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

药茶,它和气功一样,是我国传统医学预防保健的一种常见方式,药茶兼食用、药用价值于一体,既是日常饮品,又是治疗药物,在传统保健方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我国独有的一种饮食养生文化。药茶文化作为中医药学的重要分支,在我国医药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一、药茶的不同呈现方式
药茶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化,从早期的药茶同烹,到中期以茶为药,再到最后的炮制药茶成方代茶饮,药茶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地创新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药茶理论。

1、药物与茶同烹煮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对茶的性味就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了缓解茶的苦寒之性,选择用生姜、韭菜、薄荷等药物与茶一起烹煮成茶汤饮用,汉末期壶居士的《食忌》就记载了这种茶汤的烹煮方法:“苦荼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韭菜味甘辛,性温,与茶烹煮可以调和茶的苦寒之性,使之入口不伤脾胃。一直到了唐代,人们还一直在饮用这种茶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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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茶汤,就是药茶的一种表现形式,将辛温的药物与茶共同烹煮,正是因为人们对于茶之滋味爱之入骨,但是又惧其药性,所以才想出了这种药茶,既能使人享用到美味的茶汤,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养生保健作用。

2、茶作为药物入药

如上所述,关于茶的性味古人早就对其有了深刻的了解,虽然日常饮用对于体制虚寒的人来说是一种负担,但就就其药效来说茶也是一味良药。唐代陆羽所撰写的《茶经》就记载了茶作为药物的妙用:“茶之为用,味至寒……若热渴、凝闷、脑 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如宋代《太平圣惠方》书中就记载了八种“药茶诸方”,如治疗伤寒头痛壮热的葱豉茶方、薄荷茶方、石膏茶方等,在这些药茶方中,茶都是作为一味药物出现,可知茶入药的历史悠久。

早在唐朝时期,药学家陈藏器就曾提出了“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的观点,纵观各种医家典籍,其中提到茶的功效以及应用数不胜数,可想而知古人还是认为多饮用茶可以养生保健,由此可知,茶文化能在我国风靡数千年不是没有道理的。

3、药物代茶饮出现

除了以上两种药茶应用之外,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还发展除了另外一种药茶表现形式,就是药物代茶饮,即用药汤代替茶叶饮品作为日常饮品。

而在古代,药物代茶饮药茶文化的一种,在民间广为流传。将民间常见的中草药的叶、嫩芽等,用类似制茶的手法去制作,如宋朝时出现的槐芽茶方、皂荚芽茶方等,而清代太医院编修的《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中也记载了普济药茶等数首药茶方,甚至清朝时茶疗之风盛行,药茶还被做成丸剂、散剂、冲剂等多种剂型方便外出携带,使用时用茶水送服即可。

药物代茶饮作为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国古代人民的劳动智慧的结晶,既继承了前代药茶文化的精髓,又在继承中将传统发扬光大,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性。

二、药茶的发展演变历史
从汉唐时期的初始萌芽,到宋元时期发展壮大,再到明清时期的成熟兴盛,随着古代人民对药茶认识的逐渐深入,中国药茶先后出现了药食同源、以茶入药、药物代茶方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药茶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崇新改异,发扬光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药茶文化。

1、汉至南北朝时期: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

汉朝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中药文化的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了“以茶入药”的记载,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记载:“茶治便脓血,甚效。”但在这一时期,由于医药学家对于茶的认识不够深入,药茶仍出于“食药共用”的阶段,是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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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朝至南北朝七百多年里,药茶文化发展缓慢,至隋唐之前,人们通常是将茶与姜、韭、芫荽等食物一起烹煮成茶汤,着便是当时的药茶了,这种药茶既可以养生保健,也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当时还曾有人将这种药茶方做成商品出售,在三国时期魏人张揖所撰写的《广雅》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除此之外,在很多当时的医籍里都记载了茶的功用,如《本草·木部》记载:“茗:苦荼。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渴热,令人少睡。秋采之。苦,主下气消食。”再如《孺子方》中记载:“疗小儿无故惊蹶,以苦荼、葱须煮,服之。”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从汉朝之南北朝时期,茶仍是处于“药食同源”时候,对于茶的功用人们只是有了初步认识,并未有深入了解。

2、隋唐宋元时期:药茶文化的繁荣时期

从隋唐至宋元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市井文化逐渐成为社会的流行文化,医药学家对于茶的功效认识逐渐深入,茶开始成为药方中的君药,“药茶”一词也首现于宋代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中的“药茶诸方”一则。这一时期是药茶的繁荣发展阶段,虽然这一时期已有代茶方的出现,但是以茶入药仍是这一时期药茶的主要表现形式。

随着人们对于茶的药用价值有了深入的了解,开始将茶作为一味药物使用,在现存的隋唐宋元时期的典籍里,有很多关于茶的药用价值的记载,唐代医药学家陈藏器就对茶的治疗作用推崇不已,在他编写的《本草拾遗》中夸到:“诸药为诸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

而陆羽的《茶经》中也提到了茶的药用价值:“茶之为用,味至寒……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而关于茶的入药最广为流传的应该是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川芎茶调散,方中茶清为药引,可治疗外感风邪所致的头痛,至今仍是中医常用方剂之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使用价值。

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随着官修医书的不断出现,药茶也作为中药的分支被单独记录起来,如宋代太医院官修的《和济局方》中就有关于药茶的专篇介绍,可见药茶文化在隋唐至宋元时期已经进入繁荣昌盛阶段,并且对明清时期的药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明清时期:药茶文化的成熟时期

明清时期,由于前朝的影响,茶疗之风盛行,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社会各阶层都乐意接受药茶这一种养生保健方式,而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药茶逐渐商品化、平民化、普及化,加上这一时期中医药开始进入总结阶段,药茶文化也随之进入成熟阶段,药物代茶饮在这一时期逐渐成为药茶的主流表现形式,而药茶的剂型也随之增多,出现了丸型、膏型、散型等。

随着祖国传统医学分科的日益专业化、精细化,药茶文化也随之有了改变,各类药茶处方也开始因人而异、因人制宜,如合适老年人服用的“三子养亲汤”,适宜妇人服用的“四物汤”等,药茶成为明清时防病治病的重要手段。随着此时茶疗之风的广泛传播开来,大量行之有效的药物代茶饮方得到了广泛应用, 如午时茶、枸杞茶、姜茶、八宝茶、八仙茶、天中茶等,而这些代茶饮方还被记录进《随息居饮食谱》这一类生活记录用书中,言其可以“清心神,凉肝胆,涤热,肃肺胃。”

而在曹雪芹先生所著的《红楼梦》梦中就有妙玉沏老君眉茶 为贾母治酒肉伤脾胃停食的记载。而《慈禧光绪医方选议》书中记载慈禧热病咳嗽时曾饮用清热止咳代茶饮,光绪也常饮用药茶,如安神代茶饮、清肝聪耳代茶饮等。

从种种记载来看,药茶不仅出现在各种医籍和茶经中,还出现在了生活用书里,由此可知,在明清之际药茶文化的兴盛。从以茶为主,到茶药并重,再到以药替茶,药茶方剂的变化发展也说明了药茶文化在明清时期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三、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的药茶文化诞生于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中,它的出现,是基于中国古人对于养生的需要以及古人对于茶文化的喜爱,随着“不治已病治未病”理论的深入人心,使得古人发挥智慧将茶文化与药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联系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药茶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药茶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到了今天,随着治未病观念的逐渐普及,加上现代人因为饮食不调、起居无常,身体正气渐亏,身体常年处于亚健康状态,养生保健不再是中老年的专用词,年轻人中市场也很广大,而药茶具有的简便快捷、经济实惠的优点在年轻人保健市场中占据着优势地位,药茶文化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留传!

《寻味贵辣》第1集展示了丁宝桢的宫保鸡丁、辣子鸡、青岩鸡辣椒、水城和遵义羊肉粉、贵阳肠旺面(全林步行街旁边常年排队的那个南门口肠旺面)、六盘水烙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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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8周年 | 国之方略 厚泽津沽】 PM2.5年均浓度 降至39微克/立方米 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2021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 占全市规上工业 比重达到72.7%

  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 铁路1.5小时通达 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 已注册用户4836家 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 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

  天津市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全部开通 异地就医结算

  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 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 实施帮扶项目415个

  环保协同 绘就生态最美画卷

  京津冀山水相连、自然相近,因此生态环保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是提升京津冀三地民生福祉的最直接体现。

  8年来,京津冀三地不断打破行政区划界线壁垒,加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联合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不久,环保部在2014年7月份就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方案》,同年8月,北京与天津、河北及时跟进,分别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协议》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将生态环境保护提上了协同发展的日程。

  在此期间,京津冀生态环境部门不断健全协同机制,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进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推动危险废物联防联控联治,强化环境执法联动,推进法规标准协同。京津冀三地PM2.5年均浓度降至30—40微克/立方米范围内,其中,我市PM2.5年均浓度由“十二五”末70微克/立方米下降到去年39微克/立方米,协同治霾成效显著。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为推动林地、湿地、海岸线系统保护,加快构筑京津冀东部绿色生态屏障,天津大力实施“871”生态工程,包括875平方公里湿地升级保护、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建设、153公里海岸线严格保护。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内林地面积达到18.6万亩,林木绿化覆盖率接近25%,蓝绿空间占比提升到65%。随着工程推进,在“津城”“滨城”之间成长出一片城市绿洲。

  天津社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所副所长王会芝对记者表示:“‘871’重大生态工程让天津北部同北京通州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接,南部与雄安新区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连,全面融入京津冀生态环境体系,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产业协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产业协同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棋局上的关键一招,既是“当头炮”,也是“晴雨表”。

  8年来,天津深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除了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吸纳创新资源和优质产业,还主动向河北延伸产业链条,服务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同时推进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

  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空间站,被国人称为天空中最亮的“星”,其核心舱就是京津两地产业协同创新的成果。北京为核心舱提供研发设计等技术支撑,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负责制造和总装,这样的协同成果“圈粉”无数。

  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在大数据产业链上也在深度合作。作为国内核心信息基础设施领军企业的中科曙光,是国内服务器、存储、大数据一体机等计算设备的重要生产者,其大多数产品均由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基地制造。曙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研发中心在北京,生产制造、物流在天津,在河北落地多个项目,我们是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受益者。”

  近年来,天津立足自身优势,抓住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契机,充分释放企业发展潜力。统计显示,天津在2021年集中攻坚信创、高端装备等12条重点产业链,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7%。其中,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绿色石化、航空航天、轻工、信创、集成电路等8条产业链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

  面对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取得的累累硕果,未来京津冀产业协同如何实现新突破?

  据了解,《京津冀产业协同规划(建议稿)》已经编制完成,天津将在探索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新模式、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新业态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围绕北京创新链布局天津产业链,携手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汽车等重点产业链布局优化和上下游协同。

  引进来,落地生金;走出去,开花结果。随着产业协同不断深入,京津冀三地产业正在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交通协同 “轨道上的京津冀”跑出新速度

  初春,潮白河上的冰刚刚开化,北京通州和河北三河市燕郊隔河相望。多年来,住在燕郊的数十万北京上班族,每天都要“跋山涉水”。一条因行政区划藩篱,曾被期盼多年而无法对接的“断头路”,伴随着2019年跨越潮白河的燕潮大桥通车,终于被打通。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率先突破领域之一,交通一体化是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是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8年来,一条又一条这样的路被打通,京津冀居民共同的感受是──路好走了、通道多了、出行效率提高了。

  “从天津到北京30分钟,从天津到保定1小时,从北京到天津滨海新区1小时以内,从前开着车在三地跑,现在我更喜欢在轨道上坐车飞驰的感觉。”常年因工作奔走在京津冀三地的王明哲,拿出手机展示着自己的购票记录。

  8年来,在京津冀版图上,轨道网、公路网建设如火如荼,从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区域国家干线铁路建设持续完善,城际铁路建设加快推进,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铁路1.5小时通达,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津石高速通车,天津和石家庄之间结束“折线跑”历史,在张家口,京张高铁将冬奥小城崇礼拉入首都1小时通勤圈,“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基本成型;京津冀综合运输服务示范成果突出,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快速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大幅提高,通达能力和便捷程度显著增强,区域交通基本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交通一体化服务质量全面提高;京津冀作为全国区域协同发展改革引领示范区,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健全和完善协同发展机制,基本实现了“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为交通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实现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必须着力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骨干路网,打通交通经络,得益于京津冀三地的统筹协调、通力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开路先锋”率先突破,三地“手牵手”驶上新的“快车道”,跑出新速度。

  创新协同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在天津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清科环保”)的展览大厅,一瓶不起眼的“小氯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说起这款自主研发生产的“二氧化氯空气净化凝胶”,清科环保副总经理任立表示,这瓶小小“凝胶”背后串联起了京津冀三地一整套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2015年成立的清科环保几乎是伴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这8年一路走来的。“我们按照‘北京原始创新、天津研发转化、河北推广应用’的顶层设计,让市场需求和高校科研在这里‘握手’。”任立说,目前,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有30多家研究所、10多个产业化公司。“企业出题、研究所接单、高校支撑”,以市场驱动创新的“反向模式”形成了产学研链条的“双向促进闭环”,也促进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在天津诞生。

  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资源的协同。8年来,天津不断加大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建设力度,创新协同发展不断向深度广度拓展。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等创新平台陆续建成,聚集了一批国家创新人才、创新团队和高成长性企业。

  截至目前,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已注册用户4836家,其中京冀地区注册用户407家,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与此同时,三地创新创业资源也在进一步互通共享。天津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平台开通了“京津冀协同”专栏,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和“河北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建立链接,逐步实现三地网内资源同步。

  随着科技企业纷纷落户、高校院所联手创新、科技平台相继搭建,愈加完善的科技金融也在加速成果转化。据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副主任吕云飞介绍,“国投京津冀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目前已完成23个投资项目,投资额9.43亿元,撬动投融资7.2亿元。与此同时,注册资本11亿元的“京津冀(天津)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也已完成设立。一个创新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

  共建共享 打通公共服务壁垒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后是人与生活的“一体化”。无论是政务服务、教育、医疗、人才还是养老,这些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步伐加快,也让三地群众感受到“一体化”的便利。

  在滨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4台看似普通却“内心”强大的机器摆在了显眼的位置。尽管去年5月才投入使用,但自助终端能办理的事项可不少。其中,临时身份证明开具、驾驶证查询、不动产登记查询、社保查询打印、智能报税成为群众查询办理的热门服务。

  “随着北京、河北在天津落户的企业逐渐增加,跨省办事的问题愈发凸显。为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我们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政务信息联通共用,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便利化。”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说,首个“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投用后,179项北京政务服务事项和200项天津政务服务事项实现24小时自助办理。同时,在滨海新区各街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开设“跨省通办”专窗,300个政务事项实现京津冀“跨省通办”。

  京津冀协同发展8年来,教育、医疗、人才、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成效显著,一批重点公共服务工程项目陆续落地──国家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天津师范大学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训基地”近日正式启动,总建筑面积9.59万平方米,预计明年3月投入使用;三地合作成立智慧教育示范区北方联盟,天津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签约共建2个协同创新中心;天津9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与河北省40多家医院和北京市5家医院分别建立医学合作联盟;京津冀异地就医医保门诊联网直接结算覆盖天津市各级各类医院1013家,全市有住院结算的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全部开通了异地就医结算。同时,在人才、养老领域,全面落实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服务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实现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资格互认,高端外国人才办理来华就业手续和审查结果互认;探索跨区域养老新模式,开展跨区域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

  8年来,三地公共服务合作像涟漪一样,在协同发展的洪流中泛开波纹,把成千上万的个体纳入同心圆,互融、互通、普惠民生。

  对口帮扶 探索职教扶贫多元模式

  2021年6月,井月终于回到天津,这时距离他援派承德已近两年。赴承德前,井月担任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处宿管科科长。之后,他成为天津帮扶承德工作队的一员。结束对口帮扶工作时,井月已获得“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扶贫先扶教,扶教先扶师。就在井月前往承德的2019年,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承德项目师资班也在继续开班。2017年至2019年,这所大学为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216名骨干教师和管理干部进行了专业化、系统化培训。

  近些年,在支援建设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过程中,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探索出“理念输出、标准建设、分段培养、就业脱贫”的职教扶贫多元模式。这当中,以“1+1+9+N”为核心的“职教智志双扶”新理论则进一步丰富了脱贫攻坚的内涵。

  职教援建只是天津市对口帮扶河北省承德市的一个缩影。自2016年以来,天津市全面落实“1+4”框架协议,不仅创造出“智志双扶”“鱼渔兼授”等具有天津特色的帮扶模式,还走出了一条“广泛发动、整合资源、内增动力、外输外联、产业牵引、多层覆盖”的特色帮扶之路,为助力承德市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出了贡献。从天津市合作交流办获悉,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5个;选派帮扶干部人才382人次;引进产业合作企业41家,帮助17.1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增收;打造出“生态小滦河”“百万只肉羊基地”“水培蔬菜”“幽谷稻米”“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等一批品牌项目,助推天津市对口帮扶承德贫困县(市)全部提前摘帽。(记者 郝一萍 张兆瑞 孙翼飞 宁广靖 袁诚 韩启 照片由本报视觉部提供 区域交通圈示意图由市交通运输委提供)https://t.cn/A667BN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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