以工匠精神打造精品力作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提炼、升华和再加工。在这个过程中，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始终抱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不是简单地追求好看、好卖、好玩，而是力求真实地反映当前这一历史时期的乡村变迁，让广大观众从中了解乡村、认识乡村、深入乡村、热爱乡村。可以说，正是山东影视剧创作者的用心用情用力，成就了山东近期反映“三农”题材影视剧的好戏连台、异彩纷呈。
为了贴近乡村实际，《经山历海》导演杨亚洲与主创团队先后采访了120多位基层党员干部，倾听他们讲述内心的感受，将真实的素材融入故事之中；在剧本打磨阶段还邀请基层干部参与剧本的讨论，对每个细节都反复推敲，并在创作中力求真实，从而无限接近被采访者的灵魂。
在这些影视剧中，还反映和体现出了深厚齐鲁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山东是内陆农耕文化与海洋商业文化汇聚之地，优秀的齐鲁文化既拥有鲁文化的儒家价值观，同时蕴含着齐文化的经世济民和务实开放。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潜心挖掘齐鲁文化深刻内涵，用心解读齐鲁文化的基因和密码，让乡村振兴题材剧释放出感动人心的文化力量。《经山历海》中吴小蒿率真的性格潜隐着诚信仁义、经世济民等精神价值，《温暖的味道》表达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使乡村题材电视剧达到了兼具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的新高度。
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还巧妙地将党性和人民性融于创作之中，精心地处理宏观与微观叙事，以及“大”与“小”情感的关系。宏观视野是党领导下的乡村振兴这一大背景，微观则是具体的事件；“大”的是基层党员干部的为民情怀，“小”则是个人的生活、工作琐碎和个人成长。《经山历海》运用细腻的表现手法，通过点点滴滴的真实细节和鲜活的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的人物群像，在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中成就影视精品，让观众在润物无声中感悟党的思想伟力，体会人民至上的乡村振兴理念，在身临其境中产生心理上的共情。而《温暖的味道》则以温润人心的艺术手法，通过小故事阐述大道理，引发观众的认同与共鸣。特别是融入直播、民宿旅游、电商销售等时代元素，替代了传统涉农题材浓浓的泥土气息，以及农民泥裹裤腿、灰尘满衣的刻板印象，呈现出时尚、清爽的现代农民形象，塑造了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更贴近时代的新农民群像，充分展现了乡村新风貌。
用真心、诚心、匠心对待艺术和观众的创作者，社会、观众也会用热心、关心回馈他们。这几部电视剧诠释了涉农题材的主旋律电视剧，同样可以自然、清新、时尚，并能直抵人心。《经山历海》首周播出收视率达到1.078%，并一直稳居高位。《温暖的味道》平均收视率为0.495%，连续数周位列上星频道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率第一，更是收获了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可谓是鲁剧的“破圈”之作。《好雨知时节》尽管没有取得前两部剧的骄人战绩，但也获得了不凡的收视率和较高的观众认知度。这充分说明，影视创作只有源于生活，才能体现真情实感，才能击中观众最柔软的内心，获得人们在情感上的共鸣。
发挥“影视+”社会担当
艺术从来是高尚者的行为。作为影视剧创作者，尤其要从身边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发挥“影视+”的作用，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像影视剧中所展现的乡村景色和田园风光，让观众在愉悦追剧的同时，开始向往剧中的山山水水，追寻剧中可爱的人物。在每部剧热播的同时，都催生拍摄地及周边地区的文旅热。影视剧对农村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经山历海》拍摄地日照海洋美学馆，是一处同时拥有诗与远方的外景地。人们可在此面朝大海，倚栏听涛，枕浪而眠。海洋美学馆的游泳池、游乐场、帆船、沙滩、酒店、餐厅……随着该剧的热播，这些拍摄地都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地；直接带动了航海展览馆、美食餐厅、星空泳池、观澜咖啡、海边书院、儿童乐园、潜水探秘等特色旅游项目的火爆。
而《好雨知时节》的拍摄地栖霞市复兴村是三面环山、山清水秀的乡村，在该剧热播后也引来不少游人前来旅游。《温暖的味道》的热播更使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后石沟村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该剧拍摄的大槐树、明清四合院、谷仓、阳光超市等布景，让不少观众心生向往。凭借该剧的影响力，后石沟村举办了第一届乡村旅游文化节和乡村旅游开放日活动，接待游客1.2万余人，提升了村庄的知名度，坚定了村民发展“乡村影视+生态旅游”的信心。该剧还改变了后石沟村村民的思维和生产生活方式。村民通过出租自住房屋、参与群演等方式增收和致富，村集体仅场地使用费一年就能增收十几万元。后石沟村从山区腹地发展为乡村影视基地，这正是齐鲁大地乡村振兴的真实写照。《光明日报》对此评价说“引进一部剧，搞活一个村。”
观照现实，是鲁剧不变的选择
摆脱贫困、实现小康，是千百年来中华大地上亘古未变的梦想，这个梦想今天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变成了现实。在这个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无数“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历史事件，也涌现出大量“遍地英雄下夕烟”的人和事，注定被留在历史长河之中，被烙记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人们不会忘记，从改革开放以来，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有关“三农”工作的，里面是满满的关心关注和大量的真金白银，成为实现乡村脱贫奔小康的铺路石，助力千万个乡村实现从贫穷落后到富裕文明的“化茧成蝶”。人们更不会忘记，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坚持抓紧精准脱贫的同时，及时提出了“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强调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山东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一批又一批驻村第一书记来到偏远落后的村庄，他们不忘初心，扎根基层，勇担使命，成为脱贫攻坚的生力军；一个又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通过强班子、理路子、解难题、办实事，在摆脱贫困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一群又一群朴实又可爱的农村干部，勇于向压在他们头上的贫困宣战，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和汗水，扔掉贫穷落后的大帽子。这一桩桩、一件件、一幅幅，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不约而同地用温润的情感和表现手法来展现新时代的“乡村巨变”，用影视艺术歌颂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和三农政策，为我们呈现了丰富多彩、立体鲜活的新时代乡村人物图谱，也为当今的荧屏奉献了具有独特艺术魅力和生活气息的感人故事。
《经山历海》以乡镇干部为主角，反映了以吴小蒿为代表的基层党员干部带领楷坡镇百姓实现乡村振兴的故事。该剧把石屋村、安澜村、平湖村三个村情地貌不同、贫富差距悬殊的村子串联起来，彰显了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殊途同归。这是一部讴歌奋进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与使命，体现为民情怀、主动作为的实干与担当精神，有情怀、接地气、有笑有泪、打动人心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该剧导演杨亚洲说：“这部剧没有大道理，只有朴素的情感，这些剧中的人物完成蜕变，越来越像创作团队曾经采访过的那些干部、党员、群众，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对党的感情，都是真真切切的。”
《温暖的味道》则取材于齐鲁大地上千千万万个“第一书记”的鲜活现实，讲述了商报主编兼美食博主、“第一书记”孙光明带领后石沟村走向小康生活的故事，展现了后石沟村乡亲们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不断克服困难、探索新发展模式，进而奔向“最美乡村”的幸福之路。《好雨知时节》则讲述了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基层干部冯天蓝，受国家政策的吸引，主动选择回到老家苹果村，把村民团结起来共同发展高质量苹果种植，一步步带领乡亲们致富奔小康的故事。该剧反映了国家乡村振兴的大战略下农村的大变革，堪称一部浓缩的乡村振兴影像艺术史。
做有温度、有情怀的好作品
作为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他们抱持的是深深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关注的是活生生的乡村生活和人物，他们展现的是看似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现实生活。他们坚持用镜头记录和诠释新时代，用感人的真实故事作为创作素材，以深度契合农村生活的逻辑及艺术，创作出有情怀、接地气、有筋骨、有热度的优秀作品。
这些影视剧的共同特点是抱持严肃的创作态度，在深入生活中，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正如电视剧《经山历海》原小说作家赵德发所说：“深入乡村振兴一线，深入体察乡村振兴道路上的人物群像，敏锐捕捉时代新人中的典型人物，是我们创作者的使命担当。”于是，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就是饱含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感知着乡村的家常里短，演绎着生活的酸甜苦辣的新时代乡村图谱。
这三部剧都立足复杂的农村社会关注乡村建设中的现实矛盾与冲突，将新时代乡村变革记录下来，将新时代精神价值传达出来。特别是直面其中的矛盾和问题，反映了过程中的艰辛和复杂。比如，农村群众的思想观念不够解放，数百年遗留的家族矛盾、利益纠葛相互交织，经济发展条件各异等。和我们党的每一项事业一样，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它们既要跨越地理上的群山和大海，更要征服人生中的高山和巨浪。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价值所在、魅力所在，也正是鲁剧必须始终坚守的初心和原点。像《经山历海》既涉及乡村搬迁、暴雨救灾、安全生产等基层治理的普遍问题，又关注物价上涨、家庭情感等“琐碎小事”。剧中人物吴小蒿也正是不断在各种博弈和角逐中寻求新的平衡，展现了乡村建设的不易和艰难。正如编剧雷娟所言，“我们的创作是在经山历海，我们的国家何尝不是在经山历海？我们的乡村振兴就是这么一场伟大的变革。”而《温暖的味道》则真实反映了中国大多数乡村将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即如何让农民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之中，农村产业如何转型升级，如何使“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村民如何持久富裕，等等。主演靳东说：“我与这部剧的主创团队期待通过一个个充满温情的故事，能够与观众共同成长，并肩奋进，努力成长为‘中国精神’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时代精神’的创造者和普及者、‘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好雨知时节》中主人公冯久旺临危受命大刀阔斧发展现代农业、规模农业，合理布局乡村产业发展，把一个只有苹果的苹果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多元化、现代化的新农村。而冯久旺也在产业变革的乡村振兴中实现了个人抱负和价值，成长为一个优秀基层党支部的带头人。
可以说，这些剧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更深层次的是蕴含着乡村振兴中基层党建、干部成长、产业发展、生态农村建设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丰富内涵。
以工匠精神打造精品力作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提炼、升华和再加工。在这个过程中，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始终抱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不是简单地追求好看、好卖、好玩，而是力求真实地反映当前这一历史时期的乡村变迁，让广大观众从中了解乡村、认识乡村、深入乡村、热爱乡村。可以说，正是山东影视剧创作者的用心用情用力，成就了山东近期反映“三农”题材影视剧的好戏连台、异彩纷呈。
为了贴近乡村实际，《经山历海》导演杨亚洲与主创团队先后采访了120多位基层党员干部，倾听他们讲述内心的感受，将真实的素材融入故事之中；在剧本打磨阶段还邀请基层干部参与剧本的讨论，对每个细节都反复推敲，并在创作中力求真实，从而无限接近被采访者的灵魂。
在这些影视剧中，还反映和体现出了深厚齐鲁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山东是内陆农耕文化与海洋商业文化汇聚之地，优秀的齐鲁文化既拥有鲁文化的儒家价值观，同时蕴含着齐文化的经世济民和务实开放。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潜心挖掘齐鲁文化深刻内涵，用心解读齐鲁文化的基因和密码，让乡村振兴题材剧释放出感动人心的文化力量。《经山历海》中吴小蒿率真的性格潜隐着诚信仁义、经世济民等精神价值，《温暖的味道》表达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使乡村题材电视剧达到了兼具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的新高度。
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还巧妙地将党性和人民性融于创作之中，精心地处理宏观与微观叙事，以及“大”与“小”情感的关系。宏观视野是党领导下的乡村振兴这一大背景，微观则是具体的事件；“大”的是基层党员干部的为民情怀，“小”则是个人的生活、工作琐碎和个人成长。《经山历海》运用细腻的表现手法，通过点点滴滴的真实细节和鲜活的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的人物群像，在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中成就影视精品，让观众在润物无声中感悟党的思想伟力，体会人民至上的乡村振兴理念，在身临其境中产生心理上的共情。而《温暖的味道》则以温润人心的艺术手法，通过小故事阐述大道理，引发观众的认同与共鸣。特别是融入直播、民宿旅游、电商销售等时代元素，替代了传统涉农题材浓浓的泥土气息，以及农民泥裹裤腿、灰尘满衣的刻板印象，呈现出时尚、清爽的现代农民形象，塑造了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更贴近时代的新农民群像，充分展现了乡村新风貌。
用真心、诚心、匠心对待艺术和观众的创作者，社会、观众也会用热心、关心回馈他们。这几部电视剧诠释了涉农题材的主旋律电视剧，同样可以自然、清新、时尚，并能直抵人心。《经山历海》首周播出收视率达到1.078%，并一直稳居高位。《温暖的味道》平均收视率为0.495%，连续数周位列上星频道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率第一，更是收获了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可谓是鲁剧的“破圈”之作。《好雨知时节》尽管没有取得前两部剧的骄人战绩，但也获得了不凡的收视率和较高的观众认知度。这充分说明，影视创作只有源于生活，才能体现真情实感，才能击中观众最柔软的内心，获得人们在情感上的共鸣。
发挥“影视+”社会担当
艺术从来是高尚者的行为。作为影视剧创作者，尤其要从身边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发挥“影视+”的作用，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像影视剧中所展现的乡村景色和田园风光，让观众在愉悦追剧的同时，开始向往剧中的山山水水，追寻剧中可爱的人物。在每部剧热播的同时，都催生拍摄地及周边地区的文旅热。影视剧对农村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经山历海》拍摄地日照海洋美学馆，是一处同时拥有诗与远方的外景地。人们可在此面朝大海，倚栏听涛，枕浪而眠。海洋美学馆的游泳池、游乐场、帆船、沙滩、酒店、餐厅……随着该剧的热播，这些拍摄地都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地；直接带动了航海展览馆、美食餐厅、星空泳池、观澜咖啡、海边书院、儿童乐园、潜水探秘等特色旅游项目的火爆。
而《好雨知时节》的拍摄地栖霞市复兴村是三面环山、山清水秀的乡村，在该剧热播后也引来不少游人前来旅游。《温暖的味道》的热播更使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后石沟村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该剧拍摄的大槐树、明清四合院、谷仓、阳光超市等布景，让不少观众心生向往。凭借该剧的影响力，后石沟村举办了第一届乡村旅游文化节和乡村旅游开放日活动，接待游客1.2万余人，提升了村庄的知名度，坚定了村民发展“乡村影视+生态旅游”的信心。该剧还改变了后石沟村村民的思维和生产生活方式。村民通过出租自住房屋、参与群演等方式增收和致富，村集体仅场地使用费一年就能增收十几万元。后石沟村从山区腹地发展为乡村影视基地，这正是齐鲁大地乡村振兴的真实写照。《光明日报》对此评价说“引进一部剧，搞活一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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